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与文艺学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学论文,社会转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435（1999 ）02—0046—06
每一种理论学说，都有自己的世纪。文艺学的兴衰和发展，是与社会的存在、时代的变迁紧密相联系的。文艺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中国大地上出现，完全是属于20世纪的事情。它是中西文论碰撞、对话、交融的果实。因此，我们要研究文艺学在中国发展的趋向、特点和规律，就不能不面对20世纪中国社会的存在及其所处的时代。
一、20世纪中国出现的四次社会转型
20世纪，中国人民进行了三次伟大的革命：一次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它使中国开始走上了民主共和的道路，永远结束了封建帝制；一次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使中国摆脱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境况，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一次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它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开端，目前正在继续深入进行。这是一次比前两次更深刻、更广泛的社会大革命。20世纪发生的三次大革命，使中国社会出现了四次大的转型。
1.以辛亥革命为标志，时间跨度向上可从1898年戊戌变法算起（再向前可推到1840年鸦片战争），向下到1927年中国第一块革命根据地——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这八十多年的时间，跨越两个世纪，中国社会急剧地由一个封建社会逐渐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在这次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出现了中西文化第一次的大交流、大碰撞、大融合。孙中山播下的民主革命的火种，逐渐孕育、发展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爆发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历史的巨变，在文化艺术领域，留下了鲜明的投影。在美学上，出现了中国现代美学的伟大先驱——王国维，在文学上则出现了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社会变革在人们心灵中引起的震撼和变化，在鲁迅的著名小说《狂人日记》、《阿Q正传》、 《风波》、《彷徨》中，都有生动而深刻的反映。
2.第二次社会转型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确立为标志，从时间上说，可以从1927年井冈山第一块革命根据地算起，一直到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个中国历史的大转折的时代，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涌现出一批世界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军事家、文学家、艺术家。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鲁迅、郭沫若、冼星海、梅兰芳、齐白石、钱钟书……，他们璨若群星，永照史册。
3.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二十几年的光景，中国社会形态一直处于激烈的动荡和变化之中。文化艺术界、思想理论界呈现出百花凋零、万马齐暗的景况。
4.以1979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进入了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新的历史时期。经过20年的探索和实践，我们已经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全国各族人民，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沿着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努力为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富强、民主、自由、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进。
二、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主要特点
第一，世界性。1.新时期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一个重要的国际背景就是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所说的“走俄国人的路”的结论，时代的发展却作出了“行不通”的回答。2.知识经济时代，开创了人类文明的新纪元。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必须适应知识经济时代发展的需要。这种新的文化景观，无疑给正在转型的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打上了鲜明的时代印记。
第二，民族性。中国是一个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中国的改革开放首先必须符合中国的国情，满足各民族现阶段的实际需要，尊重、继承和发扬各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因此，新时期中国社会形态的变化，必然带有中国民族的特色，具有民族性。
第三，自觉性、渐进性。新时期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是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充分显示了革命理论的先导作用。
从70年代末期到目前正在发生的中国社会的转型，其范围触动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物质生产到精神生产，从人们的生存方式、思想观念，到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无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生活的现代化、科学化、信息化，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法律化，文化生活的文明化、多样化，构成了一个五彩缤纷、生动活泼、真善美与假恶丑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社会生活的新景观。正是这种新的社会景观，揭开了中国人民在21世纪将要演出的一出威武雄壮的活剧的序幕。
三、中国文艺学发展的基本范式和走向
20世纪中国社会三次大的革命和四次社会转型，表现在思想理论和文艺舞台上，则是各种社会思潮与文艺思潮此起彼伏、争相纷呈，进步与反动，激进与保守，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与机会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等等，各种不同性质、色调的理论、学说、主张，都顽强地争夺自己的阵地，扩大自己的影响。在这当中，直接影响中国文艺学建设的主要有五种基本范式：
一是中体西用范式。清末张之洞最早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里所说的“体”指原理原则，“用”则是指原则的应用。“中体西用”的思维范式，其实质是以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为“体”、为“本”，以西学为“用”、为“末”，其目的在于维持腐朽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这种思维范式，反映在文艺领域，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复古主义理论流派。他们主张将中国古代文化不加区别、原封不动地搬过来加以应用，对于西方介绍过来的新的观念即是涉及，也仅仅是点缀而已。
二是“全盘西化论”范式。系统提出这种主张的是陈序经（1903—1967）。他认为“中国文化根本上既不若西洋文化之优美，而又不合于现代的环境与趋势，故不得不彻底与全盘西化”（注：见杨琛深：《走出东方——陈序经文化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第258页。）。而创造新文化的唯一出路，则是“全盘西化”。 如果不“全盘西化”，则必然为西洋文化所压迫，其结果则“国家灭亡”，“连了种族也许灭亡”。（注：见杨琛深：《走出东方——陈序经文化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第197页。 ）“全盘西化”论不时在我国以不同形态浮现出来，在一些提倡、鼓吹者看来，中国的一切不如人，甚至连中国的月亮都没有西方的圆。在文艺理论上则是不加分析和消化，照抄、照搬西方的理论、学说，成为十足的洋人的“传声筒”。
三是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范式。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的间接性。“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路”，在一段时间内成了权威的思维模式。苏式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文学原理”、“文艺学引论”成了高等学府必修的教科书。但是无可否认，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具有明显的封闭性和教条主义倾向，并留有庸俗社会学的痕迹。这种思维模式自然要突出意识形态性。因此，文艺的党性、阶级性、人民性、思想性，在整个思想体系中占有很大的比重。相反对文艺本身的特点规律的研究和论述就显得相对薄弱。独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结果，必然要排斥世界各民族在文艺领域中出现的新理论流派。斯大林时代主管意识形态的日丹诺夫，对西方现代主义一概斥之为反动颓废的文艺思潮就是重要佐证。苏联文艺学的这种“马克思主义”范式对中国的影响，我们绝不能低估。
四是“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文化专政论”范式。这种范式的代表作就是林彪委托江青炮制出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这个“纪要”以毛泽东晚年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为指导，大批“人性论”、“真实论”、“现实主义深化论”、“中间人物论”，鼓吹“根本任务论”。它披着“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外衣，掩盖着“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实质。因此“纪要”所代表的是一条形“左”实右的极“左”文艺路线，它所产生的严重后果，直接成为毁灭文化的那场“大革命”的前奏曲。
五是“综合创新”范式。在我国较早倡导“综合创新论”的是张岱年、王元化先生。在30年代中期，张岱年先生就主张哲学发展的一个新路，“当是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解放后他又明确提出“文化的综合创新”论，他说：“我反对‘中体西用论’、国粹主义，更反对‘全盘西化论’，提出‘文化综合创新论’。社会主义文化必然是一个新的创造，同时又是多项有价值的文化成果的新的综合。”（注：《张岱年全集》第8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42页。）“综合创新论”要求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的古代文化以及近代文化，正确认识人类文化的全部成就，同时更要发挥创造性的思维，进一步探索自然界与人类生活的奥秘。有所发现，有所发明，建立新的文化体系。（注：参见《张岱年全集》第7卷，第14—15页。）在80年代初期， 王元化先生呼吁文学理论界应重视综合研究法，认为综合研究是科研工作的必然趋势，并提出应注意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交叉。（注：参看王元化：《思辨随笔》，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04—105页。）蒋孔阳先生在《美学新论》中，进一步强调在美学、文艺学研究中应走综合创新之路，他认为不仅在观点上应综合创新，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应综合创新。
历史是最好的镜子。经过一个世纪的曲折、反复的发展过程，我国的社会实践表明前四种范式都不可取，只有综合创新才是适应时代的要求和学术的发展的正确范式。
20世纪中国文艺学发展的趋向，总的来说是在救亡与启蒙、革命与建设相互转换的历史大潮中曲折地向前发展的，逐步从革命的文艺学走上文艺学自身建设发展的道路。从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发动戊戌变法开始，到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我们灾难深重的祖国，一直处于动荡变化之中，社会形态也在不断变更和转换。文艺学在80年间，总的发展格局是服从和服务于破坏一个旧世界的总任务。它的理论基础开始是进化论，以后则是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和社会革命论。从梁启超1902年11月在《新小说》第一号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开始，到1905年列宁发表《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其中影响最大、并且长期居于主导地位，作为革命文艺运动的理论纲领的，则是列宁、毛泽东的这两篇著名论文。
“五四”以后，尽管世界上各种美学、文艺学理论相继传入我国。但主潮则是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的产生、发展和演变。从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到1979年，这半个世纪的时间，文艺学发展的主要特点有以下五点：
1.破字当头，大批判开路。在破与立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的名言是：“破字当头，立在其中”。从左翼十年到“文化大革命”十年，文艺批判斗争一个接一个，一浪高一浪，最后发展到否定中外一切文化的登峰造极的地步。
2.对政治的依附性。提倡“工具论”、“武器论”，强调文艺服从和服务于党在一定时期的政治路线。毛泽东说：“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865页。 ）在文学批评上，则从政治标准第一，发展到政治标准唯一。只强调作品的政治性、思想性、党性、阶级性，而忽视作品的艺术性和感染性。
3.重客观、重再现，忽视文学的主体性的研究，在创作和批评上，则独尊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排斥和否定其他艺术流派和方法。甚至像茅盾这样的大作家，在《夜读偶记》中，也把文学史概括为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史。
4.强调文学是一种认识，重视其自觉性，忽视文艺创作中的情感因素和不自觉、非理性的侧面。因此，对作家来讲，则强调世界观在创作中的决定作用，忽视或轻视艺术技巧和文学语言的掌握。
5.在文艺的价值功能上，强调其教育、政治作用，认识作用，相对忽视其审美价值和娱乐、消遣功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二十年，是本世纪中国文艺学发展最好的、也是成就最大的时期。文艺学从长期依附于政治学、社会学、哲学的传统中走上了自身的建设，从革命的文艺学走向了建设的文艺学。其主要特点是：
1.从禁锢走向自由，从封闭走向开放。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从法律上和政策上，打破了种种禁锢和禁区，对外则实行开放政策，短短的十几年间，西方20世纪出现的各种哲学、美学、文艺学理论著作和文艺作品，纷纷介绍到我国，从而大大促进了我国文艺工作者的思想解放。在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同时，又重视认真反思自己走过来的道路，重新审视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和五四以来的革命文化传统。
2.从一元走向多元。就文艺学本身讲，过去只强调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指导性、唯一性，而对其他学派的文艺观则视为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以来，各种美学理论和文艺观点的涌进，海内外的华人学者又以不同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对文学艺术进行多侧面、多层次、多方面的探讨，这样实际上中国的文艺学就从一元走向了多元，从本质论变成了现象论。
3.由重再现转向重表现。过去我们在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中，对创作主体、对人的心灵世界的研究和表现是很薄弱的。新时期以来，文艺界出现“向内转”的现象，理论上也展开了关于主体性问题的讨论，在创作实践中注意揭示人的内心情感、情绪、潜意识、无意识的涌动和表现。但就总的倾向来说，现实主义仍处于主导地位。只是由过去的“独尊”转向了开放和兼容其它重表现的流派。
4.由理性本位转向情感本位，出现理与情的统一。过去人们往往以文学反映生活的本质或本质方面的“镜子说”为圭臬，突出的是文艺的认识属性，具有明显的理性论倾向。在美学上就是所谓认识论美学。而对文艺审美属性，对其感性、直觉、情感方面相对忽视。80年代以来，文艺审美论逐渐兴起，文艺心理学、创作心理学的研究，引起不少学人的重视，并出版了一批学术成果，在理论上与实践上逐渐得到了一些共识，承认创作过程本身就有一个自觉与不自觉、明晰与模糊、理性与感性、意识与下意识的统一的问题。
5.从内容到形式，重视艺术语言和形式的研究，出现了“语言学转向”现象。过去苏联的文艺学教科书中，大讲文艺的思想性、倾向性、阶级性、党性、人民性，强调内容决定论，对艺术形式问题、语言问题，轻则忽视，重则斥之为“形式主义”、“为艺术而艺术”。经过80年代中期的“方法年”、“观念年”，西方形式主义诸流派和西方现代语言学、修辞学理论的大量译介，我国理论界对艺术形式和语言问题的关注和研究，蔚成风气，相继出现了一批研究著作，初步扭转了过去出现的重质轻文、重内容轻形式的倾向。
6.由雅到俗，雅俗并存，开始重视对大众文化和俗文学的研究。新时期的文学艺术出现了五彩缤纷的景象，一改过去的那种单一的“红海洋”色调，赤、橙、黄、绿、青、蓝、紫，各种色调的作品都呈现在人们的面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大众文化和俗文学以强劲的势头向前发展。与此相适应，对大众文化和俗文学的研究，也开始引起重视。网络艺术、影视文学、广告文化、广场文化、社区文化、校园文化等等方面的研究，都在人们关注的视域之内，并且经常有论文发表在报章杂志上。
文艺学将以什么样的态势迈向21世纪？未来学家在作着种种预测，浪漫主义诗人正在构思自己梦幻般的畅想曲，现实主义则不忘自己是从哪里来的，现在站在哪里，脚步又要迈向何方？站在世纪之交的门槛上，面对20世纪文艺学发展的实际，考虑到时代的挑战，社会的转型与发展的机遇，我认为文艺学发展的基本态势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主导多元，综合创新。
冷战时代结束后，世界呈现多极化趋向。就全世界范围来讲，意识形态领域（包括文化艺术领域）出现多元化景观，很难说有哪一种哲学观、价值观、文化观、艺术观能够成为全世界的主导理论。那么，我们是否能据此同意如某些同志所说的中国现在文艺学发展的基本态势是多元化呢？我认为这仅仅是说明了部分特征，不能概括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文艺学发展的总趋向。80年代末，钱中文先生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专文提出了“主导·多样·鉴别·创新”的主张，钱先生全面论述了新时期中国文学理论研究方法和发展方向问题。钱先生的观点我是赞同的。对于90年代末文艺学发展的态势，我认为“多样”固然存在，但多样包括不了多元，而多元却可涵盖多样，因此用“主导多元”可能更为准确。
主导方面决定着事物的性质和方向。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学是一个有不同层次和价值取向的文学理论构成的整体，其中居于主导方面的是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我们所说的主导，主要是指的这一方面的内容。具体来讲又包括两个层次：一是要求我们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文艺理论，并以此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工作与理论研究；二是要求我们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古今中外的一切文学艺术，去从事文艺理论研究、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吸取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中一切有价值的成分，结合当今时代文艺的实践和中国文艺的实际，在坚持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多元与多样是有区别的。多样是指同一种性质的文艺学中，可以有多种多样不同的表现形态，如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还有马克思主义文艺社会学，马克思主义文艺心理学，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学，等等。多元是指建立在不同哲学观、历史观、价值观、美学观基础上的不同形态的文艺学。我们看到的有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有波斯彼洛夫的《文学原理》，有英伽登的现象学的文学理论，有弗洛依德、荣格的文学理论，有“新批评”派的文学理论，有巴赫金的文学理论，有尧斯、伊瑟尔的接受美学理论，有德里达及耶鲁学派的解构主义文学理论，有女权主义文学理论，有“法兰克福学派”及美国的詹姆逊、英国的伊格尔顿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等等。这些不同文学理论派别的倡导者，他们的哲学观、历史观和价值观是大相径庭的。但这些不同国度，不同学派的学者们，追求的学术目的又有其共同性，即在探讨和研究文学艺术活动的特点与规律方面又可以走在一起，取得共识。
在一个多极化世界某一国家的文化艺术发展中，主导与多元能否统一，多元文化之间能否共存，国内外学者们的认识并不一致。美国哈佛大学塞缪尔·亨廷顿教授（Samuel Huntington）在1993 年发表在《外交》双月刊上的《文明的冲突？》一文中说：后冷战时期的冲突的主要原因不是经济，也不是意识形态，而是不同的文化。对此国际上曾引起激烈的争论。按照亨廷顿教授的看法，由不同民族和宗教构成的多元文化国家，必然是一个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的地区。对此，新加坡《联合早报》总编林任君博士以新加坡文化发展的成功典型，有力地反驳了亨廷顿的观点。他说：新加坡是世界的一个缩影。移民是我们的共同历史，世界各民族与各种文化是我们的共同资产。由于新加坡是个多元的种族社会，又处于不同文化潮流的要冲，我们有幸继承了世界的四大文明——中国文明、马来伊斯兰教文明、印度文明和西方文明。换句话说，“亨廷顿预言会发生冲突的那些文明正在新加坡并存。然而，文明在新加坡小岛范围内的相互影响并没有导致冲 突，也没有破坏我们国家的团结，相反地，却产生了美好的成果”（注：林任君：《多元文化：新加坡的天然资源》，见（新加坡）《联合早报》1997年2月4日。）。
中外文化史表明，在一定时代某个国家存在的多元文化之间的关系往往不是平衡的关系，由于历史的、社会的、文化传统的原因，不同文化之中，往往由于一、二种文化适用于当时社会的进步和人民大众的需要，而成为主要的或主导的文化。它之所以成为主导文化，是历史的必然，不是某些人的主观杜撰。我们说世纪之交中国文化和文艺学发展的基本态势是主导多元，这首先是由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所决定的。从空间来讲，中国的主体即大陆部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而作为中国一部分的台湾和香港、澳门地区，则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港、澳、台文化的多元性和体现不同性质、不同价值观念的文艺理论的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从时间上讲，本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一直处于并将长时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样的历史进程，至少需要100年时间。 至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那还需要更长得多的时间，需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奋斗努力。”（注：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人民日报》1997年9月22日。）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我国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结构，必然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出主导多元的形态。事实也正是这样，改革开放以来，世界各国产生的各种各样的体现不同价值趋向和审美观点的文学理论著作纷纷介绍、翻译到我国。从80年代到现在不到20年的时间，20世纪西方出现的种种理论学派几乎都在中国文化舞台上亮了相。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导下，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也打破了前苏联的僵化模式，清除了江青形“左”实右的反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影响，开始真正走上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轨道。从一元走向多元，呈现主导多元的态势，成了目前世纪之交的中国文艺学发展的基本走向。
文艺学中的主导多元与综合创新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主导多元的文艺学形态，不是一种并行不悖、相互隔绝的静止形态，而是一种开放的、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百家争鸣、推陈出新的发展形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过程，实际上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指导下，主导多元文化不断综合创新的过程。社会主义各民族文化的发展是如此，文艺学的发展和建设也是如此。在文艺学的主导多元与综合创新的过程中，各种不同理论学派之间既有相互学习、相互吸收、取长补短的一面，又有相互矛盾、相互斗争的一面，它们之间是在百家争鸣、优胜劣汰、推陈出新的过程中向前发展的。只有那些适应时代要求和满足人民的审美需要而又被实践证明的合乎真理的理论观点和学说，才能获得进一步发展的生机与活力。那些背离人民的需要、不适应时代要求的学说、观点和成分，自然将逐渐被历史所抛弃。这正如毛泽东所说，“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的发展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规律。”（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90页。）
新的世纪含着微笑向我们招手，我们坚信在中华民族走向文化复兴的伟大过程中，文艺学必将出现新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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