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产能过剩的思路与出路--兼论促进东部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_产能过剩论文

解决产能过剩的思路与出路--兼论促进东部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_产能过剩论文

化解过剩产能的思路与出路——兼论推动东部产业向中西部转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能论文,出路论文,思路论文,产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化解产能过剩是今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也是这次“两会”上代表们议论的热点,对产能过剩问题必须高度重视并下决心化解。中国受产能过剩问题困扰多年,特别是行政性过度过剩的产能和对资源环境产生巨大负能量的过剩产能,不仅给中国国内经济转型带来了困难,还使我国频遭国际贸易“双反”狙击,是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顽疾。要解决这一难题,必须坚持正确的思路,并选择正确的出路。

      一、正确认识形成过剩产能的外部原因,世界通过制造业产业转移和资本等要素重组形成一个国家产能累积,是近现代全球经济的一个普遍现象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背景看,近现代世界制造业转移遵循一个基本规律,即产业的转移带来了产能。世界制造业转移和要素重组经历了四个大过程。

      第一轮世界制造业产能集中在欧洲。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是世界制造业基地,也是近代走在世界前列的工业革命国家,当时德国制造业产值占全球30%。但是,随着英国、德国等国家生态资源消耗、劳动力成本上升,世界制造业进入了第二轮产业转移阶段。

      第二轮世界制造业产能集中在美国。全球制造业中心从欧洲转移到美国,美国的工业革命带来了制造业繁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制造业产值曾经长期占世界制造业产值的50%,成为二战以来第一制造业大国,该称号一直保持到2011年被中国打破。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美国制造业产值仍占世界的30%以上。上世纪80年代,美国出现了4次严重的产能过剩,除了通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在国内化解外,开始向国外转移过剩产能。

      第三轮世界制造业产能集中在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世界制造业大规模转移到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当时,日本制造业产值最高峰占到世界制造业产值的16%。实际上,日本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很多产业如材料产业都出现严重过剩。日本通过产业政策和产业链重组化解过剩产能,把产业链的下游、中游转移到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形成了以日本为领头雁的“雁型模式”。

      第四轮世界制造业产能集中在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和一批发展中国家。世界产业转移和要素重组加快,中国通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已经成为第一制造业大国,建成了完备的工业体系,快速形成巨大产能。2011年,中国制造业产值占全球19.8%,美国占全球19.4%。

      因此,2000年以后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持续存在的重要外部原因之一,在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是全球第四轮产业转移的承接地,加之建国60年形成的工业基础,使中国成为制造业大国。中国产能、产业体系、产业能力的形成,既是世界制造业转移的结果,也有过度行政干预造成的产能,还有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中集中投资快速积累的产能。中国制造业从2011年首次超过美国,目前占世界制造业产值超过1/5,但中国制造业的整体竞争力和核心竞争力仍亟待提升,产业布局和产业结构也亟待调整,推动东部产业有序、有效、有选择地向中西部地区转移,通过产业空间布局的调整带动和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把已经形成的优势产业基础和产业体系更长时间、更大范围地留在境内,从而顺利完成中国工业化进程,实现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转变,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的转变。

      美国、英国、日本等老牌工业化国家和亚洲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都经历了区域内产业转移和调整的过程,利用生产要素区域流动的规律延长或强化制造业,保障本国完成工业化的进程。英国1928年出台《产业转移法案》,在工业部和环境部下设区域办公室,地方政府下设各大省市布局委员会和开发局,通过产业转移和优势互补促进经济竞争力提高,促进区域产业分工与合作,推动地区经济增长和国家内源性发展。美国把产业转移纳入国家经济发展计划轨道,制定中长期指导计划和法律法规,保障产业转移政策的长期性和稳定性。日本制定产业转移和重组战略,确保本土企业处于产业链的上游,采取“进口—国内生产—出口”的承接产业转移路径,强化了制造业。

      二、认识形成过剩产能的内部原因,进行有效分类,以新思路和新举措,消除体制性过剩和绝对性过剩,化解结构性过剩,避免周期性过剩

      适度过剩是市场经济常态,通过优势劣汰的竞争规律,可以使社会平均利润率发挥作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但是,过度过剩、绝对过剩、行政性过剩,不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是无规制经济和行政过度干预的产物。

      (一)中国产能过剩的类型

      当前,中国的产能过剩主要有周期性过剩、结构性过剩、体制性过剩和绝对性过剩四种类型。

      一是周期性产能过剩。随着经济发展的需要,产能不断地增长。1998年中央政府提出“遏制产能过剩”,当时钢铁产能是2.5亿吨,经过若干轮宏观调控抑制产能,钢铁产能仍然从2.5亿吨上升到10.5亿吨,这其中就有周期性产能过剩的部分,这部分产能是伴随着经济周期、经济发展需要的产能增长。问题是,在此过程中一些行业的产能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经济发展速度。

      二是结构性产能过剩。以钢铁为例,目前总产能10.5亿吨,产量7亿多吨,但仍然是结构性产能过剩,因为中国生产的大部分钢铁是粗钢和一般钢材,大量五星级建筑钢材、军事原材料和大飞机制造所需钢板以及很多高端钢和特型钢,都需要进口。一方面我们大量出口粗钢,另一方面大量进口特种钢、异型钢或高端钢,这种过剩是结构性产能过剩,低价、低质钢材过剩,高端钢材不足。

      三是体制性产能过剩。这种产能是在地方利益驱动下、GDP导向下产生的巨大产能过剩,是地方政府招商引资、落户大项目、行政性干预的结果,这种体制性产能过剩,是最难解决的大问题。中国制造业结构中重化工比例目前已经高达71%,原来传统优势产业,如服装、箱包、鞋帽、纺织、玩具等,下降到29%。这种产业结构急剧变化,特别是重化工超前发展,沿海、沿江、沿河近3万家重化工企业,是体制性产能过剩的主要表现。

      四是绝对性产能过剩。例如,中国纺织品贸易额占了全球30%以上,全世界平均每人购买中国3米布、2件服装、2双鞋。即使以全球市场需求来计算,国内产能也明显过剩。还比如光伏产业、生化制药产业,中国的产能全球市场都消化不了,这是绝对性产能过剩。

      要化解过剩产能,一方面要分类、分级、分业、分步进行分别处置,另一方面需要在处理方法上运用创新,既要保持中国制造业全球竞争力,又要把长期积累的弊端和问题,特别是把严重的过剩产能逐步化解掉。应把工作重点放在消除体制性过剩和绝对性过剩、化解结构性过剩、力避周期性过剩上。

      (二)处理和化解产能过剩的突破口

      在处理和化解过剩产能方面,可考虑从五个方面寻求突破。

      一是把化解过剩产能与形成新的产业布局结合起来。通过创新驱动、高端产业带动,在产业布局、产业升级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比如日本曾经采取的产业政策,通过提高产业标准、产业进入门槛等办法,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当前,中国产业结构除了重化工和消费工业品严重失衡外,产业布局也严重失衡,应推动东部产业向中西部地区有序转移。通过创新驱动和产业转移,在产业转移中实现产业升级并形成新的产业布局。

      二是把化解过剩产能与形成新的区域布局结合起来。再造更多的经济增长点和增长引擎,必须寻求重大突破,应推动东部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在转移中实现优化区域布局。例如,在调研中发现,浙江一个纺织集团向新疆库尔勒等地区转移产能,形成了面向国际市场的一流生产能力,产业规模达到1000万锭。

      三是把化解过剩产能与形成新的贸易、投资布局结合起来。除了国内产业转移外,还应顺应贸易流向、贸易生成地、主要贸易伙伴所需贸易货物,以最小的物流成本和最合理的物流流程设计,来考虑中国制造业在这些贸易生成地的布局。比如,向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欧亚大陆桥沿线、长江中上游流域和广西建成面向中南、西南战略支点等重要地带成套转移产业链和配套服务能力。国家综合战略设计要有制造业基础,特别是高端制造业基地。另外,中国在沿边规划设置了10余个跨境经济合作区,也是中国制造业带动周边制造业共同发展的重要平台和载体。

      四是把发挥制造业优势和贸易优势结合起来。中国目前是120多个国家最大贸易伙伴,是70多个国家第二大贸易伙伴,和五年前美国的情况相似,但五年之后中国的贸易和制造业在全球的地位和美国的位置互换。因此,必须在制造业和发挥中国贸易优势的结合上寻求突破,形成制造业与国际贸易融合参与全球竞争的新优势。

      五是把化解过剩产能和形成新的市场布局结合起来。应发挥中国已形成的市场优势,这一独特优势是难以复制的,比如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已经成为全世界小商品的风向标,应该把这种优势复制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使现代流通成为带动制造业转移、产业重组和要素集聚,走向国际市场的引导性力量和先导性力量。

      应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仍处于工业化进程的中后期、城市化发展的中后期、农业现代化的初期,仍处于加快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是经济大国转向经济强国的关键期,需要制造业支撑将是一个很长历史时期的客观要求。在中央提出解决产能问题“四个一批”中,重中之重是“消化一批”,必须在需求端下工夫,将我们的产能变为即期和奠定未来几十年基础的巨大供给,这是一篇大文章。建议党中央、国务院在除已形成的战略安排外,把有可能形成支撑国家战略安全、经济中长期持续发展的战略安排、新经济发展带、关键性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等方面,作为消化和利用好产能的最大出口,把巨大产能变为难以复制和短期内难以抗衡的新优势。同时,还要向国际市场输出我国已经形成的先进产业能力,如高铁、智能电网、大型装备等。

      三、把推动东部产业向中西部地区有序转移作为化解过剩产能的重要手段,同时在中国形成更优更强的产业布局和产业能力

      习近平主席在出访中亚四国时提出并深刻阐述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将推动建立一个从太平洋到波罗的海的市场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李克强总理最近提出,中西部地区是中国经济的最大回旋空间,实行差别化经济政策,推动东部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这不仅与习近平主席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高度契合,有利于形成“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战略支点,也有利于中国拉长战略机遇期、经济发展周期,并顺利完成工业化进程。化解过剩产能,其中一条重要出路是推动东部产业和要素向中西部转移和流动,形成未来支撑中国更长周期发展的产业布局和产业能力,形成“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产业支撑,这是新形势下党中央正确和智慧的战略选择。

      中国通过几十年艰苦卓绝的努力,包括付出了巨大的成本和代价,成为几代人梦想的制造业大国,应从更高层次、更大范围、更持久的时间维护国家战略安全与发展利益的高度,整体谋划和设计中国产业布局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强化中国制造业基础并提升能力,其中,推动东部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在转移中推动产业转型并形成更优的布局,是我们当前应采取的重大战略。

      这是中国拉长战略机遇期、经济发展周期和顺利完成工业化进程的战略选择。要实现中央提出的稳中有为、稳中有进、稳中提质,实体经济不能削弱,实业基础不能削弱,制造业不能削弱。把制造业关键产业的产业链高端和产业配套能力留在境内,形成东中西、东北地区以及周边国家互动互补互利的崭新布局。在推动东部产业、产能和要素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和流动中,形成更为合理的产业布局和产业链重构。逐步改变中国产业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和服务链处于中低端的现状,向高端迈进,推动重大科技创新,占据突破性技术的高端,这是中国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性战略步骤。

      这是促进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缩小区域差距、创造区域发展新优势的战略选择。通过推进东部产业和要素向中西部转移,把中西部发展起来,这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应有之义。受东部地区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环境约束加强的“推力”与中西部地区资源禀赋和要素成本比较优势的“拉力”的双重作用,部分产业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梯度转移是大势所趋。西部地区人口3.6亿人,市场比非洲还大,加上中部6省的几亿人口,这是一个蓄势已发的巨大市场,是中国在外需受阻情况下最大的内需替代市场。

      这是应对美国“亚太战略”、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重要支点的战略选择。从国家安全战略看,要应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迫切需要与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等周边国家和地区加强合作。亚洲成为全球发展的引擎和重心,中国中西部处于亚洲的中部,处于向西开放的战略前沿,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强化中西部地区的制造业基础,形成若干现代产业的基地和高地,打通从太平洋到波罗的海的运输大通道,形成连接东亚、西亚、南亚的交通运输网络,是我国加强与中亚、西亚、北亚国家经济、交通、人文互联互通的必要保障。“丝绸之路经济带”将联动亚欧30亿人口的巨大市场,甚而更深远地影响亚欧经济新版图。中国西部地区既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起点,也有若干重要节点,以点带面,从线到片,可以迅速使这个地区成为跨国、跨区域大合作的重要战略支点。

      中西部已具备了承接产业转移和要素重组的基础和能力,产业在转移中转型升级和优化布局恰逢其时。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显著改善了中西部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制约产业发展的瓶颈因素得以消除,能源供应能力、产业配套能力、金融服务能力、技术创新能力显著提高,出现了一批具有人才集聚、资本集聚、产业集聚的新引擎和新高地。中西部地区已具备了优于周边国家和更远国家承接产业转移的条件和基础。优化在这个区域的产业布局,提升产业发展能力,对中国扩大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力、辐射力、带动力至关重要。

      化解过剩产能,推动新一轮产业转移和要素重组,与过去历次不同,这是在应对全球新一轮冲击波和国内经济下行之时的主动作为,是从企业自为状态、零散状态转向战略谋划和有组织实施的大动作。从拉长国家战略机遇期、经济发展周期、巩固制造业大国地位和争取成为经济强国的高度出发,在推动产业转移和产业重新布局时要把握好几个关系。

      处理好产业转移与产业转型、产业优化升级的关系。产业转移要与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相结合,要与保护资源环境相结合,要与本地主导产业相结合。要提高产业集群配套能力,提高招商门槛,不能使一些落后产能企业和污染企业趁机进入,把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彻底抛弃。不能脱离传统产业去承接产业转移,要从弥补传统优势产业的短板链条出发,有针对性地引进缺失链条,补强薄弱链条,促使承接产业转移和传统产业发展形成良性互动,也要与加强自主创新相结合。传统优势产业已经处在改造提升和转型升级的关键节点,要平衡引进产业和本地企业的关系,要渐进式地淘汰落后产能,促进传统优势产业平稳发展,也要注意引导本地企业强化与承接大型企业集团的配套协作,这样才能解决好发展与土地、资源、环境等之间的矛盾,实现多赢。

      处理好产业转移与产业互动、产业互补的关系。产业转移要有利于形成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这既是贯彻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推动中西部地区跨越式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推进东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率先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必然要求。可以有选择性地开展城市结对,如地域相邻的省际城市结对,由于两地相邻、交通方便、习俗相近,更容易沟通和衔接,可以作为产业转移的试点和先行区;产业类型相近、资源优势互补的城市结对,特别是东部地区纺织服装、建材化工、塑料制品、机械电子等劳动密集型产业面临着转型升级的压力,而中西部地区部分城市又有这方面的资源原材料、产业基础和发展需要。这些城市结对后能很好地为产业转移提供平台。要鼓励中西部地区通过委托管理、投资合作等多种形式与东部沿海地区合作共建产业园区,积极探索承接产业转移新模式,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支持中西部毗邻地区之间合作共建产业园区,创新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实现资源整合、联动发展。

      处理好产业转移与新一轮区域布局、对外开放布局的关系。要按照主体功能区规划的要求,在产业转移、新一轮区域合作和扩大对内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加强区域互动合作,建立利益共享机制,实现良性竞争、互利共赢,把承接产业转移与加强区域分工合作结合起来,创新合作方式,探索建立利益共享机制,调动承接方与转移方两个的积极性,注重区域内科学布局、有序承接,促进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良性竞争、互利共赢。

      处理好发挥已经形成的产业转移承接带与建设新的承接带的关系。要从各地实际情况出发,立足比较优势,合理确定产业承接发展重点,防止低水平重复建设;要推动建立省际产业转移统筹协调机制、重大承接项目促进服务机制等,引导和鼓励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有序转移。在中西部条件较好的地方设立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充分发挥其典型示范和辐射带动作用。做好产业转移与对口支援、对口帮扶工作的衔接。同时,也要加强沿海其他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互动,进一步密切合作。要发挥皖江城市带等承接转移带的支撑和辐射作用,带动皖北、皖南、皖西联动发展,实现中部地区整体协调发展,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

      处理好产业转移中政府、行业组织、市场和企业的关系。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减少行政审批,简化办事程序,提高服务效率。推动相关行政许可跨区域互认,做好转移企业工商登记协调衔接。要把承接产业转移与引导资源优化配置结合起来,遵循市场规律,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突出企业主体地位,促进各类企业及要素资源向承接地带有序转移。继续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民间投资的领域和范围。要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商会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搭建产业转移促进平台,提升各类大型投资贸易会展活动的质量和水平。

      处理好产业转移中“四个一批”的关系。中央提出在对待和化解过剩产能的过程中,实施“四个一批”政策,即“通过扩大内需,消化一批;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向海外转移一批;优化组织结构,兼并重组一批;严格环保安全能耗标准,淘汰一批”。西部有广阔的市场,可能在扩大内需的过程中,消化一批东部过剩产能;西部地区与国外接壤省份较多,可以充分发挥沿边优势,在向国外转移一批过剩产能的过程中起到重要的连接与推动作用;西部地区还可以发挥资源与劳动力成本优势,在实施优化组织结构、兼并重组一批过剩产能的过程中,发挥承接与转移作用。东、西部地区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只要把环保、能耗、质量等执法检查做好了,通过市场化手段,一些不好的企业会自动淘汰。

      四、化解过剩产能需要设计正确的指导思想,积极预防可能的风险,研究配套的政策措施,在整体推进这场硬仗中立于不败之地

      从后发优势看,中国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区域主要有四大板块:西南、中南地区;“丝绸之路经济带”、新欧亚大陆桥等向西开放战略通道中的重要节点;长江黄金水道与上游流域整体开发;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在产业转移中应“以线穿点、以点带面”,不能遍地开花,不能搞大呼隆,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一)总体指导思想

      应对全球新一轮冲击波和国内经济下行风险,通过推动东部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有序转移,积极化解过剩产能,带动中国产业结构、区域结构、经济结构调整优化。推动产业转移从企业自发状态、自为状态、零散状态转向国家进行战略谋划和规划、主要靠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和企业选择的有组织实施的重大战略。在产业转移中合理确定承接产业和发展产业的重点,既要防止低水平重复建设,也要防止高水平重复建设,提高产业集群、产业集中、产业集成、产业集聚的水平,提高产业配套能力和产业链拓展能力,加快形成东中西互补互动的产业新格局。

      (二)在化解过剩产能中注意防范风险

      一是防止过度生硬的行政手段。现在不少地方政府把化解产能过剩作为政绩考核指标,或将化解任务压到各级政府,采取强制性手段摧毁产能。更应该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创新机制,形成市场对过剩产能特别是落后产能和绝对性过剩产能的“倒逼机制”,加快使其退出。

      二是在产能退出过程中密切关注金融风险。在产能化解过程中,一些企业可能面临资金链断裂的风险,使其银行贷款变成坏账。因此,应对分步化解多少产能和哪一类产能,做出财政和金融风险预估。特别是要有针对性地防范金融风险,还要高度关注由此对地方债务产生的直接、间接影响,务必防止对政府财政收入和银行贷款造成大的冲击。

      三是要防范失业的风险。特别是那些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和企业,在过剩产能化解过程中,应研究如何合理安置这些剩余劳动力。防止在化解产能过程中产生严重的失业问题,政府和企业应同时发挥作用,做到既化解过剩产能,又不引起社会动荡。

      四是要防范可能的产业空心化。对于中国的产能过剩,应采用两分法的辩证思维:一方面,要认识到制造业产能是综合国力重要标志;另一方面,要认识到过剩产能特别是严重过剩产能、绝对性过剩产能对整个经济机体的危害。因此,需要防止美国、日本等国家产业转移中出现的产业空心化问题,向国外转移一定要适度,应注意将高端产业、关键零部件和核心研发能力留在国内或周边与我国友好的国家。

      (三)化解过剩产能和产业转移应采取有效措施

      化解过剩产能,应采取突破性的差别化政策,鼓励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优势产业和承接东部过剩产业转移,形成有利于支撑中国迈向经济强国的产业布局与产业结构,关键在于用好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政策,并研究制定新的差别化政策。

      加大对关键性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加快西部地区与东中部地区联系的区际通道建设,重点建设西部地区连接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地区的出海通道,以及西南地区连接西北地区的南北通道。加强与东北亚、中亚、东南亚、南亚地区互联互通的国际通道建设。建设承接产业转移和要素集聚的战略平台。

      制定鼓励产业转移的差别化税收和金融政策。如对东部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转移并达到转型升级要求的企业,可考虑比照改革开放初期优惠的税收政策,如“免二减三”的税收政策,用作产业转移成本。对中西部承接产业转移的重点地域和重点企业,延长所得税按15%上缴的期限。对承接产业转移并已成为国家中心城市、区域中心城市和地处边陲的中西部重要城市,可以比照温州金融改革试验区有关政策,支持建立各类要素市场交易中心、股权交易中心、中小民间金融机构。建设保险创新试验区,将政府性资金存放银行与信贷投放挂钩,激励银行加大产业转移的信贷支持力度。

      制定新的产业目录和人才政策。应实行差别化产业目录,如在准入产业及准入规模等方面给予倾斜,对环境容量大的区域,碳减排标准可以低于东部;在能源资源富集的产地,适度提高单位能耗指标,允许能耗指标适度高于东部地区的产业和企业。加快建立人才、智力、项目相结合的柔性引进机制,推进产业与人才向承接产业转移地区同步双转移。提高人才转移到中西部地区的特殊津贴,应使高寒地区、沿边地区等地的人员工资标准高于东部地区。

      实施鼓励东部产业向西部转移的土地政策。对新疆、广西、青海、内蒙古、西藏等土地广袤的省区,应允许采取更为灵活的土地管理政策。对一些跨省、跨区域战略通道建设、服务于国家战略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用地应适当放宽,不占用城镇规划建设用地规模指标。戈壁滩、沙地、荒山等用作建设制造业基地的,不占用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同时,做好存量土地文章,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

      实施更加优惠和便利的贸易和投资政策。支持承接产业转移地区从事加工贸易,原则上应放开经营,免除配额(对进口自用和开展加工贸易涉及进口许可管理的资源类商品允许量)和许可证。对进口周边国家资源性产品在开发区内加工生产,增值达到30%以上的,应视同国内产品,免征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即征即退。完善新特区政策,对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充分发挥已建立的与哈萨克斯坦国经济合作平台作用,对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内从毗邻国家进口石油、天然气、金属矿产等资源并就地加工的企业,不受进口资源配额限制。支持喀什设立专项发展基金,启动海外上市交易“喀什发展信托基金”,在东南亚、中东发行外币债券。优先在中西部全面实行保税工厂安排,创造大通关的新优势。对中国企业在境外开发土地形成农产品基地的,进口农产品应视同国内产品,使其快速通关,并不受配额限制;进行结构性进口关税政策调整,逐步取消对资源、能源、技术和关键设备的进口关税,对关键技术和关键设备进口实施“绿色通道”,推动进口便利化。

      在产业转移中实施更加严格的生态环保政策。加大中央财政对重要生态功能区均衡性转移支付力度,进一步完善水、土地、海洋、矿产、森林、草原等各种资源税费政策和征收管理办法,研究建立资源型企业可持续发展准备金制度。逐步建立区域间生态补偿机制,鼓励和引导下游与上游地区、开发与保护地区、生态受益与生态保护地区之间开展生态补偿。积极探索水权交易、碳汇交易等市场化生态补偿模式,以保障在产业转移中同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完善政绩评价考核指标体系。对于产业转出区域,实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先的绩效评价,强化经济结构、资源消耗、环境保护、自主创新等指标的评价权重,弱化经济增长速度、招商引资、出口等指标的评价权重;对于中西部、东北承接产业转移的区域,实行工业化、城镇化水平优先的绩效评价,综合评价经济增长、吸纳人口、质量效益、产业结构、资源消耗、环境保护等内容。针对不同发展水平区域,制定不同的绩效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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