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视野下中国经济的“红与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视野论文,红与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从2007年、2008年、2009年至2012年的5年中，世界经济增长率将分别达到5.2％、4.8％和5.1％，从而成为继1950年至1973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4.8％以来的第二个世界经济最快增长周期。
然而，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国际形势在经济最快增长的同时，多极化趋势也日益加剧。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也为中国经济发展制造了诸多的不确定因素，中国经济势必在动荡多变的国际大环境之中巅伏前行。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多极化
尽管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但世界仍然很不安宁。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仍有可能出现波折，台海形势仍然没有走出高风险地界。如果美国发动对伊朗战争，从而造成海上运输中断，不仅将导致油价继续攀升，而且很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石油危机，全球经济将因此受到严重打击；科技革命加速推进，但全球科技差距仍在拉大。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研究与开发投资占全球的86％，占全球技术转让和许可收入的98％。2006年，美欧日财富占全球财富97.9万亿美元的82.8％。科技差距拉大已成为全球贫富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
我国在生物和航天技术等领域已经取得重大突破甚至跻身世界先进行列。但我国距离创新型国家还有很大差距；经济全球化虽然深入发展，但国际产业仍处于大调整和大转折过程中。发达国家通过跨国公司进行跨越国家和地区界限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优化组合，处在国际产业链的高中端，成为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受益最多的国家。
我国虽是参与经济全球化分工与合作受益较多的发展中国家，在引进外资、扩大就业和增加税收的同时，推动了对外贸易和经济发展。但大部分利润却被跨国公司攫取；全球和区域合作方兴未艾，但东亚区域合作与一体化进程相对滞后。
在美、日、韩的干扰下，东盟实力和影响都在下降，内部不统一，对推动“10+3”合作和一体化进程已力不从心，主导性作用遭遇挑战；国与国相互依存日益紧密，但大国之间的竞争加剧。尤其是美欧大国产生一种危机感。布什政府下台后，欧洲对美国关系可能会稍有改善。大西洋两岸新一代领导人将重新形成一种更加务实的跨大西洋关系。美欧大国有可能进一步加强合作，协力应对挑战。俄罗斯综合实力恢复很快，潜力巨大。美国对俄罗斯打压和欧盟东扩对俄罗斯利益空间挤压，引起俄罗斯的强烈不满，俄美和欧俄关系仍将是合作与竞争交错，但摩擦和冲突可能增多。
滞胀成为全球经济最大考验
2007年夏季爆发的次贷危机，让美国这个世界经济引擎“很受伤”。美国著名投行高盛公司当地时间3月25日发布研究报告称，由于次贷危机持续蔓延，全球次贷相关损失预计将高达1.2万亿美元。其中，华尔街的损失占近四成，远高于目前已公布的损失金额。美国银行、券商、对冲基金和政府支持企业等将减记4600亿美元的信贷资产，是已经曝光损失的4倍。在这些损失中，房贷坏账损失占比约为50％，不良商业抵押贷款损失占比15％至20％，信用卡、汽车贷款、商业贷款以及非金融性公司债券也导致了一部分损失。
上述机构的亏损数额巨大，主要是因为各机构一直试图通过贷款来支持其资本业务并保留其资本需求，但是，这些措施却导致了其信贷可用性的大量减退。由于面临更多的信贷亏损，各金融机构已经通过国内外投资等方式筹集了1000亿美元的资金，并不得不同时下调了分红资金。
受次贷危机影响，美国金融机构近日公布的业绩有所下降，市场对贷款的需求也逐步减少。这些机构自去年夏季开始的次贷危机以来，已经报告的资产减值数额就已经达到了1200亿美元。美国借贷机构减记了不到一半与信贷泡沫破灭相关的损失，市场开始看到一些曙光，但是黑暗还在持续，前景依然暗淡。
此外，标准普尔日前也发布报告称，大型金融机构的资产减记已接近尾声，但是未来可能出现更多与次级贷款无关的资产减记。标准普尔将大型金融机构次贷资产减记总额调高200亿美元，增至2850亿美元。
欧元区和日本经济也未能幸免，虽然增长前景要好于美国，但结构性改革的滞后还是给其经济增长蒙上了阴影。
在美国经济下滑和美元贬值的背景下，国际原油价格和初级产品价格迭创新高。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下滑与全球能源和初级产品价格飙升现象并存，这预示着全球经济可能继上世纪70年代之后，再次陷入滞胀的局面，全球性的恐慌情绪在蔓延。
我国对外贸易环境复杂多变
综观当前国际形势及我国外贸发展的现状，可以预见，未来5年我国外贸总量仍将随着全球经济的持续增长而保持快速增长，但面临着更加复杂多变的环境和局面。
从不利因素来看，一是全球经济的增长面临不确定性。国际政治变化、地区冲突、恐怖主义等因素可能影响全球经济稳定。全球经济失衡问题并未得到解决，有可能引发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并对实体经济造成影响。石油价格在高位运行，将继续对全球经济产生较大影响。二是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依然严重。虽然总体上贸易保护主义将有所削弱，但针对个别国家的贸易保护可能在一定时间内加强。美国、欧盟等与我国逆差最大的经济体与我国的贸易摩擦还将不断出现，摩擦形式更加复杂。三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各国内部金融市场波动可能迅速扩散到全球市场。
再从我国自身的情况看，其一，我国低水平、同质化产品出口规模的迅速扩张与国际市场容量有限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我国出口不但对发展中国家出口形成竞争，而且和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就业部门也形成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对世界经济贸易秩序造成影响，增大了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利益摩擦的可能性。其二，国内资源无法支撑粗放式外贸增长方式。我国重要资源总体储量不足，而且需求结构与资源供给结构脱节。目前，我国对外部资源供给的依赖性已相当突出，国家经济安全极易受制于人。由于我国对许多重要资源性商品的价格决定权不具备发言权，国内企业对于国际市场上原材料价格变动更为敏感。其三，外贸增长的效益低下使我国蒙受了越来越大的经济利益损失。我国出口的产品是以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这些产品大都已经进入产品成熟期，市场上供大于求，这势必导致激烈的竞争，加上其他各种因素的影响，导致我国产品出口效益很低。加上我国长期以来采取了非中性的、鼓励出口和利用外资的政策，这些政策扭曲了要素价格，压低了出口企业的实际运营成本，客观上把本该中国企业获得的利润送往国外，造成了大量的福利输出。其四，出口产品中核心技术、自主开发比重过低。我国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比例越来越大，但出口主要还是集中在中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和组装。即使我国有一些机电产品出口属于中高端产品，但自主核心技术仍太少，主要依靠加工贸易方式。
机遇虽然可期挑战依然严峻
迄今为止，虽然国际环境波谲云诡，但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30年来却一直保持了年均8％的GDP增长率。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经济周期与全球经济周期是不同步的。因此，如果中国经济在未来5年内能够继续维持年均10％的增长，这将显著提升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
在美元贬值的背景下，随着人民币汇率制度弹性的不断增强，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趋势将会持续下去。一方面人民币处于升值趋势，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仍在不断上升，这就决定了人民币在未来的跨境流动规模将会不断增加，境外居民对人民币的交易、保值和投资需求不断上升，从而造成人民币国际化趋势加快。人民币有望成为东亚区域内重要的计价货币和结算货币。人民币从国别货币成长为区域货币，意味着中国政府不仅可以征收更多的铸币税，而且可以通过本国货币政策影响区域经济走向。
据IMF预测，到2012年前，全球贸易增速将超过6％，未来全球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将扩大我国的外部需求。国际产业转移趋势仍将持续，国际分工将更为精细。未来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生产制造环节大规模地向有市场、有成本优势的国家和地区转移过程将持续一段时间，国际分工将更为精细。多边和双边贸易体系将继续扩大。未来WTO将继续推动有关谈判，促进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WTO成员国之间的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还将进一步降低。区域性的双边和多边经济一体化进程也将继续。随着中国参与区域性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增多，将更多地发挥中国的比较优势，扩大中国与其他经济体的联系。
然而，就总体而言，未来国际金融环境变化带给中国的挑战要超过机遇。
第一，国家经济增长放缓将会导致中国面临的进口需求下降和国际贸易摩擦增加，这将导致中国出口减速，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和就业。欧盟和美国是中国最重要的出口市场，如果欧盟和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下降，那么客观上将会造成这些国家居民的进口需求下降。此外，发达国家国内失业率的上升，必将导致该国政府和国会对“中国制造”的抵触情绪上升，对中国出口商品的反倾销、反补贴政策可能纷至沓来。人民币升值压力将会空前高涨。
第二，全球能源和初级产品价格上升，将会通过进口成本的上升向中国国内注入通货膨胀压力。中国是全球原油、铁矿石、铜矿石等能源和初级产品的进口大国，这些产品国际价格的上升将会通过原材料能源动力价格指数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的传递，最终引起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的上升。目前，中国国内的物价上升主要是结构性因素所致，如果全球价格上涨的趋势得以持续，那么境外注入的通货膨胀压力将成为推动中国国内物价上涨的重要动力。
第三，国际收支失衡导致中国外汇储备激增，中国外汇储备面临的机会成本和汇率风险越来越大。当前中国的外汇储备高达1.43万亿美元，主要投资于收益率仅为4％左右的美国国债。中国这种经常账户顺差与净投资收益为负的局面持续得越久，中国的潜在福利损失就越大。此外，由于外汇储备主要以美元计价，一旦美元大幅贬值，外汇储备的国际购买力价值就大幅缩水。假如美元贬值10％，那么中国外汇储备以人民币计价的损失就高达1430亿美元，超过中国2006年GDP的5％。
第四，由于人民币存在长期稳定升值趋势，这就吸引了全球过剩流动性涌入中国套利，从而推动中国境内的股票价格和房地产价格上涨。
坚守“金融防火墙”之最后关口
经济学原理告诫我们，资产价格泡沫的正反馈财富作用是不可能长期持续的，而一旦资产价格泡沫破灭，就必将启动一个痛苦而缓慢的调整过程：居民的财富被吞噬、抵押贷款者违约数量激增、银行不良债权增加、证券公司纷纷破产，等等。如果银行资金介入资产价格泡沫的程度很深，那么资产价格泡沫破灭很可能通过银行危机的渠道触发全面经济危机。
为了应对未来国际金融环境变化给中国带来的挑战，我们应通观全局、高屋建瓴地制定综合应对策略。总体而言，中国经济应该变得更加依赖内需，并实施集约化增长，中国汇率制度应该变得更加具有弹性，中国政府应该采取果断措施抑制资产价格泡沫，坚守“金融防火墙”这一最后关口。
第一，加快人民币升值的速度。人民币升值有助于纠正我国贸易品相对于非贸易品的价格扭曲(贸易品相对价格过高)，促使资源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移，这既有利于扩大内需(因为服务业提供的是非贸易品),又有利于促进就业(因为服务业的劳动密集度高于制造业)；人民币加速升值有助于抑制人民币的单边升值预期，造成投机者对人民币是否进一步升值的判断出现分化，从而削弱热钱流入；人民币升值有助于缓解全球能源和初级产品价格上涨对中国经济产生的成本推动压力，抑制通胀率的上升。
第二，继续加息。虽然2007年央行已经连续多次加息，然而由于通胀率迅速上涨，造成目前人民币实际存款利率依然为负。负利率加剧了居民将金融资产由银行存款转移到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存款搬家趋势，助长了资产价格泡沫。进一步加息，既有助于提高银行存款相对于证券投资和房地产投资的收益率，削弱存款搬家趋势，也有利于抑制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行为，从而遏制通货膨胀。
第三，扩张性财政政策。必须承认，升值和加息虽然有助于遏制通货膨胀，但是对经济增长都有紧缩作用。为了抵消升值和加息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应该同时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这一方面包括扩大政府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开支，另一方面包括削减内资企业所得税、实施更高的居民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等。
第四，进一步调整外资外贸政策，缓解中国国际收支失衡程度和外汇储备增长速度。中国政府已经实施了比较积极的外贸政策调整，例如降低出口退税税率、实施出口配额、征收出口关税等，这种调整应该继续推动下去。
第五，对现有外汇储备实施积极管理。中投公司的建立是中国政府在积极管理外汇储备过程中迈出的重要一步。中投公司应该尽快明确其投资策略、治理结构和绩效评价体系，把握好透明度和收益率的平衡，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尽快成长起来。
第六，加强资本管制。由于中国的人民币汇率水平难以一步调整到位，中国的资产价格目前处于高位，中国的银行系统和金融体系并不健全，在这种情况下，一旦中国贸然放开资本流出，必然会刺激更多投机资本的流入，而一旦形势急转直下，国际投机资本就会在洗劫了中国居民储蓄财富之后留给中国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因此，资本管制是中国政府防范金融危机的最后一道防火墙。尤其在未来几年内不利的国际金融环境下，中国政府更是要谨慎对待开放资本账户的建议。
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培育优势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欧、美、日、韩等跨国资本明显加快了来华投资的速度。目前，由发达国家研发并提供知识型服务和高技术制造，周边经济体提供代工、销售及售后服务，我国利用低成本优势进行加工组装，最终产品外销欧美市场的国际生产体系已基本形成。一是未来国际产业转移的重点是知识型服务业和新技术制造业。在未来的5年里，预计将出现新一轮的国际产业转移热潮，重点将转向知识型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如金融、信息、全球供应链管理等中高端服务；航空航天、能源、医药、生物工程等高端制造领域的全球配置；二是在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和强劲需求的带动下，跨国资本和服务来华投资的构成将发生明显变化。未来5年，以内销为主的市场驱动型跨国投资将成为主流趋势。从目前趋势看，世界500强企业已经开始把研发、设计、运营、物流配送、咨询和培训等机构设立在中国的主要都市，并加快了本地化进程；三是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进程明显加快。未来5年，一方面，越来越多的金融后台服务将外包给境外低成本中心；另一方面，国际大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交易所、基金、保险公司及其他金融机构将随着各国金融的对外开放，开始构建全球金融服务体系。
在当前的大趋势下，我们必须抓住机会，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过程中培育新优势。一是开放竞争，搭建一个公平非歧视性的政策平台。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一个新特点，就是技术含量高，有些会涉及到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核心竞争优势。为此，首先应在新产品、新技术、新管理和组织领域里充分开放竞争。其次应切实落实凡是对外资开放的领域，优先对内资开放的原则，为内外资企业搭建一个公平非歧视性的竞争平台。再次应像加入世贸组织时那样，对优惠政策和激励机制进行一次全面系统深入的清理和调整，最大限度地减少不断用新的扭曲替代旧的扭曲的不正常现象。
二是创新激励，引导企业在主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同时，把更多的精力投向自主研发和创新、自主品牌、自主国际营销渠道建设中去。应吸取我国汽车企业出现的“合资锁定效应”的经验教训，避免在与外资合资试图学习管理和技术时，我国企业丧失自主研发、自主品牌、自主营销的能力，同时切忌完全倚仗低价优势，忽视技术优势。此外，应吸取纺织企业在开放中陷入贸易摩擦泥潭的经验教训，逐步建立以自律为基础的出口协调机制，对促进投资和贸易互动发展是重要的条件。
三是合作互动，要鼓励内资经济与外资经济合作互动，鼓励内资经济为跨国公司全球生产体系提供配套，鼓励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合作培育新竞争优势。目前，营造招商引资的小投资环境，包括新出台的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园区、高新区等，都更有利于外资企业和加工贸易的发展，不利于内资企业的参与、配套和合作。因此，应把工作重点放在营造公平的市场经济环境上来，建立一套不需要通过审批，有明确规范的政策认定标准和机制。
四是创造一个更加开放和宽松的体制软环境。20世纪80年代初期，当美国制造业竞争力呈现衰势时，里根时期所采取的供给管理政策为创新提供了良好的体制软环境，10年后，这套政策为美国带来了I T革命和创新激励。因此，政府应提供一个低税费、少管制、多鼓励、能者上的制度软环境，促进高技术含量的国际产业转移，鼓励国内企业在加强国际合作的同时，积极开展自主创新。
五是应更加规范和不断完善资本市场体系，为创新活动提供创新激励机制。在全球金融一体化趋势的推动下，储蓄和投资活动已超过一国的界限。在这种新形势下，应创造更有弹性和灵活性，更加市场化和规范化，更加开放和抵御风险的投融资体系。
六是应更加充分地保护财产权和知识产权。要建立以法治为基础的规范市场经济体制，保护财产权和知识产权是法治的基础。同时，应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建立自己的标准，过高的标准和承诺将损害而不是促进中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损害而不是促进中国的产业竞争力和产业安全。
从战略高度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机遇与挑战和风险都是动态的、可变的，甚至可能相互转换。我们既要抓住和利用好战略机遇期，又要采取有力对策和措施，有效应对挑战，注重防范和化解国际经济风险，从战略高度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其一、制定国家经济安全战略。经济安全已成为各国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1988年发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了国内经济安全的具体目标。20世纪90年代初，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曾把“经济安全”置于对外政策三大支柱(军事、政治和经济安全)之一。1980年6月，时任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的智囊机构推出《综合安全保障战略》报告，提出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不仅局限于军事，在外交、经济、文化等方面也必须采取综合对应措施。1996年4月29日，由俄罗斯总统签发的《俄罗斯联邦国家经济安全战略(基本条例)》，明确了国家经济安全面临的威胁和如何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建议我国政府组织各方面专家，参考其他国家的经验，制定出我国的国家经济安全战略。
其二、重要产业和对外经贸关系要有法可依、依法行事。随着石油价格攀升和能源争夺加剧，各个大国都在调整或制定新的能源法。日本在这个领域的成功经验特别值得我们借鉴。2002年出台的日本《能源政策基本法》第八条规定，政府每年必须发表一份报告。2007年5月25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2007年能源白皮书》，这是日本政府发表的第四份有关能源供需状况和能源政策的白皮书。《白皮书》就确保能源稳定供应、维护能源安全提出了3项战略性举措。首先是确定自立的、符合环境要求的能源结构；其次是采取战略的、综合性的对策以确保能源供应；再次是在亚洲和世界解决能源、环境问题过程中发挥主动性。我国能源立法严重滞后，我们既要听取国内社会公众的意见，又要吸取其他国家的经验，尽快出台能源法和相关政策措施，做到有法可依、依法行事。
其三、加强经济外交工作。为“走出去”的企业提供可靠信息，加强对我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协调。到发展中国家投资的企业，要实现开发与建设、开发与环保、投资与经济结构调整相结合，坚决避免进行掠夺性、破坏性的资源开发，真正做到平等互利。这不仅是经济利益问题，而且关系到我国的国家形象。
其四、客观提供驻在国家经济形势和问题等相关信息，积极推动我国与各国加强经贸合作。通过加强经济外交工作，使我国政府能够准确把握世界经济走势，进一步提高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妥善应对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全面提高对外经济工作质量和水平，牢牢掌握对外开放的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