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西方经济学发展历程回眸，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历程论文,西方经济学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同20世纪的经济发展史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百年一样，西方经济学在经过了几百年的演变之后，20世纪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呈现出一种此前任何一个世纪都未曾达到的高度。
西方经济学百年学说史向人们昭示，既要承认西方经济学的解释功能，即西方经济学对一般市场经济状态的运行规律和特点等共性问题的解释与描述；又要看到其揭示功能，即须将西方经济学置于其社会制度的大背景之下，洞察其与社会实践的关系；对于前者的某些有用性，采取借鉴、参考和利用的态度是马克思主义一分为二的科学分析方法，而对于后者即西方经济学为资产阶级国家服务的庸俗性，任何盲目崇拜和生搬硬套的做法都是非马克思主义、非实事求是的态度。
一、国家与市场：一条永恒的主线
可以说，早在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诞生之初，就已经出现主张国家干预与主张自由放任两大思潮之间的分歧与论战。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依然是紧紧围绕着这个主线展开的，所不同的仅仅是双方各自的学派更为繁杂，争论的范围与内容更加泛化，两种思潮此消彼长，兴衰交替的周期或被政府御用的周期更缩短了。
（一）战前关于国家与市场的论争及凯恩斯主义的诞生
19世纪末，占支配地位的仍然是“看不见的手”的自由放任理念，认为在竞争环境中，通过市场的力量，个人的最大化行为会转化为一种最优化的社会状态。这个传统后来构成经济学家偏爱“自由放任”的一种比喻，并最终演变成在19世纪占据统治地位的“生产自动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
当历史刚刚踏入20世纪门槛的时候，经济学家们逐渐看到，在现实世界中，市场机制并非万无一失，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伴随着失业等不良经济现象时有发生。以凡勃伦、康芒斯等为代表的旧制度学派主张国家调节和仲裁劳资矛盾、反对自由放任政策；马歇尔的门徒庇古创立了福利经济学，虽然总体上讲他仍然排斥政府干涉经济生活，但对自由放任的理想主义也进行了激烈的批评，认为国家应出面校正生产外部性以防止出现边际私人净产值与边际社会净产值相背离的现象发生。以缪尔达尔、林达尔、伦德堡、俄林和林德贝克等为主要代表人物的瑞典学派在1929-1933年大危机中逐渐成熟起来。他们秉承该学派的理论先驱威克塞尔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传统，以瑞典社会民主党执政半个世纪的实践经验为其佐证与支持，运用宏观动态的分析方法，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混合经济理论”，在20世纪西方经济学中独树一帜。
如果说上述对古典经济学自由市场学说提出质疑、抨击的众多西方经济学家只是对其进行的“局部革命”的话，那么，凯恩斯1936年发表的《通论》则是对其进行的一次全面的反动和彻底的批判。凯恩斯主义认为，通过利率把储蓄转化为投资和借助于工资的变化来调节劳动供求的自发市场机制，并不能自动地创造出充分就业所需要的那种有效需求水平；在竞争性私人体制中，“三大心理规律”使有效需求往往低于社会的总供给水平，从而导致就业水平总是处于非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因此，要实现充分就业，就必须抛弃自由放任的传统政策。政府必须运用积极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以确保足够的有效需求。凯恩斯最根本的理论创新就在于为国家干预经济的合理性提供了一整套经济学的证明，这是凯恩斯主义出现以前任何经济学流派都做不到的。
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建议后来被西方国家政府作为其经济政策的行动指南，总需求水平这一概念的重要性被广泛接受。以维持充分就业水平为目标的宏观管理开始成为西方国家的常规政策。凯恩斯主义影响了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走势，使西方正统经济学说的理论核心以此作为一个崭新的转折点，“凯恩斯时代”也由此正式开始，凯恩斯本人成为“战后繁荣之父”。与此同时，古典经济学自由市场体制论退出了正统经济学的统治地位。
（二）战后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等的论争
20世纪60-70年代是西方经济学最繁荣的时期，“在野”的自由主义思潮在新保守主义的旗帜下休养生息，重整旗鼓，在70年代凯恩斯主义陷入危机时东山再起；货币主义、供给学派、新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等学派林立，各领风骚。它们或是自诩为“嫡传”的凯恩斯主义者，或公开声明是凯恩斯主义的叛逆者。比如芝加哥学派（注：由于这些流派的代表人物绝大部分都曾在芝加哥大学任职，所以有人称之为芝加哥学派。）所主张的就是全面维护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历史传统和全面恢复“自由放任”的理论纲领，倡导对新古典的回归和与凯恩斯经济干预主义相抗衡，坚持以哈耶克为代表的经济新自由主义的理论经济学体系和市场自由竞争的根本原则。20世纪下半叶，诸多自由主义学派来势凶猛，“是市场还是国家”的争论再次白热化，在20世纪西方经济学说史上留下了浓浓的一笔。在我们回眸其百年发展史的时候，不得不对足以构成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劲敌甚至动摇其“正统”地位的现代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等予以专门论述。
现代货币主义即货币学派的创始人和领袖是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弗里德曼。弗里德曼从“个人主义”的微观经济结构入手，在“永久收入”的理论基础之上恢复了货币在宏观经济结构中的关键地位，以此提出了与凯恩斯干预主义相抗衡的自由主义论点（注：参见〔美〕米尔顿·弗里德曼《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结构——与批评者商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货币稳定方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认为在国家不进行任何干预的情况下，市场经济的行情动荡远远低于干预时的程度。国家的真正作用不在于短期内影响市场，而首先应保证货币总量能定期和有规律地增加。这是因为：第一，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管理和财政政策是无效的。在凯恩斯那里，由于人们的欲望已经得到满足，所以用于消费方面的支出呈递减趋势，而储蓄则呈递增趋势，这样，政府应通过增加公共支出来抵消个人消费的减少以保证经济持续增长。弗里德曼驳斥了凯恩斯的边际消费递减规律，认为人们的欲望是永无止境的，扩张性政策会导致通货膨胀，而实行“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有效地控制货币供给数量则应是货币政策的最佳选择，即根据国民收入的平均增长率制定一个长期不变的货币增长率。弗氏认为，1929-1933年大危机中约有1万家美国银行倒闭破产，造成美国国内货币供给量下降1/3。如果美联储能在这次大危机中发挥作用，那么那场大危机原本是可以避免的，最多也不过是一次小规模的经济衰退（注：《弗里德曼：历史终于向他低头》，见www.macrochina.com.cn/eco/xjrw/20010111024225.shtml。）。第二，关于“自然失业率”。凯恩斯主义认为，高就业水平是有效利用社会资源的保证。弗里德曼认为这是一种模糊甚至错误的想法，高就业水平恰恰可以被认为是没有最好地利用社会资源的一个标志：为了社会生产而牺牲了对闲暇的享受，而前者的价值要远远小于后者的价值；通货膨胀政策会使人民产生错觉，“强迫”人民认为他们的实际工资高于这些工资的实际价值。第三，关于失业与通货膨胀。既然自然失业率是一个常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那么，自然失业率就是一种经济条件，货币就具有“中立”的性质，人们很难通过改变通胀率来改变自然失业率即改变经济条件。在短期内也许失业率和通胀率之间存在某种比例关系，但长期内这种关系会消失，即就业水平与通胀率之间是没有关系的。如果要把失业率减少到“自然率”以下，那么通胀率就会非常之高，代价也会非常之大。弗氏指出，在60-70年代，美国政府因为要达到全民就业的目标，结果使国内通胀率从1960年的1%上升到1979年的13%（注：《弗里德曼：历史终于向他低头》，见www.macrochina.com.cn/eco/xjrw/20010111024225.shtml。）。
现代货币主义在整个80年代几乎被英国撒切尔政府全盘接受，成为撒切尔主义的理论基础。撒切尔主义认为，以往的“教训是，政府不应试图‘人为地’保持充分就业，而应允许市场力量来决定‘自然’的就业水平。而且，对付通货膨胀的货币主义方法意味着以失业率必然上升为条件而对经济进行挤压（通货紧缩）。这样，至少在短期内，失业基本上变成了‘解决问题’，而不是‘制造问题’的方法之一。”撒切尔的通货紧缩政策导致失业率一路攀升：50-60年代，失业率只有1%-2%左右，1979年撒切尔上台时为4.5%，1981年猛增至9.1%，1985年高达13%（注：Ramesh Mishra,The Welfaare State in Capitalist Society,Harvester Wheatsheaf,1990.pp.20-21.）。货币主义与撒切尔主义使英国告别充分就业，社会福利政策开始大规模收缩，并实行了大规模的私有化。
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与其说反对干预主义不如说他希望政府只对货币供给进行干预，但本质上讲，对货币供应量的干预是最大的干预。
在美国，凯恩斯主义受到了来自供给学派的严峻挑战。60年代末以拉弗尔、费尔德斯坦和蒙德尔为代表的供给学派全盘否定凯恩斯“需求决定供给”这个需求管理的核心命题，认为它是导致产生“滞胀”的根本原因。因为增长与刺激需求将导致货币供给数量的增长，由此必然导致通货膨胀；刺激需求无疑等于抑制储蓄，从而导致了投资率和劳动率的下降，进而降低了积累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供给学派主张全面恢复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精神，尤其是恢复萨伊定律，反对凯恩斯“需求管理”的国家干预主义，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供给管理”，强调财政政策的作用应该影响供给而不是影响需求，以促进私人储蓄和投资。这样降低税率便成了开给白宫的“药方”。这个药方基于三个理论假设（注：William Niskanen,Reaganomic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第一，税收量不一定与边际税率呈同方向变化，在达到某一点时会朝相反方向变化；第二，降低边际税率将鼓励人们用劳动代替休闲；第三，高税收还将造成低投资率，使投资减少、资本存量降低，因此降低边际税率将鼓励投资和生产。
供给学派在学术上建树不多，在理论上缺乏体系的完整性，所以，它仅是解决“滞胀”的一种对策而已。虽然一贯自诩反对凯恩斯的干预主义，标榜自己为自由放任主义，但是，国家干预供给与干预需求岂不是“半斤八两”？供给学派之所以一度得势，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经济进入“滞胀”怪圈和凯恩斯主义失灵的大背景下被里根政府所采纳。“里根经济学”的政策主张就是大幅减税：1981年第一次总统预算将非劳动所得收入的最高税率从70%降到50%，把资本收益的最高税率由28%减到20%。其结果是，“1983-1984年，美国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复苏，使失业率降了下来，到1986年，失业率回到70年代末期水平”（注：Ramesh Mishra,The Welfaare State in Capitalist Society,Harvester Wheatsheaf,1990.pp.20-21.）。开出的“药方”都是减税，但支撑撒切尔主义的货币学派哲学与支持里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理念却大相径庭，前者是不增加财政赤字、实行紧缩，而后者是假定减税可以增加生产供给活动进而提高产出和减少赤字。
二、主流经济学的三次革命
20世纪主流经济学的三次革命性理论突破为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铺平了道路，从而形成了今天任何一个西方经济学院学生或经济学教授既人人皆知又无法跨越的基本理论框架。
（一）“张伯伦革命”
亚当·斯密以后的一百多年里是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鼎盛时期，那时垄断还是个别现象。正如1982年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勒所言，“亚当·斯密作为建立传统的伟大人物，在垄断领域也没有给我们留下空白，他创造或者说提出了三个权威性的传统”（注：G.J.斯蒂格勒：《经济学家和说教者》，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55页。）。这三个传统分别是：对正规的垄断理论置之不理、将他那个时代的垄断现象看做是国家赋予的专营特权、对垄断和勾结行为无需采取什么行动。当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之后，经济学理论已无法对其进行解释，现实世界中的普遍垄断现象开始引起经济学家的关注。从19世纪初的西斯蒙第、穆勒、麦克库洛赫，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马歇尔、古诺、埃奇沃思、西奇威克，尤其是庇古和斯拉法，他们早已对垄断理论和市场的不完全性作了大量的研究。但问题在于，他们始终沿袭着“斯密传统”，即将自由竞争作为普遍现象而把垄断作为例外来构造他们的理论框架，甚至奈特和史密斯1929年出版的《经济学》中仍然认为“在今天，把竞争当作普遍现象和把垄断当作例外是比较合理的”（注：转引自高鸿业等编著《垄断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4-15页。）。
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美国哈佛大学的张伯伦和英国剑桥大学的罗宾逊夫人分别出版了《垄断竞争理论》和《不完全竞争经济学》，才正式宣告了“斯密传统”的彻底结束。始于张、罗二人的“张伯伦革命”的主要贡献在于：他们摈弃了长期以来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把“完全竞争”作为普遍的而把垄断看做个别例外情况的传统假定，认为完全竞争与完全垄断是两种极端情况，提出了一套在经济学教科书中沿用至今的用以说明处在两种极端之间的“垄断竞争”的市场模式，并在其成因比较、均衡条件、福利效应等方面运用边际分析的方法完成了微观经济学的革命，将市场结构分成了更加符合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实际情况的四种类型，即完全竞争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寡头垄断市场和完全垄断市场（注：罗宾逊：《不完全竞争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76-77页；高鸿业、范家骧、罗志如编著《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第二册，《垄断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5页。）。“张伯伦革命”的经济学意义在于，20世纪中期宏观经济学之所以能够得到长足的发展，其逻辑起点就是对垄断的分析，从这个起点出发，恰恰使得西方经济学比较正确地描述和表达了百年经济历史的本质和现状。
（二）“凯恩斯革命”
如果说1929-1933年大危机是对当时微观经济学的反动的话，那么，凯恩斯主义就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次革命。而《货币通论》则使得西方经济学在分析方法上实现了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的分野，从而使凯恩斯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甚至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开山鼻祖，在整个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演进与发展中成为一个永恒的主角。
如同凯恩斯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的名称那样，凯恩斯主义的推演逻辑是从充分就业开始的：(1)以往假设的充分就业均衡是建立在萨伊定律基础之上，其前提是错误的，因为总供给与总需求函数的分析结果显示，通常情况下的均衡是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2)之所以存在非自愿失业和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其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因为总供给在短期内不会有大的变化，所以就业量就取决于总需求。(3)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于“三个基本心理因素，即心理上的消费倾向，心理上的灵活偏好以及心理上的对资本未来收益之预期”。(4)政府不加干预就等于听任有效需求不足继续存在，听任失业与危机继续存在；政府须采取财政政策而非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加投资，弥补私人市场之有效需求不足，“这是唯一切实办法，可以避免现行经济形态之全部毁灭”（注：以上引言参见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07、323页。）。(5)进而提出了一国政府应当实现的六大经济目标：充分就业、价格稳定、长期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收入均等化和资源最优配置。
凯恩斯对大量的宏观概念进行了归纳与整合，使经济学的发展开始跳出价格分析的限制，从而这正适应了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的迫切需要，即以一种全新的角度和全新的理论对自由资本主义的缺陷给予解释和弥补。
凯恩斯主义的诞生是20世纪西方经济学得以向前大大推进的一个重要标志。说到底，凯恩斯革命是一场方法的革命。凯恩斯之后，无数凯恩斯的追随者们对凯恩斯体系本身存在的种种“空隙”和“硬伤”给予修正、弥补、完善，使之在碰撞中交融，在裂变中整合，是凯恩斯主义得以发展、充实的重要前提和体现。例如20世纪50年代后期爆发了持续几十年的“两个剑桥之争”——这场影响很大的学术争论的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对20世纪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与贡献是深远的、巨大的。
以罗宾逊和斯拉法为代表的英国剑桥学派从资本的测量问题着眼，认为生产过程投入的资本是异质的，因此不存在共同的测量单位，进而对作为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支柱之一的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进行了批判。以萨缪尔森、索洛和托宾为首的新古典综合派即美国剑桥学派终以认输而结束了这场学术论战。“两个剑桥之争”的历史性学术意义不在于谁胜谁负，而在于：其一，导致后凯恩斯学派作为一个比较系统的学术群体而最终成熟起来。其中一些理论建设和政策主张成为20世纪的精神遗产，具有进步的科学意义，例如福利改革和税制改革等，其政策主张直指资本主义分配不公等社会现象。其二，促使新古典综合派演变成为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从而架起了沟通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之间的桥梁。凯恩斯主义导致了宏观经济学的诞生，但如何将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使后者的基本概念与理论成为前者的框架，将个量问题与总量研究结合起来，使消费者行为理论、一般厂商理论等引申至宏观经济学，这就成了一代经济学家的历史任务。希克斯、萨缪尔森较好地完成了一次综合，为寻求宏观与微观经济学的沟通而做出了贡献（注：〔英〕卡什博特：《新剑桥学派、凯恩斯学派、货币学派关于宏观经济对策的争论》，中国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
（三）“预期革命”
70年代发展起来以美国的罗·卢卡斯、托·萨金特、罗·巴罗、尼·华莱士等学者为代表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因使用“理性预期”这一重要经济学概念并以此建立起其理论体系而被普遍称之为“理性预期学派”（注：参见吴易风《从新古典学派和新凯恩斯学派的论战看市场经济与政府干预》，载于高鸿业主编《西方经济学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第二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所谓“预期”是指对同当前决策有关的经济变量进行的预测，如为决定产量而是否进行投资时企业对其产品的未来价格进行的预测，劳资关于工资水平的谈判中工会对未来物价水平走向做出的预测，等等。理性预期学派认为，虽然凯恩斯也曾反复讲到预期，但他的预期只是适应性预期，具有随机性，没有理性的解释，即属“后向预期”，这是因为凯恩斯主义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体系，其假设前提是错误的：第一，凯恩斯主义中的当事人不以追求最大化为目标；第二，同一经济人在不同函数和方程中具有不同的行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提出的假定条件正好与上述两个假定相反。“理性预期”假定市场是连续出清的，即通过工资和价格的不断调整，供给总是等于需求，处于均衡状态。从这样的假定出发，卢卡斯的逻辑是：货币对产量等其他经济变量具有重要影响；货币供给的冲击导致货币存量的随机变动，由此引起经济波动。由于货币供给的冲击引起经济波动是通过总需求曲线完成的，所以，货币供给的冲击将导致需求的冲击；这样，需求的干扰将导致经济波动。既然从货币政策的角度来看政府赖以干预经济的宏观经济政策无效，那么，“政策无效性”被一般化，即“政府失灵”。
“理性预期”被称为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预期革命”，对当时的经济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理性预期”作为一种宏观分析工具在西方经济学中被广泛采用，在股票、债券、外汇市场的运行分析中也得到了广泛应用。虽然总体上讲“理性预期”已进入西方主流经济学工具箱之中，但也有许多经济学家指出用任何“预期失误”或信息不完善性来解释经济周期都是缺乏说服力的，认为“理性预期”有许多局限性和本身不可克服的缺陷。例如，80年代开始斯蒂格利茨等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对合理预期提出了批判，对政府干预的思想重新作了表述。市场出清还是非市场出清，政府失灵还是市场失灵，政策无效还是政策有效，这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分歧的关键所在。在这个问题上，新古典学派的理想主义超越了现实，新凯恩斯学派则较少沉湎于理想主义而较多地面对资本主义现实（注：参见吴易风《从新古典学派和新凯恩斯学派的论战看市场经济与政府干预》。）。再例如，人们在谈论股票市场时比论及宏观经济时更为赞同理性预期理论，这是因为和大多数其他市场相比，股票市场具有较强的流动性——人们买进卖出都很容易，几乎不存在交易费用。而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务的有形市场较为复杂，且具有刚性：辞退、雇佣、转产、关闭工厂都存在成本，降低了其流动性和灵活性。
此外，“理性预期学派”作为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流派，其“政府失灵论”的逻辑演绎结果与公共选择等学派共同向凯恩斯主义提出了严重挑战。1956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巴托教授首次创造并使用了“市场失灵”这一概念（注：Bator,F M,The Anatomy of Market Failure,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Aug.1958,pp.351-379.），将市场垄断视为“市场失灵”现象之一，“市场失灵”一词随即风靡半个世纪。到70年代“滞胀”时期，以布坎南为首的公共选择学派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政府失灵”。在20世纪的最后十几年里，人们可以发现，“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概念充斥于经济学文献，它们针锋相对，没有赢家，形成了独特的20世纪末没有经济学“主流”的理论“真空”状态。
三、新凯恩斯主义的第四次“整合”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后期面对“滞涨”所表现得束手无策和“撒切尔主义”与“里根经济学”的先后诞生，标志着经济学凯恩斯时代的终结。随后，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相继丢掉了经济学的“正统”宝座，使西方经济学的“主流”理论在20世纪的最后十几年里成为“真空”。正如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所描述的：“由于凯恩斯的缘故，于是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由于弗里德曼的缘故，于是我们现在都是货币主义者；而由于动乱世界的缘故，于是我们现在又都成了折衷主义者了”（注：Todd G.Buchholz,New Ideas From Dead Economists-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Economic Thought,A Plume/Penguin Books USA Inc.1989,p.240.）。就在这人人都是折衷主义者的时候，斯蒂格利茨1993年出版的经济学教科书被认为引发了新凯恩斯主义的第四次“整合”浪潮。
在此之前，西方经济学界曾出现过3本广为流行并被认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济学教科书。第一本是150年前即1848年穆勒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该书一反传统，在基本上维持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原理的同时，还对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制度大胆地提出了“改善”的政策主张。第二本是约50年后马歇尔于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作为剑桥学派的创始人，马歇尔兼收并蓄，折衷调和，吸收了名派庸俗理论，从生产成本说供给决定，从边际效用价值说需求决定，进而建立了均衡价值论，其“折衷的理论体系”在理论上和方法上对20世纪上半叶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个流派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经济学原理》在马歇尔有生之年出了8版，跨度30年。进入20世纪以来，在斯蒂格利茨之前，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曾经历了三次重大修改：第一次是修正传统的垄断例外论的“张伯伦革命”，第二次是为资产阶级国家干预经济政策奠定理论基础的“凯恩斯革命”，第三次是20世纪中叶的“萨缪尔森综合”。萨氏试图将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即将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糅合在一起，创立了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体系，该体系成为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在战后的40年里始终居于正统地位。于是，作为新古典综合派或称后凯恩斯主义的标志，萨氏撰写的教科书《经济学》就成为代替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的第三个里程碑。半个世纪以来，该书广为流行，空前畅销，被译为数十个国家的文字，已出了第15版（注：这一段参见高鸿业为斯蒂格利茨《经济学》所写的“译者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页。）。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新古典综合派既不能解释“滞胀”的现实，又提不出合适的政策主张，其正统地位开始动摇，来自包括货币主义等新自由主义种种流派的抨击、责难和进攻大有在整体或部分上取而代之之势。论战之中，1993年被誉为“经济学革命领袖”的斯蒂格利茨出版了被认为是第四个里程碑的教科书《经济学》。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里，该书迅速在世界300多所学院和大学被采用，其中文译本在1997年出版后的3年里就销售了12万册，被我国出版界和学术界视为一大奇迹。斯蒂格利茨为20世纪末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如下的努力与开拓：
正如斯氏的自白，“经济学界已经逐渐认识到宏观经济行为必须与其背后的微观经济学原理联系在一起；只有一套经济学原理，而不是两套。但是，在现有的教科书中，这种观点根本就没有得到体现”（注：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斯氏在承认萨缪尔森成功地将二者融合起来的前提下，试图越超萨氏，将宏观经济学的表述置于扎实的微观经济学之上。例如，充分就业模型、存在失业模型和综合模型三个模型，便是在外部约束条件改变下，从微观经济学的基本模型直接推导得出并进而展开的，从而实现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有机联接。此为其一。
斯氏一改后凯恩斯主义固守新古典的“完美”的程式，将许多诸如信息问题、激励问题、道德问题、逆向选择问题等等许多不在新古典经济学视野之内的近二三十年来经济学的新成果纳入其研究领域，使之更加具有实际应用价值。尤其是对新古典综合派走下坡路之后崛起的新自由主义各学派加以整合和综合之后，使之不但大大推进和包容了凯恩斯经济学和新古典综合的理论体系，同时，还烙有深刻的理性预期学派甚至新制度经济学等20世纪后半叶发展起来的几乎各种学派的明显痕迹。此为其二。
其三，斯氏始终十分注重政府干预经济的积极作用。他认为，市场的“常态”是信息的不完善性和市场的不完全性，公共产品、外部性、垄断等“市场失灵”现象界定了政府活动的范围。市场失灵现象的根源在于没有人对市场负责，没有人干预市场。与其他社会组织相比，政府的普遍性、合法性、强制性等特点提供了政府应该出面干预的理由。至于如何干预，斯氏针对“科斯定理”提出了“非分散化基本定理”，并将“科斯定理”称之为“科斯谬见”。认为在解决外部性和产权明晰等难题时，“科斯定理”及其“自愿解决”或称“协商解决”将克服不了“搭便车”问题，高昂的交易费用将导致无效率。必需依靠政府的依法调控，否则就不能实现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注：关于斯蒂格利茨“非分散化基本定理”的详细论述及其对“科斯定理”的抨击，详见斯蒂格利茨《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年版。）。
最后，还需指出的是，斯氏对中国改革道路的取向和改革成就始终给予很高的赞誉、评价和支持。他认为中国不搞国营企业私有化和贸易自由化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他不但了解中国，而且还在其《经济学》第二版中专设一章谈中国改革，为中国的“第二步改革”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看法。他还对IMF和美国财政部“唆使和诱导”俄罗斯采用“休克疗法”从而导致“俄罗斯经济持续坍塌”的后果表示出了对前者的极大愤慨和对后者的无比惋惜，认为“休克疗法”事实上是“太多的休克和太少的疗法”，其结果是，“迅猛的私有化只是让一小部分寡头集团获得了对国家资产的控制，……产出下降了一半……贫困率激增到50%（注：引自斯蒂格利茨《我从世界经济危机中学到了什么》，www.csdn.net.cn/century/wencui/010108200/0101082019.htm。）。
四、研究方法的六个倾向
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长足发展，还集中体现在其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的巨大变化方面。分析方法的变化带来的是西方经济学研究深度的推进和广度的拓展。可以说，20世纪西方经济学之所以产生诸多“革命”和理论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巨大变化。方法论的变化对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从而使其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研究方法的演变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讲体现了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举其要者，研究方法的变化可归纳为以下六个趋势。
（一）证伪主义的普遍化趋势
布劳格在其《经济学方法论》中将20世纪经济学方法的演变历史归纳为一句话：“证伪主义者，整个20世纪的故事”（注：〔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发生于19世纪的证伪主义与实证主义的较量，同样贯穿于20世纪经济学发展的始终。据统计，20世纪70-80年代的20年间，西方经济学界出版了50多本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其中几乎都和证伪主义有一定的联第，在1991年总结的当代西方经济学家达成的13点共识中，有7个和证伪主义有直接联系。实证主义在被现实世界“证实”之后，证伪主义出来用事实和理论推导提出质疑，以此推动了经济学的发展（注：引自张旭《20世纪经济学解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3页。）。
（二）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趋势
或“市场神话”与“国家神话”，或各种理想国与乌托邦，来自经济学内部和外部（其他学科）大量形形色色的或极端或模糊难懂的理念、概念等，对西方经济学的主流与支流都产生了强有力的冲击。为了重建和发展他们自己的理论以反对和解释来自对方的理论，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或放宽假设，或修改前提，或一反传统逆向假定，以构建和拓宽其研究领域（注：在这方面，张建伟博士做了深入的研究，参见张建伟《现实主义、制度主义与中国经济学发展》，《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例如，“经济人”的假定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基础，是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核心，也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基石之一，在数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了不断的完善和充实，在西方经济学中占据了主流位置。可是，在20世纪百年中，“经济人”的假定条件也被不断地修改和拓展，甚至批评和攻击。例如：西蒙认为经济人的计算能力是“有限理性”的，行为者无法在多种可能的选择中做出最终选择。贝克尔拓展了“经济人”的假设，认为个人效用函数中具有利他主义的因素，这才是人类行为的一般性。鲍莫尔主张用“最大销售收益来代替最大利润的目标函数”，因为实证经验表明经理层的薪金与销售收益的关系大于它与利润的相关程度。莱本斯坦1966年至1981年发表的4篇论文中一反“利润极大化、效用极大化、成本极小化”的经济人传统假定，认为上述假定在完全竞争下是适用的，而在垄断型企业里利益最大化原则是个“例外”。人的本性是“惰性”，受到庇护的垄断者和兼并者的经济行为已经丧失了追求成本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的能力，从而导致了“X非效率”。为此，莱本斯坦提出了“微观的微观理论(micro-micro theory)”，即“意味着对标准理论简单地假设的东西进行详细的研究”（注：Leibenstein,H(1),X-inefficiency exists-reply to an econmist.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8,68:pp.203-211.(2),A branch of economics in mining:micro-micro theory,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79,17:pp.477-502.也可详见郑秉文《市场缺陷分析》，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0-88页。）。公共选择学派提出的挑战是，“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并不能得出集体利益最大化的结论，“阿罗定理”即可说明个人福利的简单加总不一定与社会福利一致。新制度主义对“经济人”假定的修改则更为宽泛，认为这个假定过于“简单化”，因为除了物质经济利益以外，人还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会性的需要。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诞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对“经济人”个体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为凯恩斯主义的基础和归宿都是围绕总供给与总需求等一系列“总量”关系而展开的。
（三）分析工具的数理化趋势
经济学与数学的结合本来不是始于20世纪，但是战后以来，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是如此的专门化、技术化、职业化甚至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却实实在在发生在20世纪，从而使经济学这个大厦更严密，表达更准确，思维更成熟。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注：关于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中数学化、公理化和数量化的应用与评价，详见杨春学《20世纪经济学的重大发展》，《经济学动态》1999年第10期。）：
第一，计量经济学的崛起。“计量经济学”一词是挪威经济学家拉格·弗里希于20世纪20年代创造的（注：Mary S.Morgan,The History of Econometric Idea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后来，库普曼、克莱因、迪鲁布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尤其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克莱因从50年代开始提出最早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为宏观经济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此后随着大型计算机的诞生和使用，经济结构的各种参数得以推算出来，为制定政策提供了依据。需要指出的是，克莱因教授自80年代以来多次来到中国，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下，为我国培养了第一批计量经济研究人才。第一代计量经济学家的数理贡献在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整体性、严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研究方面，而在“微观”经济研究方面进行的开创性探索是从贝克尔开始的，他将经济计量原则首次引入原来无法以数学来计量的领域，如爱情、利他主义、慈善和宗教虔诚等，并获得了巨大成功。但这只具有局部的意义，可以这样说，对于此前的计量经济学，我们称之为“宏观计量经济学”似乎更为恰如其分——宏观计量的分析方法是对20世纪经济学的最大贡献之一。幸运的是，在20世纪的最后一年即2000年的10月11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2000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正式授予美国的詹姆斯·海克曼和丹尼尔·麦克法登教授，以表彰他们在微观计量经济领域的贡献（注：参见《2000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揭晓》，http://pds.henanews.org.cn/news/2000.htm。）。可以说这是“微观计量经济学”正式诞生的标志。微观计量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主要是横截面数据的微观数据即指同一时点的条件、或是纵向数据在连续年份中的同一观察单位。微观计量经济学可以在个人层面上对许多新的问题进行经验性研究，例如是什么因素决定人们去工作，什么因素决定工作时间的长短，经济激励效应如何影响人们对教育、职业和居住地进行选择，不同的劳动力市场和教育计划对个人收入和就业会产生什么样的效应，等等。
第二，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大规模运用。计量经济学之所以在20世纪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成为经济学中一个极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广泛使用，并最终成为构建计量经济学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础。例如，弗里德曼的《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就是成功运用统计分析的一部经典性著作（注：Mary S.Morgan,The History of Econometric Idea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他通过一系列的数据统计分析，得出了货币实际数量的长期变化和实际收入的长期变化之间具有一种密切的相关性的结论，从而构建了弗氏的货币数量说。统计分析的运用不但支持了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还促进了经济学其他相关分支的诞生和发展，例如，库兹涅茨对季节性的波动、国民收入的长期变化和经济增长的经典性研究既建立在统计分析的基础之上，又为统计分析建立了一个牢固的阵地，与此同时还大大推动了诸如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等新的理论分野和发展。
第三是博弈论的引进。作为一个崭新的研究方法，博弈论的应用范围已延伸至政治、军事、外交、国际关系和犯罪学等学科，但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最为成功。进入80年代以来，博弈论逐渐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甚或可以说已成为微观经济学的基础，还有人试图以博弈论语言重建整个微观经济学。博弈论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该决策的均衡问题。借助于博弈论这一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机制设计”、“委托—代理”、“契约理论”等已被推向当代经济学的前沿（注：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
西方许多经济学家对滥用数学的现象也进行了激烈的抨击。60年代被称之为“奇怪的60年代”，因为数学模型的“图腾”崇拜现象广为流行，甚至出现了“没有理论的经济计量”和“与理论相矛盾的经济计量”趋势，“其中竟有按照特定的意识和愿望来编造经济理论和经济计量”；对此，里昂惕夫很不以为然，在分析了1972-1981年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各种文章的类型之后，给美国《科学》杂志写了一封信，指出“专业经济学杂志中数学公式连篇累牍，引导读者从一系列多少有点道理但却完全武断的假设走向陈述精确而却又不切实际的结论”（注：朱绍文：《经典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61、376-377页。）。
（四）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趋势
经济学方法论的演进与肯定并非完全建立在对前一种方法或另一种方法的否定之上，而更多的是随着时代主题和研究角度的变化、随着个人兴趣和专业特长的不同而愈加显示出重要性和独特性。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演变中出现的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其研究领域与范围开始逐渐超出了传统经济学的分析范畴，经济分析的对象扩张到几乎所有人类行为，小至生育、婚姻、离婚、家庭、犯罪等，大至国家政治、投票选举、制度分析等。对于经济学研究领域的这种帝国式的“侵略”与扩张，有人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注：George J.Stigler,Economics-Imperial Science?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Vol.86,No.3 [1984],pp.301-314.）。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家庭作为一个“生产”的基本单位被纳入微观经济分析之中。在人力资本理论中，舒尔茨和贝克尔认为，家庭就像一个企业，既生产用于增加未来收益的“产品”——繁衍后代、教育子女等，也生产“消费”——衣食住行、休闲保健等，因此，家庭须根据其货币收入与时间这两种资源进行有效配置和做出合理决策。在边际收入等于投资的边际成本的均衡点上，所有投资活动的收益率都相等。从上述命题出发，人力资本理论对许多以往被认为诸如年龄与收益关系曲线、男女教育不平等等非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活动进行了经济学分析，甚至提出了孩子需求的价格和收入弹性的概念，对诸如收入分配模型、失业的持续时间等很多经济活动现象给出了崭新的解释（注：〔美〕加里·S.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
第二，国家和政府被视为一种“政治市场”纳入经济分析之中。1988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布坎南和塔洛克创建的公共选择理论是抨击国家干预政策最为激烈的一种理论，其研究领域和方法横跨了经济学（经济计量学）、政治学（表决制度的比较研究）、社会学（行为逻辑研究）、哲学（自由概念的逻辑分析），他们的研究对象主要有如下4个方面：(1)政治制度和最佳经济状态之间的关系。该理论所要研究的是公共产品的生产与分配的决策过程、运转机制，即为什么一部分人通过其政治制度（直接的或代议的）的途径可以选择这种而不是那种预算结构、选择这种而不是那种税率，即对民主社会中决定公益事业的生产与分配的过程进行微观经济分析。(2)研究官僚主义经济理论。在这里，国家被视为一部公共生产机器作为研究对象，从而探讨公共经济部门这部机器诸如奖罚制度和个人行为等等各种机械结构，分析官僚机器对社会财富分配结构及对社会财富的使用效率。(3)深入研究代议制政治制度的运转逻辑。即对民主制度下的投票、集体偏好等进一步展开讨论。(4)对国家与市场的本质、国家与市场的关系进行重新定义。通过对上述领域的研究，公共选择理论得出的结论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面临着严峻的制度和政治挑战，原因是现行的代议制民主政体即公共选择机制没有新意，阿罗定理显示没有一种投票制度能以令人满意的方式沟通个人和集体，应设计一种新的政治技术和表现民主的新方式，以阻止行政官僚主义继续发展；国家机器与政府支出不断膨胀、效率低下是官僚主义的恶果，究其原因，一是公共部门缺乏竞争，二是公共部门不关心费用成本，从而导致官吏越多官僚主义越严重。由于存在上述“政府失灵”，因此，市场是解决问题的惟一选择（注：参见〔法〕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18-150页。）。
第三，法律制度与经济制度被纳入微观经济分析之中。20世纪下半叶；新制度经济学使经济学的自由主义传统又一次得到复兴，从而使一个陈旧的命题被赋予了崭新的生命力，成为西方经济学中逐渐居于一定主导地位的独特的思考方法和研究工具，以致于其主要理论巨匠科斯和诺思先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制度革命”被西方经济学界看做是20世纪经济学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布劳格对新制度主义的方法论赞赏有加，说“美国制度主义者的作品是解释的模式……它寻求通过区分事件或活动在一个关系模型中的地位来对它们进行解释，而这个关系模型据说是把经济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来描述它的特征”（注：〔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第四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科斯提出的“交易费用”是新制度学派的一个重要概念，它被认为是可以对所有社会活动和组织机构进行分析的一种理论工具。所谓“交易费用”是指所有的组织成本，即组织成本也都是交易费用。组织的实质是不同的契约安排，而组织形式的选择本质上就是交易费用的比较。由此可以说，交易费用是制度的源泉。于是，交易费用的高和低是评价制度的一个重要标准，社会一切组织形态所遵循的假定前提是低成本组织趋向替代高成本组织。产权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最关注和最引起其他流派感兴趣的一个领域。“科斯定理”认为，产权完整与否主要可以从其所有者对它具有的排他使用权、收入独享权、自由转让权这“三权”来衡量；当产权明确界定之后，经济活动中的当事人就会自发地进行谈判，将外部性内在化，从而改善资源的配置效率。换言之，只要产权关系明晰，不管它属于谁，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就不能产生背离。虽然权利属于谁的问题会影响财富的分配结果，但是，如果交易费用为零，无论权利如何界定，都可以通过市场的交易活动和权利买卖者互定合约或“自愿协商”而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注：参见〔美〕罗·哈里·科斯《企业、市场与法律》，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
制度变迁理论被西方一些学者认为越超了意识形态的束缚。诺思认为（注：〔美〕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制度是社会的一组博弈规则，制度的框架决定了组织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反过来，组织的演化又会影响制度变迁的路径和过程。诺思将前人关于技术的变迁、演进和创新过程中所具有的报酬递增性质、自我强化机制和路径依赖性质等研究思路几乎完全推广到对制度变迁的解释：在制度变迁中，同样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不同的路径最后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一旦走上某一路径，它的既定方向在以后的发展和演变中会得到自我强化，即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所以，在诺思看来，制度的演化不外乎有两种不同的结局，要么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加速优化，要么在恶性循环的路径上滑下去、不断恶化，甚至被“锁定”在一种无效率的状态中忍受长期的经济停滞而不能自拔。
无庸讳言，新制度经济学的诞生使西方经济学实现了对诸如寻租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契约理论、经济史的研究的深入，在这个意义上讲，没有“制度革命”，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许多理论是无法形成的。但是，许多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制度分析还没有成为一个独立而被公认的成熟体系，一些基本概念经不起仔细推敲，例如，许多经济学家对“科斯定理”零交易费用的假设提出了质疑；再如，巴泽尔批评诺思说，由于民族和国家间的生存竞争，一个民族或国家不可能长期停留在低效率的制度状态（注：余永定、张宇燕、郑秉文主编《西方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26页。）。
（五）案例使用的经典化趋势
在西方经济学中，用案例阐明一个定理、寓意一个规律已经司空见惯，人人皆知的“看不见的手”就是明证。但是，20世纪西方经济学中的“举例”，不仅已经发展到了“经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举例已不足以说明问题，甚至所举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这种案例的惟一性，既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又几十年上百年一贯制，代代相传，成为一种象征（注：这里列举的关于“蜜蜂与果园”、“火车与飞鸟”、“灯塔”等幽默案例，其具体细节展开和资料出处可以详见郑秉文《市场缺陷分析》，第139、179-181、357-359页。）。被一些学者认为“博大精深”“深奥无比”的科斯定理，是通过一个简单的“牛群到毗邻的谷地里吃谷”的故事来完成的；1977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米德在论述外部性的发生与补偿时，给读者讲述的是“蜜蜂与果园”的例子；同样论述外部性，庇古的举例更为浪漫与优美，是“火车与飞鸟”的故事……百年来，经济学家的笔下已为后人留下了许许多多的经典性“案例幽默”。
再如一提起“灯塔”，人们就会知道是指公共物品消费中收费难的“搭便车”难题。最初举例灯塔的是1848年的穆勒，于是在此后的一个半世纪里，灯塔便“常明不熄”一直传到今天，几十名著名的经济学家围绕着灯塔写出了许许多多的著名论文，甚至引出了科斯“偷看灯塔”令人捧腹的幽默词句。灯塔，既成为经济学中一个经典性的象征，又给经济学留下了一个赢得永恒的传统，使20世纪的经济学如诗如画，美不胜收。
（六）学科交叉的边缘化趋势
在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工具箱里，不仅保留了上个世纪留下来的一些非经济要素、时间、社会心理等，而且，还引入了技术、信息等诸多新要素，使“技术”成了新宠，“信息”成为热点，从而使经济学越来越从科学技术与社会进步相互关系的角度得到全面的发展。还须指出的是，随着经济学认识领域的拓宽和方法论的多元化，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相互渗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经济学概念的引入使得当今的经济学与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面对物理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挑战和哲学、精神分析学等人文社会科学诸多学派的“侵入”，西方经济学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许多交叉学科和边缘学派，例如，混沌经济学、不确定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实验经济学……它们百花争鸣，相得益彰，成为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一大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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