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60年文学理论的理想诉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理论论文,共和国论文,理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共和国60年文学理论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建国后十七年以及十年“文革”；新时期；20世纪90年代初到新世纪，划分这三个阶段的依据在于它们各自形成了一定的理想诉求并受其主导。总的说来，十七年以及十年“文革”文学理论为政治诉求所主导，新时期文学理论为审美诉求所主导，90年代初到新世纪文学理论为文化诉求所主导。这三个理想诉求的嬗变，勾勒出共和国60年文学理论清晰的发展轨迹。
一 政治诉求
建国之初，在文学理论的指导思想上采用了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念。“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概念最早是1932年由苏联当时的最高领导人斯大林提出，后经苏共中央政治局最终确认的，于1934年9月1日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通过的《苏联作家协会章程》中正式提出。这一概念早在1933年就被介绍到中国，是中国进步文艺界并不陌生的概念。在1951年11月到1952年7月历时大半年的整风学习中，苏联有关文艺思想和文艺政策的文件是指定的学习文献。随着整风学习的深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概念在中国文艺界人士那里已经深入人心。1953年9月第二次全国文代会的决议中，明确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我国文艺创作和批评最高准则的至上地位。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口号在苏联人那里原本就带有浓厚的浪漫精神和革命幻想的色彩。日丹诺夫在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所作的讲演中就提出：“苏联文学应当善于表现出我们的英雄，应当善于展望到我们的明天。这并不是乌托邦，因为我们的明天已经在今天被有计划的自觉的工作准备好了。”① 翌年时任苏联作家协会主席的高尔基在一次会议的讲话中说，我们不仅要知道两种现实，即过去的现实和现在的现实，而且还必须知道“第三种现实——未来的现实”；“如果没有它，我们就不会理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是什么”②。这种理想主义倾向不能不影响到当时的中国的文学理论。周扬1953年在第二次全国文代会上所作的报告中对此作了具体说明：“我们的现实主义者必须同时是革命的理想主义者”，认为在具体创作中，作家为了突出表现英雄人物的光辉品质，有意识地忽略他的一些不重要的缺点，使他在作品中成为群众所向往的理想人物，“这是可以的而且必要的”③。可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强烈的理想主义倾向早已在我国建国之初的文学理论中留下了伏脉。
由于中国政治状况的特殊性，也由于中苏之间存在的芥蒂，中国在意识形态包括文艺政策方面一直致力寻找适合自己实际情况的路径和方法，“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就是在这一政治背景下提出的。“两结合”的出台是在1958年。1958年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扬作了《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的发言④，首次公开了毛泽东关于“两结合”创作方法的讲话精神。“两结合”是民族化、本土化的东西，对于文学理论中国经验具有总结意义，同时也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
基于1958年前后特定的国际、国内形势，“两结合”的提出，更多对于“革命浪漫主义”的重视，中苏之间的龃龉日益公开化，国内“大跃进”运动的轰轰烈烈，其间涌动的种种政治激情为这一文艺创作方法的构想抹上了一层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表达的是一种建立在理想化“峰顶”之上的政治诉求。早年高擎浪漫主义大旗的郭沫若此时兴奋地说：“多少年来浪漫主义不大吃香，经过毛主席这么一提，浪漫主义的身价才不同了。我觉得浪漫主义实际上就是理想主义。”⑤ 这种政治化、理想化的诉求在文学艺术领域盛炽一时，当时不仅工农业要“放卫星”，而且文艺也要“放卫星”，《红旗歌谣》就是典型样本。在1960年7月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两结合”的创作方法作为当时文艺工作的指导思想得到正式确认。它体现了中国决策层决意摆脱苏联意识形态影响，独树一帜构造文艺工作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的意图。此时虽然还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说法，但实质上其原先拥有的主导地位已经为“两结合”所取代，后来随着中苏政治斗争的公开化，“两结合”确立了在中国文学理论中的正统地位，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概念终于遭到了废弃。
由于政治氛围的日趋严紧，“两结合”所内涵的强烈的政治诉求成为此后文学艺术领域的“路线斗争”之源。由于对于革命浪漫主义的过度倾重，“浮夸风”也刮进了文艺创作之中，出现了一些脱离生活、想入非非之作，为了纠偏，时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的邵荃麟1962年8月在“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提出了“现实主义深化”的主张，反对浮夸的浪漫主义，主张“现实主义深化，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强大的革命浪漫主义，从这里去寻求两结合的道路”⑥。其实邵荃麟的意见也是有秉承的⑦，在政治上和理论上并无不当之处。但在1964年文联整风时却遭到了严厉的批判，被指责为曲解了“两结合”这个“最好的创作方法”，用“现实主义深化”来取代“两结合”，不要革命浪漫主义了，成为“抽掉了共产主义的革命理想的现实主义”，继而被扣上了一大堆政治帽子。此后不久在林彪、江青炮制的《纪要》中将邵荃麟的“现实主义深化”和“中间人物”论连同此前就曾遭到批判的何直（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周勃等人的“写真实”论等列入文艺战线的“黑八论”，予以严厉的批判和无情的打击。
从“两结合”创作方法的形成及其实践这一个案可以见出这样几点：一、“两结合”创作方法的提出与中苏意识形态斗争有关，虽然其中不乏对于历来文艺经验的总结，但这主要是为意识形态斗争服务的。二、“两结合”对于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的倾重也有其特殊的理论背景，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影响无疑是背景之一，尽管后来它被搁置被取代，但其理想主义倾向作为一种心理定势依然不散。因此有学者指出：“当时在理论界关于‘两结合’的观点和当时苏联讲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并没有什么质的区别。”⑧ 而后来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被搁置被取代，已如上述，乃是另有原因。三、“两结合”创作方法也是在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应运而生的产物，当其在实践中被庸俗化时，很容易将在小农经济土壤上孳生的夹杂着狂热、空想和浮夸的乌托邦幻想当作政治理想来追求，也当作文艺创作的理想境界来加以崇尚。“两结合”创作方法凸显“革命浪漫主义”成分，带有强烈的政治诉求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而这种政治诉求对于其间文艺理论的起起落落的深层操控作用便有迹可寻，而当时其实是值得肯定的现实主义的倡导者们恰恰遭受残酷的政治批判和组织处理，其原委也就不难理解了。
二 审美诉求
粉碎“四人帮”以后，文艺创作开始复甦，文学理论也开始摆脱以往的精神桎梏，寻求拨乱反正的取向和路径。
人们对将文学创作仅仅当成政治传声筒和阶级斗争工具的做法持鲜明的否定态度，力求以审美取向为核心来重新建构和整合文学理论，他们充分施展学术创造力和理论建构力，将“审美”概念的涵盖性、粘结性发挥得淋漓尽致。钱中文提出“审美反映”的概念，认为“审美反映”连接着“心理层面，感性的认识层面，语言、符号、形式层面和实践功能层面，它们形成了主体的审美反映结构”⑨。童庆炳提出“审美把握”的概念，认为“既然文学所反映的对象、内容是现实的审美价值属性，作家的把握现实的方式又是审美的方式，文学就是对现实生活审美价值属性的审美把握的结果，那么，其特质就不能不是审美”⑩。杜书瀛主张“审美活动”说，他认为，文学艺术“是审美活动的专有领地”(11)。王元骧则力主“审美中介”说，他说：“在我看来，把艺术的性质界定为是审美的这应该是确定无疑的，这是艺术自身目的之所在。”(12) 如此等等，一时间以“审美”为徽号的新概念、新学说已然呈现井喷之状，除此之外还有“审美特征”、“审美价值”、“审美意识形态”、“审美实践”、“审美创造”、“审美体验”、“审美超越”、“审美感悟”、“审美幻象”、“审美结构”等。凡此种种，成为中国学术界的奇特一景。这里对于文学的本质界定基本上采用“审美＋X”的表述模式，力求用“审美”概念对林林总总的文学理论概念加以限定和构成。这就蔚成了一种新的风尚、新的追求，形成了一种新的理想诉求。
正是在这种审美诉求的引领之下，文学理论迎来了最为辉煌的一段，即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由于知识生产的后效应，有的成果还延续到了新世纪。这是文学理论体系建构最为卓著的时期，从以往重重思想禁锢中解脱出来，那种“大批判”式的政治讨伐已遭到厌弃，没有市场。人们致力于文学理论知识体系的建设，在学术观念、研究方法、理论范式、逻辑框架、范畴系统、问题意识等诸多方面都多有创见、多有开拓，这是一个思想、激情、灵感和创造力勃发的岁月！钱中文先生曾著文对于改革开放20年来文学理论的成果作出回顾，认为在这一时段文学理论面对新的文学实践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围绕这类问题所进行的讨论取得了重要的突破并成为近20年来文学理论的主流(13)。文章列数其间涌现的优秀论著便有不下百种！如此显赫的学术建树，乃是破除教条主义、“工具论”、“写中心”等庸俗社会学迷障取得的成果，具体地说，一是通过思维方式的提升带动文学理论的跃迁，如从直线式的因果思维走向互动式的中介思维，从重对立的二分思维走向重和谐的中和思维，从非此即彼的排他思维走向亦此亦彼的兼容思维等，都在文学理论的重建中起到灵魂的作用。二是在学科交叉中寻求文学理论新的生长点，许多新的学科方向、专业理论和学术假说往往是在人文学科之间、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之间、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交叉地带像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三是形成了文学理论自身的问题意识，如文艺美学、文学的人文精神、文学的新理性精神、文学理论的现代性等问题，并不是由外部政治需要乃至政策需要预先设定的，也不是由急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所发动的，而是由文学理论根据自身发展和自我更新的规律提上议事日程的。
上述理论对于“审美”概念内涵的界定，主要涉及心理、情感、感性、意识、语言、符号、形式等，而这恰恰也就成为后来文学理论“向内转”的不同取向之所本。总的说来，八、九十年代国内文学理论“向内转”共有三个取向，即心理学取向、形式论取向和人类学取向。心理学取向吸收心理学的成果探讨文学艺术活动的心理内涵，打开了文学理论观察文学艺术的一扇心灵窗口。形式论取向主要受到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形式论倾向的影响，引进了俄国形式主义文论、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文论、符号学美学、解构主义批评、文学现象学、文学阐释学等的形式论文学观念，也形成了一些系统性理论，相关著作所做的工作主要在于译介、阐释和综述，而其理念更多体现在批评实践特别是当代文学批评之中。人类学取向则主张到人类的深层集体无意识中去寻找文学艺术产生的根源。心理学取向、形式论取向和人类学取向一是向人的内在心理“转”，一是向文本的内在形式“转”，一是向人的深层集体无意识“转”。然而这三者都可以归于“审美”的旗下。心理、情感、感性、潜意识、语言、符号、形式等方面作为审美要素具有某种同一性，就如刘小枫所说：“审美性是一种可称之为心理主义、主体主义或内在性的心性品质，审美主义、心理主义或主体感性论是同一个东西。”(14)
前一阶段文学理论在破除种种思想禁锢、寻求审美诉求的途径时，普遍采用的一个策略就是强调文学不同于其他意识形态的特殊性、个别性，此时被发挥得最充分的就是文学之为文学的自律性，而审美特征、艺术规律被视为文学命定的身份证明和行业执照。人们致力以文学艺术自身的审美特征“为文艺正名”，以改变文艺作为政治实践的简单工具的劣质化处境，这一审美自律论在后来的10余年间一直成为文学理论确认自身的存在和效用的充足理由。这一思想策略的积极意义自不待言，它呼应了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也为文学理论争得较为宽松的生存环境和发展空间。
按说本质主义研究是必要的，人们认识事物总是从把握事物的本质开始，否则便无法认识和理解事物。但是对于事物本质的把握必须是具体的、变化的、与时俱进的，一旦将这种把握变成绝对的、僵固的、一成不变的，那就不能正确认识和理解事物，相反地只能导致偏差和失误。在审美诉求的支配下，文学理论逐渐暴露出机械本质主义的苗头，往往将审美特征和艺术规律预设为文学艺术超历史、超现实的绝对本质，赋予它并不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因事而异、因人而异的普遍价值，而忽视了其中可能存在的种种差异性和偶然性。譬如说历史上大量事实说明，文学艺术也可能是非审美的，而非审美的东西也可以是文学艺术；又譬如说无论人们对于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和艺术规律作出何种界定，在逻辑上都是不完备、不周延的，都难以避免反证和例外。而这种种偶然性、特例性在审美自律论中往往没有得到足够重视，这就使得文学理论对于文学的审美特征和艺术规律的把握逐渐丧失了灵活性、变通性，日益趋于僵硬和刻板。再有，为了从“工具论”的境地中解脱出来，文学理论往往力求返回自身，转向内部，但这种“向内转”的华丽转身恰恰导致了文学理论的封闭和孤立，从而对于实际生活中发生的变动缺少灵活的应变能力和良好的自我修复能力，而对于社会、历史、现实的规避和疏离又使其思想价值和社会功能渐趋萎缩和疲弱。
到了20世纪90年代商品经济、市场体制逐步确立以后，以往唤起中国学者多少憧憬、多少激情的审美乌托邦其炫目的光彩逐渐黯淡下来，“美学热”开始降温，文学滑向边缘，科技理性入主，人文理性告退，经济冲动强劲，价值取向逆转，在如此重大变局中，文学理论显然不在状态、应对乏术。如果从文学理论本身找原因，那么其审美自律论的机械本质主义无疑是一个主因。如今仅凭传统美学的玄思已无法解释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种种社会现象，美学与生俱来的非功利、非实用的品性已经不能满足人们在商品社会日益增长的感性需求和物质欲望，在电子传媒创造出来的视听奇迹面前，原有的美学理论变得何等的苍白无力，而美学固有的精英主义路线在大众时代又显得何等的不合时宜！曾经引领文学理论收获丰硕成果的审美诉求终于到了被新的理想诉求取代的时候。
三 文化诉求
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社会情势发生变化、经济体制发生转换之际，在文学研究中最惹人注目的是这样一些鲜明的对比：80年代的文学理论时兴“向内转”，而今文学理论则时兴“向外转”了；80年代是厌弃“外部研究”而趋赴“内部研究”，而今则是搁置“内部研究”而热衷“外部研究”了；80年代人们是言必称“美学”，而今人们则是言必称“文化”了。在经历了以往两个阶段的嬗变以后，人们的研究兴趣又转向了新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女性主义、传播媒介、文化身份、大众文化、生态美学等与社会历史、现实政治、人类生存状况攸关的文化现象了。虽然此际仍不乏标目“审美”的美学研究和文学研究，而且还着实掀起了一股热潮，但其焦点已经转移到所谓“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或“审美的日常生活化”了。就其实质而言，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属于文化研究了。这时所说的“审美”，也不复是自律的，而是介入了当下活泼泼的实际生活进程，人们从带有明显科学化倾向、实证性特点从而已经显得沉闷的心理学、形式论、人类学研究中一下子接触到在日常生活中欢笑与歌哭的男人和女人，从在审美自律性的狭小天地中讨生活转而重新思量人性、命运、幸福、价值、责任、信仰等人类生活的大关节，顿时感到豁然开朗、眼前一亮，真有一种“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体验到更多的心灵抚慰和人文关怀，更多世俗化的快乐和人间气的感动，人们在历史的拐角处发现了新的精神家园——文化研究。
这一情况与西方某个文化阶段极其相似，由于中国的文化研究的后发性，这种相似性不妨看作是文化规律在起作用。J.希利斯·米勒曾指出，自1979年以来，西方文学研究的兴趣中心已发生大规模的转移，从对文学作修辞学式的“内部研究”转向确认文学在社会历史背景中的位置的“外部研究”，文学研究的兴趣已由解读语言本身转移到阐释语言与上帝、自然、社会、历史等的关系之上。他说：“仿佛普天下都发出一大声慰藉性的叹息：‘解构批评’的时代完结了。它已度过了自己的黄金时代，而今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回到更富于同情心和人情味的工作中来，论述权力、历史、意识形态、文学研究的‘惯例’、阶级斗争、妇女受压迫的问题，男人女人在社会上的真实生活情况及其在文学中的‘反映’。我们还可以重新问关于文学在人生中和社会里的用途这类实用主义问题。”(15)
J.希利斯·米勒讲述的是西方学术界的状况，但他因文化研究兴起而感发的兴奋之情在我国学者这里也能见到。不少学者大声疾呼在新的时代背景和语境下文学理论有必要进行深刻的学科反思和范式转型。其中有代表性的是陶东风、金元浦、周宪、陈晓明等的论文，这些文章表达了一个共识：对于审美自律性的固守已使文学理论面临深刻的危机，文化研究的兴起对此起到振衰救弊的作用，它拓展了文学理论的狭隘空间，为文学理论注入了生机和活力，同时也预示着文学理论向文化研究转型的趋势。其中比较激进的意见更是主张文学理论到文化研究中去取得“真经”，肯定文化研究给文学理论带来解放的希望(16)。正是这一信念确立了文学理论新的理想诉求，审美诉求终于被文化诉求取而代之。
这一理想诉求的转换体现了迥然不同的理论旨趣。与文化研究相比，以往文学理论是显得太过学术化、经院化了。当今文化研究表现出显著的实践性、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最终可以归结到一点，那就是对于社会现实表示关注、进行干预。试看如今炙手可热的后现代主义研究、女权主义研究、大众文化研究、传媒研究、文化帝国主义研究、后殖民研究、生态研究等，哪一个不带有强烈的实践冲动、鲜明的政治倾向和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哪一个不是对于当今社会状况和历史变动的一种即时反应、公开表态和直接干预？文化研究使得人们对于社会、历史、现实从规避到介入、从疏离到切近，打破了审美自律性的障壁，直指社会现实、时代生活的重大主题。华勒斯坦的一段论述对此可谓一语中的：“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对他们来说，文化研究使对于社会和政治舞台的关注具有了合法性”。(17)
文学理论的逻辑进程走到这里，似乎拐了一个弯，事情又倒转回去了。原先在政治诉求转向审美诉求的十字路口拱手揖别的政治，如今在审美诉求转向文化诉求的拐点上又与人们不期而遇。这也许是在文学理论“向内转”又“向外转”的轮回中难以逃避的宿命。但历史不会重演，此“政治”非彼“政治”，尽管二者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性。按照特里·伊格尔顿的说法，如果说以往更多关注的是“阶级政治”的话，那么现在更多垂顾的则是“后阶级政治”(18)。“阶级政治”关心的主要是阶级、革命、斗争、政权、党派、制度、战争、解放、胜利等问题，而“后阶级政治”则主要关心民族、地缘、人种、族裔、身份、性别、年龄等问题。二者相通的是权力甚至霸权问题，不同的是前者涉及阶级、阶层、集团、政党之间的权力关系，属于相对限定的社会权力；后者关乎人类群体与群体之间（东方与西方、南方与北方、白人与黑人、富人与穷人、男人与女人、老辈与青年、侨民与土著）的权力关系，属于相对宽泛的文化权力。因此前者是一种“社会政治”，后者是一种“文化政治”。
总的说来，“文化政治”具有以下若干特点，从中可见出文化研究的旨趣所在：第一，“文化政治”无所不在，渗透在人类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每一个角落。因为政治事关权力以及对于权力的支配、约束和限制，任何事情只要与权力沾边，便有可能上升到政治层面。阿雷恩·鲍尔德温指出，“文化政治学”的一个基本观念就是，任何事物都是政治的，因为权力无所不在。“权力被用来理解阶级关系、种族关系、性别关系和年龄关系；用来阐释身体及对人和地点的表征；用来弄清我们对时间和空间的理解。”(19) 这种“文化政治”的无所不在，又导致了文化诉求的无所不在。
第二，“文化政治”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是世俗化、人间化的，吃穿住行、饮食男女，但凡与权力相关，便都具有了“政治”意味，于是有“身份政治”、“性别政治”、“审美政治”、“形式政治”、“娱乐政治”、“消费政治”、“身体政治”、“肉体政治”之类说法。这并不是将政治庸俗化，它揭晓了一个事实，权力的作用存在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政治也无处不在。就说“身体政治”，按通常理解，身体是自然的、低级的甚至令人羞耻的，何以够得上成为一种“政治”？福柯认为，人的身体并不是一种生理现象，而是一种文化现象，因为它受到权力的严格限制，受到政治的强力干预，它是被权力和政治形塑出来的，这种形塑可以称为肉体的“政治解剖学”(20)。一个农民变成士兵，一个孩童变成学生，一个学徒变成技术工人，他的体魄、姿态和动作无一不是被权力和政治的规训塑造出来的。
第三，“文化政治”往往能够填补社会转型期留下的巨大精神空白，对于原有的社会价值体系发挥替代功能，在重建精神家园的过程中起到补偏救弊的作用。譬如现代主义的起来，在很大程度上出于对现代商品社会的抗拒，而它作出的种种反抗又不被环境见容，从而被压抑为一种“政治无意识”。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指出，在现代主义高潮来临之际，“在现代主义主流文本中正如在资产阶级日常生活的表象世界上一样不再明晰可见，并被累积的物化无情地赶入地下的政治，最终变成了一种真正的无意识”(21)。这种“政治无意识”的艺术表现便是退缩到审美自律性的壁垒中去，将价值诉求转向自身，从而导致了极端的贵族主义和象牙塔主义，用荒诞不经、晦涩难通的形式来抵制商品社会的秩序和准则，对这个出了问题的世界尽一份责任心和道义感，例如尤奈斯库的《阿美戴》、《责任的牺牲者》、《新房客》、《椅子》等，借助形形色色荒诞不经的情节，对于现代商品社会“物压倒了人”的现状表示忧心。这种“政治无意识”成为西方现代社会在宗教伦理消解以后心存忧患、勇于担当的深度模式。这里完全用得上这一说法：“审美的自律性成为一种否定性政治。”(22) 这种“审美政治”，在如今盛行搞笑、反讽与戏仿的后现AI写作作中简直比比皆是。
第四，“文化政治”将权力的支配与反支配、制约与反制约之争从神圣化引向泛化和世俗化，对现实政治起到了柔软化、弹性化、宽松化的作用。“社会政治”关乎阶级、阶层、集团、政党之间的权力之争，往往诉诸武力乃至暴力，采取激烈的、极端的形式，这是一种强制性的、刚性的政治；“文化政治”则通过泛化和世俗化的方式将权力问题与消费、娱乐、享受、欲望和性结合起来，将阶级的、政党的政治去魅，同时又通过对处于纵横交错的群体关系交叉点上的活生生的人的命运遭际的关心为人的政治返魅，这是一种宽容的、柔性的政治。这种宽容的、柔性的人的政治，作为社会结构中缓解紧张、释放能量的缓冲带，是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需要的，但是归根结底，“文化政治”终究能对“社会政治”的改良和完善起到平衡和牵制的作用。
第五，回到讨论的本题，“文化政治”一维的加入，对于如今面临全新语境的文学理论具有激活的作用。它揭示了一个以往习焉不察的事实：审美自律性在逻辑上并不周延，文学艺术并不仅仅关乎审美形式，它更关乎与人类命运攸关的真善美、信念、信仰、理想、责任、义务、正义、同情、爱、自由、解放等终极价值。而这些对于人类具有普遍意义的终极价值经历了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市场强权的控制，消费主义的围困和工具理性的压抑，已经沉积、凝结为深沉浩荡的“政治无意识”。只要条件具备，这种“政治无意识”便会从民族、人种、族裔、地域、身份、性别、年龄等不同的角度和路径浮出水面，诉诸文学行动，进而对现实生活发挥实际作用。正如詹姆逊所说：“一切文学，不管多么虚弱，都必定渗透着我们称之为的政治无意识，一切文学都可以解作对群体命运的象征性沉思。”(23) 譬如目前族裔文学在西方发达国家异军突起，生态文学在发达工业社会成为显学，我国以“80后写作”为代表的青年文学骄人的市场效益，都说明这种“政治无意识”的力量不可低估！同理，文学理论也体现着“政治无意识”的作用。詹姆逊认为，“政治无意识”的激荡促成了对于文学文本的一种新的分析视角——政治阐释的形成，这一视角具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因为它能够做到“尊重过去的社会和文化特性和根本差异，同时又揭示出它的论争和热情，它的形式、结构、经验和斗争，都与今天的社会和文化休戚相关。”(24) 因此政治阐释不是其他阐释方法的补充和辅助，而是对于文学文本的一切阅读和一切阐释的绝对视域。他正是在这里洞察到建构一种“新阐释学”的可能性(25)。詹姆逊所说的“新阐释学”小而言之相当于“文化政治学”，大而言之那就是文化研究。而他在其中寄寓的文化乌托邦理想，他在关注政治、介入行动、干预现实方面所怀抱的巨大热情，已如上述也正是倡导文化研究的中国学者大力标举发扬、为之鼓与呼的。
然而如今盛行的文化诉求是否就是文学理论理想诉求的巅峰状态、终极境界呢？回答显然是否定的。文化诉求也有可能导致它衰落的命门，它要达到完善境界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首先，文化研究的理论范式是从文学理论起步但最终抛弃了文学理论，因而它的形成建立在对于文学理论的漠视和排斥之上。文学理论有其特定的论阈，有其采用的方法，有其特殊的研究对象、专业特性和话语系统，有其自身的传统、规范和惯例，这是必须得到尊重和保证的，文化研究不能完全脱离文学理论的这些基本规定性而具有积极意义。合理而可行的途径在于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各自的特点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证，二者之间构成必要的张力，从而达成相互补益、相互交融。
其次，文学理论的文化诉求是一种超越性、前瞻性的诉求，尽管它带有很强的目的性和预设性，但它并不是九天落花，也不是向壁虚构的产物，说到底它还是从文学的创作实践和作品实际中结晶、升华出来的。它不是目的论的，而是经验论与目的论的结合；它采用的不仅是演绎法，而是归纳法与演绎法的结合。它必须得到文学经验的支撑并反过来接受文学经验的检验，而不是主题先行，从既定的理念出发去俯视文学、审判文学。如果仅仅流于幻想、空想甚至妄想，那么文学理论的理想诉求就势将落空。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的偏差势必造成全局性、长期性的不良后果，以往文学理论的政治诉求的失误其原盖在于此，后来审美诉求衰微的原因也在于此。至今势头不减的文化诉求的追梦之旅也应以此为戒。
再次，随着“文化政治”的泛化和世俗化，文化研究渐渐露出了转向“后理论”的征兆，开始从“大理论”变成了“小理论”，就像人体的血液循环系统从大动脉转移到了毛细血管。所谓“大理论”，就是指原先的文化研究，它是大写的、单一的，偏重总体性、全局性的宏大叙事；“小理论”则已转移到具体、个别的社会现象和生活琐事之中，它是小写的、复多的，偏重分支性、局部性的微细叙事。从“大理论”到“小理论”的转变，说明在后现代语境中文化研究逐渐失去了对于重大而又迫切的生活主题的关心，转而对日常生活中那些边缘化、极端化的灰色地带表示热衷。正如伊格尔顿所说：“对于文学中有关乳胶或脐环描写的政治意味研究，完全印证了一句古老而机智的箴言的字面意义——学习是充满乐趣的。就像你可以选择‘全麦威士忌的口味比较’或‘卧床终日的现象学’作为硕士论文的选题。于是，求知生涯与日常生活之间不再有任何区别。不用离开电视机便能写出你的博士论文是有很多好处的。摇滚乐在过去是一种让你从研究中解脱的娱乐，不过它现在很可能就是你所研究的对象。求知的工作不再局限于象牙塔内，而是在媒体与购物商场、卧房与妓院之中。”(26)“文化政治”将理论的触角伸向人们的日常生活，体察普通大众、寻常百姓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使得文化研究流布着温情朴实的人间气、人情味和草根性，对于这一点，无论怎样肯定都不为过分。但其作为微细叙事也可能陷于卑微琐屑之地而无力自拔，甚至流于官能化、欲望化、肉身化，在平庸、低俗、无聊之中承受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这就有可能卸载了对于日常生活进行批判的责任，也使文化研究自身等而下之，大大地降低了品位和档次。
注释：
① 日丹诺夫：《在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的讲演》，《苏联文学艺术问题》，曹靖华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27页。
② 高尔基：《我国文学是世界上影响最大的文学》，《高尔基论文学（续集）》，冰夷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508页。
③ 周扬：《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周扬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52页。
④ 后刊于1958年6月1日出版的《红旗》创刊号。
⑤ 见周扬：《谈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问题》，《周扬文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1页。
⑥ 邵荃麟：《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邵荃麟评论选集》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99页。
⑦ 周恩来在1959年5月《关于文化艺术工作两条腿走路的问题》的讲话和1960年召开的第三次文代会上的讲话中，都提出正确把握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辩证关系的问题。
⑧ 包忠文主编：《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93页。
⑨ 钱中文：《最具体的和最主观的是最丰富的——论审美反映的创造性本质》，《文艺理论研究》1986年第4期。
⑩ 童庆炳：《文学与审美——关于文学的本质问题的一点浅见》，见《文学审美特征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3—44页。
(11) 杜书瀛：《文学创作与审美活动》，见《艺术的哲学思考》，辽宁人民出版社、辽海出版社2001年版，第183页。
(12) 王元骧：《艺术的认识性与审美性》，见《探寻综合创造之路》，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3页。
(13) 钱中文：《文学理论反思与“前苏联体系”问题》，《文学评论》2005年第1期。
(14)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02页。
(15) J.希利斯·米勒：《文学理论在今天的功能》，拉尔夫·科恩主编：《文学理论的未来》，程锡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2页。
(16) 见陶东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兼论文艺学的学科反思》，《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金元浦：《重构一种陈述——关于当下文艺学的学科检讨》，《文艺研究》2005年第7期；周宪：《文化研究：学科抑或策略？》，《文艺研究》2002年第4期；陈晓明：《历史断裂与接轨之后：对当代文艺学的反思》，《文艺研究》2004年第1期等。
(17) 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刘锋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69页。
(18)(22) 特里。伊格尔顿：《审美意识形态》，王杰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导言》第8页，第369页。
(19) 阿雷恩·鲍尔德温等：《文化研究导论》，陶东风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97页。
(20) 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等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7页。
(21)(23)(24))(25)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王逢振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7页，第59页，第9页，第12页。
(26) Terry Eagleton:After Theory,Basic Books,2003.p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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