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聊斋志异》的人情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聊斋志异论文,的人论文,情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在我国汗牛充栋的文言短篇小说中独擅胜场，以其独有的光辉和巨大的魅力广得美评，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它看重写人，而其他诸作除少数于看重写事的同时也注意写人外，大多数是看重写事的。且不说最早的干宝在他的进《搜神记》表中说他的著作是“聊欲撰记古今怪异非常之事”，其特点是“博访知之者，片纸残行，事事各异”；就是唐代小说的名作裴铏的《传奇》，也是“所记皆神仙诡谲事”（宋晁公武《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文奇事奇，藻丽其中”（汪辟疆《唐人小说》叙录）。事与人虽然不是对立的，但重在写人或重在写事却是两种不同的写作追求并足以造成高下悬殊的艺术效果。旨在写事而又被人以“事事各异”、“文奇事奇”誉之者，是自魏晋唐宋以来绝大多数文言短篇小说的特点，因为仅在写事上下功夫，所以未能普遍唤起读者的文学兴趣而形成巨大反响，只有少数在写人上倾注精力而崭露头角者如《李娃传》、《任氏传》等，才出现过小说成熟阶段所具有的艺术魅力。而《聊斋志异》书中所有篇幅较长堪称为小说者，几乎全都看重写人，作者也十分致力于经营故事，但他是以塑造人物性格，揭示人物内心世界，来把他的故事写活的，所以我们读《聊斋志异》时，不仅看到故事，而且更清楚地看到故事中的活人；而读其他多数文言短篇小说，则主要在感受故事，虽然故事中也有人，但被淹没在故事情节中并不鲜活。
譬如裴铏《传奇》中的名篇《裴航》， 写秀才裴航在坐船时爱上了一位美人樊夫人，樊夫人暗中以术让他与另一美女云英结为夫妇，而他在岳家再次见到樊夫人时，才几何时，对这位曾经以“玉莹光寒，花明丽景，云低鬟鬓，月淡修眉”的美貌让他倾倒过的美人，他竟不仅无动于衷而且认不出来，其文写道：“及引见诸宾，多神仙中人也。后有仙女，鬟髻霓衣，云是妻之姊耳。航拜讫，女曰：‘裴郎不相识耶？’航曰：‘昔非姻好，不醒拜侍。’女曰：‘不忆鄂渚同舟而抵襄汉乎？’航深惊怛，恳悃陈谢。”因为没有写出人情之常，或者说在关键情节中没有看到人物应有的反应，所以便觉得人物没有活起来，只不过是故事棋盘中的一粒棋子，仅为完成这一棋局而存在。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有一篇《凤仙》，写书生刘赤水无意中碰见了美女八仙，八仙将其妹凤仙撮合于刘，当他们在岳家重新相见时，作者以“八仙见刘，惟掩口而笑”两句，简洁然而生动地写出人物在这种场合中所应表现的反应，因合于人情之常，便觉得人物是活的。
钱谷融先生在他的著名论文《论“文学是人学”》中说：“一切被我们当作宝贵的遗产而继承下来的过去的文学作品，其所以到今天还能为我们所喜爱、所珍视，原因可能是很多的，但最基本的一点，却是因为其中浸润着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因为它们是用一种尊重人同情人的态度来描写人、对待人的。”人道主义的精髓就是以人为中心，对于小说家来说，就是要求在写他的小说时，把描写人作为注意的中心，要把小说中的人物当作社会中的人物来看重和尊重，对于正面人物要给予充分的尊重和同情，对于反面人物则要给予充分的憎恶与不齿，要将对于社会人生的人道主义施于小说中的人生。这样创造出来的小说人物才是活的人物，小说人物对于一切事态的反应才合于人情之常。钱先生在同一篇文章中又说：“人道主义精神，人道主义理想，却是从古以来一直活在人们的心里，一直流行、传播在人们的口头、笔下的。我们无论从东方的孔子、墨子，还是从西方的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的言论著作中，都可以发现这种精神，这种理想。”在蒲松龄的时代，人道主义正在欧洲兴起，无独有偶，在东方孔子、墨子的余泽下，蒲松龄也在自己毕生经营的力作中注入着这一以人为中心的可贵的精神。这一精神并非仅仅表现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在他的所有诗文及通俗文学创作里也都充分表现着，甚至在他为了进学而作的八股文中也表露无遗。如他应道试而作题为《蚤起》的一篇首艺，按照一般八股文的要求，是要作者论述题目所出自的《孟子》书中《齐人有一妻一妾章》的要求，论点大率不离《四书集注》等书。然而他从破题“起而蚤也，瞷之计决矣”开始，即运用人道主义精神，把女主人公齐妇当作所看重和关注的中心，以尊重人同情人的态度，来分析她的所以起蚤、如何起蚤的心理和行动，从而显示出表现在齐妇身上的那些淋漓尽致的人情。因为她“疑良人也”，“所以瞷之”。因为“存瞷之心”，就要想“为瞷之计”，和“熟思瞷之术”，从而想象到她“必有辗转反侧，不能终夜”的情形。在这种情形下，则又“必有晤言不寐，坐以待旦”的紧张以及如下的心理活动：
于是窃窃然而自念也，曰吾起乎？因思良人之出也，奔走唯恐其后，使良人起而我不起，则闺阁之步又缓于男子，恐我起而良人出，我出而良人渺矣，可若何？又忆良人之归也，趋赴每悔其晚，使良人起而我始起也，则膏沐之事倍多于弁冕，恐起者犹在室而出者已在途矣，可若何？如是，则起之不可不蚤也。维时明星灿矣，良人方踟踌而欲兴，而中馈之人已难于梦寐；东方白矣，妾犹抱衾裯而自若，而有心之妇已颠倒其衣裳。蒲松龄在这篇八股文中，刻画出来的是活生生的人物的思想行为和性格，从这一性格出发表现出来的人情跃然纸上。与此同时，他的笔还兼及整个世情：“尝观富贵之中，皆劳人也。君子逐逐于朝，小人逐逐于野，为富贵也。至于身不富贵，则又汲汲焉伺候于富贵之门，而犹恐其相见之晚。”由此可见，蒲松龄涉笔为文时，总是把眼光集中在人的身上，总是以人为中心，而人之所以不同于其他万物者，在于情，只有人才有情，即所谓人情。而人情是最足以感动人、吸引人和影响人的。所以我们说，在浩如烟海的古代文言短篇小说中，《聊斋志异》能卓然矗立，其原因之一就是看重写人并善于从写人中表现人情。
一
写人和表现人情的最生动感人、耐人深思和发人慨叹的艺术效果，就是人情味。
与人情味相反的是矫情。因为出于这样那样的目的，文学作品中不乏矫情的描写。矫情与人情味是水火不容的，人情味排斥矫情，矫情也排斥人情味。最常见到的矫情描写，是以理代情。“理”是一个哲学概念。不同时代“理”的含义也不相同。在古代封建社会里，“理”通常是指封建伦理准则。以理代情，就是在文学作品中，把人物的思想感情行为纳入理的准则中，而取消生动活泼万众共鸣的人情。如元稹的《莺莺传》，在生动有致地描写了崔、张二人的恋爱故事而且达到了“乱”的极致之后，却来了一个背离人情之常的结尾：张生“赠书于崔，以广其意（让她想开点）”，然后就“志亦绝矣”。其理由乃是：“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贵，乘宠娇，不为云为雨，则为蛟为螭，吾不知其变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据百万之国，其势甚厚，然而一女子败之，溃其众，屠其身，至今为天下僇笑。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终又借“时人”之口， 总结此一“忍情”为“善补过者”。
如果说以理代情是一种有意识的矫情描写，那末，不熟悉人情因而写不出生动的人情则是一种无意识的矫情描写。小说家熟悉生活即了解社会人情的程度不同，表现能力的高下不同，因而并非个个都善于写人情。平庸的作品大率写不出生动感人的人情；才华绝世的杰出作家才能在作品中处处显示人情并以此打动读者。王国维说：“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所谓“沁人心脾”，就是那种引起人内心共鸣的人情味使人回肠荡气，低回俯仰，不能自持。而要在文学作品中达到这一境界，就得要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就是说要在深切体味真正的人生和人情之后才能进入此境。
在我国古典小说中，不论长篇短篇，凡是第一流的作品，无不在人物情节中时时溢出人情味的清芬，这是文学技巧高度圆熟时的表现；反之，在用拙陋的文学手段写出的东西中很难闻到人情味的气息。《三国演义》第五十回，写关羽在华容道上放走曹操，这是极难写好的一章。因为明明写关羽“岂敢以私废公”，如何会把曹操放走？然而作者毕竟是大家，具有“沁人心脾”之才，他巧妙地让曹操说出“将军深明《春秋》，岂不知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之事乎”的一段话，这就使“义重如山”的关羽为之动容，并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而作出放走的决断。原来庾公之斯的箭法学自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又学自子濯孺子，当子濯孺子处于无抵抗之力的危急时刻，庾公之斯不忍用从他学来的箭法去伤害他。这正像关羽当年过关斩将而曹操未曾加害，他不忍用曹操为他保全下来的生命去伤害曹操。这是合于古仁人之心也即合于人道主义的一段精彩的人情描写，洋溢着沁人心脾的人情味，使关羽放曹的举措变得顺理成章，也使读者为之油然兴叹。
与杰出古典长篇小说的作者相比，蒲松龄也许更具有“沁人心脾”的大家之才。所以当人们翻开《聊斋志异》的书页时，其饱含着人情味的馨香是无处不在浮动的。《神女》中的米生与华容道中的关羽所表现出来的人情味颇有相似之处，稍作比较，便会惊叹他们的异曲同工。米生曾蒙神女相知之恩，又深深爱慕着她，当她提出对他来说是一个难题的恳求时，他违背自己的宿志为她屈节求人而又未谐，于是慨然表示：“如事不谐，我以身命殉之。”虽然幸而事成，但若无成时，他真要以生命明其心迹。这种看重道义，誓死以报知己的人情，有着撼动人心的力量。
人们常把某些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叫做“脸谱化”或“概念化”，从艺术效果方面来说，就是在写人物时没有赋予他以生活中应有的人情，因此也就没有人情味。生活中的人绝不像脸谱那样简单，也不是一个概念可以代表的，他们复杂得多，各人有各人的特点，人与人之间千差万别，即使在同一个人身上，也常常是充满着矛盾，充满着反复变化，善与恶，刚与懦，真与伪，不断纠缠取代着。这是人情的本来面貌。在描写人物时若能写出这本来面貌，人物就会活起来，人情味就会洋溢在他们身上。《申氏》的情节并不复杂，但由于蒲松龄使用了圆熟的文学技巧，把人物写得十分符合自然而然的人生，因此充满了可信可感的人情。士人申氏因穷得“无以为计”，夫妇怄气斗嘴，妻曰：“无已，子其盗乎？”申以为辱。妻乃忿曰：“汝既不能盗，我无宁娼耳！”及申持梃欲出时，妻察其意似真，曳而止之。申绝裾而去。申以另外的幸遇负金而返，妻骇绝，曰：“子真为盗耶！”继而泣曰：“前特以相戏耳。今犯断头之罪，我不能受贼人累也，请先死。”申氏的铤而走险，源于其妻的相戏与相激。其妻说的“子其盗乎”，不能纯作戏言看待，实是“无以为计”时的一种设想，而且一见丈夫不赞成，她就说“无宁娼耳”，似乎必定要激其夫为盗不可。这是绝路中的人情。贫贱夫妻百事哀，在饿肚时哪句话解忿说哪句，甚至不惜以为盗为娼来自我作践，这在黑暗困苦的古代社会中也属于人情之常，出现在文学里，便富有人情味。但丈夫真地要去为盗时，她又“曳而止之”。这让人想到汉乐府中的《东门行》。诗中的女人也是曳住丈夫不让他铤而走险：“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餔糜，上用仓浪天故，下当用此黄口儿！”这也是一种人情之常，是古时妇女为保全丈夫和家庭而甘守贫贱的一种美善的人情。——等到丈夫负金回家，她确信为盗已成事实，则陷于即将大祸临头家破人亡的痛苦绝望之中，这又是一种惨不忍睹的人间悲情。甘心为盗者毕竟是极个别的人，不能代表常人之情。当然，小说中也可以写那种个别人，他们另有他们的人情，但蒲松龄在《申氏》中不是写的那一种。正如同在我国古典诗歌中《东门行》是一首表现人情的杰作一样，在古典小说中《申氏》也是一篇表现人情的杰作，它们都是高度圆熟的艺术技巧的产物。
高度圆熟的艺术技巧是无往不胜的，既可以用来刻画那些来自生活的人物，赋予他们以浓郁人情味，也可以用来刻画那些生活中并不存在的我们称之为物怪的东西，也赋予他们以浓郁的人情味。譬如夜叉，在佛经中是指一种食人的恶鬼，出现在文学里便是一种狞恶可怖的物怪。《聊斋志异》的《夜叉国》中，描绘他们“牙森列如戟，目闪双灯，爪劈生鹿而食”，令人“惊丧魂魄”。连这样的东西蒲松龄也写出了他的人情味，而且也颇感人，其高度圆熟的艺术技巧是令人叹服的。在这篇写人与夜叉的小说里，作者让泛海失事被风吹到夜叉国来的徐某渐渐与夜叉相熟，进而与一雌夜叉婚配，夫妇相守，有人间夫妇的人情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安排了一个有趣的小插曲，把夜叉与人相处时的人情味充分地表现了出来：
一日皆出攫食，惟徐独在。忽别洞来雌欲与徐私，徐不肯。夜叉怒，扑徐踣地上。徐妻自外至，暴怒相搏，龁断其耳。 ……自此雌每守徐，动息不相离。我们不否认这是想象出来的“人情”，但在特定的环境里就有如现实之真。正如同另一古典小说名著《西游记》一样，猴猪皆有性格，处处显露人情，让人忘记其原为子虚乌有。大师们往往殊途同归，在高手笔下，石能点头，在庸作之中，人如木偶。所以说，人情味出自高度圆熟的文学技巧。
二
对于小说，技巧固然重要，但技巧是人驾驭的，在使用技巧进行小说创作时，要表现什么，怎样表现，及达到怎样的艺术效果，则取决于作家的思想与构思。能用高度圆熟的文学技巧表现出人情味者，必须是具有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精神的作家。
人道主义精神，要求用一种尊重人同情人的态度去对待人和描写人。而悲苦的人生又总是给予人种种的坎坷与不幸，乃至死亡，这带给人们以无尽的悲悯，同样也带给以表现人为中心的文学作者以无尽的悲叹与感思。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中的人情味往往是阅世已深的作家对于人生的慨叹。因此，在古典文学里，这种慨叹越深的作者，越能写出人情味浓郁的作品。古代的许多散文名篇，如《项脊轩志》，就是这一看法的有力证据。《项脊轩志》写一座普通的老屋，但在这里留下了作者美好的记忆，幽雅的景色，夫妻的欢聚，都使人不能忘怀。然而“其后六年，吾妻死，室坏不修”，“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这就是谁也无力逆转的残酷的人生，在不胜今昔之感中，含蕴着引人悲慨的人情，从读者的感受方面来说，这就是人情味。
这虽是生活中所固有的东西，但不同气质不同旨趣的作家对它的感受却有敏钝之分。一般来说，处于困苦潦倒或曾经遭受侮辱与损害的作家，感受起来往往相当敏锐，也可以说是一种悲天悯人的性格。蒲松龄一生中留下了许多可以证明他具有这种性格的事迹。譬如在他的《薄有所蓄，将以偿所负，又为口腹耗去，深愧故人也，慨然有作，情见乎辞矣，寄王如水》一诗中，记叙了他对借钱给他葬母的朋友王观正（字如水），是如何地感激，如何地想要还他的钱，然而又如何地为没有及时归还而愧感交加，表现了在穷困潦倒中的无限悲思。十几年后王观正去世，他又做了《梦王如水》一诗，在小序中表露的悲思又深了一层：“如水病瘳，半年不复见之。八月十九日，自济门归，闻其复病，因迂道拟一握手，及门，则已成今古。入哭而行，将挽以诗，久之未就。重阳后三日，忽梦如水至，相见如平生。笑曰：‘君欲贻何迟也？’顿忆其亡，持哭而寤。呜呼！悲何如矣！”并非每一个人对于朋友都会如此恋念情深，对于生死存殁的感思都会如此强烈萦怀，也许只有较少的人才能如此，所以这确是一种悲天悯人富有人情味的性格。以这种性格去写小说，所赋予人物的必然是人生的真情和至情，这比如一株树，人情味就是这树所投下的影子。
在我国古代，人道主义之心，也就是仁人之心，包括着许多方面，如恭、宽、信、敏、惠、智、勇、忠、恕、孝、悌等，每一方面都与西方哲人的人道主义思想相通。譬如“恕”，这在阶级斗争学说的字典中所不收的一个字，雨果却曾说：“‘恕’字在我看来是人类语言中最美的一个字。”（《九三年》第三部第二卷第七章）因为在许多场合中，这个字最能体现人道主义精神，也就是我们东方常说的仁人之心。蒲松龄非常推崇仁人之心。《王六郎》中写了一对朋友，一为渔人，一为不幸溺死之鬼即王六郎，二人因为同有仁人之心，所以交逾常伦。有一次王六郎得到一个“相代”的机会，但因“怜其抱中儿”，不忍“代弟一人遂残二命”而放弃了。渔人叹曰：“此仁人之心，可以通上帝矣。”后来这“一念恻隐，果达帝天”，王六郎被授为邬镇土地神祇，渔人贺他曰：“君正直为神，甚慰人心。”可见在蒲松龄心目中，仁人之心即正直之心。当渔人践约远道探望六郎将别时，又曰：“君心仁爱，自能造福一方，无庸故人嘱也。”又一次强调仁人之心于世于民之益，表明了蒲松龄以“仁”为核心的人道主义思想。
在《聊斋志异》中表现人情的地方，常常从人道主义出发，以打动人心的细节或对话，营造出悲天悯人的人情味。在《酒友》中，那个爱酒如命的穷书生中夜酒醒，发现身边睡着一只喝醉酒的狐狸，他没有为它偷酒喝而惩罚它，却采取了恕道。恕源于仁，还是蒲松龄的仁人之心。书生笑说：“此我酒友也。”并覆衣加臂，与之共寝。王士禛评论说“车君洒脱可喜”，可谓知言。也许有人会以为车生迂阔可笑，那是另具一种心肠的人。并非人人都是人道主义者。人情不管有多么美好，必须是同调才能欣赏，反之则无动于衷。必须这样看待文学中的人情味，不然会以为原来并没有人情味。没有一种人情味适合并打动所有的人，能打动多数人并被赞为有人情味的，就称得起人情味的描写。
对于仁人之心的反面，蒲松龄则在作品中予以沉重而严酷的诛伐，而对于非仁人之心的受害者则寄予同情并赋予其言行以人情味。《九山王》中的李生，仅仅因为租住他荒园的某叟一家是狐，便不念其礼尚往来的结好之心，而趁叟外出，一把火烧死其一家多口。叟自外来，颜色惨动，责之曰：“夙无嫌怨，荒园岁报百金非少，何忍遂相族灭？此奇惨之仇无不报者！”李生与车生相反，不知“仁”、“恕”为何物，虽然杀的是狐，但属诛杀无辜，而手段残酷，作者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予他以否定；而写狐叟的话，悲愤凄厉，句句在理，无懈可击，恰恰具有人情味。后文李生之惨报，便是作者对他残忍不仁行为的诛伐。“异史氏曰”中指出：“……而壤无其种者，虽溉不生；彼其杀狐之残，方寸已有盗根，故狐得长其萌而施之报。”蒲松龄将其杀狐之心归结为“盗根”，指出其本质即是罪恶的，只有这种人才做出这种事，作者是大张人道主义之帜向为恶者伐罪。
《聊斋志异》中写了许多人狐相恋或人鬼相恋的故事，狐鬼有害人的，也有不害人的，而多数是不害人的。如在《胡四姐》中，胡四姐自叙其姊三姐“业杀三人矣”，而她“得仙人正法”从不害人。但既然是狐，即使不害人也不能为人所容，所以尚生之父延客作法，将胡四姐全家吸入瓶中。此时，“生心恻然，近瓶窍听”，闻四姐在瓶中言曰：“坐视不救，君何负心！”生意感动，于是刺破封口放四姐而去。恋念旧好，不忍负心，即使于狐，也不例外，这就更为难得，也就更具有人情味。《董生》中的狐与胡三姐相同，先杀董生，后惑王生。她将与董生去冥曹对质时，托付王生：“君如不忘夙好，勿坏我皮囊。”但王生“呼家人剥其革而悬焉”。其后狐来，曰：“法曹谓董君见色而动，死当其罪，但咎我不当惑人，追金丹去，复令还生，皮囊何在？”王实告后，她惨然曰：“余杀人多矣，今死已晚，然忍哉君乎！”末一句表示了沉沉的感叹。王生与董生一样，也是见色而动，罪不仅在狐一方，然而他忍心毁其皮囊，绝其生路。狐不叹自己之死，而叹王生之忍。夙好在前，脱皮在后，其心何忍！作者感叹的也正在此。单就王生与狐的关系而言，责任平分，不应独罪一方，因此狐的哀叹便带上了人情味的影子。
由此观之，《聊斋志异》的人情味乃来自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
三
西晋哲人欧阳建在他的《临终诗》中叹道：“真伪因事显，人情难豫观。”这是说，除非是发生了一件什么事，不然人情的真伪是难以看出来的。清代哲人陈介祺则说：“无求方觉人情厚”。当无求于别人时，总觉得同别人的人情是厚的，话的反面则是：有求乃觉人情薄。人情原是薄的，当未发生什么事时，总是以厚的假象出现，一旦发生了事（如求对方办某事），则露出薄的本相。在这中间，也表现了一种人情味，即人情炎凉、人情真伪、人情反复等等的那一系列可感可叹的情味，在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中，这是常常出现的内容，或者说是小说人情味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社会人生中具有微妙感受经验的作家，可以体察到各种各样的人情，可以从小小的一个人情细节中照见整个的世界，让人惊讶，催人猛醒，引人浩叹。
人情味既是一种关于人情的共鸣，也是对于人情有深层体察后的感思。它有时是从千头万绪的人际关系中瞬间出现的闪光，有时是存在于不起眼的细节中的一个眼神或一抹微笑，但它往往照见人物的心灵，引起读者的赏叹，使小说中的人物被人深切了解和久记不忘。这是作家的一种长久的积累，一种备用的库藏，也是一种创造高层次作品的才能。而这又像是无心插柳，一旦拥有了，写作时就会表现出来。充满人情味的作品出自烂熟于人情的作家之手。
遭遇坎坷而人生感慨丰富的作家，在这方面似乎能更胜一筹。张潮在他的《虞初新志·总跋》中说：“予辑是书竟，不禁喟然而叹也，曰：嗟乎！古人有言，非穷愁不能著书以自见于后世。夫人以穷愁而著书，则其书之所蕴，必多抑郁无聊之意以寓乎其间。”在我国古代大作家中合于此者首先要想到司马迁。正因为司马迁遭遇过巨大的“穷愁”，才在他的书中蕴含了那么多“抑郁无聊之意”，而从艺术效果来看，那就是史传文学中的人情味。限于篇幅，此处只能举一个例子。在《史记》里写的人物中，有一个人所身历的误解与不幸很有点与司马迁相像，他就是范睢。司马迁因李陵事被指为替叛贼开脱，惨被腐刑；范睢被诬为出卖魏国阴事，被几乎打死，亡命异国。司马迁十分理解范睢也十分懂得在他的经历中所表现出的人情，所以为后世留下了带有人情味的著名篇章，这就是范睢微服见须贾的一段文字：
范睢闻之，为微行，敝衣闲步之邸，见须贾。须贾见之而惊曰：“范叔固无恙乎！”范睢曰：“然。”须贾笑曰：“范叔有说于秦邪？”曰：“不也。睢前日得过于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说乎！”须贾曰：“今叔何事？”范睢曰：“臣为人庸赁。”须贾意哀之，留与坐饮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绨袍以赠之。须贾因无端怀疑范睢，使他几乎送死，但毕竟不是蓄意陷害，当他再次见到范睢时，又能哀其贫贱，恋恋有故人之意，“范叔—寒如此哉”的悲悯的一叹，不仅感动了范睢，也感动了后世无数读者。正如高适所咏：“尚有绨袍赠，应怜范叔寒”，如此感慨而美好的人情，成为千古传诵的佳话。
与司马迁相比，蒲松龄虽没有蒙冤受辱，但人微位卑，终生不为人知的穷愁，比司马迁更甚，因而表现在他书中的“抑郁无聊之意”就比司马迁更多，也更繁复丰富。他不仅在《叶生》、《司文郎》、《贾奉雉》等自况遭逢的作品中表现科场方面的人情如画，而且在万花筒般的人世众生相中揭示了更为广阔的各色人情，从这纷纭斑斓的人情描写中，可以看出他在社会浮沉中何等深刻细微地感受了整个人生。
生活中的人情，有时表现得极为单纯但极为深刻，有震撼人心的力量，有时则表现得极为复杂，在曲折反复中使人洞见是非得失，发人深省。
《耿十八》是一篇情节单纯的故事。耿十八在病危时，对其妻曰：“永诀在旦晚耳，我死后嫁守由汝，请言所志。”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妻子，尤其在那种看重节守的时代，即使非出真心，一般也要答一个“守”字以慰将逝之人。谁料耿妻居然据实而答：“家无儋石，君在犹不给，何以有守？”一个将要与爱妻诀别的人，虽然口头上在说着“守固佳，嫁亦恒情，明言之，庸何伤”，但期望的是守；当听到这让人酸悲的直率回答时，并不能像他口头上所说的那样从而“意断”，而是带着永远的遗憾和不甘，“遽捉妻臂作恨声曰：‘忍哉！’言已而殁，手握不可开”。一声“忍哉”，一个“手握不可开”，表现了强烈的人情味。这是人之常情，耿十八在临危之际表现了出来，他使很多人想到自己的将来，暗暗心惊，无可奈何，感慨系之，所谓人情味就在这里。然而耿竟无恙，经历过一番曲折，得以复活。但他“由此厌薄其妻，不复共枕席云”。这又是一种人情。是对于表示在感情上背叛自己者的厌薄的人情。而其中蕴含着人们对于生死离合的见惯不惊和冷淡，也蕴含着对于说真话所招致后果的畏惧与怅然。如此简单的故事，如此浓烈的人情味，若不是历经人生，富有微妙的感受，这样的创造是难以想象的。
在《阿霞》中表现出的是一种更为深刻复杂的人情。它与范睢传中的人情味有相似之处，但更贴近凡俗，也就更贴近一般读者。此篇的人情味表现在景星和阿霞的曲折离合的关系中。阿霞与景星相爱，约以婚嫁。景为此抛弃原配。阿霞却另嫁了郑公子。阿霞责景：“结发者如是，而况其他”，“负夫人甚于负我”，景从此得薄倖之名， 四十无偶，趁食于亲友家。当景偶然到郑公子家中时，有如下的情节：
郑款之，留宿焉。女窥客，见而怜之，问郑曰：“堂上客，非景庆云耶？”问所自识，曰：“未适君时，曾避难其家，亦深得其豢养。彼行虽贱，而祖德未斩，且与君为故人，亦宜有绨袍之义。”郑然之，易其败絮，留以数日。夜分欲寝，有婢持二十余金赠景。女在窗外言曰：“此私贮，聊酬夙好，可将去，觅一良匹……”。阿霞与景，原为情人，当景有负心之行时，阿霞给以沉重的惩罚，但这一惩罚一旦致他于潦倒，阿霞又燃起不忍之心与故旧之情，从而有绨袍之义。在前看似无情，在后才看出并未绝情，尤其特意言明“此私贮，聊酬夙好”，一种美好善良的念旧之情，伴随着“觅一良匹”的衷心期愿，就以其光明和煦的恋恋之意温暖着景星及读者的心，造成意味深长的人生感慨和人情味。蒲松龄一生处在贫贱潦倒之中，饱览并感受了各种各样的世态人情，正如他的朋友张笃庆所咏：“白石悲长夜，青灯痛古人”，他为古人也为今人写出了多少洞达人情表现人情的作品，使我们得以体味和认识社会人生的微妙。人情味实乃天才作家得自对社会人生的微妙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