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军与中原大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北军论文,中原论文,大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前言
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攻克平、津，北伐军事告终之际，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决心裁减军队，实施国军编遣。
翌年元旦，国民政府于南京成立国军编遣委员会，举行国军编遣会议，准备从事部队缩编，遂引起地方军人的疑忌，认为政府藉以削弱其军权，故有一连串反抗中央的行动。至1930年初，反抗中央的战事相继结束，时局似趋于安定，但一场由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领导的大规模内战却正在酝酿中，是为“中原大战”。
1930年1月，阎锡山自郑州返回太原后，豫中形势即渐现混沌；2月10日，阎氏致电蒋介石，主张礼让为国，力言武力统一不宜用于民主党治之下，约蒋氏“共息仔肩”，以弭党争。12日，蒋复电云：“革命救国本为义务，非为权利，此时国难正亟，非我辈自鸣高蹈之时。”21日，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张发奎、胡宗铎五人响应阎氏行动，推其为全国陆海空军总司令；23日，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45人联名通电提出党统问题，主张由全体党员投票以解决党国纠纷，汪精卫亦通电和之。（注：《阎锡山致蒋介石电》（1930年2月10日）、《蒋介石致阎锡山电》（1930年2月12日）及此后双方往来电文，见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革命文献》第7册（《蒋中正总统档案》以下简称《蒋档》，并不再标注藏所）；陈训正：《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第2辑第2卷，台北，1952年，第46-65页。）4月1日，阎、冯、李分别于太原、潼关、桂平就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副司令职；5日，国民政府下令通缉阎锡山，并积极备战。（注：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2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版，第568-569页。）战事于5月中旬正式展开，分为南北战场，北方战场分别沿平汉、陇海、津浦三条铁路进行，南方战场则在湖南的长沙、岳州一带。
战争期间，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国民党内的改组派汪精卫、陈公博和西山会议派邹鲁、谢持等，于7月13日在北平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另立国民党党统；此外，阎锡山鉴于1929年护党救国军诸战役，仍被视为地方政权对抗中央政权，难以号召，又为了结纳地方实力派、解决财政困难，与争取国际外交，乃积极筹组国民政府。9月1日，北平国民政府正式成立，与南京国民政府形成对峙的局面，彼此互争正统。（注：陈进金：《另一个中央：扩大会议初探，1930》，台北“国史馆”主办“国史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华民国史专题第五届讨论会”（1999年12月16-18日），抽印本，第10-20页。）后因战局变化，扩大会议移往太原，随着军事上的节节失利，阎、冯失败似已成定局。至11月4日，阎锡山、冯玉祥表示愿意“释权归田”，相持半载的中原原大战终告结束。
北伐后的中国，大致形成南京、广州、武汉、开封、太原、沈阳等六个军权中心。（注：蒋永敬：《国民党实施训政的背景及挫折》，载氏著《百年老店国民党沧桑史》，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4-175页。）1930年的中原大战，除张学良东北边防军控制的沈阳中心外，其余五个军权中心，几已全部卷入战局。是以，大战期间，奉张东北军有举足轻重之势，为宁蒋与晋阎所共同争取的目标。1930年3月1日，张学良发表通电，表示中立（注：《张学良通电》（1930年3月1日），《蒋档·革命文献》第7册，第79页。以下引用有关《蒋档》中之《革命文献》、《特交文卷》、《特交档案》、《特交文电》，因尚在整编中，案名全系笔者暂拟，页码、编号为原移交单位编注。）；9月18日，又通电吁请“各方即日罢兵以纾民困”、“静候（南京）中央措置”。（注：张学良：《和平通电》（1930年9月18日），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第1册，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316-317页。）遂加速中原大战的落幕，也影响蒋阎间的成败，足见奉张在中原大战中扮演极重要的关键角色。（注：据当时为反蒋联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的李宗仁事后回忆，中原大战倒蒋失败的重大关键，在于张学良被利诱入关。参阅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13页。东北军为中原大战的关键因素，应无庸置疑，但并非惟一因素；其他地方实力派、财政问题亦皆为影响大战的关键因素，笔者拟另以专文探讨。）
正当阎锡山与南京中央进行“电报战”，彼此围绕党国问题相互论辩之际，张学良发表通电，表示中立，似乎对宁蒋、晋阎采等距关系，三者犹如几何图形之等腰三角形的三个顶点。（如下图）
图中之奉张(A)、宁蒋(B)、晋阎(C)，除指张学良、蒋介石、阎锡山三人外，亦代表其所属之集团。此外，图标之等腰三角形，是一动态三角形，即宁蒋(B)与晋阎(C)均筹思透过各种管道和方式，来缩短其与奉张(A)之间的距离，奉张(A)则旴衡情势，选择助蒋(B)或助阎(C)。9月18日，张学良发表通电，决定入关帮助宁蒋。即图中之A与B两点趋于重叠，而与C相对抗。自3月1日至9月18日，奉张何以由中立而决定助蒋？又为何是助蒋而非助阎？均有待进一步厘清。本文即欲利用《蒋中正总统档案》、《阎锡山档案》、《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奉系军阀密电》等原始档案资料，来探讨中原大战期间，宁蒋和晋阎对奉张进行拉拢活动与彼此角力的情形，即B、C各透过何种方式试图缩短与A之距离，并分析东北军(A)的态度及决定入关的因素。
二、宁蒋的活动
1928年底，东三省易帜，其与南京中央维持着“分治合作”（注：分治合作理论是李石曾1927年提出的。这一年国民党除了与北京政府南北对抗外，内部亦处于分裂状态，中央党部有武汉、上海、南京三个，国民政府有武汉、南京两个。李氏于如此混乱局势中，提出分治合作理论，其本意乃求中国统一，须舍弃武力统一，取和平统一。见李石曾《分治合作“专政集权”二者之分析与比较》，1927年11月9日《民生报》，转引自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以下简称“党史会”）编《李石曾先生文集》上册，台北，1980年版，第253-254页。东三省自1928年底易帜后，虽仍处于半独立状态，其与南京中央的关系，颇符合“分治合作”的局面。）的关系，在政治、军事、财政上，均保有自主地位。故学者云：东北易帜为中央与地方势力妥协的结果，是一种“不成熟”的国家统合。（注：土田哲夫：《南京政府の国家统合—张学良东北政权(1928-1931)との关系の例》，中国现代史研究会编：《中国国民政府史の研究》，东京，汲古书院1986年版，第185-186页。）1929年，因实施国军编遣，所引起地方军人反抗中央的历次行动，东北军并未参与其中，张学良且曾与阎锡山等人联名通电“拥护中央统一”（注：《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1929年12月20-26日），《国闻周报》第7卷第1期，载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6)，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版（以下所引《国闻周报》均为此版本），总第2313-2314页。）。但因“中东路事件”及与俄（实为当时的苏联，为行文方便、统一，以下一律称俄）交涉问题，奉张与南京中央有所龃龉。东北代表莫德惠曾晋谒蒋介石，要求主持对俄外交，蒋颇不以为然，于《日记》上云：
彼要求主持对俄外交，其意在承认伯力协议，并以统一问题相威胁。彼见地不明，奢然甚侈，以为彼一到俄国，各事皆可解决矣。呜呼！东三省人之识见、性情如此，焉得不为日俄所轻侮哉！（注：王宇、高墉、正垣同编：《困勉记》，《蒋档·文物图书》，1930年2月1日。）
除了斥责莫德惠见识不明外，蒋亦訾议东三省内政腐败，靡费繁、冗员多，反不如北京政府时期。（注：孙诒编：《民国19年之蒋介石先生》，《蒋档·文物图书》，1930年2月1日。）蒋虽然于《日记》上肆意批评东北政府，但还是写了一封长电给张学良，缕述中央临时政治会议所决定对俄问题处理办法及用意，并于文末嘱咐张氏推荐赴俄代表及外交部次长人选。（注：《民国19年之蒋介石先生》，《蒋档·文物图书》，1930年2月6日。）可以看出蒋介石基于政治现实仍非常重视东北军的实力。
1930年2月，蒋介石接获阎锡山9日发出的电报，立即电询张学良意见（注：《蒋介石致张学良电》（1930年2月12日），《蒋档·特交档案》，总编号19004。），并于接到阎氏10日的致电时，电请何成浚详询奉张态度。（注：《民国19年之蒋介石先生》，《蒋档·文物图书》，1930年2月12日。）此外，当时坊间传闻南京中央向日本订购船舰，将不利于东北。为了去除张学良的疑虑，蒋致电张氏辟谣，指出中日交涉无关东北事务（注：《蒋介石致张学良电》（1930年2月18日），《蒋档·特交文卷》，总编号070。）；并电请宋子文密转海军部次长陈绍宽，暂缓办理对日订约购舰一事。（注：《蒋介石致宋子文密转陈绍宽缓办对日订约购舰以息张学良对政府之疑》（1930年2月19日），《蒋档·蒋总统筹笔》，总号2726，档号：2010.20/4450.01-010。）在在说明宁蒋对奉张的重视与拉拢之意。
蒋介石在与阎锡山进行“电报战”时，即已体察足以左右南北情势者，惟张学良一人。（注：《民国19年之蒋介石先生》，《蒋档·文物图书》，1930年2月20日。）故积极结纳东北军，务必使沈阳和南京立场一致，共同对抗太原阎锡山。为了笼络奉张，宁蒋方面主要透过三个管道：(1)蒋经常亲自致电张氏；(2)何成浚与张学良保持密切联系；(3)派方本仁、吴铁城、李石曾、张群等人，前往沈阳进行劝说与谈判。这三个管道彼此互通有无，形成一个完整的联络网，随时侦察东北态度，藉以完全配合奉张的各项需求，终于促成张学良决定挥军入关，拥护南京中央。其中方本仁等人驻节关外，善于掌握情势，灵敏因应，遂能不辱宁蒋所托，而顺利完成“东北使命”（注：“东北使命”一词，本为吴铁城自拟《回忆录》第七章章名，后因病中辍《回忆录》撰写工作，只完成前六章内文。惟“东北使命”四字，适足以形容方、吴、李、张等仆仆奔走关内外的情形。参阅吴铁城《吴铁城回忆录》，台北，三民书局1981年版，目次，第7页。）。
方本仁，与东北素有渊源，传闻曾和张作霖有金兰之谊。（注：刘心皇辑注、王铁汉校订：《张学良进关秘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75页。）1930年2月9日，蒋介石鉴于北方情势混沌，谣诼繁兴，即电令方本仁准备赴沈阳见张学良（注：《方本仁致张学良电》（1930年2月10日），辽宁省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奉系军阀密电》（以下简称《奉系军阀密电》第5、6册合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页。）；2月23日正式派方本仁往见张氏，并电商处理韩复榘、石友三办法（注：方本仁会见张学良日期，一说为2月22日。参阅《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2册，第551页；苏墱基编著：《张学良生平年表——东北少帅荣枯浮沉实录》，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105页。苏著中认为方本仁、何成浚一同抵达沈阳，可能有误。何成浚应该没有一同前往沈阳会晤奉张。据蒋介石自记于2月23日“派方本仁往见张司令长官”。参阅《民国19年之蒋介石先生》，《蒋档·文物图书》，1930年2月23日。）。自2月底至9月中旬东北军入关，方氏长驻关外，除了搜集北方情报（注：有关方本仁搜集北方情报之电文甚多，兹举三例如下：《方本仁致蒋介石电》（1930年3月21日），《蒋档·特交文卷》，总编号214。《方本仁致何成浚电》（1930年5月23日）、《方本仁致何应钦电》（1930年7月18日），《阎锡山档案·蒋方民国19年1月至12月往来电文》，台北“国史馆”藏，19.0372.42/4400-1-12（以下简称《阎档·蒋方往来电文》，并不再标注档号、藏所。），也曾企图透过孙洪伊策反晋军中之河北籍军人，惜未能成功（注：方本仁于1930年5、6月间透过孙洪伊策反晋军中之河北籍人士，不幸失败，孙氏被捕。见《方本仁致何应钦电》（1930年5月31日）、《方本仁致何成浚电》（1930年6月1、4日）、《方本仁致蒋介石电》（1930年6月1日），《阎档·蒋方往来电文》。）。不过，成为南京中央和东北间的桥梁，并达成劝服奉张拥护宁蒋，才是其出关的主要目的。
吴铁城，曾于1928年秋国民革命军北伐底定平津时，奉命出关游说东北当局，遍访各地，并在长春车站发表名言：“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博大；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危机！”博得东北军政各界领袖的好感。1929年冬，又因中东路事件，再度受命至东北宣抚，激励士气。（注：《张学良进关秘录》，沈云龙序，第2页。）吴氏因为前二次东北之行，与东北各界建立良好关系，且能洞察东北情势，故于1930年3月中旬，三度奉命赴沈阳，积极联络东北高级将领。
李石曾，中原大战期间曾先后于5月底、8月底两次出关，其东北之行，均担任极重要的角色。第一次以祝寿专使身分，于5月31日抵达沈阳（注：《方本仁致蒋介石电》（1930年6月1日），《阎档·蒋方往来电文》。），当晚即与张学良晤谈，至6月13日偕同张氏代表胡若愚离开沈阳转赴上海（注：《刘光致朱培德陈仪电》（1930年6月13日），《阎档·蒋方往来电文》。），这期间李氏和奉张已讨论东北军出兵的具体条件（注：《吴铁城致古应芬电》（1930年6月4日酉时）、《李石曾致蒋介石电》（1930年6月5日）、《李石曾致蒋介石电》（1930年6月10日），《阎档·蒋方往来电文》。），后虽因东北军高级干部会议反对而功亏一篑（注：《方本仁吴铁城致古应芬并转谭延闿胡汉民电》（1930年6月20日），《阎档·蒋方往来电文》。），不过，李、张已建立互信关系。8月24日，李石曾偕同夫人、女公子，随同刘光（注：刘光，时任国民政府参谋本部第一厅厅长、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议。）由青岛赴沈阳（注：《刘光致张学良电》（1930年8月24日），《阎档·蒋方往来电文》。），随即至葫芦岛会晤张学良，再度详谈东北军出兵的条件，终于促成奉张入关。（注：《李石曾致蒋介石电》（1930年9月14日申时），《阎档·蒋方往来电文》。）是以，李石曾在张学良进关一事，扮演临门一脚的关键角色。
1930年6月4日，李石曾等与张学良具体商讨出兵之际，方本仁、吴铁城由沈阳致电上海张群云：“时机紧迫，请兄速来共策进行，至盼！至祷！”（注：《方本仁吴铁城致张群电》（1930年6月4日），《阎档·蒋方往来电文》。）6月21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司令（注：《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1930年6月20-26日），《国闻周报》第7卷第25期，总第2684页。）；26日，张群乃偕同胡若愚赉送陆海空副司令印信赴沈会晤奉张。（注：《张群致吴铁城转张学良电》（1930年6月25日），《阎档·蒋方往来电文》。）随即长驻东北，与方本仁、吴铁城等一同策动东北军入关助蒋。
宁蒋对奉张的活动，主要系透过前述三项管道所形成的联络网，尤其方、吴、李、张等人在关外的折冲奔走，居功厥伟。至于其结纳张学良的具体方法，约有下列四种：
（一）诉求国家统一的大义
自张作霖被炸身亡后，以张学良为中心的东北政权，就一直强化其抵抗日本和归顺中央的政策。（注：水野明：《东北军阀政权の研究—张作霖、张学良の对外抵抗と对内统一の轨迹》，东京，图书刊行会1994年版，第329-330页。）1928年底东北易帜的成功，即是蒋介石和张学良在国家统一的共识下，以和平谈判的方式完成的。（注：王正华：《蒋中正与东北易帜》，台北“国史馆”主办“国史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华民国史专题第五届讨论会”（1999年12月16-18日），抽印本，第27页。）特别是自感长期处在日俄帝国主义侵袭阴影下的奉张，其对国家统一更有另一番期待。故当阎锡山等通电与南京决裂时，宁蒋方面相继致电奉张诉诸于国家统一大义。如1930年3月29日，蒋介石致吴铁城等人的电文中，即明确指出：
吾人革命首重主义，次论成败。如果阎、冯观望不前，竟立政府以成南北对峙之局，则中央为革命主义与政府立场计，皆不能不出于讨伐之一途。否则统一既被破坏，国家立召分裂，外侮更必加烈……想汉兄亦必共同一致，以救党国也！但中深信，中央有汉兄之在东北，则冯、阎之在北方决不敢放肆异甚。故汉兄不赞成冯、阎有所组织，乃无异为党国保障统一也。（注：《蒋介石致吴铁城并转方本仁电》（1930年3月29日），《蒋档·革命文献》第7册，第115-120页。）
5月28日，原东北军第六军长，时任讨逆军第三军团左翼司令官的徐源泉，亦以奉系旧属身分致电张氏云：“华北安危，系公一身，值此大军四逼，逆部崩溃之际，公如及时振臂一呼，决可不战而驱冯、阎。”（注：《徐源泉致张学良电》（1930年5月28日），《奉系军阀密电》第5、6册合集，第14-15页。）7月26日，何成浚给张学良的电文仍云：“今中外观听，咸集于兄之一身矣！人民呼吁，皆有赖于兄之一言矣！有统一之政府，而后有安定之国家；有整齐之内治，而后有优胜之外交。”（注：《何成浚致张学良电》（1930年7月26日），《奉系军阀密电》第5、6册合集，第33页。）可见诉求国家统一大义，是宁蒋活动奉张的方式之一。其对张学良也产生部分效果，张氏曾复电徐源泉云：“于国家大局有所裨益，在可能范围中，必当尽力以赴也。”（注：《张学良复徐源泉电稿》（1930年5月30日），《奉系军阀密电》第5、6册合集，第15页。）
（二）畀以政治权势地位
政治权位是大多数政治人物所急欲追求者，中外古今皆然；相对地也经常成为中央政府羁縻权臣的利器之一。宁蒋方面挟其庞大政治资源，畀以张氏政治地位和势力，亦为活动奉张的方法之一。
1930年3月26日，为了示惠张学良，蒋介石致电吴铁城主动表示：“内政部长及军事参议院长与外交（部）次长，请汉兄即推人电保，以便提出。”（注：《蒋介石致吴铁城电》（1930年3月26日戌时），《蒋档·特交文卷》，总编号237。）同日也致电方本仁征询张学良，对中央拟任韩复榘冀鲁豫剿匪总指挥、石友三为冀省主席之高见为何？（注：《蒋介石致方本仁电》（1930年3月26日辰时），《蒋档·特交文卷》，总编号240。《民国19年之蒋介石先生》，《蒋档·文物图书》，1930年6月12日。）奉张对此安排有所顾忌，主暂缓发布，蒋于方本仁来电文中批示：“准照汉兄之意。”（注：《蒋介石致方本仁电》（1930年3月26日午时），《蒋档·特交文卷》，总编号268。）6月21日，国民政府且任命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司令。上述例子中，宁蒋除对张氏畀以高位外，更让其参与中央政府人事权、地方重臣任命权，足见南京方面对张学良的曲承示好。
此外，随着战局变化，蒋急欲结纳奉张，乃同意东北军入关后，平、津地区的军政权、财政权完全由奉系掌握；黄河以北军事亦皆归张学良节制。是以，当1930年8月15日南京中央军克复济南后，21日蒋介石由归德飞济南会晤韩复榘，并召集各军师长训令切勿渡河北上，以避免张学良有所疑忌。（注：《民国19年之蒋介石先生》，《蒋档·文物图书》，1930年8月21日；万耀煌：《万耀煌将军日记》上册，台北，湖北文献社1978年版，第41页。）10月底，孙连仲来归时，蒋再度致电何应钦云：
对孙连仲可先言明，其部队在河北岸，则中央委任之后，仍须归张汉卿之节制指挥；以河北军事，中央有明令，皆归张节制也。倘其移南岸，则中央可直接指挥，故须先问明其意，然后下令委任。（注：《蒋介石致何应钦电》（1930年10月26日午时），《蒋档·特交文卷》，总编号936。）
足以证明，除给予奉张政治地位外，黄河以北军事，平、津地区控制权等实质权势，皆为宁蒋活动奉张的利器。
（三）给予充裕的财政支助
1929年中俄间发生“中东路事件”，启衅之初，南京政府允诺可出兵10万，拨军费数百万元；后因讨伐西北，无暇兼顾，致一兵未出，一文未拨。（注：司马桑敦：《张学良评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1-102页。）东北军独立抗俄数月，不但兵疲民困，财政上更是见绌。是以，充裕财政经费的挹注，对奉张而言，无异久旱甘霖。宁蒋针对于此，尽量给予奉张充裕的财政支助。首先，是由南京中央向东北购买武器。宁蒋方面为了装备需要，曾向东北兵工厂订购重野炮、山炮，及炮弹、手枪等。东北的售价虽高于日本，但吴铁城、宋子文等皆主张向东北购买，如同给予东北财政支助于无形。（注：《方本仁吴铁城致古应芬电》（1930年4月16日）、《陈仪致张学良电》（1930年4月22日）、《方本仁吴铁城致周骏彦朱孔阳电》（1930年6月9日），《阎档·蒋方往来电文》。后一电文中明确说明各枪弹榴炮原价1元，现均须按1.91元计算，各项总数共计2912195.5元。）
其次，则为军队开拔费用。1930年6月，李石曾与张学良会商出兵条件时，同意中央先汇款200万元，给予东北作为出兵费用，并如期于6月12日汇出。（注：《民国19年之蒋介石先生》，《蒋档·文物图书》，1930年6月12日。）13日，李氏偕同胡若愚赴沪，对外宣称系为了替张学良答谢致送寿礼者，且拟在沪就医治病（注：季啸风、沈友益主编：《中华民国史料外编·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第38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影印版，第324页。）；实际上，胡若愚南行完全是担心东北一经出兵，奉票金融将立生险象，才由李石曾陪同到上海与财政部长宋子文面洽。（注：《李石曾致蒋介石电》（1930年6月13日），《阎档·蒋方往来电文》。）宋、胡磋商结果，宋子文同意以新增加之关税担保发行公债，来解决奉票金融问题；同时，蒋介石亦致电李石曾，请其转告张学良，奉票必可担保。（注：《李石曾胡若愚致张学良电》（1930年6月17日），《阎档·蒋方往来电文》。）此次东北出兵之举，虽因内部问题而作罢；不过，南京中央在财政上的充裕支持，表现了一定诚意，也影响了奉张的态度。
1930年8月，李石曾再度北上与张学良商谈东北军出兵事宜，张学良以“金融吃紧、兑现纷来”，要求南京中央即付500万元作为军用，再借给公债1000万元以为稳固金融之用。（注：《方本仁吴铁城李石曾致蒋介石电》（1930年9月17日），《阎档·蒋方往来电文》。）蒋介石完全允诺奉张条件，并电请宋子文速汇出兵费用500万元，并另筹公债1000万元，以安张学良之心。（注：《蒋介石致方本仁吴铁城李石曾电》（1930年9月18日巳时），《蒋档·特交文卷》，总编号：760。）当时宋子文为筹1000万元公债，颇感困难，曾致电蒋介石有所怨言，蒋于来电中批示云：
敬酉电敬悉，北方财政以全交奉张为妥，目下只求名义统一，铁城等电不足为奇。但此时政局仍在奉张为转移，如不设法交此一千万元公债，则彼又有借口。请兄忍痛筹付，勉过此关为盼。（注：《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30年9月24日酉时），《蒋档·特交文卷》，总编号：811。）
“忍痛筹付”正是宁蒋全力财政支持奉张的最佳写照。
（四）主动告知军事情势
两军交战，军事情报本是极机密之事，不容泄露。但若为争取第三者加入己方，则适度告知军事情势，实含有另一层面的宣传战意味。宁蒋为能争取奉张支持，自5月中旬交战以来，即随时主动向奉张告知战况。除了蒋介石亲电张学良外，主要是透过何成浚将南京中央军的战情告知张氏或由方本仁等转告。（注：相关电文甚多，兹举数例如下：《何成浚致方本仁并转张学良电》（1930年5月17日未时）、《何成浚致方本仁电》（1930年8月19日申时）、《何成浚致方本仁电》（1930年9月13日），《阎档·蒋方往来电文》。）例如1930年5月18日，蒋就曾致电张学良云：
本日我军克复归德城，已有捷军奉闻，计邀鉴闻。归德城内自逆德集众死守，仅一昼夜围攻即破城，而其实赖炮火之威。此兄之厚赐，中所铭感无已者。所请各项炮弹，务希饬军械处赶速配运，未缴之款，当令即行汇奉也。（注：《蒋介石致张学良电》（1930年5月18日亥时），《阎档·蒋方往来电文》。）
此一电文，一方面告知南京中央军的捷报，另一方面感谢奉张慨允批售械弹，才能克敌制胜，极尽笼络之意。
事实上，东北军非常重视南京中央军的战情，并且视为其出兵与否的重要指针。1930年6月25日，晋军攻陷济南，使得奉张对于出关助蒋一事，更为谨慎。7月3日，张群等人就曾致电李石曾云：“如我方军事有显著进展或易动之。”（注：《张群方本仁吴铁城致李石曾电》（1930年7月3日），《阎档·蒋方往来电文》。）在张群、吴铁城等催促下，张学良曾口头表示：如蒋军能将济南攻下，东北即可出兵。（注：于学忠：《东北军第四次入关经过》，赵政民主编：《中原大战内幕》，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74-475页。）8月15日，蒋军克复济南，阎军退至黄河北岸；奉张即于8月底由葫芦岛返沈，9月10日在北陵别墅召集东北军高级干部会议，已决定出兵拥护南京中央。至此，宁蒋的活动终告圆满达成。
三、晋阎的拉拢
1924年9月，北方爆发第二次直、奉战争；10月，原为直系将领的冯玉祥发动“首都政变”，与奉系联合反直。10月下旬，阎锡山决定联冯反直，下令晋军向石家庄出兵，截断京汉铁路交通，阻挡直系援军北上。（注：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4页。）阎氏此次联冯反直，与当时担任奉军第三方面军军团长的张学良形成同盟关系。1926年夏，吴佩孚策动与奉系张作霖恢复旧好，共同对付冯玉祥国民军系；阎锡山加入直、奉联盟，参与讨冯战役，终使国民军败退西北。（注：《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第113-116页。）9月4日，张学良以奉军代表身分亲自到太原会晤阎锡山，确认阎氏控制绥远省和西北军事，以及收编部分国民军部队（注：郭卫民：《略论阎锡山与张学良、杨虎城关系之演变》，相从智主编：《中外学者论张学良杨虎城和阎锡山》，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3页。），阎、张有了进一步的接触。
1927年6月，阎锡山就任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改旗易帜，公开响应北伐；翌年12月，张学良亦宣布东三省易帜，阎、张先后服从南京国民政府。1929年，因国民政府实施国军编遣，遂引发地方军人一连串反抗行动，阎锡山表面上与南京国府维持良好关系，暗中则唆使冯玉祥、唐生智倒蒋，甚且代拟唐生智与西北将领的通电稿。（注：《唐生智致蒋方震电》（1929年12月18日），《阎锡山档案·杂派民国18年3月至12月往来电文》，台北“国史馆”藏，18.0372.42/0032-3-12（以下简称《阎档·杂派往来电文》，并不再标注档号、藏所）。）后因唐生智结纳汪精卫等改组派人士，引起阎的疑忌（注：《袁华选致唐生智电》（1929年12月7日）、《危道丰致张学良电》（1929年12月10日），《阎档·杂派往来电文》。），1929年12月20日，阎锡山、张学良等人乃联名通电拥护中央统一（注：《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1929年12月20-26日），《国闻周报》第7卷第1期，总第2313-2314页。），阎、张再度站在同一阵线。
1930年初，阎锡山决心起兵反蒋，他深切了解张学良举足轻重的实力，是以，在与南京中央进行“电报战”之前，即已先委派邹鲁携带通电（即2月10日致蒋之电报）原稿，赴沈阳征询奉张意见。（注：《危道丰致张学良电》（1930年2月3日）、《危道丰致张学良电》（1930年2月3日酉时）、《危道丰致张学良电》（1930年2月4日），《阎档·杂派往来电文》。）此外，晋阎鉴于中东路事件以来，奉张与南京的争执在于外交，尤其是对俄交涉问题，故由邹鲁向危道丰（张学良驻北平代表）表示，太原会议同意将来组织政府时，外交部长由张学良推荐。（注：《危道丰致张学良电》（1930年2月3日酉时），《阎档·杂派往来电文》。）不过，邹鲁直到14日都无法与张会面（注：1930年2月14日，张学良致电吴铁城时云：“阎百川已派邹海滨来沈，弟尚未予接见。”惟当时阎2月10日致蒋的电文已发。见《张学良致吴铁城电》（1930年2月14日），《阎档·杂派往来电文》。），其时10日通电已发；晋阎乃另派代表梁汝舟赴沈，梁于18日抵沈分谒张学良等要人。（注：《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1930年2月14-20日），《国闻周报》第7卷第7期，总2435页。）梁氏为宁蒋、晋阎双方代表中第一位抵沈阳会晤张学良者，比南方代表方本仁早了5天，足见晋阎的积极态度及对奉张的重视。
晋阎方面为了拉拢奉张，主要的管道有二：(1)派遣代表赴沈向张学良劝说；(2)秘密透过崔廷献等结纳张作相。至于阎锡山、冯玉祥、汪精卫等要员直接与张学良往复的文电，就笔者目前所能掌握的资料文献（如台北“国史馆”庋藏的《阎锡山档案》、辽宁省档案馆主编之《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编·奉系军阀密电》、《奉系军阀档案史料汇编》（注：辽宁省档案馆编：《奉系军阀档案史料汇编》，江苏古藉出版社、香港地平线出版社1990年版，其中第9、10册搜录中原大战期间相关档案资料。））中，并不多见，实在无法与蒋介石、何成浚等和奉张往复文电数量相比。可见晋阎与奉张在这一层次的沟通上远远不如宁蒋。其次，晋阎方面所派遣的代表（注：晋阎方面派往沈阳进行游说的代表，计有梁汝舟、张继清、温寿泉、门致中、孔繁蔚、杨廷溥、邓哲熙、孙传芳、贾景德、薛笃弼、郭泰祺、陈公博、覃振、傅作义等十余人。参《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1930年2月14-20日、3月7-13日、3月21-27日、4月4-10日、4月11-17日、5月9-15日、8月22-28日），《国闻周报》第7卷第7、10、12、14、15、19、34期，总第2435、2486、2514、2549、2559、2615、2783-2784页。《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2册，第549、562、582、609、611、612、617、618页。其中贾景德、薛笃弼二人最具代表性，贾景德，字煜如，为阎锡山的幕僚长。薛笃弼，字子良，为冯玉祥的重要幕僚。），或是被挡驾无法会晤张学良，或是匆匆见面而不能深谈，其与宁蒋代表方、吴、张等长伴张氏左右所发挥的效用无异天渊之别。简又文就曾评述云：阎、冯代表贾景德与薛笃弼两个“老实头”到沈极力运动，无如囊悭术钝，与吴铁城等相较，在在相形见绌，居于下风。（注：简又文：《冯玉祥传》下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42-343页。）当时曾为晋阎代表一员的陈公博，也曾回忆贾、薛二人的游说情形，他说：“我听见张岳军（张群）和吴铁城都在沈阳鬼混，贾毓儒（应为“贾煜如”）和薛子良则终日坐冷板凳……他们（指贾、薛）都说小张纵使不助阎，也决不助蒋；张岳军和吴铁城都跟他（指张学良）到葫芦岛，到北戴河，但是始终张汉卿都没有和他们深谈。这个消息或者是可喜的，然而贾毓儒（煜如）和薛子良也始终没有和张汉卿深谈。”（注：陈公博著；汪瑞炯、李锷、赵令扬编注：《苦笑录：陈公博回忆(1925-1936)》，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80年版，第234-235页。后来薛笃弼回忆其出使东北时，也承认确实无法与奉张深谈。见薛笃弼《出使东北与大战结束》，《中原大战内幕》，第478-479页。）陈公博判断奉张未曾与贾、薛深谈，确为一针见血，这也是晋阎方面一直无法突破的瓶颈。事实上，张学良不仅未与贾、薛深谈，还曾于1930年7月下旬三度拒绝贾、薛等人赴葫芦岛会晤之请。（注：1930年7月21日，危道丰致电王树翰告知，阎、冯代表贾景德、薛笃弼拟赴沈与张学良商量组织政府方案。22日，王树翰复电危道丰表示：“司令长官现在葫芦岛，一时暂不归沈，岛中一切诸多不便。”24、25、26日，危道丰又连续电询张学良，贾、薛急欲出关晋谒。26日，王树翰复电云：“岛中一切十分不便，来宾莅止，难迓高轩。”27日，王树翰再复电危道丰云：“预计三、四星期后定可返省，此地诸多不便，来宾莅止，恐失延接……”28日，张学良再度拒绝贾、薛连山之行。参阅《危道丰致王树翰电》（1930年7月21日）、《王树翰致危道丰电稿》（1930年7月22日）、《危道丰致张学良电》（1930年7月24日）、《危道丰致张学良电》（1930年7月25日午时）、《危道丰致张学良电》（1930年7月25日亥时）、《王树翰致危道丰电稿》（1930年7月26日）、《危道丰致王树翰电》（1930年7月26日）、《危道丰致王树翰电》（1930年7月26日亥时）、《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秘书厅复危道丰电稿》（1930年7月27日）、《王树翰复危道丰电稿》（1930年7月28日），《奉系军阀密电》第5、6册合集，第205-210页。）
基于上述，无论阎锡山等或其所派遣的代表们，几皆不能与奉张进行有效沟通；鉴于此，晋阎乃另辟秘密管道，直接结纳张作相。张作相曾多次透露讯息予阎锡山（注：晋阎透过当时天津市长崔廷献与张作相联络，张作相也经由崔廷献透露东北军动态的讯息予阎，参阅《崔廷献致阎锡山亲笔函》（1930年9月7日），《阎锡山档案·各方民国19年往来电文原案》，台北“国史馆”藏，19.0372.42/2700-1-22（以下简称《阎档·各方往来电文原案》，并不再标注档号、藏所）。），此一秘密管道倒发挥了些许作用，但成效仍属有限。晋阎于倒蒋之初，即已了解奉张的关键地位，也亟思拉拢张氏。然综观其与张学良间的沟通管道，不顺畅且缺乏奥援，犹如单兵作战，与宁蒋方面绵密的联络网相较，已先失一着矣！
晋阎对奉张的拉拢，在管道不甚畅通的情况下，仍试图运用下列三种方式，结纳东北势力：
（一）诉求反独裁的政治理想
1928年底，东北易帜，达成中国形式上的统一；蒋介石认为欲迈向实质的统一政局，端视党权、军权能否归于一统。（注：蒋介石：《北伐成功后最紧要的工作》，党史会编：《革命文献·国民革命军出题北伐史料》第21辑，台北，1968年影印版，总第4128页。）其具体办法即为：实施国军编遣和召开中国国民党三全大会。不过，在三会大会前夕，汪精卫等改组派人士已视南京中央为“一切反动势力的大本营”（注：汪精卫等：《关于最近党务政治宣言》，查建瑜编：《国民党改组派资料选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4-157页。）；更不满以指派代表方式产生的三全大会代表，谴责其违反党内民主精神。此外，实施国军编遣也引发地方军人的疑忌，而有一连串反抗中央的行动。在历次军事行动中，大都以“护党救国”、“反独裁”相号召。汪精卫于1929年12月1日，回答南洋通讯社记者访问时，特别指出：“今日之倒蒋运动，就全体人民而言，则为推翻专制，保障革命民权；就全党而言，则为打破个人独裁，恢复民主集权制度。此为倒蒋运动之真正意义。”（注：汪精卫：《关于党治之谈话》，南华日报社编辑部编：《汪精卫先生最近言论集》，香港，1930年，第24页。）
基于反独裁的理念，阎锡山一再宣示：“以整个的党，还之同志；统一的国，还之国民。”（注：《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1930年7月11-17日）《国闻周报》第7卷第28期，总第2716-2717页。）江精卫则对来访的危道丰，畅谈其政治分权制的主张。（注：1930年7月24日，危道丰在贾景德、薛笃弼二人介绍下，一同去拜访前一天才刚抵达北平的汪精卫。汪对危说：“蒋（介石）之失败在一私字。今后吾人应本大公无我之精神，将国及国民导入安全路上。对于政治取分权制；对于政府组织取人才集中制、取合议制；对于党务纠正从前错误；即如民众运动决不取共产式之运动；须以自治为基础，使民众在自治之下，各自发挥生产能力。”见《危道丰致张学良电》（1930年7月24日），《阎档·杂派往来电文》。）此外，为了争取奉张的支持，汪也写了一封长电给张学良，电文中除谴责“蒋（介石）藉党之名，行一人独裁之实”，更详述彼等扩大会议“求党真实意义实现”的七项基础条件：
（一）筹备召集国民会议，以各种职业团体为构成分子。（二）按照《建国大纲》制定一种基本大法（其名称用约法抑用宪法再定），确定政府机关之组织及人民公私权利之保障。此基本大法，应由国民会议公决，如时期紧急或由扩会公布，将来俟国民会议追认。（三）民众运动、民众组织应按照建国大纲，由地方自治做起，严防共产党激起阶级混斗之祸端。（四）各级党部对于政府及政治，立于指导监督之地位，不直接干涉政务。（五）不以党部代替民意机关。（六）总理遗教，所谓以党治国乃以党义治国，应集中人材，收群策群力之效。（七）关于中央与地方之关系，按照建国大纲采均权制度，不偏于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注：《危道丰转汪精卫致张学良电》（1930年7月29日），《奉系军阀密电》第5、6册合集，第210页。）
上述七项基础条件，可以视为阎、汪等人政治建设的蓝图，故1930年9月1日，北平扩大会议成立国民政府，即加速起草约法和筹开国民会议等方案，也就是执行此一政治建设蓝图的开始，其目的在谋求国家长治久安。（注：陈进金：《另一个中央：扩大会议初探，1930》，台北“国史馆”主办“国史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华民国史专题第五届讨论会”（1999年12月16-18日），抽印本，第21页。）晋阎即欲藉此政治理念来拉拢奉张。
（二）畀以政治地位
阎锡山于1929年“护党救国军”诸役中，被指为“工于心计，老谋深算”，1930年2、3月倒蒋时，部分地方实力派仍对其怀有戒心。（注：《赵辅宸致刘珍年电》（1930年3月11日），《阎档·杂派往来电文》；冯玉祥：《冯玉祥日记》第3册，江苏古藉出版社1992年版，第135-137、139页。）4月1日，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分别于太原、潼关、桂平通电就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副司令职（注：《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2册，第567页。），实具有反南京决心的宣示作用。晋阎也以陆海空军副司令职虚位以待张学良，冯玉祥就曾电劝张氏云：“麾下国家重镇，中外钦仰，至祈顺袍泽推戴之情，民众翘企之望，即日宣布就陆海空军副司令职，大局前途，实深利赖。”（注：《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1930年3月28日-4月3日），《国闻周报》第7卷第13期，总第2530页。）不过，奉张仍维持其中立态度，未就北方副司令职。
此外，晋阎方面调和西山派、改组派党统之争后，于1930年7月13日在北平成立“扩大会议”；随即欲筹组国民政府与南京国府“争正统”。阎锡山对于组织国府一事，再三表示以征得东北同意为第一要义，并同意若奉张不要党治，国民党亦可以旁观，决不会为大局的障碍。（注：《危道丰致王树翰电》（1930年7月1日）、《汤尔和致王树翰电》（1930年8月4日），《阎档·杂派往来电文》。）9月1日，扩大会议通过“国民政府组织大纲”，推举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汪精卫、唐绍仪、张学良、谢持等七人为国府委员，以阎为主席。（注：《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1930年8月29日－9月4日），《国闻周报》第7卷第35期，总第2793页。）又为了拉拢奉张，并拟于新政府部会首长中，委以较多奉系人士。（注：认为张学良必定支持北方政府的电文极多，如《邓鸿业致邓珊电》（1930年8月31日）、《张文英致王振电》（1930年9月1日）、《齐慎致任应岐电》（1930年9月1日）、《北平冬日特讯》（1930年9月2日），《阎档·杂派往来电文》。此外，有关北平国府部会总数记述不一，有谓各部内定人选为：外交部长顾维钧、司法部长罗文干、农矿部长汤尔和、海军部长沈鸿烈（以上奉系）；交通部长贾景德、财政部长梁汝舟、工商部长赵丕廉（以上晋派）；陆军部长鹿钟麟、内政部长薛笃弼（以上冯派）；国营实业部长胡宗铎（桂系）；教育部长邹鲁（西山派）；侨务委员部长陈树人、蒙藏委员部长白云梯（以上改组派）。见《王岫生致李家钰电》（1930年9月6日），《阎档·杂派往来电文》。）不料，北平国府成立第二天（9月2日），张学良就当面向晋阎代表博作义表示，他并未赞成新政府的成立。（注：《傅作义致阎锡山电》（1930年9月2日），《阎档·各方往来电文原案》。）张氏除拒出任国府委员外，同时召回已被内定为北平国府部会首长的顾维钧、罗文干、汤尔和等人。
（三）让与部分控制区
1930年中原大战前夕，阎锡山控有晋、冀、察、绥四省和平、津两市，掌握华北六省市的军政大权和资源。但由于战争期间，军用浩繁，阎氏又得支持西北军和杂派饷项，其财政经费远不敷所需。（注：阎锡山曾发行战时赋税通用券，也曾欲以富贺银矿、井陉煤矿向日本、美国借款，以解决其财政困窘。见《麦焕章致李宗仁电》（1930年8月10日），《阎档·杂派往来电文》。）是以，晋阎已无力运用金钱攻势来拉拢张学良，而其所能提供奉张实质利益者，惟华北六省市的控制权。
晋阎和宁蒋自5月中旬展开大战，反蒋军的战略是：阎军自津浦路南下，冯军自陇海路东进，谋夺取徐州；同时，李宗仁军队向湖南进兵，威胁武汉。战争初期，反蒋联军在南北战场均取得主控权，获得大部战役的胜利，尤其6月下旬攻陷济南，更为反蒋军进展之高潮。7月下旬，作战重心由陇海线转向津浦线，战场形势亦急转直下（注：李宗仁军队于6月下旬即放弃长沙，向南撤退，在衡阳附近遭到蒋军三面夹击，全军几遭覆灭。7月4日，桂系大部退回广西境内，已无力北上。后来蒋把追击桂系的十九路军和夏斗寅的十三师，调往徐州以北，投入津浦战场作战。李韫珩五十三师，从湖北经长江转海运，从青岛登陆，配合韩复榘部沿胶济线西进。参阅张同新编著《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史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49-359、374-377页；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102-105页。）；8月15日，蒋军克复济南，晋军退往黄河北岸，似已注定其失败的命运。
鉴于战局失利，阎锡山亟谋奉张的支援。8月下旬，晋阎代表贾景德、薛笃弼、陈公博、覃振、傅作义、郭泰祺、孙传芳等相继赴北戴河会晤张学良，表示愿将察、绥两省和平、津地区永久让与东北，晋军撤回石家庄，与冯玉祥共守郑、洛。（注：《冷融致刘文辉电》（1930年8月24日）、《邱甲致刘湘电》（1930年8月25日），《阎档·杂派往来电文》；《民国19年之蒋介石先生》，《蒋档·文物图书》，1930年8月24日、9月7日。）足见让出部分地盘来争取张学良支持倒蒋，已是晋阎拉拢奉张的最后法宝。
晋阎透过上述三种方式，试图拉拢奉张一起倒蒋，但结果却不能如阎锡山所愿。张学良婉拒出任国府委员，对平、津地盘亦不为所动；不过，阎、汪等反独裁的政治理念，却为奉张所接纳。1930年8月底，李石曾第二次北上会商东北出兵事宜时，张学良即再三提及召开国民会议和制订约法，并以此二事作为与蒋发表联合宣言的前提。（注：《民国19年之蒋介石先生》，《蒋档·文物图书》，1930年9月2日；《李石曾致蒋介石电》（1930年9月4日申时），《阎档·蒋方往来电文》。）蒋虽于《日记》指责其：“不知党与革命为何事也”（注：《民国19年之蒋介石先生》，《蒋档·文物图书》，1930年8月24日、9月2日。），仍于10月3日，电请南京中央党部提前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便确定召集国民会议之议案、颁布宪法之时期，及制定在宪法颁布以前训政时期适用之约法。（注：《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1930年10月3-9日），《国闻周报》第7卷第40期，总第2867页。）由上述可知，晋阎的政治主张，不仅为奉张所接受，亦为宁蒋所赞同，而于翌年相继达成。
四、奉张的抉择
1928年的东北易帜，蒋介石居于主导地位（注：王正华：《蒋介石与东北易帜》，台北“国史馆”主办“国史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华民国史专题第五届讨论会”（1999年12月16-18日），抽印本，第26-27页。）；但1930年的中原大战，支持宁蒋抑与晋阎合作，张学良扮演关键角色。3月1日，张氏发表通电云：
夫殊途原可同归，图终贵乎慎始。在介公力任艰巨，固鞠躬尽瘁之心；在百公（阎锡山）析理毫芒，亦实事求是之意。特恐词纵详明，意难周到，每滋一时之误会，驯启众人之猜疑，或且推波助澜，酿成战祸，循环报复，未有已时。则是二公救国之愿未偿，亡国之祸先至，非二公之所及料，亦非学良之所忍言也……尤望介、百二公，融袍泽之意见，凛兵战之凶危，一本党国付与之权能，实施领袖群伦之工作。（注：《张学良通电》（1930年3月1日），《蒋档·革命文献》第7册，第79页。）
张学良通电劝告蒋、阎息争，共同领袖群伦。值得注意的是文中把蒋、阎同等看待，似乎隐含对宁蒋些许的不满；故蒋在复电时，特别声明其与阎锡山并非私人意见之争，而是关系党国存亡的统一与分裂之争。（注：《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1930年2月28日—3月6日），《国闻周报》第7卷第9期，总第2469-2470页。）蒋、阎亦从此展开拉拢奉张的角力。
随着赴俄代表问题解决后，张学良的个人态度已较倾向南京中央，其具体事例如下：
（一）批售武器予宁蒋
诚如前述，南京中央为了装备需要，曾向东北兵工厂订购械弹，实际具有财政支助奉张的意涵。但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当两军交战时，第三者源源不断供售武器给其中一方，相对地也表示其支持该方。方本仁就曾致电何成浚云：“吾兄与弟决知汉卿者，无论如何决不至背介公而与冯合作。况汉卿近日再三济中央械弹，并向中央荐人参加政治，其表示可见一斑。”（注：《方本仁致何成浚电》（1930年5月14日），《阎档·蒋方往来电文》。）适资证明奉张的态度较倾向南京。
（二）王家桢、胡若愚就南京国民政府职
1930年9月1日，北平国民政府成立时，张学良婉拒出任国府委员，同时召回顾维钧、汤尔和、罗文干等奉系人物，不让其加入北方政府。但却保荐且同意王家桢、胡若愚等就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青岛市长等职。（注：刘寿林等编：《民国职官年表》，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518、997页。）亦可看出张学良态度之端倪。
（三）考虑就南京国府所委派副司令职
1930年4月1日，阎锡山、李宗仁、冯玉祥等分别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副司令职。随即一再电催张学良就副司令职，奉张未予理会。6月21日，南京国民政府也任命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司令，并由张群赴沈阳致送印信、任命状，奉张却一度考虑是否就任该职，而分别电询张作相、万福麟、汤玉麟等人。（注：《张学良致张作相万福麟汤玉麟电》（1930年7月21日），《阎档·杂派往来电文》。）从张学良对南北方所委派副司令职的反应，其态度确实较倾向南京中央。
（四）李韫珩部登陆青岛
1930年7月底，李韫珩五十三师从湖北经长沙，拟转海运由青岛登陆，协助韩复榘夹击胶济线晋军。当时青岛地区为奉系海军沈鸿烈所控制，登陆青岛必须获得其同意；蒋介石乃电请张学良，令沈鸿烈准中央军停靠码头登陆并加以掩护。（注：《蒋介石电吴铁城等转张学良令沈鸿烈掩护增援部队》（1930年7月29日）、《蒋介石电吴铁城转张学良请电沈鸿烈准国军靠码头登陆》（1930年7月30日），《蒋档·蒋总统筹笔》，总号3551、3593，档号：2010.20/4450.01-018。）8月初，因奉张的协助，李韫珩部才得以陆续登陆青岛。蒋介石得知李部完全登陆时，于《日记》上云：
到青岛部队已完全上陆，集中胶州；兵力虽只一师，而青岛为奉天海军所在地，我陆军得以上陆，在逆方观之，必疑奉天方面已加入我战线矣！且青岛可以上陆，则天津亦可以上陆，阎锡山之后方动摇矣。奉军虽未加入作战，而于我之政略战略，皆占先一着矣。（注：《困勉记》，《蒋档·文物图书》，1930年8月3日。）
蒋的喜悦之情跃然纸上，而奉张协助李部登陆青岛，亦影响宁蒋和晋阎势力之消长，故张学良的态度已不言可喻矣！
由上述事例可以看出，张学良个人态度确实偏于宁蒋。故1930年7月底，张氏于连山葫芦岛“休养身体”时，曾三度拒绝晋阎代表贾景德、薛笃弼等会晤之请；但宁蒋代表张群、吴铁城、方本仁等人，却陪同在张氏身侧。在在说明张学良虽对外表示中立，实则内心较倾向南京中央，至于东北内部意见则仍有待整合。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于皇姑屯遭日人暗杀，黑龙江督办吴俊升亦遇难。（注：《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2册，第356页。）6月19日，成立东三省保安会，张学良被推举为奉天督办、保安委员会主席，开启了张学良时代的序幕。12月29日易帜后，解散东三省保安会，另立东北政务委员会，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兼东北政务委员会主席。翌年1月10日，张学良以“勾结共产党”、“图谋内乱”等罪名，枪决了杨宇霆、常荫槐（注：《杨常伏法之判决书》，《张学良文集》第1册，第160-162页。），更奠定张氏在东北的统治实权。
张学良虽然已渐渐塑造其统治权威，但由于系因元老派张作相等人支持，才得以掌握政权，故非常尊重张作相等元老派人士的意见。此外，东北地处关外，素为日俄两国所觊觎，如何维护东北利益，才是张学良所关注者。张氏曾致电徐源泉云：“弟处境困难，危机四伏，东北情形特殊，想为兄所洞鉴，一切行动，每难如愿。”（注：《张学良复徐源泉电稿》（1930年5月30日），《奉系军阀密电》第5、6册合集，第15页。）6月1日，又电何成浚云：
惟是东北自对俄冲突以后，创巨痛深，人民颠沛流离，视中州殆有过之。而起视两邻，一则日肆欺凌；一则故为狡展，柳忱（莫德惠）到莫，俄方百计刁难，会议能否成立，尚不敢定。弟以辁材，支撑艰局，只此对内对外，已实有应付不暇之势。（注：《张学良复何成浚电稿》（1930年6月1日），《奉系军阀密电》第5、6册合集，第12页。）
由电文内容可以了解，奉张立场虽倾向南京，但对出兵助蒋一事，仍须持审慎态度的原因。
1930年6月5日，趁东北各要员到沈阳祸寿之便（注：1930年6月3日为张学良30岁寿诞，东北各军政要员几皆赴沈阳祝寿。），张学良在北陵集会商议应付时局办法，会中意见约分成三派：张作相、张景惠、汤玉麟和汲金纯等人主张保境安民，不与任何一方合作；王树翰、莫德惠、刘尚清、沈鸿烈、鲍文樾等人主张与南京合作，其中王树翰主张最力；此外，于学忠、万福麟、王树常、臧式毅、荣臻等人则静候张学良决定。（注：张友坤、钱进主编：《张学良年谱》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58页。）因为内部意见不一，张学良仍举棋不定。适于此时，宁蒋祝寿专使李石曾留沈与奉张再三磋商出兵事宜，张学良于6月14日致电何成浚云：“关于使战局早就结束，减轻人民伤害，仁者之怀，实符鄙愿。石曾先生留沈，连日迭与晤商，正在详慎策划中。”（注：《张学良复何成浚电稿》（1930年6月14日），《奉系军阀密电》第5、6册合集，第17页。）
张、李会商后达成出兵助蒋的初步共识，南京汇款200万元作为军队开拔费用，并协助解决奉票金融问题。奉方则因张作相不赞同出兵，拟由张学良亲率4个嫡系师和于学忠部入关。（注：《舒绍基致汉口某电》（1930年6月17日），《阎档·蒋方往来电文》。）6月13日，李石曾偕同胡若愚赴上海，与宋子文讨论奉票问题，蒋介石、宋子文皆允诺协助解决。不料，6月18日东北高级干部会议竟否决出兵，使得入关助蒋一夕生变，方本仁、吴铁城等闻之亦“不胜诧异”（注：《方本仁吴铁城致古应芬并转谭延闿胡汉民电》（1930年6月20日），《阎档·蒋方往来电文》。）。究其原因为：奉系过去数次入关皆对东北无裨益的历史经验、南京中央军在陇海线反攻失利，以及与宁蒋有关中俄外交问题的心结等。（注：《方本仁吴铁城致古应芬并转谭延闿胡汉民电》（1930年6月20日），《阎档·蒋方往来电文》。）为此，何成浚电告张氏云：
曩者中俄外交，政府因受牵制，未能尽力为东北助，主座深为抱歉。但时至今日，非先平内乱，不足以制强俄；非主座与公切实合作，则内乱势必延长，难保强俄不伺隙而动，防止更属不易。（注：《何成浚致张学良电》（1930年6月24日亥时），《奉系军阀密电》第5、6册合集，第23页。）
到了7月下旬，张学良再度因是否就任南京委派副司令职，而与张作相等相商。张作相、万福麟、汤玉麟等三人皆劝张氏应该继续“保持中立”，“沉机观变”。（注：《万福麟致张学良电》（1930年7月22日）、《张作相复张学良电》（1930年7月23日）、《张作相复王树常等电》（1930年7月23日）、《汤玉麟复张学良电》（1930年7月24日）、《奉系军阀密电》第5、6册合集，第30-32页。）万福麟更写了一封长电表示：东北如能中立最好，万不得已时，“则与其接近中央，莫如接近西北”。（注：《万福麟致王树翰等电》（1930年8月1日）。《奉系军阀密电》第5、6册合集，第35页。）东北军因无法统合内部意见，而延宕出兵入关一事。
8月中旬，爆发“马廷福事件”，使宁蒋和奉张关系几乎决裂。马廷福为东北军于学忠部驻临榆旅长，阴图协同团长孟百孚、安福魁，出兵袭击平、津，依附蒋介石，事为于学忠所发觉，遂于榆关、北戴河二处分别予以逮捕。（注：《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1930年8月15-21日），《国闻周报》第7卷第33期，总第2776-2777页。）据调查马廷福等之异动，系受军事参议院参议陶敦礼贿买，陶以给予200万元、马部扩编为3个师、马廷福升任军长等条件，诱使马旅入关助蒋。（注：有关陶敦礼贿买马廷福金钱数额有200万元、300万元二说，主张前者有《张学良进关秘录》（第84页）、《张学良年谱》（上册，第474页），主张后者有《张学良文集》（第1册，第305页）、《张学良生平年表——东北少帅荣枯浮沉实录》（第112页）。笔者无从判断，暂列200万元。）因陶敦礼与南京代表方本仁同乡，又曾任职何成浚部，故平、津及上海等地均流传“马廷福事件”完全由蒋方所主使，并且认为此一事件将导致宁蒋与奉张正式决裂，东北必定加入讨蒋行列。（注：《张笃伦致刘文辉电》（1930年8月18日卯时）、《王岫生致李家钰电》（1930年8月21日），《阎档·杂派往来电文》。）蒋介石于《日记》上也曾感叹云：
奉张反叛之心渐见矣！北方军阀政客，其不欲使国家统一，而割据自私之心，传统相承，不能破除。此我中华之所不能立国于今世，而为帝国主义所陵侮不已也。呜呼！（注：《困勉记》，《蒋档·文物图书》，1930年8月20日。）
原本较倾向宁蒋的奉张，因“马廷福事件”而态度似乎有所转变，相继与北方代表贾景德、薛笃弼、郭泰祺、傅作义、覃振、陈公博等人会晤商讨时局。据覃振等向记者谈话指出：张学良认为北方主张，公正光明，对组织政府决不反对，对南京则因“马廷福事件”而增加恶感。（注：《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1930年8月22-28日），《国闻周报》第7卷第34期，总第2783-2784页。）实际奉张对北方组织政府的态度仍不明确，不过因此一事件而对南方有所怨言，几乎改变初衷。（注：《张学良进关秘录》，第84页。张学良曾致电何成浚云：“陶敦礼去年曾来奉一次，今年被晋方逐出北京，来奉居住，弟以宽大待人并无歧视。讵近日行甚密，往来于榆关、北戴河之间，煽惑军队，意有所图。东北向为整个的，虽有一二人被其诱惑，即经发觉。据耀庭言，我兄曾有电来，不准陶在此有所作用，足证远见。现已将陶敦礼逮捕，正在审讯，特电奉告。”语气虽平和，仍指陶与何有关系。见《张学良致何成浚电》（1930年8月14日），《阎档·杂派往来电文》。8月16日，张学良又致电张作相等云：“查东北军队向称团结，此次事件如果实现，不惟破坏军纪，且足贻笑外人。”见《张学良致张作相万福麟臧式毅荣臻电》，《张学良文集》第1册，第305-306页。）为避免东北有所芥蒂，蒋介石除亲电张学良解释外（注：蒋介石电张学良云：“中极望孝侯参加讨逆，惟必以秉承兄命为先；对背孝侯而向其所部运动，非极愚妄者，决不出此想，高明必能洞察也。”《民国19年之蒋介石先生》，《蒋档·文物图书》，1930年8月19日。），也请何成浚、吴铁城、方本仁、张群等人，切实向张氏说明真相（注：《民国19年之蒋介石先生》，《蒋档·文物图书》，1930年8月19、20日。），并于8月21日赴济南制止南京中央军渡河北上，终于取得奉张的谅解。
“马廷福事件”后，李石曾再度衔命北上，当时南京中央军已克复济南，李氏赴北戴河与奉张洽商出兵具体条件，双方终于达成共识。张氏随即返沈于9月初召开东北高级干部会议商讨时局，会中张作相、张景惠仍表示反对出兵助蒋。惟张学良心意已决，曾愤而退席，张作相等遂放弃主张。（注：据当时任张学良军事秘书的王铁汉表示，会议中张作相、张景惠等仍坚持保境安民，不过问关内事。张学良颇不耐烦，即说：我惟有辞职不作了。愤而退席。经顾维钧、王树翰、万福麟协调缓冲，才继续主持会议。张作相即表示：你是司令长官，有不得已的苦衷，可以不遵守大元帅的遗言，我和叙五（张景惠）为大元帅的部属，更可以放弃主张，不必生我的气，由你做主好了。参阅王铁汉《东北军史略》，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修订版，第82-83页。）9月18日，奉张即发出“呼吁和平，即日罢兵，静候中央（南京）措置”的通电，同时派遣于学忠、王树常率东北边防军第一、二军入关。至此，宁蒋和晋阎拉拢奉张的角力告一段落，中原大战亦即将落幕。
张学良自发表3月1日通电以来，其公开态度似表中立，实则较倾向于南京；但直至9月18日通电，才明白支持宁蒋，拥护南京国民政府。张氏迟迟未能决定出兵助蒋，其因在于东北内部意见不一，6月虽曾一度考虑亲率部队入关，亦因张作相等反对而作罢。必须特别说明的是，东北军对于出兵助蒋，无论持赞同或反对意见者，其着眼点皆在于东北利益，并非派系倾轧。是故，让张学良举棋不定的主要因素为“国家统一”与“东北利益”之间的纠葛。
“东北利益”一向是奉张和东北军各派首重的目标，“国家统一”则为张学良的重要信念（注：日本学者波多野善大、西村成雄都强调张学良具有民族主义意识。张魁堂也认为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自知凭东北一隅难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欲免东北危险，必须国家统一”、“只有国家统一，才能转弱为强”。参阅波多野善大著、林明德译《中国近代军阀之研究》，台北，金禾出版社1994年版，第379-380页；《张学良—日中の霸权と“满洲”》，第40-42页；张魁堂：《张学良传》，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31-32页。），其于9月18日发表通电前夕，曾对《大公报》记者表示：“衷心不愿国家再分裂，南北成立两政府”（注：《张学良文集》第1册，第315-316页。）。但当“东北利益”和“国家统一”有所冲突时，孰为重？孰为轻？则是奉张必须审慎思考的课题。为求“国家统一”而危及“东北利益”，不仅东北军各派无法接受，亦非张学良所愿意；张氏所追求的是将“国家统一”和“东北利益”结合，9月18日通电，就是此一目标的初步体现。
就军事方面而言：8月15日南京中央军已克复济南，晋军退至黄河北岸；同时，中央军在陇海线的攻势亦居于上风。东北军此时出兵入关，用力最少，获利最多；尤其张学良采取和平方式，几乎不费一兵一卒，即接防河北等地。（注：东北军入关前曾有两个方案：一为直驱张家口、大同，根本解决晋军；一为预行通行晋军，命和平退出河北。张学良采取第二案。参阅《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2册，第624页。由于学忠给王靖国的一封电文可资证明东北军系和平接收，该电文云：“王军长治安兄勋鉴：久闻声威，中（忠）心倾向，敝军此次接防河北，旨在倡导和平，对于各方均持友善态度，谅邀明詧。顷奉东北张司令长官电令，着派一旅开赴保定接防等因，刻正准备不日即可出发，除电商会及各法团查（？）照，俾免误会外，特先奉闻，即祈察照见复为幸。弟于学忠叩寝。”见《于学忠致王靖国电》（1930年9月26日），《阎档·各方往来电文原案》。）
就财政方面而言：自中东路事件以来，奉票即面临通货膨胀问题；虽自1929年开始发行补助奉票的“现大洋票”，但财政金融仍有匮乏之虞。（注：《张学良—日中の霸权と“满洲”》，第53-55页。）南京中央军答应汇送开拔费用，并协助解决奉票金融问题，对东北财政及开发东北富源，实有莫大助益。
就外交方面而言：中东路事件尚未完全解决，仍与俄国谈判交涉中；其次，日本帝国主义在旁虎视眈眈，早有侵略东北野心。（注：日本长期派员在中国搜集情报，作为其侵略中国的准备。以1930年中原大战为例，东京东洋文库藏有日本在天津特派员上田雅郎所搜集的《昭和五年天津情报》手稿本2册，内容具体分析中国南北对峙局势，尤其是张学良东北军的态度等。此份资料承蒙西村成雄教授慨允复印转送，特此致谢。）为维护东北和平秩序，抵抗日俄侵略，必须倚赖中央，而且是一个“统一”的中央。
就个人权势而言：南京中央同意将平、津地区和黄河以北，完全归奉张节制，同时委派张学良为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就年仅30岁又颇思一番作为的张学良而言，能跻身中央要津，成为中国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人，同时，扩大东北地盘，使势力及于华北，无论为个人计或为东北计，皆不免令其心动。
基于上述几项因素，张学良遂于9月18日发表通电，拥护南京中央；10月9日，在沈阳就任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之职。
五、结论
1930年的中原大战系民国史上规模甚大的一场内战，而影响战争的关键之一即为东北军入关。1930年2月，蒋阎进行“电报战”时，均已了解张学良足以左右南北局势，奉张乃成为宁蒋和晋阎所共同争取的目标。3月1日，张学良发表通电，表示中立，对宁蒋、晋阎采等距关系。为了结纳东北军，衔命出关的南北代表，不绝于途，沈阳、北戴河成为当时中国政局的重心。
就蒋、阎与奉张的联络管道而言：宁蒋方面，除蒋介石、何成浚与张学良保持密切联系外；也派遣与东北渊源甚深的方本仁、吴铁城、张群等长驻关外与张氏协商；此外，李石曾两次北上与张学良洽谈东北军出兵的具体条件，终于促成奉张入关助蒋。至于晋阎方面，为了拉拢奉张，虽也相继遣派贾景德、薛笃弼、陈公博、覃振、傅作义等十余人，竞相出关游说张学良一起倒蒋，并接受中央党部扩大会议的任命，毅然加入北平国民政府。但由于彼此管道不畅通，又缺乏有力奥援，贾、薛等人甚至被拒绝会晤，其成效诚属有限。
再就蒋、阎拉拢奉张的方式而言：蒋方除了对奉张晓以国家统一大义外，更挟其庞大的政治资源，畀以张学良政治权位和充裕的财政支助。阎方除了诉诸反独裁的政治理念外，虽也愿意给予奉张政治地位和部分控制区，但却仍无法达成目标。经过蒋、阎双方的角力，奉张于9月18日发表通电，拥护南京中央，即原本对宁蒋、晋阎的等距关系，有了改变，如下图所示。
图1为发表3月1日通电时，奉张、宁蒋、晋阎三者的关系图；图2则为发表9月18日通电时，奉张、宁蒋、晋阎三者的关系图。事实上，图1中之A（奉张）、B（宁蒋）、C（晋阎）三点中，居于主动关键地位者，并非B、C而是A，即决定东北军入关的是张学良。其中缩短图1中之B（宁蒋）、A（奉张）两点距离的原因，除了宁蒋绵密的联络管道外，主要是倾全力支持奉张财政，这是晋阎所无法办到的；此外，冯玉祥与俄国的关系，以及汪精卫武汉政权的表现，都影响奉张合作的意愿。不过B（宁蒋）点试图缩短与A（奉张）距离的过程中，曾经有负面因素产生，即8月14日的“马廷福事件”，幸赖宁蒋有效化解，才免于影响最后的结果。
张学良个人态度自3月1日通电以来，即较倾向南京，但为了统合东北军内部意见，迟迟未能决定出兵；6月，张氏曾一度考虑亲率部队入关助蒋，也因张作相等人反对而作罢。其实，张学良或东北各派人士，无论是否主张协助宁蒋，其均以东北利益为主要目的。因此，当奉张衡量军事、财政、外交以及个人权势等方面，发觉“东北利益”可以和“国家统一”结合时，即毅然发表9月18日通电，决定出兵助蒋，也促成中原大战的提前落幕。
入关后的张学良和东北军，转而关注于华北事务，予日本帝国主义者以可乘之机，不幸于一年后的同一天（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使东北沦陷于日本铁蹄下达14年之久。是以，1930年张学良入关助蒋，其功过殊难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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