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转型环境下的中国企业家精神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企业家论文,精神论文,制度论文,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企业家精神已经成为当前战略管理研究中的重要领域[1,2]。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外部环境的剧烈变化，中国企业的企业家精神价值发挥的效果成为决定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在中国的转型制度环境下，市场制度的不完备、资源的稀缺以及政府政策的变化等制度因素显著影响着中国企业的商业化运作和市场扩张，而企业家精神可以有效帮助中国企业应对转型制度环境的变化，并逐渐成为中国企业应对转型制度变化的重要战略问题。
企业家精神反映了一种企业经营运作的战略导向或精神文化，它受到外部资源、内部能力、市场竞争、政治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不同的环境条件可能造成同类型的企业形成差异化的企业家精神，从而导致企业的战略模式和市场导向随之改变。在当前中国的制度转型阶段，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支柱力量，国有股份制企业比非国有制企业享受着更多的政策支持和市场规则的保护。这些外部环境特征导致了国有股份制企业在资源信息获取的难度、商业运作模式、企业能力的构建等问题上都与非国有制企业存在着显著的不同，因而企业家精神特征也会存在明显差异。同时，企业规模的大小决定了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和议价能力，体现了企业的运作实力，进一步影响了企业的战略选择和商业模式实施，反映了企业不同的战略导向和企业家精神发展模式。鉴于此，在转型制度环境下，区分不同企业所有制结构和企业规模类型下的中国企业家精神特征是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贡献和实践指导意义。
当前的企业家精神文献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家精神的内涵，以及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而忽略了企业所有制特征和规模差异下的企业家精神特征研究。尤其针对中国的制度转型背景，不同类型的企业家精神的特征研究有助于帮助企业识别自身的企业家精神构建问题，提升企业家精神的价值发挥，更好地应对不确定的制度变化，降低企业经营风险。本文构建了不同所有制结构和企业规模组合下的中国企业家精神特征模型，通过整合基于资源的观点和制度理论分析了不同所有制结构和企业规模组合下的企业家精神类型的特征及其价值发挥，力图弥补现有企业家精神文献研究的不足，建立中国制度转型背景下的企业家精神理论分析框架。
1 文献回顾
1.1 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精神的概念可以追溯到早期的经济学家提出的一些相关概念，比如KNIGHT[3]关于风险和不确定性的阐述；SCHUMPETER[4]提出的企业家破坏性创造的观点；以及PENROSE[5]提出的企业家服务的概念，随后澳大利亚学者KIRZNER[6]提出了“企业家的发现”概念；DRUCKER[7]指出，企业家精神就是一种革新行为，这种行为为现有资源赋予了新的创造财富的能力，其实质就是创新性；VENKATARAMAN[8]则认为，企业家精神核心是对市场机会的识别和探索，并促进新产品和新服务的发现、产生和应用。
企业家精神有3个核心维度：风险承担性、先动性和创新性[9]。风险承担性体现了企业家在环境和产出高度不确定性的情境下运用企业资源探索机会、实施商业战略的偏好；先动性反映了企业家先于竞争对手引进新技术或服务，积极地探索潜在需求以此来改变竞争环境获取竞争优势的特征；创新性表明企业家倾向于新的商业理念，探索新的商业模式，开发新产品和服务，开拓新市场和顾客群体，是对现有市场的革新。
本文遵循DRUCKER等人的观点，基于资源和能力的视角认为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就是企业家发挥自身才能，积极地探索市场机会，创造新资源并以新的方式整合现有资源，并由此形成企业保持竞争力的机制，为企业创造财富，获取利润，它反映了一种企业经营运作的战略导向或精神文化。
当前国内外学者对于企业家精神问题的研究，主要涵盖以下4个方面：①制度模式，即探究制度因素对企业家精神发展的影响机制，认为制度变迁决定了社会的企业家精神的发展模式；②经济伦理模式，起源于古典经济学家斯密[10]从经济伦理的视角来对企业家精神的内涵以及相关概念进行的界定；③经济学模式，即以KNIGHT[3]为代表的学者基于能力的视角对企业家精神进行经济学分析；④文化特质模式，即从国家文化的层面研究文化因素与企业家精神发展的互动机理[11]。例如，NORTH[12]强调了制度环境与企业家精神发展的关系；LEE等[13]分析了政治经济环境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LUMPKIN等[14]强调了产业发展环境的变化对企业家精神的刺激作用；LEE等[15]分析了文化环境的差异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
1.2 不同类型企业的企业家精神
制度理论认为，不同的所有制结构对企业的成长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所有制结构的差异必然导致企业家精神发展模式的不同。国有股份存在与否是区分所有制差异的重要依据：国有企业涉及国家控股以及全资所有的所有制企业，非国有企业主要包括私营、外资独资等不存在国有股份的所有制企业。国有企业受到政府的影响极大，高层管理者也多为政府指派，肩负了企业和政府的双重身份。同时，政府控制了国有企业大部分的生产计划[16]，国有企业的生产更多地体现了政府对市场的调控，其战略的制定和实施较多地受到政府经济政策的影响。基于与政府特殊的关系，国有企业可以最快地获取经济政策的变化，并相应地做出调整；同时可以从政府机构获取更多的资源和政策支持，对企业的经营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对于企业家而言，政府的影响更多地体现为一种负面的作用，因为作为政府的代表，国有企业必然承担着行业正统性的职责，这也决定了企业家标新立异的商业模式无法得到充分的采纳和实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企业家的创新性动机。相对而言，非国有企业，尤其是广大的私营经济，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合一，使得企业家有更大的经营自主权，可以充分地施展管理才能和经营理念，私营企业家追求利益、渴求成功，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则由于经营机制的原因，往往缺少这种积极向上的动机[17]。非国有企业缺乏政府的直接政策和资金支持，而且在制度转型环境下，面对更高的环境不确定性，为了求得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企业家必然更加积极地探索市场机会和新的商业模式，采用新技术、开发新产品，提升企业的竞争力。换言之，在制度转型背景下，非国有经济为企业家精神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资源学派和能力学派认为，企业规模决定了企业获取资源的能力，蕴含于企业能力之中的资源是企业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而调整、扩展和重新配置资源的能力可以使企业在高度竞争性的市场环境中进行有效的竞争[18]。资源基础观认为，企业家精神促进了能产生和保持企业持久竞争优势的资源的认知、应用和探索；同时有助于发展和完善企业管理机制，从而利于产生必需的资源来保持竞争优势，而资源管理的能力则决定了企业家能否充分地发挥其战略蓝图，实现企业家价值。大型企业拥有充足的资源，为实施创新和开拓市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可以有效地促进企业新产品的开发和战略目标的实施；同时大型企业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其大多数关键资源是在企业的组织环境下建立起来的，并只有在这种环境下才能发挥作用。资源越多，越容易形成对现有资源的依赖，容易形成组织僵化，导致新资源开发的动机降低[19]。小企业具有资源匮乏的自然属性，因而面对着更大的资源和能力的限制[20]。这一方面影响了企业开拓市场、提升运作管理、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和水平；另一方面，在制度转型的背景下，面对高度的环境不确定性，资源的匮乏也促使企业家充满干劲，不断地寻找新的资源，或者创造新的资源以产生财富。由于资源匮乏，为了保证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企业家会具有更多的行动热情，积极开拓市场。较少的资源也使得企业具有较低的透明性，这为竞争对手了解和模仿企业家精神和战略行为制造了难度。小型企业的规模也决定了其可以迅速地调整市场计划。在制度转型时期，市场的细分度越来越高，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也日益增多，小型企业可以积极地探索利基市场，利用其灵活多变的生产特性加大市场开拓的力度，这有力地促进了企业家创新性和冒险性等特性的发挥和提升。
由此，在不同的所有制结构和企业规模的情境下，企业家面对的资源获取、战略实施的限制和约束是有差异的，这必然导致其发展路径和模式的差异。
2 理论分析
在企业不同的规模和所有制结构情境下，企业家精神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性，这影响了企业家精神的价值发挥。基于所有制结构和企业规模两个维度，本文将中国的企业分为4种类型，即大型国有企业、大型非国有企业、小型国有企业和小型非国有企业。这4种类型的企业，由于所有制结构和企业规模的不同，企业的社会资源、政治联系、商业联系、能力支撑等必然存在差异，进一步导致了企业家精神在不同类型的企业中的价值发挥产生不同。为了阐明不同类型企业的企业家精神差异，我们提出了不同所有制结构类型和企业规模下的中国企业家精神特征模型，见图1。
图1 不同类型企业的中国企业家精神特征模型
（1）政府主导型的企业家精神 大型国有企业是国家经济的支柱，对经济的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除了其本身具有的经济属性——盈利之外，还肩负着更大的社会责任，即保障就业、抑制物价，维持社会经济发展的稳定等功能，因此，政府更为关注国有企业的发展[21]。同时，国有企业管理者大多是由政府指派和任命的，作为国有资产的“经理人”，直接受到国资委的管理和任命，并要对政府负责，因此会受到政府政策的压力和影响，竭力避免犯错误，属于高度的风险规避者[22]，此外，还具有很强的创新保守性。NEE[23]指出，相比私营企业家而言，国有企业管理者的风险规避性更强、创新性更差。政府政策也可以直接影响企业家精神的实施[24]，这必然要求在日常的企业经营中，企业家的战略实施需要更多地考虑社会及政府部门的需要，其企业战略的制定和实施直接受到政府经济政策的影响和制约。大型国有企业的任期一般都由政府控制，频繁的人事更迭也不利于企业家精神的发展。企业家自身职位变动是由其在企业内的绩效所决定的，因此对于更容易发挥企业家精神的长期战略蓝图来说，企业家阶层更偏向于短期的战略计划和绩效回报，这极大地限制了企业家精神的发展。例如，在中国的大型国企管理者中，前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倪润峰除了经营企业的职责，还担任了中共十四大代表以及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等职务。在2000年长虹集团因业绩下降而需要倪润峰发挥领袖才能，带领企业走出困境之时，四川省与绵阳市两级政府却出面安排其从总经理位置上退下来，任命了新的继任者。政府的行政力量左右了他管理和经营的决策及动力，企业家才能的发挥受到了限制。由此，笔者认为大型国有企业内企业家精神的发展是政府主导的，其发展潜力较小。
（2）市场引导型的企业家精神 大型非国有企业多为自主创业发展而来，在企业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企业战略管理经验。以往的经验对于企业家探索市场机会，开拓新的市场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这有利于企业家创新性特性的发展。非国有企业管理者从先前投资创业中获取知识，并在评估、选择及管理投资机会的过程中提升了资源利用和整合的能力[25]，促进了企业家精神的发展，为企业寻求市场机会、保持竞争优势奠定了基础。大型非国有企业以市场为导向，积极地应对市场需求的变化，是企业创新和改革的主力，在持续的市场探索和竞争中，拥有了独特的资源和能力，使企业获得了突出绩效。此外，非国有企业受政府干预较少，有较大的经营自主权，其所有者不存在任期的概念，企业家可以自由实施其对企业发展的战略规划。大型非国有企业的领导者往往都有着独特的人格魅力和个性。在企业取得行业的认可和突出的绩效后，基于资源和能力的积累，即使采用新技术蕴含着一定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企业家也会更为积极主动地采用新的技术，探索新的市场，先动性地引领市场革新，并乐于做行业的领军人物，其勇于探索的冒险和开拓精神也正是企业家精神的内涵之一。大型企业拥有更多差异化的资源和网络关系，这为企业家精神的良好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空间。阿里巴巴集团作为中国私营企业的代表，在互联网业务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作为这艘巨型航母的“舵手”——马云的领袖气质在集团发展的过程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在1999年马云以其敏锐的观察与开拓精神成立了阿里巴巴网络有限公司。在其独特企业家气质的引领下，阿里巴巴先后推出了淘宝、支付宝以及阿里软件等产品，企业的规模也日益扩张，并成功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马云的企业家领袖气质是阿里巴巴始终保持高速增长和积极创新的动力与源泉。由此，大型非国有企业内企业家精神的发展是市场引导型，其发展潜力很大。
（3）自由发展型的企业家精神 对于小型非国有企业的企业家而言，机遇与挑战并存。面对多变的转型环境，非国有企业无法从政府部门获得足够的资金和政策的扶持。为了求得企业的生存，企业家不得已提高在日常运营过程中的资源利用和整合的能力[25]，这为企业家精神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非国有企业内企业家对企业经营有极大的自主权，对于小型企业而言，企业家的个人特质就决定了小型企业的发展命运。企业家可以自由地实施对企业的战略蓝图规划，相比大型企业，在新产品开发、战略制定实施等方面，小型企业的行为具有明显的企业家精神的印记[26]。在制度转型环境下，小企业面临着高度的市场不确定性以及先天性的资源和能力的限制，在市场开拓和企业经营的过程中，市场驾驭及获取资源的能力相对较弱，同时自身拥有的必需的资源和社会网络资源匮乏，具有很大的资源依赖性，这必然要求小企业领导者更为关注资源的开发和利用[27]，提高资源利用的效率。“困境中求生存”也必然会促进企业家更为积极地采用新技术来满足市场越来越高的个性化和差异化需求，以此提升企业获取资源的能力，以增强市场竞争力和风险抵抗力。此外，小型企业生产灵活，船小好调头，对市场的反应速度快于大型企业，可以及时地针对市场变化进行战略转变，是市场技术创新的主力军[28]。转型经济的不确定性赋予了小企业家发挥个人才能，创造企业价值的机会，在环境动荡的情境下，小企业的创新绩效也更为显著[29]。这都为小型企业的企业家精神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由此，小型非国有企业内企业家精神属于自由发展型，其发展潜力较大。
（4）政府扶持型的企业家精神 小型国有企业因其特殊的企业性质，有着不同的发展模式。国有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决定了其与政府的密切关系[21]，同时规模较小也利于其更好地适应市场的变化，积极地进行市场化的改革。基于国有经济的背景，小型国有企业可以先于私营企业获取行业经济政策变化的信息，并迅速地做出反应。在“快鱼吃慢鱼”的经济形势下，小型国企可以在资金及政策等方面得到政府更多的扶持，企业家可以更为自主地开拓市场。作为政府企业，其企业战略制定和实施也较多地受到政府的影响[23]，政府背景使得小型国有企业的企业家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制约，这体现在企业不能自主地进行股份制改革及实施诸如兼并等战略决策，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然而，作为小型国有企业，相比私营企业而言，政府制定很多政策来加强对小型国有企业的财政扶持而不是干预[30]。国家对国有企业采取的是“抓大放小”的政策，小型企业属于“放”的范畴，允许其进入市场，实行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小型国有企业肩负着为社会提供就业机会，增加社会福利保障的职责，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政府必然出台很多有利于小型国有企业发展的政策来促进其健康快速地发展。例如，提供低息贷款，从大型国有企业调配优秀的管理人才参与小型企业的改革和发展等。这为企业家发挥个人才能，积极地推进企业改革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氛围，因此在转型制度背景下，政府政策可以刺激小型国有企业的企业家精神的发展[31]，良好的政策支持也有利于企业家精神的施展。由此小型国有企业内企业家精神属于政府扶持型，发展潜力大。
不同情境下企业家精神的类型见表1。
3 总结
本文基于资源与能力的视角，探讨了制度转型环境下中国企业家精神的发展，在不同的所有制结构和企业规模的情境下，分析了不同类型的中国企业家精神特征。在国有企业的所有制背景下，作为政府在经济领域的代表，大型国有企业的企业家在治理企业，发挥个人才能的过程受到更多的约束和限制，因此抑制了企业家精神的发展。小型国有企业作为政府解决就业，保障民生的重要经济手段，会享受更多的政策优惠和支持，同时小型企业在面对资源困境时，其企业家会更主动地探寻资源，因此企业家精神的发展受到政府的扶持。相比而言，非国有经济在企业管理的过程中受到政府的影响较少，企业家可以更为自由地实施战略蓝图和构想。大型非国有企业所拥有的大量资源和社会关系网络为企业家创新性地开拓市场，发挥个人才能提供了最好的舞台，因此在大型非国有企业中，企业家的行为最活跃，最利于企业家精神的发展。小型非国有企业面对着资源约束，为了求得企业生存和发展，其探索资源的动机最为强烈，资源利用效率也最高。在竞争激烈的市场背景下，小型非国有企业为了求得生存，必然会进行标新立异的创新活动，发掘利基市场，这为企业家精神的发展提供了自由的空间和天地。
本文以中国转型经济为情境探讨了企业家精神的发展，丰富了企业家精神的理论研究。通过对中国企业家精神发展模式的研究，可以看到政府在国有企业转型发展的过程中担负重要的角色，因此，为了刺激经济发展，政府应转变其在企业发展过程中的角色，从管理者变为扶持者，减少对企业家精神发展的限制，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培育适应国际市场竞争的企业家。同时，非国有企业内企业家精神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但小型企业受到的限制较多，因此政策制定者可以为非国有经济提供更多的政策支持，为其健康快速地发展提供良好的市场经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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