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廉吏第一』程启南
◇ 程太生
在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中，勤政、廉洁、爱民，被朝廷誉为“天下廉吏第一”者，仅有二人，其中之一，就是明代历事三朝的工部尚书程启南（另一人为清代总督兼兵部尚书于成龙）。
解析：制取NH3需要NH4Cl与Ca(OH)2反应,若只加热NH4Cl生成NH3和HCl,在试管口遇冷又生成固体NH4Cl,可能堵塞导管,A项错误;制取NaHCO3时,向NH3和食盐的饱和溶液中通入CO2的导气管应长进短出,B项错误;NaHCO3在水中的溶解度小,CO2通入氨化的饱和食盐水生成NaHCO3晶体析出(NH3+NaCl+CO2+H2O==NaHCO3↓+NH4Cl),可用过滤法分离,C项正确;加热NaHCO3会分解,无法得到干燥的NaHCO3,并且加热时装置中烧杯应垫上石棉网,D项错误。
程启南（1562—1650），字开之，号凤庵。明朝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出生于山西上党武乡县信义村。有史志记载，程启南一生“性刚果，多大略，博学工文”。他做事光明磊落，清廉正直，循公奉职，经常为民请命。他不谄权贵，气节凛然，为官从政三十年，处处留佳绩，受到官民的交口称赞。
体恤地情 为民请命
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程启南与同县魏家窑魏云中联捷同榜进士，次年被当朝授予襄阳府推官。这是程启南入仕后被放任的第一站。
推官，唐朝始置，元、明于各府亦设推官，清初沿置，后废。推官是府衙断狱办案的官吏，简单地说，相当于当今的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推官还兼负地方赋税的审计之责。推官的官品除顺天府、应天府的推官为从六品，其他府包括襄阳府的推官均为正七品。
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程启南升为明王朝兵部郎中。同年，在当朝辅臣叶向高等人的推荐下，迁升山东济南道副使。
《音乐课程标准》指出，在教学过程中丰富学生的情感体验，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是音乐教学的核心目标。所以音乐教学从本质上讲是情感教育，在新课程实施的今天，注重情感教育远比传授知识与技能重要。
选取2016年2月～2017年2月我院接收的重症支气管哮喘患者60例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男32例、女28例，年龄23～82岁，平均年龄（54.5±6.1）岁，病程4～16年，平均病程（7.6±4.2）年。
3.1.4 吸痰深度 对照组应用的确定吸痰管插入深度的方法为长于气管导管端0.5～1 cm，碰到阻力后往上提0.5 cm，再提供负压吸引［13］。这种方法可能会发生组织损伤和炎症反应，吸痰导致的损伤可以引起肉芽组织形成，导致支气管狭窄，肺气肿和肺不张。Ahn等［14］采用深部吸痰法，深部吸痰法可以从吸出的痰液中找到大量的呼吸道黏膜柱状上皮细胞，说明深部吸痰法容易造成组织的损伤。故应用测量法，根据气管插管插入的长度来确定吸痰深度的办法可更有利于减少这些并发症。
宾阳县要发展旅游地产，在政策上要提供相应的支持，要加强旅游地产项目的监督和管理，防止房地产开发商在开发过程中有破坏生态环境、浪费土地资源、过度开发建设的破坏行为，使宾阳县旅游地产的发展能符合宾阳县的城市发展规划和旅游发展规划，进而推动宾阳县经济的发展。
在襄阳，程启南亲眼目睹了老百姓水深火热的悲惨遭遇，心情十分沉重。当一位姓李的税监胁迫他为其征税时，程启南严正指出，当地矿税苛刻，百姓怨声载道，你们身为朝廷命官，非但不为朝廷分忧，体恤百姓疾苦，反而横征暴敛，祸害百姓，如此之事，我不能干！他果断地“骏言拒之”，并不顾个人官微职小，明确申明自己的主张：“税宜节，阉当撤！”同时，他旗帜鲜明地鼓励和支持当地群众和矿监税使进行斗争。对于因抗税而遭冤狱的群众，也在一一断案后，分别予以平反，当庭释放，深受当地百姓欢迎和爱戴。
后来，由于全国性的“随我来，杀税官”的抗税和反税监斗争风起云涌，神宗皇帝慑于形势，只好将派往各地的矿监税使撤回。事实证明程启南的主张是正确的，是符合百姓愿望的。
已巳年（1629年），皇帝下旨，诏升启南通政使，荫一子，旌表启南不依附忠贤逆党之品。
羊叔子（字），即羊祜，为西晋时的泰山平阳（今山东新泰）人，是著名战略家、军事家、政治家和文学家。
过去，每当考试完毕，举行夸官表彰仪式时，一些考官往往要照传统惯例，大张旗鼓，八抬大轿，前呼后拥，鸣锣开道，好不热闹。正所谓“巡抚出朝，地动山摇”。而程启南则总是与众官不同，而是处处节俭，不坐“八抬”，不打仪仗，不吃宴请，总是骑一头毛驴，轻骑简从。当他到了现场向百姓挥手致意时，人们才知道，这便是威名赫赫的主考官程大人，都无比惊奇而敬佩，由衷地赞叹说：“这样的清官，天下少有！”
据《襄阳耆旧记》载：“祜卒后，襄阳百姓于祜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庙，岁时祭祀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预特为该碑取名为‘堕泪碑’。”历代改朝换代，羊碑和祠曾遭几度损毁，又几度重建。到了明代，襄阳百姓为程启南刻碑，与羊祜碑并列祠中，适时祭祀供奉，足见程启南在当地的良好口碑和影响力。
恪尽职守 清廉正直
程启南以忠于大明江山社稷和天下苍生利益为己任，一生为官清廉，忠于职守，刚直果断，敢于言事。
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程启南任兵部武选司主事，针对司衙中冗员过多，效率低下，一些官员任人唯亲，凭裙带和私人关系选拔官吏，滥竽充数，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以及冒空名、吃空饷、领空俸；将帅设置过滥，庸碌无能，人浮于事，相互掣肘，经常误事等种种弊端，直言上疏“三可虑”，明确提出了“清冒滥、屏（摒）私人、简将帅”等三项改革举措。这道疏文虽被朝廷“多所采纳”，但由于触动了当权者中好些人的既得利益而遭到猛烈抵制。这些人明察暗访，想搜寻程启南从政工作中的过错加以弹劾。但由于程启南“洁已敷政，除繁苛，持大体，廉而能平”，令他们无机可乘，大失所望，只好不了了之。
襄阳，即今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人杰地灵，物华天宝，为历代封建王朝在江南的产粮纳税的富庶地区。
他上任后，正遇山东遭受特大蝗灾，赤地千里，民不聊生。然而，各级官府不顾人民死活，不设法救济，反而横征暴敛，强逼赋税。程启南到任后，上疏朝廷，为民请命：“乞不赋山泽，许得支官舍之储蓄，周委隶首。”即请求朝廷免除山野庄田和河塘池泽的赋税，并允许开官仓放储粮，赈济百姓，贴补府衙开支。经他再三上奏章疏请，终于得到朝廷允准，山东百姓得以活命。在此基础上，他还组织当地百姓积极开展抗灾灭虫和自救，迅速恢复了生产。因此，当地百姓感恩戴德，在他后来升任太常寺卿奉调回京时，对其思恋不已，还为他建庙，“春秋奉祀，如在山南时”。
程尚书故里武乡信义村的后裔至今流传着程启南为官期间的廉政故事。程启南曾历任湖、广、云、贵同考试官。作为主考大人，他始终奉行“不吃请、不受贿、不徇私舞弊，秉公执法，公正取士”的原则。
羊在襄阳担任都督荆州诸军事期间，因其德高行恭、推行仁政，屯田兴学，以德怀柔，深受当地人民爱戴。羊祜病逝后，襄阳百姓为纪念他，特地在羊祜生前喜欢游息之地岘山建庙立碑，该碑原名为《晋征南大将军羊公祜之碑》，简称“羊公碑”。
由于程启南为官清廉，忠于职守，每到一地，受到官民的一致好评。以至走一路，红一线；居一地，红一片。一次，众下属问他，程大人，你为什么到一处红一处，办一事成一事，有什么法度妙策？能否给属下略微透露一二？启南说：“孔子说过，凡民之事，己先劳之，民则会不令而行，虽苦不怨。关乎百姓的事情，只要你身体力行，事必躬亲，必能办好，百姓也就满意了。”
(2) 中易发区：面积为1 113.95 km2，占研究区面积的30%，主要包括元城川流域中-上游区域、悦上公路沿线地区、上里塬乡、林镇乡。区内河流侵蚀强烈，相对高差较大，地质环境条件较差，人口较密集，同时也是耕地、公路、桥梁较为密集的区域。人类工程活动较强烈，区内分布地质灾害点59处。
程启南勤勉执政，不仅深得民心，也受到当朝皇帝的重用和褒奖。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升参政，天启元年（1621年）升按察使。天启二年，朝廷考核天下官吏政绩，“举卓异”（推举勤政爱民的杰出官吏），程启南被当朝誉为“天下廉吏第一”，明代监察御史杨希且赠程启南亲笔题词的“社稷功高”黄锻匾。
然而，40岁的程启南上任时，正逢明代末年。明王朝为了榨取百姓血液去补充其腐朽肢体，万历神宗皇帝大量派遣太监，充当税使矿监，他们利用特权，横行天下，劫夺商货，把持行市，无所顾忌地掠夺人民财富。这些太监出身的矿监税使，心理变态，心肠狠毒，手段残忍。他们巧立名目，强取豪夺，无所不用其极。经常逼得当地人们倾家荡产，卖儿卖女，投井上吊，情景十分凄惨。
荡平巨寇 保境安民
程启南在山东先后任职10年（万历四十一年至天启三年，即公元1613—1623年），历任济南道副使、参政、按察使、右布政使、左布政使等官职。在任山东布政使期间，恰逢巨盗徐鸿儒利用妖术聚众劫掠，在邹、滕（今山东费、邹、滕、济宁、金乡等县）一带为害百姓，来如风，去如影，一连将10余座城池抢掠一空后扬长而去。当地官兵剿捕无力，眼睁睁地看着其横行，一筹莫展。程启南得知后，“命历城令吴阿衡招白挺以歼之，逆憝叛党，如缚豕而槛送京师，有旨赐金币”。程启南主持剿捕，机智果断地剿除了为害一方的害群之马，使百姓得以安居乐业。而后，将首恶槛送京师，他不但得到朝廷的奖赏，也得到当地人民的热爱和拥戴。
2.1.2 植株性状 斜栽的各项测定指标均明显优于平栽，更利于甘草主根的生长发育，主根颈粗，则能更加充分的利用土壤中水肥资源；平栽的甘草侧根多，影响了主根的营养积累；而直栽费时费工，不适于大规模种植。综合分析，倾斜35～45°的斜栽方式甘草产量及构成指标较好（见表1）。
程启南任职山东，心系故土。当他得知武乡老家权店至分水岭一代官道中，有大盗孔宪利用山高路险，沿途大肆抢劫民财，杀掠过往客商，开设黑店，图财害命等等恶行后，当即知会山西布政司派兵剿捕。同时上疏朝廷，在权店特设守备衙门，委派守备一人，守兵300名，确保一方平安，使故乡老百姓从此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
勇斗阉党 大义凛然
庚午（1630年），朝廷召集群臣议政。针对当朝人浮于事，不少官员光拿俸禄，不谋其政的现象，“群推启南素遵轨躅，不欲暴贵（不附庸权贵）”，具有良好官品。程启南对同僚的好评表以谢意。此后，程启南被当朝迁升为工部左侍郎，负责督办皇家的工程建设。他踌躇满志，“百废俱兴，诸什器咸备”。不久，着手负责了一个当朝的“烂尾工程”——德陵工程。
就是在这样严峻的政治形势下，面对阉党弄权，倒行逆施，残害生民，祸乱天下，程启南义愤填膺，不顾自己随时可能招致的杀身灭族之祸，大义凛然，“抗疏劾之”。但所上奏疏均被阉党扣压不报，并多方采取对策，对他实行恐吓报复。就在这种“黑云压顶”的形势下，他仍不退缩，再次上疏，直陈利害。疏曰：“自古治国力政，荣辱之端在于治吏，治吏之根本在于管理好皇上身边所信任的人。魏忠贤威移主上，蟠连禁闼，倪文焕、崔呈秀等党羽摇唇鼓舌横行于世，指夷光为嫫母，借钩钜作刑书，以王振、刘谨之势加之郅都之手，不六翩尽空不止。今济州荒旱，彭城水决，江南地震，关中豕妖，反天不祥于斯见矣。乃尚有进玉玺赋凤仪者。臣愚以为：众正立，即朝之嘉祥；群枉至，即国之妖孽。今即使朱草日生于庭，麒麟在囿，臣犹以为无因而至，而敢为回面汉行，不思变辙者乎！”最后他愤愤地说：“臣实不欲同罢驴为群，与汩俱没。乞（请求）放臣还山。”
这次上疏，皇上不置可否，反使魏忠贤大为恼火，于是，当天就罢免了程启南的官职。罢官归田的程启南，针对天下争相为权奸魏忠贤建生祠，耗费国库粮银无度，造成国库空虚；而地方上的“豪贵”，为讨好魏党，争先恐后拿出钱粮为魏忠贤建造私家生祠的种种丑恶行径，作文大加讥讽和鞭挞，其凛然正气，宁折不弯，令人赞叹。可惜，程启南的这些杰作在传世中佚失，使我们不能体味程启南投枪匕首般的凌厉文辞，甚为遗憾!
辞绝官场 重启出山
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在位7年，年仅23岁的熹宗皇帝朱由校驾崩，其弟朱由检即位，改元崇祯。新皇帝沉机独断，不久，夷灭了客魏阉党。其间，魏忠贤畏罪自杀。同时，重新启用了一些深受魏忠贤打击迫害的在野老臣。由此，大得民心，“凡抗阉者悉起田间。”
常言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后来，襄阳百姓感念程启南的恩德，奉程启南为“程青天”，建祠供奉，“与羊叔子同祠”。
明天启三年（1623年），程启南以“天下廉吏第一”的声名操守，升任太常寺卿，奉调回京任职。此时，正是太监魏忠贤与天启皇帝熹宗的乳娘客氏狼狈为奸，专断国政，权势熏天之时。魏忠贤本系无赖出身，目不识丁，但因入宫时侍奉皇孙朱由校，并和客氏私通，于是得宠。熹宗皇帝朱由校即位时年仅十六，平日不问政事，只知玩耍，沉溺于锯、刨、凿、削等木器玩具制作之中，朝廷一切大权尽落魏忠贤之手，很多奏折，均由魏忠贤随意批阅。朝廷内外不乏趋炎附势者，如倪文焕、崔呈秀等等，皆拜倒在魏忠贤门下，形成阉党，把持朝廷各要害部门，其名目有“左右护卫”“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等。他们横行朝廷，败坏朝纲，杀害嫔妃，迫害皇后，一批忠直正派元老重臣如杨涟、左光斗、高攀龙、魏大中、叶向高等等相继惨遭迫害，先后成了魏忠贤刀下之冤鬼。魏忠贤所到之处，官民遮道伏首，高呼“九千岁”，更有谗媚者竟高呼到“九千九百岁”。要知道，封建社会的皇帝也仅以“万岁”相称。由此可见，魏阉权势是何等登峰造极。更有甚者，普天之下都为魏忠贤这个目不识丁的太监大造生祠，有好些地方的生祠规模和富丽堂皇程度，甚至超过了皇家的宫殿。
放下酒杯，富翁说：“我今天和你们说点掏心话，我是个没多大文化的人，当年凭着一股傻劲才把家业干得这么大，所以我要让我的女友在文化上翻身，当作家，当大作家！这本童话怎么出版我不知道，你们帮着弄，钱不成问题。”
各换热器间的热力计算都是通过先假定换热器温度，然后进行计算，最终通过换热器吸热量与烟气对流传热量之间差是否不超过吸热量的±2%进行校核，若满足则计算结果有效。
德陵，为明代熹宗皇帝朱由校和皇后张氏的合葬墓，也是明代修建的最后一个陵寝。
德陵始建于天启七年（1627年）。由于熹宗皇帝刚登基不久，国库匮乏，当时负责营建的工部尚书薛凤翔上奏，请求先拨放白银100万两，以完成一期工程。然熹宗皇帝只筹措发放50万两，还反复叮咛告诫，“以期速成”。薛凤翔一气之下病倒。为了不延误工期，朝廷大臣纷纷捐款赞助，才使这座陵园修建工程勉强运转起来。因德陵工程无人监工，加上贪官与商家相勾结，故意拖延工期，借机大挖国库金银，致使这项工程“更数岁，工未就”，成为旷日持久的“老大难”工程。程启南上任工部左侍郎后（实际上已暂代工部尚书的职位），已是德陵工程的第五年。他洞悉其奸，于是大刀阔斧撤换督工官吏，并“召商责之，期以五月，砖木不至，法无贷”。商家历来畏惧启南的清廉正直，言出法随，再不敢借故拖延，于是加快施工进度，使这项工程如期顺利告竣。德陵工程完成后，朝廷以其办事干练，政绩卓著，提升程启南为工部尚书，统管全国的百官、山泽、营缮、采捕、陶冶、舟车、织造、屯种等政令，官为正二品，并加“大司空”官职服俸。同时，按照成例，拟荫封一个儿子为官，被程启南坚决地谢绝了。
按说，程启南在重被启用复职后，官运亨通，诸事顺遂，正是大展宏图的时候，然而，好景不长，浸染明王朝躯体的顽症痼疾旧病复发。崇祯皇帝重新起用太监当政，致使“寺人之徒噏噏复进”。崇祯四年（1631年）八月，任命太监张彝宪总理户、工两部，俨然凌驾于两部尚书之上，大有阉党死灰复燃之势。程启南看破世情，大失所望，他再不愿与昏庸皇帝和宦官寺人为伍，再受挟制，一再上疏求辞职，退隐江湖。疏文内容说：“熹（宗）皇帝拱默中人有窃政者，似犹不足异。今天子英明，日夕望太平，而蹈覆辙，酿乱胎。臣恐忠贤虽诛，而忠贤之类尚翼，死灰复燃。不止羞朝廷，而辱当世之士也！”连上11疏，方获准再次告老还乡。
告老还乡 著书教子
程启南致仕后，返归故土武乡，杜门谢客，绝意仕进，地方“长吏罕识其面”。然而他却无时不关注故乡百姓的生活。当逢沁州、武乡等地荒旱时，而百姓徭役繁重，启南不避怨谤，上书两院，呈请减武乡征粮，免徭减赋，使沁州豁免征粮累金3000余两。不久，李自成义军攻占北京后，大顺朝廷获悉程启南素来清廉正直，派遣使官送旨，邀请程启南出山任职。
李自成攻陷北京后，曾劫掠大批豪绅，严刑拷打，大肆掠夺其财富，京城官员花天酒地、全然不顾百姓疾苦，造成社会动荡，而山西首当其害。面对如此政权，启南决计“宁为民众做牛马，不为当朝做浑官”，永不效力李氏政权。然而，对方使者仍不甘心，先后五次往返送来旨令，劝他起身就驾。启南愤怒斥之曰：“方魏忠贤时吾不仕，今谓吾惧死耶？”严辞拒绝。后来，为了不受搅扰，他从告老回乡后所居住的县城（今武乡故城镇），再次迁回老家信义村故宅，修建一间房舍，用来接待上门来的政府官员，取名为“接官厅”；还在故宅不远处，构筑草亭数间，作为书房，著书立说，取名为“双修寨”（意为德、慧双修），终日钻研《周易》以及各家医学专著，每有心得，撰写为文。先后著有《易宗圣录》《阴符解》《也足园集易时草》《医学纂要》《集贤录》《心著集解》（作品大部分失传）等等。在此期间，他还创修信义程氏家谱，将宋代河南程颐十一世，元末为避难迁居武乡信义村的程敏（有一说为程颐十五世程思敏）列为信义一世祖先，将200余年来本家列祖列宗包括自己（程敏十一世）至子孙十四世的姓名统统列至谱上，由此奠定了后裔四修《武乡程氏家谱》的基础。
程启南家教甚严，主张不论家庭大小长幼，均要以节义、仁慈、简朴传家；无论贫富贵贱，均要以诗书礼乐为教。绝不做偷、贪、淫、侈、懒、忤的败家子，如有犯者，由各门家长论处。所以，启南子孙40余人，科贡显赫，安风守清，忠孝双全，均有建树。其子程嘉绩，清代进士，历任太常寺典籍、员外郎等；其孙程康庄，清代拔贡，曾任镇江通判，是明代著名作家、诗人，受到大文学家王士祯的赏识，蜚声大江南北，全国各地名山大川多见他的墨迹。至今新出版的《山右丛书》中，仍有他近10万言的《自课堂诗文集》和《秋山红树阁诗集》流传于世。世人称赞程启南德高望重，不愧为官宦人家，书香门第，三代为官，三代诗人，真可谓山右旺族。
清顺治七年（1650年）十月，程启南早晨起来，召集族人子孙，坐列床下。他说：“孰易如苇，孰化如毁，人生至促也。”说罢，和族人摆开棋局，“精彩倍张”，至中午返回家舍，“跌坐良久，语不及私而卒”，终年89岁。
程启南为官从政明代三朝30年，鞠躬尽瘁，政绩卓著，勤政廉洁、爱民如子，为当朝誉为“天下廉吏第一”“社稷功高”，是古代清官之楷模，程氏同宗家族之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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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顺治十年（1653年），程氏后裔于信义村建大司空祠，祀先祖明末工部尚书程启南；此事后来载入《武乡新志·祠宇》（民国18年版）。1947年，在武乡县土地改革运动中，一些乡民为挖宝分浮财，将程启南坟墓挖开，程启南骸骨重见天日，随葬品却一无所有，这是程启南一生克勤克俭廉吏风范的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