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来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述评——以历届学术年会及其论文集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港澳论文,述评论文,论文集论文,为例论文,历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225(2001)02-0089-08
尽管中国大陆的“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才走过了近20年的发展历程，但近20年来，这方面的研究论文和著作集中起来也是一个十分可观的庞大数字，要作一较为全面、认真的“评述”，不占有和阅读相当的材料，是难以担当的。为避免以偏概全，笔者只好采用取巧的办法，也就是像本文的副标题所限定的那样，仅以近20年来所举办过的历届学术年会及其论文集为讨论对象（注：迄今为止，总共举办过十一届学术年会，但第十届（1999年10月）年会论文集尚未出版，本文列举时只以笔者参加该次会议时所看到的论文为例。），希冀从中粗略地梳理出这一新兴学科的发展脉络。
由于只以历届年会及其论文集为例，故本文的讨论对象将不涉及数量更为浩瀚的其他论文以及著作类，尽管后两者的标示意义或许还要远超于前者。
一 历史的回顾：从“台港文学”到“世界华文文学”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文学领域中所有关于“台港”与“海外”的东西，在大陆“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前是极为敏感的、需要避忌的政治问题。其后，确切地说，是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之后，政治坚冰的逐渐消融才多少鼓起个别先知先觉者涉足这一领域的勇气。
1979年是一个值得一提的年份，在这一年年初，北京的《当代》杂志在第1期上刊登了白先勇的小说《永远的尹雪艳》（注：当时把白先勇当成旅美作家，但也有人将其视为台湾作家，或两者身份兼而有之。）；同年，广州《花城》杂志的“创刊号”上，发表了当时在暨南大学任教的曾敏之《港澳与东南亚汉语文学一瞥》，介绍并提出了关注大陆以外的用汉语写作的文学。他们的试探性行动，一方面在禁锢多年的幕墙上凿开了一扇了望外部世界的窗口，另一方面，也以其自身的示范效应为跃跃欲试者提供了理论与现实的双重依据——他们的平安无事本身就意味着此事可行！于是，随之而来的是介绍境外的华文文学作品日渐增多，而在广东、福建的部分大学讲坛上，也逐渐有一些教师尝试性地开设了“台港文学”选修课程，“台港文学”开始摆脱过往被“妖魔化”的不恰当形象而真正进入了大陆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的视阈。
两三年后，有感于在教学、研究、出版过程中所碰到的一些问题，粤闽两地教学、研究和出版部门的工作者觉得有必要举行一次讨论会以共商对策。于是，1982年暨南大学召开了“首届台湾香港文学学术讨论会”，并由此生发开去，沿袭成为一种惯例，基本上每两年举办一次全国性／国际性的学术年会，到2000年11月的汕头年会，近20年来总共举办了11届（表一）。
表一：历届年会情况统计表
从前5届的会议名称可以看出，随着会议参加者及被研究对象地域的不断扩大，会议的名称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第一二届被讨论对象只局限于台湾、香港两地；第三四届，由于有国外华人作家、学者的参加及被研究，台港后面就加上了“海外”；到了第五届，“台港”后面还缀上“澳门”的“澳”，这样，会议的全称就成为“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直到第六届之后，会议的名称才固定为“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然而，这只是会议名称表面上的演变，而事实上，围绕着它作为一门学科的名称的诠释，长期以来却一直成为学术界所争论不休的话题。
1985年4月，秦牧在为汕头大学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创办的《华文文学》杂志“试刊号”所写的“代发刊词”中这样为“华文文学”释义：“‘华文文学’是一个比‘中国文学’内涵要丰富得多的概念。正像‘英语文学’比‘英国文学’的内涵更丰富，‘西班牙语文学’比‘西班牙文学’的内涵要丰富的道理一样。”也即是说，“中国文学”只限于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的华文文学，而“华文文学”除包括中国的华文文学之外，还涵盖中国以外的用华文写作的文学[1]（试刊号）。为进一步阐明秦牧的观点，编者还在该期杂志的末尾以《编者的话》的形式对其作了补充说明。他们在界定“华文文学”的定义时给出这样三层含义：一、凡是用华文作为表达工具而创作的作品，都可称为华文文学；二、华文文学和中国文学是两个不同概念，中国文学包括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文学，以及作为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台湾和香港的文学；三、华文文学和华人文学也是两个不同概念，海外华人用华文以外的其他文字创作的作品，不能称为华文文学，但是，非华裔外国人用华文写的作品却可以称为华文文学。显然，秦牧和《华文文学》的编者都是从语种文学的角度去看待并阐释“华文文学”的内涵与外延的。
这一从语种文学的角度去看待“华文文学”的提法，开始几年并未引起太大的争论。所以，在1986、1989、1991年的第三至第五届年会的名称上，都相继采用了“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称谓，直至1993年8月的第六届年会，才正式起用“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的叫法。但奇怪的是，随着“世界华文文学”的正式起用，有关的释名和争论却反而多了起来，争论的内容归总起来大约有这么两方面：一是保留“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原名还是采用新名“世界华文文学”？这方面的争论主要体现在第七届云南年会的会间讨论上。林承璜等人认为还是沿用过去使用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这一名称更名副其实，因为在此以前的历届年会并没有把中国大陆的文学纳入会议的研究范畴。新加坡的陈剑认为“海外华文文学”是从中国大陆立场出发命名的，容易引起海外作家的误解。王一桃则以中国大陆长期出版的《世界文学》杂志并未包括中国文学为例，认为使用“世界华文文学”并无不妥[2]。争论的一另方面问题是，“世界华文文学”与“世界华人文学”到底哪个更为切合学科实际？这方面的争论主要体现在云南年会之后北京《四海》杂志在1994年第1期所编发的专栏文章——《在京部分专家笔谈“世界华文文学”的概念与定义：先定位，再正名》，以及1996年4月南京年会的论文中。张炯的《关于世界华文文学》一文中，在以非华裔却用华文写作的白杰明与以英语写作《京华烟云》的林语堂为例，说明了“华文文学”与“华人文学”的区别之后指出，“‘世界华人文学’这个概念更多的是从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的角度来区分的。而‘世界华文文学’则主要从语符归属的角度、语言学的角度来划分的。对于文学研究界来说，如果着眼于语言艺术的不同语符特色，则自然要选择‘世界华文文学’这个概念；如果着眼于创作主题的民族文化心理归属，则又以选择‘世界华人文学’这概念为宜。”不过，他个人在目前倾向于使用“世界华文文学”这一概念[3](P157-158)。赖伯疆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的管见》中“关于正名和界定”一节，通过对“华文文学”与“华人文学”的区分，指出：“目前，我们研究的对象，特定指的是海外各国作家用华文创作的文学作品，因此，准确地说，我们研究的是华文文学，而不是用非华文的外文创作的文学作品，因而使用‘华文文学’这一称谓，比用‘华人文学’的称谓更为名实相符、确切而科学。”在肯定了“华文文学”这一称谓的基础上，赖文还通过对中国大陆十多年来这一学科不同阶段的发展轨迹的回顾，进一步肯定了“世界华文文学”这一新概念的出现，他指出，（十几年来）“在海内外学者、作家的共识和愿望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世界华文文学’的新概念。从文学的客观现象而言，中国文学（包括台港澳地区文学）和世界各国华文文学，确实构成了‘世界华文文学’的现实，因而，‘世界华文文学’新概念的提出，是切合客观实际的。”[4](P12-13)在此期间，曾经撰文或在不同的场合对上述问题发表意见的还有：杜国清、许世旭、许翼心、汪景寿、杨匡汉、黄孟文等人（注：这两方面的争论，可参阅杜国清《世界华文文学的概念与定义》（八届）、许世旭《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八届）、黄孟文《“世界华文文学”释名》（八届）、许翼心、陈实《作为一门新学科的世界华文文学》（《评论和研究》1996年第2期）和《四海》杂志1994年第1期“在京部分专家笔谈‘世界华文文学’的概念与定义：《先定位，再正名》一组文章，以及古远清《世界华文文学的丰收季节——第七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四海》1995年第1期。）。尽管这种学术上的论争难以产生一致的结论，但到了第八届年会闭幕时，大家在求大同存小异的前提下，还是基本达成了共识，这体现在曾敏之在会议闭幕时代表会议筹委会作总结发言时所说的，“曾引起争论的世界华文文学的释名问题，经过讨论，一致认为‘世界华文文学’这一名称早已沿用、风行，为海内外学者、作家所接受，今后仍应统称为‘世界华文文学’”[5](P269)。可以说，大多数与会的代表对“世界华文文学”这一名称的使用，以及它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存在是充满信心的。由许翼心、陈实撰写的被学术界称之为世界华文文学学科“昭告世人的一篇宣言”[6](P42)的本届年会论文《作为一门新学科的世界华文文学》中[7]，作者在对世界华文文学学科产生的背景的勾勒、学科发展过程的梳理和学科形成的条件、性质的分析之后，理由十足地指出：“按照国际学术惯例，作为一门独立的文学学科，世界华文文学已完全具备学科成立的必要条件。”并且指出，将世界华文文学学科从其他学科中独立出来，“不仅扩大了文学学科的研究领域，而且对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交流，对中国文化的建设有着直接的促进作用”[7](P9)。
从“台港文学”到“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到“世界华文文学”，从发展形态看，是这一学科从无到有，从青涩到相对成型所走过的历史轨迹；而从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上加以衡量，却是学科的定义逐步趋向完善科学的过程，尤其是“世界华文文学”这一概念的产生和得以确立，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新的学术理念和学术规范的确立，也就是说，经过十多年来的拓植耕耘和探索思考，人们开始意识到，必须把“华文文学”放在整个世界的文化、文学背景之下进行整体性的观照考察，才能够从根本上认识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完全可以这样说，“世界华文文学”这一概念的出现与确立，是这一学科逐步趋向成型的重要学术标志。
二 研究领域的不断开拓：范围、体裁或题材
① 表中所指“总论”单指宏观性地论述“海外华文文学”或“世界华文文学”，不包含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华文文学。“综论”不包括“总论”数，单指对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总体文学观照。）
我们知道，不管是开始的局限于“台港文学”，还是后来的台、港、澳与海外全面开花，就研究对象的体裁、题材来说，占大量的当然是传统的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四大类，而且基本是以微观的作家作品研究为主。在被10届论文集所收录的438篇文章中（表二），专论某一作家作品的有131篇，约占30%。所有这些被论及的作家作品，大多是在当今世界华文文坛上极富代表性，而且不少的研究文章，也都具有相当学术水准。即如刚刚处于滥觞阶段的第一届年会，就出现了陈青的专注于分析白先勇小说中的心理描写的《论白先勇小说心理描写的艺术特色》。陈青通过分析白先勇借助人的潜意识流动和时空交错的心理描写刻画人物形象的方法，归结出“把中国传统小说和西方现代小说的似乎是互相排斥的两种技巧，融洽地结合在一起，是白先勇小说心理描写最显著的艺术特色”[8](P145)这一根本性特征，是一很有见地的文章。而徐学的《新批评的倡导者颜元叔与台湾文学批评的演进》（三届），从方法论的意义上考察了颜元叔所倡导的新批评给当代台湾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的批评发展所提供的借鉴意义，更是极富启示性。由于陈、徐的文章都是写于20世纪80年代的发展初期，批评的视角、手法多少有些单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到了90年代以后，评论家们开始注意从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方法切入和考察自己的研究对象。黄维樑的《青叶灿花的水仙——余光中笔下的屈原》（五届），借余光中专咏三闾大夫的四首诗作，分析了现实中的诗人与历史中的诗人内在的文化精神承续现象。朱立立的《爱·诗性·时间之伤——新加坡女诗人淡莹诗歌论》（八届），借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时间意象以及洛夫、罗门等现代台湾诗人对时间与生命的追问与感悟形式，分析新加坡华文女诗人淡莹对时间主题的揭示和把握的不同特点，而王璞的《身份的迷失与认同——也斯小说的一种读法》（八届），则从文化身份（认同）的角度解读也斯的小说，显然与90年代以来国际学界在文化“全球化”语境下关注民族、社群的文化身份（认同）的学术氛围有关。
除了作家作品论之外，我们所说的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不但体现在对微型小说、科幻小说、思潮流派、社团刊物、女性文学、儿童文学、域外汉文等“传统”题材／体裁的收纳，而且还包括诸如电影、电视、地方戏剧（如台湾歌仔戏）等一些无法纳入狭义的文学范畴的、属于边缘性的文艺类别，以及最近几年才兴起的“新移民文学”、“网络文学”等等的关注。《台湾乡土文学的源流及其理论要点》（一届，武治纯）、《试论台湾歌仔戏的衍变》（五届，张文彦）、《台湾电影中的民族文化根基》（五届，蔡洪声）、《台湾电视的发展走向与文化品位》（五届，吴桂森、李献文）、《域外汉文小说在台湾》（五届，陈益源）、《略论〈现代文学〉杂志》（六届，陆士清）、《新加坡微型小说的繁荣及特色》（七届，白舒荣）、《论东南亚当代华文女性文学的传统意蕴与嬗变》（七届，粟多贵）、《展望繁花似锦的明天——东南亚华文儿童文学的现状及未来》（九届，蒋风、卢德芳）、《“新移民文学”论略》（十届，吴奕锜）、《北美华文文学中的网络文学》（十一届，少君）等就是对上述各种文学现象的研究和评说。
三 寻求突破：方法与观念的更新
应该说，近20年来，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领域的研究者们无不时时在作着种种的努力，寻求研究方法、研究手段的多样化。在1984年的第二届年会中，就出现了包恒新的从文艺美学角度分析探讨台湾乡土文学创作的《台湾乡土作家文艺美学思想初探》，作者从“艺术美是根据生活美创造出来的”、“艺术应该具有民族内容和形式”、“艺术美应为广大民众提供美或享受”和“文艺作品应该做到真善美的统一”等四个方面较为全面地考察台湾乡土文学创作的美学内涵，被与会代表誉为“台湾文学研究方面的一大进步”[9](P323)。时隔两年，到了第三届，已经开始出现了具有整体研究观念的苗头。刘登翰的《特殊心态的显示和文学经验的互补——从当代中国文学的整体格局看台湾文学》和钟文的《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台湾文学》都不约而同地把台湾文学放到当代中国文学的整体格局中进行观照，从中寻找过往30多年中海峡两岸文学运动的异同及其内在动因。同在这一届，还出现了黄秀玲以主题学的方法研究20世纪60-80年代期间，美国华文作家表现婚姻、两性关系作品的《美华作家小说中的婚姻主题》，杨松年运用统计学方法研究新加坡建国25年来新华文学的创作、出版、活动和史料整理等方面情况的《八方风雨会星洲——建国以来的新加坡华文文学(1959-1984)》，所有这些，都是在此以前从未出现过的新的尝试。
潘亚暾、汪义生的《东西华文文学论》（五届）也是值得一提的文章。该文从“东西方文化心理”、“东西方作家群体的文化认同”、“东西方文化影响在各国各地区华文文学中的表现”和“题材、风格、语言”等4个方面，全面考察了东西方华文文学的异同，其实已经涉及到比较文学的范畴。公仲、江冰在他们合撰的《海外华文文学中的文化传统问题研究论纲》中，这样具体地阐述了他们的研究思路：“在认定海外华文文学也是属于中华文化的一种形态的基础上，试图较为全面地总结中华文化传统在世界华文文学中的内在影响，这一总结既包含了对文化传统中可以表述为‘文化情结’、‘原型群落’、‘文化模式’的寻求，也包含了对华文作家创作华文文学‘内驱力’的寻求。总之，这是一种全方位的观照，既涉及文学的形式形态，也涉及其内在的因素”[10](P52)，从中可看出作者构建这一研究课题时扎实的学术根基与宏阔的学术视野。
在论及研究方法和手段的拓展这一问题时，有必要予以特别指出的是，一些专家、学者从宏观的角度提出来的一些带有根本性指导意义的论文。在这方面，饶芃子分别提交给第六届和第九届年会的两篇论文极具代表性。她在《九十年代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思考》（六届）一文中，一方面大力倡导运用“比较研究”，她预言，“比较研究有可能为90年代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开辟一个新天地，对进一步深化和扩大现有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成果，加强学科的理论建设和文化意识，也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另一方面，还建议从拓宽学科内涵着眼，将目前狭义的“华文文学”扩展到“华人文学”即广义的“华文文学”（表现华族文化的文学）[11](P17、12)。而她在文中所提及的“他者”、“我究竟是谁”等词语，实际上已经涉及到文化身份的讨论。该文所提出的这些问题，充分显示了作者研究视野的开阔和高度的前瞻性，即使是在已经改写了公元纪年千位数的今天来重读饶芃子的这篇文章，也同样获益匪浅。《海外华文文学学科建设与方法论问题》是饶芃子提交给九届年会的论文。作者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整合研究的命题，她认为，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发展到今天，有必要也有可能运用整体研究的方法（比如从文化研究、比较研究、女性主义、身份批评等）。如果说，饶芃子是从研究手段方面考虑提出了“整体研究”的话，那么，张炯的《关于世界华文文学的综合研究问题》（九届）则是从方法论的角度提出了“综合研究”的命题。他认为，“在世界华文文学的蓬勃发展中，如何进一步加强分布于五大洲的华文文学的综合研究，以进一步深化人们对华文文学的整体与局部的认识，比较各地区华文文学的特点、优长和不足，从而更好地相互借鉴，扬长避短，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使华文文学在世界文学的总格局中获得更大的繁荣，作出更大的贡献，这已成为跨世纪之交海内外华文作家和学者必须共同加以考虑的课题”[12](P1)。
大科学家伽利略一生在天文学、物理学方面有诸多发明与创造，但是，他最终却没能解决他所提出的测定光速的问题，即使这样，爱因斯坦在谈到这一问题时，仍然给以高度的评价。因为，在爱因斯坦看来，“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仅仅是一个数学上的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旧的问题，却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13](P250)。在这里，爱因斯坦把“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旧的问题”放到了“科学的真正进步”的标志的高度来认识。他的这番话，对于从事人文科学研究的我们，同样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毋庸讳言，如果老是满足或停留于固有的认知理念和批评模式的话，希翼在学科研究上取得任何的突破性进展是不可思议的，希望就在于我们能不能在已有成就的基础上，“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旧的问题”。
应该说，整个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界也同样意识到了更新研究观念、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尤其是自从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常常为既不满足停留于原有的作家作品研究的层次，企求突破却又找不到合适的切入角度和突破方向而困惑而苦恼。王聿在为八届年会所写的《世纪的检阅与沉思——第八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述略》中，就这样表述了与会者的识见：“研究观念、研究方法的更新超越已迫在眉睫，这是本次研讨会上一个强烈的呼声。研究观念和方法的陈旧单一，不仅会导致一些错误的结论，甚至将妨碍这门学科的健康发展。因此，如何把研究对象放在历史的、文化的背景下来考察，把散乱无序的文学现象放入世界性的华文写作的格局下来审视，用整体的理性的把握去代替孤立的感性的描述，从而使研究进入更加宏阔谨严的学术境界，是每一个研究者都值得认真考虑的问题。”[6](P45)
或许是由于意识到了更新研究概念、研究方法的重要性，也或许是与饶芃子、张炯等学养精深的专家学者会前会后的多方倡导和呼吁不无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一些中青年学者开始在这一时段的论文中，展示了他们对寻求新的研究方法和新的研究视角的浓厚兴趣。曹惠民的《世界华文文学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八届）从六个方面论述了“世界华文文学”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认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从时间的向度上，‘世界华文文学’从空间的维度上，交叉纵横地拓展了‘中国现代文学’（1917-1949，中国大陆，汉民族文学为基本内容）的既定内涵。二者的结合，将赋予此一特定时空内中国文学新的质素品格，极大地拓宽学术视野，具有鲜明的‘跨世纪’的学术气派，展现了宏伟的学术前景”[14](P26)。曹文虽系尚未细化的提纲式的表述，但从其间严谨的总体架构中，明显可以看出作者近期调整学术思维的努力方向。樊洛平的《试论台湾新女性主义文学的前卫姿态》（八届）在与以往的女界创作的甄别中，从“历史的传统与反叛”、“现实的冲突与自救”和“女性的觉醒与重建”三个层面上论述了台湾新女性主义的前卫姿态。黎湘萍的《从边缘返回中心——关于华文文学的文化价值与历史价值》一文，正如它的副标题所标示的那样，在纵深广阔的历史背景下，深入地考察了华文文学这一概念所蕴涵着的文化价值与历史价值，是一篇视野开阔且又富于文化底蕴的文章。肖成的《文化人类学与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一体化的可能性》（十一届）将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引入世界华文文学研究领域，作者从华文文学在世界文学的整体格局中如何确定自身的位置和发展路向，以及华文文学对人类文学经验的整合等方面入手，探讨了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一体化可能性的问题。除此之外，陈晓明的《艺术创新与文化身份：华文文学的自我超越》（九届），费勇的《东南亚华文文学的族性记忆》、陈丽虹的《语言：文化的精神，民族的家园》、赵稀方的《后殖民视野中的香港文学》、袁勇麟的《当代汉语散文的人文背景》（以上十届），朱立立的《历史记忆、始源想象与身份建构》，朱双一的《挺立于世界语种之林的世界华文文学》（以上十一届）等文章，或是从文化身份，或是从当代的语言哲学，或是借助后殖民批评等不同角度去阐释他们对世界华文文学的崭新理解，无疑已经站在了当今的学术前沿。尽管他们的种种尝试，或许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尽完善的地方，但是，他们敢于尝试的勇气以及在这种尝试中所表现出来的学术潜能，却确确实实地预示着一种让人激动的希望。人类的希望在青年，学科建设的未来同样也寄托在青年的身上。这一批新生力量的加盟和崛起，正逐渐地、有效地改变着世界华文文学研究队伍的知识结构和已经略显“老态”的研究态势。未来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重担，已经历史地落在了他们的身上。我们有理由相信，有这样一批经过严格的学术训练的、充满生气和活力，思维敏捷视野开阔的年轻一代，21世纪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将会有更为丰硕的收成。
四 结语
通过检视历届的年会论文集，我们发现，就单篇的论文而言，时间的递进并不一定能保证质量的直线上升，也就是说，后一届的论文的水平并不一定胜过前一届；尽管各届年会论文集在编选的过程中，必然会受到会议规模、成书篇幅、入选者的国家／地区代表性，以及编选者的衡定眼光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并不一定能全面地体现各届年会的学术水准，但是，无可否认的是，作为对某一时段学术成果的检阅的年会以及为其所提供的论文，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这一时段的学术水平；而且，从总体上来说，它们与近20年来中国大陆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所经历的从无到有，从狭窄到宽泛，从单调到丰富这样的一个历史发展历程基本上还是相互吻合的。而这，也就是本文选择历届年会及其论文集作为评述近20年来这一学科发展历程的文本的可能性依据。
收稿日期：2001-0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