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若干问题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若干问题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它回答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是扎根于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是指引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理论旗帜。党的十六大第一次正式使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以更加鲜明简洁的形式概括了我们党所从事的伟大事业和所坚持的正确道路。以此为契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在理论界、学术界逐渐成为一个热点，研究成果无论是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有明显进展，在许多问题上都取得了一致意见。综观近几年来的相关研究，其探讨的重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什么是中国特色主义；怎么理解它的内涵和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发展过程是怎样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什么样的关系。现综述如下并略加评论。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内涵、特征研究
(一)关于概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基本概念，又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术语。自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以来，我们党就把它当作一个中心口号来使用。仅仅从十三大到十六大报告的标题就可以看出。从学术的角度来说，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首先要把它的意思搞清楚，这样才能做到准确运用。要回答此问题，自然就涉及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个概念有没有区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概念上标志着什么？归纳研究成果，有三种代表性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概念并没有内涵上的根本区别，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只是更为简明扼要。龚育之分析后指出，这没有什么微言大义，只不过顺应了汉语构词简化的自然要求，是语词简化的趋势使然。[1]
第二种观点，认为这几个概念有区别。“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侧重指邓小平领导党和人民根据本国国情来建设社会主义实践，它表示这是一个过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是指中国共产党人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总结，侧重指这个理论的框架或轮廓；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十三大后的15年才提出的，显然是在总结更广阔更丰富的实践基础上形成的，是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李忠杰认为，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理论上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化，虽然这样的社会主义还需要继续探索，但正式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和地位，条件已经具备，时机已经成熟。使用这个概念，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理论上都是有必要的而且大有好处。首先，它把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都统一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旗帜和标识之下，成为一个完整的概念，更加鲜明也更加集中。其次，十六大报告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发展的前进的。发展前进到一定阶段，新的思想理论该怎样来概括呢？如果用此概念，很多问题就都解决了。再次，采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概念，更有利于减少个人的色彩，突出集体的智慧和贡献，更符合我们党一贯的思想和主张。作为一个概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道路，是一种事业、使命和任务，是一个历史进程，是一种科学的理论体系，总之，它把我们党长期奋斗所干的事情集中地概括了出来。[2] 王晓刚、贾静认为，这个新的提法意味深长，它继往开来，标志着又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这一提法肯定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反映了党和国家更加自信的心态；这一提法包含了“特色理论”是一个开放性的理论体系的深层意义；这一提法标志着又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标志着民族复兴的脚步已经启动。[3]
第三种观点：认为不必要纠缠于这几个概念是否有区别的争论，应以党的十六大统一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为契机，对这个理论体系作进一步的整理总结和概括。
(二)关于内涵。
我们党自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以来，对其进行了大量的实践、研究和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理论知识，形成了一系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我们认识和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和特征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份文件对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做出正确和完整的回答，或者从学术的角度来说，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下过准确的定义。
关于其内涵，理论界学术界较一致的看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顾名思义，其构成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社会主义，二是中国特色。前者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属性，要求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制度和道路；后者强调这种社会主义是切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不是照抄照搬书本和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现了共性与个性的统一，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要把握其内涵，离不开对其特征的分析和理解。
(三)关于特征。
李忠杰认为，依据到目前为止的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至少应该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和规定性：第一，是坚持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社会主义；第二，是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第三，是坚持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的社会主义；第四，是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的社会主义；第五，是经济政治文化三大文明协调发展、社会生活和生态环境全面进步的社会主义；第六，是主张和平与发展的社会主义和实行“一国两制”的社会主义。[2]
蒋学模认为，中国走向社会主义，有其独特的历史道路、独特的所有制结构、独特的经济运行体制和独特的人文条件。只有全面认识和贯彻这些特点，才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并进而迈向成熟的社会主义。[4]
王怀超则从历史阶段的长期性、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社会结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的等六个方面给我们勾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如果用一个公式来表示，可以简洁地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生产资料社会占有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共同富裕+社会公正+政治文明。”[5]
侯远长分析了科学社会主义一个半世纪的发展历程后指出，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以归纳为两句话，“就是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为精髓，初级阶段为起点，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为动力的社会主义；就是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公有制为主体，市场经济为形式，‘三个文明’一起抓，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社会主义。”[6]
王晓刚等人通过比较社会主义国家发展道路的异同后提出，相比苏东、越南等其他“特色”，“中国特色”具有以下特点：真正做到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一切以中国的国情为出发点；改革是渐进和坚定的；正确处理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理论政策具有传承性和创新性。[3]
秦宣撰文提出，我们必须多维度、多层次理解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他的视野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由独特的发展方向、科学的理论形态、独具特色的制度安排和切合实际的发展道路等多重形态综合构成的社会主义新形态，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理想。其中对第一个特点的分析，笔者认为透视颇深。文章从哲学方法论和价值判断入手分析，指出“特色不仅包含特点、特征，而且还是对特点、特征的超越。”从这一角度出发，可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就是对中国国情的筛选、改造和优化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是指中国社会的最优发展方向”，基于这种认识，论者不能同意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完全等同于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也不能同意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称为“不够格”的社会主义。[7]
严书翰等人则从道路层面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点——五个“始终坚持”和一个“努力营造”：始终坚持走自己的路；始终坚持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始终坚持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始终坚持社会发展的协调并进和人的全面发展；始终坚持加强党的建设；努力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8]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发展过程和科学体系研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是一种实践，作为实践的理性概括，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党的十三大第一次使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概念时，就指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现代化建设相结合的产物，是扎根于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此后，我们党逐步把邓小平一系列的思想观点称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1992年党的十四大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出科学的概括和评价，正式确立了这一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1997年党的十五大又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改称为“邓小平理论”，并把它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十六大修改后的党章又进一步指出它的理论属性：“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逐步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阐明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学习和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必须了解其形成发展过程，把握其精神实质和科学体系。
(一)关于形成发展过程。
研究者认为，任何一个具有根本意义的理论都不是在空地上一下子建立起来的，而是历史和时代的产物，是建立在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时代潮流的把握基础之上的，总是有一个逐步酝酿、积累和发展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同样如此，它的形成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近年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与发展的研究日渐深入并趋于系统化。就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线索，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
1、关于形成与发展的阶段划分。
两阶段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三届四中全会，邓小平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阶段；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党的十六大，江泽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创新阶段。[6]
三阶段说。持这种观点的论者最多。一种观点认为：1956年毛泽东的探索(“以苏为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孕育和准备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四大(或为十三届四中全会)为正式提出和形成阶段，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十六大为进一步展开和发展阶段。[9] [10] 另一种观点认为：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为孕育期，20世纪80年代中期是形成时期，20世纪90年代初为系统阐发时期。[5] 有的研究者用理论轨迹的形式对应三个阶段：“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11] 有的研究者从薄一波的“始于毛，成于邓”观点出发，用三代领导核心来界定阶段：党的十六大后，学者们在“始于毛，成于邓”后，加上了一句，成了“始于毛，成于邓，发展于江”；“毛泽东时期是扎下根系，邓小平时期是长成主干，江泽民时期则是繁茂枝叶”[2]；鉴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仍然还处于发展过程之中，最近有人把这句话变成了“始于毛，成于邓，发展于邓后”。[9]
五阶段说。十二大正式提出；十三大基本形成轮廓；十四大进行系统总结；十五大进一步发展：邓小平理论与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十六大进一步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12]
总之，时代在发展，实践在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现在和今后都仍将继续下去。已经有二、三个阶段不等于只能有二、三个阶段，逻辑上今后一定还会有第四、第五、第六个阶段……2002年党的十六大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实践提炼而形成的理论成果，同样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容，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2、关于理论起点。
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阶段划分的不同，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对理论起点的认识不一致。理论界学术界就这一理论的起点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
党的八大前后。有论者认为党的八大前后，我党即已开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艰难探索，并已提出不少有价值的思想观点，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料和理论财富。[10] 有的论者直接以“‘以苏为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起点”这样的论断，来反映自己的认识。[13]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有论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大体上是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同步的。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既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的起始标志，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历史起点。[5] 1975年的全面整顿，可以看作是这个理论诞生前的酝酿，再往前追溯，已经不属于这个理论形成发展的起点和理论诞生前的直接酝酿，而是属于这个理论同过去的历史经验相继承的问题，应区分1956年后开始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探索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开始的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探索。[14]
3、关于理论、理论体系形成的标志。
标志问题与历史分期密切相关，不仅不同的历史分期标志不一，就是分期一致，在标志问题上也未必统一。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标志，有研究者认为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但多数观点集中在十二大或十三大上。部分研究者认为邓小平的十二大开幕词是这一理论开始形成的突出标志。党的十二大以后这一理论继续发展，产生了新的论断，取得新的理论成果。以十三大为标志者，他们的根据在于：十三大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个总题目，并列举了在对社会主义再认识过程中发挥和发展的十二个科学理论观点，认为这些观点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5]
理论和理论体系应该不是一回事，不应在同一意义上使用。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形成的标志，十六大以后研究者比较多的趋于一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科学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以南方谈话为灵魂的十四大，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科学阐述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并指出：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进而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九个方面，这表明这个理论已经形成科学的理论体系并将继续发展。[15]
(二)关于体系的内容、结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这点研究者普遍认同，但其内容和体系架构怎样，研究者们的概括却不尽相同。以下四种概括具有代表性：
第一种是根据胡锦涛2003年“七一”讲话中提出的十个方面来归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
第二种是按照中宣部主编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这本书的框架来概括。
第三是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由三大块内容组成：毛泽东思想中被实践证明为是正确的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理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第四是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应是以上三大块内容的简单垒加。[16] 它是一个丰富严密、有机统一的科学理论体系。赵曜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以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是因为：这个理论体系有一个鲜明的历史性主题和主线——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它有着深厚的哲学基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它由一套完整系统的理论构成——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等10个方面，并有自己的范畴体系——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计划和市场等；它科学回答了中国这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10] 侯远长的观点与其类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实践基础、基本理论和具体理论的结合和统一，就完整地构成了系统的科学理论体系，展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科学与价值的统一，理想与现实的统一，体系与制度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17]
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范畴和基本命题。王怀超从理论与实践结合层面上对这些基本命题进行深入分析后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内容丰富涵盖面广，其理论轮廓可以简要地归结为三句话，即十一个要点(时代主题论、社会主义本质论、发展战略论、发展论等)，五根支柱(初级阶段论、本质论、改革开放论、市场经济论、发展战略论)，一个核心(发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其实质就是加快中国发展的理论，依据此理论制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就是加快中国发展的路线和纲领。[5]
牛先锋的看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不能随意肢解，更不能只抓住个别字句断章取义，应从体系的构建角度、理论研究的视角和逻辑结构方面来认识。体系构建角度包含了哲学基础、主题、主线、主要内容和范畴五个方面。从理论研究角度要把握：研究的首要基本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研究的对象——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规律；理论的主要内容——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成果载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以及邓小平、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著述。从逻辑结构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含制度论(本质、道路问题)、体制论(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党的领导)、环境论、条件论(时代主题、国情、依靠力量)、战略论(整体战略步骤、“一国两制”构想)，这五论是骨架，围绕骨架构建的九个方面内容构成了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9]
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系的研究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揭示了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并写进了党章。十六大要求：“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必须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2003年7月1日胡锦涛在全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明确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此后，中央宣讲团的宣讲提纲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以，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和研究，必须深化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系的研究。关于二者的关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集中起来就是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研究者普遍认为，这一论断应当成为对这一问题研究的指南。这里的“进一步”表现在何处？“创造性”体现在哪些方面？“深化了”哪些认识？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重点出发对此作了深入探讨。
(一)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倾向于将二者皆置于理论的层面上来分析，他们认为，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发展过程来看，从其外延上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包含从毛泽东萌芽，到邓小平创立并形成体系，再由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丰富和发展了的，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整套思想、路线、纲领、战略、方针和政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取得的理论成果，当然也应该包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李忠杰从三个方面全面揭示了二者的关系，分析细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第一，作为道路、事业、使命、任务和历史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实践性的东西，或者直接说就是一种实践，一种具有特殊内涵和规定性的实践活动，在这个意义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一种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理论来自于实践又高于实践指导着实践。第二，作为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一种观念形态的东西，是相对独立于实践之外的科学的理论体系，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样都属于我们党的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一方面两者在本质上是相通的，甚至是一致的；另一方面从外延上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二者是包容甚至是从属关系。第三，如果把二者都限定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丰富和发展了的理论和范围之内，无论是广义(13年全部理论、方针政策等的总和)还是从狭义上理解(三句话)，“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灵魂。[2]
(二)关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和“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关系。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着重提出和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根本问题。那么，它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什么关系？这两个问题之间有什么内在必然联系？余品华的文章对此作了解读。该文认为这两个根本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中实际上是一个根本问题的两个方面，即无产阶级(工人阶级)政党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关系这个根本问题的两个方面，也是党的先进性与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优越性这一辩证统一关系的两个方面。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着重回答了这一根本问题中有关社会主义的方面，邓小平理论的历史使命和重点放在制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上；而江泽民则着重从党与社会主义关系方面来进行回答，从而使他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显示出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总纲为标志的特色。从回答一个根本问题发展到回答两个根本问题，从一个视角发展到两个视角，表明我们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认识的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命题——无产阶级政党先进性和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联系认识的深化。[18]
(三)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化”。
秦刚强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强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基础——与时俱进；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主题——发展；进一步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现实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一步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特征—在实践中创新，顺应时代潮流，在和平中崛起；进一步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核心问题—党的建设；进一步充实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内容——明确了经济体制的目标，把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纳入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确立了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强调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艰巨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等等。[19]
祝彦认为，应从以下四个方面来理解：深化了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认识；深化了对坚持“三个文明”协调发展的认识；深化了对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之间关系的认识；深化了对党的建设的认识。[20]
严书翰用“新认识”来说明这种“深化”：要坚定而全面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对发展观的新认识；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探索；提出了创造性的党建理论；提出了世界文明多样性的新理念。[15]
李君如指出，用归纳法研究虽有价值但不可能，为此可从两个切入点着眼加以研究.一个是看一看党中央是如何铭记邓小平的政治交代，解决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失误问题；一个是看一看党中央是如何面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问题和突发事件，经受新的挑战和考验的.在此基础上他概括出五个独特的理论贡献：强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同执政党建设紧密联系起来，切实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必须坚持三个文明的协调发展，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走出一条好路子；必须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必须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添新力量。[21]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最高升华和鲜明标志，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探索中提出的各种新思想新观念新论断的一个总概括和总结晶，是其组成部分和灵魂，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又一理论丰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新飞跃。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党的指导思想关系的研究
党的十六大确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这是完全正确和非常及时的。但这种概括也并非十全十美。有的学者就指出，从语言传播和思维发展的角度，这一表述显得不够简练，在逻辑上也不统一。[22] 近年来不少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八十多年中，产生了两大历史性成果：一是新民主主义理论；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① 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业的完成，至少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是几十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可以考虑把我们党的指导思想表述为以新民主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这样的表述至少可以有三个好处：一是主题鲜明，中国特色与社会主义的结合；二是容量较大，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以及此后党探索的新认识都可以放进去；三是比较简洁，我们目前的提法太长，而且人名太多。[10] 此外，这种表述更有利于减少个人的色彩，突出集体的智慧和贡献，更符合我们党一贯的思想和主张。
另一种观点认为，用这两种理论来表述党的指导思想，时间跨度太长，覆盖了革命、建设和改革这个长过程。尤其是党在革命时期与建设时期的指导思想是不同的，社会主义时期党的指导思想可以表述为：领导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理论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6]
笔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一切成就，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是分不开的。197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共召开了五次党的代表大会，而每一次代表大会的主题或题目都直接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表述。实际上这已充分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社会主义时期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始终坚持和不断发展着的指导思想。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注意到，思想理论总是在实践的推动下向前发展。实践走到哪里，历史也走到哪里，理论创新就走到哪里。因此，坚持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在解放思想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党的指导思想关系的研究，既十分必然也非常紧迫。当然，此项研究，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研究中需要慎重和仔细，务求全面、准确和科学。
五、几点思考
毋庸讳言，十六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也存在着不少缺点和不足。主要表现是：研究的思路不够开阔，写文章易落入常规俗套，缺乏新的视角、新的表达方式；对党的政策注释多，创造性研究少；研究的心态比较浮躁，容易急功近利浅尝辄止。为了推进和深化此项研究，有必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
(一)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深邃，把握其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就能从根本上掌握这一理论的全部内容。理论界、学术界对这一理论的发展进程、理论体系、历史地位等方面所形成的不同认识，其源盖出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本质属性的不同理解。近几年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数量不多，质量有待提高。这就要求今后研究不仅不能只作抽象的了解，也不应停留在整体性认识上，而应深入其相互联系的各个层面，结合新的实践和新的观点，把握其本质属性。
(二)重点研究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坚持、丰富和发展，着眼于新的实践，写出新篇章。
时代在发展，实践在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时代和实践的进步中，进一步得到丰富和发展。2003年胡锦涛在“七一”讲话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的事业，我们在前进中还会遇到这样那样的新情况新课题，还要应对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和挑战，因此还要继续进行新的实践和新的探索。……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还有许多重大课题需要进一步探索和回答，还有大量工作需要去做”。胡锦涛还列举了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十四个如何”。2003年、2004年以来在实践中我们党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新的论断，这些同样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容，是我们在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必须关注和回答的课题，也是今后研究者的一个主攻方向。笔者认为，研究中应努力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不断研究新问题，开拓新思路，要着重于揭示历史、现实和思想进程的相互作用相互联系，客观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怎样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又是如何指导这一实践不断扩展并向更高层次推进的，引导人们认识其开放性体系的蓬勃生机和活力。
(三)找准着力点，开辟新领域，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最新成果，已成为新世纪全党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对其进行更加深入的认识和研究，是一项非常重要和紧迫的任务。笔者以为，找准切入点，开辟新领域，应是研究者的一个努力方向。在这方面也有很好的范例。譬如，严书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和发展理论轨迹的分析，对于我们回顾和总结半个世纪以来的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实践就非常重要。他归纳出五条最基本的理论轨迹：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如何认识市场经济，如何认识执政党建设，如何认识当今时代。进而得出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来之不易并弥足珍贵。[16] 譬如，李忠杰认为，我们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进一步推向前进，就必须及时注意研究它的核心价值，适时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因为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正在越来越深入地触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发展、富裕、民主、文明等。[23] 举此两例，以资学习借鉴。
注释：
①据严书翰回忆，龚育之最早在《学习时报》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两大成果：一是新民民主主义，二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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