马克思哲学的三种形态及其历史命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三种论文,形态论文,哲学论文,命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呈现为不同态势：或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政治性，或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理性，或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性。由于只是抓住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某一因素、某一特性而对其他因素、其他特性注重不够，这往往就在一定意义上导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片面理解。究竟如何完整地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以何种理论框架清理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历程，已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我们认为：解决这一问题首先需要从弄清马克思哲学的真实的完整结构开始，因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创始人，马克思的哲学影响着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进程。
一、马克思哲学的大众形态、学术形态、政治形态的有机统一
问题是哲学之源。马克思主张用哲学方式研究“时代的迫切问题”。①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哲学批判要分析的正是那些重大的时代性问题。“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② 这启示我们，哲学视阈的问题不是任意的，而是具有极强的时代性和现实性。马克思的哲学探索发源于对他那个时代深层问题的追问，正是从问题出发，紧扣时代脉动，马克思哲学才成为哲学的典范。
马克思哲学分析和解决的“总问题”，是资本统治社会的逻辑，或者说是资本占有劳动与无产阶级的解放。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③ 这里，马克思提出了现代哲学的历史使命：消解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自我异化”，亦即资本占有劳动的异化劳动。为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劳动，马克思深入探究市民社会，并结合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状况，集中考察了国民经济学中的三个最基本范畴：资本、劳动、地租。由此发现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基本事实，即异化劳动；进而发现产生异化劳动的根源，即资本占有劳动。
马克思主张通过积极的共产主义实践扬弃异化劳动，为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他尖锐地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④ 工人的劳动受资本的奴役最沉重、最典型，因而，工人阶级的解放实质上就是劳动从资本的奴役中解放出来。1845年之后，马克思清醒地认识到，要实现工人阶级的解放，就必须分析揭示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创立一种关于工人阶级解放条件的理论。1846年马克思着手寻求揭示这些规律的方法即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运用这一方法与理论，深入研究他当时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对劳动的占有关系，揭示工人阶级被剥削的根源，寻求工人阶级解放的途径、手段和条件。《资本论》便是马克思研究资本统治或资本占有劳动问题的代表性著作。通过一系列分离关系如商品的两重性（价值与使用价值）、劳动的两重性（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国家的两重性（虚假与真实）和意识形态的两重性（批判与辩护）的深刻揭示，马克思得出了“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和“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结论。
马克思哲学从其产生起便形成了完整的形态。这里所谓的“形态”是指由哲学的主题、研究方法、核心内容、表述形式、涉指主体和运思方式所呈现出的哲学形象。马克思哲学具有相对独立的问题域、研究方法、基本内容、表述形式、涉指主体和运思方式。基于这样的界定，我们在相对的意义上，把马克思哲学区分为大众形态、学术形态和政治形态。
马克思的哲学首先是以大众哲学形象出现的。马克思大学毕业后去做《莱茵报》主编，便与现实生活有了大量接触。在与现实生活接触过程中，马克思认识到德国哲学的思辨特征，是不关心人民大众的生存境遇和发展命运。这时马克思形成了一种动因和信念：要跳出单纯研究理论问题的苑囿，深入到现实生活，去关注并维护劳苦农民大众的物质生产劳动和物质利益。在《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中，马克思曾对德国哲学提出批评：德国哲学“爱好宁静孤寂，追求体系的完满，喜欢冷静的自我审视”，它“不是通俗易懂的；它在自身内部进行的隐秘活动在普通人看来是一种超出常规的、不切实际的行为”。⑤ 较为清晰地呈现马克思哲学形象的，是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文章。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思想是：建立一种通过关注人本身来掌握群众的哲学，这样的哲学是无产阶级解放的“头脑”，而无产阶级是这种哲学的“心脏”。面对德国的现实状况，马克思指出：“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⑥ 这表明马克思开辟的哲学道路，首先是面向现实人的生活世界，尤其是无产阶级的生存世界的，是要为民众立言的。正由于此，1844年，马克思集中研究工人阶级的异化劳动问题，并把工人阶级的解放当作他哲学的一个主题与核心内容。于是马克思指出：“哲学家……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⑦ 既然哲学要成为无产阶级解放的头脑和精神武器，那就必须使哲学语言或形式大众化。这样，在1844之后，马克思的哲学语言有一个转换过程，异化等概念在马克思以后著述中的使用率就相对减少了（《资本论》除外。当然，异化概念使用率的减少不仅仅是出于语言通俗的考虑，更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原因，即早期的马克思往往把人本主义作为一种方法并以此来看待社会历史。唯物史观创立之后，马克思注重运用唯物史观的方法来分析社会历史，而作为人本主义的异化概念就使用的少了），代之而起的，是较多使用生活、物质生产、生产劳动、资本、剥削、阶级、社会生活条件、生存条件等概念。不仅如此，马克思还注重参加工人运动，强调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在晚年马克思的著述中，马克思在考察个人和社会的关系、资本和劳动的关系问题时，始终贯穿着“人民大众”这根红线。马克思哲学活动的方式，也集中体现为深入民间调研，关注大众切身利益问题，走入大众心灵世界，为大众提供现世智慧，且诉诸民众实践。
马克思又是一位理论哲学家。马克思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中，表达了从事真理研究职业的愿望。马克思大学毕业时曾经打算在大学谋得一个教师资格，虽未能如愿，但在后来的理论建构过程中，他善于从理论上言说哲学，他的哲学是以理论哲学形象出现的。在马克思那里，哲学与理论是内在统一的，“哲学的实践本身是理论的”。⑧ 要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就必须研究无产阶级的生存处境，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理论与现实的需要促使马克思深入研究大量有关文本、文献（读“文本之书”），深入工厂、现实进行社会调研（读“现实之书”），进入书房思考问题。马克思积极参加博士俱乐部，与老年黑格尔派、青年黑格尔派进行哲学辩论，马克思的大多哲学理论都是在与论敌的争论中确立起来的。马克思通过哲学观的变革，创立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系统地建立起了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理论。马克思理论哲学的形象是通过与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结合来映现的。马克思哲学的特点之一就是与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紧密结合，三者存在“互镜”的关系，其中马克思哲学主要是思想方法，政治经济学主要是分析构架，而科学社会主义主要是现实结论。离开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所开辟的哲学道路的真实意蕴，同样，离开马克思哲学，也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真谛。因此，“只有透过经济学的语句读出他内在的哲学思想，并透过哲学语句读出他内在的经济学基础，我们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⑨ 但就整体而言，“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来源并奠基于他的哲学成就”。⑩ 显然，在这里马克思转换了身份——作为一个严谨的学者，他具有厚实的学术积累，他深入细致地研究问题，创造性地建立了较为系统的哲学理论。由于他致力于哲学理论本身的学术探索，所以，概念、判断、逻辑推理、哲学分析和叙述、理论论战等，便构成马克思理论哲学的运思方式。
马克思也是一位政治哲学家，他的哲学蕴涵着丰富的政治哲学内涵。马克思注重用代表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哲学理论武装政党，掌握群众，以解决无产阶级政党由自发到自觉的转变问题，解决无产阶级政党如何组织和带领群众以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问题。马克思从哲学上言说政治、从政治上谈论哲学，提出：哲学是无产阶级政党观察世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哲学是无产阶级政党的行动指南；哲学的政治功能首要是武装无产阶级政党，掌握人民群众；“哲学是阐明人权的，哲学要求国家是合乎人性的国家”；(11) 以哲学理念为核心，来制定无产阶级政党的行动纲领；马克思也以政治活动家的身份运思哲学，从政治上关注德国劳苦农民大众的切身物质利益，关注政治与人民大众的关系。马克思十分注重研究黑格尔的政治哲学著作《法哲学》，批判黑格尔关于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政治哲学理论。马克思批评费尔巴哈的多谈自然少谈政治，认为政治与哲学联盟是“现代哲学能够借以成为真理的唯一联盟”。(12) 马克思还对青年黑格尔重宗教批判轻政治批判表示不满，强调要注重政治批判，注重无产阶级的政治解放。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解放必须具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用理论武装无产阶级，使其斗争由自发成为自觉；二是建立一个代表无产阶级根本利益且用无产阶级理论武装的政党。从1848年起，马克思参与了一系列政治活动，积极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而努力，并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提供哲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使哲学为无产阶级政党服务。
不可否认，马克思哲学的三种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三种形态各有其核心和特点，马克思在研究和阐释哲学时也各有侧重。但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马克思哲学的这三种基本形态构成了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完整结构，在本质上是统一的，且统一于哲学所要解决的“总问题”、基本方法论和人民大众的根本立场。这里的“总问题”就是前面所说的“资本统治社会的逻辑，或者说是资本占有劳动与无产阶级解放”；基本方法论就是马克思哲学三种形态用以分析问题的方法，这一方法是科学与价值的统一；根本立场指马克思哲学的三种形态所坚持的共同立场是实现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它是面向人民大众根本利益的世界观、方法论。
马克思在其哲学活动初期，最关注的就是人民大众的生存处境与发展命运，期望建立一种作为无产阶级解放“头脑”或“精神武器”的大众形态的哲学；这样的哲学必须通过分析和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通过分析工人阶级的生存境遇与发展命运建立起来，这就需要从理论上系统思考研究问题，用科学的理论来解释世界，建立起学术形态的哲学，以从理论上武装无产阶级；要实现无产阶级解放，还必须建立一个能代表无产阶级根本利益、且用为无产阶级立言的理论武装的政党，使这个政党来组织和带领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就需要确立起政治形态的哲学，以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基础。因此，只有把马克思哲学的“大众形态”、“学术形态”和“政治形态”作为一个有机统一体，才能完整准确地把握马克思哲学的精神实质，才能勾勒出马克思哲学的完整结构。
二、马克思哲学的大众形态、学术形态、政治形态之历史演变
这里所说的“历史”，既主要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流在苏联的演变进程，也主要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流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和中国改革开放前这一段历史中的演变进程。在马克思那里，哲学的大众形态、学术形态和政治形态是有机统一的。然而，在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这三种形态呈现出不同的演变，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离，即政治形态不断强化，学术形态没有获得相对独立性，且政治形态和学术形态一定程度上疏离大众，尚未真正赢得大众的认同。这些历史演变主要是通过马克思主义主要经典作家以及一些重要思想家对待这些形态的态度、方式及其结果体现出来的。
从应然性来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首先是面向大众的历史。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教科书中，一般来说，大众形态的哲学被不断强调，但没有在现实中真正建立起来。
哲学与大众的关联是理解马克思哲学本性和特质的关键。受18世纪法国启蒙学派的影响，以及家庭的熏陶和在《莱茵报》工作期间对德国现实的感受，马克思首先强调要建立一种面向人民大众的哲学，所以一开始他就从哲学立场和价值导向上强调，他所开辟的哲学是汇集人民精髓、为民众提供现世智慧、为民众立言的哲学。这是马克思哲学的首要本性。马克思坚决反对把自己的哲学当作“书斋里的学问”和“纯粹思辨的观念”，强调哲学要为人民群众所掌握，要尽可能使抽象晦涩的哲学理论通俗易懂。《资本论》作为工人阶级的“圣经”，就是写给每一位工人的。(13)
为实现工人阶级的解放，塑造社会主义一代新人，列宁十分重视马克思哲学的大众本性，他从通俗化角度强调其哲学的大众化。列宁哲学所关注的问题，不少是民众关心的、与民众根本利益相关的现实问题。列宁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写成“只向学术界吐露”的特别厚的书，倡导把深奥的哲学理论转化成简单明了的知识。由此，列宁把“最高限度的通俗和简单明了”当作党的思想理论工作的重要原则，把为平民大众提供革命理论当作自己最大的希望，并且亲自撰写不少简单明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文章，力求使自己的哲学论述和表达尽可能做到通俗易懂。如他所强调的： “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和简单明了（《Umschlag》）”。(14)
斯大林也注重马克思哲学中的大众性，主张对由马克思哲学发展而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给以简明扼要的阐释，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归结为几个结论。这样虽然有利于苏联共产党人的记忆、理解、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但同时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简单化了。
毛泽东从哲学应被人民群众掌握的角度反复强调哲学的大众性。他指出：“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15) 又说：“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6) 毛泽东反对把哲学仅仅当作哲学家在书斋里进行学术研究的对象，强调它应成为提高人民群众思想素质、提高人民群众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的武器和方法论。基于这种考虑，毛泽东倡导在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分析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时，要善于运用平民大众喜闻乐见的语言来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变成广大人民群众能够掌握和运用的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按其本性必须大众化。艾思奇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形态”的主要建立者。就此而言，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历史上的贡献是不可低估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0世纪30—40年代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艾思奇是绕不开的重要人物。艾思奇响应毛泽东的号召，一生致力于从哲学内容和形式等方面去开拓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新局面，写出了《大众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历史上写下了可喜的一页。
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家以及中国共产党人倡导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根本上是要求人们认识到，理论只要掌握群众也能变成物质力量。只有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才能真正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入人心，增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吸引力和凝聚力。然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虽然其大众性不断得到强调，但实际情况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形态没有真正确立起来，许多人并未真正认识到大众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本性，甚至认为哲学是少数人研究的学问，与平民大众无关，因而不重视甚至轻视大众形态的哲学；大众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教科书中没有应有的地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问题、方法、内容、形式和运思方式远离人民群众；大众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及其成果寥寥无几；大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望而生畏。如何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走近大众，就成为真正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形态的关键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也应当是研究者解读、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及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教科书中，学术形态的哲学在不同程度上得以显示。
马克思在系统深入研读“大众之书”、“文本之书”、“现实之书”的基础上，在对传统旧哲学实行革命变革的过程中，创立了以无产阶级解放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主题的理论哲学。
列宁为了避免犯狭隘经验主义的错误，十分注重哲学理论的建构，他也是一位理论哲学家。在针对时代性问题、关注工人阶级解放、研读经典、注重与论敌进行思想论战、运用哲学方法分析解决所关注的问题和为无产阶级政党奠定理论基础、哲学为政治服务等方面，列宁与马克思具有相似之处，但列宁哲学的学术形态与马克思哲学的学术形态也有所不同。在研究的问题上，马克思哲学着重面向现实人的生活世界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揭示无产阶级解放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方式，而列宁哲学着重探讨革命后落后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特殊规律与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道路；在哲学内容上，马克思哲学更侧重于唯物史观和人的理论，而列宁哲学更注重认识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人的理论虽有论述，但不够突出；在哲学表述与叙述方式上，马克思哲学比较注重理论建构自身的学理逻辑，列宁哲学更关注实践发展的逻辑，重视根据实践发展的逻辑谈论理论发展的逻辑；在哲学运思方式上，马克思哲学比较注重理论自身的建构，而列宁哲学主要是针对他那个时代的政治问题，并在与论敌的论战中，解释、完善、补充、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列宁哲学思想演进的四个时期，即从《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到《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简称《唯批》），经《哲学笔记》，再到晚年对“俄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体现着列宁在不同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史观、认识论、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独到的学理解读、补充完善和丰富发展。
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虽然存在某些局限，如过于强调哲学为政治服务，意识形态色彩过于浓重，但在学术方面也取得了不少积极成果。尤其是重视汲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最新成果，注重同世界各国哲学界开展学术交流，因而在宣传、普及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例如，凯德洛夫反对斯大林“原理加例子”式的体系论述方法，奥伊泽尔曼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研究，费尔谢耶夫和伊利切夫将哲学归结为人的问题甚至归结为人的实践活动，科普宁试图通过对人的问题的讨论来解释哲学基本问题，认为哲学反思的对象是“主体—客体”关系问题，以及弗罗洛夫的人学研究、生态问题研究等，均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形态的一种积极探索。正如聂锦芳教授通过细致的文本研究后所指出的：“当时年青一代的哲学家是从研究和掌握在官方哲学中所没有的某些问题开始其哲学生涯的。通过对当代科学、哲学史和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深入分析，许多哲学问题的内容和范围获得了很大的丰富和扩展。如科学哲学和方法论、人的综合研究和人道主义问题、价值问题和对科学知识的评价等等，就是从那时开始得到深入广泛的研究的。”(17)
毛泽东研究哲学的主要目的是为分析解决当时的中国问题提供方法论、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提供理论基础、为广大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思想武器。毛泽东虽不像马克思、列宁那样致力于哲学的学理研究，但其哲学思想也蕴涵着丰富的学理内容。毛泽东哲学主要研究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过程中出现的重大理论、现实问题，集中体现为针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及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新情况，研究以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以对立统一为核心的唯物辩证法，以社会基本矛盾为中心内容的唯物史观。毛泽东的哲学研究方式，既有解读、发挥性的，如《实践论》便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作学理解读、发挥的代表作；也有丰富、发展性的，如《矛盾论》就包含许多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学理性阐述；还有运用性的，如《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分析中国矛盾问题的代表作。
李达、杨献珍的哲学也不乏与政治有关的内容，但比较注重从学理上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形态方面有他们的贡献。李达注重从学理上系统阐释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他的作为“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教科书”的《社会学大纲》，注重用科学的宇宙观和历史观武装人民的精神，用科学的方法指导实践。他的《现代社会学》是一部从学理上全面系统阐述唯物史观的著作，就其论及问题的广泛性和内容的深刻性而言，代表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唯物史观的理解所能达到的水平。与杨献珍直接相关的“三次哲学大讨论”虽然与政治有关，但主要是从学理上入手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正统化与教条化的意义上，可以看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一个分支。他们批评一些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仅仅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意识形态的倾向，主张根据新的文本、新的实际和新的思想资源从学理上重新诠释马克思、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从学理上研究并补充、完善、发展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形态。对此，有人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远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政治形态，也有人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学术关心政治，具有强烈的介入精神，还有人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具有大众化特征。究竟如何恰如其分地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贡献，仍然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
虽然学术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存在，并有一定的创新和发展，但相对独立的学术形态的哲学理论体系尚没有完整、明晰和系统地建立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哲学研究者不是长期专门从事系统学术研究的哲学家，难以提出系统的原创性理论体系，且多侧重运用哲学解释、论证既定的理论。这虽然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必要的，但是远远不够的。
应当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还是伴随政治的发展而发展、且为政治服务的历史。然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及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教科书中，由于过于强调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几乎被看做是政治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史，政治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受到高度重视，但却没有真正深入人民群众的心灵世界。
马克思力求建立一种为无产阶级立言的哲学，用以武装无产阶级政党，进而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哲学为政党政治服务，政党政治为无产阶级解放服务，是马克思“无产阶级解放——哲学理论——政党政治”逻辑链条和框架中的必然环节，也是马克思哲学的政治表达。
列宁注重从革命和建设两方面使哲学为政治服务。列宁的哲学研究大多是为解决政治领域的问题、且针对党内政治斗争和思想论战而展开的，其根本目的之一，是统一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因此，列宁特别注重哲学思想斗争背后的政治立场、政治利益和政治斗争，注重为政治斗争提供哲学武器。列宁的时代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可用三个基本事实来说明那个时代的本质特征：世界历史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帝国主义矛盾的激化促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由此酝酿着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内部出现了修正主义，它们用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修正马克思主义哲学。当时的俄国既面临着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实现社会主义的时代任务，也面临着从哲学上反对党内修正主义、诡辩论与总结自然科学新发现和革命经验教训的理论任务。这样的时代背景要求列宁集中探索三大政治问题：无产阶级革命，落后俄国向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以及创立新的认识论和辩证法，为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提供理论基础。列宁哲学活动经历的四个历史时期，都分别与党内政治斗争息息相关。一是第一次实行俄国革命时期，列宁的主要代表作《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重点阐述和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研究“俄国是否应该发展资本主义”这一政治问题。二是革命转入低潮时期，列宁的主要代表作《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针对布尔什维克党内消极思想的政治影响，把阐述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认识论放在首位，以此来捍卫布尔什维克党的理论基础，实现党在思想上的统一，维护党的团结。这里，列宁把哲学理论问题看成是关系俄国革命事业全局的重大政治问题。在《唯批》中，列宁强调要善于识别某些哲学家复杂思想背后的政治面目，善于分析一切重大哲学思想斗争和争论背后的政治背景以及阶级立场。列宁强调的哲学的党性原则，实质上是强调哲学思想斗争背后的政治斗争，重视为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提供哲学理论武器。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准备时期，列宁的主要代表作《哲学笔记》，重点研究和运用唯物辩证法，为判明时代和战争的性质、为无产阶级制定新的战略和策略提供哲学方法，为与第二国际的一切思想体系实行决裂提供理论武器，为俄国十月革命提供理论准备。四是向社会主义工业化过渡时期，这一时期列宁著述的重点是运用历史辩证法，结合俄国国情，探索和开创落后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一重大政治课题。(18)
毛泽东更加注重哲学为政治服务。这集中体现在毛泽东运用哲学方法所研究的问题大多是政治问题，如《论持久战》解决的是战争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解决的是党内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问题，《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解决的是政治生活中的矛盾问题；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大多是针对党内政治论战、为统一党内思想认识而提出的，例如《论持久战》是针对战争中的冒进主义（急性病）和悲观主义而写的，《实践论》、《矛盾论》是针对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而著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针对党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而论的；毛泽东哲学比较注重哲学的意识形态性，如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共产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等。
由上看出，马克思哲学的政治形态在其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进程中不断得到强化，且几乎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主流，但由于它无论在内容、形式，还是语言、传播方式等方面，还缺乏应有的感染力、吸引力，要真正深入大众心灵，仍然任重而道远。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形态、学术形态、政治形态在当代中国的命运
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三形态”某种程度上处于相对分离的状态，尚未达到真正的统一。由此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认同危机、学术认同危机和政治认同危机的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不断地得到倡导。邓小平从学习效用的角度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性，指出：“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19) 胡锦涛同志从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吸引力以及宣传普及的角度，强调不断“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其中包括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来是最朴实的道理，是人民大众所需要的、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但在实际生活中，常有人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很深奥，不容易理解和把握，难以真正达到预期效果。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满足人民大众的精神需要，才能真正掌握人民大众，才能深入人心，在中国扎根、开花、结果，从而保持、增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吸引力和凝聚力。
但是，中国哲学理论工作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化、大众化方面还做得远远不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形态并没有真正确立起来。这种状况集中表现在：学术界对大众关心的问题关注和研究不够，人民大众的生存境遇、发展命运与精神世界问题没有真正进入哲学视阈；哲学研究的内容要么是“文本”，要么是“政治生活”，要么是“当代西方哲学”，人民大众的生活世界和心灵世界没有成为专家学者研究的基本内容，人民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没有完全汇集在哲学中；研究者乐于在书斋读文本之书，重视读政治生活之书，偏好读当代西方哲学之书，而对人民大众的实践之书、生活之书和心灵之书读得不够；研究者们提出了不少新的政治理念和学术思想，但对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人民群众生动活泼的实践经验与生存智慧做哲学总结、提升不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充满学术话语、政治话语、西方话语，但通俗易懂的大众话语严重缺失。要言之，虽然我们在政治上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形态”，但总体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更多的是专家学者的专利，这在一定程度上疏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本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形态未真正建立起来。究其原因，一是学者的工作和研究方式往往是学院式的、远离大众的；二是评价研究成果价值的尺度仅仅是“学术含量”、“学术水准”和“学术影响”，不包括对民众的影响。有必要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化、大众化绝不是庸俗化，而是既要改变语言表达方式，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以通俗易懂的表现形式，更要把“人民大众关心的问题”引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视阈，使仅由少数人理解掌握的哲学变成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发挥指导作用的思想理论。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发挥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就必须大众化，而“不应该是哲学家们的‘盛宴’，更不应该是哲学家个人的私语和独白”。(20)
改革开放以来，针对仅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一种意识形态的倾向，不少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者力求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性”，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门学问或学术来进行研究。20世纪90年代，一些学者就提出“思想淡出，学术凸显”，批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学术性不强，研究水准不高，其成果经不起时间和学理检验。应当承认，在“体系哲学”的束缚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确实存在被简单化、教条化以至政治化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功能也被片面化和单一化了。为此，他们力图走出意识形态和政治化的“困境”，回到学术层面，强调学术研究的相对独立性，甚至主张回归学术、放逐现实，对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世界采取一种逃避的态度。于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界出现了一种“文本解读”和“对话研究”的热潮。
应当肯定，“文本解读”和“对话研究”在细致挖掘、整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率先以科学精神对马克思哲学文本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做了深度学术解读，再现了马克思哲学的“新”形象，从而获得了判断以往各种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对错得失的学理评判权和进一步发展马克思哲学的学术思想资源，为揭示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当代意义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学理基础，因而有其学术贡献。质言之，从“学术形态”研究并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克服了仅仅从政治形态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局限，有助于人们较为全面、客观地看待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科学的学理支持。
但从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进程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形态未得到健康发展：一是理论界的主流依然过于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政治服务，对学界的研究成果吸收不够，最终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形态的确立；二是一些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政治形态”和“大众形态”重视不够，没有充分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就是以哲学方式全面而深入地批判和把握现实，进而为广大人民群众立言，为有利于人民大众的政治提供合理有效的服务，其后果是哲学远离现实，远离大众，远离政治。
需要指出的是，一些学者逃避现实、政治和大众，是因为存在种种顾虑：或者认为研究现实不是学术，不愿研究；或者认为研究现实触及政治，不敢研究；或者认为哲学不解决现实问题，不必研究；或者研究现实困难重重，不去研究；或者找不到哲学研究现实、政治和大众的合理有效路径，不会研究。实际上，学术性与现实性是统一的，离开学术性，现实只是经验层面的现实，而不是哲学层面的现实；离开现实的学术则只是一种抽象思辨，而不是具有真实思想和对现实具有积极意义的学术。马克思说过，“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21) 因此，如果只注重学术诉求而疏离现实、政治与大众，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注定是没有生命力的，其合法性也会受到置疑。让哲学走进现实与政治、走进大众生活是哲学获得生命力的关键。因此，哲学研究者应以哲学方式研究现实，超越现实并引领现实。
在中国，政治领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为破除思想障碍、确立党的思想路线而得到强调的，是为了解决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根本性问题而加以运用的，是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加以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政治服务的功能比较明显。但也存在着需要进一步关注的问题：其一，有的学者过于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政治性，而忽视其科学性，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条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为政治服务？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政治有着某种天然联系，其存在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在于它为政治服务；但是过于强调哲学为政治服务，以政治、行政手段裁决哲学，则会消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学术性和相对独立性，其结果对哲学与政治都是有害的。因而，如何正确理解、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政治性与科学性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政治形态如何进一步取得学理上的科学支持，还有待深入研究；其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强调从政治哲学理念上注重以人为本，可以说是从政治哲学上面向人民大众的马克思主义。但由于缺乏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主体队伍，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赢得人民大众的广泛理解和认同，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依然任重而道远。
总之，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三形态”的统一则三者相辅相成，反之则三败俱伤。如果大众形态不能得到政治形态和学术形态的支持，就难以真正实现；如果学术形态疏离政治形态和大众形态，就会失去合法性和生命力；如果政治形态脱离学术形态和大众形态，就会失去学理支持和大众认同。不能满足大众需要、实践需要、国家需要，且抓不住事物根本、不能说服群众、不能转化为现实力量的哲学，迟早要被历史终结。今天，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形态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人，学术形态的主体是专家学者，但是，大众形态的主体相对缺失，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呼吁“回到马克思”，应回到“三形态”相统一的马克思哲学。那么，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如何推进这三种形态的结合？
我们认为这一结合的总体思路、方法和路径是：首先，哲学研究工作者要跳出过去仅从单一形态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局限，确立一种新的马克思哲学观，重新从结构、整体、协同、生态等视角对马克思哲学进行学术形态、大众形态和政治形态的解读，注重三者间“三位一体”、“彼此映照”的关联性，以勾勒出马克思哲学的完整形态，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从认识上解决不同研究主体必须且愿意实现三种形态结合的问题。
其次，哲学研究工作者应具备合理的知识结构和思维结构，既要深入现实，全面了解人民大众的生存世界与生活境遇，又要全面准确把握执政党的政治理念与执政方式，还要具有丰富深厚的学理积累，依据“三形态”的有机统一来重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以解决不同的研究主体实现“三形态”结合的理论素养即“能力”问题。
再次，哲学研究工作者须明确“三形态”结合的方向、目标，寻求共同关注的“总问题”、共同遵循的基本方法论和共同坚持的根本立场，以解决不同研究主体“在何处结合”的问题，并选择三种形态的结合点，以解决“如何结合”的问题。我们认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执政的核心理念是以人为本，政治形态的哲学必须关注以人为本；而以人为本首要是以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为本，大众形态的哲学也必须关注以人为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主题和追求目标是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学术形态的哲学无疑要关注以人为本。这样，建构“以人为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便成为三种形态的一个基本结合点。
最后，国家应积极倡导并鼓励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专家学者投入大众哲学研究领域，把执政党的思想体系和专家学者的哲学学理转化为人民大众可以理解、接受和掌握的精神食粮，让哲学从书本和政治中走出来，深入人民大众心灵世界，掌握人民大众，以解决实现“三形态”结合的“主体”问题。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00页。
④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1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19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5、16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19-220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5页。
⑨ 孙承叔：《经济学与哲学：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内在轨迹》，《学习与探索》2009年第1期。
⑩ 汤姆·洛克曼：《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卡尔·马克思的哲学》，杨学功、徐素华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年，中译本前言，第4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25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3页。
(13) 参见《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页。
(14) 《列宁全集》第3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467-468页。
(15) 《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23页。
(16)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页。
(17) 聂锦芳：《国外四位“马克思学家”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江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18) 参见《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37页。
(19)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2页。
(20) 陈先达：《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现实的方式》，《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44页。
标签：哲学论文; 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无产阶级政党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形态理论论文; 资本论论文; 列宁论文; 工人阶级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