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世纪汉语方言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语论文,述评论文,方言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32（2002）01－0091－10
汉语方言的调查和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周秦时代，就有派使者到民间采集民谣、方言词语的制度。扬雄的《方言》作为汉语方言学史上第一部著作，其方法的科学以及材料的准确，都是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然而，由于封建正统观念对方言俚语的轻视，使得重视活语言、重视实地调查的科学方法和观念没有为后人很好地继承。因此，在晋代之后的一千数百年间，汉语方言研究虽有成绩，但却远未得到充分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方言研究在研究的目的、方法、材料方面，必须另外寻找出路，才能取得真正的进步。
始于20世纪初的国语运动，致力于推广汉民族的共同语——国语，为此首先需要了解汉语方言的基本情况。此外，“五四”运动以前北京大学的歌谣调查研究活动，也促进了汉语方言调查的开展。由于歌谣调查要求调查者能够记录，并且理解基本意思，因此，对于方言地区的歌谣的调查，首先就要了解当地的方音。由此拉开了现代方言调查的序幕。1924年，北京大学成立了方言调查会，提出编绘方言地图，调查方言的语音、语法、词汇，调查移民史，从方言考证古音，调查国内少数民族语言等7项任务。但是，由于调查人员、经费等原因， 方言调查会的研究计划没有开展起来。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该所在语言学方面确立了以方言调查为中心的研究计划。自1928年至1940年，该所先后组织了八次大规模的方言调查，调查了两广、陕南、徽州、江西、湖南、湖北、云南、四川等地的方言。这些调查的成果，不仅在于取得了比较准确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更重要的是取得了经验，培养了调查队伍。在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方言调查以前，清华学校于1927年组织了吴语调查，由此产生了我国第一部现代汉语方言学的经典著作《现代吴语的研究》。在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以前这一段时间里，其他学者的方言调查、研究论著也是有较高水平的。此外，20年代赵元任在清华国学院开设过方音学和中国现代方言课；30年代，岑麒祥在中山大学开设了方言调查课，还发表了《方言调查方法概论》。这些，对汉语方言学人才的培养起了重要的作用。
1956年，为推广普通话，国务院发出了《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也于1956年和1957年发出了《关于汉语方言普查的联合指示》和《关于汉语方言普查的补充通知》，对方言调查工作做出了具体规定。为此，从1956年起，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举办了普通话语音研究班，由丁声树、李荣、吴宗济、周殿福、徐世荣等著名学者主讲，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为方言普查工作以及后来的汉语方言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方言组还在丁声树、李荣的带领下，自1955年至1959年在中央民族学院、中央团校、张家口、昌黎等地做了全国方言基本情况的初步了解和专门调查，调查成果体现在《方言和普通话丛刊》和《昌黎方言志》上。另外，丁声树、李荣还整理、编撰了《方言调查字表》、《方言调查词汇手册》、《汉语方言调查简表》、《汉语方言调查手册》、《方言调查词汇表》，对方言调查工作起了示范和指导作用。与此同时，1955年，袁家骅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设了汉语方言学课，主持、指导了《汉语方言概要》和《汉语方言字汇》的编写工作。可以说，语言所和北大中文系是五六十年代方言调查研究的两个重要单位，在人才培养和方言调查的指导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在这一阶段，共调查了1800余个市县的方言材料，撰写调查报告近1200份、学习普通话手册320余种， 出版了《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河北方言概况》、《四川方言音系》等著作及多篇论文，还有《安徽方言概况》等多种内部出版的论著。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编辑出版了八辑《方言与普通话集刊》。所有这些，都为此后进一步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1979年2月，《方言》杂志创刊。 这是世界上第一本专门研究汉语方言的学术刊物。《方言》杂志为汉语方言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据统计，20年来，该刊共发表各类文章约650篇， 不仅刊登了大量方音研究的文章，同时对方言语法和词汇也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后两类文章的总数约占全部文章的三分之一以上，这对改变汉语方言研究重语音、轻词汇和语法的情况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此外，《方言》杂志在汉语方言研究的某些领域，如连读变调、分布及特点、分区及归属、新老派关系，等等，均起到了示范和倡导的作用，促进了方言研究向深层次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许多大学相继开设了方言学课，有的成立了专门的方言研究部门，为方言学研究培养了更多的人才。另外，汉语方言学的学术团体也纷纷成立。1981年11月，全国汉语方言学会成立。此外，山东、山西、天津、广东、湖南等省市也成立了各自的方言学会。目前，全国汉语方言学会已举办了10次学术研讨会，加强了方言学者间的学术交流；各省的方言学会也举行了多种学术活动，并且着重开展各省的方言调查，对于各地方言的广泛调查、搜集与深入开掘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以地域划分的学术活动之外，按汉语方言种类划分的研讨会也层出不穷，比如粤方言研讨会、闽方言研讨会、客家方言研讨会、吴语研讨会、官话方言研讨会、晋语研讨会、双语双方言研讨会、东南方言语法比较研讨会等等，还出版了多种论文集，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汉语方言研究水平的提高。
随着方言研究人员的增加、资料的丰富和水平的提高，许多重要研究课题逐步开展。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作编制了《中国语言地图集》。其中，汉语方言部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负责。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李荣主持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编写工作、侯精一主持的现代汉语方言音库编制工作、贺巍和张振兴主持的汉语方言重点调查工作等等，都体现了当代汉语方言研究的成就。
一、方言语音
在现代，方言语音的调查和研究，是汉语方言学史上起步最早、成就最大的一个领域。这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现代汉语方言调查是从采集民间歌谣开始的，采集者为了更好地研究歌谣，首先面对的是记录歌谣的方音，因而必须加以研究。第二，任何一种汉语方言，其主要特点首先是表现在语音方面的。因此，研究一种方言，显然先要从语音系统入手。第三，到20世纪时，汉语音韵学研究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它与从西方传入的现代语音学相结合，在方音调查与研究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而现代的第一代汉语方言学者一般都有很高的汉语音韵学和现代语音学修养。由于上述三个原因，所以汉语方音的调查和研究一开始起点就很高。
1927年清华学校组织的吴语调查，产生了中国现代汉语方言学的第一部经典著作《现代吴语的研究》（1928）。本书共6章，作者以4章的篇幅详细研究了吴语的语音，描写了33个调查点的语音情况，分析了语音特点，并且与中古音作了对比，使古今语音的变化趋势得到明晰的反映。本书为现代汉语方音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对后来的方音研究起到了示范作用。
在1949年以前，方言学者进行了多次以汉语方音为主的调查，比如历史语言研究所组织的8次方言调查， 并且产生了《湖北方言调查报告》（1948）、《关中方音调查报告》（1954）、《云南方言调查报告》（1969）、《湖南方言调查报告》（1974）、《四川方言调查报告》（1984）（后4种是后来整理出版的）等著作。此外， 陶燠民《闽音研究》（1930）、赵元任《钟祥方言记》（1939）、罗常培《厦门音系》（1930）和《临川音系》（1940）、黄锡凌《粤音韵汇》（1941）、董同龢《华阳凉水井客家话记音》（1948）等著作，都在方音的调查研究方面各具特点，各有侧重，取得了较大的成绩。这一时期还发表了多篇方音研究的论文。
20世纪50年代中期全国汉语方言普查工作开展以来，以汉语方音的调查成果最为丰富。方言普查的成果包括：《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1960）等侧重于方音的方言概况，另有甄尚灵《成都语音的初步研究》（1958）、王世华《扬州话音系》（1959）、四川大学方言调查工作组《四川方言音系》（1960）、孟庆惠《安徽方音辨正》（1961）、宋学等《辽宁语音说略》（1963）等等论著。此外，这一时期还有王福堂《绍兴话记音》（1959）、詹伯慧《潮州方言》（1959）、郑张尚芳《温州音系》（1964）等一批高质量的论文，反映了当时汉语方音的研究水平。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方言》杂志的创刊，汉语方音的研究首先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在最初阶段，《方言》杂志倡导了连读变调的研究，先后发表了李荣《温岭方言的连读变调》（1979）、吕叔湘《丹阳方言的声调系统》（1980）、许宝华等《新派上海方言的连读变调》（1981～1983）、谢自立《苏州方言两字组的连读变调》（1982）等一批文章，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此外，在近20年中，汉语方音的研究在音系、同音字汇、语音特点等基本研究范围之外，还较广泛地涉及了文白异读、变韵、内部差异、分音词、儿化韵、语法词汇对语音的影响等方面，促使汉语方音研究向深入细致的方向发展，从而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这一阶段还有一些汉语方音研究专著，如高葆泰《兰州方言音系》（1985）、吕叔湘《丹阳方言语音编》（1993）、汪平《苏州方言语音研究》（1996）等。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关于方言有声资料的录制和研究，使汉语方音的研究领域进一步得到拓展。比如，1984年，日本东方书店出版了由钱乃荣发音的《上海话会话》录音磁带。90年代，侯精一主持了现代汉语方言音库的编写录制工作。该项目拟收40个方言点的语音资料，每份音档录有语音系统、常用词汇、构词法举要、语法例句、长篇语料等五部分内容，另附以该方言概述及其所在方言区记略。本项目选点科学，不仅对当前的语言教学、研究有重要价值，对后代读者来说，这份直观、准确的方言样本也是十分宝贵的。目前，该项目已基本完成。
在古汉语方音的考证方面，有关学者也做过很多研究，如林语堂《燕齐鲁卫阳声转变考》、《周礼方音考》（均1933），王力《三百年前河南宁陵方音考》（1927），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1933），周祖谟《宋代汴洛语音考》（1943）等。其中，《唐五代西北方音》运用从敦煌发现的5种汉藏对音资料， 研究了唐五代时期西北方音和五代时期敦煌的方音特点等问题。虽然为资料所限，本书的一些结论有可以讨论之处，但相比较而言，它在研究方法上给人的启示，其意义却显得更为重要。1949年后，有关论著有胡明扬《三百五十年前苏州一带吴语一斑》（1981）、邵荣芬《明代末年福州话的声母系统》（1985）、鲍明炜《六朝金陵吴语辨》（1988）、丁启阵《秦汉方言》（1991）等等论著。
近二三百年来，西方的传教士和语言学家撰写了相当多的关于汉语方言和语言学的著作，这批著作对于研究近二三百年来汉语方言的历史面貌与演变情况无疑是一项重要的史料。可惜的是，这批重要史料迄今还没有得到全面、深入的发掘和利用。在二三十年代，林语堂、罗常培等学者曾对这方面的资料做过研究。近年来，海外学者杨福绵的《罗明坚、利马窦〈葡汉辞典〉所记录的明代官话》（1995），游汝杰的《西洋传教士著作所见上海话的塞音韵尾》（1998），是研究这类资料的新的成果。周同春《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所藏近二三百年西儒关于汉语方言和语言学的书目》（1992），对这方面的资料做了搜集和整理工作。
20世纪20年代实验语音学的引入，使汉语方音的研究增加了科学、直观的手段。1924年，刘复出版了《四声实验录》，本书是国内第一部研究声调的实验语音学著作，共研究了12处汉语方音的声调。本书在实验语音学理论与方法的介绍方面，在汉语声调的研究方法上，对后来的汉语方言研究有深远的影响。此后，王力《博白方音实验录》（1931）和赵元任、罗常培早年的一些汉语方言调查，都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80年代以来，这类研究成果有林焘、 王理嘉等《北京语音实验录》（1985），林茂灿、颜景助《北京话轻声的声学性质》（1980）、《北京话三字组重音的声学表现》（1988）等等。
二、方言语法
汉语方言语法的研究起步是比较晚的。1949年以前，研究汉语方言语法的论著少之又少。其中，最著名的是赵元任《北京、苏州、常州语助词的研究》（1926）一文。此文是现代汉语方言学史上第一次运用现代语言学方法系统研究汉语方言语法的论著。
汉语方言语法研究的普遍开展，是在全国汉语方言普查之后。1956年7月，在青岛举行的语法座谈会上， 丁声树曾指出：“希望在研究普通话语法之外也有人研究各地方言的语法。研究方言语法可以扩大我们的眼光，加深我们的认识，使我们更能从语言本身考虑问题，不为文字所限。”（齐东1956：40页）1960年12月，在全国汉语方言普查工作基本完成之后，丁声树进一步指出：“方言研究如果只偏重在语音调查一个方面，那就是很不够的。汉语方言的词汇、语法也必须做系统的调查研究，才能更好地为推广普通话、汉语规范化服务，才能为语文教学和汉语史研究提供更翔实的参考资料。就是对于语音方面许多问题，如儿化、轻声、连音变化等等，也需要通过词汇、语法的深入研究，我们才能得到比较全面的了解。也只有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三方面都经过了系统的调查研究，我们才能弄清楚汉语方言的全部面貌，才能把汉语方言学建立在一个比较稳固的基础之上。”（丁声树1961：5 页）1960年出版的两部方言学著作《汉语方言概要》和《昌黎方言志》，对各有关方言的语法特点做了一定的分析，对后来的方言语法的系统研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另外，在五六十年代，还发表了一批方言语法论文，如黄伯荣《广州话补语宾语的词序》、《阳江话的几种句式》等（1951～1966），胡明扬《海盐通园方言的代词》（1957 ）和《海盐通园方言中变调群的语法意义》（1959），詹伯慧《粤方言中的虚词“亲、住、翻、埋、添”》（1958），张成材《商县方言动词完成体的内部屈折》（1958）、金有景《苏州方言的方位指示词》（1962），等等。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20年中，汉语方言语法研究有了较大进展，不仅出版了高华年和李新魁等的两部《广州方言研究》（1980、1995）、许宝华、汤珍珠主编《上海市区方言志》（1988）等较为详细地研究各有关方言语法的著作，还出版了如钱乃荣《上海话语法》（1997）、项梦冰《连城客家话语法研究》（1997）等一些有深度的方言语法专著，及多种高质量论文集，如胡明扬主编《汉语方言体貌论文集》（1996）、伍云姬主编《湖南方言的动态助词》（1996）、施其生《方言论稿》（1996）等等。此外，汉语方言语法研究的论文，无论质量还是数量，都有很大提高。特别是朱德熙《北京话、广州话、文水话和福州话里的“的”字》（1980）、《潮阳话和北京话重叠式象声词的构造》（1982）、《汉语方言里的两种反复问句》（1985）等系列文章，是方言语法研究的重要成果。
1996年，黄伯荣主编了《汉语方言语法类编》。本书对20世纪90年代初以前的汉语方言语法研究论著，做了比较全面系统的分类、整理工作， 对数十年来汉语方言语法研究做了初步的总结。 本书汇集了全国250多个方言点的500余份比较重要的方言语法资料，分为2500余个条目，是研究汉语方言语法的一份重要资料。
三、方言词汇
汉语方言词汇的研究，是本学科中研究历史最为悠久的一个分支。扬雄《方言》可以说开方言词汇研究的先河。在20世纪初，传统方言词汇研究的著作仍有不少。例如，章炳麟《新方言》和《岭外三州语》（1911），张慎仪《续方言新校补》、《方言别录》、《蜀方言》（20世纪初），孙锦标《南通方言疏证》（1913年），罗侃云《客方言》（1913），黄侃《蕲春语》（1936），翁辉东《潮汕方言》（1944）等等。其中，《新方言》以音义互证方法，主要考证了汉语方言中的本字和语源，是同类著作中成就和影响最大的一部。
从现代方言学的角度看，方言词汇研究是晚于方音研究的，罗常培《中国方音研究小史》（1934）曾认为，当时的方言研究，存在轻视词汇研究的现象。但是与其它分支相比，方言词汇研究也是开展得较早的一个领域。比如，赵元任《钟祥方言记》和《现代吴语的研究》、罗常培《临川音系》、董同龢《华阳凉水井客家话记音》等等，都对方言词汇做了一定的调查和研究。然而，从总体上看，1949年以前，现代方言词汇的调查研究一般都不是专门进行的，而是在做综合的或语音的调查时涉及词汇方面的内容。
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汉语方言普查，主要是以方音为调查重点的，但中国科学院河北省分院语言文学研究所，对河北及天津方言词汇做了普查工作（当时天津市隶属河北省），调查了149个方言点的3万余条方言词汇，编写了《河北方言词汇编》，后于1995年正式出版。本书对于研究河北、天津方言词汇以及推广普通话，都是很有意义的。这是较早的一次大规模的方言词汇调查。1960年出版的《昌黎方言志》，对昌黎方言词汇也作了比较细致的调查。其中该书第八章“分类词表”，将词汇分为36类，成为后来调查方言基本词汇的范本。另外，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教研室编纂了《汉语方言词汇》（1964）。本书汇集了全国各大汉语方言区有代表性的十数个点的方言材料，记音准确，资料丰富，检索方便，在当时方言资料匮乏的情况下，是方言工作者必备参考书。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汉语方言词汇的调查、研究进展较大，发表了一批记录、描写方言词汇及研究词汇特点的质量较高的文章。此外，詹伯慧、张日昇主编《珠江三角洲方言字音对照》（1987）、《珠江三角洲方言词汇对照》（1988），陈章太、李行健《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1996）等大型词汇集，以及李永明《衡阳方言词汇》（1984）、许宝华、汤珍珠主编《上海方言词汇》（1991）等，是近年来取得的重要成果。
本字考证本是传统方言学的重要内容，在与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结合之后，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如李荣《菑风的本字》（1990～1991）和《考本字甘苦》（1997），梅祖麟《方言本字研究的两种方法》（1995），施文涛《宁波方言本字考》（1979），白宛如《广州话本字考》，高玉振《深县方言本字考》， 黄典诚《闽语人字的本字》（1980），李新魁、林伦伦《潮汕方言词考释》（1992）等，对这一研究也起到了指导和示范的作用。
四、方言词典
方言词典是以方言词语为解释对象的语文词典。汉语方言词典的编纂，是基于方言词汇研究基础上的一个新的应用性分支学科。它需要对某个乃至整个方言词汇体系的基本把握以及对词典编纂学的了解和熟练应用。
1951年，陆志韦编纂了《北京话单音词词汇》，本书比较全面地搜集了北京话的单音词汇及部分单音词根，另有6000余条例句，是较早出版的关于北京方言的词典。此外， 还有张洵如《北平音系小辙编》（1949）和《北京话轻声词汇》（1957）， 刘禾《常用东北方言词浅释》（1959）等。
20世纪60年代，出版了金受申《北京话语汇》（1961），中国科学院河北省分院语言文学研究所编纂了《河北方言词汇编》（后于1995年修订出版）。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教研室编纂了《汉语方言字汇》（1962）和《汉语方言词汇》（1964）。这两部书后于1989年和1995年分别修订出版了第二版，内容、体例均进一步完善。
20世纪80年代以来，汉语方言词典的编纂，由于有方言调查材料和词典编写经验两方面的保证，出版的方言词典数量比较多。总体来看，不少词典在记音、编排、释义等方面均有较高的水平。官话方言词典有徐世荣《北京土语辞典》（1990）， 陈刚等《现代北京口语词典》（1997），陈刚《北京方言词典》（1985），贾采珠《北京话儿化词典》（1990），傅民、高艾军《北京话词语》（增补本，1990），董绍克、张家芝主编《山东方言词典》（1997）、王文虎等《四川方言词典》（1987），马思周、姜光辉《东北方言词典》（1990），陈汝立等《新疆汉语方言词典》（1990），陈章太、李行健主编《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1996）等。吴方言有闵家骥等《简明吴方言词典》（1986），朱彰年等《宁波方言词典》（1996。客家话有张维耿主编《客家话词典》（1995）。粤方言有饶秉才等《广州话方言词典》（1981），詹伯慧、张日昇主编《珠江三角洲方言字音对照》（1987）、《珠江三角洲方言词汇对照》（1988）。闽方言有厦门大学中国语言文字研究所汉语方言研究室主编《普通话闽南方言词典》（1982），李如龙等《福州方言词典》（1994）。综合性的有闵家骥等《汉语方言常用词词典》（1991）等等。
1999年，许宝华、宫田一郎主编的五卷本《汉语方言大词典》出版。这部词典博采1988年底以前的各种方言材料（个别材料例外），收词达20万条，涉及古今南北的方言词语，是第一部大型汉语方言词典，堪称汉语方言词典编纂的重要成果。
20世纪90年代初，江苏教育出版社立项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由李荣主编，首批编纂41种分地方言词典，在此基础上，将编纂我国首部《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从现有的分地方言词典来看，这一项目的主要优势有三点，一是词典编纂以实地调查所得的第一手材料为基础，二是调查的范围和规模宏大，三是编写人员的高素质和科学态度。它标志着我国汉语方言词典的编纂成就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对方言词典的编纂，有贺巍《关于编纂汉语方言词典的几个问题》（1960）、陈刚《关于编纂北京方言词典的几个问题》（1982）、王文虎《谈谈方言词典释义问题》（1989）、闵家骥《方言词典编写的理论与实践》（1990）、李荣《方言词典说略》（1992）等文章。
五、综合研究
1949年以前，综合性的方言研究著作不多，1939年出版的赵元任的《钟祥方言记》，是这类著作中比较重要的一部。这部书有4章， 内容包括钟祥方音的基本情况、与国语语音和中古音的比较、分类词汇、钟祥方言举例等内容，最主要的特点是精于语音的描写和分析，但现在来看，其语法、词汇部分则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是有所偏重的。上文提到的《现代吴语的研究》、《湖北方言调查报告》，也是以语音为主的。
第一部科学、全面的方言志，当数《昌黎方言志》。本书是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应河北省昌黎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的邀请而调查、编辑的。本书共分8章，主要内容包括昌黎方言的分区，语音、语法、 词汇特点，语音分析，同音字表，昌黎音与北京音的比较，分类词表等。本书是1949年以后的第一部详细分析语言特点的方言志，对后来的方言点的全面调查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方言志的编写进一步开展。“山西省方言志丛书”是这一工作中开展最为活跃的一个课题。这套丛书由温端政主编，着重对有关方音作了描写和分析，并涉及语法、词汇、标音举例等等内容。这套丛书原作为山西省地方志的组成部分而编写，限于篇幅和体例，许多内容尚无法展开。但是，对于颇具研究价值的山西方言，这一丛书已给人们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
钱曾恰主编的“山东方言志丛书”，是近年来出版的又一套大型的省级行政区划内的分地方言志。这套丛书对有关方言的语音、语法做了比较细致的分析，对同一种方言内部的语音、词汇差异的调查，也很有特色。目前该丛书已出版了10余种。
此外，方言研究丛书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贺巍、张振兴主编的“汉语方言重点调查”丛书，吴启主主编的以研究湘语为主的“湖南方言研究丛书”等。“汉语方言重点调查”丛书，基本上是按照《昌黎方言志》的体例编写的，计划调查10余种比较有代表性的方言。这一项目有统一的体例，特别是在语音、词汇方面，规定了基本调查内容。此外，对语法特点也做了比较细致的分析。这套丛书对所调查的方言不仅研究得比较深入，同时由于体例一致，还可以从横的方面对这些不同的方言做比较研究。
除方言研究丛书外，研究某一方言点、某种方言或某一省级行政区划方言的著作也有不少。如侯精一、温端政主编《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1993），詹伯慧、张日昇主编《珠江三角洲方言调查报告》（1987～1990，包括字音对照、词汇对照、方言综述三册），吴积才主编《云南省志·汉语方言志》（1989），陈昌仪《赣方言概要》（1991），李如龙、张双庆《客赣方言调查报告》（1992），钱乃荣《当代吴语研究》（1992），颜逸明《吴语概说》（1994），侯精一《晋语研究》（1989），陈章太、李如龙《闽语研究》（1991），马国凡等《内蒙古汉语方言志》（1997），张启焕等《河南方言研究》（1993），高华年《广州方言研究》（1980），钱曾怡等《烟台方言报告》（1982），张振兴《台湾闽南方言记略》（1983），李申《徐州方言志》（1985），李永明《衡阳方言》（1986），胡明扬《北京话初探》（1987），许宝华、汤珍珠主编《上海市区方言志》（1988），叶祥苓《苏州方言志》（1988），贺巍《获嘉方言研究》（1989）， 温端政《苍南方言志》（1991），李新魁等《广州方言研究》（1995）等等。
六、方言地图
方言地图是通过方言调查，把一种方言中的一种或几种方言的语音、语法、词汇特征的地理分布显示出来的地图。虽然绘制汉语方言地图的设想早在1924年北京大学方言调查会成立时就提出了，但是具体的绘制工作却进行得比较晚。在1948年出版的《湖北方言调查报告》中，作者调查了64个调查点，绘制了66幅湖北方言地图。湖北方言地图以同言线反映方言的特点、分布，比较直观、清楚，对读者了解湖北方言情况有很大帮助，同时也为汉语方言地图的绘制积累了经验。但是，由于这次调查的方言点不够密，使得同言线的绘制缺乏足够丰富的材料，有主观臆测的成分，减少了方言地图应有的信息量和准确度，是其不足之处。
1960年出版的《昌黎方言志》，共收方言图12幅，标示了193 个调查点的方言情况。它采用圆形符号，兼有指示方言调查点和方言特点的作用，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昌黎方言的某些情况。但可惜为方言志内容、体例所限，方言地图的数量过少。《昌黎方言志》在方言地图的科学性、准确性方面比《湖北方言调查报告》更进了一步。
叶祥苓编绘的《苏州方言地图集》（1981），是我国第一部汉语方言地图集。本书改变了以往汉语方言地图附于有关方言著作内的传统做法，独立成书。该图集共收图50幅，调查了263个调查点， 并且介绍了体例等相关内容，比较详细地反映了苏州方言的语音和词汇的分布情况。
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联合编绘了《中国语言地图集》（1987、1990），本图集共包括两册三组36幅彩色地图，其中，与汉语方言有关的综合图及分布图有20幅，另辅以文字说明等材料，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汉语方言的分布、特点、使用人口等情况，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此外，《关中方音调查报告》、《河北方言概况》、《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等也都包括有方言地图。
七、方言分区
汉语方言的分区一直是方言学者试图尽早弄清的一个问题。本世纪初，章炳麟在《检论·方言》（1901）中，将汉语方言分为9种， 未给出具体的方言名称，但大致叙述了方言的范围，如福建话、广东话、陕西与甘肃话、均为一种方言。其后， 黎锦熙在《国语运动史纲》（1934）中，将汉语方言分为12系：河北系、河南系、河西系、江淮系、 江汉系、江湖系、金沙系、太湖系、浙源系、瓯海系、闽海系、粤海系。以上分区，基本反映了早期方言分区研究的成果。它们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语方言间的大致差别，但由于结论不是在实地的方言调查基础上得出的，存在不少主观推测的成分，因而不够科学、严密。可以说，上述观点仅为汉语方言分区研究做了一个初步的工作。
20世纪20年代末以来，随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单位组织的数次方言调查，使人们对汉语方言的特点及分布情况有了一定的了解。以此为基础的几种方言分区观点，具有较大的科学性。如李方桂在《中国的语言和方言》（1937）中认为，汉语方言应分为8 个区：北方官话、西南官话、下江官话、粤语、赣客语、闽语、吴语、湘语。赵元任在《国语入门》（1948）中则认为，汉语方言应分为9个区：北方官话、 西南官话、下江官话、吴语、湘语、粤语、赣客语、闽南语、闽北语。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中国分省新图》的《语言区域图》（1948）中，将汉语方言分为11个区：北方官话、西南官话、下江官话、吴语、湘语、赣语、客家话、粤语、闽南语、闽北语、徽州方言。可以看出，在1949年以前，方言学者对北方方言的范围、特点、性质的认识还不够全面，因而将作为次方言的北方官话、西南官话、下江官话与其他方言并列。此外，闽方言是作为一个整体好，还是分为闽南、闽北两个次方言好；赣客方言是分还是合，等等，均未得出统一的认识。至于吴语、湘语、粤语，当时的认识已比较一致了。
1955年，在汉语方言普查之前，丁声树、李荣在《汉语方言调查》一文中，参考前辈学者的意见，参合他们对汉语方言的了解，认为汉语方言应分为8个区：官话、吴语、湘语、赣语、客家话、闽北话、 闽南话、粤语。这一观点在汉语方言普查工作完成后，被认为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为多数学者所采用。此后，在此基础上，有学者提出，闽南方言与闽北方言只是从属于闽方言的两个次方言，闽方言应是一个独立的方言；又有学者认为，赣语和客家话的一致性程度大于区别性，应从合而不从分。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李荣等任主编的《中国语言地图集》将汉语方言分为10个区：官话、晋语、吴语、徽语、赣语、湘语、闽语、粤语、客家话、平话。其中，官话包括东北、北京、冀鲁、胶辽、中原、兰银、西南、江淮8部分；闽语包括闽南、莆仙、闽东、闽北、闽中、 邵宁、琼文7部分。这一分区采用了1948 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对徽语的划分，并将晋语、平话从官话方言和粤语中独立出来，成为最新的方言分区学说。但学者们对晋语是否应从官话中独立出来，还有较大的争议。
八、方言调查和方言概论论著
1930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辑了供调查方音用的《方言调查表格》。该书以《切韵》系韵书的语音系统排列常用单字，对于调查整理方言音系、分析方音古今演变规律都很便利，对此后的汉语方言调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另外，岑麒祥的《方言调查方法概论》（1936）等文章，也对方言调查问题作了分析和介绍。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为普及方言调查知识，方言学者编写了一些著作。如丁声树《方言调查词汇手册》（原署名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1955）和《方言调查词汇表》（原署名语言研究所方言组，1958），丁声树、李荣《汉语方言调查字音整理卡片》（1956）以及经过修改增补的《方言调查字表》（1955）。《方言调查词汇手册》名为词汇手册，实际不仅有词汇内容，还有语法内容。这些著作的编写，是方言普查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一直为方言工作者所采用。此外，还有丁声树、李荣《汉语方言调查简表》（1956）、岑麒祥《方言调查方法》（1956）、李荣《汉语方言调查手册》（1957）等著作，以及李荣《怎样求出汉语方言音系的轮廓》（1956），《怎样记词汇和语法例句》（1957），《汉语方言普查的工作方式和记音方法》（1957），殷焕先《谈方言调查》（1950），金有景《怎样使用〈汉语方言调查字音整理卡片〉》（1957），詹伯慧《有关编写“学话手册”的几个问题》（1960）等文章。到20世纪80年代，又有新的论著问世，如邢公畹《汉语方言调查基础知识》（1982）、翟时雨《汉语方言与方言调查》（1986）等，以及熊正辉《怎样求出两字组的连读变调规律》（1984），黄家教、詹伯慧《谈汉语方言的语音调查》（1986）等等，都对普及方言调查、研究知识起到了作用。
方言概论性质著作的编写，需要建立在对汉语方言比较充分了解的基础上。20世纪50年代末，方言普查工作的完成，使这一工作的完成具备了可能性。1960年出版的袁家骅等著的《汉语方言概要》，是汉语方言学史上第一部比较全面地介绍汉语方言情况的概论性质的著作。本书不仅介绍了汉语各大方言的语音、语法、词汇的主要情况，同时对方言、方言学、方言史以及方言间的亲疏关系都做了比较细致的研究分析。80年代，作者又根据有关新成果对本书作了修订。在80年代，方言概论及类似性质的著作还有詹伯慧《现代汉语方言》（1981）、黄景湖的《汉语方言学》（1987）等等。90年代，有詹伯慧主编的《汉语方言及方言调查》（1991），该书集四位方言学者多年来方言调查研究之心得，反映了当代新的研究成果，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在现代，汉语方言学的发展，是以现代语言学理论为指导的。20年代，沈兼士《今后研究方言之新趋势》（1923）、林语堂《研究方言应有的几个语言学观察点》（1923）、《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方言调查会宣言书》（1924）、罗常培《中国方音研究小史》（1934）等文章，对汉语方言学的理论与研究方向做了初步的探讨。然而，汉语方言的纷繁多样性与方言调查的迫切性，使得后来的方言学者，疏于对方言学做理论上的研究和总结。近年来，方言理论的研究得到了初步的改观。其中，比较突出的成绩是1992年出版的游汝杰的《汉语方言学导论》。本书立足于普通方言学，通过汉语方言的实例，对方言调查和描写、方言地理、方言历史、方言变异、方言接触、方言比较、方言文字等问题做了理论上的分析和探讨。此外，何耿镛的《汉语方言研究小史》（1984）、钱曾怡的《汉语方言学方法论初探》（1987）和《世纪之交汉语方言学的回顾与展望》（1998）、曹志耘的《汉语方言研究的思考》（1987）、贺巍的《汉语方言研究的现状与展望》（1991）、王福堂的《二十世纪的汉语方言学》（1998）、詹伯慧的《〈方言〉二十年述评》等，都作了很好的探讨和总结。
九、方言学的应用与方言研究的新领域
现代汉语方言学的一个中心任务，是为推广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服务。在这方面，方言工作者做了很多努力，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比如，在调查汉语方言的同时，还编写了很多比较普通话与方言的特点、辅导方言区人学习普通话的著作。其中，王力《江浙人学习国语法》（1936，后改名《江浙人怎样学习普通话》）是这类著作中较早的一种。王力还著有《广东人学习国语法》（1951，后改名《广东人怎样学习普通话》）。在汉语方言普查工作中，编写了300余种这类著作， 如朱星《怎样学习普通话》（1956）、 黄伯荣《广州人怎样学习普通话》（1957）、饶秉才《客家人怎样学习普通话》（1957）、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调查指导组主编的江苏和上海人学习普通话系列著作（1958～1962），以及方音辨正的著作，如孟庆惠《安徽方音辨正》等。70年代末以来，又出版了吴积才《云南方音与普通话语音》（1979），梁德曼《四川方言与普通话》（1982），钱曾怡主编《山东人学习普通话指南》（1988），林宝卿《闽南人学习普通话手册》（1989），周长楫《闽南话与普通话》（1991），徐奕昌、张占献《南阳方言与普通话》（1993），晓雨《舟山人学习普通话指南》（1996），王理嘉《粤港人学习普通话读本》（1998），等等。
汉语方言学的成果对汉语音韵研究也有重要作用。瑞典学者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1940）中的古音构拟，就参考了20多种不同的汉语方言材料，其中多数是由他亲自调查的。关于中古汉语韵母的三等与四等是否有区别，音韵学界一直存有疑问，金有景《义乌话里咸山两摄三四等字的分别》（1964）及《补正》（1980）、《关于浙江方言中咸山两摄三四等字的分别》（1982）、《浙江缙云方言效咸山三摄三四等字的分别》（1989）等文章，对浙江方言相关字的读音做了很好的说明。
汉语方言学知识在侦查语言学领域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利用方音、方言词汇在书面语中的表露，对书写者做出籍贯判断，已成为侦查语言学的重要手段之一。这方面，邱大任的《侦查语言学》（1995）做了比较充分的研究。
古文献注释，是方言学应用的又一个方面。对于古代文献中的方言词汇，如果不从某一具体方言出发去理解，难免会产生望文生训的错误。这类著作有徐嘉瑞《金元戏曲方言考》（1948），董遵章《元明清白话著作中山东方言例释》（1985），李小强、王小忠注释的《西厢记》（方言俗语注释本，1997）等等。此外，解释现代文学作品的方言词语的，有任明《北方土语辞典》（1951）、傅朝阳《方言词例释》（1957）、杨玉秀《老舍作品中的北京话词语例释》（1984）等。
20世纪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在一些新的领域，如方言与文化、方言的定量研究等方面，也取得了许多成绩。
方言与历史文化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这一点，罗常培在《语言与文化》（1950）中给予了关注。80年代以来，这一课题成为一个研究热点，先后有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1986），林伦伦《潮汕方言与文化研究》（1991），崔荣昌《四川方言与巴蜀文化》（1996），黄尚军《四川方言与民俗》（1996）等著作及侯精一《山西理发社群行话的研究报告》（1991）、李如龙《方言与文化的宏观研究》（1994）等论文。
以往的现代汉语方言学研究，是以分析方言成分为主的，是定性研究。80年代以来，我国一些方言学者，依照统计学原理对方言成分进行量的比较，从事汉语方言的定量研究。这一研究工作可应用于汉语方言的亲疏关系、亲缘关系、分区等方面，现已在理论及其应用研究方面均取得一定的成绩，有陆致极《汉语方言数量研究探索》（1992），马希文《比较方言学中的计量方法》（1989），沈榕秋、陶芸《上海现代方音的变化速度》（1992），杨鼎夫、夏应存《闽方言分区的计量研究》，张树铮《关于方言沟通度和方音理解的几个问题》（1998），等等。
十、港台、海外的方言研究
港台、海外的汉语方言研究，其成绩是不可忽视的。
20世纪60年代以来，杨时逢先后根据三、四十年代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组织的方言调查的材料，依照《湖北方言调查报告》的体例，整理出版了《云南方言调查报告》（1969）、《湖南方言调查报告》（1974）、《四川方言调查报告》（1984），这是很珍贵的方言资料。此外，港台学者还进行了许多其他方面的研究。综合性质的研究，如董同龢等《记台湾的一种闽南话》（1967）、林金钞《闽南语研究》（1975）、丁邦新《台湾语言源流》（1970）和《儋州村话》（1986），等等；方言语音方面，如兰亚秀《福州音系》（1953）、董同龢《厦门方言的音韵》（1957）、张日昇《香港粤语阴平调及变调问题》（1969）、王天昌《福州语音研究》（1969）、丁邦新《吴语声调之研究》（1984）等；方言语法方面，如张洪年《香港粤语语法研究》（1972）、谢淑娟《台湾福建话形容词的研究》（1981）、罗肇锦《客语语法》（1984）、杨秀芳《台湾闽南语语法稿》（1991）；方言词汇、词典方面，如詹伯慧、张日昇主编《珠江三角洲方言字音对照》（1987）和《珠江三角洲方言词汇对照》（1988）、曾子凡《广州话——普通话口语词对译手册》（1982）；方言分区问题，如丁邦新《汉语方言区分的条件》（1982）和《论官话方言研究中的几个问题》（1987）；文献索引如吴守礼《台湾方言研究文献目录》及续编（1963，1969）、丁邦新《闽语方言研究选目》（1977），等等。
海外学者对汉语方言也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如日本的古屋昭弘、平山久雄、平田昌司、桥本万太郎、辻伸久、藤堂明保、小川环树、岩田礼、中岛干起；美国的包拟古、罗杰瑞；华裔海外学者梅祖麟、薛凤生、杨福绵、游顺钊、余蔼芹、张琨、郑锦全、郑良伟等等，限于篇幅，有关成果不赘。
以上是20世纪汉语方言研究的基本情况。从整体上看，在一个世纪的调查、研究工作中，方言学者们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是有目共睹的，但也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
首先，汉语方言学的理论研究需要加强。本世纪的汉语方言研究，是以现代语言学理论为指导的，所以才能获得稳步的发展，取得今天的成就。然而，在现代语言学理论指导下的汉语方言学，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应该形成汉语方言学的系统理论，才能适应本学科发展的需要。这是毋庸置疑的。
其次，汉语方言学史的研究需要加强。传统汉语方言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而现代汉语方言学，也已经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其间的成败得失应该很好地加以总结。无论是全面系统的学术史，还是本学科的某一领域、某一专题研究的总结，都是十分需要的。但是，目前这一研究做得是不够的。
第三，与其他科学领域特别是自然科学的结合需要加强。20世纪初，实验语音学的引进，促进了汉语方音研究的发展。近年来，关于汉语方言定量研究，计算机在方言地图、方言词典编制方面的应用，方言与历史文化、民俗等方面研究的结合等，已获得初步的成绩，但还需要进一步的努力。
第四，明清以来，西方传教士所作关于汉语方言的著作、词典及资料十分丰富，对这些珍贵文献的整理、研究工作需要加强。长期以来，学术界对这批文献的学术价值评价较低，认为一般是缺乏价值的。事实上，上述杨福绵、游汝杰的有关研究，已能够说明这些资料的价值了。
第五，在现有的基础上，汉语方言的研究应当进一步深入开展，同时拓宽研究领域。比如，汉语方言语法的研究，近年来虽然有了较大的进步，但客观地说，还是远远不够的，全面、系统的专著和细致、深入的论文都还不是很多。同样问题不同程度地存在于方言语音、词汇的研究，方言志的编写，各类方言地图的编绘，方言调查上空白点的填补，方言间的比较等等方面。
第六，加强专业人员的培养。20世纪50年代全国汉语方言普查工作的顺利完成，重视了专业人员的培养是一个重要因素。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学术的进步，当时短训式的培养已不能适应新时代汉语方言学的要求。因此，现有的专业人员培养规模和方式还需要扩大和改进。
以上是今后汉语方言学需要进一步改进的几个方面。可以预见，在汉语方言学者们的不断追求和不懈努力下，始于20世纪、兴于20世纪的现代汉语方言学，在21世纪，将会有更大的进步和提高，取得更多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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