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183;数#183;形——比较美学札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札记论文,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象·数·形”是《周易》开创的天人合一、时空互渗的三维思维模式，它引发了中国美学和艺术对尽意之象、境界、气韵、悟性以及生命意味的执著追求。“形—数”这一物我对立、时空分离的二维思维模式与文化模式，启示后人对西方美学和艺术在形体摹仿结构、秩序、比例以及科学分析的不懈探索。“象”是中国美学独一无二的逻辑起点；“形”是西方美学的逻辑起点。《周易》关于象、数、形三者间的关系的精辟阐释包蕴深刻的抽象与具象的辩证法，奠定中国美学独特发展的方向。
古希腊毕泰戈拉学派的数理美学和中国先秦《周易》的象数美学之间，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东方智慧和西方理性几乎不约而同地齐步达到人类理论思维的高峰：“数”被看作万物的始基，用最简易的数的组合显示天地自然复杂运动的必然秩序。 毕泰戈拉学派活动的时间（前6世纪到前3世纪）与《易传》成书的时间也大体相符， 如此巧合在人类文化史上实不多见。但是，《周易》将“数”导向太极阴阳的流变，导向天、地、人交感相应、生生不息的创化过程，导向主客交融的时间性的“象”，开启了中华文化基于整体经验直觉的独具一格的象数思维方法和理论模式，引发中国艺术和美学对“尽意之象”的不懈追求；毕泰戈拉学派则将“数”导向点、线、面、体，导向“黄金分割”的固定比例，导向客观外在的空间性的“形”，开启了西方文化基于理性分析演绎的“形”与“数”相结合的思维方法和理论模式，引发西方艺术和美学对“形”的摹仿与形式美的无穷探索。《周易》以“象”为核心的象数美学和毕泰戈拉学派以“形”为核心的数理美学，集中代表中西文化的两种阐释方式和价值取向，实际构成中西文化比较分析的逻辑起点。
一
《周易》和毕泰戈拉学派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中滋生发育。《周易》深深植根于中国原始巫术文化和发达的农业文化的土壤之中，在古代的数学和天文学的基础上形成，是用于行为预测的筮书。从伏羲时代始创八卦，经周文王时代作重卦爻辞，到孔子时代完成《易传》，所谓“人更三圣，世历三古”〔1〕，《周易》是历经千年， 辗转诸圣卜史之手，具有极为深厚的民族文化历史内涵，集中民族智慧精华的集体创作。据张政烺先生考证， 并为近年出土文物证实：“自伏羲画八卦，由数起”〔2〕，在《周易》之前， 确有一个基于龟卜的“数字卦”流行的漫长时期，“数字卦”是《周易》八卦的原型。构成八卦卦象的两个基元数符“—”与“——”，并非来自结绳的痕迹，更非男女生殖器的象形，而是“数字卦”中分别代表奇数与偶数的两个数“—”与“六”（甲骨文与金文写作“Λ”）的演变简化的产物。“—”与“Λ”（后中间隔断而成“——”）这两个数符，通过“数字卦”长期运演过程逐渐具有阴阳化合等多方面的深层涵义，“数”也逐渐具有主宰万物和显示万物变化的哲理意味。“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3〕，《周易》 占筮求卦的操作过程自始至终是数的演运过程，用按一定顺序排列组合的数的运演象征式显示宇宙人生合乎规律的运动。“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4〕，“数”被赋予统摄万物并预兆人类命运的始基性质。 《周易》作为“六经之首”、“大道之源”，完全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数”的哲学。原始的巫术信仰和高度概括的数理抽象在农业文化基础上的奇妙结合成为《周易》象数哲学的最大特色。
毕泰戈拉学派却缺乏《周易》这样独特而深厚的文化历史渊源。古代希腊在哲学、逻辑学方面走在世界前列，但在数学、天文学方面则落后于当时的埃及、巴比伦。希腊文化在埃及和西亚文化的影响下得到发展，希腊人从埃及等邻近的东方农业国获得数学和天文学的知识。孕育《周易》象数哲学的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传统的农业文化，推动毕泰戈拉学派数理哲学发展的则是前6世纪希腊城邦新兴的工商文化、 民主政治和殖民运动。毕泰戈拉学派活动的地区南意大利海岸属于希腊的殖民地，它不是希腊本土的哲学。这个学派的创始人毕泰戈拉约于前570 年左右出生于伊奥尼亚人建立的殖民城邦萨摩斯，曾经游学东方国家，在埃及僧院长期学习几何学，在巴比伦学数学。他是赫赫有名的数学家，是几何学这门学科的开山鼻祖。毕泰戈拉创造性地将偏重实用的东方数学成果提升到普遍定理和哲学思辨的高度，将东方数文化和希腊本土流行的伊奥尼亚学派的自然哲学传统结合起来，独树一帜地创立以“数”为始基的数理哲学。亚里士多德说：“素以数学领先的所谓毕泰戈拉学派，不但促进了数学研究，而且是沉浸在数学之中的，他们认为‘数’乃万物之原。”〔5 〕毕泰戈拉学派是以“数”的共同信仰自觉组织起来的具有宗教、政治色彩的学术团体。《周易》的作者是中国古代的圣贤、巫师和史官；毕泰戈拉学派的核心成员是希腊的自然科学家。虽然毕泰戈拉学派有关灵魂不灭以及内部诸多禁忌，如禁食动物和豆子等等具有巫术信仰的成分，但他们的数理哲学并不用于占卜，与《周易》的价值取向根本不同。毕泰戈拉学派的数理哲学不是同原始巫术文化直接联系，而是同新兴的自然科学以及伊奥尼亚学派的自然哲学直接联系。他们和伊奥尼亚学派同样站在自然科学的立场，同样执著于研究客观的自然实体，同样采用理性分析的方法从自然实体本身探索万物所由构成的始基。只不过伊奥尼亚学派的哲学家们将万物的始基归结为水、气、火等单一的物质质料构成的元素；毕泰戈拉则将物质与精神普遍共有的“数”作为万物的始基。《周易》的象数哲学以行为预测为目的，讲究天、地、人之间交感相应以及“象事知器，占事知来”〔6 〕的筮卜效应，是建立在主体与客体双向交流基础上的功能性结构的哲学。毕泰戈拉学派的数理哲学则以单纯的认知为目的，唯一关注的是客观存在的自然实体，力求用科学的抽象概括出实体的本源，是建立在主体对客体单向摹仿的基础上的认知性结构的哲学。中西两种以“数”为始基的古老哲学，虽然都体现了“科学思维的萌芽同宗教、 神话之类幻想的一种联系”〔7〕，但历史渊源、价值取向、社会功能以及侧重方面都存在极大差异。
二
《周易》开启了中国文化侧重整体直觉意象感悟的象数思维模式，毕泰戈拉学派开启了西方文化侧重实证分析和理性演绎的数理思维模式。
在《周易》中，数（阴阳数与爻数）和象（卦象与爻象）、象数和义理、筮卜行为和筮卜效果之间，全凭主体的经验直觉、自由想象和整体悟解的方式进行联系，通过类比、联想和想象，展开从已知到未知的推断，建立一种猜想性、假定性的因果关系。如乾卦的基本爻象是天上腾飞的龙，坤卦的基本爻象是地上奔跑的母马。干宝说：“行天者莫若龙，行地者莫若马，故乾以龙繇，坤以马象也。”〔8 〕龙与母马是两个极为古老的原始意象。龙是伏羲氏代表的华夏氏族的图腾，实际并不存在这种动物，它完全是想象创造的“虚象”，历史地积淀着中华民族战胜困难的信念、力量、情感和幻想，所以《周易》用龙的运行象征天，象征阳气，象征头，象征刚健，象征父亲，象征“自强不息”的男子汉精神、乾卦六爻的爻象变化，以“潜龙勿用”开始，经过“见龙在田”，“终日乾乾”，“或跃在渊”到“飞龙在天”，再到“亢龙有悔”；龙的潜藏升腾的六种爻象隐含多方面的象征意义，全凭主体的直感和想象来进行自由选择。它可以喻为浩茫宇宙按一定秩序“云行雨施”、“与时偕行”〔9〕的规律性过程， 可以喻为君子“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10〕的人生奋斗的各种境界，也可喻为万事万物由隐至显，由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的创化发展道路。我甚至猜想，以龙为象的乾卦也许历史地积淀着以伏羲氏为代表的华夏民族的全部奋斗经验和人生哲理，它实际是一首象征的、高度浓缩的民族史诗。坤卦以母马喻地，母马是自然界客观存在的“实象”，法国克罗马弄人洞窟壁画就有怀孕的母马，世界许多原始部族常用母马象征生殖，《周易》坤卦也用母马象征地，象征阴气，象征腹，象征柔顺，象征母亲，象征“万物滋生”〔11〕的女性力量。《周易》这种基于整体生命直觉的象数相倚的独特思维模式，虽然缺乏西方传统的数理思维模式一贯要求的精确性、明晰性和逻辑推理的科学性质，却能够避免概念抽象造成的分割和僵化，往往一举烛照大千世界存在变化的真谛，活灵活现地揭示出自然万物的整体面貌和内在关系。
毕泰戈拉学派的“数”同样寓有象征意义，甚至寓意也同《周易》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如“一”象征雄，“二”象征雌，“三”象征全，“四”象征四季等等〔12〕，但是象征并没有如同《周易》那样渗透全书，形成象征体系，更没有成为他们解释自然的基本思维方式和表述方式。毕泰戈拉学派的“数”不是导向流动变化的“象”，而是导向固定不变的“形”。他们站在自然科学的立场上，唯一关注的是客观自然实体以及实体包含的“数”与“形”的结构关系。在此基础上，他们建立起以理性归纳与演绎为主的数理思维模式。毕泰戈拉学派从几何学的研究中归纳出，构成世上一切具体事物的“形”是立体，构成立体的是平面，构成平面的是线，构成线的是点，而点又由数构成；然后，他们又根据理性归纳的结果反转来进行逻辑演绎：“从数目产生出点，从点产生出线，从线产生出平面，从平面产生出立体，从立体产生出感觉所及的一切物体。”〔13〕这种思维模式的最典型的事例是毕泰戈拉关于音乐的试验。据塞克斯都·恩披里柯的记载，毕泰戈拉有一次经过铁匠铺，听到叮叮当当各种铁器敲击声居然有时能够合成悦耳的谐音，于是受到启发，回到家反复试验，比较不同重量的铁锤击打铁尺一定部位发出的不同声音之间的关系，又在弦乐器上加以验证，终于发现谐音的音程之间存在严格的数量比例关系，8度、5度、4度音程的比率分别为2 ∶1、3∶2、4∶3，最后又将此试验归纳的结果演绎为毕泰戈拉学派美学的基本原理：美是一定数的关系构成的形式和谐。毕泰戈拉的音乐试验是西方数理思维模式的典型，它首开西方基于实证分析的经验归纳法和理性演绎法的先河，在科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发端意义。伽莫夫说：“这一发现大概是物理定律的第一次数学公式的表示，完全可以认为是今天所谓理论物理学的第一步。”〔14〕当中国的《乐论》、《乐记》在《周易》象数思维模式的影响下集中关注“瑟易良，琴妇好”等“声乐之象”〔15〕同道德伦理的象征关系的时候，毕泰戈拉唯一关注的却是“形”，并且在最无定形的时间性音乐艺术中分析出完全确定的数量比例和形式结构关系。这一典型事例最清楚地表明：《周易》的象数思维模式和毕泰戈拉学派的数理思维模式分别开启了中西理论研究和艺术表现的迥然相异的不同方向。
三
《周易》开创了中国美学和艺术重“象”的传统，毕泰戈拉学派开创了西方美学和艺术重“形”的传统。
“〈易〉者，象也。”〔16〕，“象”作为《易》理的核心，实际构成中国美学的逻辑起点。这是一个很高的起点。“象”在《周易》中主要指圣人观天察地创造的卦象和爻象，有时也含自然兆象和摹仿之意。所谓“圣人有以见天下之颐，而拟诸形容，象其物宜，故谓之象。”〔17〕圣人看到大千世界的纷繁错杂，为比拟其形态，象征其物理，因而创造了“象”。中国美学的“象”这个元范畴，一开始就不是对眼前客观对象的形式摹仿，而是偏重以意象显示事理的象征方面。“形象”在现代汉语中是一个词，在先秦典籍中分别是意义不同的两个词。《周易》所说的“象”不但不等于“形”，而且恰恰与“形”相对立。《周易》关于“象”与“形”的对立统一关系的精彩论述，第一次点明抽象与具体的艺术辩证法，构成中华美学光辉独特的一章。
“象”与“形”的最早区分从老子开始。《周易》的易经本文中还未见一个“象”字。老子的“大象无形”这个命题已经显示与道相通的“大象”具有超越具体事物有限的“形”的无穷意味。不过老子并没有对“象”与“形”的关系作出明白阐述。《易传》继承并发展了老子“大象无形”的观点，提出两个极为重要的新命题。一个命题是“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18〕“象”是运行于空中、连续运动变化的时间性存在；“形”是生成于地面、相对并列静止的空间性存在。“象”虚“形”实，“象”隐“形”显，“象”简“形”繁；“象”靠想象方能掌握，“形”靠感官即能感知。天“象”与地“形”，一虚一实交感相应，因形生象，因象生形，就能产生无穷的变化。另一个命题是：“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19〕。古代汉语的“见”字，具有主观看见和客观呈现的双重含义，本身包含主客交融的意思。此处“见”字据王弼注乃“兆见”之意。“象”是人与自然双向感应的产物，需要依靠主体创造性想象与感悟从宇宙万物的变化中“见”出。而“形”与“器”不可分。古人将一切自然和人工制造的单个客观物体统称为“器”；“形”就是客观物体具体的特定的外形，是与“器”不可分离的、静态的空间性存在。“象”依存于主体，“形”依存于客体。“象”高于“形”；“象”与形而上的“道”相通，“形”与形而下的“器”相连。《周易》关于“象”高于“形”及其蕴含的虚与实、隐与显、主体与客体，时间性与空间性诸方面对立统一关系的探索，真正触及艺术辩证法的精髓，由此启发中国艺术的基本精神不在“形”的写实，而在“象”的创造。
《周易》奠定中国意象美学的基础，毕泰戈拉学派奠定西方形式美学的基础。“形”是毕泰戈拉学派关注的焦点。不过他们没有掌握抽象与具体的辩证法，分不清“数”与“形”的区别，“象”更被他们排斥在门外。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里多次批评毕泰戈拉学派将“数”和有形的实在事物混为一淡。《周易》的“象·数·形”美学模式构成一个相生相倚的三维动态系统；毕泰戈拉学派的“数—形”美学模式则是一个无法运动的二维静态结构。“数”与“形”被毕泰戈拉学派奉为宇宙结构的本体，并且认为数即形，形即数，数是形的摹仿，形又是数的摹仿。由此，毕泰戈拉学派认定，构成“形”的和谐的诸要素，如比例、对称、秩序、明确等等，也就是美的诸要素。“美的主要形式就是秩序，匀称和明确”〔20〕，这是希腊的形式美学的基本观点。他们认为这些美的要素总是比较纯粹地体现在几何图形中，所以竭力寻找作为美的标准的几何图形。毕泰戈拉发现“一切立体图形中最美的是球形，一切平面图形中最美的是圆形。”〔21〕他的弟子接着发现一定矩形的“黄金分割”的最佳比例关系。现代形式美学的基本法则是他们奠定的，这是毕泰戈拉学派对世界美学的最大贡献。但是，毕泰戈拉学派的形式美学将“象”排斥在外。古代希腊人普遍认为，对客观实体的“形”的摹仿，靠的是敏锐的视觉或理性的分析，根本不需要想象的加入，想象反而会破坏“形”的确定性与明晰性。正如鲍桑葵所说，希腊美学存在两个极端，一端是专门注重实体外形逼真摹仿的“感觉美学”，另一端是专门注重实体内部形式结构摹仿的“形式美学”。他没有说，希腊美学最缺少的正是在中国得到长足发展的“想象美学”。前苏格拉底学派普遍轻视想象的作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美学著作几乎只字不提想象。毕泰戈拉学派更是认为，美的事物必须有限、有形、有序、有数，有和谐而确定的形式结构，而无限、无形、无序、无数，混沌而渺茫的东西则意味着“恶”。鲍桑葵说：“希腊人对任何不能用可见方式加以模仿的事物都不相信，——艺术再现的诗意的一面，即创造性的一面，就没有能够在古代受到应有的重视。”〔22〕在毕泰戈拉学派的美学思想中，我们看不到《周易》那种关于象、数、形以及意、象、言之间哲理关系的深刻探讨，他们集中阐明只有一种关系，即形式结构内部的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一”与“多”的关系）。这个学派的佼佼者，著名希腊雕塑家波吕克利特在《论法规》里首先提出“把杂多导致统一”〔23〕的美学原则。自此，多样性统一，即将相互依存的各个部分综合为一个和谐整体，就成为希腊美学的中心议题和基本法则。
四
学术界经常将《周易》提出的“观物取象”方法比附为西方的“摹仿”说，这实在是很大的误解。“摹仿”说将眼前客观物体的“形”（“形”的外观或内部结构关系）放在第一位，从逼真的、如实的“形”的摹仿中得到审美乐趣。而中国的“取象”说所取的不论客观的“实象”或主观的“虚象”都具有“立象以尽意”的象征意义，将主体想象与自然物形相交融而创造的“尽意之象”放在第一位。严格地说，《周易》的“观物取象”原是巫术的取象方法，并非艺术的取象方法；圣人观天察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24〕，所取的无非是“以想象体示概念”〔25〕的卦象，与艺术作品中的“象”性质不同。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篇》中专门对此作过分析。但是，对“象”的重视本身表明巫术思维与艺术思维存在相互沟通的一面，它们都将情感驱动的想象作为思维的工具和媒介。更需要注意的是，在中国美学史上，《周易》倡导的“观物取象”方法有一个从巫术取象到艺术取象的特殊演变过程。促成这种演变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以抒情类艺术为主体的中国艺术发展的内在需要，另一方面恐怕是《周易》本身作为“六经之首”的巨大思想影响力。《周易》阐明的道与器、象与形、虚与实以及意、象、言之间的关系奠定了中国美学意象创造理论的哲学基础，庄子美学又从自然生命之道的高度加以淋漓尽致的发挥，以至发展到谈玄之风盛行的魏晋南北朝时代，经宗炳、谢赫、刘勰的提倡，这种放眼宏观，与道相通，仰俯天地，主客交融的“观物取象”方法终于成为中国艺术的意象创造的基本方法。
中国艺术的“取象”说看重时间中流动的“象”；西方艺术的“摹仿”说看重空间中固定的“形”。钱钟书说：“象虽一著，然非止一性一能，遂不限于一功一效，故一事物之象可以孑立应多，守常处变”〔26〕。“取象”说所取的“尽意之象”（意象）本身是时间性的存在，具有绵延、开放、随机、蕴藉、朦胧、多义、暗示、无定形等特殊性质。《周易正义》早已看出“实象”与“虚象”之分。“象”虽从观物而来，但并不如同“形”那样直接依附于客观存在的“器”。意中“象”与物中“形”二者之间是一种既确定又不确定的若即若离的关系。“象”可以依附于物形而变为较为确定的“实象”，也可超越物形而变为想象虚构的“虚象”。王夫之曾对“象”与“形”的关系有过独到分析：“物生而形形焉，形者质也。形生而象象焉，象者文也。形则必成象矣，象者象其形矣。在天成象或未有形，在地成形而无有无象。视之则形也，察之则象也，所以质以规章，而文由察著，未之察者，弗见焉耳。”〔27〕王夫之将“形”与“象”的关系比附为“质”与“文”的关系，并不完全贴切，他忽略了“虚象”与“实象”的分别。但他正确指明物生形，形生象的过程，看出“象”比“形”高一个层次，“形”凭视觉就能摄取，“象”凭理解方能察知。
《周易》经文有一篇“观”卦，深入探讨了各种观察的象征意义，区分了“童观”、“窥观”、“观我生”、“观其生”、“观民”、“观国”〔28〕等观察的六种形态，表明由于观察角度与视野的不同，各自产生的心象和意义也不相同。毕泰戈拉学派影响下产生的西方重“形”的摹仿艺术着眼于微观的具体实物，而且总是从一个固定的视点进行观察，力求精致细密地逼真再现客体的原貌原形。在《周易》的“取象”说影响下发展的中国意象艺术则放眼宇宙，“提神太虚，从世外鸟瞰的立场观照全整的、律动的大自然，他的空间立场是在时间中徘徊移动，移目周览，集合数层多方视点谱成一幅超象虚灵的诗情画境。”〔29〕中国画论所谓的“气韵生动”，中国诗论的所谓“兴”，所谓“辨于味”，所谓“象外之象”，“韵外之致”，都是指向生趣绵延的时间性意象的创造，而不是指向固定不动的“形”的摹仿。因此，虽然宗炳早在西方绘画透视法发明之前一千年就已经发现焦点透视的秘密，六朝的张僧繇也早在一千六百余年前就运用光影烘染的方法画出凹凸花，但中国艺术家却始终不愿将审美目光固定在客观有形实体的某一点上，采用焦点透视法和光影烘染法如西方画家那样对客观自然进行逼真的“形”的写实，深怕过分拘泥“形”的写实，限制自由想象的驰骋而影响“象”的空灵。
五
与希腊文化比较，中国先秦文化最突出的成就是辩证思维与生命哲学的早熟。《道德经》、《孙子兵法》、《黄帝内经》在这方面发掘的深度至今让全世界惊叹不已。中华文化辩证思维和生命哲学的源头是《周易》。《周易》经文与卦符已经蕴含丰富的生命哲理，《易传》综合儒道精华，更加自觉地阐明“太极阴阳”的生命辩证法体系。“一阴一阳之谓道”〔30〕，“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31〕，“生生之谓《易》”〔32〕。这是中国独特的生命辩证法原则的第一次自觉表述。《周易》的辩证法是一种基于人与自然的生命运动的感性体验与整体意象象征的感性辩证法，所以我称之为“生命辩证法”，它与西方哲学以“逻各斯”为起点的理性辩证法很不相同。
生命运动是《周易》的主题，自然实体是毕泰戈拉学派的主题。毕泰戈拉学派与《周易》的最大差距在于不理解运动。作为《周易》象数哲学的始基的“—”（或称“太极”），是指“地”未成形前弥漫于无边宇宙的阴阳未分又饱含阴阳变化创生机制的圆转混沌之气，是“天”的无形的生命运动；而作为毕泰戈拉学派数理哲学始基的“—”，则不过是一个封闭的有限实体。与《周易》的立场完全相反，毕泰戈拉学派认为“—”代表“有限”，“二”代表“无限”，“有限”是“善”，“无限”是“恶”。由此可以看出希腊哲学的根本弱点是对虚空（“无”）缺乏认识，只看到虚空和实体的对立，看不到虚空正是实体赖以运动、生成、发展、创化须臾不可分离的条件。
《周易》对数的本质的认识也比毕泰戈拉学派深刻得多。在毕泰戈拉学派的“数—形”二维结构模式中，数被看作具有空间大小的有形实体而无法运动；在《周易》的“象·数·形”三维结构模式中，数的本质不在实体，而在关系，既有与物相应的确定性一面，又有超越具体事物的不确定的一面，“数”作为联系“象”与“形”的能动中介，作为联系“道”与“器”，主体与客体的能动中介，兼有时间性与窨性的双重性质。
由毕泰戈拉开始的西方美学可以说是一种以“形”为主体的空间性美学。物我对立（由此产生的感性与理性的对立）是其基本形态。西方美学总是热衷于从客观实体中分析出某种确定的美的性质或美的定义，再从某定义出发演绎成各种美学体系。西方艺术的审美趣味和审美标准，从“摹仿”论、“再现”论、“典型”论到“符号”论、“结构”论、“形式”论，都同这种以“形”为主体的空间性美学传统密切相关。
由《周易》开始的中华美学可以说是一种以“象”为主体的时间性美学。物我交融是其基本形态。中国美学从不纠缠于美在客观或主观的争辩，也不关心构成美的某种确定性质或元素的探讨，而是着眼于人与自然的统一生命运动以及艺术参与这样的运动所显示的形与神、实与虚、文与道、象与意诸对立面的生动关系，美的各种表现形态都离不开这些关系。中国艺术的审美理想，从“意象”论、“气韵”论、“品味”论到“境界”论、“妙悟”论、“性灵”论，都以这种偏重“象”的时间性美学传统为指归。
傲然对峙的先秦文化和希腊文化是中西两大文明历史发展的源头；《周易》与毕泰戈拉学派又是先秦文化和希腊文化的源头。二者的比较，不仅对美学，在一切文化领域都具有根本性的始发意义。中西文化具有鲜明的互补色彩。重实体、重形式、重静态科学分析的西方理性需要向整体综合和生命体验方面发展；重生命、重道德、重动态整体综合的东方智慧也应朝实证分析和科学形式方面推进。20世纪末处于空前剧烈的大变革、大动荡、大分化的文化转型时代的中西文化越来越意识到向对方学习的必要，并强烈希冀借助这场划时代的互补交融将本民族的文化在新的基础上宏扬光大。新世纪人类文化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场划时代的历史交融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中西文化的互补交融以实事求是的历史比较分析为前提。通过比较，知己知彼，才能为新世纪的创新提供最佳视野和发展契机，这正是本文期望达到的目的。
注释：
〔1〕《汉书·艺文志》。
〔2〕《汉书·律历志》。
〔3〕《周易·说卦》。
〔4〕《周易·系辞上》。
〔5〕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2 页。
〔6〕《周易·系辞下》。
〔7〕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53页。
〔8〕《周易集解》。
〔9〕〔10〕《周易·彖传》，《周易·文言》。
〔11〕《周易·彖传》。
〔12〕参阅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13—14页。
〔13〕《古希腊罗马哲学》，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4页。
〔14〕伽莫夫：《物理学发展史》，第4页。
〔15〕荀子：《乐论》。
〔16〕《周易·系辞下》。
〔17〕〔18〕〔19〕《周易·系辞上》。
〔20〕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265—266页。
〔21〕《古希腊罗马哲学》，第36页。
〔22〕鲍桑葵：《美学史》，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9页。
〔23〕参见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第33页。
〔24〕《周易·系辞下》。
〔25〕钱钟书：《管锥篇》第一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1页。
〔26〕钱钟书：《管锥篇》第一册，第39页。
〔27〕王夫之：《尚书正义·毕命》。
〔28〕《周易·上经》。
〔29〕宗白华：《艺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19页。
〔30〕《周易·系辞上》。
〔31〕〔32〕《周易·系辞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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