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何来“轴心时代”?(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轴心论文,中国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041(2007)08—0117—06
四、“砍掉一半”和“打个对折”
——“轴心时代”与“疑古派”的对接
按照雅斯贝斯的设计,淘汰了其第二阶段的古代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和中国的文明,选择第三阶段为轴心文明的起点;同时,再以孔子时代的中国学术作为印度佛教、波斯伊斯兰教和古希腊哲学的表衬。这一理论设计之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后相当普遍地为中国学者接受,与近百年来中外学者对于中国古史的“重新估定”背景大有关系。
自19世纪末兴起、至20世纪初而大盛的疑古思潮,曾被评价为“对二千年之中国传统史学予以毁灭性打击”①。单从时间上看,“疑古派”(又称“古史辨派”)的做法是将中国古史“砍掉一半”、“打个对折”。
1917年,胡适留美归国,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从《诗经》时代的周宣王讲起。同年发表的《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否认先秦诸子的王官渊源,认为皆由春秋战国时势世变所产生。两年后出版的被誉为中国第一部现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截断众流,从老子、孔子讲起”②。又二年,胡适提出了自己全新的“古史观”:“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将来等到金石学、考古学发达上了轨道以后,然后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③
顾颉刚响应胡适“整理国故”的倡导,终其一生以“古史辨伪”为事业。当胡适不再疑古、改为信古之后④,他成为“古史辨派”的核心人物。顾颉刚说道:
中国的历史,普通都知道有五千年……但把伪史和依据了伪书而成立的伪史除去,实在只有二千余年,只算得打了一个“对折”!⑤
中国号称有四千年(有的说五千年)的历史,大家从《纲鉴》上得来的知识,一闭目就有一个完备的三皇五帝的统系……若能仔细的同他考一考,教他们涣然消释这个观念,从四千年的历史跌到二千年的历史,这真是一大改造呢!⑥
需要注意的是,砍掉一半、打了“对折”以后的中国古史,恰从雅斯贝斯的第一、第二两阶段中退出,而与第三阶段对接。
对于影响巨大、流衍复杂的“疑古派”,这里所要强调的有两点。第一,自“古史辨派”创建之后,“疑古”与“信古”、“释古”、“考古”各派主张既有分合又有兼容,各派间的争论延续至今,疑古的影响亦延续至今。
以王国维、傅斯年为代表的金石、考古一派,与疑古派在表面上确有相互对立的形式,实际上正如方家所指出的,“疑古这一派为考古在中国的发展开了路”⑦。不过此语还有推敲的余地,准确说来应当是“疑古派”刺激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实际上也刺激了不少其他现代新学科的发展)。另一方面,顾颉刚从中国考古学兴起时就非常熟知考古学的发展状况,并且擅长运用考古学的最新成果助成他的疑古观点,表明“古史辨派”与考古学的关系尚有其复杂的一面。
“信古”派的称谓本为“疑古”一派所加,其逻辑上的次第应当排在“疑古”之前,实际上却是虚拟,并无其人。刘起谓,在“古史辨派”以前,“盈天下都是信古的人”,指名道姓的有章太炎、陈汉章、黄侃、刘掞藜、胡廑人、柳诒徵、戴季陶⑧。严格界定,均不能认为其人没有怀疑的精神与阐释性的工作。与“信古”的状况相反,“释古”一派则有许多人,声闻一时的诸如梁启超的学术史建构、王国维的古史研究、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建构、钱穆的中国文化史研究、郭沫若的史观派阐述等等以现代科学方法为指导的研究,都只能综合在“释古”一大类中。这些“释古”研究亦颇多受到疑古的影响,甚至“所疑皆超于颉刚”⑨,虽无疑古之名,却有疑古之实。当然,“释古”派在有些时候是专指郭沫若的,因为新中国建立以后证明其他学者的阐释都是不对的。需要注意的是,以郭沫若为核心的史观释古一派,新中国建立后即提出“薄古”主张(全称“厚今薄古”)。“薄古”的技术目标之一是批判“言必称尧舜”、“以上古为黄金时代”⑩。在学理上,“疑古派”主张“破坏就是建设”,“薄古”主张“不破不立”,故“疑古”与“薄古”亦为前后承接的关系。
所以,虽然有学者认为“疑古派”在新中国建立后即不复存在,顾颉刚自己也称“疑古”不能自成一派,而其实际影响始终存在(11),“不但是我们今天国内的学术界,还有相当的影响,对于海外、国际上的汉学界,影响更大!”(12)
第二,在疑古派的发展阶段上,胡适与顾颉刚始合而离,二人对中国古史的判断是不一样的。早先,胡适为“疑古辨伪”预定的目标有“先缩短,后拉长”之说,而邓实、梁启超、钱穆也都提出了由晚周恢复三代的预想,指出“本朝学术……未有能出乎孔子六经之外而更立一学派也,有之,自今日之周秦学派始”(13)、“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14)、“故先秦学占学界第一之位置”(15) 和“复西周之古来解放东周,复殷商之古来解放西周,复虞夏之古来解放殷商,溯源寻根,把中国从来的文化学术思想从头整理一过”(16) 等。
但是,顾颉刚的工作则是将疑古更进一步。他的疑古并没有沿着胡适最初的实验主义设想发展,而是在“五四”思潮带动下加入了许多预设目标。顾颉刚是先提出古人造伪的假设,再将假设直接坐实为结论。疑伪的古书范围不仅包括经部,而且包括子部和史部。时间范围也从三代延至春秋战国,下及两汉。
单从时间因素方面来看,顾颉刚提出过一种为学者所称道的“移置法”。他说:“许多伪材料,置之于所伪的时代固不合,但置之于伪作的时代则仍是绝好的史料……我们破坏它,并不是要把它销毁,只是把它的时代移后……这与其说是破坏,不如称为‘移置’的适宜。”(17) “我们的破坏,并不是一种残酷的行为,只是使它们各各回复其历史上的地位:真的商周回复其商周的地位,假的唐虞夏商回复其先秦或汉魏的地位。”(18) 这一观点从理论上说当然不错,但在实际层面却不免有主观的先导。所谓“以周还周,以汉还汉”,焉知不是“以周还汉,以汉还唐”?顾颉刚的辨伪工作实际上是将大量先秦时期的经部、子部著作“整体移置”到了汉代,由此造成了先秦无史的疑难,也带来了古史专家“专业”岗位的忧虑。(19) 在20世纪30—40年代,金毓黻曾经慨叹:“疑古太甚者,亦岂有可信之古籍耶?”(20) 梁园东也说:“中国的古史到了现在,差不多已无法攻究,因为‘伪书’的观念甚盛,研究历史的对于古书上的记载大都在敢信不敢信之间。”(21) 50年代,吴泽说道:“夏商以前的原始时代,根本没有文学[字],没有史书,原始社会的历史,用默证法,不是可以一笔‘考’个光吗?”(22) 徐旭生说道:“极端的疑古派学者……对于夏启以前的历史一笔勾销,更进一步对于夏朝不多几件的历史,也想出来可以把它们说作东汉人伪造的说法,而殷墟以前漫长的时代几乎变成白地!”(23)
与雅斯贝斯的四个历史阶段相较,可以认为,胡适“砍掉”了前二个阶段,而顾颉刚“砍掉”了前三个阶段。顾颉刚在80年代去世,“轴心时代”理论恰在此时被介绍到中国。
胡适本人在首开风气之后,并无“拉长”的工作。对应胡适的“拉长”计划,与梁启超、钱穆“先秦学占学界第一之位置”预想的,实际上是近年开始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与“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24)。
而在克服疑古所带来的先秦无史与岗位忧虑方面,使学术界从顾颉刚退回到胡适、从否定三代经学与晚周诸子到只否定经学而不否定诸子的,正是雅斯贝斯。百年纷争被雅斯贝斯使用一个世界文明比较的方法妙手解除。“轴心时代”的理论绕开顾颉刚重归胡适,恢复了诸子学的合法性。至此便出现了一个有趣而令人不解的现象:“整理国故”以来最讲究“拿证据来”的,却将最回避证据的结论接受了;“疑古辨伪”以来最强调“科学方法”的,却将最回避方法的结论通过了。
五、“截断众流”与“婢作夫人”
——关于中国学术源流与正反题的反省
顾颉刚是否可以绕开而无须面对?重归胡适的“先缩短”而忽视其“后拉长”,或忽视邓实、梁启超、钱穆重建先秦学术的预想是否会偏离正位?
通过疑古派的作用,在传统经、史、子、集四部体系被打破之后,按照现代意义实际上是西方模式构建的学科体系顺利完成,文、史、哲不分大小高低并列为一级学科。同时,一批分支学科如神话学、民俗学、民族学、俗文学、历史地理学等在疑古派影响下建立起来(25)。“轴心时代”理论是在这样一种学科建构背景上,跨过近百年的真伪论争不论,而直接在诸子学上嫁接新枝。这种隔着“古史辨”的诸子研究所铸造的是否会是一件“沙器”呢?
雅斯贝斯所关注的“轴心时代”现象——“精神创造”、“人的觉醒”、“哲学的突破”等等无疑都有事实的根据,国内学者以此作为依托,积极重构民族传统,所起的作用无疑是正面的。但郢书燕说,“治则治矣,非书意也”。
蔡元培评价胡适的“中国哲学史”体系曾有“截断众流”一语(26),实际上胡适所“截断”的并不是“流”,而恰是源。胡适不是截流,而是塞源。胡适在阐明其“中国哲学史”体系时又有“婢作夫人”之语(27)。他说:“到了最近世,如孙诒让、章炳麟诸君,竟都用全副精力发明诸子学,于是从前作经学附属品的诸子学,到此时代,竟成专门学。一般普通学者崇拜子书也往往过于儒书,岂但是‘附庸蔚为大国’,简直是‘婢作夫人’了。”(28) “塞源”与“婢作夫人”两者恰是一因果关系。因为有了“截断众流”,自然便有“婢作夫人”。从此,“先秦”便没有“三代王官”,只剩下“晚周诸子”。三代、晚周亦无分辨,而概称“先秦”。
钱穆曾经指出:“我们撇开周公来讲中国思想,把战国先秦来比拟希腊,真所谓从何说起。我们讲中国史,断不该只从战国讲起。讲战国思想,也断不该只从老子、孔子讲起。”(29) 余敦康近年指出:三皇五帝夏商周三代与春秋战国一脉相承,在轴心期产生孔子、老子、墨子等诸子百家以前早已有一个成熟的文化体系,他们是流而不是源。(30) 所论均切中肯綮。
源头意味本质。如果截断众流只是时间长短问题,就不会是本质问题;或者截断的是下半截,也不会伤及根本。现在的情况是失去了源头,导致文化本质的模糊。近百年来学者渐以“诸子”为中华文化的原典和源头,后世论学多是以流代源,本末倒置,导致史、哲各科多失祈向。
之所以会本末倒置,首先与近代以来两个学术概念的讨论有关。
其一是关于诸子起源的讨论。
从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到《古史辨》第六册,诸子学是疑古派讨论的核心之一。胡适此文直接反驳章太炎,间接反驳刘歆。文章的主要线索是反驳《汉书·艺文志》诸子出于王官说,认同《准南子·要略》诸子起源于时势说。此后诸家论学,基本上都要从分辨诸子起源开始,而观点则大致不出三种:或者支持章太炎,或者支持胡适,或者折中修正。冯友兰将《汉志》的记载修正为:儒家者流盖出于文士,墨家者流盖出于武士,道家者流盖出于隐者,名家者流盖出于辩者,阴阳家者流盖出于方士,法家者流盖出于法术之士。(31) 傅斯年将“王官说”修正为“职业说”,认为战国诸子除墨子外皆出于职业,如儒家出于“教书匠”等。(32) 梁启超增多“地域”一种因素,将先秦学派划分为北派、南派,以下再细分出邹鲁、齐、秦晋、宋郑各派。(33)
笔者要指出的是,以“时势说”为出发点的种种阐释,其实均由于对《汉志》文本的误读。误读的原因又并非复杂的训诂问题,而只是由于时代潮流宜乎“视而不见”。《汉志》“诸子略”先以十段文字概述九流十家,谓儒家、道家等“出于”某官,随之以一段文字作为总论,谓诸子十家“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由相连的两段对读,应当能够看出“出于”、“起于”二语在使用上的区别,“出于”即其远源,“起于”即其近因,两者绝不相混。(34) 其书例严整,所透视出来的正是世官世畴、有其守则有其官、失其守则死及之、学术生命重于个体生命的王官遗制。
其二是关于“六经皆史”的讨论。
近人对章学诚“六经皆史”一语的理解,大致可以区分为温和、极端两种观点。温和者理解为“六经皆历史书”(35),极端者理解为“六经皆史料”。
战国之际,已有学者指出“六经,先王之陈迹”(36)。强调追寻“大义”、“真意”、“本意”的学者解“六经皆史”为“六经皆历史书”并没有错,但却未必是“于史学如有天授”的章学诚之用心。作为史家,章学诚的本意应当是提升史学,所以“六经皆史”一语当有一“向上”的解释:六经皆史,史即六经。章太炎谓:“上古以史为天官……人言‘六经皆史’,未知古史皆经也。”(37) 故章学诚是要将史学提升到经学的地位,亦即提升到官学的地位。其所著《文史通义》开篇即称:“‘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38) 而“六经皆史料”则是“向下”的解释,即认为六经只是可待加工的原材料,甚者则提出中国根本没有史学,只有史料,中国只是史料发达。如顾颉刚曾说:“从前学者认为经书是天经地义,不可更改,到了章氏,六经便变成了史料,再无什么神秘可言了。”(39)
其次是时空错位导致本末倒置,这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学术源流的颠倒。
在诸子起源问题上,一个关键问题是对于上古史官史职制度的理解。刘师培将刘歆、章太炎的认识具体化,提出“古学出于史官”说,是非常正确的。
近代学者对“经”有种种界定,如着眼于“经”字的训诂、“六经”之得名等,但是更为本质的,“经”是王官之学。王官之学最重要的是政学合一、官师合一。政学合一与官师合一最重要的是“技兼于道”(40)。执政者都是劳动能手和技术发明家,换言之,劳动能手和技术发明家才得以执政。学术以政治为标尺,政治以技艺为标尺,这乃是中国文化的常道。
政学合一体制的保障是“世官世畴”制度。“世官世畴”又称“世业”、“职业”,但与现代的“职业”不同。古代“世业”、“职业”是以文化的传承延续民族的生命,有技术乃有职守,乃有家族与民族的生存。晋史蔡墨谓:“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职,则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业,其物乃至。”(41) 章学诚谓:“有官斯有法,故法具于官。有法斯有书,故宫守其书。……官守学业皆出于一,而天下以同文为治,故私门无著述。”(42)
王官之学职掌在史,《周官》所载有“府史之史”与内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等“五史”。《孟子·离娄下》称《春秋》:“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就文字而言称为“文”,就史官载记而言称为“史”,就王官之义而言称为“经”,故经、史、文为一事。刘师培谓,“史也者,掌一代之学者也,一代之学即一国政教之本……史为一代盛衰之所系,即为一代学术之总归”。又谓,周代学术源流分为三派,一曰六艺出于史官,二曰九流出于史官,三曰术数方技之学出于史官,三派皆渊源于史,故“周代之学术即史官之学也,亦即官守师儒合一之学也”。(43)
王官之学不只六经,亦不只西周一代,凡三代王官之学皆可称之为经。柳诒徵谓:“诸子之学发源甚远,非专出于周代之官……按《七略》原文,正未专指《周官》。如羲和、理官、农稷之官之类,皆虞夏之官。”(44)
因为出于“王官”、“世畴”,所以经典不署私名,署私名者均出于纪念首创之功。古人敬首事,故凡署名均从上限;今人重版权,故署名均从下限。近人称誉“私人著述”,而古典之本源皆是“集体作品”。
现代学科文学、史学、哲学为并列关系,古代则以天地万物皆为一大关联而存在,故“经史子集”并称而不并列。姚永朴谓“经……盖子、史之源也”,“集……则子、史之委也”。(45) 集部最后起。史部本在“六艺”之内,自晋代出于篇幅原因由经部分出。今人有“史家”一语,古人史不得称家,称家则为子矣。今人有“史学”一语,三代之史不得称学,亦有史官而已矣。司马迁作《史记》,本称《太史公书》,兼有子家与史家双重身份,其本意则是以史为子,据子升经,故私拟《春秋》,上比孔子。自司马迁之后,官修与私著相混,史部篇幅流衍最众。而在夏、商、周三代,经即是史,史即是经。章氏《文史通义》以“文史”题名,不是“文学”与“史学”之通义,其意亦存乎三代之际,故其书首论“六经”。子部古称家、家言,为私家之学,与官学相对。子家又称为派,派与流同义,而与源相对。子源于经,故子者所以辅经,其精神祈向如此。
“经史子集”旧称四部或四库,是西晋以来传统的典籍分类方法,同时亦具有学科分类的意义。四部分类之前,有刘歆《七略》。《七略》之中,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四略均为家言(实际上仍有部分出于官学),因篇幅原因从“诸子略”中分出。近人称《七略》为“六分法”,实际上《七略》只是二分法。古者学术只分二类:一类是源,一类是流。或者说,一类是经史王官之学,一类是诸子百家之学。经史子集,各有等差,不可同日而语。
第二,学术正题、反题的倒置。
雅斯贝斯“轴心”概念出自黑格尔:“所有历史都走向基督,而且来自基督。上帝之子的出现是历史的轴心。”(46) 就中国文化而言,具有类似此种“轴心”力量的,只能是三代王官之学。李塨曾谓,“三代实学《六艺》不复,天下终无强立之日”(47);刁包谓,“作时文不作古文者,文不文;作时人不作古人者,人不人”(48)。三代政事以“六经”为典要,而学统即道统即政统,官师合一,政学合一;学即其仕,仕即其学;学即所用,用即所学;道不离器,器不离道。此是古学之本然与正脉。
希腊古有黄金时代,中国古有大同之世,此为中国文化之正题。雅斯贝斯的理论正是由黄金时代推演出“轴心时代”,近人则从一开始就对古代大同之世为黄金时代断然否定(49)。政统、学统由此分裂。
故在中国文化的早期阶段,三代王官学是源,晚周诸子学是流;三代王官学是正题,晚周诸子学是反题。取消三代王官学的源头地位,而代之以晚周诸子学,其影响不只是缩短年限的问题,而恰是正题与反题的倒置,伴随而来的是中国学术各期的整体错位。凡衰世皆夸其学术,凡盛世皆贬其经术。只认同政治统一,不认同学术统一。故中国学术皆成衰世之学,而政事亦与学术无关。
汉唐政治、制度均称极盛,其经学承三代馀绪亦粲然大备,此为正题。刘师培称西汉经学有官学,有师学,有家学(50),其学尚能多存古制。近人则贬其为集权专制、繁琐僵化,将晚周诸子争鸣局面的结束委过于汉代。
晚周一向称为衰世、乱世,诸子百家莫衷一是,大哀伤心,孔子开创儒家,全由“周文罢弊”、“礼崩乐坏”反动而出,此为反题。王正颜谓:“晚周之学术,以之与中古尧舜之世相比,诚衰之极矣,宜乎庄周叹其分裂矣。”“周自东迁以降,王纲不振,文化亦随之而扫地尽矣。于是列国以干戈相向,争地争城,生民涂炭。以视前王道盛时,尚礼义,明孝弟,真不啻天壤之别矣。”(51) 近代学术亦从晚清民初衰世起,故错认晚周为中国文化的原点。
自从经学被“移置”到汉代,中国文化真正成了“无头”之学。(52)
注释:
① 顾潮:《顾颉刚先生小传》,见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顾颉刚卷》,第2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②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蔡元培序”,第3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
③ 胡适:《自述古史观书》,见《古史辨》,第1册,第2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④ 据顾颉刚20世纪80年代初的追述,胡适1929年自言:“现在我的思想变了,我不疑古了,要信古了!”见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载《古史辨》,第1册,第13页。
⑤ 顾颉刚:《自序》,见《古史辨》,第1册,第42—43页。
⑥ 顾颉刚:《告拟作〈伪书考〉跋文书》,载《古史辨》,第1册,第14页。
⑦ 李学勤引夏鼐语,见李学勤:《疑古思潮与重构古史》,载《中国文化研究》,1999(1)。夏鼐原文为:“古史辨派……他们对于封建主义的旧史学的摧陷廓清的功绩仍是不可抹杀的。他们扫除了建立‘科学的中国上古史’的道路上一切障碍物,同时使人痛感到中国古史上科学的考古资料的极端贫乏。”[夏鼐:《五四运动和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载《考古》,1979(3)]
⑧ 刘起釪:《顾颉刚学述》,第277—28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⑨ 钱穆语,见钱穆:《师友杂忆》,第167—16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⑩ 参见《厚今薄古 边干边学——陈伯达谈哲学社会科学如何跃进?》;郭沫若:《关于厚今薄古问题》,见《厚今薄古》,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
(11) 近年出版的疑古派著作有刘起:《古史续辨》、吴锐:《古史考》等。据为《古史考》承担排版发行的北京新潮社文化公司称,《古史考》原有《古史辨》第2辑或《续古史辨》、《新古史辨》等拟名。参见“北京新潮社”在2005年5月10日的网上发帖。
(12) 李学勤:《疑古思潮与重构古史》,载《中国文化研究》,1999(1)。
(13) 邓实:《国学今论》,载《国粹学报》,第1年第5号。
(14)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15)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133页。
(16) 钱穆:《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见《古史辨》,第5册,第61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大意又见钱穆《国学概论》:“今按:梁氏此论极是。然复先秦之古,犹未已也。继此以往,则将穷源拔本,复商、周之古,更上而复皇古之古。则一切崇古之见,皆得其解放,而学术思想,乃有新机。”(第330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97)
(17) 顾颉刚:《自序》,载《古史辨》,第3册,第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18) 顾颉刚:《顾序》,载《古史辨》,第4册,第2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19) 在50年代强调“厚今薄古”之际,一些学者对“薄古”作了解释:“留少数人去做古史研究工作,这叫做薄古”;“决不是反对让少数人研究古代”(范文澜:《研究历史应当厚今薄古》;夏鼐:《考古工作也要厚今薄古》,见科学出版社编辑部:《厚今薄古》,第18、37页)。
(20) 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第3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1) 转引自杨鸿烈;《历史研究法》,第433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
(22) 吴泽:《“五四”前后“疑古”思想的分析和批判》,载《历史教学研究》,1959(4)。叶德辉论诸子学起于毁经,早已有言:“五经去其四,而《论语》犹在疑信之间,学者几无可读之书,势不得不问途于百家诸子。”(苏舆编:《翼教丛编》卷一,《朱侍御答康有为第四书》,第10页)
(23)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第1章,第26页,北京,科学出版社,:L960。
(24) “夏商周断代工程”与胡适的“拉长”计划及梁启超、钱穆“先秦学占学界第一之位置”预想在学术方向上的对应,参见张京华:《论胡适“缩短”“拉长”两阶段的古史观》,载《江南大学学报》,2002(5);刘巍:《“诸子不出于王官论”的建立、影响与意义》,载《近代史研究》,2003(1)。
(25) 张京华:《古史研究的三条途径——以现代学者对“绝地天通”一语的阐释为中心》,载《汉学研究通讯》,2007(2)。
(26) “截断众流”典出禅宗德山缘密禅师,见普济《五灯会元》,卷15。
(27) “婢作夫人”典出张彦远《法书要录》卷2引梁袁昂《古今书评》,其事则出于三代礼制,《穀梁传》僖公九年载“毋以妾为妻”,《礼记·内则》载“聘则为妻,奔则为妾”、“妻不在,妾御莫敢当夕”,其主从正副不可颠倒如此。
(28)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导言,第9页。
(29) 钱穆:《中国史学名著》,第1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30) 余敦康:《中国宗教与中国文化》卷2,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及新浪网关于国学源头的访谈。
(31)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见《冯友兰选集》,上卷,第253—25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此节题为“对刘歆理论的修正”。
(32) 傅斯年:《战国子家叙论》,见《史料略论及其他》,第100—106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33)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16、25页。按以地域追考文化,其后渐盛,迄今有“地域文化”、“区域文化”诸说,其言虽不为无据,但终究不足以解决诸子起源的根本问题。柳诒徵谓梁启超“孔老南北之说出于日本人。日本人读中国书素无根柢,固不足责。梁氏自居学识高于刘歆者,何得出此不经之言耶?”(柳诒徵:《论近人讲诸子之学者之失》,载《柳诒徵史学论文续集》,第535页)
(34) 参见柳诒徵:《论近人讲诸子之学者之失》;黄丽丽:《试论〈汉书·艺文志〉“诸子出于王官”说》(上),载《中国历史文物》,1999(1);刘巍:《“诸子不出于王官论”的建立、影响与意义》,载《近代史研究》,2003(1)。
(35) 何为“历史”,另当别论,可参阅王尔敏有关历史定义的“近世学者新说”列表,载王尔敏:《史学方法》,第89—92、97—98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36) 庄子语,见《庄子·天运》。
(37) 章太炎:《訄书·清儒》,第15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38) 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上》。
(39) 顾颉刚:《中国古代史研究序论》,载《文史》,2000(4)。
(40) 《庄子·天地》:“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又称“技进于道”,兼亦进之意,《论语·先进》:“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41)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42) 章学诚;《校雠通义·原道》。
(43) 刘师培:《古学出于史官论》,载《国粹学报》,第1年第1号。
(44) 柳诒徵:《论近人讲诸子之学者之失》,见《柳诒徵史学论文续集》,第520—521页。
(45) 姚永樸:《文学研究法》,第21页,合肥,黄山书社,1989。
(46) 田汝康、金重远:《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第38页。
(47) 冯辰、刘调赞:《李塨年谱》,附录恽鹤生《李恕谷先生传》,第22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8。
(48) 李塨、王源:《颜元年谱》,第9页,北京,中华书局,1992。
(49) 顾颉刚“四个打破”之一为“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见顾颉刚:《答刘、胡两先生书》,载《古史辨》,第1册,第101页。
(50) 参见刘师培:《国学发微》,载《国粹学报》,第1年第6号。
(51) 王正颜;《国学原理考》,第69—70页。
(52) 借用牟宗三评胡适语,牟宗三谓:“胡适之先生讲中国哲学,是直接从老子开始,这是不对的……所以有人说胡适之先生的那个哲学史是无头的哲学史。”见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第4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标签:顾颉刚论文; 轴心时代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读书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中国哲学史大纲论文; 先秦文化论文; 先秦历史论文; 梁启超论文; 胡适论文; 七略论文; 钱穆论文; 古史考论文; 古史辨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