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新市民小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市民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背景
“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中国文学之所以具有活力，在于它不断地进行反思与更新。七十年代末，如果不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进行反思与更新，就不可能抛弃“工具论”，后来的“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也就不可能生存与发展；八十年代初如果不对小说观念进行反思与更新，王蒙的“意识流小说”、汪曾祺的“新笔记体小说”就仍有可能被传统的“故事体小说”逐出山门；如果在八十年代中期没有那一场“文体革命”，恐怕马原、苏童、余华、格非、孙甘露等先锋派青年作家也就难在今天的文坛立足了。
到了九十年代，文学的新主张还不时亮相于报章杂志，但为什么其活力、辐射力、对读者的覆盖面日见收缩呢？这一方面同社会大环境的转型、公众精神选择的多元化有关；同时，应该指出，它也是文学趋向“圈内化”、将“纯文学”简单等同于“文人文学”的必然结果。
现在看来，如果文学观念与方法的更新仅仅局限在文学自身的圈子内进行，变成写作者与写作者之间所进行的“时装表演”，而不同我们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动产生良好的互动交流，那么这种封闭或半封闭型的“自我更新”其作用力与持久力就相当有限。
《上海文学》推出的“新市民小说”，并不是想再倡导一种新的文学观念或方法，究其本意是想为文学寻求一种新的“生长点”。这种新的“生长点”并不是存在于作家的学识、才干与私性生活经验的回忆之中，而是存在于作家主体与其所生活的时代的对应关系之中。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世界逐步进入了冷战后的多元化的世界格局。人们开始批判僵硬的冷战思维，中国以自己的姿态迈入了市场经济轨道。以往在国人头脑中争论不休、纠缠不清的一些老问题逐渐地在新的社会实践中化解了，而一些陌生的新问题，诸如国家权力与市场权力、开发与破坏、物的占有与物的挤压、人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欲望的升华与泛滥等等正迫切地摆在每一个有头脑的中国人面前。
倡导“新市民小说”，就其背景而言就是希望作家从前一个时段的种种政治的、文化的情结中伸出手来，抚摸当下的现实，对结束了僵硬的意识形态对峙的世界格局有新的把握方式，对逐步市场化的中国社会结构与运作有新的感应与认知，使文学对于民族的现实生存与未来发展有新的关怀。如果我们能够将这类“生长点”推到文学创作的前台来，纯文学当有望不再作茧自缚，广大读者将会欣赏它破茧而飞的姿采。
释名
什么是“新市民小说”？你们是否以“新市民”之名提倡写“小市民”？是否想让个体户、炒股者、大款大腕、“金丝雀”、白领成为文学的主角？你们同有些刊物标示的“新都市小说”有什么区别？——这是一些同志的疑问。
如果理解了“新市民小说”出台的背景，就能明白我们所说的“新市民”，实际上是指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始启动后，由于社会结构改变，社会运作机制改型，而或先或后改换了自己的生存状态与价值观念的那一个社会群体。这个群体的涵盖面不仅仅局限在“都市”，而且辐射到我国广大的农村与乡镇。所以，写“新市民”不限于写“都市生活”。
由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农村改革先行，所以从现象序列上观察，那些乡镇企业家、打工者、个体户、个别重新择业的科技人员与青年知识者往往领风气之先，最早投入“新市民”的行列。在已经问世的“新市民”作品中，这类人物形象的确占有比较大的比例。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真正的弄潮儿将是我国国有资产的管理者、经营者与生产者，他们才是唱好经济改制、社会转型这台大戏的主角，因而也是我们所说的“新市民”的主体。对这个“主体”，我们目前的“新市民小说”把握得还很不够。
把握得不够的原因不能简单地仅仅归结为作家“深入生活”问题，还有对象自身本质属性的展开需要一个过程。
我国几十年计划经济体制和基石便是集中在大城市中的国有企事业单位。其中的干部与职工最为典型地呈现出被安排、被规定、被分配、被照顾的生存状态。由于未受市场经济风雨的洗礼，他们对于职业自由选择、资金投向自主决定、人才自由流动、机会公平竞争、自己推销自己、风险自我承担等属于市民社会的运作机制是非常陌生的，因而他们的“市民性”发育得并不充分。有部电影叫《都市里的村庄》，形象地说明，在市场功能萎缩的城市中，城市公民与农民的生存质地、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相比，其实并无太大差别；在社会转型期，他们甚至肩负更为沉重的历史负担，步伐也更为艰难。
对于城市工薪族在旧体制将去未去时的种种生存困惑，文学是作过关注的，这就是以池莉、方方、刘震云等人为代表的“新写实主义”文学。《烦恼人生》、《单位》、《一地鸡毛》，我们光从这些作品的名字，就似乎能听到一种苦涩的喟叹。有些兄弟刊物将这一流派的作家也归入“新都市”。其实，他们擅长于描写的是一些在旧的体制格局下苦撑与苦斗的“弱者”。弱者无奈的喟叹虽然也表达了对另一种新的社会机制的企盼，但在叹息与企盼的那一刻却还没有走出旧的生存方式。所以在我们看来，新写实主义流派所写的城市平民“过日子”同“新市民小说”在历史时段与历史内涵上还不是一回事。
在像我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中，要从理论上概括出今天深化改革开放以后的“新市民”同以前计划体制下兢兢业业然而多少有点拘谨“火烛小心”的市民、甚至同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在十里洋场中生活的“小市民”究竟有什么区别，这应该是社会学家的责任。然而，文学作为敏锐的社会器官，它应该能够感应到今天的上海人：从厂长经理到普通工人、从国家公务员到离退休干部、从专家教授博士生大学生到随处可见的民营老板，他们在生存方式与精神状态上所发生的根本性的变化。吃惯了“被分配”的大锅饭的城市公民，今天正在学会走向市场竞争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的主题词是：自己设计自己、自己折腾自己、自己改变自己、自己创造自己、自己证明自己。
这样一个活跃在世纪之交的“新市民”群体在其文化性格上显得丰富而庞杂，它的血脉似乎同张爱玲、苏青、茅盾、周而复、胡万春、王安忆笔下的各个历史时期的形形色色的上海人都有点勾连，但又不是当年任何一个时期的上海人。他们是今天改革开放成果的享有者，他们又是经济转轨、市场竞争中悲欢离合最直接的体验者。他们的悲欢离合已经与从五十年代开始就常见的“阶级斗争”故事以及由“左”的思潮干扰所造就的人事沧桑相去甚远；他们的悲欢离合已经同旧体制下为争一个行政级别而引发的“红眼病”、“窝里斗”、“内耗”判然有别。历史的机遇加个人的聪明才智，造就了强者与成功者，同时也就有了弱者与受挫者；这是不同于以往“左派”、“右派”的另一种社会分层。市场的瞬息万变，使如今的社会分层不再像以往那样保持几十年一贯制，而是经常处于改组之中，这恰恰为“新市民小说”的创作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源泉。同时，“新市民小说”并不等于写廉价的成功故事或者模式化的创业故事。在物质化、技术化的年代里，它弘扬的恰恰是一种“文化关怀”精神：对强者，关怀他们的灵魂；对弱者，关怀他们的生存。“新市民小说”也并不拒斥作家以往生活积累的宝贵性。它只是表明：以往的生活积累，如果用新的历史眼光去激活它，或许能生发出新的审美意义来。
印象
迄今为止，新市民小说这个概念虽已经为不少青年作家接受，但从创作的实绩来看，还只能认为处于一个初期的发展阶段。其代表性作者主要分布在北京、广州、上海三大城市。例如，北京的邱华栋，广州的张欣，上海的唐颖、殷慧芬。
邱华栋的代表作是发表在《上海文学》上的两个中篇《手上的星光》（1995年第1期）与《环境戏剧人》（1995年第5期）。他本人是北京一家报纸的记者，所以他的作品习惯以一类年青的都市文化人作为主角。邱华栋对于“大都市”这样一种人类自己创造的生存环境有着非常独特的感受，并把这种感受有效地转化为小说语言在句子与节奏上的特殊处理，从而给读者造成文本所想控制达到的那种空间效果。例如他常常不厌其烦地在行文过程中叙述北京像魔术般突然矗立起来的各幢大厦、各家酒店、各座立交桥，甚至陶醉于对行车路线的细致叙述，这实际上已经超出了传统环境描写的意义。因为作者的本意就是要让你感受到城市的雄大与神秘，让你惊叹人类非凡的物质创造力；同时这种创造力又给人自己造成了一座迷宫，铸就了在大地上旋转的城市磨盘；这座迷宫充满诱惑，但陷阱与挑战并存；这座磨盘在召唤人们下注，把成功和机会抛给一些幸运的人，同时把那些失败的人的梦想一点点碾得粉碎。
邱华栋通过“语言文本”处理所表现的“都市心”可以说是他的一个独创。因为他使人们感觉到在文化艺术文本中，除了田园风光与黄土氛围，到处体现出人类创造力与想象力的“大都市情景”同样可以成为现代的审美把握对象。
邱华栋的另一个成绩是通过一系列有关“欲望游戏”的故事，为我们展现了一类可以称之为年青的都市文人的形象。
这一类文人并不以“知识精英”自居，并不坚执某种抽象的理念。他们觉得把自己封闭在拒绝世俗的象牙之塔中是令人遗憾的。他们能够同世俗生活共处，个别能手还善于进行实际的操作，并往往为得到实惠而并不是为自甘清贫而充满自信。
这一类文人之间无所谓“文人相轻”或者“文人相亲”。他们能够跳出圈子同经济社会中的各色人等打交道。他们不用政治的或道德的或知识的尺度去审视别人，他们打量对方的眼光是“欲望对欲望”。
这一类文人的内心同样充满着焦躁，但焦躁的性质不是浪漫主义的，而是现实主义的。他们不像长其一辈的文人那样，往往为自身价值的贬值，角色的边缘化而不平。他们认为可能在社会上创造另一些“中心”，关键是才能与机遇。所以他们不会像中国传统文人那样用“老庄”来平衡与解脱内心痛苦。他们调整自己的手段是“做”。他们不断地改变活法，不断地“跳槽”，以自我设计与自我创造来寻找发展的机遇。
这一类都市文人对都市的态度亦是复杂的。既爱都市的繁华，又恨都市的冷酷；既想拥抱都市，又为摸不透“都市心”而忐忑不安。对他们而言，都市只是演出人生戏剧必不可少的背景，而并不是真的“家园”。他们对张承志们崇高的“精神圣地”也投去不以为然的眼光，认为“人间烟火”是不可抗拒的。那么他们的精神家园究竟在哪里呢？在心的追求与欲的催逼之间，他们还在继续寻找价值的平衡。
邱华栋所描述的这一类“都市文化人”的精神特征，可能同时是我国“文化大革命”后成长起来，而如今正成为市场社会生力军的那一代人的文化品格的典型概括。
如果说邱华栋在审美主体风貌上表现出冷峻而专注的格调，那么广州的张欣则在她创作的一系列新市民小说中流淌出一种温馨而又平广的韵律。她的小说往往以在大公司中服务的白领女性为主角，表现她们在“红尘”中的人生故事。张欣的创作主张有其独特的一面。她认为一方面这个世界有着“物欲横流”的丑恶，然而事情毕竟还没有发展到大家必须“跳崖献身”的严重程度；她认为你可以冷眼看红尘，但其实大家都在“红尘”中努力奋斗，而成功者总是少数，所以还不如换一副热心肠来理解“红尘”中的悲欢；她认为文学当然不能无病呻吟，但也不能太严肃了，特别在广州这样的地方。她认为“广州实在是一个不严肃的都市，它更多地化解了我的沉重和一本正经”。所以，她认为自己的作品不想对都市人进行气宇轩昂的教育，而只是“能为他们开一扇小小的天窗，透透气”。张欣从这样一种创作主张出发，在小说文体中体现出善良、平等、善解人意、将心比心的言语姿态，因而为自己描画了一个富有人情味的“民众大姐”式的主体形象，深得读者的好感。
当张欣用温馨的“民众大姐”的眼光来关注为社会所瞩目的白领女性的时候，她发现的问题其实同邱华栋的思考有着同一性，即那些在“物质性”层面上已经生活得够好的人，一旦进入生活的价值与意义层面，他们又生活得不够美好，他们没有解决灵魂的安置问题，不过，张欣将这样一个深刻的问题用普通读者比较容易欣赏的对比手法展开出来，例如高尚与卑俗的对比，真诚与伪饰的对比，充实与空虚的对比等等，她善于将深刻的问题明白化，这既是张欣的艺术长处，又是她的艺术弱点。
尽管张欣自己谦称“不深刻”，实际上她还是在不断反思“新市民”们经济行为的伦理合理性问题，她抒发的是对这个阶层文化品位提升的关切，她的关切恰恰反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本身的“成长的烦恼”。
同北京与广州相比，上海作者队伍中还没有出现像邱华栋、张欣那样已经比较自觉地进入新市民“代言人”状态的笔触。最近一个时期来女作家唐颖从写“上海女人”着手，走进了“新市民小说”行列。从她在《小说界》发表中篇小说《糜烂》（1995年第3期）、 在《上海文学》发表中篇小说《红颜》（1995年第9期）来看， 她对上海女人在生活的枝枝节节上的物质化、包装化有着很精巧的观察与表现。经过多次历史风波之后，上海人已经学会不在重大问题上显山露水，但他们内心深处的欲望却常常会在一些生活的不经意处流露出来，聪明的上海女人是最先领会并实行这种处世之道的。所以，她们往往避开“关节”，而抓住“枝节”，善于在没有意义的场所透现出意义来。这也是上海人常常会使“外地人”吃一惊之处。从这一层面看，唐颖在《红颜》中以美容厅为中心场景，写出一个看似热闹实则空茫的人生故事，非常具有“上海特色”。不过，如果真要写好“新市民”故事，恐怕还不能仅仅将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比较有闲的女人身上，历史终究还是从忙忙碌碌中走过去的。
另一位上海女作家殷慧芬本来是写“文化大革命”中工厂女知青的圣手，她从中篇小说《纪念》（《上海文学》1995年第10期）开始加盟“新市民小说”创作。上海是大中型企业最为集中的城市，然而真正触及今天活跃在这些企业中的人与事的小说又是何其缺少。现在殷慧芬开始勇敢地耕耘这块充满潜力的土地。在《纪念》中，她写了一个在公众生活中以强者形象出现的企业家，这个创业家的处世技巧、谈判艺术、仕途经验，处处闪耀出上海男人的独有魅力，然而，他的弱点，他灵魂深处的阴暗之处恰恰在“私生活”中暴露出来。殷慧芬触及了一个现代人的公众形象与私性生活形象分裂的问题，她对这一类灵魂的追问似乎并未结束。
以上是一个大概的勾勒。其实除了京穗沪外，还有湖南的何顿，广西的凡一平，海南的李少君等，都发表过较有影响的新市民小说，这里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