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霍克海默的道德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德观论文,霍克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霍克海默(M.Horkheimer)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伦理道德、宗教、家庭、自由、民主等内容始终是他关注、研究的主题。早期他作为一位激进的社会批判家，对许多问题都持否定和批判的态度，以致在道德观上鲜明持有一种非理性主义的道德批判。
一、反道德工具主义
霍克海默在早期，在道德问题上，如同对待整个现存社会，同样给予激烈的批判。他说，康德意义上的理性，作为先验的超个体的自我，理所当然“包含有人们自由生活的观念。”① 然而在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在这种所谓自由的共同生活中，经由自己组织成的普遍主体却消除了在整体自觉的团结一致中纯粹理性和经验理性之间的矛盾，从而表现出远离社会现实的真正的普遍性观念，即纯粹的空想；并在国家权力的操纵下，逐渐使得这种说教加空想的道德学说日益具有宣传鼓动力和感人至深的性质。结果，这种所谓的道德也就日益成为统治阶级用来统治人们的工具，并带有暴力强制的性质。因为统治阶级，尤其是法西斯主义，从来都没有想遵循康德出自善良愿望制定的“道德律令”。然而，“如果这种巨大的伦理力量中的一种力量，相爱和尊重都消失了，那么虚无，即不道德就会用道德的制度敞开的大口，像吞掉一滴水那样吞掉整个国家。”② 事实也的确如此，当人们自觉地遵守康德的尊敬和相爱来对待本类的时候，而法西斯主义者却用铁的纪律和严酷的惩罚手段来对待人民大众，控制人民的道德感情。在那里，“与绝对命令和有更深影响的纯粹理性相对立，法西斯主义把人当作东西，集中地执行其活动方式。”③ 这种一直进行着精心策划，并将其称作科学思维的极权制度和诸多规范是始终沾满着鲜血和灾难。这种情况“从康德的批判直到尼采的道德血统学，哲学之手都在史册上留下记载。”特别是资产阶级在取得政权，进行了自由主义的短暂表演之后，便比以往的恐怖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公开采用法西斯主义的极端暴政来代替宗教幻想，用更加暴戾的刑罚来代替人民对未来地狱的恐惧。在他们看来，只有处于最底层的人民大众才会拥有不满的情绪，才会引起国家内部的骚乱。为此，法西斯主义者不仅用恐怖的手段来镇压人民，也利用一切办法来榨取在他们压迫下生活的人。
在这里，理性作为处心积虑的机关可以被任何人为任何目的服务。结果，理性不仅其往日的光芒日渐黯然失色，也越发变成机械和工具；人们从理性概念中领悟到的具有属于自身含义的思想也越来越少。尤其是“当技术知识扩展了人的思想与活动的范围时，作为一个人的人的自主性、人的抵制日益发展的大规模支配的机构的能力、人的想象力，以及人的独立判断能力也显得日益缩小。”④ 此时，人们所固有的自然情感，即与生命血肉相连的感觉、知觉和心理反应与那种完全抽象化、逻辑化和工具化的理性之间的距离逐渐拉大。因为情感往往是内在的本能、欲望、心境与体验的真实表露，而理性却能够编造事实，制造虚假，滋生虚伪，远离具体和实质。这样，理性反而倒过来超越和否定自身，走向非理性、错误、混乱和反动。这种反动的理性行为的集中表现是：“上层人物的狡诈的维持自我生存，就是为了实现法西斯主义权力的斗争，而下层个人就是牺牲一切去适应这种罪行。”⑤ 结果，人们普遍地被理性制造的概念或虚无缥缈的观念所支配，逐渐“自觉地拒绝自我解放的理想和希望。”
此时，最大的悲剧就是，往日最具革命性和震撼力的真理与正义再也不能激发起人们的普遍斗志和积极向上的精神活动。被启蒙运动和实证主义吹捧起来的科学技术取代传统对真理的追求；刺激起人们的更多欲望和争斗，导致社会陷入更加复杂的混乱和失衡。因为只有现代化工业主义的头脑才是那些拥有和控制能够创造无数物质财富的科学技术的统治者和领袖，然而这些人的野心、贪欲和有目的的统治必将使绝大多数人成为一堆没有自身目的和利益的工具。这就务必使整个人类将失去其奋斗方向、生存目标和生活的意义。统治者不惜代价扶持的科学技术，以及与之相应的意识形态和大众文化，都是旨在消灭或强化对个体的社会压力，以防止个人在现代社会的原子化机构中设法保护自己或反抗社会的各种可能性。因此在现代社会中，愈是科学技术发达和经济繁荣的国家，就愈是难以发生大规模的政治变革或旨在解放全人类的革命。
不过霍克海默到了晚年，便在总体上开始反对暴力革命，认为暴力只能催生暴力；急风暴雨式的政治革命只能导致“独裁政权”。人类社会之所以会在20世纪出现诸多“独裁国家”，根本原因就是普遍地爆发了激烈的暴力。比如苏维埃国家和德国法西斯政权就都是两次世界大战的产物。为此，他认为法国大革命的最终目标也只是旨在建立极权政治，而非真正的民主国家。因为人们在“法国革命的恐怖中所看到的‘混乱’是由一种镇压造成的，而这种镇压的性格又恰恰在那些反对镇压的人身上存在着。”⑥
那么究竟怎样才能消灭独裁国家、极权，建立真正的人道主义国家呢？他提出的具体途径是：建立自发的工人委员会或自由联合体，唤醒被统治者的反抗意志、斗争意识；告诫人们绝不能对剥削和压迫抱以容忍态度，要坚定地站在那些不顾一切、敢想敢说的人民群众一边，联合起来共同推翻不合理的统治。他说，除了被统治者的意志之外，任何经济或法律的措施都不可能导致制度的民主化。“废除政权以后，由一个阶级或一个党实行的管理作用将被无产阶级的民主形式所取代，这种民主形式能阻止管理因素上升为权力……在新的社会中，公民们那不可妥协的独立性将使管理摆脱压迫的性质。”⑦ 由此，在道德上，他一如尼采反对软弱，认为软弱之所以有罪，就在于弱者总想通过精神的狡诈来回避自然规律。结果，正是这些人在毁灭人类生活，严重地破坏和动摇人们对自身的信赖，抵消着人们的斗志，任凭权力和独裁者的压服与统治。
由对软弱和失败的否定，霍克海默又得出“同情”也是一种不道德和反理性的结论。他说，“同情绝不是美德，而是真正的犯罪，因为同情会扰乱我们的平静。”⑧ 它是由恐惧和不幸产生的一种软弱心理。它对国家和人类整体往往是危险的。它会削弱人们处理邪恶、愚昧和落后所采取的必要的强硬手段和惩罚措施，它会使英雄做出像号啕痛哭的女人一样的软弱举动。这正如尼采所言：“尽管我看到许多善行，许多软弱的事和许多同情”，但同情心中也包含着违反正义的因素。因为同情心往往维护着偶然的对博爱的罪恶扬弃，对革命激情的削弱。同情的结果往往换取的是权力者的忘恩负义。因此，好事善行在这种情况下往往都会因为变成统治者所昌扬的“美德”而成为一种真正的罪恶。相反，放荡不羁和无约无束地破坏一切禁忌倒是一种真正的美德和善举。因为真正的美德将会超越温柔和纯自然的感情，而具有一种自觉的精神力量。它就像路德新教使利剑和戎鞭变成基督教的精髓一样，能使精神自由直接和肯定或谄媚现实的压迫相对立。
再者，从来的统治阶级都以对他人落井下石为最大的快乐。他们越是遭不到反抗和危险，“就越是以践踏受他们奴役的人为乐趣：统治者正是在使牺牲者走投无路而陷于绝望的深渊时，他们才感到格外高兴，高呼他们自己的原则、他们的纪律的胜利。”⑨ 因此真正在集体中生活的那些冷酷无情的人，决不会对弱者抱以同情心，因为正是他们显露了文明制度的冷酷无情。这正像维多克·雨果在《人为的风暴比大海的风暴更猛烈》一文中所言：“从人嘴这个火山口发射出来的一切熔岩，最为凶猛地吞食掉人类的一切幸福。”⑩ 因为更多的人是对他人遭受的不幸给予尖刻的刺激和恶毒的攻击。结果，使得欢乐不是与温情而是与残暴紧密连接。这正像现实中，法西斯主义者的统治总是充分表现出残暴和自大，总是像对待死物一样来虐待人，残害人。在这种黑暗的极权统治时期，所谓的快乐、幸福和美德都只是人为的虚构和骗人的把戏。专制和独裁不仅淹没了人们所渴求的自由和民主，制造了各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现实，也使人道主义完全丧失，使人们的日常生活充满了欺骗、不公、灾难和不幸。
在这里，当然也不缺乏救济和慈善，但是多数都是统治者用来维护社会去制造新苦难的一种方式。因此流行于现实生活中的大众道德只不过是一种在儿童读物里沉没了的道德。它只是统治者用来欺骗、毒害和弱化人民大众或正义者的手段。那里没有良心、良知和良能。人民在日常生活中忍受的永远是令人失望的状况。他们所得到的都是一些自己从来都没有搞清楚的许诺，所记住的只是一次次的绝望和失败。在他们的人生中除了经历和体验的是导弹、火箭和无数同胞的死亡的威胁之外，就是生的虚无和无奈。过去所谓的“尊敬邻人、责任感、真挚的友情和爱情、善良的愿望、对不幸的密切关注、为他人的幸福而自觉牺牲的精神，以及为更加美好的世界而奋斗的行为和理想”等道德观念，如今都受到了更加严格的限制和肆意的歪曲；丰富的情感变成了冰冷的逻辑或推理形式。在技术和政治权力的统治下，感性主体变成麻木不仁的客体，从感性中分离处来的理性变得和整个人类的存在相对立。
二、家庭道德
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和构成、公共和私人生活的重要空间，无疑是一切伦理道德关注最主要对象。正是在那里，它执行着人类繁衍和发展所必需的各种功能：包括“家政的管理、生育子女、培养子女、教育子女、人口增长和族类界限控制、发展社会交往、照顾老弱病残、资本和其他财产的积累和继承、以及决定对职业的选择。”(11) 它也决定着人们的心理性格、个性特征、文化修养、谋生能力和宗教信仰。家庭的任务就是教育人如何艰难面世、勇往直前；如何去适应现存的社会秩序，依赖和听从特定的权威。一如奥古斯丁所言：“家庭的安宁与国家的安宁是相联系的。家庭的服从和家庭的规则中那种井井有条的和谐，与公民服从和公民规则中那种井井有条的和谐是相关联的。因而可以进一步推出：家之父应当依照城邦的法则来建构他的家庭规则，以至于他的家政可以与国家秩序和谐一致。”(12) 在这里，奥古斯丁希望家庭和国家安定和谐，也希望通过家庭的束缚与限制，通过把上帝的权威移居家庭和社会，培养家庭成员与社会公民的卑躬屈膝与俯首帖耳，以建立个体和社会、国家和教会、以及王国和天国之间的普遍安定。
这种普遍的和谐论通过路德的宗教改革，便把“人在身体上的优越性看作上帝欲使的优越关系的表达，把稳定的秩序看作是所有社会组织的目的。家庭中的父亲代表着法律，对他人拥有无限制的权力；他是其家庭的挣钱人、牧师和教士。”(13) 父亲在身体方面的强壮也是一桩应被孩子遵从和尊敬的道德事实。这种有关家庭的宗教意识和道德理念到了封建社会，便日益转变为“一种有其本身价值的美德”和几乎不可动摇的权威。这样一来，在家庭中和社会上，“孩子的自我意志被打碎，自由发展其内在冲动和潜能的天赋愿望，被一种旨在无条件完成义务的内在化了的强制所取代。屈从于义务的绝对道德律令，从一开始，就是资产阶级家庭有意识的目标。”(14) 这既是父权制的反映，更是资本主义教育所欲实现的功利性目的。当然，父亲对家庭的控制是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条件。因为人们“只有在其自身也是在学校生活中获得教养的父亲的命令和指引下，才能发展个体的自我控制、工作和纪律的安排、把握某种观念的能力、实际生活中的自立、理性的运用、在创造性活动中的坚忍不拔和快慰等东西。”(15)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父系社会的家庭形式便日益成为问题，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男女平等、打破男尊女卑的旧传统之后，父亲的统治几近摇摇欲坠。比如由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父亲霸权造成的妇女和孩子的绝望、幸福生活的丧失，以及物质和精神上的压迫，在人类身上施加的压力等都在日益削弱家庭的稳定性和父亲的权威性。致使家庭中，合理的考虑和自由的服从日益取代奴役和屈从。尽管“美德与成功、和谐与正义的意识形态”仍然可以继续在由父权制家庭建构的世界图景中占有地位，但是社会的进步，还是使愈来愈多的人认识到：希望、生活、幸福并不必然要依赖金钱、地位和权威。这正如爱尔维修所言：“我从孩提时代开始，就记得，人们总是把幸福与财富联系在一起。但是，我在晚年时，发现这两者原是分开的。”(16) 观念甚至具有更大的力量；它能够促使人们通过聪明地适应现实条件而走上快乐、幸福和光明之路。
只是在现实中，人们并没有将自己的聪明才智用来反抗在个人成长过程中导致过失和错误的社会环境，而是把诸如“独立性的缺乏、深藏的自卑感”等过失都归罪于一种自然主义的原罪或自身才智的不足。结果是消耗了个体的无数能量，并残忍地助长了“向一切当权者拱手交出自身意志的受虐狂的心理倾向。”既阻止了自我肯定的冲动，也撩起了屈从的本能，使得信仰父系权威如同信仰基督教的“十戒”一样，共同构成以往社会的两个永恒原则。
实际上，弱化父亲权威和宗教信仰，并不一定导致社会结构的土崩瓦解。家庭毕竟有其特殊功能，比如家庭是苦难可以自由表达的地方，是伤痕累累的个人可以得以庇护的掩体。另外，家庭成员之间也不存在犹如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竞争，或是仅仅作为一种性对象或家庭仆人而活着，而是作为一个真正的人而活着。家庭中，人们所关心的事大多都以一种肯定的形式，包括性爱。因此“家庭不仅是为资产阶级社会提供权威教育的场地，它还开启了为人类创造更美好的生存条件的梦幻。在所有家长为其子女的未来乐园的憧憬中，在母亲当孩子与世界发生冲突时为孩子的袒护中，在妻子对丈夫的保护性爱慕中，都显露出一些思想和力量。这些思想和力量，无疑并不依赖于现存的家庭形式。”(17) 对此，黑格尔将其描述为家庭和更大的共同体之间的对立，认为它与生活中处处可见的人类法律相对立。正是这种对立表明，“满足人类独特的、自然的、即真实存在的需要，并不是政治的目标，而是绝对精神的纯粹精神性任务，是艺术、宗教、以及形而上学的成就。假如由这些精神力量支撑的个体不能承受住压力和做出必要的牺牲，那么，政府就不得不每隔一定时期利用战争从内部来震动它们，打乱它们已经建立起来的秩序，剥夺它们的存在权利。”(18) 从而障碍个体那神圣不可侵犯的自我生存或个人安全，维护家庭存在的合理性。
基于社会对家庭的侵害，或者说，基于父系社会和近代大工业生产对爱情的吞没，基于中产阶级的日渐破产和自由经济主体的没落，基于现代家庭不再是“社会的细胞”和资产阶级经济存在的基础，子孙后代也不再把生活范围局限于家庭，并日益反对父亲的独裁，导致父权制日渐消失，女人们也开始激烈地抗争自己的被奴役地位，竭力争取独立和自由，她们希望工作和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希望获得真正的爱情，希望“与自己的异性朋友建立理性的和深思熟虑的两性关系或婚姻关系”，霍克海默主张：今日的家庭应该鼓励人们建立新型的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拒绝世界的整体非人化的作用和力量；反对极权主义和父权主义；反对家庭中对纯属真实人性和感官快乐的贬低。女性有权利从男性那里和社会整体中得到纯真的爱戴和普遍的尊重，消除现实生活中精神与肉体、理智与欲望、爱情和享受之间的割裂；弥合或拉近家庭中“由母亲，尤其是父亲所表现出来的在理想主义的训斥与性的欲望之间、在温柔慈爱与纯属自私之间、在天国的神蕴与尘世情怀之间的强制性分离。”(19)
由此，霍克海默主张：新的伦理道德观念要力求把母亲或整个女性当作一个具体的存在去理解和尊敬，否则理性、快乐的生活、对母亲的依恋，以及母性的保护性力量都将受到限制；要在现行的压抑性苦难中塑造一种崭新的夫妻和子女共同体。在这种新的家庭共同体中，妻子不再是仆人，子女也不再被当作“我的东西”或继承人去培养。孩子的任务将不再是主要继承家业，而是去“创造一个所有人都会生活得更好的社会。”此时，社会也将要求人们充分认识：社会中存在的各种邪恶、犯罪、动乱和恐怖活动并不都是源于人的恶本性，“而是起源于由社会施加于人性上的暴行。”(20) 所以，从整体上根治社会，掀起巨大的社会变革，才是解决家庭和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伦理道德和社会文明问题的关键。
至于婚姻问题，霍克海默指出，毋庸置疑，婚姻是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发生变化的社会现象。不同的历史阶段和社会类型将决定究竟是女人、男人，还是父亲、母亲是择偶和婚姻的决定因素。今天许多国家，出现的大量的同居现象、单身现象、同性恋家庭、闪电式嫁娶和离异行为、以及卖淫活动的泛化和日趋合法化，都意味着传统的核心家庭正在处于风雨飘摇的巨变阶段。此时，人们不再把家庭仅仅当作繁衍后代和教育子女的社会细胞，也不想在婚前或婚后受到诸多禁忌和控制自己的情感。他们蔑视各种禁忌，厌恶那“独一无二的结合的观念、家族名望的神圣意义、夫妻共同创造自己独特生活的愿望、以及通过孩子赋予生活以永恒意义的想法。”(21) 他们不再认为婚前性关系及其后果是一件不道德的事；竭力倡导把妇女从照管孩子的家务中解放出来；认为传统家庭的逐渐瓦解将会促使个人生活转变成闲暇，转变成棒球、电影、畅销书和流行音乐带来的快感。尽管目前，我们还无法准确预见传统的婚姻模式究竟还能走多远，但家长的权威急剧减弱、父亲的职业和体验正在变得无关紧要、婚姻的原有功能正在丧失、与此同时家庭悲剧将越来越少，却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
三、对启蒙运动的道德批判
在霍克海默看来，对近代启蒙运动的进步意义，几乎众口一词，认为它是进步阶级的意识形态，资产阶级革命的先声；其基本纲领是唤醒世界，用知识替代幻想；目标是使人类消除恐惧，根除灾难，树立自主，获得自由。然而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启蒙旨在反对神话，破除迷信，可自身却走向神话和迷信。启蒙旨在正确认识世界，控制自然。结果却歪曲了世界，破坏了自然。启蒙旨在增强人的认知和实践能力，结果却使越来越多的人变得软弱无能，丧失了主体意识和主体意志。启蒙旨在反对极权，可自身却变成绝对主义和极权主义的温床，而且旨在操纵人民和驾驭万物。启蒙旨在推动社会进步，结果却是拉倒车，使自然和人类都在倒退。由于启蒙只是一种工具，致使今天这个被启蒙的世界却笼罩在一片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中。启蒙运动中盛行的“知识就是力量”的神圣口号，如今也变成多数人的“盲目轻信，满腹疑虑，草率作结，夸夸其谈，惧怕反驳，不思进取，漫不经心，咬文嚼字和一知半解。”诸如此类的情形不仅滋生了大量的盲目实验、空洞理论、“普遍真理”自以为是的金科玉律，也严重阻碍人类心灵与事物本性的和谐一致，使人类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不断受到大自然的报复；使“启蒙”具有彻头彻尾的“自我破坏性”。
其实在弗兰西斯·培根那里，“知识的真正目的、范围和职责，并不存在于任何貌似有理的、令人愉悦的、充满敬畏的和让人钦慕的言论之中，或任何叫人满意的讨论之中，而是存在于实践和工作之中，存在于对人类从未揭示过的特殊事物的发现中，以此更好地服务和造福于人类生活。”(22) 因此知识就是实际生活的应用。通过启蒙唤醒人类，就是要根除泛灵论和经院哲学，弃绝一切编造和虚假，消灭一切古老的权威，消除笼罩整个人类社会的全部黑暗、落后、野蛮和愚昧，以彻底解放日益混乱不堪和腐败堕落的世界。然而不幸的是，启蒙运动试图摧毁的神话世界却最终演变成为启蒙自身的产物。在这里，抽象理念成为启蒙运动祛除神话的武器；数学成为启蒙精神的准则。计算公式，当然也就成为支配资产阶级的公平和商品交换的工具。特别是，自巴门尼德以来，坚持的“统一性被持之以恒地用来摧毁多神和多质”，即用来消灭个体性、特殊性和多样性，从而继续为社会领域的专制、极权和法西斯统治提供知识根据和理论基础。
对此，霍克海默说，近代以来被人们充分肯定的启蒙运动实际上变成泛神论的巫术。因此启蒙在展现其全部精深的思想和进行完它的全部无聊游戏之后，一如往日的神话，充其量只是一种玩弄鬼蜮伎俩的贫困智慧和枯燥乏味的睿智。在现实中，它消除了旧的不平等和不公正，却又在所有的存在与关联中，使这种不平等和不公正常驻永存。它通过权力将所有个体都归于单一集体，结果是导致类似“青年希特勒”这样的组织常常会获得一种“强制性平等”的胜利，一种以同僚权利平等为形式的对非正义的暴露；展露出法西斯主义的虚假神话，使得“平等、民主、自由、博爱”等一类启蒙思想家提出的口号最终演变成黑格尔所谓的骗人的教士阶层和压迫人的专制暴君这两者的花言巧语，以及恶意的国王与“一般群众的无概念的意识”；而且“正是这种对真理的逃避把那些辩护士变成了骗子手，信仰的矛盾特征最终蜕化成为一种欺诈，演变成为二十世纪的神话，并且信仰的非理性到了彻底的启蒙者手中变成了合理之举，从而把社会引向野蛮状态。”(23) 人们依然是生活在虚幻的幸福中，世界终将变成熄灭正义、拒斥真理、摧毁人性的地狱。此时，就像巫医在神灵的保护伞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一样，社会的非正义以它所衍生的邪恶事实为幌子被倍加保护地奉若神明，及至在极权主义肆虐横行的国家里，正义和美德都只剩下粗鄙丑陋和自暴自弃。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神话昏暗的地平线被计算理性的阳光照亮，而在这阴冷的光纤背后，一粒新的野蛮种子在生根结果，使人们继续在一种新的强力下遭受着一切苦难，包括更具毁灭性的战争、频频发生的恐怖活动和不断增生的新的疾病，包括广大群众被驯养和集结为一支庞大的失业大军，以及统治者、独裁者的为所欲为带来的诸多灭顶之灾。
总之，近代以来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如今是逐步变成对人民大众的彻头彻尾的欺骗；近代以来的哲学家作为真正的资产阶级也正在与他们在理论中大声呵斥的权力同流合污。与此同时，道德教义也演变成一种煽动蛊惑的意识形态或多愁善感的哀鸣和感叹。经过启蒙建立起来的现代社会制度与宗教神权或封建君主制度的区别也只表现为：君主制度是以暴力压迫肉体，通过严酷的刑罚将被审讯者通宵达旦地拷打而致死；资本主义制度是通过无形的生存压力和直接的灵魂压迫，让人神魂迷离，倍感窒息，使人们像幽灵一般被关在死一般寂静的、与疯人院相类同的牢房里；而集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或共和制与君主制于一身的法西斯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则既在肉体也在精神上对被统治阶级和下层民众实施疯狂的剥削、镇压和迫害。
至于他们利用国家机器屠杀民众，干尽危害人民的勾当，不是因为他们拥有真理、正义、理性或科学，而是因为他们有权。正是因为他们有权，他们杀害民众才不被算作犯罪和邪恶。而且任何统治阶级都试图通过国家的强大宣传机器，将他们的阶级意识、统治意志强加给广大民众，使其渗透到那些诚实憨厚而又在政治上迟钝的人的血肉中，以挫伤和削弱广大民众的反抗行为和斗争意志。因此“启蒙”就其内在性和现实性上具有一种非道德的意义和作用。它没有推动社会变得更文明、更人道、更自由和更公正。相反，却使人类越来越远离自身，远离至善、真理和正义。这是一些人类学家认为“人类历史有堕落为自然历史的危险”的原因，也是迄今为止没有人能够发现阻止人类不断枯萎的举措的原因。过去人类实施的那些旨在阻止技术、家庭生活和一切人类关系的危险发展的做法和观念似乎都是愚不可及。目前唯一聪明的做法就是：“精确地把握错误以使正确而有效的事物能够强行克服和超越各种限制”。同时要相信“即便是在法西斯国家里，大众在他们的灵魂深处也会暗暗地确信真理，不相信谎言。”(24) 因为在人的心灵深处总是始终充满一种不断增长的景仰和敬畏，那就是“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居我心中的道德法则。”(25)
注释：
①②③⑤⑧⑨⑩ 马克斯·霍克海默等：《启蒙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76页，第79页，第79页，第84页，第93页，第105页，第105页。
④ 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49页。
⑥ 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248页。
⑦ 俞吾金等：《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5页。
(11)(12)(13)(14)(15)(16)(17)(18)(19) 霍克海默：《批判理论》，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98页，第95页，第97页，第96页，第98页，第103页，第111页，第113页，第117页。
(20)(21)(22)(23)(24) 霍克海默：《霍克海默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版，第261页，第300页，第45页，第59页，第228页。
(25)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