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丽君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甘肃省兰州市，730000）
摘 要：日本政府在侵华战争期间，大规模的诱骗和抓捕良家妇女充当“慰安妇”，这种大规模的反人道主义、反两性伦理的荒唐行为应该得到国际的谴责和国内重视。
关键词：慰安妇；日本
20世纪80年代，国际社会开始不断地关注“慰安妇”制度。随后，越来越多关于“慰安妇”制度研究开始为世人关注。朱德兰的《台湾慰安妇》一书中写到“‘慰安妇’制度是违反两性伦理、违法战争的制度化了的政府犯罪行为”。[苏智良：《关于日军慰安妇制度的几点辨析》，《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3期，第166页。]王云骏、张连红等编著的《解放还是侵略》一书中认为“‘慰安妇’制度是当年日本政府和军方强迫各国妇女充当日军性奴隶，以国家整体性犯罪代替官兵个人犯罪的制度化的犯罪行为”[王云骏、张连红等：《解放还是侵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12月，第246页]。韩国的尹贞玉女士在自己的文章《关于朝鲜妇女充当“挺身队”（慰安妇）问题》中提到“慰安妇是日本天皇直属部队和财阀及以卖淫为生者相互勾结，用欺骗手段或强行动员的办法，逼使充当日本军人发泄性欲的工具的妇女”[（韩）尹贞玉：《关于朝鲜妇女充当“挺身队”（慰安妇）问题》，刘黎明译，《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4期，第21页]。文章就慰安妇制度相关问题展开论述。
一、“慰安妇”制度研究的热点问题
（一）关于“慰安妇”人数的统计
由于“慰安妇”资料在战时及战后的销毁，很难准确估计“慰安妇”的数目，目前学界对于“慰安妇”总数的估计主要有15万左右、20万左右、10-13万左右三种。在朱德兰的《台湾慰安妇》一书中记载有“千田夏光（每日新闻报社记者）估计，慰安妇总数约10万人，其中朝鲜族人数最多。日本中央大学教授吉见义明推估，总数约在10万至20万人之间，其中也以朝鲜族居多”[朱德兰：《台湾慰安妇》，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2012年4月，第17页。]。苏智良先生在文章中指出“中国是日本法西斯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实施地，是日军设立慰安所最多的占领地，中国慰安妇人数最多”[苏智良，陈丽菲：《侵华日军慰安妇制度略论》，历史研究1998年第4期，第89页。]。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苏智良通过搜集大量的资料，最终推测指出“在慰安妇制度实施的七年间，总计慰安妇人数不会少于36万至41万人”[苏智良：《关于日军慰安妇制度的几点辨析》，《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3期，第181页。]。韩国学者对“慰安妇”制度的研究比较早，“据韩国学者的估计，战时朝鲜妇女被迫充当‘慰安妇’的总人数可能接近20万左右”[陈丽菲：《日军慰安妇制度批判》，中华书局，2006年11月，第158页。]。可见就仅仅朝鲜的“慰安妇”人数就已经很多，加之中国“慰安妇”，那么人数最接近的要算是苏智良先生的数字。
（二）日本实行“慰安妇”制度的原因
第一，日本迷信的说法。日本人认为打仗前如果能接触女人，就会减少伤亡的可能。在日本，战前经常会有军官带领着即将上战场的士兵去妓院接触女人，如果有士兵在战前不玩女人，将会被其他人视为怪物。同时，日本士兵在战争中经常会有携带妇女贴身东西的习惯，如内衣等，认为这样就会在战争中受到保护而减少伤亡的几率。这就使得在战争中日本士兵对女性的需要，越是激烈的战争，这种迷信作祟的作用就会发挥的越强大。
第二，日本士兵在军中受到不平等的待遇，精神压抑。在军队中，士兵只能无条件的服从上级，上级也经常随意惩罚年轻的士兵。此外，老兵欺负新兵的事情在日本军中也是经常性的事情，这种种的原因导致日本士兵精神压抑，军中矛盾重重。军方认为只有找到女人，才能缓解军中这种紧张的上下、老旧的关系，从而稳定士气，使其集中精力作战。
第三，为了防止性病的肆掠而导致军队战斗力的下降。日本历史上不乏性病的肆掠而带来的麻烦。就1918年日本和苏俄的战争来说，因为性病在军队中的泛滥，最终导致近乎一个师的军队都无法正常作战，并成为军队的拖累。此外，性病被日本人视为亡国之病，受到极为严肃的对待。因此，吸取教训的日本政府和军方，绞尽脑汁的想着能否有一个既可以防止性病的传播，又可以让士兵随意强奸的办法，“慰安妇”制度应用而生。
二、研究“慰安妇”制度的难点
慰安妇制度已受到国际社会和受害各国的高度重视。但是，我们不得不反思，这种大规模的反人道、反两性伦理，大规模的迫害妇女的禽兽行为没有在东京审判中提到，而是在战争过了将近半个世纪之后才被提起，被指证，被研究。纵观近年的研究状况，“慰安妇”制度研究的难点包括下面几方面。
首先，历史事实之所以为人们所信服，是因为具有大量的一手档案资料的支撑，而这一点正是慰安妇制度研究中出现的最为棘手的事情。在战争中，日本政府对慰安妇的管理就已经极其隐秘，日本政府从本国和朝鲜运过来的大量慰安妇是以军需品的名义装船运输的。所以在当时的文件中很少出现运输慰安妇的记载。
其次，因为在战争中充当慰安妇的妇女，大多是社会底层的女人，在没有足够的财力、人力资源的支持下是不可能轻易的采取诉讼这一过程的。此外，自己控诉的对象是在国际社会中逐渐占有重要经济地位的大国——日本，这就进一步阻碍了慰安妇指证的脚步。
再次，传统社会道德和舆论的压力也使在世的慰安妇不愿意讲述这段地狱般的历史。压垮她们的并不是身体的病痛，而是人情的冷漠。这样的现状更加剧了研究的难度。
三，结语
慰安妇制度随着时间的流逝，记忆和感情慢慢淡化，知情者逐渐逝去。日本的右翼势力也是抱着随着时间的流逝，日本在战时犯下的罪行就会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成为过去的心态。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历史，不应该使这些无辜的妇女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失去信心。
慰安妇现在的生存状况，以及身体上病痛的折磨始终是旁观者无法想象的。因此，在我看来不应该将慰安妇生存状况抛开而只谈学术的、国家的大义。在战争中这群妇女已经遭受了非人的待遇，在她们有生之年除了诉讼上的继续努力之外，更重要的是关注她们生活的条件，减轻她们的病痛。
作者简介 ：赵丽君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史
论文作者:赵丽君
论文发表刊物:《知识－力量》2017年8月上
论文发表时间:201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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