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家六大交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企业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十六大闭幕后，新一届政府履任在即。在此背景下，中国的企业家最关心的话题有哪些？“两会”召开前夕的２月１４日—１７日，中国企业家论坛第三届年会在黑龙江亚布力举行，来自全国的３００多位企业家和专家，围绕当前中国企业界普遍关心的话题展开了讨论。联想控股公司总裁柳传志在致辞时用“华山论剑”对这次大会作了最形象的描述。
交锋之一人才：要“海归”还是要“本土”
“我绝对不反对引进空降兵，因为在联想里面有大批的空降部队，但是空降兵不能完全不尊重（原来的）企业文化，这需要时间，所以不可能一步到位当总裁”。
联想公司柳传志在论坛上抛出的这个话题，引起了激烈争辩。
新华信管理咨询公司董事长赵民说，柳总有很多的看法是有制约条件和前提条件的，我们国家经济转型的１８年过程当中，有１７年没有加入ＷＴＯ，有时间慢慢练，可以犯很多错误，可以慢慢改革。但加入ＷＴＯ以后，最大的挑战就是环境变了，没有时间慢慢改。为什么要引进空降兵，就是没有时间培养人才，所以ＷＴＯ以后最大问题就是要解决怎么成功引进空降兵，这样才反映一个企业家的领导力。
上海证大投资集团董事长戴志康则说，“我比较认同柳总的看法，我自己创业也有十年，感觉到中国的企业必须有自己的企业文化。中国企业的本土文化烙印很深，随便外面空降一个兵过来，必须要由我们社会环境形成的模子重新打造，才有可能担当重任。”
软银亚洲基础信息投资基金总裁阎焱说，“并不是说中国企业换一帮人进来以后，就变成国际化了。仅仅靠外面进人，十有八九是失败的。走国际化不一定要摒弃你自己的东西，而是要分别哪些是制度的东西，哪些是文化的东西。在企业文化中间，中国的不一定是国际化的，国际的也不一定是中国化的。中国文化里面有很多好的东西，有很多非常有利于创造中国文化。”
作为典型的“海归”人才，中银国际总裁李山认为，国内老是讲“海龟”还是“土鳖”，其实主要的问题是治理结构和激励机制。他以中银国际为例说，首先是改变公司董事会，聘请了独立董事，一位是美国经济学教授，一位是投资公司的经济学家，使董事会里有了不同的声音。在激励制度方面，把所有中高层管理人员的工资平均降３５％，把奖金的比例提高。分配结构更合理了。
用友软件董事长王文京说：“我们去年引进了国际化的人才，因为我们很清楚，即便在中国市场，我们现在的竞争也是国际竞争，在软件的高端市场，天天跟我们在一块竞争是国际厂商。我们要想跟这些厂商竞争的话，在发挥我们本土化优势的同时，必须学会国际打法。我们聘请一批国际化背景人才加入到我们团队里面，缩短了企业适应国际化的这个进程。”
创维董事局主席黄宏生直接请来“洋教头”专做新技术。他介绍，创维推出跟松下、三星同步的等离子电视、液晶电视、背投电视，很多技术人员来自日本，不但把日本的技术带来了，还把日本上游的合作伙伴关系也带来了，因此创维在２００２年销售突破９０亿元，超越了竞争对手。
交锋之二产品：“多元化”还是“专业化”
段永基介绍了四通集团曾经遭遇的三次惨败：激光照排、金税工程、数亿元巨款被骗。他解释说，四通发展不起来的根本原因，是主打产品的问题。一个产品，在一个公司内的销售额比例超过一半一定是有危机的。
很多企业通过“多元化”走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新华联集团老总傅军介绍，该公司目前有３２个控股企业，产业涉及房地产、酒业、汽车、陶瓷和餐饮业、保险业、纸业等，均获得良好的效益。在酒业有金六福、香格里拉藏秘酒，在北京有房地产。
皖达山乳业集团董事长王德生在演讲时介绍，完达山的经验是做好三项业务，就是核心业务、新增业务和未来业务，三项业务之间的关系是近期和长期的关系，不同时期三项业务可以相互转化，可以有不同的核心业务。
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在会上指出，很多企业做大、做成功的都是多元化，因为它有风险规避的功能，带来的好处是无可置疑的。另外，因为中国还是个新型市场，不够规范，一些市场发达的国家很难做到的，不等于在中国就做不到。
但也有嘉宾指出了“多元化”的弊端。台湾全球华人竞争力基金会董事长石滋宜说，全球化经济的体系当中最重要的是创新，但是很多华人都犯了很大的错误，就是多元化的经营，这对于企业家是最大的陷阱。美国ＧＥ公司很大，但它是由几千几百个小的企业组成的，每一个都要独立经营，才可以做多元化。
爱立信公司首席市场执行官张醒生在做点评时说，有人觉得多元化是陷阱，有人却说多元化非常值得做。过去计划经济最大的问题就是对市场不做充分的分析，往往是只靠资源就拍板，这时候可能就偏离了，不见得能够产生市场效益，多元化经营第一要看目前所从事的行业是否还有空间，是否还有市场。如果某一个市场是充分竞争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能找到自己未来发展的新的增长点，那是很可怕的。因此对市场的分析是很重要的，可以请一些专业的机构来帮助。
美国科尔尼管理有限公司副总裁朱伟进一步指出，中国很多企业容易走入多元化的误区。多元化不是不能做，但是要进行创新，尤其是大的企业。第一步首先要把自己的内部管理调好，还是要练好内 功，要真正创造一个低成本扩张或者是发展这样一个能力，不然的话盲目进行多元化，进入一些新的产业，反而容易进入一些误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交锋之三 产业：做“高科技”还是“老产业”
“在北京卖桑塔纳和卖奔驰，奔驰没有桑塔纳赢利。我们目前也面临这个情况，顶端市场不像中低端市场马上就可以赢利，所以有时候也挺矛盾，是继续坚持在高精尖市场苦战，还是看到眼前的小钱去赚，我很希望得到指点。”
在“全球竞争中中国大企业的生存能力”分论坛上，一位企业家嘉宾提出了这样一个话题。
项兵回答：企业不能单纯追求高科技，科技最高的企业不一定是最赚钱的企业，这是要强调的。爱立信和西门子在科技方面差距不是特别大，但经营利润等差距却不小，一些差距是在科技之外的。虽然我是不反科技的，但千万不要认为科技先进的就是最好的，科技只是我 们挣钱的一个手段。
“做奔驰还是做桑塔纳？其实做奔驰有做奔驰的做法，做桑塔纳有做桑塔纳的做法，完全不一样的，关键是看怎么竞争。”
朱伟也说，企业如何发展，首先确定在哪里竞争和如何竞争的问题，关键看自己的优势。技术是不是代表成功？实际上科技是一个手段，不一定保证成功。客户怎么认同或者是接受产品很重要。中国很多优秀的企业，整个价值链不能说每一个环节都特别优秀，但都比较优秀。比如说开发、营销、物流、采购方面，可能使价值链整个周转速度非常快，比如最快速反映客户的信息，反映给研发部门，组织产品采购，进行生产，迅速通过营销把产品推出去，这样比其他竞争对手哪怕快半步就可能成功。因此，企业
竞争力不一定是具有某种特殊的研发能力，或者是特殊的品牌。
石滋宜则认为：很多公司消失掉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顾客流失掉了。我们的产品开发要听顾客的声音，知道顾客的需求是什么，然后做出产品来。现在市场上已经有的东西是需要，但是企业更要引导顾客来购买新的产品，就是要技术创新，创造新的市场才是最重要的。
他同时指出，我们中小企业可以从世界上拿到不必要付钱的科技成果很多，但是没有用的，主要是得知道怎样把握需求，然后找科技，再开发独特的产品。如果仅为研发而研发，花很多的钱，
也不见得有收益。
交锋之四市场：要“国际”还是要“
本地” 作为外资企业老板，朱伟不赞成中国企业海外扩张。他说，中国的大企业可能更要根据自己面临的情况来解决一些具体的问题。中国企业的生存是根据自己的资源和市场来决定的，这是一个很有利的优势。由于资源和市场上比其他国家有更多的空间，盲目到海外是值得担忧的。
云南红酒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武克钢在会上发表演讲时也说：“我们是参加一个别人已经把游戏规则定好的体系，还是我们把门打开，让别人进来，进入我们的规则体系里面？过去我们没有按照别人的规则来做，但我们不但没有死，还发展壮大了。说明我们自己有市场优势，可以建立自己的规则。”
但有的企业家看好了国际市场，华立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汪力成是一个代表。他说，作为中国企业来说，很多人说中国市场这么大，在自己市场做就可以了，为什么到外面做？中国企业和国外企业差距很大，何必自找苦吃呢？
“我现在在湖里面游泳还不是健将，到海里面不是被淹死了吗？其实国家与国家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就是资源争夺战。为什么发达国家越来越发达，不发达国家越来越穷？实际上就是发达国家占据了一个很大的优势，它的资源掠夺性、控制性越来越强，已经做到良性循环。作为我们中国企业来说，包括我们这次参加论坛的企业。都是在这个行业、地区算是比较优秀的企业。但是你真正把这个拿到国际上来去比较的话，你是沧海一粟，太渺小了，你经不起这个冲击。
他指出，加入ＷＴＯ以后，目前我国社会有一种舆论觉得很好，企业没有什么变化。实际上，因为我们处于保护期，对中国企业冲击大概在两三年以后才显露出来，在这样状况下，实际上中国市场就是全球的一分子。全球贸易总额当中，大概四万多家跨国公司，控制了全球百分之五六十的全球总额。因此，中国应该发展一些国际型的企业，在国际上有一席之地。
ＵＴ斯达康（中国）公司总裁吴鹰也说，中国企业是不是可以形成国际化的公司，媒体上不同人有不同观点，包括在中央电视台“对话”上有一位领导说中国大企业不要谈国际化，出去一个死一个，他认为是不对的。中国企业打向国际市场，不但可以扩大市场份额，而且更直接参与国际竞争，了解国际规则，还可以参与产品和技术的国际标准制定。交锋之五
管理：“家族化”还是“社会化”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经济学家张维迎主持的“家庭企业的职业化管理”分论坛，是本届论坛年会争论最激烈之地。
张维迎首先发表演讲说，在座不少的民营企业都面临职业化管理的问题，比如说创维的黄总，在几年前就遇到过职业化经理跳槽风波。职业化管理，就是一种制度化的管理，按照一种规则，是企业内部的一个法治，而不是人治。这种制度要求管理人员具有较强的专业化知识，比如说财务、营销人员要相对有专业化的训练。如果家族成员在这个企业里面，制度化管理就难以实现。因为，一是家族成员形成的规则不太容易制度化；二是对家族成员的惩罚是不可信的。张维迎的演讲在企业家中产生不同反应。
“我强烈要求用三分钟时间，全面质疑理论界、教育界、学术界对中国私营企业从理念和感情上的否定，以一种所谓海归、ＣＥＯ来正规化，它将使我们的企业成果走向斜道，这不是危言耸听。在我们财产权还远远没有达到神圣不可侵犯的时候，我们谈ＣＥＯ，那就是引狼入室！”云南红酒业公司武克钢对此表示反对，“当前的法律环境难以遏止ＣＥＯ出卖企业资产，将把企业推向一个危险的境地！”
慧聪国际董事长郭凡生说，目前中国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有一定的偏差，好像家族企业就是落后的，必须用职业化解决。其实，非家族企业是不是一定好？最近美国的丑闻都不是发生在家庭企业身上的。
郭凡生提出，家族企业可以把股份、利益和管理三者分开，先是管理走上社会化，让非家族管理者参与管理，接着把经济利益社会化，把部分经济利益给非家族管理者分享，最后才是股权社会化，让其成为公司股东，达到利益一致化。
柳传志很支持郭凡生的观点：“过去我认为家族企业存在的问题是不能任人唯贤，听了郭总的话，我受了非常大的启发。家族企业可以逐步社会化的。”
也有不少企业支持张维迎教授。海星集团总裁荣海站出来说，企业是家族制也好，经理制也好，只是一个组织形式，规模小的时候，需要一种家庭的方式，但是如果要做大的话，必须要制度化，并会带来治理结构和资本结构调整，使企业走上健康发展。
新华联傅军也说，家庭企业如果要做强做大做久，必须实行专业化的管理。企业到了一定的阶段后，如果不引进优秀的人才，企业的发展就会非常困难。企业到一定的情况下，千万不要用更多的自己的亲属，用了亲属以后，给企业带来更多的是麻烦，给企业家带来更多的是痛苦。
交锋之六并购：“西式”还是“中国功夫”
在“外资并购与中国企业面临的机遇”分论坛上，搜狐ＣＥＯ张朝阳说，在我国进入ＷＴＯ以后，外资或者是外企大举进攻中国，企业并购成为一种基本战略，国内很多企业靠并购迅速发展壮大。有的并购是很成功的，有的并购是失败的。企业为什么要并购，什么时候并购，并购的时候会碰到哪些意想不到的困难？其实，有时候为了好玩，为了显得非常能干，做一些大的手笔，有时也许是为企业发展埋下伏笔。
世界著名投资公司，美林集团中国市场负责人刘二飞介绍，他关心全世界并购有１８年了，以前回国的时候，发现人家对并购没有什么概念。主要是当年国内市场对投资并购等没有需求，今天需求面很大了。
“我讲过一个概念，办企业像养鸡养猪一样，养大了就卖，如果卖不出去就得自己吃，那么多，自己吃不了。所以，并购是为风险投资提供的一个出口，这是它的功能。”刘二飞说，“另外一个功能，并购，把一些分散的行业公司通过兼并的手段集中，达到一定的企业规模，提高竞争能力。”
Ｅ龙公司董事长唐越说，大多数人讲到外资并购，都觉得是一种威胁，中国大陆由于体制关系，公司管理层并不拥有公司所有权，并购以后，公司没了，或者职权被降了，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威胁。实际上这是不必要的。中国人的本国市场，中国人永远在这儿，外资并购对中国企业带来机会更多一些。
一些企业家对外资并购提出了疑问。万盟投资管理顾问公司董事长王巍说，中国并购市场始终存在，只是埋在水面之下。每天都在做，无非按照国际标准，你看不到。因为你看的标准是西方的标准，是按照成熟市场来观察，企业并购，这么多年来，中国很多企业家，从小做大，作了几十年，从第一产业做到第二产业，大量企业家在做，只是他们没有被正统的投资银行家所看到。因此，说中国没有并购，这是不对的。其实，过去，并购在中国用的是“中国功夫”。比如管理层收购，在中国至少已经二十年了，特别是江浙、广东一带的企业，企业还是企业，产品还是产品，但管理层变了。所以，中国ＭＢＯ是潜移默化的，不像西方是一个行动，一次谈判。
他指出，证监会不久前公布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是一些不了解中国市场实际运作的人编制的，完全模仿西方的东西，很多中国律师都不愿看，这是很不好的。
亚信科技总裁丁健也认为，中国的企业并购，以前形成法律的东西少一点，内部东西多一点。西方可能强调形式。实际上西方的公司并购，尽管有律师参与，但最后还是决策者拍板。在这点上，西方式和东方式没有什么差别。当然，中国企业并购今后一定要重视法律，因为跟国际接轨后，没有法律保护，将来倒霉的还是自己。
一位省长眼里的企业家素质
省长———政界要员，企业家———经济界骄子，作为两个不同领域的优秀人物，我们经常可以听到企业家对官员的评说，却很少听到官员，尤其是省级领导对企业家们的直接点评，特别是关于企业家的素质问题。但日前在黑龙江举办的中国企业家论坛年会上，黑龙江省省长宋法棠出席会议时对企业家素质问题发表了系统的看法。
本届论坛的主题是“中国企业家：变革时代的领导力”，宋法棠省长首先解释说，这是论坛组委会主席田源博士给他出的一个题目，而他认为处在变革时期的企业领导者，至少要具备以下四种素质。
宋法棠认为，第一种素质，就是要有与时俱进的思想观念，包括加快发展的创业精神和敬业精神，也包括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还有善于接受新事物和适应新潮流、引导潮流的时代精神。另外，还要有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
“我在山东工作的时候，海尔老总张瑞敏经常跟我说这样一句话，他说企业做得越大，越有如履薄冰的感觉，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忧患的意识。”他说。
第二点，要十分重视人力资本在经 济、科技和企业发展当中的战略地位，要有识人的眼光，要有用人的气魄，要有爱人才的情感，还要有聚人才的手段。
第三点，要有坚韧不拔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坚强意志和毅力。做一件事情，一个领导者，一个企业家要看准目标，要坚定不移，咬住青山不放松。
最后一点，要有善于团结合作的处事能力，和共享成功的宽阔胸怀。
“现在很多企业都在进行并购重组，我说你们一定要开明，要敢于合作，要善于合作，要敢于共享成功之乐，要多研究双赢战略，多赢战略，这在变革时代是非常重要的。古人说三人同行，必有我师，我希望参加本届年会的各位企业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各界的嘉宾，通过畅谈感受，交流思想，深入沟通，互相激励，找到提升变革时代领导力的答案，对造就变革时代的领导者和企业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宋法棠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