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型国际金融中心的成长与运行研究——兼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金融中心论文,功能型论文,国际论文,上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12.2 文献标识码：A
修订日期：2009-06-19
1 研究背景
2009年3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业已成为国家战略，但何谓国际金融中心以及国际金融中心的成长条件值得进一步探讨。在国际金融中心研究中，名义—功能分类法是被广泛使用的一种方法，即将国际金融中心分为“功能中心”和“名义中心”(又称为“簿记中心”、“帐户中心”)(邓智团，2005)。所谓功能型国际金融中心，是指集聚了大量金融机构，创造大量就业和收入机会，为全球客户提供借贷、投资、贸易结算、黄金买卖、保险服务和证券交易的国际金融市场所在的城市或地区(邓智团，2006)。当今世界，功能型国际金融中心主要指伦敦和纽约，其运行载体分别是伦敦金融城、纽约华尔街，它们的共同特征就是经济高度发展和产业服务化。关于全球金融中心排名研究调查报告再次确认了伦敦和纽约具有遥遥领先于东京、法兰克福和巴黎等其他金融中心的优势，处于无可动摇的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Mark Yeandle，2005)。
本文以伦敦金融城为例，探索功能型国际金融中心城市载体、产业状况与国际金融中心全球性竞争优势的相互关系。概括地说，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的成长与运行必需重视三个方面：一是空间区位和强大的经济基础，二是金融产业高度集聚的产业载体，三是有效的制度保障。在此基础上，就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问题提出得出几点思考。
2 空间区位
国际金融中心将国际金融机构、各种金融市场、国际借贷者汇集于一地，并从事实际金融中介活动，这必然要求其位于一个空间区位优越、国际交往频繁的城市。在与国际金融中心形成与成长相关的空间区位中，时区扮演了重要的作用。
时区对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侯学钢、宁越敏，1997)。目前，国际金融中心主要集中在西欧、北美和东亚所在的时区。在北美，美国经济的绝对规模优势使纽约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西5区)；在西欧，由于英国历史上形成的经济优势使本初子午线经过伦敦，伦敦因此占据了最有利的0时区的位置，并成为该地区最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东亚曾长期缺乏足够分量的国际金融中心，以致国际金融业务全天不间断的交易受阻。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新加坡率先开展离岸金融业务。由于占据时区上的优势，新加坡成为东亚第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此后，伴随日本经济的崛起，再加上东京所处的东9区的时区位置，使东京在八十年代后成为连接纽约与伦敦两大国际金融中心之间的东亚最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由此，全球金融中心形成了以伦敦—纽约—东京—伦敦为中心的时区链，时间间隔分别为5小时、10小时和9小时，再加上位于其间的其他金融中心，使全球金融交易得以不间断地运行。
3 经济量能
一般而言，功能型国际金融中心属于经济推动型或称为自然形成型，它是随着国家或地区经济的不断发展导致金融需求的不断扩大，由此集聚大量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交易，进而成为全球金融资本的运作中心，如伦敦、纽约和东京。从历史角度看，金融中心与“世界工厂”存在联动关系，身为全球制造中心的国家最有可能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例如，13世纪的威尼斯、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都是各自时代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到18世纪，凭借着第一次工业革命，英国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伦敦也成为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20世纪后，美国成为世界上最为强盛的国家，国际金融中心也就从伦敦漂移到纽约，并且持续至今。
3.1 国家或地区经济的龙头城市
在制造业发展的初始阶段，制造业的生产企业由于自身规模越来越大，需要投入更多的生产资源。此时，企业的自有资本已无法满足企业的需要，企业只能从外部筹集资金，或者向银行贷款，或者发行债券和股票，这都必将促进本国银行系统的发展和完善，以及证券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如果制造国的资本市场无法满足企业的需要，企业还会进一步向国外融通资金，而这往往要通过制造国的银行和金融机构走向国际市场，制造国也就成为国际资金的净吸收者。
伦敦是世界经济史上第一个被称为“世界工厂”的英国的国家经济中心。19世纪，工业革命使英国的生产能力发生了质的飞跃，加上世界范围的殖民扩张，英国成为世界的经济中心，其地位是以英镑作为世界贸易的通用货币以及英国作为世界主要资本输出国的地位为基础的。一些英国公司以直接投资的形式开始对海外进行投资。20世纪初，英国的海外投资高达40亿英镑，占当时西方投资总额的一半。英国作为国际资本的主要供应国，以绝对优势取得了在国际金融领域的统治地位，而伦敦也就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国际金融中心。纽约是另一个例子。拥有天然良港，腹地广阔的纽约是美国最大的城市，在1810年就已取代费城成为美国国内最大的金融和商业中心。一战期间的中立使美国的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同时美联储体系的建立和银行体制的改善，使金融机构在纽约迅速集聚，国际金融业务迅猛发展。二战后的金本位制使美元与黄金保持稳定的兑换关系，美元成为国际结算货币，纽约迅速发展成为与伦敦相当甚至更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商业银行、储蓄银行、投资银行、证券交易所及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在此云集，并有许多外国金融分支机构。东京国际金融中心是经济实力与金融产业联动发展的典范。20世纪80年代在日本雄厚经济实力的支持下，加上日本原有的各类金融市场也不断扩展，东京在较短的时间内逐渐发展成为与纽约、伦敦比肩的全球第三大国际金融中心，由此极大地提升了日本金融业的国际地位。
3.2 经济高度服务化
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功能型国际金融中心所在城市的经济高度服务化。20世纪中期，伦敦金融城①的就业人口中第一次产业的比例已经接近零，但此时第二次产业还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占就业人口的五分之一左右，主要由食物、饮料、烟草、药品及相关贸易、工程、电子物品和汽车金属物品、纺织、服装和鞋类以及印刷、出版业构成。其中印刷、出版在第二产业中占最重要地位，占其比重超过50％。但而后伦敦金融城的制造业向郊区迁移，第二产业的比重逐渐下降。1999年，伦敦金融城第二产业基本上都已迁出，就业人口的99％在第三产业。从伦敦金融城的就业结构可以看出(表1)，金融机构和商业服务两个行业是就业人口最多的两个部门，分别占到了总数的30.2％和28.9％，合计近60％。如果加上金融辅助机构，则这三个行业的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近3/4。
伦敦金融城已成为英国经济的中心，金融与专业服务是其主要功能。仅外汇交易额一项，金融城就占全球的40％。伦敦金融城还是全球最大的国际保险市场，2003年的保费收入高达250亿英镑。另外，金融城也是全球最大的柜台交易衍生业务市场，占全球交易额的43％(2004年4月统计)。与此同时，伦敦是许多企业总部所在地，2007年世界500强的总部有22个位于伦敦，其数量与纽约并列第三位，仅次于东京和巴黎。更重要的是，凭借深厚的贸易渊源、一流的专业人员、高质量的配套服务以及语言、时区、法规等方面的优势，伦敦汇集了大量世界著名的商务服务企业。英国拉夫堡大学的泰勒以世界著名会计、法律等中介服务公司的全球网络为计算样本，进而对世界城市网络进行了长期的研究，伦敦始终位于世界城市网络的顶端(彼特·泰勒，2008)。
4 产业布局
考察伦敦金融城的成长，可以发现以金融业为核心的产业空间布局强化了伦敦为全球服务的金融中心的功能定位。
4.1 用地结构以商务办公楼为主，居住用地比重极低
伦敦金融城在19世纪60年代时仍然是一个以居住和商务功能并重的中心城。随着伦敦金融城在国际经济中地位的不断上升，伦敦金融城的地价不断上升，使居住的成本急剧提高，由此导致人口的外迁。到20世纪初时，伦敦金融城的居住人口占大伦敦的比重就降到了10％以下。到2001年，居住人口仅7200人，仅占大伦敦人口的1％(表2)。
随着人口的外迁，伦敦金融城的居住用地逐渐转为办公用地。1971年时，面积仅2.6平方公里的金融城办公用地就达88公顷，占总用地的三分之一，从而为金融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空间保障。
4.2 产业的空间分布高度集中
现代工业区位论的奠基人阿尔弗雷德·韦伯(1997)指出：“集聚因素是一种‘优势’，或是一种生产的廉价，或者是生产在很大程度上被带到某一点所产生的市场化。”就其企业集聚的原因，藤田昌久和克鲁格曼(2005)认为，企业集聚归于一种历史的偶然，初始的优势因“路径依赖”而被放大，从而产生“锁定”效应，所以集聚具有“历史依赖性”。伦敦金融城企业的空间集聚正好可以作为此论点的最好注脚。John H.Dunning对伦敦金融城产业的空间布局做了非常详细的分析。他认为伦敦金融城存在几个产业比较集中的地区，分别是出版、专业服务、银行、保险、制造业、交通、批发和商品等几个部分。在所研究的行业中，保险的集聚度是最高的，达到了0.57，主要集中在伦敦金融城的东面。其次是职业招聘(Recruitment)为0.56，银行业达到了0.55，这两个行业都集中在伦敦金融城的中部。而其它的专业服务的集中度相对较低，如会计仅为0.23，法律咨询为0.44，管理咨询为0.36，同时也主要集中在伦敦金融城的周围(图1)。
图1 伦敦金融城产业集聚状况
资料来源：Taylor，P.，Cook，G.，Pandit，N.Beaverstock，J.V.and Pain，K.(2003)，Financial Services Clustering and Its Significance for London，London：Corporation of London.
5 制度安排
波特(1990)在讨论国家竞争要素时把政府和机会作为两个外在变数，从而建立了钻石型国家竞争力模型。波特认为，政府这项变数在国际竞争中，会对钻石体系中的四项关键要素产生直接或间接的作用，由此影响到国家竞争优势，而且，其影响力可正、可负。宁越敏等在构建城市竞争力指标体系时，也把城市政府调控能力和管理水平作为基础因素(宁越敏、唐礼智，2001)。作为全球闻名的金融中心，伦敦金融城数个世纪的稳定发展的一个独特之处还在于其有专门的市政机构“伦敦金融城当局”，它拥有强大的创新能力，致力于维护伦敦金融城的全球地位。通过对伦敦金融城的发展历史考察，其独特的政府治理结构为其良好运行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具体而言，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5.1 高度的自治权力
一般所指的伦敦准确地说是由32个自治市和伦敦市组成的大伦敦，最高行政长官为大伦敦市长。伦敦市即金融城是大伦敦的成员之一，面积仅1平方英里，居于大伦敦的中心位置。最初它只是商人们在一起喝咖啡、谈生意的地方，渐渐地，海运和银行保险业在那里发展起来。伦敦市一直是一个独立的地方自治机构，拥有使自己保持独立的古老宪章。早在1215年《大宪章》签署以前，其独立性就列入了约翰王(King John)签署的宪章中(俞文华，1999)，市长冠以男爵头衔。伦敦市的管理机构“伦敦市当局”被认为是全球历史最悠久的地方管理机构，在行政上没有任何政党介入。这样的独立性使得伦敦金融城的政策制定与执行有很大的独立自主权，从而保持了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5.2 极具优势的管理创新
金融城的管理者都是商人，为商业团体增加利益，政府官员是没有报酬的，是由金融城商界联合会代表选举产生的，市长一年一换，其他官员任期两三年不等。伦敦市长相对大伦敦市长而言，是一个独立和互补的角色。作为伦敦金融城当局首脑，他代表了在伦敦金融城生活、工作或经商的人的利益。与此同时，其附加的责任包括促进金融城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对包括在国内和国外的整个英国金融服务业的整体发展负责，以及努力增强伦敦金融城作为主要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责任。伦敦市政府注重利用政策引导来增强金融城的吸引力，使英国国内的金融机构向金融城集聚，充分发挥其辐射作用。
伦敦市当局对伦敦金融城进行的具体管理是由市长、市府参事议政厅、政务议事厅以及选举产生的官员等机构和人员组成的。当局以提供成功金融服务和行政事务服务为原则，为金融城的顺利运行提供坚实保障。伦敦市当局还不遗余力的将维护伦敦金融城“品牌”作为其重要任务之一。市长每年作为金融界颇具威信和说服力的外交使节，通过各种渠道沟通和出行访问，积极将伦敦金融城的信息传递到世界各地，为其稳定发展提供了保障。
6 对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思考
对上海而言，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已具有以下几个条件：
第一，上海拥有功能型金融中心成长所需的时区区位。上海在世界时区上位于伦敦和纽约的中间，当上海开始办公时，伦敦正是午夜时分；上海一天的交易结束时，伦敦的市场交易活动即将开始；而到了上海的夜晚时，纽约的交易市场又开始了。这样通过全球电讯信息网的联结，上海、纽约、伦敦三个不同时区的金融中心联成一体，昼夜运转。虽然东亚时区里有很多的竞争者，如东京、香港、新加坡等等，但上海可以凭借中国大陆的庞大经济腹地作为后盾，寻求功能上的互补关系而得到发展。
第二，上海初步具备国际金融中心所需的经济实力。相比国内其他城市而言，上海作为我国最大经济区长三角的龙头，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最高。根据库兹涅茨(1989)统计分析得出的经验性依据，上海已经进入了工业化后的稳定增长阶段，这将极大增加对金融产品的需求，使得浦东发展国际金融中心的定位目标进一步清晰明确，将成长为中国经济的发动机和金融产业及相关服务亚洲区域的中心之一。
第三，浦东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初具规模。在全国的开发区中，唯有陆家嘴定位为金融贸易的功能。90年代初，证券和资金拆借等全国性的金融市场在上海建立，初步确立了上海在全国的金融中心地位。此后，在陆家嘴又建立了商品交易所，黄金、钻石交易市场，以及央行第二总部，吸引了大量跨国银行在此设立分行。至2008年底，近500家中外资金融机构集聚浦东陆家嘴金融区，成为长三角、长江流域乃至全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助推器。
但与成熟的国际金融中心相比，上海金融机构的聚集度还较低，金融机构在数量与质量上也有明显的差距，例如国有大的金融机构大多位于北京，国际金融业务种类和规模都不足。为此，国务院于今年适时推出了推进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意见，指出“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总体目标是：到2020年，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基本形成国内外投资者共同参与、国际化程度较高，交易、定价和信息功能齐备的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基本形成以具有国际竞争力和行业影响力的金融机构为主体、各类金融机构共同发展的金融机构体系；基本形成门类齐全、结构合理、流动自由的金融人力资源体系；基本形成符合发展需要和国际惯例的税收、信用和监管等法律法规体系，以及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金融发展环境。”与此目标相比，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尚需要解决几个问题：一是人民币尚不可自由兑换，而这是功能型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前提条件。二是国际化程度低，金融产品少；三是制度建设落后；四是缺乏高级人才。这四个问题中，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取决于整个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需要中央政府在条件合适的时候推出，但推出的时间目前很难预测。即便人民币成为可自由兑换的货币，其国际化进程也会比较漫长。对上海而言，目前的工作重点是从其他几个问题的解决入手。为此，需要发挥浦东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在政策和政府管理上先试先行的创新优势，其核心是加快金融产品，特别是外汇交易产品、航运金融产品以及人民币贸易结算产品的开发和创新，而后进行更复杂金融衍生产品的研发，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逐步集聚国内外的金融机构来上海进行交易。其次是推动制度建设，要重视新的金融产品的制度配套，使产品推出与相关制度建设相衔接。第三是推出人才培养、建设平台，设计吸引高端人才落户上海的政策。在当前上海尚缺少足够可供交易的金融产品的情况下，应重点从国外引进教学和研究方面的人才。总之，应借助浦东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这个创新平台，逐步把上海建设成为亚太地区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
注释：
①伦敦金融城是伦敦市(City of London)的俗称，面积1平方英里，即2.6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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