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散谈：中华文明一定是21世纪文明图谱中的主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谱论文,秋雨论文,中华文明论文,主角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20世纪中期以后，所有文化学者都在思考这一问题。今天，我们的思维环境变了，学者们面对着新的经济形态、政治形态、内外环境，不再用过去那种因为浩劫造成的悲痛目光，而是用正常的眼光来看世界、看中国。我现在进行的“世界行走”，就是想审视15年前“国内行走”所得结论的正确性。那么，产生了怎样的结论呢?
文明的基本支撑点是后代人是否了解上代人
我感受到了什么是文明的灭亡和衰落。由此，突然发现过去我们曾经讲过千不是、万不是的中华文明，是那样了不起、那样伟大。在“世界行走”后，当我们从尼泊尔踏入西藏自治区的国门时，真是热泪盈眶，觉得我们过去太不了解自己的民族了。埃及卢克索太阳神庙大柱上的文字，连埃及人都不认识。希腊克里特岛也是个文明的发源地，但先人的来源、去向、亡国的过程，一无所知。它的文字是线性文字，也没有人认识。而孔子、孟子的著作，我们能够阅读。几千年前的文字，就像外公写给我们的家信，亲切随和。
战争的最后目的，是打掉你的权威、你的自信心、你的尊严。而消灭文字，是消灭这一切的最简单的办法。让你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自己从那儿来。站在尼罗河岸边看那些读不懂的文字，我突然感念起秦始皇来，他统一中国后，很快统一文字。文字统一后，就不可能因战争而毁灭。文明的基本支撑点是后代人是否了解上代人。金字塔下牵着骆驼的埃及人，和中国人看金字塔的感觉是一样的，因为他们也不知道金字塔的真正内涵。文明死亡的特征是：文字断了，文明被藏在历史暗箱里，文明没有被继承；人也找不到了，埃及的人种已经不是法老时代的人了，亚历山大港的居民大多是古埃及人和罗马人通婚的后裔，开罗的居民是阿拉伯人。还有一个可怕的情景是，发明文字的祖先的后代，很可能已经不识字，像两河文明地区是如此。还有一些党派还在提出议案，争取孩子不受教育的权利。
于是，我进一步思考，中华文明为什么没有灭亡。中华文明就像老母亲一样，以前总觉得她文化差、没有风度、不懂外文。后来发现，与她一起生存过的老姐妹们已一一亡故，而只有她带出了一个庞大的家业，真不容易，真该好好寻找原因。
中华文明是不事远征的文明
在世界文明的舞台上，中华文明是一上场后就没有下过台的文明。
中华五千年史，国内战争不少，但基本上没有远征过。不远征，也就不会遭受外来者报复性的毁灭。再雄才大略的秦皇汉武，也没有想到要打到埃及、希腊去。成吉思汗远征了，但他那时也没有问鼎过中原。我过去讲古希腊戏剧史时，常常要提到希波战争。希波战争，就是希腊和波斯打，波斯是今天的伊朗，这有多远。亚里斯多德的学生亚历山大从希腊一直远征到印度。汉民族没有发动过大规模的远征，最多是在边关扫一下胡人。杜甫就说过：“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很能代表中华思维。郑和七下西洋，从来没有一点点领土的欲望，只是表表大明的国威。所以，今天世界上有人讲“中国威胁论”，我就说，他们不了解中国，不了解中国历史。中国是农耕文明，讲究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春播秋收，不靠占领别人的领土来发展自己。
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的分界是400毫米降雨量线。万里长城大体与这条线重合。因此，造万里长城是保护农耕文明，扎好篱笆怕人家打，不是自己要去打别人。中华民族是守土民族，不是攻势民族。我在世界行的一路上，看到许多城堡，都是用来打人家的，而不是守自己的，比如十字军城堡，它是为了征服建造的，与中国的长城建造目的和功用完全不同。远征的结果一定某种文明受到毁坏，远征者即使获取了军事胜利，但其文化在水土完全不同的空间，也会变形。因此，在古代远征中，任何军事的胜利，都是文化自杀。希腊文明在亚历山大东征后，也就一蹶不振了。
我在德黑兰地铁工地上，曾为中国工作人员讲过一个故事：伊朗古代叫波斯，政权经常变。有一次，发生政变，波斯国王希望唐朝发兵保护。唐朝皇帝头脑很清醒，不发兵，设一个波斯都督府，让这个国王来做都督，住在中国，领一份钱过日子。不远征，就不会有文化自杀，也不会有毁灭性报复。
中国没有长时间陷入无序状态
我们这一代中国学者的工作是改变旧秩序、建立新秩序，但从来没有想过没有秩序是什么样的情况。没秩序太恐怖了。我来自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中国，来自中国人口最密集的上海，但到了印度才知道人口爆炸的“威力”。印度人口已经超过10亿，国土却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一。据联合国统计，只需十几年印度人口就会超过中国。印度教鼓励生育，但现在有七八亿人是住在窝棚里。
文明会亡于战争，但亡于无序的状况更严重。无序也可能是文明发展的结果。设想一下，如果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没有秩序将会怎样?民族肯定会分崩离析。
文明其实就是一种秩序。如果要给文明下定义，我认为，文明就是保护人类创造的一种秩序。
中国社会长时期保持着有序状态，有多方面的原因，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正确评价科举制度。它是一种开放的文官选拔制度，不分阶级、出身，都可通过应试而做官，使得管理人才源源不绝。一个国家坚持这个制度坚持了1300年，不是平白无故的，而是这个制度提供了稳定、秩序的基础，很了不起。过去，总觉得状元的诗没有李白的好，但科举是选官员的，不是选诗人的。通过科举的人做官，确实也能管理一方土地，因为他们学的是“孔孟之道”这套学问是入世的，教人治国、处理人际关系的。通过科举，儒家文明作为主干传了下来，无数人用生命去支撑它，年年代代有人在背诵、在研究。儒家文明有了无数的传承者，社会就有序了，社会秩序后面又保留了精神秩序。所以，科举是保持秩序的一种有效办法。当然，科举也有弊病，就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造成一种人才的浪费，而且使一些应试者产生心理变态，范进、孔乙己等等都是艺术家塑造的反面例子。
中国从来没在总体上陷入过宗教极端主义
宗教发源于劝人向善，它以善良为起点，启迪人心，点燃高尚的火花，起到精神融合的作用。但是，宗教极端主义则要排斥异端，引发杀戮，有异教相残，也有本教内自相残杀，不知死了多少人。教内一般会分成两派，一派觉得宗教需要改变生存形态，来适应时代，另一派认为，改变就是背叛。因此，始终打来打去、杀来杀去。现在的恐怖主义大多有宗教旗帜。有的国家还普及着一种宗教化的极端生态，例如，强迫外国来的女性也不能露出头发和耳朵，就给我们的旅行、采访带来很大困难。比如，女记者包了头就没法讲话，没法采访了，要求不包头，但不可以。那么，到车里将头露出来吧，也不可以。我们对他们说：“一个国家只有发展才有尊严，只有尊重别人才能获得别人的尊重。”但他们不理解。
对此，中国提供了另一种可喜的道路。任何宗教都可以进入中国，但进入后都“不认真”了，也就是摆脱“原教旨主义”了。像佛教在敦煌就变得很美丽，后来又演变出了中国自己的禅宗。中华文明是一种弹性文明，它的抗毒素就是中庸之道，不走极端。宗教极端主义转眼就能毁灭文明，或让文明变质。佛教发源在印度，但高雅精深，较难理解，反而被源于原始的婆罗门教即印度教取代。但佛教在中国，经过改造，有了生命力，有了佛像庙宇，变得亲切了。
年轻人要有民族自豪感
有人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劣等民族，殖民时间再延长些也许会好些。这个观点，我不能同意。
我不喜欢一些当代青年中那种完全放弃民族文化立场的态度。我在散文《道士塔》中谴责了盗走敦煌藏经洞古物的斯坦因和伯希和，引用了一位青年诗人要和烧毁圆明园的额尔金决斗的诗，并且表示要拦下他们运载文物的大车。有的青年批评家发表文章说，拿走就拿走吧，反正他们比我们保护得好，研究得好，还是识相一点的，给他们吧。我们知道，希腊正在向英国要回巴特农神庙古物。希腊说，巴特农是联合国文化保护单位，是全人类的。但巴特农在希腊，不在伦敦，文物要生存在原来的环境里才合适。这件事，中国比希腊更痛切，因为中华古文明是活生生的文明。活生生的文明被截去了一段，是何等的让人心痛。由此，包括敦煌在内的一切流失的文物，迟早都应该回归中国，留在中国。中国人能保护好、研究好自己的文物。在圆明园被烧80天后，敦煌藏经洞被发现。没有多久，甲骨文就被中国学者解读了。
年轻人要有适当的民族精神、民族自豪感和归属感，这是大文化母体子民应有的心态。其他文化也不会接受那种对自己的民族文化有过激攻击态度的人。
中华文明的优点也带来了缺点。中华文明是长寿的，但长寿也会有“老年病”。有一个惊人的现象，开天辟地的人类智能大师们，都诞生在2500年前：孔子、释迦牟尼和亚里士多德。于是，我们看到，希腊哲人在海边思考人和自然的关系，印度哲人在恒河边思考人和神的关系，中国哲人在黄河边思考人和人的关系。因此，西方自然科学特别发达，印度神学则特别发达，中国人际关系特别发达。这在当时没什么不好，相反，清新、健康、务实是孔子思想的特点。孔子不太想自然的东西，更不愿谈鬼神，他认为先把人的事搞清楚再说。这种思想一直传下来，讨论人与人的关系讨论了2500年，使得人际关系终于成为中华民族的重大包袱。
在文化上，我们还有一个缺点是没有处理好保护传统和鼓励创新的关系，也没处理好个性自由和社会公德的关系。此外，在文化生态上，还有一些关系容易出错，需要小心处理，例如：
“越是民族的就越是国际的”。只有在民族的整体文化获得了全球文化的坐标后，这句话才是对的。否则，将为民族保守主义留下一条不应该有的后路。我们民族有许多不好和世俗的东西，它们都不属于应该贡献给世界的财富。即便自己认为好，也要在另外的时空进行评判，获得认同。说句玩笑话，越是民族的就越是国际的，如果没有前提控制，山区农民可以做联合国秘书长了。先进是与世界联系在一起的，文化上一定要获得一个人类原则。这里有一个文化转型的问题。
“文化人应该坐冷板凳。”这句话也应质疑。多数学问都应受到社会检验，蹲在房子里就能检验?不能。人文科学和社会的实验室，都应该是社会现实。学者不能只坐在家里抄前人的书。社会变革需要文化引领。在这样重要的转型时刻，文化人却躲起来了，这是不道德的。崇尚记忆、崇尚关门做学问都是没有道理的。现在，整个知识分子队伍没有转型。大学课堂空洞、虚假、陈年八股的内容太多，学生只求文凭。
不能过分迷醉地域性文化
每个地方都认为自己好，都觉得自己是中国第一。比如，我和安徽朋友交谈，他们就说我们安徽如何如何不得了，出过7个总理级的人物；“五四运动”是什么?就是两个安徽人批一个安徽派，即陈独秀、胡适批桐城派；北京是雄伟，但也是朱元璋迁都过去后才繁华的；京剧是国剧，也是徽班进京后才兴起的等等。我的家乡是浙江，也听到浙江人自豪地说，如果中国文化没有浙江人，将会怎样?起码失去了一半辉煌。现在，一些很小的城市也在争取成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文化名人更被各地争来争去。其实，中华文明是宏伟组合，共同拥有屈原、李白、杜甫。地域文化离开中华大文化的背景就不行，不能分割出来。中华文明的魅力就在于规模宏大、气壮山河。
上海也不能迷醉地域性的所谓“海派文化”。上海文化的优点在于多方组合，上海文化不是仅仅靠上海本地人搞出来的。鲁迅是最后10年才来到上海的。他的主要作品是在北京写的。一流的文化人，可以说都是流浪者。上海了不起的地方不是海派文化，而是吞纳百川的气势。“海派文化”只是市民和一部分低层知识分子的文化。解放前，上海有较为安全的租界和发达的文化企业。当年，胡适和林琴南在北京争论白话文和文言文，不可开交，最后了结这桩中国文化历史公案的不是官府，而是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那时，商务印书馆掌握全中国的教材出版和发行。张元济决定来年的教科书用白话文，白话文就通行全国，逼得年迈的老祖父也得用白话文给上学的孙子写信。上海通过商业运作，创造了文化奇迹。王元化先生说，当年北京教授要印好的书，都到上海来。后来，商务印书馆请胡适这位“中国第一教授”来做编译部主任，这么小的职务，胡适还不敢当，请来他的老师王云五。梅兰芳出名也是在上海，爱因斯坦、海明威、泰戈尔等诺贝尔奖得主都来过上海，上海可以把他们住过的房子找出来，挂个纪念牌，以此来说明上海文化有人类意义。不能说月份牌就是上海文化的主要标志，海派文化也不是上海文化人所设想的。文化是流通体，吐纳量越大越能表现自己的优势。现在上海文化吐纳不够，这是第一位的问题，比出几个戏、几篇文章都重要。上海及各省市自治区的作品，都要有中华文化的大气派，不要只写小事情，否则就不是文明继承者。有了中华文明大气魄，再加上人类原则，就有意境了。
关于中华文明的复兴
1997年白先勇在新加坡预计，2020年中华文化会在世界全面复兴。他是学欧美文学的著名作家。他认为中国大陆的经济正在飞速发展，20年是一代，如果再过一代，文化还没有上，这个转型是不成功的。世界上有人均收入很高的国家，但是文化上不去，就没有尊严。很多外国人心目中的中华文明，是舞龙舞狮、放鞭炮、描金描凤、中餐馆之类的。事实上他们对中华文明根本不了解，只知道“中国威胁论”。许多人以为一种文明的复兴就是统治别人。其实，文明复兴不是以压倒、消灭、侵犯别人为条件的。
美国学者研究认为，21世纪有8种文明能够生存下来，但是能够成为主要文明的只有3种：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现在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起了很大的冲突。在三种文明力量鼎立中，中华文明有优势，它不走极端，有可能调解前两种文明的矛盾，带动其他文明走向共荣。文明，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敌人，野蛮、恐怖就是文明的敌人。在新的文明构成的21世纪文明图谱中，中华文明一定是主角之一。中国人要让世界知道，楚辞是什么，唐诗是什么。中华文明的复兴，不可避免。中国出现在世界面前，不仅是经济形象，还有文化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