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理论延伸，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世界历史论文,理论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846年，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标志，唯物史观正式诞生。与此同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也随之形成。马克思划时代的历史功绩在于：一方面他为世界历史找到了实证性的物质根源，即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各民族的相互交往；同时，他又把世界历史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联系起来，认为世界历史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经途径。这就大大拓展了唯物史观的理论空间，至此，唯物史观不仅关注历史发展的内在机制，而且也重视历史走向的外在规模，只有把民族史融入世界历史，才会有真正的社会进步和历史的长足发展。马克思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他不停留在始初的认识水准上，随着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在晚年他又突破了先前形成的各民族都将经过资本主义而走向世界历史的认识格局，设想了通过跳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走向共产主义的多样化世界历史道路。马克思认识上的这个变化给传统理解的理论定式带来了巨大冲击，引发了一系列有益的理论延伸和随想。本文就这个问题做一探索，作为对《学习与探索》杂志创刊20周年的纪念。
一、世界历史思想与全球一体化
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直接成果就是为当今全球的一体化和中国所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提供了理论根据。
历史证实了马克思的预见：狭隘的民族历史必将走向广阔的世界历史。生产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极大地加强了世界的联系和交往，现在全世界各民族几乎无不卷入世界历史的巨流，即使广大的第三世界也深深地介入到世界一体化的浪潮中。就这个意义来说，当今的世界已经以整体的步伐跨入世界历史的行列，马克思当年提出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任务已经走完了第一步。今后的使命是如何进一步深化世界历史，在共产主义基础上实现世界的统一。正是在这个汹涌的大潮中，世界历史的行程出现了崭新的格局。它集中表现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同时并存，世界历史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在两种制度的关联中发展和演进。如何处理两种社会制度的关系，不仅极大地影响世界历史的发展，而且对马克思主义来说，也是一个崭新的课题。
按照马克思最初的设想，共产主义作为世界历史的辉煌进程，决不能成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它“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41页，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2。）。因此，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实践，不能是个别的局部的事实，“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40页，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这就是马克思最初提出的共产主义同时发动和同时胜利的思想。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当然不可能形成两种社会制度同时并存的认识。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世界革命重心的东移和跳越“卡夫丁峡谷”设想的提出，马克思改变了对世界历史行程的看法。跳越“卡夫丁峡谷”的构想本身就是以西欧革命步伐放慢和东方革命危机形成为背景的。所以这个构想如能实现，那么世界必然呈现东方社会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同时并存的局面，这是马克思的跳越“卡夫丁峡谷”设想本身所必然包含的逻辑结论。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是先于列宁提出两种社会制度同时并存思想的奠基人，只是他没有来得及充分阐发这个思想就辞世了，列宁是这个思想的实际完成者。
列宁的伟大的功绩在于，他以自己亲身开辟的社会主义实践证实，不仅两种社会制度同时并存是可能的、必然的，而且两种社会制度之间必须实行和平共处。列宁坚信世界历史的共产主义发展方向，但又认为，革命不能输出，它是各国人民自己的事情，革命只能在各国内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才能发生。这就决定了世界历史向共产主义转变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行动，而是一个长时期错综复杂的历史运动。在这个时期内，两种社会制度必将进行尖锐、复杂、激烈的生死搏斗，但在短时期内谁也消灭不了谁，必然会出现某种均势。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提出了和平共处的思想，他认为，在和平共处的条件下开展国际间的阶级斗争，有利于社会主义的生存和发展，也能促进各国革命条件成熟。因此，和平共处决不意味着世界历史的停滞或中止，相反，它是历史向共产主义转变中必须实行的一种积极的战略。
当代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世界革命的大局出发，深刻地总结了国际国内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经验，提出了对外开放的政策，这是对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进一步深化和充实。事实表明，和平共处将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由于历史的原因，在这个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技术方面并不占有优势。为了充分利用和平共处局面给经济建设带来的契机，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敞开大门，尽力吸引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资金、装备和管理经验，以便迅速提高自己的经济实力，为推动世界历史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马克思早就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必须以“单独的个人才能摆脱各种不同的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为前提，只有人们都“同整个世界生产（也包括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并且可能有力量来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生产（人们所创造的一切）”时，才有条件通过共产主义革命使人们“自发形成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形式……转化为对那些异己力量的控制和自觉的驾驭”（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对外开放正是利用全球的全面生产，其中包括精神生产的有效形式，是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所必须的。
综上所述，从马克思的两种社会制度同时并存，到列宁的和平共处，再到中国的对外开放，越来越清晰地展示了当代世界历史演进的辩证法，预示着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最终实现，这就是共产主义的到来。
二、世界历史思想与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
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另一个重大延伸就是对历史发展单线论与多线论的辩证理解。按照马克思早期的世界历史思想，全世界只有在资本主义基础上才能进入世界历史，实现世界的归一，这显然就是历史发展的单线论。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马克思又认为东方国家可以跳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在人民政权下发展生产，增进交往，迅速地进入和推进世界历史，这就开辟了通向世界历史的非欧化道路。至此通往世界历史的道路就不是一元而是多元的，这显然就是历史发展的多线论。怎样看待和评价单线论和多线论以及从前者到后者的转变？
首先应该说，单线论与多线论只是一个认定和描述的问题，并不包含有褒贬的意义。有人觉得单线论不好，而多线论好，于是就极力证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不是单线论而是多线论，这实在是一种误解。出于这种误解而进行的论证，不论怎样雄辩，也使人觉得有悖于常理。试想，如果说全世界都要通过资本主义这一条道路而走向世界历史，这还不是单线论，那学有什么单线论？问题在于，这种单线论并没有什么不好，相反，它的产生正是唯物史观所带来的革命性的成果。在马克思以前，人们往往用神秘的天意和人的意志来解释历史，认为历史是偶然性的堆积，或者是英雄人物的主观动机的产物。不论哪种看法，历史都是杂乱无章的，理不出任何主导性线索。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描述了人类历史走向光明的途程。接触到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共同性问题，应该说，这是马克思主义以前对混乱的历史观的有力冲击，也是单线论的最集中的表述。但由于黑格尔把历史发展归结为绝对精神的驱动，所以他对历史整合在根本上是不中用的。列宁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人们过去对于历史和政治所持的极其混乱和武断的见解，为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这种科学理论说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从一种社会生活结构中会发展出另一种更高级的结构，例如从农奴制度中生长出资本主义。”（注：《列宁选集》，第2卷，4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这样，唯物史观就排除了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臆想，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为线索来解释人类历史的发展，并得出结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 卷，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显然，这是以单一的历史尺度（生产力）和单一的历史线索（五大社会形态）对历史发展的精辟概括。其实，所谓单线论不过是以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为尺度去分析历史，从而找出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动力、线索和走向。这种单线论反映了唯物史观的基本特征，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集中体现。没有这种所谓的单线论，历来芜杂混乱的历史观得不到澄清，就不会有今天对历史的科学把握。当然，单线论也像一切历史尺度和历史方法一样，在其合理的限度内，它是正确有效的，如果将它绝对化，赋予其绝对排他的意义，那也会导致谬误。当马克思强调生产力和经济因素对历史发展的决定意义的时候，丝毫没有否认政治和意识形态对历史发展的反作用。这是唯物史观题中应有之义。单线论虽然以单一的历史尺度和线索去把握历史，但它从不排除政治和意识形态与经济因素的相互作用。只有像19世纪90年代的巴尔特等人才“故意忘却，当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的时候，它也影响周围的环境，甚至能够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5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众所周知，恩格斯晚年为了扫除对唯物史观的这种形而上学的理解，曾经花费了多大的气力！所以光是列举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政治和精神因素的反作用的种种论述来否认唯物史观对历史的单线把握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即使是单线论也并不否认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反作用。
那么在什么意义上单线论才会出现弊病呢？综观一个半世纪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可以看出，当世界历史思想与生产力水平结成机械的因果关系，以致在无产阶级革命问题上也确立一个生产力标准，那么这种单线论就可能变成资本主义道路的惟一论。试想，如果硬是以西欧的生产力水平作为能否举行革命的标准，认为东方国家未达到这种水平，就只能先经过资本主义阶段去发展生产力，跨入世界历史，然后再去进行革命，这就把生产力水平绝对化了。第二国际、孟什维克及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等都在这个问题上栽了跟头。马克思在70年代中期以前，虽未用明确的语言做出过这种结论，但是，当他强调俄国和印度只有首先经过资本主义才能达到世界历史水平时，确实包含有导致上述结论的可能性。第二国际和孟什维克等长期自认为是马克思学说的正统，拒绝革命，就是因为他们顽强固守革命标准上的“唯生产力论”，而故意闭眼不见马克思晚年思想的飞跃。
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东西方革命形势错位，马克思适时地校正了自己原来的认识，提出了俄国等东方落后国家跳越“卡夫丁峡谷”的实际纲领。马克思认识上的这个巨大飞跃，标志着多样化的历史发展道路的思想的最终形成。因为跳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不仅突破了各民族必须经历资本主义的单一的历史格局，并与历史上东方社会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连结在一起，形成不同于西方的另一条完整的历史发展线索，而且它还突破了原来认定的共产主义革命必备的生产力标准，认为对东方国家来说，社会主义不一定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产物，即使生产力没有达到西欧的水平，也可以举行人民革命，并在革命胜利后，在人民政权下发展生产力，走向一条新的深化世界历史的光明之路。显然这条通往世界历史之路，无论就其演变机制和发展路线都与70年代中期以前的公式不同，是马克思晚年理论上的巨大飞跃和他对唯物史观新的开拓和推进。
由单线论转向多线论及其二者的统一反映了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的深化，表明唯物史观融汇了更多的经验事实，因而越来越具体，越来越具有普遍的适应性。但是正像单线论不应绝对化一样，多线论也不能离开单线论而赋予它以独立的意义。有了单线论才有了共同的历史规律和共同的历史道路，多线论作为它的补充，表明历史发展中除了共同性和普遍性之外，还有特殊性和多样性。普遍性和共同性通过特殊性和多样性来体现，而特殊性和多样性中又蕴含着普遍性和多样性，它们的统一和一致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所以，不应过分夸大多线论的意义，须知，没有单线论作为前提，光是多线论，只能泯灭历史规律的普遍性，重蹈芜杂混乱的史学观；反之，没有多线论作为补充，只用单一的历史尺度和历史线索去裁剪历史，那同样会把丰富多彩的历史简单化和同一化。
总之，历史过程与自然过程不同，虽然在本质上它也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由于人在其中扮演主角，人的主观能动性极大地干预了历史的发展，所以历史过程表现出自然过程无法比拟的复杂性和曲折性。正像阶级斗争在历史上已存在一两千年，但只是近一二百年才为人们所认识一样，人类漫长历史的奥秘也只是到了近代才为人们所揭示。但是揭示历史过程的本质是一个长期逐渐的过程，人们用偶然性、精神动机和英雄人物的沉浮来解释历史，虽然在整体上都是错误的，但就局部而言，都触及到了历史过程的个别侧面。就这个意义来说，它们也为科学史学观的确立准备了思想上的积淀。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确立，是哲学和历史学空前的革命变革，但这丝毫也不意味着年轻的马克思一下子就提出了一个尽善尽美、永世不再需要发展完善的历史观。就马克思史学革命的实际历程来说，在当时混乱纷杂的历史学面前，马克思的史学革命只能首先表现为单线论，用单一的历史尺度和历史过程理出一个基本的历史线索，这是马克思超越他那个时代，为人类科学思想做出的深远的贡献。但是马克思从实践经验中也看到，理论是灰色的，现实比理论规范更丰富更生动。单线论提供了把握历史的基本规律和方法，但它不可能涵盖一切，只有“一般概念、规律等等的无限总和才提供完全的具体事物。”（注：《列宁全集》，第38卷，310页，北京， 人民出版社，1959。）所以，马克思虽然提出了单线地理解历史的规律和方法，但又不能无条件地固定它，19世纪五六十年代，马克思接触到了东方社会在历史上与西方社会的巨大差别，看到了前资本主义时代历史发展的多样性。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俄国出现革命危机，这时如果仍拘泥于从前的认识，认为资本主义是通向世界历史的惟一道路，那就有可能给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带来某种损害。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又以多线论对单线论做了补充，提出了跳越“卡夫丁峡谷”问题，设想了向未来世界历史演变的多线索和多格局，从而将多样化的历史发展道路和思想贯彻到底。国外的一些研究者把马克思思想的这个发展脉络称作马克思由单线论者变为多线论者，这是很不确切的。多线论不是对单线论的否定，而是对它的完善和补充。就总体而言，马克思既是多线论者，也是单线论者，是二者的综合和统一。在统一的历史进程中把握各民族的特殊的历史发展，在各民族多样化的历史发展中探寻历史发展规律的普遍性及其表现形态，这就是马克思晚年的探索留给我们的结论。
三、世界历史思想与人的价值观
世界历史思想一开始就遇到与人的价值观的冲突。当马克思断言东方落后国家都要经历资本主义走向世界历史时，就内蕴一个二律背反。既然马克思早已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等著作中，分析了资本主义对人的摧残和它所造成的巨大社会灾难，指出了它行将灭亡的历史必然性，那么，为什么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还主张东方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不是忽视东方各国人民的价值，听任他们被拖入资本主义的苦海？这个矛盾最初还只是逻辑上的，而到了19世纪50年代英国加紧侵略亚洲的步伐以后，就化为尖锐的现实冲突，提到马克思面前。当时英国对印度和中国的侵略暴行，野蛮凶残，罄竹难书，在欧洲引起一切富有正义感的人的同声谴责。马克思发出了谴责英国侵略和同情东方各国人悲惨境遇的最强音。但是，马克思又超越了一般伦理和情感上的激愤，深沉而冷静地思索了东方各国人民的际遇和未来。马克思权衡了社会发展与人的现实遭遇的关系，在现实与未来、眼前与长远之间做出抉择。最后表明，马克思寄希望于长远和未来。在东方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面前，他忠于自己的世界历史的理想，把对人的同情和对人的价值的重视融汇于世界历史的发展中。在马克思看来，英国的侵略不只是给印度人民带来了灾难和痛苦，它还为印度带来了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履行了“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的“建设性的使命”。马克思对英国的侵略及其后果所持的这种特殊的观察视角表明，当时在他心中有一个比伦理和价值更高的标准在升腾，这就是他自己所说的“历史观点”，即世界历史思想。在马克思当时看来，世界历史代表了社会发展方向，体现了人类长远的利益。历史是奔腾不息的长河，它固有自己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和情感为转移。历史的发展是不管什么伦理善恶的，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是衡量历史的惟一标准，这也是唯物史观的根本观点。当然，马克思丝毫没有轻视英国侵略罪行给印度人民带来的痛苦，也从未过高估计它在客观上给印度带来的进步。马克思清醒地估计到：“英国资产阶级看来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给人民群众带来自由，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都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在印度人民没有掌握生产力之前，英国侵略者所带给他们的任何一点进步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马克思认为这并不值得惊奇，资产阶级一向如此。他写道：“难道资产阶级做过更多的事情吗？难道它不使个人和整个民族遭受流血与污秽、穷困与屈辱就达到过什么进步吗？”（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所以在马克思当时看来，为了进入世界历史，遭受一定的屈辱和困苦，甚至经历资本主义的磨难，这都是难以避免的。
但是，到了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我们看到，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有所变化，这集中体现在马克思提出的跳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上。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和查苏利奇的信中多次申明，他之所以主张俄国革命胜利后不再重蹈资本主义的覆辙，而要跳过它，根本原因不是因为俄国具备了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力，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成熟了；恰恰相反，他提出的这种主张的直接目的就是企图借助俄国存在的村社土地公有制，“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灾难”，避免“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取得资本主义的“肯定成就”和“积极成果”，最后更畅通地进入世界历史。十分明显，马克思在这里已经把对人的价值的考虑当作跳越“卡夫丁峡谷”的出发点，正是为了避免资本主义的灾难和痛苦，马克思才校正了原来的认识，开辟了一条新的跳越“卡夫丁峡谷”式通向世界历史之路。同样都是为了进入世界历史，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马克思没有为人的价值问题所困扰，主张东方国家经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现在，当俄国出现革命形势时，马克思又高扬人的价值，主张避免资本主义的痛苦和牺牲。那么，人的价值问题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中到底居于何种地位？它能否构成一种历史尺度？从马克思早期及19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世界历史思想来看，当时马克思曾经十分关注人的价值问题，但否定了它作为历史尺度的可能性，归根到底，还必须以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作为衡量历史的惟一尺度。但是，从马克思晚年跳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来看，他又从人的价值出发，重新思考了俄国社会的发展道路，似乎又肯定了人的价值作为历史尺度的现实性和可行性。怎样理解这个事实？应该说，对这个事实的沉思触及到了千百年历史发展中一个令人困惑的难题，马克思晚年对待俄国社会发展问题所持的特殊视角，有可能提供了对这个难题的解。
众所周知，在人类历史中一直存在一个怪现象，社会进步往往不直接体现为人的发展和完善，相反，它经常伴以人的异化和人的价值的沦丧，以对人的价值的损害为代价。商品生产和分工是社会的进步，但它开异化之源，是对人的本质肢解的肇始；由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是历史进化的决定性的一步，但与此同时，开始了社会的阶级分化和阶级对立，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将社会大多数人打入非人的境地，文明的降临不过使人类进入“史前时期”；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的巨大进步，它造成的生产力比历代生产力的总和还要多，但它使异化达到顶点，人被空前地肢解为片面的人，畸形的人……过去哲学家们和历史学家们都试图用异化机制解开这个历史之谜，但最终也只是肯定了历史发展中人的行为动机与其后果之间的异化关系，而难以确切地说明社会进化何以伴之人的价值的贬损。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用分工及市场对人的行为扭曲说明了异化产生的机制，特别是劳动异化理论揭示了异化产生的经济根源，把人的本质的异化置于劳动实践的基础上。正是由于私有制社会中异化的普遍化，所以造成了一个奇特的景象：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不但没有相应给人的本质带来净化和提高，相反，由于私有制存在和发展，人的本质更进一步被扭曲，人的价值也更加贬值。任何社会进步只要经过私有制的消化和分解，最后必然造成对大多数人的价值的否定。这样，马克思就通过异化和私有制找到了社会进步伴之以人的价值沦丧的谜底，并且认为，在私有制社会中，这是正常的和不可避免的。私有制社会的发展本来就是以牺牲人为契机的。
因此，对私有制社会来说，衡量历史发展的尺度只有一个，即生产力的发展所引起的社会进步，其他任何原则，包括人的价值和伦理规范都只能是从属的，第二位的，这就是马克思对私有制社会历史演进求出的解。对于公有制社会来说，情况就完全相反了。恩格斯说：“随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消失，国家的政治权威也将消失。人终于成为自己社会的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4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在这样的社会里，社会的每一进步都以人的发展和完善为目的，从前那种以牺牲人的代价换得历史进步的局面最终地结束了，在这里，生产力尺度也就是人的价值尺度，它们是完全统一的，因为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将体现在人的发展上。
现在的问题是，在世界历史的演进中，人的价值能不能成为历史尺度？这个问题不可一概而论，要根据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实际演变过程做出具体的分析和说明。就全世界范围来说，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具有不同的性质和情况。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面临深化世界历史的层次问题，主要是通过社会革命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个过程同时也就是人的价值的提升和提高的过程，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将通过历史上最深刻的社会革命变革彻底打碎套在他们身上的枷锁，实现人的解放和人的本质的复归。对于东方落后国家来说，马克思区分了两种性质不同的转向世界历史的途程。在早期及19世纪五六十年代，马克思主张东方国家通过资本主义跨入世界历史，这个过程虽然也是一种社会进步，但归根到底，历史是在私有制范围内演进的，这就和以往几千年的历史一样，要取得生产力的提高和交往的加强，就不可避免要伴之以人的贬值和牺牲。所以，这时马克思依然认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尺度只能有一个，就是生产力尺度，人的价值在这里不能构成历史尺度。到了晚年，马克思提出跳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以后，俄国转向世界历史的途程已经不属于私有制范畴，它是对原有村社土地公有制的改造和完善，因此它和以往在私有制范围内实现的向世界历史的演变不同，必须重视人的价值问题。跳越“卡夫丁峡谷”就是在未来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对人的价值充分重视，反映了在向公有制为特征的世界历史的转变中，人的价值成为历史尺度的必然性。这时马克思把对人的价值的理想寄托于人民革命和革命后跳越“卡夫丁峡谷”的实践中，至此，生产力尺度和人的价值尺度就完全统一起来了。所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与人的价值问题并非风马牛不相及，而是关系密切，错综复杂。在不同时期不同性质的向世界历史转变中，人的价值问题具有不同的意义和地位。不加分析地笼统断言，人的价值观是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尺度，或者否认它在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中的意义，都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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