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观与价值观的统一——论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显著特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毛泽东思想论文,价值观论文,真理论文,特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真理观与价值观的统一问题，是当代哲学关注的一个热门课题。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已提出并探讨了这个问题。马克思关于历史发展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的思想，就是对这个问题的经典论述。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革命家，集探索中国革命真理与谋求中国人民解放的双重任务于一身，更是深切体会到这个问题的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从而把坚持这种统一贯彻到自己的全部理论探索和革命实践活动中。
一、“为什么人”与“如何为人”的统一
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了一个“为什么人”的问题和“如何为人”的问题。他说：“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1〕从文艺的领域来说， “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是为人民服务的。他接着说：“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解决了，接着的问题就是如何去服务。”〔2 〕即解决“如何为人”的问题。在这里，毛泽东以通俗的语言，鲜明地提出并表述了真理观与价值观统一的思想。当然，毛泽东并不是在此时、也不是仅仅在文艺的领域内才提出和强调这个问题。实际上，从他早期在思想上转向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转向无产阶级的时候起，他就在探索中国革命发展规律和中国人民解放道路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中，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并不断地去积极探索和努力解决这个问题。
早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毛泽东开篇就强调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3 〕这句话表明他从一开始就明确意识到了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对于中国革命的致关重要性。他通过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的具体分析，阐明“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以及中产阶级“可能是我们的朋友”〔4〕。 这是他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社会主体即“人民”概念的基本界定。以后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更明确提出：“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5〕
毛泽东对“人民”概念的界定，首先是基于一种在政治上划清敌我的价值判断，但这种价值判断又不是一种纯粹主观上的好恶，而是以对当时中国社会以及中国革命的性质的正确认识为依据，以对中国社会各个阶级对待革命的态度的科学分析为基础的。在毛泽东看来，看一个人或一个阶级是不是属于“人民”的范畴，是不是“朋友”，是好朋友还是一般朋友，主要看他（它）的经济地位与中国革命所要推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以及由这种关系所决定的对中国革命所抱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在经济上、政治上都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矛盾，因而都有革命的要求，因此从总体上说，他们都属于“人民”的范畴，都是我们的“朋友”。但另一方面，由于他们本身的经济状况不同，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矛盾的程度不同，因而在革命的坚决性、坚定性上也有所差别。毛泽东在具体地、历史的分析这种差别的基础上提出，工人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农民阶级“是无产阶级的天然和最可靠的同盟者，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6〕； 城市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民族资产阶级则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成为我们的朋友。由此可见，毛泽东的“人民”概念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有层次的，它本身就体现了一种革命的原则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的统一，体现了价值选择与事实判断的统一。
解决了什么是“人民”、谁是“朋友”的问题，“为什么人”的问题也就同时解决了。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是要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为少数人利益服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这个任务与广大人民的利益和要求是相一致的；而且，无产阶级政党要完成这个任务，单靠一党或一个阶级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这个“主体”的力量，而要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7〕由此毛泽东明确强调， 我们党的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8〕； “我们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9〕。
当然，毛泽东并不满足于一般地提出“为人民”的口号，而是从两个方面进一步加以具体化。
首先，他强调“为人民”要把人民群众的长远的、根本的利益与眼前的、切身的利益结合起来。人民群众不会自发地了解我们党的革命主张是代表他们的根本利益的。要使他们了解这一点，光提口号、光靠宣传是不够的。而要通过“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这样，才能“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要使他们从这些事情出发，了解我们提出来的最高任务，……接受我们的政治号召，为革命的胜利斗争到底。”〔10〕
其次，他从“人民”内部各个阶级在利益上和革命作用上的差别和统一着眼，阐明无产阶级政党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既要有主次之分，又要体现最大的广泛性。他指出，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工人和农民，是中国社会的主体和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因此，我们党的路线和政策首先是以工农的利益为基点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未来的人民共和国也“应当首先代表工人和农民的利益”〔11〕。但另一方面，中国革命需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因此，我们不仅要代表工农的利益，而且还要充分照顾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未来的“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势力的各阶层人民的利益的。人民共和国的政府以工农为主体，同时容纳其他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阶级。”〔12〕他在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力量的总体分析中，更加明确地指出：“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任何政党的政策如果不顾到这些阶级的利益，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不得其所……，要想把国事弄好是不可能的。”〔13〕毛泽东的这个思想十分重要，这是他清醒把握中国民主革命的性质，正确理解党在民主革命中与其他阶级的关系，从而制定正确的革命政策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
以上可以说是毛泽东在“为什么人”的问题的一些基本观点。“为什么人”的问题解决了，还有一个“如何为人”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是有区别的，解决了前一个问题，并不等于就一定能够解决好后一个问题。但它们又是相联系的，对前一个问题的正确解决，是解决好后一个问题重要前提和基础。在毛泽东那里，“如何为人”的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如何完成中国革命这篇大文章的问题。具体来说，就是如何正确认识中国革命的性质、特点和规律，提出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使广大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问题。毛泽东对第一个问题的科学把握，为他进一步探索和解决第二个问题奠定了政治基础和理论基础。例如他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道路等等问题的正确认识，都是与他对中国社会的主体即“人民”的具体而全面的理解、并且始终站在这个“人民”的立场上去分析问题密切相关的。而党的历史上出现的历次“左”的或右的路线错误，其代表者的主观动机不可谓坏，他们对中国革命发展道路的探索不可谓不积极，但为什么都失败了呢？很重要的一条，也就是说，他们都没有真正弄清毛泽东所提出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的问题。他们所真正强调的“人民”只是无产阶级，因而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其他阶级、甚至把广大的农民排除在革命力量之外。由此出发，他们或者从夸大无产阶级力量的方面，提出一条主要依靠工人运动、轻视农民运动、排斥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路线，由此堕进“左”的泥坑；或者从因为无产阶级力量不足而悲观的方面，提出一条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旧民主革命的路线，从而陷入右倾机会主义。
二、“从客观实际出发”与“从人民利益出发”的统一
“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我们最常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观点，也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最基本的观点。但是，毛泽东还反复强调了另一个出发点，即“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例如他明确提出：要“以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14〕；“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体的利益出发……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15〕。那么，这两个“出发点”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毫无疑问，“从客观实际出发”主要讲的是认识上、理论上的出发点；“从人民利益出发”则主要讲的是政治上的出发点，两者是有区别的。但是，在做探索中国革命的规律和道路这篇既是理论上的又是政治上的大文章时，两者又是内在统一的。在毛泽东看来，要认识中国革命的特点、规律和道路，既不能从书本、教条出发，也不能从别国的经验出发，而必须从中国本身特殊的实际情况出发。而中国的“实际情况”是什么？就是无产阶级已经崛起但力量不足；就是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如汪洋大海”；就是民族资产阶级既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动摇性的一面；就是这些阶级构成了中国社会的绝大多数，而他们由于共同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而有了反帝反封建的共同利益和要求。这就是当前中国的最大“实际”。因此，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出发，就是要从这些阶段的实际利益亦即“中国人民的客观需要出发”。毛泽东本人正是从具体分析“人民”这个范畴中各个阶级的实际状况、利益和要求出发，科学揭示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从而为中国革命的成功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
应当强调指出的是，毛泽东关于两个出发点统一的思想，决不仅仅是出于一种政治上、革命实践上的需要，而是基于他在哲学层面上对“客观”的“主观方面”，即对社会历史的必然性与主体性辩证统一的深刻理解。在他那里，“客观实际”从来不是一堆僵死的“物”，而是活生生的人的利益、关系和活动，在阶级社会中则主要是阶级的利益、关系和活动；社会历史的发展也不是由某种在人之外的纯粹必然性所支配，而是由现实的人及其活动所创造的，特别是由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所创造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6〕因此，他强调要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要认识现实的人的利益和关系即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利益和关系；要认识中国社会的规律，就是要认识作为这个社会之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的规律。毛泽东的这个思想，一方面源于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能动性原则的理解和继承，但更多的是来自他在活生生的中国革命实践中对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切身感受。
三、认识路线与群众路线的统一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杰出贡献，就是他不仅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具体化，明确提出了一条“实践——认识——实践的认识路线，而且把这条路线引申到党的政治活动中，提出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在毛泽东那里，这两条路线也是统一的。其统一的含义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两条路线的统一是一般与特殊、普遍与具体的统一。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路线的概括相当明确，无庸置喙。他对“群众路线”的解释则包含许多方面的内容，即是指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政治路线，也是指“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的思想路线，又是指“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到“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的组织路线，还是指“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的领导方法。这些提法虽然在内容的侧重点和角度上有区别，但它们在本质上的涵意是一致的，都是指在社会的实践和认识领域、特别是在中国革命的实践和认识过程中，如何保证我们的认识的客观性、政策的真理性和领导的正确性的问题。也就是说，“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也是一个在实践基础上认识真理然后用于指导实践的不断循环的过程。因此他说：“群众路线”“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17〕，是人类认识活动的一般规律在社会认识中的具体表现和要求。在这里，毛泽东通过把“群众路线”与认识路线统一起来，一方面使党的群众路线上升到哲学认识论的高度，从而具有了坚实的科学基础和深刻的理性内涵，表明正确的认识路线是群众路线的科学基础；另一方面则是使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具体贯彻到社会认识和实践活动中，化作具体的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从而真正成为指导革命实践活动的理论武器，表明群众路线是贯彻和实现认识路线的基本途径。
另一方面，两条路线的统一，是理论与实践、知与行的统一。在毛泽东看来，这是更为重要的方面。因为当他把认识路线的问题引申到党的政治活动、革命实践活动上时，他所强调的就已经不仅仅是如何得到正确的认识或思想的问题，而更主要的是如何把我们的认识或思想运用到群众的革命实践中，使其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手中的斗争武器的问题。也就是说，他所强调的已经不仅仅是认识的理性功能的问题，而更主要的是它的以理性功能为基础的价值功能的问题。正如他所说的：“所谓“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18〕；就是把从群众经验中综合出来的道理和办法“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幸福”〔19〕。可见，他这里所说的“见之于行动”、“号召群众实行起来”，其主要目的不在于检验真理，而是“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幸福”，即解决现实的革命问题。正因为如此，他强调不应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全在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20〕；“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就是事实求事的态度。”〔21〕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说“空洞的理论是没有用的”，甚至说“读过马克思主义‘本本’的许多人，成了革命的叛徒，那些不识字的工人常常能够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22〕可见，毛泽东非常强调理论在革命中的实际性、实效性的一面，他的认识路线与群众路线的统一，“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知行统一观”，实质上也就是一种真理观与价值观的统一。
四、实践标准与人民利益标准的统一
在毛泽东那里，经常谈论到两个标准：一个是认识上的标准，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个是政治上的标准，即“人民群众”、“人民利益”的标准。而且，他谈论较多的是后一个标准。例如他说：
——“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23〕；
——看一个人“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一个真马克思主义者，只要看他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的关系如何，就完全清楚了。只有这一个辨别的标准，没有第二个标准”〔24〕；
——“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25〕；
——“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26〕；
——“任何一种东西，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才是好的东西”〔27〕。
毛泽东认为，真理标准与政治标准、实践标准与人民利益标准并不应该是对立的，而应该是统一。正如他在讨论文学艺术的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关系时所说的：“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善的艺术形式的的统一。”〔28〕那么，两者统一的基础在哪里呢？就在于作为真理标准的实践最基本的就是“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就在于社会历史发展的真理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要求在本质上就是一致的。因此，毛泽东指出：“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二十四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29〕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他申明“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30〕。当然，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真理”主要是指社会认识的真理， 但其思想对我们在一般的意义上理解真理与价值的关系也是适用的。
毛泽东在分析“两个标准”的统一时，还提出了这样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有时在具体的实践和工作中，我们所提出来的政策和主张是正确的，是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和需要的，但群众在思想上还没有觉悟到自己的这种需要，因而还不能自愿地接受和实行我们的政策或主张，在这种情况下，应该照顾群众的觉悟，坚持群众自愿的原则，而不应该采取强制的、命令主义的态度。例如他说：“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和自愿原则，害了急躁病。我们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了解了的东西，广大群众也和自己一样都了解了”〔31〕。“有许多时候，群众在客观上虽然有了某种改革的需要，但在他们的主观上还没有这种觉悟，群众还没有决心，还不愿实行改革，我们就要耐心地等待；直到经过我们的工作，群众的多数有了觉悟，有了决心，自愿实行改革，才去实行这种改革，否则就会脱离群众。”〔32〕我党历史上出现的多次“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并不在于他们手中完全没有真理，而是因为他们的真理超出了群众的现实需要和觉悟，因而在现实中是行不通的。根据这个思想，毛泽东在分析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条件时说：“革命的转变，那是将来的事。在将来，民主主义的革命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革命。何时转变，应以是否具备了政治上经济上的条件为标准……。不到具备了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应有的条件之时，不到转变对于全国最大多数人民有利而不是不利之时，不应当轻易谈转变。”〔33〕
由以上分析可见，坚持真理观与价值观的统一，是毛泽东哲学的一个基本观点；从这种统一出发去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则是整个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显著特色。因此，深入挖掘毛泽东这方面的思想，对于深刻理解和全面把握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思想家和革命家的全部理论和实践活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注释：
〔1〕〔2〕〔3〕〔4〕〔5〕〔6〕〔7〕〔8〕〔9〕〔10〕〔11 〕〔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 〕〔32〕〔33〕《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 第857 页， 第859页，第3页，第1475页，第643页，第138页，第809页，第1095页， 第138页，第159页，第808页，第869页，第1095页，第1031页， 第899页，第899页，第933页，第820页，第801页，第111页，第1097页，第567页，第566页，第566页，第865页，第870页，第1095页，第864页， 第1095页，第1012页，第1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