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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8-8865(2002)02-0024-04 [中图分类号]K153 [文献标识码]A
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和国际关系上发挥着巨大的影响。作为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直接体现了一个国家的价值观、道德观和利益观。它是国家利益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国家利益是一个国家的最高利益，它的内涵十分丰富，包括国家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安全利益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利益，这些因素既相互联系，融成一体，又独自存在、相互区别，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分别成为国家追求的重点目标。
冷战是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对抗的产物，在冷战时期的中欧(“欧”在本文指欧盟及其前身欧共体)交往中，意识形态甚至凌驾于一切国家利益之上，成为国家间利益冲突的焦点。冷战结束以后，在中欧关系中，经济利益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之间对抗的终结，当代国际关系中，意识形态仍是一个十分值得重视的问题。本文试图探讨冷战前后在中欧关系的发展过程中，意识形态因素究竟起着怎样的作用，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一、冷战时期中欧关系中的意识形态问题
冷战时期，由于意识形态斗争被推到了极端的地位，国际政治完全被意识形态化，致使国家间交往受到许多不正常干扰，中欧关系也不例外。
1.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初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形成了美苏对峙的两极格局，美苏两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对抗，世界被分成截然对立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在意识形态为衡量敌友尺度的两极世界里，中欧双方无法挣脱冷战两极格局的桎梏，建立超越美苏控制的双边关系。因为西欧各国在二战中，元气大伤。二战后，虽为战胜国，但经济上，需要靠美国的支助；军事安全上，需要靠美国的保护，因此自然而然地倒向美国资本主义阵营一方。而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对当时复杂的
国际形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敌视和封锁，特别是联合国对中国的排斥)和百业待兴的国内形势，审时度势，制定了“一边倒”的对外基本方针，“一边倒”表明中国在两极对峙格局中，属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一边，在对外交往中也以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为主。这样在两极对峙的冷战形成之初，中国和西欧不可避免地被拖进这个东西对峙的旋涡中，并站在了不同的营垒。因此，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是1949年成立，欧盟的前身欧共体发端于1950年，双方大致处于相同的历史起点，但由于当时意识形态左右着一切，居于主导地位，所以在整个50年代到70年代初的20多年间，双方基本上处于隔绝状态。这充分表明了这一时期意识形态在国家利益中的特殊地位。
2.20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末
进入70年代以后，中国与欧共体虽仍属于意识形态对立的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但历史发展到此时，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是毛泽东主席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重大战略决策和“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为中国新时期外交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广泛发展国家关系提供了理论和政治的依据。其次，尽管中国同西欧等发达国家的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有差异，在许多国际问题上的立场不一样，但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宁，促进经济合作和发展以及各自国家的战略利益方面，存在着双方共同利益的会合点。特别是在经济方面，西欧发达国家经济实力雄厚，科学技术先进，同中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双方具有互补互利、共同发展的广阔前景，经济因素成为推动中欧关系向深广方向发展的驱动力。总之，进入这一时期，西欧各国和中国双方基本上从只重意识形态而不讲本国利益转向二者并重。
70年代初，中国与欧盟的前身欧共体开始接触，经过谈判，中国和欧洲经济共同体于1975年5月8日达成建立正式关系的协议。建交之后一直到1989年这15年间，中欧之间的关系总体来说是政治关系良好，经济关系发展迅速，双边关系发展顺利。政治方面，建交之后，双方人员往来频繁，领导人多次互访。从1983年起，双方建立了定期政治磋商制度，并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外长级会晤，定期或不定期地就重大国际问题或共同关心的其他问题交换看法，互通情况。经济方面，1978年中欧缔结贸易协定，有效期为5年。根据协定，双方在关税方面给予对方最惠国待遇。从1980年起，欧共体给予部分中国商品以普遍优惠制待遇。从1984年起，双方每年都举行一次经贸事务部长级会晤。1985年双方签署《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并成立了贸易与经济合作混合委员会。随后双方还签订了纺织品协定、能源合作协定等，将合作领域扩大到工矿、农业、能源、交通、通信、环保等7个领域。但是，我们也应注意到这一阶段中欧关系带有冷战的深深烙印，其基础是相当脆弱的。
总之，在整个冷战时期，由于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中欧关系的发展受到抑制。冷战初期，各个国家都以意识形态为原则，在国际斗争中选择基本立场，因此，两大阵营内部的各个国家之间的矛盾和摩擦，均服从于意识形态的斗争。只是进入80年代之后，随着双方外交决策中意识形态因素作用的淡化，国家中的经济利益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出来，双方之间的外交关系才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二、后冷战时期中欧关系中的意识形态问题
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标志着战后四十年来形成的冷战格局结束。随着这一“两极格局”的结束，在此之前明显存在的意识形态超国家利益现象受到冲击，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日益重要。世界各国针对各自国家利益的需要，纷纷制定相应的对外战略和政策，以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的变化。当然我们说，意识形态的超国家利益性受到冲击，并不是说国际交往中已经没有意识形态因素。事实是，意识形态作为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仍然在国际事务中占有一定的位置。
1.冷战结束到1993年
1989年中国爆发了众所周知的“六·四”政治风波，这原本是中国内政，然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却蓄意扩大事态，对中国实施制裁，推迟或中止高级互访，暂停军工合作和军品贸易，欧盟还在同年6月底召开的欧共体马德里首脑会议上，发表了《关于中国的声明》，对中国施加政治压力，进行经济制裁，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利益，致使中欧关系的发展一度受到严重影响。
1991年苏联解体，国际形势出现大动荡。中国是社会主义大国，西方某些大国基于政治目的，在苏联解体后，把“分化”、“西化”的矛头直接对准中国，西欧发达国家一度跟着美国对我继续施加压力，实行制裁，妄图以压促变，导致同中国关系逆转。在这些行为的背后，无不闪动着意识形态斗争的影子。但是西方的压力并没有使中国屈服，面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制裁与刁难，中国坚定地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继续前进。这期间中国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经济繁荣。面对这些事实，西欧等发达国家很快意识到对中国施加压力，其结果是损害了自身利益，所以，欧共体成员国先后调整对华政策，自行取消了对中国的制裁，政府首脑、高级官员接踵出访，企业家也纷纷涌向中国，恢复了同我国的正常的政治和经济关系，随后，中国与西欧国家的战略关系也开始从1989年后的严重对立向正常化方向转化，1992年国际形势开始稳定，这一年也是中国与西欧主要国家关系明显改善的一年，同年有33人次外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访华，其中包括德国外长金克尔。1993年德国总理科尔访华，使中德关系全面正常化。中国外长评价当年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是“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1]。
2.1994年迄今为止
1994年中国与欧洲在高层互访、经济贸易合作以及文化科技交流等诸多方面，友好关系发展迅速，是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中欧关系富有开拓性的一年。在高层互访方面，高层往来引人注目，在西欧各国中，德国在发展对华关系方面被誉为“捷足先登”的“火车头”，政治外交方面的往来尤为突出。继1993年11月德国总理科尔访华后，1994年1月，乔石委员长访问德国，推动了两国议会间友好关系的发展。同年7月，李鹏总理访问德国，标志着中德关系进入全面发展的新阶段。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从战略高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着眼21世纪，全面加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友好合作关系，这次访问在德国和欧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94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应邀对法进行国事访问，江主席在访法期间提出了发展中欧关系四原则：面向21世纪，努力发展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互补互利，促进共同发展；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磋商与合作。中国这一原则立场在欧洲引起了积极反响。伴随着中国和西欧大国政治关系的改善，1994年经济贸易合作成绩也十分突出，进出口活跃，投资增加，合作领域扩大，比如，1994年李鹏访德期间，双方在经贸领域签订的合同和意向书总金额达45亿美元，据中国海关统计，1994年1—9月，两国贸易额为79.63亿美元，比1993年同期增长19.9%。[2]同时，中法经贸合作关系也迅速解冻，得到全面的恢复和发展。与此同时，中欧在文化科技合作方面也进一步深化，1994年，在欧洲许多国家兴起了新一轮的中国文化热，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不了解中国文化，也就必然难以开展双方的经济合作。
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政治影响的与日俱增，欧盟认为今后如要继续在世界经济中保持自己的领先地位，就必须加强与中国的对话，全面发展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合作关系。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欧盟于1995年7月5日公布了《欧盟——中国关系长期政策》的报告，报告提出要与中国“全面发展政治、经济和贸易关系”，强调对华关系“应成为欧盟与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发展的一块基石”。这是欧盟有史以来首次制定的一项全面对华政策。1996年11月欧盟委员会又发表了《欧盟对华合作新战略》，将欧盟对华的长期合作关系进一步具体化。这一切表明，欧盟在重新审议和调整中欧关系后将执行更加积极和更加务实的对华政策。自此，中欧关系进入全面发展的时期。进入1998年，欧盟在对华政策上又有一系列重大举措。首先，决定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不再提出也不再支持谴责中国人权记录的决议案，主张在人权问题上加强同中国对话而不是对抗，表明了欧盟希望进一步改善中欧关系。其次，1998年3月25日，欧盟委员会通过并发表了题为《与中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的对华政策的新文件，该文件强调要加强欧盟在中国的存在，不仅注重经济关系，而且要加强政治联系，致力于同中国建立一种新型的、全面的平等伙伴关系。同前两份文件相比，它更突出了欧盟对华政策的“战略性”、“长期性”和“全面性”。与欧盟调整对华政策相对应，欧中高层互访十分频繁。1998年，意大利总统、葡萄牙总理、卢森堡首相等人纷纷访华。1998年成为历史上欧盟国家领导人来访最多的一年，实际上形成了一股“中国热”的高潮。同年，李鹏委员长、朱镕基总理、政协主席李瑞环、李岚清副总理等人也分别出访了西欧各国。特别是1998年4月在伦敦召开第二届亚欧首脑会议的前一天，根据欧盟的建议，中国总理朱镕基同欧盟主席国英国首相布莱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桑特举行了中国—欧盟领导人首次会晤。会后，发表了《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联合声明》，表示要建立面向21世纪的健康、稳定的建设性伙伴关系和领导人年度会晤机制，从而把中欧关系推向一个高潮。1999年初，国家主席江泽民对意大利、瑞士、奥地利欧洲三国进行了国事访问。3月27日在瑞士工商界人士集会上发表了题为《发展中欧友好合作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讲话，其中谈到“中欧关系在中国对外关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2001年5月欧盟委员会发表了题为《欧盟对中国的战略：1998年文件执行情况和促使未来欧盟政策更有效的步骤》的旨在进一步发展对华关系的新政策文件，文件重申，发展对华关系是欧盟的长期政策目标，欧盟将坚持1998年制定的与中国发展全面伙伴关系的长远政治目标。这主要包括：通过高层对话推动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使中国并入世界经济的轨道、更好地利用欧盟—中国合作项目以及提升欧盟在中国的知名度等。新文件认为，“支持一个继续改革开放和在国际舞台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的中国，同欧盟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紧密相关”[3]。文件指出，“欧中发展全面伙伴关系，符合双方的根本利益，并有助于改善欧洲和中国人民的生活”。该文件还就今后在中、短期内扩大欧盟与中国的对话和合作提出了一些“具体和可行的行动要点”。同1998年欧盟提出的《与中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的战略性文件相比，欧盟当前提出的对华新政策在保持欧盟对华政策连贯性的同时，更注重政策的“有效性和可操作性”，更重视在环保、能源、可持续发展、打击非法移民等一些具体问题上加强与中国的合作。
在政治领域双边关系不断改善的情况下，中国同西欧的经济合作关系也向广度和深度全面发展，双边贸易额迅速增长。据中国海关统计，1993年达26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50%。1995年，欧盟15国同中国的贸易额突破400亿美元大关，1997年达到430亿美元，比1990年翻了三番。这些国家对中国的投资也稳步增长，成为我国引进外资的重要渠道。1993年欧共体12国对华直接投资项目1543个，协议金额30.4亿美元，实际投入6.4亿美元。1994年对华直接投资项目、协议和实际投入金额分别为1367个、92亿美元和15.44亿美元，协议和实际投入金额比上年各增长2倍多和1.4倍以上。1995年欧盟15国对华实际直接投资额达21.5亿多美元，比1994年增长39.6%。截止1996年底，欧盟企业对华实际直接投资额已达89亿美元。经济技术领域的合作不断扩大。其中包括交通、运输、通讯、能源、环保、化工、机械、汽车、电子、药品、民用航空、建筑工程等领域。双方还加强了在职业、技术和教育培训等方面的合作。
总之，进入90年代，随着意识形态利益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下降，经济利益在调整后的国家利益中占据重要位置和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加强，它成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的根本动力，中欧关系得到了全面、深入的发展。
三、结论
从冷战前后中欧关系在意识形态方面四个阶段的波折起伏变化，可以看出，中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影响，它既受国际大环境的影响，又受到双方是否有着共同利益驱动的影响。冷战时期，由于特殊的环境与背景，意识形态虽属于国家利益的一部分，但超越了国家利益，有时候甚至主导国家利益，中欧关系因受到意识形态严重对立的两极格局的影响，几乎处于隔绝状态。“两极格局”解体后意识形态的超国家利益性受到冲击，即世界各国都开始淡化意识形态对国家利益的影响，而更加注重国家利益中的经济利益，因此，进入90年代，经济利益就成为中欧关系发展的驱动力，但我们说冷战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的斗争不再存在，苏联解体以后，中国饱受“冷战思维”之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特别是当前天下并不太平，主要根源亦在于某些大国仍坚持“冷战思维”，变换着花样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但我们要吸取以前的经验教训，在中欧关系的发展过程中防止以意识形态的亲疏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当前，中国同欧盟友好合作关系的加强，不仅有利于双方的国家利益和经济发展，而且对世界的和平与安宁，对国际经济合作和共同发展都具有重大的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