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城乡统筹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结构论文,城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城乡统筹中一个被忽略的视角
由阿瑟·刘易斯首先提出的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从产业的地域分布来看，现代工业主要集中在城市，而传统农业集中在农村，因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就成为我国研究二元经济的重点。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中央政府以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为核心所进行的缝合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努力，大致沿着两条路径在进行：一条是对前期“刘易斯路径”中出现的偏差进行矫正，实行了诸如城市工业企业改革、发展城市第三产业、放松统购统销和城乡户籍管理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要素市场等等措施，希望消除城乡之间的壁垒；另外一条是“托达罗路径”，即秉承托达罗劳动力迁移和流动模型的基本含义，实行了诸如纠正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推进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农村教育和卫生事业、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粮食生产补贴和取消农业税等等措施，并且从近年来提出统筹城乡发展战略后的实际情况看，是更倾向于“托达罗路径”的。
应该说，这些政策措施对于促进我国城乡经济发展，特别是农村经济的发展，改变农村落后状况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在检验这些政策措施的主要目的——缝合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实现城乡统筹发展之后，结果是令人困惑和遗憾的：通过对1990—2003年衡量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状况的关键性指标——二元对比系数的实际测算，我们发现该系数在14年间的总体趋势是下降的，特别是从1996年以来，我国的城乡二元对比系数从0.256逐年下降到2003年的0.180，年均下降4.2个百分点，说明我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在十多年的时间里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在不断扩大。其他一些相关性指标也反映了相同的趋势：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由1990年的2.2倍扩大到2003年的3.2倍（注：这还不包括城市养老、就业、医疗等方面的福利性保障，如果包括在内，则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差距估计为6倍左右。），1990年农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比城市家庭高出4.6个百分点，到2003年则高出了8.5个百分点，城乡消费水平的差距则由原先的3倍增加到3.6倍。
附图
图1 1990—2003年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发展变化趋势
是什么原因导致缝合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努力的失败？理论界一般认为，建国后我们在遵循“刘易斯路径”时出现的偏差比如重工业优先战略、城市偏向战略以及相关的制度性措施，比如户籍管理制度等等，应该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和加剧负责，但这种观点很难解释国家在实施了一系列矫正这些偏差的措施，特别是在实施统筹城乡发展战略，对农村地区给予大力扶持之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在继续扩大。我们注意到，这种传统解释的偏失之处主要在于，在剖析我国二元经济的时候，过分关注“刘易斯路径”而缺乏对“托达罗路径”的重视。由于托达罗理论本身的缺陷和执行这一政策措施时的偏差，“托达罗路径”的实际后果与“刘易斯路径”的实际后果极为相似：“刘易斯路径”的偏差形成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而“托达罗路径”的实际后果是在农村经济内部形成了二元经济结构，而这一点正是被人们所忽略的地方。
中国二元经济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是一种由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农村内部二元经济结构交织混和而成的双重二元经济结构，农村内部二元经济结构在产生之后一直在双重二元经济结构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单纯地强调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而忽略农村内部二元经济结构及其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就难免会在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统筹城乡发展的道路上举步维艰，甚至是南辕北辙。因此，本文所要研究和关注的重点就是农村内部二元经济结构的产生、发展和演变过程，以及农村内部二元经济结构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相互关系，以求全面认识中国的二元经济，实现城乡统筹发展。
二、农村内部二元经济结构的产生、发展趋势及其解释
（一）农村内部二元经济结构的产生
所谓农村内部二元经济结构，主要是指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以乡镇企业为标志的农村现代工业部门和传统农业部门之间的对立和差别。即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中的农村经济这一元中，受农村工业化的影响，出现了较为先进的现代工业部门，其生产力水平、生产方式、生产技术都同以家庭为经营单位，以经验形态的技术为基础的传统农业部门有根本的区别，因此谓之农村经济的内部二元（注：有学者认为，以乡镇企业为标志的农村工业是中国经济的独立一元，即中国是三元经济。但我们认为，由于集体土地所有制使农村企业表现为农村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不能把农村工业作为独立的一元，而只能是农村经济内部的一元。）。
1978年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在大大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在城市工业吸劳乏力和城乡传统分割体制的双重限制下，广大的农民利用原有的“社办工业”大力兴办各种地方企业，掀起了农村工业化的第三次高潮。1980年农村工业总产值比1978年增长了33.2％，1981—1983年产值年均递增18.1％，1983—1986年则年均递增51.5％，到了1990年，农村工业总产值占社会总产值的24.0％，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9.1％，形成“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格局。[1] 可以说，经过10年的发展，农村工业在农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成为一个完全区别于传统农业的独立部门，这表现为几个方面：（1）劳动生产率方面，1990年我国农业总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7.1％，而所占的劳动力却高达60.1％，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严重降低了传统农业的劳动生产率。而同期的农村工业总产值占社会总产值的24.0％，从业人员占社会总劳动力的10％左右，二者之间的人均产值比接近6∶1。（2）生产条件方面，我国农业的物质技术装备水平比较低，原始落后的农耕方式一直在许多地区沿用。1990年，我国农村人均拥有生产性固定资产仅490元左右，农村水电站、 水利设施等农业生产基础设施也十分匮乏。而同期的乡镇企业人均固定资产已经达到3000多元，比较现代化的机器设备已经广泛使用。（3）生产经营方式方面，以家庭经营为主是我国传统农业的基本经营制度，其本质依然是属于半自给的小农经济，农业生产的市场化程度低。以粮食为例，1990年我国农村从业人员的人均粮食产量为1357公斤，而人均出售的粮食却只有180.24公斤，仅占13.28％。 而同期的乡镇企业基本上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善的企业经营制度，进行的是市场化的生产经营，同传统农业的半市场化生产有着本质的区别。
农村工业部门在城市现代工业部门和传统农业部门之间萌芽并壮大，打破了原有单一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奠定了农村内部二元经济结构的基础。面对中国农村工业化的大规模兴起，许多学者认为它突破了传统的二元经济理论，避免了在经济一元化的过程中对城市工业部门的片面的过分的依赖，充分发挥了农村的优势，有利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加速了城乡经济的一元化。联合国区域发展中心关于发展中国家农村工业化问题的专家小组也认为，农村工业与传统农业紧密联系，可以通过与城市工业的联系而提供一种强有力的城乡一体化，有助于减小城乡在收入、资本和技术等方面的差距，“特别对于二元经济结构普遍存在的发展中国家，农村工业化对于阻止农村向城市的痛苦迁移和缩小城乡差别有着重要的作用”。[2]
（二）农村内部二元经济结构的扩大化趋势：一个实证研究
始于农村工业化的农村内部二元经济结构，就像发展中国家在实行工业化过程中所出现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一样，是一种必然的经济现象，其理想的发展方向是通过农村工业“实现将农业剩余劳动力在农村内部全部吸收完毕的历史任务”。[3] 的确，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多地少，经济基础薄弱的发展中国家，是决不能仅仅依靠城市工业来带动和改造传统农业的，通过农村工业化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以实现经济结构一元化，是许多地区的现实选择，也是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途径。
理想与现实总是有距离的。如前所述，我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并没有随着农村工业部门的兴起而缩小，反而在不断扩大，这就让我们不得不回过头来重新审视农村工业化以及与之紧密相联的农村内部二元经济结构。为此，我们参照二元对比系数的计算方法，通过对比1990年以来传统农业和农村工业（主要是乡镇企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来得到一个测度指数，对我国农村经济内部的二元反差程度进行了一个大致的测度，结果见表1。
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从1990年到2003年， 由于产值结构转换和就业结构转换之间的失调，农村经济内部的二元对比系数在13年间从0.193下降到0.083，年均下降4.4个百分点，说明农村内部二元经济结构在整体上呈不断扩大的趋势。
表1 1990—2003年我国农村经济内部的二元对比系数和城乡二元对比系数
年份
传统农
农村工 传统农 农村工 传统农业 农村工业
农村经济 城乡二
业产值
业产值 业就业 业就业 比较劳动 部门比较
内部二元 元对比
比重（％）比重（％）比重（％）比重（％）生产率 劳动生产率 对比系数 系数
1990
43.9
56.1
80.3
19.7
0.55
2.850.193
0.245
1991
40.9
59.1
79.8
20.2
0.51
2.920.175
0.218
1992
33.7
66.3
77.7
22.3
0.43
2.980.144
0.197
1993
25.5
74.5
74.2
25.8
0.34
2.890.118
0.192
1994
25.5
74.5
74.7
25.3
0.34
2.950.115
0.214
1995
22.6
77.4
72.8
27.2
0.31
2.850.109
0.241
1996
22.5
77.5
71.3
28.7
0.32
2.7 0.119
0.256
1997
20.9
79.1
72.2
27.8
0.29
2.840.102
0.242
1998
20.2
79.8
72.9
27.1
0.28
2.950.095
0.235
1999
18.4
81.6
72.6
27.4
0.25
2.980.084
0.218
2000
17.7
82.3
71.5
28.5
0.25
2.890.087
0.199
2001
17.2
82.8
70.9
29.1
0.24
2.850.084
0.183
2002
16.5
83.5
70.0
30.0
0.23
2.780.083
0.182
2003
15.7
84.3
69.5
30.5
0.23
2.760.083
0.180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4》、《中国乡镇企业统计年鉴》中的相关数据整理。
从实际看，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传统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向乡镇企业转移的规模开始下降，12年间仅增加了4022.96万人，年均增长率仅仅为3.62％，特别是从1996年到2002年，乡镇企业就业人数不但没有增加，反而还减少了220.58万人。同农村工业吸劳乏力同步的是乡镇企业工资总额从1990年的1129.6亿元急速上升到2002年的8528.5亿元，年均增加了54.5％，农民人均纯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增长了7倍，而家庭经营性收入仅增长了3倍， 应该说是没有实现“农村工业部门职工工资自律性增长。[3] 另一方面，乡镇企业固定资产的增长速度惊人，从1996年的14924亿元猛增到2003年的40654亿元，年增长率高达25％， 乡镇企业人均固定资产与农业户均生产性固定资产之比由1990年的2.5∶1扩大为6∶1。农村工业化采取的以资本替代劳动的发展模式，使刚刚看到希望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又陷入绝境。剩余劳动力的大量沉积，农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的日益下降，直接导致传统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低下，农村内部二元经济结构的扩大也就是必然的结果。
（三）基于农村工业化的简单解释
对农村内部二元经济结构扩大化趋势进行解释，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其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众多因素。限于篇幅，这里我们只对农村工业化本身进行分析，从其同传统农业的关系中窥视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1）中国农村工业先天就存在资金不足、技术落后、人才匮乏等问题，即使是在农村工业化的高潮时期，也时刻面对着资金技术人才等诸方面都优于自己的城市工业。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核心的企业改革在城市中的全面推行以及买方市场的出现，给城市工业带来了巨大的生存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工业开始利用自己在资金技术人才方面的优势打压农村工业，农村工业为了增强自身实力以同城市工业平等竞争，不得不采用以资本替代劳动的方式，增加企业的资本密度，走资本密集型的发展道路。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城市工业虽然出现了产业结构升级的趋势，但城市中原有的传统工业仍然肩负着为新生产业积累资金的重任，是不可能为农村工业让出市场的。而农村工业特别是落后地区的农村工业，由于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水平的限制，无法进入中高档产品市场，只能在低端产品市场同城市工业以及其他地区的农村工业激烈竞争，资本替代劳动的发展路径在农村工业的求生压力下进一步得到强化，农村工业化对农村劳动力的就业贡献减弱。
（2）我国农村工业的结构特征对农村内部的二元经济结构存在不利影响。数量结构方面，2002年，我国乡镇企业中工业企业627万多个，占企业总数的30％，而与传统农业密切相关的农业企业只有32万多个，仅占1％；产值结构方面， 工业企业总产值占乡镇企业总产值的72％，达10万亿元，而农业企业产值只占1.3％，仅1800多亿元。农业企业发展的落后，缺乏对传统农业的带动能力，优质农产品的生产、加工、运输、贮存等环节发展滞后，严重影响了传统农业向具有科技化、商品化、市场化和社会化的现代农业的转变，以至于同农村工业之间的二元反差日益明显。
（3）农村工业化布局的分散性，以及农村劳动力“离土不离乡， 进城不进厂”的转移模式，使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具有很强的兼业性质。农户的兼业性一方面导致他们为解决农业生产和非农生产用工上的矛盾，倾向于进行副业化的农业生产，由精耕细作型作物转向粗放栽种型作物，无法实现农业生产结构的高级化；另一方面，由于不少农户的积累储蓄资金投入到利润更高的农村工业中去了，再加上受到知识文化水平的限制，根本就无力经营那些需要一定资金技术的名优特农产品，只能继续从事传统农作物的耕种。这种状况既限制了农业生产技术的应用和生产层次的提高，又阻碍了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不利于缩小同农村工业的差距。
（4）农村工业对传统农业的“反哺”作用小。 由于我国农村工业的资本密集型发展战略，致使农村工业与传统农业争夺资金的矛盾一直没有解决，农村工业不但没有向农业提供资金，起到“反哺”作用，反而继续从农业中抽吸资金，将农业作为一个主要的资金积累源。从农村工业支农建农及补助社会支出来看，其资金总额本来就不多，且从1997年起到2001年，反而呈大幅度下降的趋势，“哺农”资金从225亿元下降到147亿元，减少了将近50％，只在最近两年才有所回升。另外，由于农业是天生的弱质产业，比较利益低，资金的收益率差，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市场主体宁肯将资金投入到收益高的农村工业中去，也不会投入到传统农业生产，更进一步加速了农业内部要素的外流。
三、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与农村内部二元经济结构的关系
农村内部二元经济结构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中发展起来，必然会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图2中我们可以看出，二者变化趋势大体是一致的，具有明显的正相关性，因此深入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找到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机理，对于消除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有着重要意义。研究发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与农村内部二元经济结构之间存在着强化效应和反弹效应，二者共同影响着我国二元经济的演进。
附图
图2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农村内部二元经济结构趋势图
（一）农村内部二元经济结构对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强化效应
农村工业化，曾经被视作一座希望之桥，要把城乡之间的“天堑”变“通途”，广大农民满怀希望和热情，投入了极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在农村工业化的初始时期，传统农业主要在产品、要素和市场三个方面为农村工业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产品贡献方面，农业为农村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原料，使以农产品为主要原料的农村轻工业由23.67％上升到29.31％；要素贡献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得以大幅度提高的农业积累资金，通过“剪刀差”方式和储蓄方式大规模地流向了农村工业。根据苗长虹的研究，农村工业企业创办与发展的各种资金来源中，乡村社区政府和个体私营的自有资金主要来源于农业税收、提留和利润，在“以存定贷”的金融政策下，银行和信用贷款则主要来自农业的储蓄，而企业的利润再投资则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农村工业与农业的价格剪刀差；[4] 市场贡献方面，农业增长的同时也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到1985年，农民的年现金收入达到了357.39元，较1980年的113.2元增加了244.19元，农民现金收入水平的提高为农村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农业为农村工业无私奉献的同时，自身却遭受了严重的损害，特别是在资金和土地方面，农村工业会在“利润动机”的驱使下，过多地吸收维持农业正常发展的资金，并出现工业侵占农地的“新圈地运动”。另外，农村工业在发展过程中往往只重视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进行的是浪费资源和破坏环境式的生产。因此，农村工业对传统农业不仅仅是依赖，也存在损害，这就要求农村工业在自身壮大后最起码在以下三个方面为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创造条件：第一，农村工业的崛起会吸收大量劳动力，从而要求农业规模化经营。第二，农村工业化提高农民收入并引致他们的需求变化，从而要求农业改变生产结构。第三，农村工业通过对利润的转移来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并对农业现代化提供物质技术基础。
从第二部分对农村内部二元经济结构的扩大化趋势的解释中我们可以看出，农村工业没有很好地完成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和反哺农业的重任，对上述三个条件的创造也很不充分，没有在社会经济发展的洪流中，推动传统农业加快步伐共同追赶城市工业，恰恰相反，它背离和抛弃了曾经抚育过它的传统农业，企图独自追赶城市工业。但在缺乏资金、技术、人才、制度和公平市场环境的情况下，农村工业走的是低水平重复建设、粗放式发展的道路，经营管理混乱、产品质量低劣、环境污染严重、企业朝不保夕是乡镇企业的通病。事实已经证明，没有现代化的农业作为基础，农村工业是难以持久健康发展的，会在生产规模、技术水平、产品质量、产权结构、管理水平等诸多方面进一步落后于城市工业。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工业在竞争中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实力，加快了前进的步伐，而农村工业和传统农业却在这时步履蹒跚，缓缓而行，城乡之间、现代工业和传统农业之间的差距也就不可避免地扩大了。
（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对农村内部二元经济结构的反弹效应
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遵循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的政策含义，实行了具有“城市偏向”的工业化战略，希望通过城市工业部门的扩张源源不断地吸收传统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并通过城市现代文明“自上而下”地向落后的农村地区传播，实现传统农业的现代化。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和体制原因，我国实行了重工业超前发展战略，城市以重工业为中心，同时限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在城乡分割体制和缺乏要素的市场评价与界定的情况下，城市和城市工业的自我封闭和循环能力很强，极大地弱化了城市在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中“自上而下”的扩散效应，在这种情况下“期望极化效应的自动逆转是幼稚的”。
首先，由于城市工业的重工业倾向和资本的密集使用，削弱了城市工业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也侵占了大部分本应该通过财政、信贷等方式流向农村地区的资金，使得农村地区的发展严重缺乏资金支持。财政资金方面，从1985年以后开始从农村净流出，且流出数量快速增加，仅2003年就达1154亿元。财政支农支出的比重也从1990年的10％下降到2003年的7.18％，且从1998年起是逐年下降的。信贷资金方面，1996—2001年，农村地区通过信贷渠道流出的资金由1912亿元增加到4780亿元，增长了1.5倍。[5] 其次，城乡之间的贸易体现得更多的不是二者之间互惠互利，而是城市工业通过对自己有利的贸易条件与农业和农村工业进行贸易活动，以价格“剪刀差”的形式从农村掠夺更多的资源。据统计，20世纪90年代以来通过“剪刀差”形式每年农村向城市输送的资金超过1000亿元。再次，由于城乡之间在工资待遇、工作条件、社会环境等诸多方面差距明显，农村地区不但得不到新的人才资源的补充，反而有大批的科技、管理方面的人才流向城市，那些年龄较轻、文化水平较高的精壮劳动力也到城市打工去了。已有研究表明，目前留在农村的农民整体素质偏低，95％以上仍属于体力型和传统经验型农民。最后，城乡之间在思想文化、制度规章等方面的差距是十分明显的，阻碍了现代文明向落后的农村地区的渗透。这种状况下，一方面由于缺乏外部要素的流入，农村工业部门只得继续从传统农业中抽取生产要素，使得传统农业的发展更加孱弱；另一方面，传统农业在城乡二元的坚壁下不但得不到来自外部的资金流、技术流、人才流和信息流，反而要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包括资金、高素质劳动力、土地等各种要素和资源，再加上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生产的制度性变革的滞后和土地流转过程中的非市场化操作，以及市场对农业先进生产技术开发的冷漠，更是阻碍了传统农业的现代化的进程，使得传统农业的发展长期停滞不前，甚至到了威胁我国粮食安全和对工业供给的地步。因此，城乡之间这种经济联系不强，要素流动不畅，资源配置不均的格局对农村内部二元经济结构具有强烈的反弹效应。
传统二元经济理论所假设的城市不存在失业、工资不会上涨、市场环境完善等条件在转型时期的中国是站不住脚的，为保护城市利益集团而建立起来的城乡壁垒在渐进式改革下是不会轻易被打破的，广大的农村地区因此也不能企盼城市文明可以自动地向下扩展。在城市工业部门、农村工业部门和传统农业部门三方博弈过程中所形成的双重二元经济结构，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反弹效应，会使农村内部二元经济结构进一步僵化，出现一种“路径锁定”状态。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对双重二元经济结构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由农村工业部门和传统农业部门所构成的农村内部二元经济结构业已成为我国农村经济体系的基本特征之一，它的存在和扩大已经成为阻碍我国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之一。基于这种认识，我们提出了“以内带外、内外统筹”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实现双重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城乡统筹发展。
该模式首先强调“以内带外”，也就是说，我们要把农村内部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作为出发点。之所以要从内开始，是因为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变的关键是要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实践证明，由于城市部门吸收剩余劳动力的数量极其有限，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转移是十分困难的，而农村内部二元经济结构的同质性更高，资金、技术、劳动力等诸要素在传统农业和农村工业之间的流动更为顺畅和容易，体制障碍较少，基本上是符合刘易斯模型的假定条件的。[3] 因此，在原有的政策模式下直接着手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事倍功半的，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变起始点应该是农村内部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其次，在强调“以内带外”的同时，要坚持“内外统筹”。作为起始点的农村内部二元经济结构，在转变过程中不是独自发展、孤立演进的，必然会受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及其发展的影响和制约，同时农村内部二元经济结构转变的路径、速率、方向和效果也会深刻影响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变的路径、速率、方向和效果。“内外统筹”的目的就是要统一规划、协调内外二元经济结构转变的过程，尽量减少二者之间的摩擦和掣肘，使之密切配合、相互促进和共同发展，顺利实现整个国民经济的一元化。“以内带外，内外统筹”的发展模式具体的政策建议包括：
第一，对于传统农业而言，重要的是要走工业化的道路。一方面要用工业组织和生产方式改造传统农业，以工业资本、技术、管理来优化农业资源配置，实现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另一方面必须打破城乡壁垒，加大对农业在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方面的支持力度，保证传统农业能够得到足够的要素支持。
第二，对于农村工业的发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农村工业必须从“抛弃传统农业、脱离城市工业”的传统发展模式转变为“拉动传统农业、支撑城市工业”的新型发展模式，一方面承担起吸收大部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重任，并发挥对农业发展的“反哺”作用；另一方面，要暂时为城市工业升级换代提供部分支持，避免城市工业向本已脆弱的传统农业索取资金。（2）国家和地方政府应利用城市工业“退二进三”的机遇，统筹城乡产业发展，促进由城市中让渡出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农村地区焕发生机，使其成为农村工业的支柱。（3）要继续加强乡镇企业产权制度和经营制度改革，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高农村工业的经济效益。
第三，城市经济体系方面，其发展的重点在于：（1）结合产业结构升级，加速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农村工业转移。（2）大力发展城乡之间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城乡之间的要素交流和信息沟通，降低城乡间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3）国家应多渠道地为城市工业升级提供资金支持，尽量减少农村经济体系的压力，同时城市工业应尽快形成市场竞争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发挥其对农村工业和农业的辐射和带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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