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后中日关系的新视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日关系论文,冷战论文,结束后论文,新视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日之间的友好关系自1972年田中首相访华，发表了两国共同声明，使关系正常化以来，已经经历了三个重大的历史阶段。1978年8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使中日关系走向了第二阶段。进入90年代由于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在中日建交20周年之际实现了江泽民总书记和日本天皇、皇后的互访，至此把中日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好事业推上了第三个巅峰。
中日建交之后经过20余年的考验，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相互理解，取得了十分良好的成绩。就经济关系说来，到1991年中日恢复邦交20周年的前夕，两国之间的贸易总额已达228亿美元，同1972年中日邦交时相比20年增长了20倍，这是十分令人高兴的事实。应当提出的是，自从中日邦交恢复之后，日本政府通过开发援助、日元贷款、无偿资金援助、技术合作等形式，对我国的经济建设提供了卓有成效的支持。仅日元贷款就先后在1979年大平首相访问我国时达成了从1979至1983年3300亿日元的第一次日元贷款的协议，又在1984年中曾根首相访问我国时达成了从1984至1989年4700亿日元的日元贷款协议。1988年竹下首相访问我国时又达成了总数为8100亿日元的第三次日元贷款的协议。这一次日元贷款从1990年到1995年为止共6年，这些日元贷款在我国的铁路、港口、通讯、电力以及农业和医疗等方面都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如今第四次日元贷款也正在筹划之中。
在中日关系发展中文化交流是一个重要的侧面。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十分活跃，除两国官民互访等人员交流以外，两国教育界、科技界、宗教界往来十分频繁，两国的高等院校和大中小城市互建姐妹校、友好城市，仅就留学生来说，自从1983年日本提出到公元2000年将接受10万人留学生的计划以来，我国青年前往日本各类学校留学的人数不断增加，到1993年5月，我国在日留学生总数已达21801人，占日本的外国留学生总数的41.6％。留日学生的增加不仅对于现实的文化交流，而且对未来两国社会的发展也都会带来相互融通的有利影响。
在政治上，1991年8月海部俊树首相访问我国标志着中日两国之间已有了相对独立的政治交流关系。自从1989年政治风波发生之后，欧美等西方国家都对我国采取了不友好的“对华制裁”政策，但是日本却同西方国家不同，对于我国采取了好意的“慎重态度”，这对保持良好的中日关系与改变欧美国家的敌对立场都有积极的影响。海部首相访华也标志着因1989年事件引起的停止供应日元贷款等经济制裁宣布解除，使中日经济关系走向全面正常化。
进入90年代之后，中日关系进入了新的阶段。新阶段到来的背景则是：以苏联解体和东欧各国转向为标志的冷战时代的结束，日本随着走向经济大国对成为政治乃至军事大国的要求日渐强烈；世界经济集团化的发展、亚太地区经济的腾飞和地区经济合作问题的提出；日本国内政治1955年体制结束标志着“保革”对立已经消除，社会党、自民党、新党魁党联合政权揭开了“保守多极化”政治的序幕；日本国内经济经过长年的衰退之后正处在结构改革时期。
基于上述种种背景，今日的中日关系则必须注意如下几项根本的问题。
第一，从单纯的两国关系到世界中的中日关系
过去在我们谈到中日关系时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中日关系看成是单纯的两国关系。事实上，在当今世界各国的相互关系上从来就没有单纯的两国关系，两国关系都是国际政治经济对峙格局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各国都在这一总的格局中调整自己对其他某一国家的关系。这一点在前面提到的1991年8月海部俊树访华时，说得再清楚不过了。他在“新的世界与日中关系”的演说中，第一次提出“世界中的中日关系”的概念。在谈到中日关系时我们必须考虑到日本同美国的关系。日美关系对中日关系产生影响是因为日本一向以日美关系作为其外交政策的基轴，这一点一直到今天的多党联合政权依然如此。在村山富市出任首相的施政演说和河野洋平外务大臣在关于1995年日本外交的前进方向的文章中都一再强调和确认了此点。因此我们一定要在整个国际关系的大框架和以日美关系为基轴的日本外交座标中去为中日关系找到合适的位置。
第二，在经济、政治、文化各领域通过相互理解和尊重，促进两国交流
首先就政治方面来看，正如日本外务大臣河野洋平在1994年9月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所说，日本对国际社会做出贡献并不是本着为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而进行国际贡献这样的狭隘的想法，日本推进这种举措是因为我们坚信为了国际社会的进一步和平与繁荣，有必要基于我国所信念的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尊重基本人权等基本理念。总之日本与中国政治体制不同，日本坚持的是资产阶级议会民主主义，我国坚持的是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体制，这是处理两国关系不同的政治基点。另一方面，日本在处理国际事务时以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为基轴，最近日本又把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作为目标，所有这些都是在处理对日政治交往中必须注意的问题。事实上，除了以往的两国之间就教课书问题、光华寮问题和日本阁僚正式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之外，中日两国最近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亚运会时期徐立德访日等问题上都有新的摩擦。总之，政治问题是两国关系中不可回避的问题，但要把政治上的冲突控制到最小限度，通过扩大经济和文化的交流来促进两国关系的新发展。
在两国关系中，文化层的相互理解和尊重是至关重要的。中日两大民族在历史上有过长期的交往，两国文化相互融汇的地方随处可见。但是，两国发展的历史道路不同，两国赖以生存发展的客观环境不同，因此日本的文化、民族的心理与精神世界与我国绝对不是完全一样的，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日本的历史，尊重日本人民的文化传统，理解日本人的心理反映，只有这样才能在相互交流中减少误解，在相互尊重的条件下，加强彼此的信赖与交流。
第三，适应冷战结束之后世界经济合作形态的变化，研究中日经济合作的新途径
冷战结束之后，以前在东西方对立中以保护西方利益为中心的对外援助已经失去了以往的地位。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在新形势下的对外援助、经济合作已经是在构筑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当中的课题。这些课题表现为发展中国家的多样化全球共同性课题诸如环境、贫困、人口、难民等问题增加，各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差异，在新的技术条件下金融、贸易、通讯等全球规模的联系增加，以及地区、民族之间的矛盾纠纷扩大等等。为此，发达国家及其主宰的国际组织则将其援助从安全保障出发投向地区与民族纷争地区，从经济合作出发投向扶植向市场经济转化的国家、领域与部门。因此很多经济合作与援助带上新的政治色彩。1991年4月日本政府发表了政府开发援助的四项方针，即向受援国提供援助要看：（1）受援国的军事支出情况；（2）武器的开发和制造情况；（3）武器的进出口情况；（4）民主化、引进市场经济的努力情况；基本人权、自由保障情况。这四项方针标志着日本政府开发援助绝不再是从狭隘的经济利益出发，而是具有了明显的政治内容。上述情况，在今后中日关系上肯定要产生影响，如何对待日本上述要求是必须加以考虑的。
在冷战后的时代，国际经济合作出现了三种动向：一是民间部门对外合作的增加；二是地区本位的合作要求活跃；三是全球性共同问题合作开发的必要性加大。
首先，从广义来说，当代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存在三种形态，即政府和政府机关的援助形态、由民间企业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援与合作、个人或公民等非政府组织的合作。目前在这三种形态中后两种形式的经济合作正在增加。就中日经济关系来说从发展方向上来看也应对后两种形态有更大的期待。根据1993年7月至8月日本经过对其中国委员会会员企业199个会社、26个团体的调查，日本民间企业对亚洲的投资正在从以东盟为主转向以中国为主。1993年以前5年这些会社对亚洲投资的61.7％是在东盟各国，而预测以后5年将会有68.3％是在中国。可见民间交流将存在良好的势头，特别是日本大企业对华投资的增加将会带来民间合作的新形势。
其次是地区合作的发展。在村山内阁总理大臣1994年9月国会施政演说中把推进地方分权作为日本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推进地方分权要求重新分配国家和地方的权力，特别是要改变东京圈高度集中的情况，积极推进地区经济发展，建立稳定的地区经济基础。为此，促进地区层次的国际交流被提到日程上来。近年来，日本的北陆地方、山阴地方、九州地方都对与日本海、黄海、渤海沿岸的国家和地区的交流抱有很大希望，频频派遣以县知事为首的工商界考察团来我东北、华北地区考察，期待通过国际交流振兴地方经济。对此我们应当给予足够重视，各省应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在充分了解双方产业互补领域的条件下，积极与之进行合作。
再次，环境、人口等问题已成为本世纪末下世纪初的重大问题。环境问题有国际性，是全球性的共同问题，日本财界为此在1991年发表了“经团连地球环境宪章”，积极主张财界自主推进环境问题的国际交流。中国是日本的近邻，而且又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开发过程中的公害与环境破坏污染不仅对我国自身不利，而且直接影响周边国家。因此，日本财界对同我国合作解决环境问题十分重视，派团来我国考察，参加国际会议并积极主张加强民间的治理环境交流。事实上，日本在我国已经就北京市的污水处理厂建设、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等项目展开了合作。今后在这些中日两国共同关心的全球性问题上我们有必要积极争取与日本政府与民间加强合作，使双方共同受益。
第四，在亚太经济共同繁荣与相互合作中定位中日关系
亚太地区经济繁荣已为世界所瞩目。特别是自从改革开放15年来我国经济更以令人吃惊的高速度在发展。在亚太经济腾飞的新形势下，日本十分期待成为亚太经济腾飞的轴心，近年来“雁行发展模式”、“日本中心论”、“东亚经济圈”等构想相继提出。日本同亚太地区的经贸交流也由亚洲NIES扩展到ASEAN，进而扩展到中国。日本对亚太地区的直接投资与贸易往来不断增加，特别是对我国的直接投资与进出口都急剧增加，并且从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转换。最近，日本外相指出，以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合作为中心是日本外交座标轴的三个同心圆之一，日本企图通过亚太经济一体化，构筑起在国际分工基础上相互补充的生产基地，使各国相互成为彼此生产品的需求者，从而建立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
特别要指出的是，面对着EV与NAFTA的挑战，太平洋经济体系的形成已经成为本世纪末的重要课题。日本作为亚太地区唯一的一个经济大国，在亚太新的经济、军事安全体系中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日本商品和日本人活跃在亚太各国也就把日本的文明带到各国，日本期待在亚太地区形成一个日本文明圈。中国作为日本在亚洲的近邻，相互文明的渗透影响很大，我们必须要利用亚太地区一体化的新形势，建立起既维护自身主权，又能通过相应的国际分工体系，获得相应的利益，以求更多地借助日本雄厚的资金、先进的技术，达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第五，注意观察日本国内政治与经济形势的变化，处理好中日关系中可能出现的新问题
20世纪90年代，日本政局处在大动荡、大分化与大改组之中。日本政权的频频更迭对于日本的内政与外交都会产生微妙的影响。在日本政局变动的深层次，围绕着日本国家的发展战略问题，一直存在着两种思潮的对立。早在80年代初期，中曾根康弘首相就提出了“国际国家”、“政治大国”的战略口号。并在1985年提出了“国际国家四原则”，即（1）不做军事大国；（2）维护自由贸易体制；（3）对发展中国家和真正不结盟国家予以理解与合作；（4）加强日美欧联合，开展太平洋、大西洋合作。当时这一外交战略虽然主要是针对前苏联，但中曾根的“国际国家”是要使日本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并加强日本在世界政治中的发言权。到了90年代，日本的“新国家主义”思潮更加明朗，其代表人物就是新生党干事长小泽一郎，其“日本改造计划”，就是日本“新国家主义”政治势力的宣言书。他主张日本应成为在国际军事领域发挥作用的“普通国家”，应该修改宪法，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主张在冷战结束后，“日本要与美国合作，积极建立世界新秩序，”为此，“作为其核心手段的自卫队更极为重要”，为日本增强军事力量制造舆论。虽然村山内阁的主要代表人物村山富市、河野洋平、武村正义主张非军事的和平发展道路，维护现行宪法，在经济领域为世界做贡献，但日本政坛这种“新国家主义”思潮的影响却不可忽视。另外，在日本政界为过去的侵略战争翻案的事也从未间断，从羽田内阁的法务大臣永野茂门否认“南京大屠杀”到村山内阁环境厅长官樱井新歪曲历史事实、否认侵略的讲话，都说明日本政坛的纷纭复杂，对其为中日关系可能产生的影响必须密切关注。
就经济形势来说，自80年代末日本经济一直处于结构性的困境之中。泡沫经济的崩溃、1991年5月到1993年连续3年的经济衰退，加上接连不断的自然灾害，都使日本经济雪上加霜。在如此困难的形势下，出现了要求把占政府一般年预算额2.5％的经济援助资金用于提高国内需求的呼声。就第四次日元贷款的期限问题，日本政府也提出把5-6年的长期承诺改为一年一次，最后达成了对金额和项目三二分段的协议。这一系列的变化对中日关系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对此我们都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观察形势，分析对策。
总之，在后冷战时代中日关系再不能简单归结为一衣带水、友谊长存等简单的口号，也不能停止在以往的检讨战争为彼此带来的创伤与单纯的经济合作上，而要在国际战略的总格局中，在亚太经济合作的历史趋势下，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进行调整，按照已故周恩来总理所倡导的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求同存异，积极地发展相互的友好合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