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问题发现过程的问题行为图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过程论文,发现论文,大学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001-4918(2011)01-0035-43 中图分类号：B844.3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问题发现是指在解决一个已清晰呈现的问题之前经历的所有活动、过程和事件，它是人类探究未知世界的第一步，也是开展认知活动、创造性活动和解决问题的起点(Csikszentmihalyi & Getzels，1970)。作为一种复杂的思维活动，问题发现能力的重要性得到了学界的认同(Einstein & Infeld，1938)，但是在实验研究方面，比起一些与它联系密切的领域如“创造性”、“问题解决”等，该领域的研究非常缺乏，在理论与方法上都有待更深入地探索。
许多学者都试图对问题发现过程进行观察、测量与分析，寻找其中的规律与特征，但由于问题发现过程本身的复杂性、隐蔽性、潜伏性与开放性等特点，给研究的深入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与挑战。已有研究大多考察了问题发现的外部表现(韩琴，胡卫平，2005；肖浩宇，张庆林，史慧颖，2006)、影响因素(Lee & Cho，2007)、评价方法(Ramirez，2002)及实践应用(Gautier & Solomon,2005; Hofstein,Navon,Kipnis,& Mamlok-Naaman,2005)等，极少能够深入到问题发现者的内部思维过程，揭示问题发现的认知机制与规律。
对知识状态和思维操作转化过程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揭示问题发现的内部认知机制，而问题行为图则是一种能够把内部思维序列外显化和精细分析的有效工具。问题行为图是Newell和Simon(1972)提出的一种对问题解决过程的口语报告资料进行分析的技术，问题行为图由知识状态和思维操作两个成分组成，在图形绘制中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将思维过程中所进行的各种知识转化和思维操作序列直观呈现，便于区分哪些是思考内容，哪些是思考方式，以清晰地把握个体思维的发生、发展与变化过程。虽然，已有研究多把问题行为图技术运用于问题解决领域，但其对内部认知过程的序列分析原理是同样适用于问题发现领域的。在本研究中，拟借鉴问题行为图这种经典的研究技术，对问题发现思维过程做深入考察。
发现问题的心理实质是个体觉察到现有的某一状态与预想的目标状态之间存在差距(Hayes，1981)，这个差距可能是明显的，也可能是隐藏的，前者代表了矛盾式问题情境，后者则代表了潜藏式问题情境。Dillon(1982)指出，矛盾式和潜藏式问题是现实中最典型的两类问题发现活动，矛盾式情境本身包含缺陷、不调和或矛盾事物等问题事件，问题发现的任务就是找出这些已经存在的矛盾、错误、不足等问题，比如侦探断案的情境；而潜藏式情境本身不存在错误和矛盾，需要个体在不具有任何现成问题的情境中去发现和挖掘潜藏的问题事件，比如牛顿发现万有引力的情境。Dillon还指出，两类问题发现涉及不同的认知过程，由于矛盾式情境中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事件，个体要做的仅仅是去知觉(perceives)、认知(recognize)与辨识(identify)问题；而在潜藏式情境中，问题是潜在的，个体必须去创造(create)、建构(construct)和发明(invent)问题。许育彰(1999)认为，矛盾式情境体现的是聚合式问题发现能力，而潜藏式情境体现的则是发散式问题发现能力。Shepardson和Pizzini(1991)提出，前者需要个体回忆信息，后者则需要个体以新的方式来假设、推测、概括、创造和评价以超越已有信息。基于此，本研究认为，个体在两类问题发现情境中的知识状态运用与思维操作过程可能存在差异，认知过程各有其重点，但已有研究对此缺乏实证分析。此外在对认知过程，尤其是对问题的研究中，一个重要的范式是专家与新手的对比研究。比如林沂升(2003)探讨了研究生与小学生科学问题发现的思维模式差异，发现研究生在思维方式的多样化和复杂性上远高于小学生。李广洲、程萍和任红艳(2002)对比了教学专家和新手解决中学化学平衡问题的思维过程，并把其差异归结于知识结构化程度和反省认知水平的不同。这种对比研究能够反映出问题发现过程的认知差异情况，有助于探索问题发现的认知加工机制。因此，本研究也拟借鉴专家-新手对比研究范式，通过比较能力强和弱两类被试的表现，探索两者在问题行为图上的使用异同及其原因。本研究假设，被试在潜藏情境中需要更多结合已有知识积累去深度加工信息以发现问题，因此对内部信息和纵向思维的使用多于矛盾情境；矛盾情境的问题发现更依赖于个体对情境内容本身的认知与加工，因此被试会更多地使用情境信息；高能力被试更擅长于将横向与纵向思维进行综合和融汇，因此对纵横交错型问题行为图的使用多于低能力组。
综上，本研究拟在矛盾式与潜藏式两类问题情境中，用实验的方法探讨高低能力大学生在问题发现过程中知识状态、思维操作和问题行为图的使用异同，并分析其原因。研究有助于深入探索问题发现的认知过程和心理成分，为建构科学的问题发现认知模型奠定基础。
2 研究方法
2.1 实验设计
实验采用2(问题情境)×2(组别)的混合设计。其中，问题情境为组内因素，分为矛盾式情境和潜藏式情境两个水平；组别为组间因素，分为高问题发现能力组和低问题发现能力组两个水平。因变量是问题发现中的知识状态、思维操作以及问题行为图的使用情况。
2.2 被试
在预备研究中，采用团体实验对620名大学生(男302人，女318人，平均年龄20.82岁)问题发现能力的基本状况进行考察。从团体实验得分较高(高问题发现能力组，以下简称高能力组)和较低(低问题发现能力组，以下简称低能力组)的前后20％大学生中，随机各挑选出10名参与本实验。大学生来自华南理工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东技术师范学院等四所高校。20名大学生中，男女各半；最大年龄22岁，最小年龄19岁，平均年龄20.4岁。
2.3 材料与仪器
在材料设置上，参考了邵惠靖(2001)和林沂升(2003)的设计。从网络中收集数十篇候选材料，根据专家建议结合本研究的特点筛选并整理出矛盾式与潜藏式情境备选材料各5段。请20名大学生从难度、启发性和熟悉性等三个方面对材料进行5点评分，选择分数适中的材料作为正式实验材料，以提高研究的区分度。
团体实验中，矛盾式情境材料为一个“断电盗窃事件”，其中存在多处错误与漏洞；潜藏式情境材料介绍一件“善解人意”的衬衫，材料本身没有任何现成的矛盾和错误(见附录1)。两段材料的难度(M1=3.15，M2=3.25；
=-0.623，p＞0.05)、启发性(M1=3.30，M2=3.40；=-0.525，p＞0.05)和熟悉性(M1=3.35，M2=3.30；=0.252，p＞0.05)适中，且不存在差异，团体实验材料没有在字数上作控制。基于问题总数量、核心问题比率、变通性、深刻性、精致性、新颖性和矛盾问题击中率(仅在矛盾式情境)等7个指标，对大学生问题发现能力做出评价，将这7个指标上的得分转化为标准分后求和即为总评分，并依据此选择个别实验的被试。
个别实验则在矛盾式与潜藏式情境中，分别选取了一个“邮件车厢抢劫案”和一段“58岁上大学”的新闻(见附录2)作为实验材料。两段材料在难度(M1=3.00，M2=2.90；=0.809，p＞0.05)、启发性(M1=3.40，M2=3.55；=-1.000，p＞0.05)与熟悉性(M1=3.20，M2=3.35；=-0.567，p＞0.05)上得分均为中等，且没有差异。个别实验的两段材料均分为四个段落，包含10句话，477个字。
此外，本研究需要对思维过程作详细分析，因此采用出声思维的方法，要求大学生在问题发现中“大声说出”自己的思考过程。为了便于呈现材料并用录音记录下出声思维内容，实验在带麦克风的电脑上进行。
2.4 程序
采用个别实验的方式。主试首先记录被试的组别、姓名、性别、年级、年龄和学校等信息，然后向被试出示统一的指导语并开始实验。为确保实验效果，主试由心理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担任，并在事前对其进行培训。为排除主试个人因素对实验的干扰，对主试在实验中的行为做了书面上严格的规范。
实验分为训练和正式实验两个阶段。训练阶段用于帮助被试熟悉实验流程并习惯于做出声思维，要求大学生针对一段训练材料，说出所发现的问题(至少三个)，并同时进行出声思维报告。在正式实验阶段，则要求被试针对“邮件车厢抢劫案”和“58岁上大学”这两段材料分别说出发现的问题并进行出声思维，实验没有时间限制。为避免顺序效应，每个组别的大学生各随机分配一半先参加矛盾式情境实验，另一半先参加潜藏式情境实验。
2.5 出声思维报告编码
由于问题行为图主要从知识状态与思维操作两个方面作分析，因此编码也涉及这两个维度。
2.5.1 知识状态编码
从两个维度对知识状态进行编码。(1)基于加工性质的差异，参考Gagné和Driscoll(1988)的知识分类标准，把知识编码为陈述性知识、程序性知识和策略性知识。陈述性知识指关于“是什么”的知识，包括各种事实、概念和原理等(编码a，在问题行为图中用虚线框表示)，本研究中表现为陈述一个现象或引用一段事实等；程序性知识指关于“怎么做”的知识，包括如何从事并完成各种活动的行为或操作步骤等(编码b，实线框表示)，本研究中表现为阐述动态行为、办事程序等；策略性知识指关于如何感知、如何记忆、如何思维等元认知方面的知识(编码c，双线条框表示)，本研究中表现为对自我的认知、体验和调控等。(2)基于信息来源，参考Hoover和Feldhusen(1994)提出的问题发现过程的信息处理包括问题情境中的数据、经验或信息，个体已有的知识基础以及两者的联结与整合的观点，把知识编码为情境信息、内部信息和推断信息。情境信息指情境材料中提供的原始信息(编码A，方形□表示)，本研究中表现为对材料内容的直接引用和复述；内部信息指被试头脑中存储的信息(编码B，圆形○表示)，本研究中表现为回忆自身已有的知识；推断信息指被试通过思维活动对情境信息和内部信息进行加工之后得出的新信息(编码C，三角形△表示)，本研究中表现为结合自身知识对情境信息进行理解、加工和整合。
2.5.2 思维操作编码
由于需要考察各个知识状态之间的思维关联和转换情况，因此，从知识状态之间的相互关系角度进行思维操作编码，参考Newell和Simon(1972)提出的问题行为图绘制遵循横向操作从左到右，纵向操作自上而下排列的原则，结合学者们对问题发现中元认知思维意义的肯定(Hoover & Feldhusen，1994；谢居盛，2003；林育秀，2004)，将思维操作分为四类。(1)独立思维，指相邻知识状态之间是相对分离、没有关联的(编码Ⅰ，在问题行为图中没有连线进行连接)，本研究中表现为分别阐述两个独立的内容；(2)横向思维，指两个知识状态之间是一种平行并列的关系(编码Ⅱ，横向箭头连接)，本研究中表现为阐述内容之间有水平扩展的关联；(3)纵向思维，指前后两个知识状态之间是一种深入和递进关系(编码Ⅲ，纵向箭头连接)，本研究中表现为阐述内容之间有上下位关联；(4)元认知思维，指思维过程中所引出的知识状态是针对被试自身思维活动的评价、监控和调节(编码Ⅳ，双线箭头连接)，本研究中表现为阐述策略性知识。
对知识状态和思维操作的编码是基于大学生的出声思维报告。将实验录音转译为书面文字后，以“问题”为单位对文字进行“断句”和“分段”，每个分段都要表达一个独立的意义和主题。之后，再以“分段”为单位进行编码。例如对于矛盾式情境的一段出声思维报告：“歹徒一进门就将他打倒，那他怎么还有那么多时间去观察歹徒的眼睛颜色？”。首先将该段报告以逗号为间隔，分解为两个独立分段，然后对每一个分段都单独编码。第1个分段“歹徒一进门就将他打倒”，是针对情境内容的复述，因此在知识状态维度编码为陈述性知识和情境信息；第2个分段“那他怎么还有那么多时间去观察歹徒的眼睛颜色？”是基于情境内容推理后的质疑，因此编码为程序性知识和推断信息。1、2两个分段之间存在着层次递进的关系，因此在思维操作维度编码为纵向思维。这样，就完成了对一个问题的编码过程。
对问题编码进行评分者一致性检验，随机抽取1份高能力组和1份低能力组被试的报告，由三位评分者根据编码规则进行独立编码。三位评分者对各个维度编码的一致性系数在0.763～0.872之间。这是比较理想的信度范围，说明所制定的编码方案有较清晰的界定和良好的操作性。之后由研究者对其余出声思维报告进行编码。
2.6 问题行为图的绘制
借鉴连四清(2000)与李广洲、任红艳和丁金芳(2001)的分析方法，基于对口语报告资料的编码，绘制出问题行为图。图形在整体思维走向上，按照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顺序排列。图形的横向位置代表思维的平行发展过程，纵向位置代表思维的纵深发展过程，用双线箭头独立标识的则是元认知思维。
3 研究结果
运用SPSS14.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处理。
3.1 问题发现中知识状态的差异比较
根据编码方案，分别统计能力高与低两类大学生，以及潜藏式与矛盾式两类情境中知识状态的使用频次，结果如表1所示。
以大学生的组别和问题情境为自变量，各类知识状态的使用频次为因变量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在矛盾式情境中，大学生使用情境信息的频次高于潜藏式情境(
=5.76，p＜0.05)；在潜藏式情境中，大学生使用内部信息的频次高于矛盾式情境(=8.44，p＜0.001)，其余主效应和交互作用均不存在显著差异。
对各类知识状态的使用频次差异进行考察。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在知识加工类型上，被试的使用频次存在显著差异(
=79.57，p＜0.001)，多重比较显示，程序性知识的使用频次显著高于陈述性和策略性知识(p＜0.001，p＜0.001)，陈述性知识的使用频次显著高于策略性知识(p＜0.001)。在信息来源类型上，被试的使用频次存在显著差异(=151.80，p＜0.001)，多重比较显示，推断信息的使用频次显著高于情境信息和内部信息(p＜0.001，p＜0.001)，情境信息的使用频次显著高于内部信息(p＜0.001)。
3.2 问题发现中思维操作的差异比较
根据编码方案，分别统计能力高与低两类学生，以及潜藏式与矛盾式两类情境中各类思维操作的使用频次，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问题发现中思维操作的使用频次
独立思维 横向思维 纵向思维 元认知思维
M SDM
SD M SDM
SD
组别低能力组 0.400.75 2.551.67 3.602.04 0.500.83
高能力组 0.250.55 3.351.90 3.701.59 0.751.41
情境
矛盾式情境 0.300.57 3.401.93 2.901.45 0.901.52
潜藏式情境 0.350.75 2.501.61 4.401.85 0.350.49
总体0.330.66 2.951.81 3.651.81 0.631.15
以大学生的组别和问题情境为自变量，各类思维操作的使用频次为因变量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在矛盾式情境中，大学生使用横向思维的频次高于潜藏式情境(=4.51，p＜0.05)；在潜藏式情境中，大学生使用纵向思维的频次高于矛盾式情境(=6.80，p＜0.05)，其余主效应和交互作用均不存在显著差异。
对各类思维操作的使用频次差异进行考察。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被试对思维操作的使用频次存在显著差异(
=53.24，p＜0.001)，多重比较显示，横向思维的使用频次显著高于独立和元认知思维(p＜0.001，p＜0.001)，纵向思维的使用频次显著高于独立、横向和元认知思维(p＜0.001，p＜0.05，p＜0.001)，其余思维操作的两两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3.3 问题行为图分析
3.3.1 问题行为图的类型
基于知识状态和思维操作在图形中的使用和转换情况，把问题行为图归纳为以下类型。(1)独立操作型，即只由一个知识状态就完成了问题发现，其间没有思维的转换。(2)横向平行型，即所有思维操作都是横向思维，知识状态之间呈现平行关系，并以线性方式渐进发展。(3)横向归纳型，即思维操作中存在多个并列的相互独立的知识状态，问题是综合这些知识状态而得出的。(4)纵向深入型，即思维操作全部都是纵向思维，前后知识状态之间存在纵向深入、层层递进的关系，后面的知识是基于前面知识推论而来的。(5)纵横交错型，即思维操作同时包含了横向和纵向思维，知识状态和思维操作均是既有横向延展，又有纵向深入。(6)单维监控型，即知识状态和思维操作是单维发展的，比如单一地横向平行发展或者单一地纵向深入发展，但其中会出现元认知思维对某些环节的监控和调节。(7)纵横监控型，即知识状态和思维操作同时作横向平行或纵向深入地发展，并包含元认知思维对某些环节的监控和调节。
3.3.2 问题行为图的分析实例
表3中，用具体例子说明口语报告资料的编码与问题行为图的绘制情况。在“口语报告资料”一列中，有1、2、3等的分段，这是研究者为了便于编码和分析而对口语报告内容作出的人为划分。在实际口语报告中，这些话语是连续的。限于篇幅，每一类行为图只举出一个例子。
3.3.3 问题行为图的差异分析
分别统计能力高与低两类学生，以及潜藏式与矛盾式两类情境中问题行为图的使用频次，结果如表4所示。
以大学生的组别和问题情境为自变量，各类问题行为图的使用频次为因变量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在矛盾式情境中，大学生使用横向平行型和横向归纳型行为图的频次高于潜藏式情境(=9.99，p＜0.01；=18.23，p＜0.001)；在潜藏式情境中，大学生使用纵横交错型行为图的频次高于矛盾式情境(=29.15，p＜0.001)，其余主效应和交互作用均不存在显著差异。
对各类问题行为图的使用频次差异进行考察。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被试对问题行为图的使用频次存在显著差异(
=8.03，p＜0.001)，多重比较显示，独立操作型行为图的使用频次显著低于横向平行型、纵向深入型和纵横交错型(p＜0.01，p＜0.01，p＜0.001)；横向平行型行为图的使用频次显著高于单维监控型和纵横监控型(p＜0.01，p＜0.01)，低于纵横交错型(p＜0.05)；横向归纳型行为图的使用频次显著低于纵横交错型(p＜0.001)；纵向深入型行为图的使用频次显著低于纵横交错型(p＜0.05)，高于单维监控型和纵横监控型(p＜0.01，p＜0.01)；纵横交错型行为图的使用频次显著高于单维监控型和纵横监控型(p＜0.001，p＜0.001)。其余问题行为图的两两之间均不存在显著差异。
4 讨论
4.1 问题发现中知识状态的使用情况
知识对问题发现具有重要影响。Lakatos(1976)指出，问题的出现往往与个体的背景知识相关。Mumford，Roni和Redmond(1994)也提出，问题的形成与知识基础密切关联。研究结果显示，在情境信息的使用上，矛盾情境高于潜藏情境，这与本研究的设想一致。在矛盾情境中，发现问题主要是通过知觉、认知、辨识等找出情境中的错误与矛盾(Dillon，1982)，需要个体对情境本身进行细致充分地理解与分析，因此会更多使用情境信息。而在内部信息的使用上，潜藏式情境显著高于矛盾式情境，这也符合本研究的设想。Hoover和Feldhusen(1990)指出，潜藏式问题发现需要个体将额外的新信息整合到已有知识系统中。在潜藏式情境中，发现问题不但需要个体利用情境信息，还需要更多调用头脑中已有的知识来帮助理解情境，深入加工和整合信息以挖掘、揭示出潜在的问题线索，因此会比矛盾式情境更多地使用到内部信息。这个结果既反映出问题发现过程对知识和信息的依赖，同时也揭示出不同类型问题对知识需求度的差异，矛盾式问题的发现更需要个体对外部情境信息作出客观分析与判断，而潜藏式问题的发现则对个体自身知识基础的要求更高，后者也印证了一个现象：在某个领域能够创造性发现有价值问题的人必定是该领域的专家。
高低能力组被试知识状态的使用频次不存在差异。本研究对知识状态的考察主要涉及知识的分类，而非知识内容本身，即并非考察知识本身的丰富程度，而是考察了知识类别的出现情况。因此，个体自身知识积累的数量和质量并没有对实验结果产生影响。知识状态在类别上的表现，更多地反映出个体信息加工过程的某些本质特征与规律，具有共通性和普遍性的特点，因此在高低能力被试中没有出现差异。
各类知识状态的使用频次存在显著差异。从知识加工角度，使用率由高到低依次是程序性知识、陈述性知识和策略性知识。Marbach-Ad和Sokolove(2000)指出，问题发现过程需要个人理解当前主题并将知识元素连接起来。Miyake和Norman(1979)认为，发现有意义的问题意味着一个知识结构的形成。问题发现中，需要不断对知识进行整合、推理、重组等动态地加工，而不仅仅是静态地复述，因此会较多运用到体现动态过程性的程序性知识。而策略性知识主要起到对问题发现过程进行监督、控制和调节的元认知作用，相对运用得较少一些。从知识来源角度，使用率由高到低依次是推断信息、情境信息和内部信息。推断信息是指个体基于情境信息和头脑中已有的内部信息进行关联、归纳、演绎等从而得到的新信息。Hoover和Feldhusen(1994)提出，在问题发现过程中个体需要获取知识或信息，将其整合于已有知识体系之中，并在知识基础之间建立联结。推断信息是建立在对情境信息与内部信息整合、加工基础上的，它的使用频率高说明在问题发现过程中，知识是处于一种不断转化、发展和演变地动态过程中，只有对知识和信息进行持续地加工，才能完成问题发现任务。
4.2 问题发现中思维操作的使用情况
Dillon(1988)指出，问题是个体思维的模拟。本研究显示，在横向思维的使用上，矛盾式情境高于潜藏式情境。矛盾式问题发现，主要依赖于个体对情境信息的分析、推理和判断，其焦点是找出矛盾与错误。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将情境中的各种信息进行反复地比较和推敲，因此会更多地出现能够将知识进行联结、对比和整合的横向思维。在纵向思维的使用上，潜藏式情境显著高于矛盾式情境。在潜藏式情境中，由于问题更具有隐蔽性，需要进一步地发掘，因此必须利用纵向思维对信息进行更深入地探索和精细地加工，才能够发现潜藏问题。Allen和Rott(1969)的调查发现，科学家们把纵向聚合式思维评价为问题发现中最经常使用的思维操作。Subotnik(1988)对西屋科学天才研究奖获奖者的研究显示，纵向聚合式思维对发现问题的作用大于横向发散式思维。纵向思维的运用可以提高思考的深度，有助于挖掘潜在的问题线索，这对于潜藏式问题发现是非常重要的。
高低能力组被试思维操作的使用频次不存在差异，其原因可能与在知识状态使用上的差异不显著相似。即思维操作的类别，反映出个体问题发现的基本认知过程和思维规律，具有普遍性特征。
从使用频率来看，纵向与横向思维明显高于元认知与独立思维。这说明，问题发现过程主要依靠横向思维的延展和纵向思维的深入，纵横交错，在深度和广度空间同时获取问题线索。
4.3 问题发现中知识与思维的加工效率
本研究值得关注的一个结果是，单从各类知识和思维操作的数量来看，高低能力组之间差异不显著。那么，高能力者在认知过程中的优势体现在何处呢？为此，本研究对知识与思维加工的具体过程作了分析，发现两组被试在加工效率上存在差异。下面，举一列说明。矛盾式情境中，高低能力组的各一位被试都发现了同一个问题，即“怎么认出劫匪是英国人？”。低能力组被试的口语报告是这样的：“1.当事人说进来的是一个胖子，一个瘦子，而且还蒙着面具，——2.那么就是，有而且蒙着面具，——3.瘦子，嗯，不用说了，也蒙着面具，——4.那么当事人怎样认出他们是英国人？”分析上述报告可以看出，在思维的前3步，被试都在描述情境提供的信息，2和3都只是对1的简单和低水平地重复，这3个步骤完全可以只用1步就完成。以上说明，这位低能力组被试倾向于反复多次对同一个内容进行表征和描述，多次重复加工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加工效率比较低。
而对于同一个问题，高能力组被试的描述是：“1.佩雷怎么辨认出是英国人的？——2.是通过口音吗？——3.是通过长相吗？——4.佩雷怎么通过带着面具的人脸判断出是英国人的？——5.怎么通过火车声大听不清楚的声音，判定出是英国口音？”在被试的五步思维活动中，每一个步骤都是非常有针对性的。首先进行了整体上的质疑(第1步)；然后通过发散思维描述出两种可能性(2、3步)；之后再分别针对两种可能性，结合材料中的信息给出了进一步地质疑(4、5步)。在这些步骤之间，逻辑思维清晰、严密，每一步的思维进程都是必须和有效的。而在两组被试发现的另一些共同问题上，也存在类似的情况。
基于上述分析可知，量化的研究有时难以完整展现出被试认知过程的全部状况。对于问题发现这类复杂的思维活动过程，定量研究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可能会更加合理。
4.4 问题发现中问题行为图的使用情况
在七类问题行为图中，独立操作型、横向平行型、横向归纳型和纵向深入型都是线性思维模式，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但纵向深入型可以体现思维的深度，因此相对更占优一些。单维监控型本质上也属于线性思维模式，只是有元认知思维介入其中。比较复杂的是纵横交错型和纵横监控型，它们都同时涉及了横向思维和纵向思维，体现出思维在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的发展，而后者更有元认知思维的参与。
矛盾式情境中，个体对横向平行型和横向归纳型行为图的使用高于潜藏式情境，这可能是由于矛盾式情境中问题是已经明显存在的，需要对情境信息作对比、分析、判断以找出其问题所在，因此横向联结类的行为图出现频次较高。潜藏式情境中，个体对纵横交错型行为图的使用高于矛盾式情境。潜藏式情境的问题需要挖掘，不但需要个体对信息进行关联与整合，更需要结合自身已有的知识作纵向地深入探索，去发掘和创造新的问题，因此更多地用到纵横交错型行为图。
高低能力组被试对各类问题行为图的使用频次不存在差异。在构成问题行为图的两个基本要素，知识状态和思维操作上组别差异均不显著，而两者组合形成的各类行为图也不存在差异，这与本研究的设想不同。在已有采用专家-新手对比研究范式的考察中，均在两者身上不同程度地发现了差异。本研究中，差异的不显著可能是由于考察的指标均属于认知本质层面，反映出认知过程抽象化后的本质成分，说明个体问题发现的认知过程和心理成分具有共同性。在问题发现中高低能力被试的差异可能并不在于认知的过程和结构，而在于认知的具体内容，对于这种差异性，将来还需要借助更敏感的指标或技术进行研究。
各类问题行为图的使用频次存在差异。Arlin(1976)指出，各类结构化信息间的复杂关系与交流而构成的系统性思维与问题发现之间存在联系。本研究中，这种复杂关系展示出的是纵横交错型、横向平行型与纵向深入型等体现思维关联、扩展的行为图使用频率较高。横向思维指思维在广度空间上的搜索和扩展，有助于帮助个体广泛搜寻各种潜在的问题线索，避免信息的疏忽与遗漏；纵向思维指思维在深度空间上的深化和延伸，有助于个体针对其中的某个具体线索展开深入详细地分析和考察，对问题的科学性、价值性和可行性作出分析与判断。两类思维的综合使用和融会贯通构成了纵横交错型的模式，促进问题的产生和发现。本研究显示，运用横向和纵向两种思维模式，以及两者的相互交织，是最常见的问题行为图。可以说，问题发现过程就是在广度和深度这两维空间上同时对问题线索进行搜寻和操作的过程。
综上，本研究采用问题行为图技术考察潜藏式与矛盾式两类典型问题发现任务的认知过程，结果显示在知识状态、思维操作和问题行为图的使用上，两类任务均表现出各自显著的差异性特征，反映出两者可能涉及不同的认知过程和模式，用实验印证了学者(如Dillon，1988；许育彰，1999)对此的看法。而高低能力组被试在上述指标上均没有表现出差异，可能与指标反映认知本质特征而非具体认知内容有关，说明不同能力个体其问题发现的基本过程与规律具有共通性，但今后还需借助更敏感的指标或技术作能力差异分析。本研究对问题发现心理成分和认知过程的探索，为进一步认识问题发现的本质规律，建构科学的问题发现认知模型奠定了基础。
5 结论
(1)问题发现过程中，大学生在潜藏式情境中使用内部信息和纵向思维的频次高于矛盾式情境，在矛盾式情境中使用情境信息和横向思维的频次高于潜藏式情境，高低能力组被试在知识状态与思维操作的使用频次上不存在差异。
(2)问题发现过程的行为图可分为独立操作型、横向平行型、横向归纳型、纵向深入型、纵横交错型、单维监控型和纵横监控型等七种类型。大学生在潜藏式情境中使用纵横交错型行为图的频次高于矛盾式情境，在矛盾式情境中使用横向平行型和横向归纳型行为图的频次高于潜藏式情境，高低能力组被试在问题行为图的使用频次上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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