填充与虚无：生命政治的内涵及其扩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虚无论文,内涵论文,政治论文,生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生命政治已经成为国外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近年来，国外关于生命政治的研究成果大量出现，①而国内关于生命政治的研究成果却相对比较少。②本文在梳理生命政治内涵的基础上，尝试提出笔者自己对生命政治运作机制及其后果的理解。笔者梳理了西方对生命政治概念论述最为深入的两位思想家——福柯和阿甘本的思想，然后进一步总结了生命政治的意义和内涵，并在已有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填充和虚无这两个概念来对生命政治进行扩展性的讨论。 一、福柯：生命政治与治理术 “生命政治”这一概念最早源于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1975-1976法兰西学院的课程中，福柯使用了“生命政治”(biopolitics)的提法。福柯认为，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西方社会出现了一种新的权力技术。这种权力技术不是传统的惩戒技术，但它也不排斥惩戒技术，而是将其纳入进来并部分地改变它的形态。福柯指出，“不同于针对肉体的训诫，这种新的非惩戒权力所运用的对象不是作为肉体的人(man-as-body)，而是活着的人(living man)，或者说是，作为生命存在的人(man-as-living-being)；进一步讲，如果你能接受，这种权力所针对的是作为种类的人(man-as-species)。”③福柯认为，惩戒技术试图通过监视、规训、利用、惩罚个体来支配人类群体，而这种新的权力技术则力图通过管理生命的过程如出生、死亡、生产、疾病等来控制人类群体。福柯将这种管理生命的方式称为生命政治。福柯指出，“在18世纪下半叶，出生率、死亡率、寿命这些过程，与所有经济和政治问题相联系，构成了知识的首要对象和生命政治控制的首要目标。”④ 在《性史》(The History of Sexuality)的第一卷第五章，福柯重申了其生命政治的观点。福柯认为，肉体的规训和人口的规制构成了生命权力机制展开的两极。人口的规制是在18世纪中叶之后形成的，“它关注作为种类的身体，关注与生命机能联系且作为一种生物过程而存在的身体，如繁殖、出生、死亡、健康水平和寿命，以及一切使这些要素发生变化的条件。它们的监管是通过一连串的干预和规制性的控制(regulatory controls)完成的，其实质是一个人口的生命政治(a biopolitics of the population)”。⑤在1977-1978年法兰西学院的课程中，福柯进一步指出，生命政治实际上是一种关于人口的治理术(gouvernementalité)。“治理术”是福柯晚期的一个重要概念，其用来指称十八世纪后期以来资产阶级针对人口治理而发明的新的生命权力技术。这一概念有三层内涵：(1)治理术由制度、程序、分析、计算和策略等构成，其主要知识形式是政治经济学，其基本的技术工具是安全部署；(2)在这套由技术和认知构成的装置中，微观的治理权力居于主导性的地位；(3)治理术导致政体结构的功能性变化是，传统的司法国家转变为“治理化”的行政国家。⑥对于这一现象，福柯持批判性的观点：“国家的治理化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扭曲现象”。⑦在1978-1979年法兰西学院的课程中，福柯再一次强调了这种治理术所面临的问题：“治理从未充分地认识到它总会面临治理过度的危险，或者，治理从未很清楚地认识到怎样治理才正好足够。”⑧这一年的课程文集之后也被编者定为《生命政治的诞生》。 在对福柯生命政治的观点进行简要的学术史梳理后，笔者将福柯在这一问题上的核心观点总结为如下几点：第一，生存与死亡权力的反转。福柯认为，在王权时期，主权者与生命的关系是“强迫死”(take life)和“放任生”(let live)。福柯深刻地指出了王权时期主权者所拥有的强大权力：“长期以来，主权权力(sovereign power)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决定生死的权利(the right to decide life and death)。”⑨这一点来源于古代社会中的父权，例如古罗马家庭的父亲拥有决定其子女和奴隶生与死的权力。主权权力展示其权力的最有力方式就是酷刑或者行刑仪式，即展示如何残忍地侵犯或夺去某人的生命，也就是“强迫死”。同时，因为这一时期生与死的功能都是君主或家长来掌握的，所以个体是不能自杀的，因为自杀剥夺了君主或家长对生杀大权的掌控。⑩简言之，在这一时期，主权者掌握了死亡的权力，并运用死亡的仪式来展示其权力，而对生命如何生存却不加关心。而进入现代社会后，这组关系出现了反转：现代社会的主题变成了“强迫生”(make live)和“放任死”(let die)。(11)“强迫生”意味着生命必须存在，这种存在已经超越了个体的意志，而成为社会的集体共识。福柯认为，自18世纪以来，管理生命变成人类社会中最重要的主题，而人类的政治活动也主要围绕着繁殖、出生、死亡、健康、寿命等过程及其约束性条件的改进展开。“放任死”则意味着死亡作为一种仪式在人类社会的重要性下降。在现代社会，死亡的仪式变得越来越简化。同时，废除死刑使得死亡作为惩罚机制的功能也在逐渐弱化。 第二，福利国家与种族主义的暗合。福柯认为，在现代社会中，“生”的功能由福利国家来实现，而“死”的功能则由种族主义来实现，两者紧密地契合在一起。在福柯看来，福利国家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优生学，即让本国的民众通过对肉体的矫正、能力提高、力量汲取以及功能增长等内容来实现一种生命的强化。而种族主义则一方面体现为在国内对非主流种族的排斥，另一方面则体现为在国外与其他种族的战争。福柯对此深入地指出：“把人民置于一个普遍死亡的危险境地的权力成了维护生存的权力的反面。能够杀人是为了能够生存”。(12)在福柯看来，种族主义和福利国家的策略在本质上都构成了对生命的压迫。种族主义构成了对他者生命的侵犯，而福利国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对生命的管制，即多样化的生命被裁剪为统一的样式。 第三，生命政治的微观权力内涵。福柯对生命政治的内涵界定道：“我用这个词，意在表明一种始于18世纪的行为，它力图将健康、出生率、卫生、寿命、种族等问题合理化。一群活着的人组成人口，而这一特定实践，使得治理实践必须面对这些问题。”(13)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福柯把生命政治看成是一种现代的治理术，即其讨论的核心主题是“特定的人口和生命问题在治理技术的框架内是如何被提出来的”。(14)这种治理术并不是显性的、宏观的阶级统治范式，而是一种隐性的、微观的生命政治范式。这一新的范式与自由主义复杂地联系在一起：“自由主义就被看作使治理实践变得合理化的一种原则和方法”。(15)福柯将这种生命政治的权力运作逻辑看成是一种多元的权力技术相互作用的结果。这其中的多元权力技术，既包括外在的政治技术，也包括内在的自我技术。在福柯看来，自由主义的本质便是一种内在的自我进行约束的技术。简言之，在生命政治中，作为群体的生命成为政治的目的，同时这里似乎不存在明显的统治者。这种隐蔽性是自由主义在西方产生强大影响力的原因之一。 整体来看，福柯开创了生命政治研究的先河。福柯认为，生命政治是18世纪下半叶以来的一个重要政治现象，其与古代政治最大的区别在于生存与死亡权力的反转，即“强迫生”成为政治的重要目的，同时，这一目的在福利国家和种族主义这两大看似悖谬的主题下得到统一。这种“强迫生”暗含了一种微观的权力机制，并与自由主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对于福柯的贡献，托马斯·拉姆克(Thomas Lemke)评述道，“福柯将生命政治的发展描述为一种同传统政治结构决裂的过程。传统政治主要从生物学上的决定因素来讨论这一主题。相反，福柯分析了‘生命’作为政治策略中心而出现的历史进程。……从这个角度来看，生命政治代表着一种特殊的实施权力的现代形态。”(16) 二、阿甘本：赤裸生命与“营”的范式 意大利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延续了福柯关于生命政治的讨论。与福柯对生命政治的宏观观照不同，阿甘本更为细致地考察了生命政治中生命的困难处境。阿甘本对生命政治讨论的核心概念是赤裸生命(bare life)。阿甘本以历史学的视角考察了几种赤裸生命的经典形象：(1)古罗马的“受谴者”(Homo Sacer)。在古罗马法中，“受谴者”是一种被逐出人类社群的人。这类人不再受人法的保护，而任何针对他们的暴力行为都不受到惩罚；(17)(2)德国奥斯维辛集中营中的“活死人”。由于生理上的营养失调或心理上的极度恐怖等原因，这些人变成对外部刺激不再有任何反应的行尸走肉；(18)(3)难民。作为群体现象的难民，最早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数百万的白俄罗斯人、亚美尼亚人、保加利亚人、希腊人离开故土进入法德等国，而法德等国则采取了去自然化(denaturalization)的政策取消那些有敌对出身(enemy origin)公民的国籍。这些难民由于缺乏公民身份，而处于法律保护之外；(19)(4)美国关塔那摩军事基地中的被拘留者。这些被拘留者不仅不享有《日内瓦公约》所规定的战俘地位，甚至也不享有根据美国法律所控诉的犯罪人地位。(20)在这四种形象中，“受谴者”是赤裸生命的古典形象(阿甘本用这一形象旨在表明一种历史渊源)，而后三种则是赤裸生命的现代形象。 这四种赤裸生命形象的共性特征是，生命的社会属性在某种程度上被剥离或悬置，同时生命在规范的悬置下处于一种暴力之中：首先，“受谴者”仍然是人，其本应该受到人法的保护，但是在其所涉及的情形中，法律被悬置，而其则处于随时都可能受到暴力但又得不到法律保护的状态之中；其次，集中营中的“活死人”也是生命，但是这些生命的社会属性已经丧失，而仅仅留下自然生命的特征，从而处于一种无人保护、任人摆布的状态；再次，难民的处境也是类似，其由于缺乏公民身份，而处于所在国的法律秩序之外；最后，关塔那摩的拘留者由于缺乏身份，不享有任何国际人权法上的保护，同时关塔那摩是美军租借的古巴领土，所以在这一领土上，美国的人权保护法也不予适用。总而言之，赤裸生命中蕴含了一种生命与暴力之间的悖谬。产生赤裸生命的主权机制往往会以本民族的生命安全之名宣布例外状态。在这种例外状态下，原有的法律秩序和社会关系在被排斥和抛弃的赤裸生命身上消失，同时这些生命则暴露于显性的或隐性的暴力之下。阿甘本的这一观点实际上是对福柯观点的发展。福柯讨论了福利国家和种族主义之间的内在一致性，而阿甘本则以赤裸生命概念重新阐发了福柯的内涵。阿甘本的这一概念所批判的是导致赤裸生命产生的主权权力。主权者在法律框架外的随意决断导致了赤裸生命的产生。对此，拉姆克评述道，“主权权力的建立需要以生命政治身体的生产以及法律的制度化为条件，而这些都不可避免地与“赤裸生命”联系在一起。”(21) 阿甘本赤裸生命概念的深意还不仅止于此。尽管阿甘本举出的赤裸生命案例都是一些特殊的形象，但是赤裸生命这一概念却具有更为普遍的含义。在这里，阿甘本实际上也是借鉴了福柯的激进批判逻辑。福柯对现代监狱的研究暗示了一个重要主题，即社会本身是一个内在的、全方位的监视系统。阿甘本的赤裸生命则指向整个西方社会的大众。尽管西方社会在其民众的生命上附加了很多社会关系和属性，但是这些生命同样处于一种赤裸生命的状态。例如，西方选举制度下的选民都有选举权利并进行选举投票。从外表来看，这些生命似乎被一组选举权利和选举活动所包围。但是，在阿甘本看来，这些选举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形式，选举的结果在选举之前已经确定。被选举人是否可以筹措到足够的资金并雇佣足够的技术专家来进行选举动员，对选举结果是至关重要的，而选民的投票只是选举过程中的点缀和插曲。(22)剥开这些形式的内容，这些选民都变成了被选举操纵的赤裸生命。再如，在资本主义的金融创新下，每个持有股票的公民都变成了股东，那些没钱承受房价的人们也有房居住。似乎无产阶级被消灭了，而人民都变成了有产者或资产阶级。然而，在金融泡沫破灭之后，绝大多数普通民众又回到了之前的贫困状态。简言之，这些人在金融危机下都变成了赤裸生命。 在赤裸生命概念的基础上，阿甘本还讨论了“营”(camp)对于西方现代政治的范式意义。阿甘本深刻地指出：“西方的政治图景的基础不再是城市而是集中营，即不是雅典而是奥斯维辛。”(23)在集中营之外，阿甘本还讨论了拘留营和难民营等“营”的形式。在阿甘本看来，生命政治的悲剧性在于赤裸生命地位的不确定性，而这一点则会导致“营”在西方政治中范式地位的出现。阿甘本对此写道：“当政治成为生命政治，而受谴者与公民变得不可区分时，营就成为了政治空间的范式。”(24)在“营”的范式之下，每个公民都进入了类似于难民的窘迫状态。之所以在西方社会中整体性地出现“营”的状况，从根本上讲是因为例外状态和主权权力的存在。既然主权权力能以安全之名悬置少数群体的基本权利，那么如果这一情形长期延续的话，主权权力就可以对安全进行扩大化的解释(譬如经济危机和自然灾害都涉及安全)。最终的结果就是，多数群体的基本权利也可以被悬置。在这一背景下，阿甘本指出，例外状态常态化成为西方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特征。(25)在这一背景下，西方国家的公民就会整体性地进入“营”的治理状态。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阿甘本的赤裸生命概念并不仅仅指向那些权利被剥夺的群体，同时也指向那些形式权利完整而实质意义残缺的群体。 福柯和阿甘本生命政治思想的相似之处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点：(1)两位思想家沿用了西方左翼的强批判风格。福柯和阿甘本的思想都属于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主流的西方左翼思潮的组成部分，同时，福柯的监视理论和阿甘本的排斥理论都具有强批判的色彩；(2)两位思想家的论题都指向施加在生命之上的不自由。多数人仅仅看到生命政治出现的历史进步性，然而福柯和阿甘本却看到了生命政治背后的权力压迫内涵。同时，福柯和阿甘本的生命政治思想也存在如下差异：(1)核心概念不同。福柯开创性地使用了生命政治的概念，并进一步提出“治理术”的概念来对生命政治的内涵进行提升。阿甘本则创新性地提出了“赤裸生命”和“营”的概念；(2)研究主题不同。福柯更多地关注生存与死亡背后的权力内涵、福利国家与种族主义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而阿甘本则着力于被排斥的赤裸生命形象、规范悬置下对生命的暴力、营在西方政治中的范式地位等问题；第三，对当代的启示意义不同。福柯的观点帮助我们完整地认识生命的意义和福利国家的作用，并提供了一种宏观权力研究的微观视角。阿甘本的观点则帮助我们完整地认识西方的法治和人权的局限性，并提醒我们一些赤裸生命的形象在当代社会并不罕见。 三、隐性的暴力与生命的意义 福柯和阿甘本的讨论都指向一种生命政治异化的现象。生命政治原本是围绕生命展开的，其目的应该是尊重生命。然而，在福柯和阿甘本看来，生命政治却出现了异化，使得生命处于一种新的暴力形式之下。这里需要对暴力进行概念界定。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暴力是一个经常被使用但同时又很少得到充分界定的概念。法国思想家乔治·索雷尔(George Sorel)是暴力研究的先驱，而学者常常引用索雷尔的一句名言是“暴力问题始终是最模糊的”。(26)对于这一点，美国德裔女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也指出：“存在着大量关于战争和武装冲突的文献，但是，它处理的是暴力的实施，而不是暴力本身”。(27)暴力经常看作是实现某种政治意图或展现权力的工具。譬如，德国军事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就用暴力来定义战争：“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28)而阿伦特则直接指出，“暴力本质上是工具性的”。(29) 近年来在欧洲声名鹊起的斯洛文尼亚哲学家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对暴力则有完整和系统的分析。齐泽克将暴力区分为主观暴力(objective violence)和客观暴力(subjective violence)：“主观暴力被视为对事物‘正常’的和平状态的扰乱。而客观暴力则正是内在于事物‘正常’状态之中的暴力。”(30)齐泽克认为，最先浮现在我们脑海中的暴力现象如犯罪行为、恐怖事件、社会动荡以及国际冲突等，都是主观暴力。主观暴力的重要特征是暴力的施动者、受动者和施加效果都明晰可见，而客观暴力则是无形的。齐泽克将客观暴力分为符号暴力(symbolic violence)和系统暴力(Systemic violence)。符号暴力是一种从属于语言本身或某种意义系统的强制性现象。这种暴力所反映的社会支配关系在我们的日常话语形式中不断地重复和再生产。系统暴力则是“某种促使经济及政治体系顺畅运作但却往往会导致灾难性后果的东西。……系统暴力就像物理性的‘暗物质’(dark matter)。”(31)齐泽克的分类可以看成是克劳塞维茨对暴力分类的当代更新。克劳塞维茨将暴力分为物质暴力和精神暴力，并认为精神暴力主要是国家和法律。(32)笔者认为，齐泽克所界定的暴力的核心特征有两点：一方面，暴力是针对生命的一种权力形式；另一方面，暴力的实质是干涉或剥夺生命的自由决定权和选择权。 齐泽克所言的客观暴力指向一种新的暴力形式，笔者在这里将其称为隐性暴力。之所以称为隐性暴力，是因为这种暴力并不是具象和显性的。对此，齐泽克写道：“这里存在着处于资本主义中的基础性系统暴力，这种暴力比任何直接的、前资本主义的社会意识形态暴力更诡异：我们不能再将这种暴力归咎于任何具体个人和他们的‘邪恶’意图，它是一种纯粹‘客观的’、系统的、匿名的暴力。”(33)在齐泽克看来，“这种暴力是不可见的，但如果我们要理解那些看似主观暴力的‘非理性’现象时，我们就必须要考察这种客观暴力。”(34)英国政治学家约翰·基恩也有类似的观察：“暴力在国家已经变得差不多不可见了。……暴力以多少有些无端的‘模仿’或‘虚拟’形式重现。”(35)传统的暴力形式是显性的，譬如杀人、集体暴力、白色恐怖等等。这些暴力都能够找到暴力批判的对象，而人类保持进步的动力就在于，通过暴力批判逐步剔除这些暴力的内容。然而，新的暴力形式是，人的自由受到限制甚至剥夺，但同时这种限制和剥夺却是无形的，即不被人所察觉，但却渗透社会的每个角落。 这种新的暴力形式建立在微观权力的基础之上。福柯对微观权力有深入的分析：“分层的、持续的、切实的监督，也许不是18世纪的重大技术‘发明’，但是它的暗中扩展使与之相关的权力机制变得重要。通过这种监督，规训权力变成一种‘内在’体系，与它在其中发挥作用的那种机制的经济目标有了内在联系。它也被安排成一种复杂的、自动的和匿名的权力。”(36)美国政治哲学家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对福柯的微观权力也有非常精要的总结：第一，现代权力是生产性的(productive)，而不是否定性的；第二，现代权力是毛细血管状的，其在日常的社会实践中作用于社会机体的每一个末端；第三，现代权力通过人们的社会实践对人们的生活施加影响。(37)因此，针对这种建立在微观权力基础上的隐性暴力，我们很难找到暴力批判的对象。 在福柯和阿甘本论述的基础上，笔者将这种隐性暴力的实现机制总结为两种。第一种是监视机制。在福柯看来，西方社会发展出强大的监视和规训系统，而公民则不得不生活在这一系统的整体性监视之下。对此，福柯指出：“纪律使一种关系权力(rational power)得以运作。这种关系权力是自我维系的。它用不间断的精心策划的监视游戏取代了公共事件的展示。”(38)阿甘本对福柯所言的监视社会也有进一步的分析，并侧重指出了这种监视社会通过技术手段对人的身体的操控：“今天国家通过信用卡和手机对公民施以控制的、被电子化所提高的可能性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但是，在这种对身体的控制和操纵之中、在这种表现为一个新的全球政治条件的入侵之中，存在一个门槛。福柯所言的人的逐步的动物化(通过极端精致的技术)，便很可能成为前述观点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指纹的电子注册、皮下的文身和其他的类似实践都定位于这样一个门槛。”(39)美国近年来出现的棱镜事件便是这种监视权力的集中表现。伴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等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主权国家对公民私人信息的获得变得越来越容易和廉价。虽然监视本身并没有显性的暴力展示，但是监视暗含的是一种对生命自由的侵犯，因此，监视无疑是一种暴力形式。同时，这种暴力是非常隐蔽的，并且以社会网络的形式自我强化。福柯对此指出：“虽然监督要依赖人实现，但是它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关系网络的作用。这个网络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自下而上的与横向的。这个网络‘控制’着整体，完全覆盖着整体，并从监督者和被不断监督者之间获得权力效应。”(40)简言之，在这样一种监视系统中，监视者和被监视者的身份是互换的和模糊的，这一点使得监视的暴力性更加隐蔽。 第二种则是排斥机制。阿甘本认为，对生命的暴力主要是通过例外状态这种排斥机制来实现的。例外状态最重要的特征是将已有的法律秩序悬置从而适用其他的规则。在阿甘本看来，尽管西方的主流法学家们一直试图论证法治在国家治理中的主导地位，然而例外状态却是长期以来西方国家治理的经典范式。特别是“9·11事件”以来，西方国家在安全之名下频繁地对法律进行选择性地适用。(41)这种选择性适用的经典模式，就是包含其中的排斥，即把少数族群纳入其社会秩序之内(其社会秩序在部分功能上依赖这些少数族群)，然后再用排斥性的法律条款来对待这类人群。美国圣路易斯大学哲学教授詹姆斯·博曼(James Bohman)将这一点概括为“公民对非公民的支配”，并认为这是全球化社会中对法治的大规模侵犯。(42)这种排斥机制蕴含着强烈的生命暴力内涵。2004年阿甘本在赴美国讲学时曾经有过在护照中留下指纹的经历，最后阿甘本用拒绝入境的方式来抗议这种对生命的隐性暴力。阿甘本对此批评道：“我想再提醒诸位，奥斯维辛的文身看起来无疑是对运进集中营的个人进行登记、注册和管理的最正常也最经济的方式。今天强加在我们(这些希望进入美国的人)身上的生命政治文身很可能在明天成为迫使他们接受的一种工具。假如我们希望被认定为好公民，这些工具将作为一种规范的路径被注册进国家的机制和传送系统中。”(43)如前所述，阿甘本最为担心的是这种例外状态形式的扩散和长期使用，即一国的行政当局可以频繁地和长时间地诉诸紧急状态(例如经济危机或自然灾害都可以被称为紧急状态)，以扩大其行政权力的使用，并最终对法治产生破坏性的影响。排斥本身意味着法律公平性的丧失，因此这种形式暗含了暴力的内容，但同时这种暴力形式也是非常隐蔽的，其采用的形式是悬置法律而不是废除法律。 在隐性暴力之下，生命虽然未遭遇人身侵犯等显性的暴力压迫，但是也处于一种压迫和焦虑的状态之中。隐性暴力所导致的社会常态化结果是社会资本的流失以及边缘群体的显性暴力。社会资本流失最典型的表现是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所言的“独自打保龄球”，(44)这一点的深度发展便是集体的社会冷漠。边缘群体的暴力策略则是最极端的表现。边缘群体的显性暴力往往被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标签化为“恐怖主义”。恐怖主义有两点重要特征：一是采取暴力行为；二是具有某种政治目的。二十世纪后期以来，西方的恐怖主义行为出现了一种重要转向，即暴力所施加的对象从政治精英转向普通民众。(45)这其中反映的关键问题是：边缘群体为什么会诉诸西方主流社会在其内部已经逐步抛弃了的显性暴力方式呢？边缘群体采取恐怖行为的目的是希望引起人们对某一问题的关注。因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将其主要功能界定为保障自己公民的生命，所以边缘群体就攻击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最看重的对象，即国家所宣誓要保护的公民生命。自杀式恐怖袭击则是另一种极端形式。如果自杀式袭击的行为者是丧偶的女性或未成年人，那么这种行为则是希望以极端的方式把宝贵的生命撕裂在公众面前。同时，在恐怖事件发生后，生命政治的对抗还会延续。譬如，资本主义国家往往会以安全之名针对边缘群体采取更为严格的管控措施。在这些情形中，隐性暴力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显性暴力的发生。 四、填充：监视和排斥之外的新机制 上面分析了福柯和阿甘本所论述的生命政治的两种权力运作机制：监视和排斥。这两种机制使得隐性暴力成为生命政治中的重要特征。然而，在这两种机制之外，还存在更为隐蔽的权力运作机制。这种新的机制通过对人们自由时间的管理，使得人们无法自由地支配这些时间。笔者将这种机制称为“填充”。“填充”这一概念出现在语言学和社会学的文献中。在语言学中，“填充语”是一个重要的语言现象。在自然会话中，说话者需要即席组织语言并当场表达，所以常常边讲话边思考后续的话语。这样，在交流中就会出现一些停顿或踌躇等情形。为了增加话语的连贯性，会话者常常会使用一些填充语，如汉语中的“对了”、“然后”，或英语中的“by the way”、“you know”。简言之，填充语是会话中频繁使用的一种话语标记，是说话者填充会话中的空隙的语音现象或词语。(46)填充语的作用在于增加话语表达的连续性，这些语句本身没有实质性的含义。在社会学中，“填充”被用来增加连续性或补充某一空缺之处。例如，有学者认为，中国现代化的结构存在着非连续性和断裂之处，而中产阶级则可以有效地对这种断裂进行填充(填补和扩充)。(47)再如，“结构洞”被用来描述人际网络中的断裂和空缺之处，因此，如何填充“结构洞”则是社会资本研究中的重要内容。(48) 填充的本质是时间管理，即对自由时间的管控。自由时间是马克思提出的重要概念。马克思指出；“自由时间，可以支配的时间，就是财富本身：一部分用于消费产品，一部分用于从事自由活动，这种自由活动不像劳动那样是在必须实现的外在目的的压力下决定的”。(49)马克思将自由时间区分为闲暇时间和从事较高级活动的时间。(50)在马克思看来，闲暇时间用来休息和消费产品，以恢复和发展劳动中消耗的体力和脑力，而从事较高级活动的时间则用来进行学习、娱乐和社交等自由活动。同时，阿伦特对劳动、工作和行动的区分也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填充的含义。在阿伦特看来，劳动(labor)是指人消耗体力与自然界进行能量交换的活动，其满足的是人肉体存在和维系的需要。工作(work)是指人运用自然界的材料按照一定的规律和设计进行的活动，其产品比劳动成果更持久。这些工作产品最终构成了一个人造的世界。行动(action)是人的完全自由的活动，其既不像劳动那样受制于肉体生存的必然性，也不像工作那样为功利的目标所左右。(51)阿伦特意义上的“行动的时间”与马克思意义上的“自由时间”内涵基本一致。从阿伦特的概念出发，填充便是劳动和工作占据了生命的主要部分，而行动的时间被完全挤压掉。 作为生命政治的运作机制，填充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时间变成了重要的稀缺品。时间的稀缺性并不是因为绝对时间的缩短，而是因为相对时间的不足。伴随着福利国家的发展和医疗条件的改善，人们的自然寿命在增加，工作时间也在相对缩短，这意味着人们的绝对时间增加了。然而，相对于丰富的社会内容而言，人们增加的绝对时间却微不足道。换言之，在丰富的社会内容面前，人们可以利用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少；二是人们缺乏支配时间的自由。社会中的强大机制使得人们盲从性地或是功利性地使用时间。法国思想家让·波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对人们缺乏支配时间的自由这一点有深入地分析：“在我们的体系中，时间只有作为物品、作为每个人都能‘随心所欲地’用于‘投资’的由年、时、日、周构成的计时资本才能得到‘解放’。因此事实上它已经不再‘自由’了”。(52)在波德里亚看来，休闲本来是一种对时间的自由支配，然而在消费社会的异化下却变成了一种对非生产性时间的消费：“休闲因而并非就意味着一种享受自由时间、满足和功能性休息的功能。它的定义是对非生产性时间的一种消费。”(53)这种对休闲的消费(而不是自由支配)，最终导致了休闲的悲剧以及自由休闲的不可能。 在生命政治中，主要有两种填充方式： 一种是景观社会引导的填充方式。景观(spectacle)的原意为一种被展现出来的可视的客观景象，也意指一种主体性的、有意识的表演和作秀。法国思想家居伊·德波(Guy Debord)使用“景观社会”这一概念来概括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特征，即从本质上讲，当代的社会存在体现为一种被展现的图景性。人们因为对景观的迷恋而丧失自己对本真生活的渴望与追求，而资本家和政治家则依靠控制景观的生成和变换来操纵整个社会生活。德波指出：“现代生产条件无所不在的社会生活，将自己展现为景观的巨大堆聚。所有那些曾经直观存在的东西变成了一种纯粹的表象。”(54)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景观社会以奇迹(即世俗时代的神迹)的方式表现出来，如大型运动会、大型会展、大型节日庆祝以及大型选举。这些景观构成了人们支配非劳动时间的重要内容。支撑这些景观的是一些不断更新的理念以及社会组织方式。这些景观构成的强大吸引力使得普通公众无法拒绝。普通公众会自觉地将这些景观看成是社会流行的风潮，而心悦诚服地参与到这些景观的膜拜和献礼中来。 另一种则是消费社会引导的填充方式。波德里亚认为，在二战之后出现的消费社会中，商品的逻辑已经普遍化并统治了一切，而处于消费社会之中的人则处于异化的状态。在波德里亚看来，商品不仅仅具有马克思主义商品理论中认为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同时符号价值(风格、声望、奢侈、权力等标志)也成为商品及其消费中越来越重要的部分。(55)在消费社会中，商品的符号逻辑已经构成了一种总体性的统治。这种统治将大量的内容填充进生命之中。波德里亚指出，西方在经历了一千年的清教传统之后重新发现了身体的商品符号意义：“人们给它套上的卫生保健学、营养学、医疗学的光环，时时萦绕心头的对青春、美貌、阳刚/阴柔之气的追求，以及附带的护理、饮食制度、健身实践和包裹着它的快感神话——今天的一切都证明身体变成了救赎物品。在这一心理和意识形态功能中它彻底取代了灵魂。”(56)在被消费社会重新发现之后，身体便不得不作为一种消费的载体而承受越来越多的外在的内容。波德里亚提到的“卫生保健学、营养学、医疗学”等内容统统地被整合入生命的内容之中。即便是本应具备自然属性的美丽，也成为一种填充入生命的消费品——功用性美丽。对此，波德里亚批判道：“美丽之所以成为一个如此绝对的命令，只是因为它是资本的一种形式”。(57) 填充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更为隐蔽的治理术，其目的是希望避免显性暴力的发生。福利国家的主流政治模式是生命政治，即将本国人民的生命作为最重要的政治内容，而显性暴力无疑会伤害本国人民的生命。因此，福利国家一方面将暴力使用的权力收归国家，(58)另一方面则用填充机制来消耗人们的非劳动时间。这样，当人们把非劳动时间都用于景观的膜拜和身体的消费时，人们就没有时间诉诸革命和暴力。换言之，在时间稀缺的背景下，填充机制有效地实现了显性暴力的杜绝和去革命化。反映这一趋势的一个重要现象是，西方公民社会运动的职业化。公民社会运动本应是由利益相关的公民直接参与，然而目前公民社会运动却由职业的政治活动家、公共关系团队和媒体人来组成。公民运动的参与者与利益相关者之间是一种雇佣关系或代理关系。(59)这一现象表明，填充机制使得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公民无暇去参与政治生活，因此他们选择代理人来代替他们进行政治表达。西方社会中近年来流行的“占领运动”(如“占领华尔街”)实质是对景观社会和消费社会引导的填充机制的反抗。然而，占领运动的困难在于其无法摆脱填充机制，其反抗景观社会的努力最终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种新景观。 填充的本质也是一种结构化的隐性暴力。从另一个侧面来看，填充似乎是福利国家提供给公民的“福利”，然而公民在面对这些填充的“福利”时却无法抗拒并只能被动地“享用”它们。在填充的过程中，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区分并不明显。政治精英和普通民众似乎都是景观社会和消费社会中被填充的材料和对象。然而，景观社会和消费社会中的填充却内含了非常隐蔽的强迫性内容。景观看起来是去政治化的，但是这种不干预的隐性控制却是最深刻的奴役。在景观制造的娱乐性的迷惑之下，作为景观公众的大多数彻底偏离了自己本真的批判性和创造性，最终沦为景观控制的奴隶。(60)并且，景观社会的填充使得公众变成了沉默的大多数。面对景观社会，这些大多数采取了一种潜意识的策略，其存在于“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权力之中，即不参与的权力、无欲望的权力、无知识的权力、沉默的权力、吸收一切权力的权力，以及将一切意义交给被嘲弄的光环围绕着的表征的权力”。(61)消费社会中同样充斥着微观权力和隐性暴力的内容。消费社会的权力机制是先将让每个个体解放为自由的人和自由的消费者，然后在消费机制的引导下将自由人填充为消费的奴隶。对此，波德里亚深刻地指出：“一切被名义上解放的东西……都是建立在‘监护’价值体系之上的”。(62) 五、生命的虚无与生命的意义 从摇篮到坟墓，生命中的每个细节都被填充了大量的内容，而技术革命和经济活动似乎都是围绕对生命的填充展开。然而，生命并没有因为填充而变得充实，而是处于一种更为虚无的状态。美国社会学家乔治·瑞泽尔(George Ritzer)在《虚无的全球化》一书中用虚无之物这一概念来描述那些对生命进行填充的无意义之物。瑞泽尔指出，“虚无之物”(nothing)是指没有内涵和特色、由某个中心建构和控制的、相比而言缺乏特定内容的社会形式，而“实在之物”(something)则是指由本土建构和控制、具有特定的实质性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特色和个性的社会形式。(63)虚无之物的典型代表是麦当劳、沃尔玛、可口可乐、信用卡等。在瑞泽尔看来，社会世界日益被空前丰裕的“虚无之物”所占据，而那个曾经有意义的社会世界却被越来越扭曲并逐渐消失。
生命的虚无是生命政治异化的表现。西方生命政治的主题是给予生命以尊严。然而，西方的生命政治把尊严界定为让人活着(尤其要让本族或者本国的人活着)。这种“活着”的生命观将生命的意义庸俗化。阿伦特批判了科学家们力图将科学技术填充入人的生命中的无休止的努力。这些努力包括试管婴儿、体型和功能的改变以及寿命的延长。阿伦特深刻地剖析了这一趋势延续下去的可怕后果：“以至于从现在起，我们的确需要人造机器来代替我们思考和说话。……那么我们确实变成了无助的奴隶，不仅是我们机器的奴隶，而且是我们的‘知道-如何’的奴隶，变成了无思想的生物，受任何一个技术上可能的玩意儿的操控”。(64)德国当代思想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将这种生命的虚无概括为“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哈贝马斯将社会分为系统(system)和生活世界(life world)。系统是由工具理性行为主导的、以权力和金钱为媒介的政治和经济的整体性存在，而生活世界则是由交往行为主导的、人们日常交往的基本结构。在哈贝马斯看来，晚期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以工具理性为主要特征的系统正在侵犯和吞噬生活世界，从而导致了一种主体性的危机和病理现象。(65)此外，阿甘本的赤裸生命概念也指向这种生命意义的虚无。在阿甘本看来，尽管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生命都盛装以待，并且被福利系统和社会属性包围着，但是这些生命的内在意义却越来越减弱，以至于这些生命与奥斯维辛中的“活死人”的本质性差别也越来越模糊。 导致生命虚无的最重要原因是自由在生命中的丧失，而要破除这种虚无的关键则是要实现生命的自由。对于这一点，许多思想家都有深刻的论述。马克思深入地分析了自由时间对于人类的重要意义：“整个人类的发展，就其超出对人的自然存在直接需要的发展来说，无非是对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并且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把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作为必要的基础。”(66)在马克思看来，自由时间就是不受束缚的、可以被自由支配的时间：“这种时间不被直接生产劳动所吸收，而是用于娱乐和休息，从而为自由活动和发展开辟广阔天地。”(67)美国哲学家和法学家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也指出了自由对于生命尊严的决定性意义：“自由是尊严最重要也最至上的必要条件，……除非我们坚持由我们自己来主导生命的进行，而非让其他人来主导，这样一来，我们的生命才说得上拥有固有而客观的重要价值。”(68) 要获得生命的自由，至关重要的两点内容如下： 第一，任意独处下的批判性反思。波德里亚批判了消费社会中存在的与劳动束缚同质的束缚原则，即旅游及度假的集中化倾向，并用一种反讽的方式暗示了独处的意义：“独处是一种口头上而不是实践中的价值。人们逃避了劳动，但逃避不了集中。”(69)米歇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奈格里(Antonio Negri)在《共有之物》中指出了出离(exodus)对于生命个体的意义：“我们这里所说的出离，至少在原初的意义上，指的是通过把劳动力的潜在自主性实在化，而把它从与资本的关系中抽取(subtraction)出来的过程。”(70)哈特和奈格里还对出离的形式做了进一步的解释：“这种出离跟逃亡不同，它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到他处去。我们可以待在原地不动，但通过对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生产关系及社会管理模式的转型，我们仍然可以获得一种逃逸路径(a line of flight)。”(71)哈特和奈格里所言的“待在原地不动”便有独处的含义。阿甘本给生命政治的异化开出的药方是“来临中的共同体”(the coming community)。来临中的共同体是对生命政治反思后的理想的共同体形态。在这一共同体中，个体都是“任意的独体”(whatever singularities)。(72)这里的独体体现了独处的特征，而任意展示了自由的意义。任意独处提供了一种自我存在的空间，而处在这一空间内，需要进一步反思才能克服填充机制的影响。哈特和奈格里所强调的“从与资本的关系中抽取出来”不仅体现在身体的形式性特征上，同时更为重要地体现在自我与填充机制的内在关系上。阿甘本所诉诸的“来临的共同体”也建立在对生命政治的批判性反思的基础上。 第二，交往理性下的内向性联合。独处可以部分地逃离填充机制，给个体独立思考的空间。然而，完全的独处可能会陷入自我封闭的境地。自我封闭是独处的异化，其割断了个体生命与社会生命的联结，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因此，自我封闭也是不可取的。人们应该是在独处和自我反思的前提下，走向一种个体的内向性联合。这种内向性联合是非功利的和完全自然的，不受景观社会和消费社会等外来的引导。而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则可以为这种内向性联合提供引导。在哈贝马斯看来，工具理性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把他人作为实现自己目标的手段和工具，而交往理性则从主体互动的视角出发，以获得理解和换位思考为旨向，把自己和他人同时当作目的。交往理性可以引导人们走向体现个体间性的内向性联合：“通过民主程序或政治公共领域之交往网络而发生的那种理解过程，体现了一种高层次主体间性”。(73)这种内向性联合既是一种自然行为的交流，也是一种自我观念的碰撞以及群体共识的自然形成。哈特和奈格里所言的“诸众”(multitude)也具有这种内向性联合的蕴意。“诸众”这一主体范畴区别于人民(people)和群众(masses)。人民和群众是现代民族国家所创造出的整体性概念，这两个概念将多样性的个体概念化为同一性的整体。而诸众代表的是不可化约的多样性主体，其在异质性存在的基础上获得主体性和合法性。诸众可以在内部的差异性中寻找共同点和连接点来进行交流、联合与行动。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诸众是全球民主的关键。(74)一言以蔽之，内向性联合既可以克服个体的自我封闭，又可以保持个体的独立性，以免于填充机制的整体性影响。
生命政治理论的背景与研究内容 人类社会越来越关注生命，这使得生命成为人类活动的重要主题。这一点可以看成是人类社会的进步。福利国家的意义便建立在这种个体化的生命政治的基础之上。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通过福利国家的构建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阶级矛盾，从而也获得了延续其社会进展的可能。对生命的关注使得一系列相关学科的兴起。在自然科学领域，生命科学成为一个新兴的学科，并在整合传统医学的基础上发展出一个更为庞大的知识体系。在社会科学领域，一种生命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也在形成。譬如，近年来生命法学成为一个新的领域。(75)生命政治研究也在获得这样的地位，并力图成为政治学研究的一个新兴研究议题。这样的研究进展表达了一种对生命的尊重。然而，这样的研究进展如果不经过深入反思的话，则会陷入一种新的迷思之中。 从西方社会的发展现实来看，早期资本主义的阶级冲突在福利国家的调和下似乎变得越来越温和，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本质发生了变化。西方的生命政治研究既深刻地指出了福利国家的生命政治特征，也对生命的管制化进行了有力的批判。福柯在使用生命政治这一概念时，既是一种对社会现实的描述，也暗含了对社会现实的批判。阿甘本沿袭了福柯的思路，更加深刻地指出了福利国家中人的不自由。生命政治使得资本主义的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化。伴随着国家垄断暴力的使用，在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中的显性暴力变得越来越少见，或者说，资本主义的统治模式变得越来越人道和温和，但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即隐性暴力成为一种新的暴力形式，并渗透到资本主义社会的骨髓之中。然而，福柯和阿甘本仅仅指出了隐性暴力的监视机制和排斥机制，而在这两种机制之外，还存在着第三种机制——填充机制。与前两种机制相比，填充机制更为隐蔽，也符合资本主义变化的新特征。从外在的表现来看，填充似乎是福利国家对生命的善意关照。然而，在经过景观社会和消费社会的引导之后，填充更多内含的是隐性的暴力和对自由的干涉。 西方福利国家生命政治的本质是基于时间和技术的生命治理术。福利国家所做的绝大多数努力都是通过更新技术和改善管理来延长民众的生命时间。然而，生命的时间并不等同于生命的意义。西方生命政治的困境在于，生命的时间看起来得到了客观的延长，然而生命的意义却在景观社会和消费社会的牵引下陷入了一种虚无之中。填充便是这种生命政治运作机制的典型描述。笔者在这里并不是要撼动西方福利国家的大厦。客观而言，福利国家的发展确实是人类社会的一个重要进步。然而，这样的进步还远远不够。人们的生命在西方福利国家的大厦中并没有获得足够的自由和尊严。本文试图提醒人们完整和全面地认识西方福利国家的不足，并通过批判性反思和内向性联合对其进行有效地改进和修正。这样的生命政治主题在中国的语境下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国处在一种“刺激-回应”型的现代转型之中。我们社会中的许多特征是在与西方知识互动下形成的。福利国家和生命政治也是这样的西方知识。这样的知识既具有一种历史进步性，同时也暗含了内在的局限和困境。在急速现代化和快速学习的中国，我们可能需要更多和更深入的反思，才可能会避免西方国家所纠结于其中的生命政治困境。 ①关于生命政治的讨论已经大量出现在政治哲学、公共管理、理论选择理论、民主化、国际政治、安全以及移民问题等研究中。Simona Forti,"The Biopolitics of Souls Racism,Nazism,and Plato," Political Theory,Vol.34,No.1,2006; Ncncy Meyer-Emerick,"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The Life Science:Revisiting Biopolitics," Administration & Society,Vol.38,No.6,2007; Albert Somit,Steven A.Peterson,"Rational Choice and Biopolitics:A(Darwinian)Tale of Two Theories",PS: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Vol.32,No.1,1999; Jenny Reardon,"Democratic Mis-haps:The Problem of Democratization in a Time of Biopolitics",BioSocieties,Vol.2,No.2,2007; Hans-Martin Jaeger,“UN Reform,Biopolitics,and Global Governmentality",International Theory,Vol.2,No.1,2010; Michael Dillon,Luis Lobo-Guerrero,"Biopolitics of Security in the 21st Century:an introduction",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34,No.2,2008; Anadna Estévez,"The Politics of Death and Asylum Discourse:Constituting Migration Biopolitics from the Periphery",Alternatives:Global,Local,Political,Vol.39,No.2,2014. ②国内的生命政治讨论主要出现在西方哲学的研究领域中。主要成果参见张一兵：《身体化隐性构序的治安逻辑——朗西埃生命政治哲学解读》，《哲学研究》，2012年第12期；吴冠军：《生命权力的两张面孔——透析阿甘本的生命政治论》，《哲学研究》，2014年第8期；唐正东：《出离：生命政治生产中的抵抗形式——对哈特和奈格里的阶级斗争观的一种解读》，《山东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周洪军：《生命政治：以个体生命为对象的政治形态——哈特和奈格里对福柯生命政治理论的借鉴与超越》，《哲学研究》，2014年第10期。 ③④Michel Foucault,"Society Must Be Defended":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1975～76,translated by David Macey,New York:Picador,2003,p.242,p.243. ⑤Michel Foucault,The History of Sexuality:Volume I:An Introduction,translated by Robert Hurley,New York:Pantheon,p.139. ⑥米歇尔·福柯：《安全、领土与人口：法兰西学院演讲系列，1977-1978》，第9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需要特别说明是，福柯的“治理术”与国内流行的“治理”之间的内涵有较大的差异。国外关于福柯的“治理术”有深入的研究。参见Mike Gane,"Foucault on Governmentality and Liberalism," Theory,Culture & Society,Vol.25,No.7～8,2008.另外，“治理术”这一概念在社会科学中有广泛的运用。譬如，其在全球化或地区一体化研究中的成果参见Wendy Lamer,William Walters,eds.,Global Governmentality:Governing International Spaces,London:Routledge,2004; Richard Warren Perry,Bill Maurer,eds.,Globalization under Construction:Governmentality,Law,and Identity,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aota Press,2003; William Walters,Jens Henrik Haahr,Governing Europe:Discourse,Governmentality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London:Routledge,2005.国内对这一概念的研究还非常少，仅有的研究参见张一兵：《生命政治学与现代权力治理术——福柯的法兰西学院演讲评述》，《天津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 ⑦⑧米歇尔·福柯：《安全、领土与人口：法兰西学院演讲系列，1977-1978》，第92页，第1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⑨Michel Foucault,The History of Sexuality,Vol.I:An Introduction,p.135. ⑩中国王权时期也有类似的逻辑，如“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孝经·开宗明义》) (11)Michel foucault,Society Must Be Defended: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1975～76,p.241. (12)Michel Foucault,The History of Sexuality,Vol.I:An Introduction,p.137. (13)(14)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载汪民安、郭晓彦主编：《生命政治：福柯、阿甘本与埃斯波西托》，第3页，第7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15)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载汪民安、郭晓彦主编：《生命政治：福柯、阿甘本与埃斯波西托》，第3页。 (16)Thomas Lemke,Bio-Politics:An Advanced Introduction,translated by Eric Frederich Trump,New York and London: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11,p.33. (17)Giorigio Agamben,Homo Sacer: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translated by Daniel Heller-Roaze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p.71～74；另参见高奇琦：《阿甘本对西方法治与民主神话的批判及其限度》，《政治学研究》，2012年第3期。 (18)Giorigio Agamben,Remnants of Auschwitz:The Witness and the Archive,New York:Zone Books,1999,pp.41～44. (19)Giorgio Agamben,Means without End:Notes on Politics,translated by Vincenzo Binetti and Cesare Casarino,Londo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0,pp.16～18. (20)Giorigio Agamben,State of Exception,translated by Kevin Attell,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5,pp.3～4. (21)Thomas Lemke,Bio-Politics:An Advanced Introduction,p.6. (22)阿甘本对选举政治的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他对意大利政治的理解。对于意大利政治，阿甘本犀利地指出：“我们意大利人，今天生活在一个合法性绝对缺席的国度。”Giorgio Agamben,Means without End:Notes on Politics,p.126. (23)Giorgio Agamben,"Bodies without Words:Against the Biopolitical Tatoo",German Law Journal,Vol.5,No.2,2004. (24)Giorgio Agamben,Means without End:Notes on Politics,p.41. (25)Giorigio Agamben,State of Exception,p.22. (26)约翰·基恩：《暴力与民主》，第17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 (27)(29)汉娜·阿伦特：《共和的危机》，第83页，第13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28)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一卷)，第23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30)Slavoj
,Violence:Six Sideways Reflections,New York:Picador,2008,p.2. (31)Slavoj
,Violence:Six Sideways Reflections,New York:Picador,2008,p.2,p.2. (32)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一卷)，第24页。 (33)(34)Slavoj
,Violence:Six Sideways Reflections,New York:Picador,2008,pp.12～13,p.2. (35)约翰·基恩：《暴力与民主》，第89页。 (36)(38)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第200页，第200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37)南希·弗雷泽：《福柯论现代权力》，载汪民安等编：《福柯的面孔》，第122～123页，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 (39)Giorgio Agamben,"Bodies without Words:Against the Biopolitical Tatoo," pp.168～169. (40)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第200页。 (41)Giorigio Agamben,State of Exception,pp.1～4. (42)James Bohman,"living without Freedom:Cosmopolitanism at Home and the Rule of Law," Political Theory,Vol.37,No.4,2009. (43)Giorgio Agamben,"Bodies without Words:Against the Biopolitical Tatoo",Germen law Joural,Vol.5,No.2,2004. (44)Robert Putnam,Bowling Alone: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2000. (45)在19世纪末开始的第一次恐怖主义浪潮中，恐怖袭击的对象就清晰地指向高层政治精英：1881年，俄罗斯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暗杀；1890-1908年间，奥匈帝国的伊丽莎白皇后、意大利国王埃尔伯托夫和葡萄牙国王卡洛斯一世被暗杀；1901年，美国总统麦金莱被暗杀。这种暗杀政治精英的传统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中后期。参见张家栋：“现代恐怖主义的四次浪潮”，《国际观察》，2007年第6期。 (46)贾琦、赵刚、孙莉：《日语填充语及其功能》，《日语学习与研究》，2013年第1期。 (47)李正东：《填充模式与有效发展——中层阶层与中国现代化研究》，《广东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48)孙笑明、崔文田、董劲威：《发明家网络中结构洞填充的影响因素研究》，《科研管理》，2013年第7期。 (4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第282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5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25～226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51)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第60～19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52)(53)波德里亚：《消费社会》，第169页，第176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54)Guy Debord,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New York:Zone Books,1995,p.12. (55)道格拉斯·凯尔纳：“让·鲍德里亚”，载乔治·瑞泽尔主编：《布莱克维尔社会理论家指南》，第735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56)(57)波德里亚：《消费社会》，第139页，第144页。 (58)Charles Tilly,Coercion,Capital,and European States,AD 990～1992,Malden,MA:Blackwell Publishers,1990,pp.16～28. (59)Theda Skocpol,"Will 9/11 and the War on Terror Revitalize American Civic Democracy,"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Vol.35,No.3,September 2002. (60)张一兵：《代译序：德波和他的〈景观社会〉》，载德波：《景观社会》，第11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61)Jean Baudrillard,"The Masses," in Mark Poster ed.,Jean Baudrillard:Selected Writings,translated by Jacques Mourrai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p.217. (62)波德里亚：《消费社会》，第151页。 (63)George Ritzer,The Globalization of Nothing,California:Pine Forge Press,2004,pp.3～7. (64)汉娜·阿伦特：“前言”，载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第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65)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二卷——论功能主义理性批判》，第158～265页，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 (6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216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6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第281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68)罗纳德·德沃金：《生命的自主权——堕胎、安乐死与个人自由的论辩》，第321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69)波德里亚：《消费社会》，第174页。 (70)Michael Hardt,Antonio Negri,Commonwealth,Cambridge,Massachusetts: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152.此处采用了唐正东先生的翻译，将“exodus”译为“出离”。参见唐正东：《出离：生命政治生产中的抵抗形式——对哈特和奈格里的阶级斗争观的一种解读》，《山东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71)Michael Hardt,Antonio Negri,Commonwealth,pp.152～153. (72)Giorgio Agamben,The Coming Community,translated by Michael Hardt,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0,pp.1～2.此处使用吴冠军先生的译法，将“whatever singularities”翻译为“任意的独体”。参见吴冠军：《生命权力的两张面孔——透析阿甘本的生命政治论》，《哲学研究》，2014年第8期。 (73)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第371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74)Michael Hardt,Antonio Negri,Multitude: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New York:The Penguin Press,2004,pp.99～102. (75)张宪丽、高奇琦：《阿甘本法学思想对生命法学的法理启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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