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流迁与人口现代化：系统科学的视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口论文,视野论文,科学论文,系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本文对国内近年颇为关注的“人口现代化”命题给予了新的系统的诠释，认为“人口现代化”是人口系统内部及人口系统与非人口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结果，也是人口类型、人口变量、人口要素或人口特征自传统向现代的演进、转化过程。它肇始于“人口转变”，成就于“人口转型”。“人口流迁”则是使人口系统开放并维系耗散结构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
1. 引言
熟谙近年来海内人口学界学术动态的人士不会不承认，自90年代初刘铮教授重提“人口现代化”这一命题以来，社会各界——无论是高层决策者抑或敏感的人口学者——对这一问题都有所关注[1]。这种学术气象是不寻常也是催人奋进的。虽然，如所周知，现代人口学在海内的兴起不过是近五分之一个世纪这样短短岁月的事，但中国人口学的长足进步是显而易见的，而这种进步最令人欣慰的标志或许就体现在中国学者的学术视野和胸襟的拓展上。譬如，我们耳熟能详的“人口发展”[2]、“人口现代化”等等的说法以及对人口素质等问题的独特关注都可以佐证。这种植根于中国国情的学术整合赋予了中国的人口学以充沛的生命力，中国学者提出的“人口发展”、“人口现代化”、“生育现代化”等一系列概念的理论解释力和预见力正在被变革的实践不断证实，中国人口学的进步从一个侧面显示了东方学术善于把握事物整体性的智慧特色。由此我们有了这么一份自信：这就是，年轻的中国人口学在人类人口学说史上的地位目前来说或许是不能大书一笔，但其发展势头却是不可忽视的。
学术的生命源于承继中的创新。本文的旨意是要循着前辈的足迹在学理上作一番新的努力，以望在系统科学的视野中确立人口现代化的理论构架并探寻其政策涵义，其中“人口流迁”的作用问题在此得到了特别的关注。
2.“人口现代化”的理论解说
什么叫“人口现代化”？迄今未见系统、明确的界定。刘铮教授等主要就人口现代化应该包括的方面（实为外延）作了探讨。例如，刘铮教授认为，人口现代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口再生产类型的现代化，二是人口素质的现代化[1]。在1994年第六次全国人口科学讨论会，两位著名学者进一步探讨了“人口现代化”这一重要命题。一位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查瑞传教授，他在论文《人口现代化问题》中用描述性的语言说明了“人口现代化”应当包括的5个方面的内容，在刘铮见解的基础上，对广义的人口结构的现代化予以了关注，一方面是人口年龄结构的现代化，另一方面是人口社会经济结构和地区分布结构的现代化[2]。另一位是来自上海社科院的张开敏研究员，他对“人口现代化”外延的理解似乎更见全面，在刘、查的论文中，在人口素质现代化方面都强调了文化素质，而张则强调了人口素质概念的整体性和系统性；这就是，他将人口素质看作是人口的身体素质、智力素质和社会素质整合而成的一个概念[3]。邬沧萍教授在新近出版的《转变中的中国人口与发展总报告》中无疑再次肯定了刘铮教授的见解，认为：人口现代化为国家社会现代化创造必要的条件，也是我国现代化的必然结果，二者必然是相互促进的；并认为人口现代化体现在四个方面——除了刘铮教授提到的两个方面外，还补充了“人口结构的现代化”和“人口迁移和分布的现代化”这两个方面，其中“人口结构的现代化”包括了人口的年龄结构与就业结构这两方面[4]。显而易见，在查、张、邬的论述中，对人口现代化外延的认识大同小异，所作出的概括应当说是全面的。
“人口现代化”无疑是从“现代化”这一总命题中引伸出来的，正如上述几位学者所提及的：人口现代化是中国整体现代化的必要组成部分。“现代化”是人类梦寐以求的，但对“现代化”的定义却见仁见智。不过，一个简单的本质的规定大致是可以认同的，即现代化系指一个国家（地区）或社会从传统类型向现代类型的转变过程，在现时代，非农化和城镇化就是最能体现“现代化”的字眼。大而言之，全面的、整体的现代化实际上是社会现代化、经济现代化、文化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和人口现代化这5个子系统复合共变的过程。人口现代化是客观存在的，是总体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侧面，是人口变量、人口要素为主导的现代化过程。
那么，如何界定人口现代化呢？在字面上，可以理解为人口系统、人口类型、人口变量、人口要素或人口特征从传统向现代演进和变化的过程。“人口现代化”的提法是对客观人口发展态势的理论描述和概括。人口现代化是一个历史的、社会的范畴，是现代人口学或者说是泛人口学体系中——不仅仅指传统意义上的形式人口学或人口统计学，也包括经济人口学、社会人口学等重要的边缘学科——的重要范畴，也是我们把握和透视总体现代化极其重要的机制力量。
这里，我们把人口系统看作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亦即，人口系统并不是独立于，而是包容在现代化过程之中的。显然，有必要区分两种“现代化”的概念，以经济社会现代化为主体的“现代化”与人口的“现代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人口现代化”并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一个开放的人口系统和经济社会的现代化互动的结果。这样，我们可以从一般系统论的角度作出如下界定：人口现代化是人口系统内部及人口系统与非人口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结果。从这个定义来看，人口现代化实际上包括了两部分，一部分是人口系统内部的现代化，可称为“人口的内现代化”；一部分是人口系统与非人口系统之间互动的时序变化从低级趋向高级的过程，可称为“人口的外现代化”。
人口现代化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
始于“人口转变”，成就于“人口转型”。人口转变指的是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简单说，就是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历经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再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转变的过程，这种“三段论式”的描述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而人口现代化自然也包括了这种转变，但又不仅限于此。笔者将“人口转型”理解为人口类型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过程，具体包括人口增长类型和人口结构类型的转变。这里的“人口增长类型”包括了封闭人口假定条件下主要依凭出生率和死亡率作出区分的人口再生产类型，也包括了开放人口条件下通过人口增长率（自然增长率与流迁增长率之和）的高低来划定的人口增长类型。人口结构类型则包括了人口的年龄结构、健康结构、地区分布构成（特别是城乡分布）、文化教育结构、社会阶层结构以及在业人口的行业结构或产业结构，所以是广义的。这样，也就不难理解：“人口的内现代化”就是人口增长类型（含人口再生产类型）和人口年龄结构的现代化，亦即，是人口自然特征的现代化。而“人口的外现代化”则涉及反映社会经济发展成就的人口结构转型的一切方面，简单说，包括人口的健康化、知识化、城镇化、非农化4个方面；其中人口的非农化既可以从社会学角度来理解也可从经济学角度来理解，前者是指人口的社会升迁，即人口的社会阶层结构的现代化，后者则是指在业人口产业结构或行业结构的现代化，显然，人口的外现代化也可理解为人口系统、人口要素社会特征的现代化。上述的讨论表明，“人口现代化”是一个内涵丰富，有较强的穿透力和解释力的重要概念，特别需要从整体的和系统的角度进行把握（参见下图）。
图示1 人口系统现代化的要素构成
“人口发展”这一概念是我们所熟知的，那么它与“人口现代化”又有什么异同呢？讨论一下二者的区别和联系有助于我们更好的把握“人口现代化”这一范畴。“人口发展”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狭义的“人口发展”包括人口增长类型的变化和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变化，包括量和质两个方面；广义的“人口发展”还包括人口素质的变化，可以用人口的健康化知识识化来反映。显然，“人口现代化”的涵盖面更广。此其一，“人口发展”是一个表明事实的概念，而“人口现代化”隐含着重要的价值判断，显示了我们的追求目标。例如，我们可以说“实现人口现代化”，但没有“实现人口发展”的说法——究其缘由，就在于“人口发展”是一中性的判断，并没有包含我们应该怎么办的含义；与此比照，“人口现代化”的概念和命题则不然。“人口现代化”指明了“人口发展”的方向，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同时我们还应看到二者的联结之处，这就是，人口现代化的理论分析和政策分析实质是建筑在人口发展的历史事实的基础之上的。
“现代化”是一个需要在发展中把握的历史范畴，它表明一种人类的努力和追求不断外化为客观力量的发展趋势。但这种趋势可能实现，也可能停滞；可能被推进，也可能被阻碍。人口现代化也不例外，所以在实际生活中，存在着“逆人口现代化”乃至“反人口现代化”的现象是并不奇怪的。例如，我国目前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内存在的“人口逆淘汰”现象就是一种“逆人口现代化”；再如，“十年文革”时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干部下放和城镇职工遣返还乡运动作为一种反城市化现象则可归之为“反人口现代化”。显然，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来看，人口现代化进程不会是直线式的，而是波动式的。同时，我们应当看到，人口作为一个只有置于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和发展过程中去理解才有意义的范畴，在考察其现代化的时候，是不可能将其内在的现代化过程和外在的现代化过程截然分开的。换言之，人口系统的现代化是不可割裂的。
3.人口流迁和人口现代化的关系分析
举凡有人口学常识的人们都知道，出生、死亡和流迁构成了人口系统变化的三个基本的人口要素。从系统科学的角度看，“流迁”是其中最微妙、最值得关注的变数。因为正是通过人口流迁才能使一个动态的人口系统同时也成为一个开放的系统；继而，人口系统的开放，才可能形成人口系统的耗散结构，从而实现人口现代化的目标。
社会科学家是以研究社会系统为己任的。社会系统的特征主要有复杂性、多样性与可变性等。研究表明，作为一个系统，当被定义为开放系统时，是说系统同外界有物质的、能量的、信息的交换，有相应的输出和输入以及量的增加或减少[5]。一般系统论之父，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所定义的系统也是指开放系统——系统的定义可以确定为处于一定的相互关系中并与环境发生关系的各组成部分（要素）的总体[6]。耗散结构只存在于开放系统之中，是因为开放系统不断同外界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使开放系统处于非平衡或远离平衡状态。当开放系统同外界交换达到一定阈值或者说临界值时，就会使原来的系统自发地偏离某一平均值，使实际参数在平均值附近起伏摆动，这种偏差叫“涨落”。这种非线性的涨落使系统从稳定变成不稳定，就有可能通过非线性涨落发生突变即非平衡演变，使系统中的诸要素自动地组织起来，从原来的混沌无序状态变成一种时间、空间及功能有序的结构态（如下图所示）。
图示2 耗散结构形成机理
具体到本论题，人口流迁对于人口系统耗散结构的形成和人口现代化的实现——从系统科学角度看，也就是从封闭走向开放，从混沌走向有序，从简单走向复杂——意义重大。如果说经常性的、大量的人口流迁使区域人口或为开放的人口系统，那么只有微量的、滞缓的人口流迁则使区域人口成为半开放、半封闭的人口系统，没有人口流迁但尚有其它交流（如信息）则成为封闭的人口系统，而既没有人口交流也没有其它交流的则成普里高津所称的孤立系统[7]。
无论是历史的经验还是现实的问题都昭示我们：没有适度的人口流迁，人口的健康发展和人口的现代化都将难以预期和实现。建国后至改革前的中国历史给我们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由于受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人口分布长期处在超稳定的格局，人口流迁极不活跃，生产要素根本谈不上优化配置；相反地，以“大呼隆”和“大锅饭”为主要特征的劳作方式极大地浪费了人力资源，使劳动力的隐性剩余问题变得日趋严峻，与此同时，经济产出率始终保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上，计划经济成了短缺经济。根据一项大致的估算，在1949至1979年期间，我国省际迁移人口（这里不包括流动人口——笔者注）累计为2500—3000万，平均年迁移人数约80—100万，平均省际人口迁移率为0.1%，不仅远远落后于美国、日本等人口移动率较高的发达国家，而且也落后于同属发展中国家的印度诸国[8]。一般地，我们将“人口流迁”看作是诸多社会经济条件特别是制度环境和政策性变量的函数，是“结果指标”，但同时它又构成人口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指标”。往昔岁月人口流迁的极不活跃使得人口现代化的整体推进被严重阻碍，特别是与之直接相关的人口的外现代化在相当长时期内是严重滞后的，甚至出现了静止状况——如“文革十年”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基本维持在17～18%的水平上——和逆向运动，如在1961—1965年，城镇化率从24.7%下降到18.0%，这段时期的市镇人口减少了4.41%；而在“文革十年”，市镇人口虽然增加了2.07%，但城镇化水平却下降了0.6个百分点[9]。与此比照，改革开放的一个重大成果也体现在区域人口的开放和对流上，这就是人口流迁活动的日趋活跃。人口流迁是“人尽其才”的必要的人口学条件，而“人尽其才”与“物尽其用”、“货尽其畅”又是互相匹配的——人流、物流、货流的相映成趣正是繁荣和进步的源泉。
人口流迁是防止“人口逆淘汰”，推进人口素质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有关人口逆淘汰问题的讨论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度成为热点，但论者们最后不无遗憾地发现：围绕生育率的城乡差异而产生的“逆淘汰”所展开的讨论如同当年的堂吉诃德那样对着“风车”大战了一场，似乎是杞人忧天而已。“人口逆淘汰”现象或许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但并不是生育率的城乡差异所引致的[10]。在笔者看来，所谓“人口逆淘汰”可界定为低素质的亚人口群规模不断扩大或者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不断上升的趋势。从结构的角度讨论人口素质问题时，最需要关注的是不同素质发展水平的人群或者说带有特定质量标识的人口各自所占的比重。这里，在理论上的确有一个人口发展是“正淘汰”（优胜劣汰）还是“逆淘汰”（劣胜优汰）的问题。如前述，淘汰是“正向”还是“逆向”，可在对“素质发展水平”进行分级的条件下，根据不同素质发展水平的人群各自所占的比重的大小及其变动趋势来判定。例如，可设想将人口分为两个亚人口，一是高素质人口，一是低素质人口。对其比例变化进行时序比较，即可大致判定人口发生了正淘汰还是逆淘汰。这一方法较为便捷，但也相对粗糙。在素质发展水平分级在3级以上的一个人口中，只能分析出一种潜在的趋势，而且可能是多重趋势并存，如正淘汰与逆淘汰同时存在。
以笔者管见，“人口逆淘汰”的产生大致可归因为三类因素：一是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所导致的人口自然逆淘汰，基本假定是老年人口相对于青壮年人口来说大致可归类为低素质亚人口群，对这一问题笔者曾有专文详论[11]；二是人口系统长久的自我封闭所导致的人口遗传性逆淘汰，由于没有人口的交流，结果通婚圈缩小，近亲婚配现象增多，导致出生人口素质的结构性下降；三是由于生存条件恶劣（如环境缺少碘等有损智力发展的元素）或教育卫生条件落后，结果对人口健康素质和文化素质的提高构成了威胁甚至对某些人群带来了严重的损害，从而导致了人口社会性逆淘汰。这种逆淘汰归根结蒂与生存环境系统和人口系统的封闭退化有关。《中国妇女报》曾经报道过的“长岛现象”，实际上揭示的就是第二类人口逆淘汰情形。据报道，前几年高考成绩曾经不错的山东长岛县已不见一类大学的苗子。教师们反映，出类拔萃的学生很少，而劣等生的队伍却在悄然扩大。从征兵体检处传来的信息则是，应征青少年近年来身体健康状况有所下降，北五岛的情况尤其严重。大钦岛应征青年中，身体有毛病的达百分之百，其中属遗传的较多。究其缘由，在于海岛人足不出村、足不出岛，近亲结婚严重[12]。所以，笔者的观点是，“人口逆淘汰”现象在一定程度一定范围内是一个客观存在，对此我们不应当熟视无睹[13]。
要遏制人口逆淘汰，促进人口素质的现代化，一个必要的条件就是使人口系统走向开放。令人欣慰的是，改革开放有效地激活了人口流迁的机制，使跨乡、跨县、跨市、跨省的人口流迁运动日趋蓬勃。人口流迁的范围、频度和流量都是80年代前所不可比拟的——根据1987年1%人口抽样调查，在1982年7月—1987年6月间，我国省际迁移人口累计达631.23万，年平均迁移人口126.25万，年平均迁移率约为0.12%；又根据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在1985年7月—1990年6月间，我国省际迁移人口累计达1080.88万人，年平均迁移人口216.18万，年平均迁移率约为0.19%，显然省际人口迁移在80年代后期其活跃程度超过了80年代前期[14]。我们有理由相信，人口正淘汰的机制力量正变得强大起来。人口流迁使区域人口成为开放的人口系统，使人口“这盘棋”不再成为死棋，而成了活棋。人口流迁锻造出新一代人口以天下为家、自强不息的气度和精神品质，而系统封闭、通婚圈狭小条件下近亲结婚的无奈和悲剧也将逐渐消尽。事实必将证明，从长远的发展来看，生育率的城乡差异所导致的所谓的“人口逆淘汰”不过是一场虚惊而已。
开放是社会系统的重要特点。一个系统朝有序方向发展的过程，就是不断同外界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控制系统的参量达到新的临界点，使系统发生突变的过程。一个复杂的社会结构，是在系统开放的条件下逐渐得以完成的；而已经形成的社会结构，也只有在系统开放的条件下才得以维持和发展。人口系统也不例外。但开放只是系统向有序发展的必要条件。换言之，并非所有的开放系统都能达到有序。我们知道，在开放条件下，系统的熵ds由系统同外界之间的熵的交换d[,e]s和系统内部的熵增d[,i]s两部分组成(ds=d[,e]s+d[,i]s)。热力学第二定律只要求熵产生非负，d[,i]s≥0，然而对外界给系统不断注入的熵流d[,e]s则无确定要求。任何开放系统实际上都和外界有一定的相互联系，正是这种“互动”使我们找到了有序之源。这就是，一个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有可能通过从外界取得负熵流(d[,e]s<0)的办法来抵销掉系统内部的熵增d[,i]s，使系统的总熵ds减少，变化为零甚至是负值，从而使系统进入相对有序的状态，耗散结构的形成也正源于此。然而，一个开放的系统既可能从外界得到负熵流(d[,e]s<0)——即产生使系统进化的有利影响，也可能从外界得到正熵流(d[,e]s>0)——即带来使系统退化的不利影响。问题就在于，正熵流不仅不会促使系统形成有序的耗散结构，反而会使系统更快地趋于混乱，加速其无序化的进程。所以，控制系统开放的条件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我们在强调系统开放的同时，也要对系统与外界相交流的内容和后果善加分析。一方面无疑是要使系统开放，大力引进促使系统进步的负熵流；另一方面则要加强控制和选择，既要防止和减少不利因素的流入，又要减少有利因素的流出。
人口流迁对于人口系统的现代化是绝对必要的，但人口流迁也应当有个度，这个“度”包括向度和量度。一方面，单向度的人口流迁不如双向对流、互通有无的人口流迁；另一方面，过度的流迁出和过度的流迁入一样也会带来不利影响，在流量方面要求适度和适量。
从理想的角度说，系统的开放与系统的控制应当相辅相成。但现实与理想常常难如人意，而人类的历史和人类的期待也往往是在“此岸”和“彼岸”之间。笔者这里分别有“上海旧事”和“西部故事”可以佐证。近代以来，上海就是各类人才和文化精英的汇聚之地，似一颗东方明珠，光彩熠熠。建国后，因为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和趋稳态人口分布格局的形成，上海人才荟萃的特点渐趋式微。外地人才极难进入上海，而上海原有的人才却又以“支援外地”为名大量外流。上海人口系统的单向度开放无法引起有利于本系统进化的“负熵流”（外地优秀人才），却在特定的制度环境中不断地丧失了本系统的优良基因，从而无法阻止系统内部人才资源的结构性萎缩，导致了系统的混乱、无序和退化。文化学者已经注意到：上海近年来在人文社会科学与文化艺术人才方面已陷入日益严重的短缺状态，文化艺术与学术成果，与北京相比可谓捉襟见肘[15]。此言不虚。与上海比照，北京的确是得惠于天时、地利、人和。自50年代以来，北京就因为“首都”——城市中的城市——这一大特点长期享有了其它城市无法相比的吸纳全国精英人才的条件，北京人文环境的特质在很大程度上源自文化上和人才上远缘杂交的优势。北京的兴盛和上海长时期的落寞说明了控制系统开放条件、把握好系统开放度的极端重要性。
西部的落后和寂寥也是我们所熟悉的。从系统科学的视野来看，答案自明：一是系统开放不够，其中交通的落后和信息的闭塞又是主要的，而细细探寻起来，恶劣艰险的地理环境因素似乎又是首要之因，自东而西的现代文明似乎很难穿透和跨越高山峻岭和荒漠戈壁的重重阻隔。二是系统开放的条件并不充分。改革开放以来，西部也在追寻富强之路，然而系统与外界的巨大反差反而导致了不利于本系统进化的重要因素——人才的流失。社会各界将西部的人才流失形象地称为“孔雀东南飞”或“一江春水向东流”。人的经济理性使人类成为趋利性的“社会动物”，人口流迁抑或人才流动归根到底还是因为“比较利益”的驱动。因为西部系统长期的封闭导致了系统本身进化机制的衰退，而人口的流迁在根本上是受制于“比较利益诱导规律”的，所以西部系统一旦向外界开放，人才流失在一定时期内是绝难避免的。据1996年4月25日《光明日报》报道，近10年来，中专以上学历的新疆人才流失在东南沿海地区的已近10万。人才的短缺已经导致“一流的设备却只能造二、三流产品”等问题的产生，据称新疆有关部门已注意到开始阻碍新疆经济发展的这一因素[16]。显然，系统的开放所带来的这类不良的副产品不能简单地归咎于系统的开放，而应当从改造系统的内环境着手——“良禽择木而栖”，古今中外，莫不如是。只要栽好“梧桐树”，不怕招不来真正的“凤凰”。
综上，人口流迁对于人口系统的现代化，特别是人口素质的现代化绝对是必要的，但同时又是不充分的。人口流迁在根本上是受制于“比较利益之诱导规律”的。我们只能尊重和顺应这一规律，而不能无视和践踏这一规律。如前所述，为保证人口流迁对人口现代化乃至社会经济现代化的正面效应，对人口流迁的向度和量度予以关注是必要的。而要使人口流迁的向度和量度保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对系统内环境和外环境的改造又是非常重要的。总之，人口流迁既可能与人口系统的进化（现代化）构成良性循环，也可能与人口系统的退化（逆或反现代化）构成恶性循环；而这，在相当的程度上与系统开放的内外条件是否成熟有关。
注释：
[1] 国务委员、国家计生委主任彭珮云对刘铮教授有关“人口现代化”的见解予以了公开的肯定。例如，彭主任于1993年底曾为《刘铮人口论文选》作序，序中写道：“……他晚年对人口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重要内容所作的阐述，得到了国家决策部门的肯定和采纳。”参见《刘铮人口论文选》，中国人口出版社，1994年第1版。应当指出，关于“人口现代化”的理论研讨，80年代初国内学者就开始提出问题，但系统的有影响的专题论述却见于我国已故著名人口学家刘铮教授的绝笔之作“人口现代化和优先发展教育”一文。该文在学术界内外引起了相当的反响，这或许说明了“人口现代化”命题的再次提出适逢其时。后续研究主要有：钟声，“农村改革：实现农村人口现代化的契机”，中国人民大学博士论文，1993年；查瑞传，“人口现代化问题”，载中国人口学会编，《第六次全国人口科学讨论会论文选》，1994年版，26—30页；张开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人口现代化”，出处同查文，209—212页；邬沧萍主编，《转变中的中国人口与发展总报告》，第三章“中国人口问题的本质是中国的发展问题”，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穆光宗，“低生育率背景下的人口发展问题——对我国人口现代化的一项探索”，第二次中国生育率下降过程中的新人口问题及其对策学术讨论会论文，北京香山，1995年7月（该文主体已刊印在《科技导报》1995年第12期）。
[2] “人口发展”一词我们并不能在英文中找到其对应物。笔者认为，“人口发展”一词的提出可以看作是中国人口学者对世界人口学说史的一个贡献。正如“经济发展”的涵义要广于“经济增长”一样，“人口发展”比诸“人口增长”也是一个更具丰富内涵的一个范畴。由于海内学者并不把“人口”(Population)理解成数的集合，而是人的集合，因而是一个数量、质量、结构三位一体的“大人口”概念。这一理解决定了“人口发展”范畴的提出在逻辑上的合理性。这里试将“人口发展”界定如下，即是人口变量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的演进及其特征变化，这里的特征包括数量特征、质量特征和结构特征这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