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的大学课堂与新诗的历史讲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诗论文,课堂论文,年代论文,世纪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0439—8041（2007）01—0097—08
一、从“看不懂的新文艺”说起
1937年6月13日，在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238号上，梁实秋化名“絮如”，以一个中学教师的口气，发表了一封题为《看不懂的新文艺》的来信，指责“现在竟有一部分作家，走入了魔道，故意做出那种只有极少数人，也许竟会没有人能懂的诗与小品文”。在编者的后记中，胡适也对“絮如”的观点表示了支持。胡、梁二人的搭配出演，在当时的北平文坛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波澜，不仅有周作人、沈从文撰文为“看不懂的新文艺”辩护，就连“像老衲似的废名，激于义愤，亲找胡适，当面提出了强烈质问”。这场论争涉及的诸多问题，如现代诗学观念的演进、新诗阅读的困境、两代诗人的差异、乃至具体的文坛纠纷，后人已多有阐发。然而，在论争背后，似乎还有另一条线索较少被论及，那就是梁实秋对“中学教员”身份的冒用。从这一虚拟的身份出发，梁实秋向读者传达了这样的信息：所谓“看不懂的新文艺”，已不仅是新文学内部的问题，它的恶劣影响已波及下一代人（中学生）正当文学趣味的养成。正是因为“教育”层面的忧虑，他的责难也有了更充分的根据。
在新文学的发生与确立过程中，“教育”因素的介入无疑是至关重要的。无论是教育部规定国文教材改用国语，还是国文课本里选入新文学作品，都不仅在传播的层面扩张了新文学的影响，还以一种制度的方式，确立了它的历史合法性。如果说针对“看不懂”的责难，无非是新诗批评中常弹的“老调”，那么梁实秋的发难方式——暗中调动“教育”的潜在权威，倒是颇具独创性。“新文艺”的辩护者们，如周作人、沈从文，也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并作出了各自的回应。尤其是沈从文，他不仅激烈地反驳梁实秋的观点，还将中学教员与新文学的隔膜，归咎于培养“中学教员”的大学在课程设置方面的疏忽，最后呼吁大学打破惯例，开放课程，接纳“至少有两个小时对于现代中国文学的研究”①。在文章中，沈从文还提到新文学的发展过快，致使一些老前辈已“渐渐疏忽隔膜”了，矛头所指耐人寻味。身为“老前辈”的胡适或许受了一点刺激，在编辑后记中也不忘反讽一下：“现代文学不需顾虑大学校不注意，只须顾虑本身有无做大学研究对象的价值。”②
沈从文的呼吁与胡适的反诘，在某种程度上已偏离了争论的主线，勾连出了另一重背景：在30年代，“新文学”作为一种“研究对象”已进入了大学的课堂，与此相关，为了满足现代教育“知识生产”的需要，新文学史的写作也成为当时的一个“热潮”③。在这个背景下，“只须顾虑本身有无做大学研究对象的价值”一句，当然也是有所指向的：20年代末，沈从文正是因为胡适的推荐，才进入中国公学讲授新文学方面的课程，而他讲授的重点也是研究“价值”始终处于争议之中的新诗④；在这一场论争中，曾经找胡适当面理论的废名，此前也刚刚在北大的课堂上，进行了他对新诗的著名讲授⑤。对这些背景性因素的追溯，其实已使本文的中心话题浮现了出来：那就是在30年代的大学课堂上，新诗作为“新文艺”的代表是如何进入、又是如何被讲述的。
二、“要讲现代文艺，应该先讲新诗”
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在现代社会中，“大学”不仅是一个知识传播与再生产的空间，也同时是一个知识的分类、筛选以及等级化的空间，大学的课程设置中就包含了特定的权力关系。因而，“新文学”在30年代被“大学课堂”接纳为研究对象，似乎也象征着新文学的历史价值，最终得到了某种认可，成为“高级”知识的一部分。对于这种“接纳”的程度，后人也难免会作乐观的估计。但事实上，在30年代“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新文学”即使已成为大学国文系里一句颇为时兴的口号，新文学在课程设置中的实际位置，并不十分理想。以清华大学国文系为例，新文学方面的课程开设，始于杨振声担任系主任的时期（1928—1930），不仅有朱自清自己主讲新文学研究，系主任杨振声也曾于1928年演讲过《新文学的将来》，并于次年客座燕京大学讲授“现代文学”。⑥ 然而，到了1933年，国文系的办学宗旨和教学目标发生了显著改变。新文学方面的课程虽仍保留在课表里，但重心已转向古典文学的研究，朱自清的“新文学研究”一课，也是终止于这一年。以至几年以后，喜好新文艺的学生王瑶就抱怨：大学一览里所列的七八十门课程中，虽然只有“新文学研究”和“习作”两门涉及“近代文学”，但也只是空留其名，“也有好几年没开班了”。⑦ 关于这一“变化”，相关的研究也只是交代了事实，而对于具体的过程则语焉不详⑧。
“新文学研究”在清华大学被打入冷宫，但毕竟开创了先河。与清华相比，北大国文系对“新文学”的接纳就晚了很多。虽然在30年代初，北大中国文学系制定的课表里已出现“新文艺试作”一课⑨，但它的性质仍属于“习作”练习，而非专门“研究”⑩，在北大国文系，全部课程分为共同必修科目、分组必修与选修科目、共同选修科目三类。三类课程内容有别、功能不同，在知识等级上自然也有所区分。“新文艺试作”就属于各专业可以自由选修的第三类，只有一个学分，位于学科等级的最末端（在课表中一般被排在最后）。可以参照的是，有关外国文学、外国文学史方面的课程，却列为第二类分组（文学）选修课，地位明显高于“新文艺”。(11)
1932年，废名由周作人推荐，担任北大国文系讲师，他所讲授的就是“新文艺试作”这门课。虽然在1935—1936年，废名在此课之外又开出“散文选读”课(12)，但多年来只承担一门“习作”，他作为教员在国文系中的影响力必然有限(13)。到了1936年下半年，情况似乎有所改变，在1936—1937年度国文系的课表上，赫然出现了“现代文艺”一科，其课程的规划相对完整。在作品“鉴赏”之外，还有“批评”和“研究”，这一点与“新文艺试作”的习作性质判然有别。与此相关的，此课被列入文学组选修课的行列，从第三类进入第二类，“新文学”在学科等级中的位置，稍有上升。
上面谈及的虽然只是清华、北大两个学校，但反映的可能是“新文学”在大学里普遍的边缘化境遇。站在“新文学”的立场去评价，这种状况当然要归咎于大学国文系“守旧的空气”。但从换一个角度，这也与大学中文系特定的学科定位、及其背后的文化政治内涵的相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在中国现代学科体制的建构中，“文学”作为大学的一个专科，它之所以能够凸显，起初就与一种维系文化传统的诉求相关联。(14) 大学之中的“文学”研究与“文学”教育，都脱不了这一文化政治的制约。正如朱光潜在《文学院》一文中所阐述的：“大学教育对于文化学术有两重任务：其一为对于已有传统加以流传广布，以维持历史的赓续性；其一则为从已有传统出发，根据新经验与新需求，孜孜研究，以求发展与新创。”(15) 作为经典，古典文学体现的是民族的传统，对该传统的承袭与不断阐释，正是“文学”一科的价值与目的所在。因此，从目的上说，“民国以来的东西”本来就不在大学“文学”一科的范围之内，“不讲”显示了一种对学科边界的维护。
在这个意义上，胡适所谓“只须顾虑本身有无做大学研究对象的价值”，也可有两种理解：他表达的不仅是对“新文学”实际成就的怀疑，或许还有对其文化角色的看法。此期“新文学”在社会上已站稳了脚跟，甚至对一般青年读者产生巨大影响，但作为前卫的、激进的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它似乎尚不能在功能上凝聚民族精神、在角色上成为文化传承的经典。当它被引入大学，也只有被安排在一个相对“安全”（边缘）的位置上，才不至于破坏原有的知识秩序。后来，新文学能够成为显学，除自身实力的壮大、影响力的扩张之外，特殊意识形态条件下文学教育功能的变化，才是更重要的原因。
或许正是因为面临“文学”学科内在的排斥，“新文学”课程的开设本身，就必须包含了自我辩护、说明的性质，以谋求学院知识等级中的一席之地。一个现象颇值得关注，那就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学课堂上，“新诗”往往是新文学讲授的重点。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中，“新诗”一章就是内容最为丰富、最为精彩的部分。这与朱自清新诗人身份自然有关，但谈及这个问题时，王瑶还指出：“新诗在五四文学革命中是首先结有创作果实的部分，争论最多，受到的压力也最大。”(16) 要为新文学的整体合法性辩护，在新诗方面一定要费更多的口舌与笔墨。在他之前，杨振声也在清华发表过新文学的演讲，开场白之后就作出如下判断：在新文学包括的四种文体中，“最易成功，也最有成功的，为散文；次之为短篇小说，戏曲更次之，成功最难而也最少的为诗”(17)。这一“判断”本身无甚稀奇，但有意思的是，杨振声的演讲却从“成功最难而也最少”的诗开始，次序完全颠倒，最后甚至因时间有限，最能体现新文学“实绩”的散文和小说，竟然只字未讲。同样，沈从文1929年在中国公学开讲新文学，作为小说家的他也作了类似的选择，在1930年给友人信中这样写道：“去年到此就讲诗，别的不说。”(18) 后来，废名在他的《谈新诗》开篇，就开宗明义地道破了这一点：“要讲现代文艺，应该先讲新诗。”(19) 他本来受命讲授整体性的“现代文艺”，结果还是全部讲了诗，后面的内容因为战争也只能中断。
或许这只是一些偶然的、个别的现象，不足以代表全部状态，但在偶然、个别现象的背后，也暗含了某种特定的文化逻辑。在学院的评价机制中，当新文学是否值得成为“研究对象”还是个疑问之时，开讲新文学首要的任务，自然就是解决新文学中合法性最成问题的一部分。新诗作为整个新文学的急先锋，在美学形式及文化形态上构成的反叛最为激烈，内含的现代性紧张也最为鲜明，这或许正是“要讲现代文艺，应该先讲新诗”背后的逻辑所在。虽然在读者接受、社会影响的层面，新诗不及小说和散文，但在上述逻辑的支配下，备受争议的“新诗”却成为学院研究、教授的重点，这样一种特殊的张力，就贯穿在30年代讲授“新诗”的大学课堂上。
三、系统讲授与“分期”的想象
在大学课堂上，新诗作为新文学的代表，勉强站住了脚跟。但是要解决新文学作为“研究对象”的合法性问题，除了要为它的自身文学价值、社会价值辩护外，还有一点也相当关键，那就是在大学课堂上，一种“有价值的知识”是必须能够被“系统”讲授的。正在发生的、不断流变的新诗以及新文学，能否被这种现代大学的知识方式容纳，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环节。一个可能的情况是，大学里最初出现的“新文学”课程，给人一种鉴赏性、漫谈性的印象。然而，在大学课堂上，如果只是介绍、鉴赏、阅读，并不能真正提高“新文学”的知识等级，要进入学科的正统，它必须还要成为专门的、系统的研究对象。在这方面，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纲要》严密详尽、体制完备，可以说十分完整地体现了一种将新文学研究化、学术化的诉求。也许因为他的影响，在当时“许（慎）郑（玄）之学仍然是学生入门的先导，文字、声韵、训诂之类课程充斥其间”的气氛中，他的学生余冠英的毕业论文，竟然是以新诗为题(20)。
然而，一个问题也随之而来，“新文学”在大学里地位虽然不高，但要讲好、讲成一门“学问”，却并非没有难度，甚至难度还极大。30年代苏雪林在武汉大学任教，学校让她接手新文学研究一课，她起初并不情愿，因为深知教这门课任务之艰巨。困难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新文学运动发生不过十几年，史料缺乏，不成系统；其二，所有作家都在世，创作还在发展，说不上什么“盖棺定论”；其三，时代变动剧烈，作家思想、写作都流变不居，捕捉他们的面影如“摄取飓风中翻滚的黄叶”极不容易。后来，她被迫接手，果然“苦”字临头，为了编选讲义所费的“光阴与劳力”，比她同时进行的“中国文学史”多出一倍。(21) 对于她的前任——没有受过系统教育、阴差阳错登上大学讲坛的沈从文来说，压力的巨大也是可想而知的。
1929年，沈从文由胡适举荐，进入中国公学任教。对于自己在学院中可能的位置，他一开始就有自知之明，任职之前在给胡适的信中，曾这样写道：“可教的大致为改卷子与新兴文学各方面之考察，及个人对各作家之感想……”(22) 此时的中文系，也正将“创造新的中国文学”列为办学的目标之一，拟订开出“现代中国文学”与“新文艺试作”两门课，(23) 如此，教学的需求与教员的能力，可以说一拍即合。依照一般的想象，一个新文学的作家讲他熟悉的新文学，应该随意挥洒，不受学院教法的羁绊。但事实上，在教学准备方面沈从文恰恰十分认真。据当时一位学生的回忆，沈从文虽然不会讲课，只在黑板上不断写字却说不出话来，“但他在上课之前的准备是相当充分的，我看见学校图书馆里文学方面的书，差不多每本后面的借书卡片上都签了他的名字”(24)。现在看来，他编写的《新文学研究》讲义的确也体现出系统“研究”的特色：讲义正文分两个部分，前半部是依照新诗发展的不同阶段编选的分类引例，作为学生的阅读参考，后半部是六篇论文，分述六位代表性诗人。在学院体制无形的规训之下，像沈从文这样一位体制外的作家，也必得费心劳神以满足教学的需要，这原本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作为课堂讲义，废名、沈从文等关于新诗的论述，自然不同于一般的批评，总会多少保留一些现场的风格。阅读沈从文的《新文学研究》讲义，读者也很容易注意到他独特的行文风格，譬如，在文章的开头，常常就以一种定义的方式，确定某个诗人的位置，“以……的，是某某”的句式已成他个人文风的标记。这种“开门见山就作风格评定”的写法，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与课堂教学的需要相关，往往能够简明扼要地说明一个作家的历史位置(25)。然而，在特定的文风之外，课堂教学更为重要的影响，还表现在他讲授的方式和内容上，有关新诗历史“分期”的讨论，就是沈从文一个核心的话题。
1930年10月，沈从文在《现代学生》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怎么样去读新诗》的文章。在某种意义上，这可以说是他在大学讲授新诗一个副产品。文章开头劈空而出一句：“要明白它，先应当略略知道新诗的来源及其变化。”随后，文章就将短短十几年的新诗历史划分为尝试、创作、成熟三个时期，每个时期又细分为两段，对每一期、每一段的特点及代表诗人也进行了细致、清晰地描述。虽然此文的目的只是“常识”的普及，但与一般的观念阐释、诗人介绍不同，为了塑造更为高级的“阅读”能力（“要明白它”），一种“系统”的历史研究的意图（“略知新诗的来源及其变化”），也表露无遗：“对于这三个时期的新诗，从作品、时代、作者各方面加以检察、综合比较的有所论述，在中国此时还无一个人着手。”(26) 由此可见，对于自己的工作，沈从文是有相当的期待的。对于具体的研究方法，他似乎也有着充分的觉悟。《新文学研究》讲义，虽然没有采用“分期”的框架，但三个时期的划分，仍潜在支配了沈从文的叙述：前半部的分类引例，每一组作品都对应于新诗的某一期、某一段，而在后半部分的诗人论中，谈到一个诗人，也要在相应的“分期表”以及与其他诗人的比较中确定其位置，一幅完整的早期新诗的历史图景，被清晰地呈现出来。出于大学教学的知识需要，沈从文的讲义明显多了系统性和研究性，从而与同一时期其他新诗论述区别开来。(27)
沈从文自认是对新诗进行“分期”系统研究的第一人，但对“新诗”尝试分期论述的，当时并非仅有他一个。早在1927年，饶孟侃应光华大学文艺团体新光社邀请，演讲《中国新文学》时，就将新诗历史分成尝试、过渡、入轨三期，分别以冰心、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为代表；(28) 在30年代，新诗的“分期”问题似乎已成为相关讨论的热点，余冠英在《新诗的前后两期》一文中，甚至依照一般的论文惯例，首先做了一番“综述”：梳理了杨振声、朱自清、草川未雨、沈从文等人有关新诗的“分期”论述，在此基础上才提出自己的观点(29)。废名开讲新诗，从《尝试集》、沈尹默、刘半农、周氏兄弟一路讲下来，讲到冰心的时候，开篇就挑明：前面所讲的是初期新诗，现在要讲第二期了。(30) 虽然在立意上他独辟蹊径，但在讲法上也不能完全免俗，“分期”的想象仍然发生潜在的作用。
当然，历史“分期”是一般文学史著述都要涉及的问题，上述关于“分期”的讨论，也都发生于公共演讲、文学史写作、课堂讲授中。然而，对于新诗而言，“分期”问题似乎尤为关键。在发生之后的十数年内，新诗的历史虽然很短，但充满了争议，只有被安排到某种具有内在线索的“叙述”当中，这段历史才能从不确定的、实验的氛围中凸显出来，获得稳定的意义和不断展开的前景。这似乎暗示了“分期”问题与新诗合法性确立之间的内在关联。另外，在这短短的十数年内，相关的论争十分频繁，不同的流派、诗风交错杂陈，给人以眼花缭乱之感，如时人所言：“十年来新诗的演变，甚至比旧诗在几百年内的变化更为庞杂。到现在，像我们二十岁左右的青年，欲知当时的‘兴替之迹’，已经恍若隔世，有些茫然起来。”(31) 如此纷繁复杂的历史展开，让二十几岁青年感到茫然，但同时也为系统研究提供了一种知识可能。因为，寻找历史线索，把握文体流变的规律，恰恰是“文学”作为一门学科，与传统的文章流别与印象批评的区别之处。这或许是“要讲现代文艺，应该先讲新诗”的另一个原因：新诗的价值虽然备受质疑，但它的展开却包含了丰富的“情节”，这种历史决定它非常适合成为大学课堂上的“研究对象”。
伴随着“新诗”成为一个研究对象（无论是在大学课堂上还是在文学史叙述中），“分期”也成为日后新诗讨论的一个基本模式。应该指出，“分期”并非是现象的简单归纳，在分期的内部，往往包含了一种历史的眼光、一种“进步”的想象，对新诗内在演进动力的构想，也包含其中。诸如“草创”、“萌芽”、“入轨”、“进步”等命名，也无不暗示出一条“进化”的线索。有意味的是，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将“十年来的诗坛”分为自由、格律、象征三派时，还曾有一位朋友对他“按而不断”的做法不以为然：“他说这三派一派比一派强，是在进步着的。”(32) 如何不同的诗歌群体、写作方式之中构造出一条内在演变的、进化的历史线索，如何在错综的、偶然的现象中找到一种线性的必然，使之更明快、更具概括性，至今似乎仍是新诗研究的一个重点。
四、“历史的兴趣”与诗坛的重建
出于系统研究的要求，关于新诗历史分期的讨论，在20世纪30年代似乎成了一个公共话题。但在大学课堂上，对新诗历史的呈现也并非一元。由于立场、眼光的差异，不同的讲授者自然会在公共的话题中“偷运”进独特的个人色彩，“知识”与“价值”之间的张力，仍深刻地制约着这些早期讲述的展开。在本文论及的几种课堂讲义中，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出现最早。虽然如有论者指出的那样，这部讲义仍带有“当代评论”的性质，没有与当时的文坛完全拉开距离(33)，但一种力求客观的历史整理态度，仍是它最突出的特色。虽然在文章的最后，将十年来的新诗强分为自由、格律、象征三个流派，但“按而不断”的做法，暗示作为一个研究者，“历史的兴趣”比树立“榜样”要更为重要：“我们现在编选第一期的诗，大半由于历史的兴趣：我们要看看我们启蒙时期诗人努力的痕迹。他们怎样从旧镣铐里解放出来，怎样学习新语言，怎样寻找新世界。”(34)“历史的兴趣”带来了特定的讲授风格，也使得历史的存留成为可能：在“新诗”这一章中，过于明快的历史分期并没有被朱自清采用（依余冠英的说法，只大致分为初期与后期）。与之相关的是，新诗内在的演进线索也没有着重突出（对三个流派“按而不断”），对早期新诗杂陈交错的多种陈述，以及不同的诗歌方式的记录，反而较之以后脉络清晰的新诗史叙述，保留了更多的历史原貌。
对于系统的研究而言，“历史的兴趣”自然至关重要，但大学课堂并非孤立于历史的现场之外。学院之中的系统研究，也会以某种方式介入当下的文学创作，成为一种价值冲突的场所。与朱自清相比，这种张力更多地体现在沈从文、废名那里。先谈沈从文的讲义。上文已提及，《新文学研究》讲义也暗中设定了历史分期，但从总体上看，早期新诗的图景被勾勒得并不完整。沈从文讲授的重点还是在诗人身上，而他所选择的六位诗人，也似乎不那么具有历史代表性：开头不讲胡适的《尝试集》，而是以汪静之的《蕙的风》作为第一期的代表，就出乎一般人的意料；随后讲徐志摩、闻一多，尚在情理之中，而焦菊隐的《夜哭》被重点讲授，白话诗的元老刘半农排在了第五位，却多少有些令人困惑。事实上，如果细致地研读这部讲义，会发现这样的选择也并非随兴所致，出于个人的偏好，某种内在线索还是贯穿其中。
一般的新诗史叙述，在把握新诗内在演进的线索时，往往着眼于诗体、形式层面的变化，如新诗如何从旧诗中解放，又如何寻找新的形式规范等，这样才有从“破坏”到“建设”，从“尝试”到“成熟”，从“自由”到“格律”等进化的历史想象。直至今天，新诗史研究的重点，仍是如何从诗体形式的内部揭示变化的线索，这似乎构成了新诗历史较之其他文体历史的独立性、完整性所在。对于形式的“线索”，沈从文的讲义也保持一定关注，但他的着眼点一开始就落在了别处：“五四运动的勃兴，问题的核心在‘思想解放’。”(35) 这是新诗讲义的第一句，暗示新诗所体现的社会意识是他关注的重点。不选胡适而以汪静之为第一期代表，恰恰与此相关，因为《蕙的风》中对“情欲”的自由书写，在“男女关系重新估价”上所惹出的骚扰，“由年青人看来，是较之陈独秀对政治上的论文还大的”。在后面的几篇诗人论中，新诗对年轻读者情感的动摇、新诗所代表的灵魂不安定状态，构成了他潜在的“问题意识”：谈到徐志摩时，他作出如下判断：“一种奢侈的想象，挖掘出心的深处的苦闷，一种恣纵的，热情的，力的奔驰，作者的诗，最先与读者的友谊，是成立于这样篇章中的。”(36) 焦菊隐的《夜哭》之所以入选他的讲义，不只因为有“三年中有四版”的畅销事实，更为重要的是，这本雕琢堆砌的诗集“是一本表现青年人欲望最好的诗”，代表了中国诗歌发展的情形。(37) 从读者接受的角度，关注新诗与年轻人不安定的、骚动的心理状态的关系，可以看作是沈从文新诗讲义的一条内在线索。
1927年后，沈从文从北京移居上海，生存环境、写作场景的变化，使他对文学的商业化、消费化有了更深的感受。日后对“海派”文学的批判，在30年代初也已埋下了伏笔。在“新诗”以及“新文学”对灵魂或官能之烦恼的表现中，他已发现了一种迎合年轻读者趣味的可能。(38) 历史的描述与判断，在这里实际上已服务于一种个人观念的表达。沈从文新诗讲义的内在线索，因而从单纯的“历史的兴趣”中剥离出来，卷入了当下文学生活的复杂网罗中。
20世纪30年代，在大学里讲授新诗以及新文艺，废名应该是较晚的一个。据说，他曾向胡适请教如何讲好这门课，胡告诉他照《中国新文学大系》讲就好，而废名“大有不以为然的意味”(39)。在新文学历史叙述的形成中，《中国新文学大系》无疑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五四新文学的“创世”神话，在这部大书中得到了全面的总结，在朱自清所谓的“历史的兴趣”中，其实也包含着对这一“神话”的前提性认同。废名拒绝《大系》的讲法，在某种意义上，已表明他讲授的起点，并不在“历史的兴趣”上，借历史讲授来重构新诗的想象，才是他的目的所在。1936年11月，在为林庚诗集《冬眠曲及其他》所做的序言中，这一点已被废名道破：“不了解诗而闹新诗，无异作了新诗的障碍。私心尝觉得这件事可恨，故常想一脚踢翻那个诗坛，踢翻那个无非是要建设这个，即是说要把新诗的真面目揭发出来。”(40) 随着新一代前线诗人的崛起，重建一个诗坛的愿望在30年代中期，并非废名一人独有，新老两代诗人之间的冲突也势成必然。在这种情形下，大学课堂也可以看作是新诗坛的另一种延伸。
所谓新诗的“真面目”，也即是《谈新诗》中废名提出的著名论断：“如果要做新诗，一定要这个诗是诗的内容，而写这个诗的文字要用散文的文字。”这一论断的具体内涵以及废名对晚唐资源的援引、乃至由此形成的与胡适文学史观的对话关系，相关的研究已有很多，这里不再缕述。值得进一步讨论的，是他具体的讲授方式。与其他几部讲义相比，废名在《谈新诗》中随讲随编、随编随讲，似乎没有预想的整体框架。譬如，胡适的《尝试集》他一共讲了四次，在展开的方式上也纵横开阖、思路跳荡。然而，这种“上天下地，东跳西跳”的讲述，并非没有内在的章法，在某种意义上，这前面的四讲类似于总论，主要是为了解答开篇提出的问题：“怎么样才算是新诗？这个标准在我心里依然是假定着。”(41) 确立了标准，方可剪裁新诗的图谱，废名的逻辑实际上十分清晰。
至于新诗的“标准”为何物，“诗的内容，散文的文字”一语仍过于笼统。但细读废名的具体讲述，还是有迹可寻的：一种瞬间情感统一、完整的当下表现，或许就是他对于诗的理想期待。(42) 有了“标准”之后，更有意味的是废名的讲法：在“总论”之后，每谈一个部诗集，必选出合乎“标准”的作品，完整抄录，他与其是在“讲”诗，毋宁是在“选”诗。所选诗作的多寡，因人而异，关键是“总论”之后，废名的讲授近乎于完全的作品举隅。有时，他还作相关的分析和评点；有时，他干脆不着一字，只是一首接一首地抄录。(43) 通过作品的展现，让学生获取对新诗的直接感受，这是废名的授课风格，(44) 但换一个角度，《谈新诗》也就不单是一部讲义而已了，在某种意义上，它还可看作是一部特殊的新诗选本。
在新诗的历史展开中，通过“选诗”来确立一种标准、一种“经典”的秩序，对于新诗合法性的确立以及“正统”的维系，是极其重要的手段。胡适当年为了反驳守旧的批评家，就亲自站出来，在《〈尝试集〉再版序》中指点出十四首“真正的白话新诗”；后来，他邀请一批友人为《尝试集》“删诗”，也无非是要打造一部真正的“经典”（《尝试集》第四版），而从最早的《新诗集》（1920年），《分类白话诗选》（1920年），《新诗年选》（1922年）、一直到后来的《初期白话诗稿》、《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不同的“选本”也一直参与着新诗的历史叙述。而废名工作的特殊性在于，为了树立一个新的“标准”，“踢翻”并重建一个诗坛，在理论阐述之外，他也无形中提供了另一个“经典”的序列。
这一“经典”的序列，当然不同于胡适确立的“正统”。譬如，《尝试集》第四版里被删去的《四月二十五夜》，废名认为写得很好，推为《尝试集》里新诗的范本；而胡适自己颇为得意的《应该》一诗，在废名看来却是失败之作。同时，“历史的兴趣”也不在他的视野之内，最突出的表现是对徐志摩的冷落。出于新诗自由化的理念，将徐志摩等人的格律化实践当成“一条岔路”，在废名那里并不奇怪，但不讲新月派，新诗的历史线索显然不会完整。有趣的是，废名并不回避这个问题，他有自己的解释：“我知道我遗漏了一些好诗，因为我记得我还读过许多好诗，但我的工作可以无遗憾了，我所遗漏的诗也正是说明我的工作。”(45)“我所遗漏的诗也正是说明我的工作”，自信的表白恰好说明废名“讲诗”（或“选诗”）的内在完整性。“历史的兴趣”本不是他的出发点，通过历史的检讨，来呈现一种价值、一种标准，才是他的目的所在。
为了重建诗坛，新老两代诗人的冲突，已涉及“经典”秩序的流变问题。1937年，更为年轻的诗人吴兴华就发表文章，指摘当时“选本”上出现的都是从胡适到新月派的老面孔，没有呈现《现代》之后更新的一代诗人。(46) 在“看不懂”的争论中，为卞之琳等打抱不平的废名，似乎也卷入了这场冲突。他的讲授却没有特意为年轻的诗人们张目，而是完全出于一片公心。在他的论述中，那种代际之间的“进化”链条，并没有被暗中设定，在他的标准之前，新诗的历史实际上被“共时”化了。
30年代，新诗进入了大学课堂，在重重争议中成为“研究的对象”，在新诗“经典化”的道路上，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诚如上文所指出的，“经典化”同时也是一种知识化，即将正在发生的、流变的历史，安排在某种线性的叙述里。废名的讲述，在发明出“个人经典”的同时，他也发明了另一种谈论新诗的方式，即在历史的描述之外确立一个标准，以此将历时的演进拉成一个“共时”的平面，去拣选他所谓“标准的新诗”。作为一种个人“深湛的偏见”的表达，价值的诉求虽然超越于“历史的兴趣”，但一般“系统”研究中以“知识”名义出现的“开端”、“完成”、“入轨”等线性叙述，以及由此带来的对新诗历史想象的“固化”，也随之以另一种方式，被有效地闪避了。
五、结语
不论是满足“历史兴趣”，还是旨在“诗坛的重建”，朱自清、沈从文、废名等人的课堂讲述，都以各自的方式参与了新诗历史想象的生成，对后来的新诗史写作也产生了或隐或显的影响。如果说20世纪30年代的课堂讲授，可以看作是新诗进入学院研究的起点，那么80年代，伴随着整个现代文学研究的学科复兴，有关新诗历史的梳理与检讨，在学院研究中以更大的规模重新展开。在历史的挖掘之外，从审美、形式的角度，勾勒新诗内在的演进线索，展开“分期”的历史想象，仍然是新诗史讨论的重点。其实，不仅是新诗研究如此，即便对整个现代文学研究而言，对“线索”、“规律”、“演进”的关注，也被看成是现代文学学科获得学科品质的标志。(47) 在这一要求的背后，除了有对学科自主性的期待，学院知识生产方式的潜在规约，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
然而，经过近二十多年的学术积累，新诗乃至新文学的历史图景，在获得完整勾勒，逐步被系统化、常识化的同时，也日趋封闭、固化。如何打破“系统研究”内在的限制，回到历史发生的现场，开放问题的空间，已引起了很多研究者的注意。在这个意义上，谈论30年代大学课堂上新诗历史的早期讲述，不仅具有学科史回顾的性质，对文学史研究可能性的思考，也就包含在起点的追溯中。一方面，比起确立标准、设定范式，“历史的兴趣”或许会溢出一般的线性叙述，但更有助于扩张对繁复、多样之“过程”的理解；另一方面，在将活泼的文学实践知识化、对象化的同时，如何在与现实境遇的紧张中，提炼出独特的“问题意识”与价值立场，从而摆脱学院知识生产的成规，获取一种具有穿透性的眼光，仍然是释放新的研究视野、激活新的历史想象的前提。
注释：
① 沈从文：《关于看不懂》，《独立评论》第241号，1937—07—04。
② 适之：《编辑后记》，《独立评论》第241号，1937—07—04。
③ 温儒敏：《30年代前期的文学史写作热》，见《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第二章第一节，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④ 沈从文1930年在中国公学曾讲授以新诗发展为内容的“新文学课程”，该课程讲义后以《新文学研究》为名由武汉大学印行，后收入《沈从文全集》第16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⑤ 废名在北大讲新诗，大概在1937年上半年，见《十年诗草》中的叙述：“我的新诗讲义讲到郭沫若，学年便完了，那时是民国二十六年。接着七七事变我离开了北京大学，再也没有写这个讲义的机会了，到现在这还是一个未完的工作。”（《论新诗及其他》，第153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⑥ 《新文学的将来》，发表于1928年12月12日清华大学校刊增刊之一《文学》第一期。关于杨振声到燕京大学讲授“现代文学”的情况，见萧乾《我的启蒙老师杨振声》（代序），《杨振声选集》，第1—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⑦ 王瑶：《从一个角落来看中国文学系》，原载1936年9月6日《清华暑期周刊》第11卷7、8合期，署名李钦；引自《王瑶文集》第7卷，第416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5。
⑧ 后来，王瑶在谈到朱自清为何停止“新文学研究”时，也只轻描淡写的一句：“他无疑受到了压力。”（王瑶：《先驱者的足迹——读朱自清先生遗稿〈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文艺论丛》第14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
⑨ 在1930年9月制订的《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课程指导书》中，已列出“新文艺试作”一课，但具体的学分未定，只说“由周作人、胡适诸教授担任组织，俟有规定后，再行发表”，大概只是一个构想（北京大学档案，全宗号：11，案卷号：BD 1930014）；在1932年制订的《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课程指导书》中，对“新文艺试作”的学分、选课数量、考核方式都作了规定，并列出具体的教员，此课应该正式开设。（北京大学档案，全宗号：9，案卷号：BD 1932012）
⑩ 这一点可以从课程的说明中见出：“凡有意于文艺创作者，每若无练习之机会及指导之专家。本系此科之设，拟请新文艺作家负责指导。凡从事于试作者，庶能引起练习之兴趣，并得有所就正。”（见1930年9月《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课程指导书》，第11页，北京大学档案，全宗号：11，案卷号：BD 1930014）
(11) 以上叙述参考1930—1935年间《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课程指导书》及《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课程一览》，北京大学档案。
(12) 见《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课程一览》（民国二十四年至二十五年度），北京大学档案，全宗号：4，案卷号：BD 1935008。
(13) 当年在北大读书的张中行，在回忆废名时就说：“其时我正对故纸有兴趣，没有听他的课，好像连人也没见过。”（张中行：《废名》，见《负暄琐话》，第68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
(14) 陈国球在讨论《京师大学堂章程》与“文学”立科之关联时，就谈到“文学”的现代学科地位确立，并不是由思想前卫的梁启超来推动，反而是思想保守的张之洞成了“文学”的护法，因为“文学”与文化传统密切相关，抱着“存古”思想的张之洞，反而可以要在西潮主导下的现代学制中留下传统的薪火。（见《文学立科——〈京师大学堂章程〉与“文学”》，《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15) 朱光潜：《文学院》，原载《教育通讯》，第3卷第27、28期合刊，1940年7月，引自《朱光潜全集》，第9卷，第28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
(16) 王瑶：《先驱者的足迹——读朱自清先生遗稿〈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
(17) 杨振声：《新文学的将来》，《杨振声选集》，第272页。
(18) 沈从文：《复王际真——在中国公学》（1930年1月3日），见《沈从文全集》，第18卷，第33页。
(19) 废名：《尝试集》，见《论新诗及其他》，第1页。
(20) 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还引用了余冠英《论新诗》（清华大学毕业论文）的观点，见《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第3页，注释13，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出版公司，1935。
(21) 苏雪林：《我的教书生活》，《苏雪林文集》，第2卷，第88—89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即便是身为新文学的圈内之人的朱自清，也会在课堂中遭遇尴尬的场面，在1932年10月31日的日记中，他写下这一条：“学生问对高长虹诗意见如何，因未读过，无以对。”（《朱自清全集》，第9卷，第170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
(22) 1929年6月沈从文致胡适信，见《沈从文全集》，第18卷，第16页。
(23) 陆侃如：《中国文学系课程说明书》，见《中国文学季刊》（创刊号），中国公学大学部办，1929年夏出版。
(24) 缪天华：《吴淞江畔的追忆》，见《私立中国公学》，第279页，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2。
(25) 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第273—27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26) 沈从文《我们怎么样去读新诗》，《现代学生》第1卷1期，1930年10月；收入《沈从文全集》，第16卷，第457—463页。
(27) 譬如，朱湘在30年代也写下了一系列新诗方面的评论，每谈一个诗人或一部诗集，一般都聚焦具体作品的评价、解说，并不太多顾及发展线索和历史定位，这些文章收入《中书集》（上海，生活书店，1934）。
(28) 关于此次演讲的报道，见1927年11月4日《时事新报》；可参见王锦厚编《（饶孟侃）简谱》，《饶孟侃诗文集》，第426页，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
(29) 余冠英：《新诗的前后两期》，原载1932年2月29日《文学月刊》，见《中国现代诗论》（上卷），第155—160页，广州，花城出版社，1985。
(30) 废名：《冰心诗集》，《论新诗及其他》，第113页。
(31) 孙作云：《论“现代派”诗》，原载1935年5月15日《清华周刊》43卷1期；见《中国现代诗论》（上卷），第224页。
(32) 朱自清：《新诗的进步》，见《新诗杂话》，第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33) 温儒敏：《当代评论与文学史研究的张力》，见《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第三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4) 朱自清：《选诗杂记》，见《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第17页。
(35) 沈从文：《论汪静之的〈蕙的风〉》，见《沈从文全集》，第16卷，第84页。
(36) 沈从文：《论徐志摩的诗》，见《沈从文全集》，第16卷，第99页。
(37) 沈从文：《论焦菊隐的〈夜哭〉》，见《沈从文全集》，第16卷，第117页。
(38) 沈从文：“由作品显示一个人的灵魂的苦闷与纠纷，是中国十年来文学其所以为青年热烈欢迎的理由。只要作者所表现的是自己那一面，总可以得到若干青年读者最衷心的接受。”（《论朱湘的诗》，见《沈从文全集》，第16卷，第140页）
(39) 鹤西：《怀废名》，载《新文学史料》，1987(3)。
(40) 废名：《〈冬眠曲及其他〉序》，见《废名佚文小辑》，载《新文学史料》，2001(1)。
(41) 废名：《尝试集》，见《论新诗及其他》，第1页。
(42) 如以下几种表述中：“旧诗五七言绝句也多半是因一事一物的触发而引起的情感，这个情感当下便成为完全的诗的”（《尝试集》，见《论新诗及其他》，第5页）；“这里确有一个严厉的界限，新诗要写得好，一定要有当下完全的诗”（《冰心诗集》，见《论新诗及其他》，第117页）；“诗人的感情与所接触的东西好像恰好应该碰作一首诗，于是这一首诗的普遍性与个性具有了。”（《沫若诗集》，见《论新诗及其他》，第139页）
(43) 譬如，废名讲周作人《过去的生命》，抄出其中的十首诗，没有另外的文字，最后坦言：“我抄写这十首诗，每篇都禁不住要写一点我自己的读后感，拿了另外的纸写，写了又团掉了。我觉得写得不好，写的反而是空虚的话。”（《〈小河〉及其他》，《论新诗及其他》，第79页）
(44) 据废名的侄子冯健男回忆，叔父为他讲新诗时，也只是一首首地诵出或写出，并不多加讲解（冯健男：《我的叔父废名》，第139—141页，南宁，接力出版社，1995）。
(45) 废名：《十年诗草》，见《论新诗及其他》，第153页。
(46) 吴兴华：《谈诗选》，载《新诗》2卷1期。
(47) 王瑶在《关于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一文中，就强调“文学史既是文艺科学，也是一门历史科学”，“作为历史科学的文学史，就要讲文学的历史发展过程，讲重要文学现象的上下左右的联系，讲文学发展的规律”（王瑶：《中国现代文学史论集》，第27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标签：沈从文论文; 大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学论文; 大学课程论文; 胡适论文; 文艺论文; 历史知识论文; 尝试集论文; 中国大学论文; 朱自清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