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主动性决策理论（非理想系统决策理论）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论文,主动性论文,理想论文,系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近代西方决策理论是一个理性或合理性的理论体系。理性作为愚昧和神学的对立物，在西方科学和社会发展中起过非常积极的作用，理性几乎就是西方文明的同义语。和任何理论体系都只能和特定的历史条件相适应一样，理性体系的局限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它的某些缺陷逐渐暴露出来，受到越来越严厉的批评。
追求完美和谐至高无上的“理念”，是古曚理性思维的基本特征。合于理性思维的系统是理想系统。理性决策理论就是关于理想系统的决策理论。有人指出，理性体系蕴含有两个基本假定，即客观世界是确定的而且是最优的，这两条假定都和基督教教义一致。著名学者欧拉就说过：“由于整个宇宙的安排是最完满的，且来源于最大智慧的创造者，所以，不以任何一个最大或最小的特征作基础，世界上就再看不到什么。”[1]牛顿机械主义没有能和神学划清界限，对古典理性体系则赋予了近代的形式。在牛顿时代，人们认为客观世界的存在和发展规律是唯一的确定的，且整体的性质可以由各局部的性质来说明，所以分析方法成为其后很长时期最主要的研究方法。牛顿后的学术界，首先是自然科学界逐步觉醒，在不同领域、不同程度地开始摆脱古典理性思维的束缚，到系统理论的提出达到了一个高峰。贝塔朗菲的《一般系统理论》中就涉及了很多这方面的讨论。[2]
理性体系的困难在经济科学领域暴露得尤为突出。
西方古典经济学把人异化为两极。决策者被抽象为经济人，经济人被赋予拥有进行决策所需的全部知识和所有信息并且总是理智行事的品格，分析方法和最优化技术于是就成为基本的决策工具；而参予经济活动的普通劳动者，则被贬为人力资源，是被经济人驱使的对象。这就是绝对理性说。
绝对理性说，不仅因其鲜明的资产阶级特色受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严厉批判，也因其脱离实际受到其它学派经济学家的批评。
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的说法，“古典经济理论对人的智力做了极其苛刻的假定，为的是产生那些非常动人的数学模型，用来表示简化的世界。”由于这些假设与现实的经济活动相去甚远，“以致根据那些假说所得出的结论同我们所处的现实状况已经不再有什么关系。”[3]对此，西蒙提出了著名的“有限理性说”，对经济人的超人品格进行了修正，相应地把完美无瑕的最优化修改为受具体条件限制的相对优化，把追求最优解修改为追求满意解。“有限理性说”在西方经济学界和管理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
和西蒙的工作平行，西方管理学者开始重视企业文化建设，对内重视对员工的感情投资和关系疏导，对外重视公关活动。这在本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形成高潮。人们称其为非理性管理。
由绝对理性到有限理性，再到非理性，西方人观念的变化是非常引人注目的。理性观在嬗变。
我们讨论理性思想的不足，并不是说理性体系已完全不适用，也不是说理性思想已不能再向前发展，而是要引出研究其它决策思想体系的必要性。这如同数学中数系由有理数加上无理数扩充为实数，再由实数加上虚数扩充为复数一样，复数的出现只是补充了实数的不足并没有否定实数，实数的出现同样也没有否定有理数。事实上，单是研究整数性质的数论，至今仍在发展着。
我国古典决策思想是一个主动性的思想体系，其中心思想，按《孙子兵法》的提法就是“制人而不制于人”。
中国和西方在人类活动这一基本问题上的差异，从人文科学方面可以追溯到上古神话。
中国上古神话的主人公都是人，盘古、女娲、伏羲、神农、黄帝、蚩尤都是人，神和人是统一的。中国上古神话叙述的是原始社会先民与自然抗争和部族争斗的故事。没有阶级分化，也就没有产生绝对权威——主神的需要，山川草木皆可为神，有功于世的人也可为神，诸神之间是平等的。等级森严的宗教和神学的流行是汉代以后的事情，并且除个别地域之外，从来没有占据过社会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在生存斗争中，认识到世界是复杂多样的，是发展变化的。这种观念体现在中华民族最早的经典《周易》之中。据朱熹的解释，《周易》是“顺性命之理，尽变化之道”的学问。他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太极者道也，两仪者阴阳也。万物之生，负阴而抱阳，莫不有太极，莫不有两仪。氤氲交感，变化不穷。”[4]在这种世界观的指导下，发展出以人为宇宙中心的主动性决策思想是极其自然的。《周易》本身就是研究人们如何趋吉避凶的，是最早的一部主动性决策的论著。《周易》后的诸子百家，都继承了这一传统。据我们研究，对主动性思想阐述得比较完备系统的当首推兵家著作，尤其是兵家经典《孙子兵法》。
西方文明的源头是古希腊神话。在那里，高踞于奥林匹亚山上的宙斯是众神之主，是绝对权威，神分等级，人神对立。古希腊神话具有早期奴隶制的特征。这种由一个大神主宰一切的信念演变成后来的基督教文化。意识形态上，神创就演变成后来的绝对理性，认为客观世界具有确定完美的结构与和谐统一的运动规律。这种发展，也是顺理成章的。
我国古典主动性决策理论有四个最基本的概念，形、势、节、策，对应于今天的资源概念，它的量化形式就是变量。策，就是策略、方案，数学上就是解、最优解。这两个概念是和理性体系共有的。势和节则为主动性理论所独有。
势（态）表示形在运用中发挥效能的条件和程度，是从形中分离出来的概念。我们把形发挥效能的程度用势效系数来描述，并发展为势分析这一研究方向。节（制）则是指系统运行的控制和策略运用的调节，是从策中分离出来的概念。由节的蕴含发展出两个研究方向，其一是系统运行与规范化管理理论，其二是决策的适度性分析。系统运行则又是从系统结构中分离出来的概念。
古典主动性决策的理论结构，可以区分为虚实理论和奇正理论两部分。虚实理论把资源效能的发挥提高到和资源本身同等重要的地位，是把二者统一起来研究资源配置和运用规律的。奇正理论则是研究对象系统与其子系统及其伴随系统的联系与区分、系统运行形势的正常与异常的推断和判定、常规策略与特异策略的构造与实施等规律性问题的，通俗地说，头痛医头就是正，头痛医脚则为奇。伴随系统是指系统环境的某些特殊部分，它是从系统环境中分离出来的一个概念。
二
我们今天研究主动性决策理论，就要把它提高到当代的科学水平上，把它作为系统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予以重建。这里概略介绍一下目前已开展工作的几个研究方向的情况。
1.势分析
主动性决策理论认为，现实的技术——经济社会系统无论在结构上还是运行上通常远不是处于理想状态，或者说可能处于理想状态的只是极为少见的特殊情形。因而，资源（形）在实际运用中（物物的相互转化或物能的相互转化），效能的发挥（转化水平、时间效果）通常也不是理想的（如实验室结果或均衡状态）那种情形。形实际发挥效能的条件和程度即是势（态）。所以势的存在是客观的普遍的现象，应当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来研究。
作为资源效能发挥程度的度量，势的量化形式就是势效系数。
考虑（n+1）个经济量之间关系的一个数学模型：
y=f（x[,1]，x[,2]，……，x[,n]）（1）
其中，x[,1]、x[,2]、……x[,n]为资源投入量，y为产出量。按前面的叙述，（1）式是描述这些经济量之间相互关系的一般规律（例如在均衡、回归意义下）的数学模型，仅对某些特殊值（例如均值）才可能严格成立。而对一般的一组样本数据，总是存在一个偏差u：
y=f（x[,1]，x[,2]，……，x[,n]）+u （2）
在经济活动中，可以认为原始数据（y，x[,1]，x[,2]，……，x[,n]）通常已剔除了观测误差，是充分可信的。一般情况下，u反映系统偏差。u的数量级，通常远不是小到可以忽略不计。它取值的重复性也很差，一般不满足随机数学或其它不确定性数学的基本要求。所以，用现有工具对（1）或（2）式进行研究，迄今不是十分有效的。
现在引入一组势效系数（r[,1]，r[,2]，……，r[,n]）作为资源量（x[,1]，x[,2]，……，x[,n]）发挥效能程度的度量，代入（1）式就得到恒等式
y=f（r[,1]x[,1]，r[,2]x[,2]，……，r[,n]x[,n]）（3）
在n=1时，势效系数的计算和求反函数等价，含意完全确定。在n≥2时，适当引入分离条件就可以把r[,1]、r[,2]、……、r[,n]计算出来，并使每个r[,j]都是n=1时情形的推广。而且，在（1）式经济意义明确时，分离条件还应该保证每个r[,j]都是由相应经济参数演变而来。这样，势效系数组（r[,1]，r[,2]，……，r[,n]）就可以作为资源样本（x[,1]，x[,2]，……，x[,n]）发挥效能程度的度量，用于经济系统的分析。势效系数可以看作由相应经济参数经过数学模型（1）规范处理得出，这就给以往的半经验性的定量分析奠定了更为严密的数学基础。
经济社会系统不是总处于理想状态，而通常是以某一概率分布处于某一状态集合上。但在（2）式的情形下，（n+1）个变量间的不确定性关系只用一个随机变量u来描述，信息损失太大。而在（3）式的情形，则有n个随机变量r[,1]、r[,2]、……、r[,n]来描述，不确定性信息得以全部保留。（3）式作为恒等式，对研究的对象系统的描述较之（1）式要远为贴切，称为势分析模型。由于势效系数组（r[,1]，r[,2]，……，r[,n]）是随机的，（3）式实际上是表示一个函数族。所以势效系数的引入，对系统的描述与推断，要比现有工具强有力得多。就我们了解的情况而言，计量经济模型都有必要修改为势分析模型来研究。
势效系数组，是我们面对的现实空间（例如经济空间）不均匀程度的一个描述。
2.社会系统运行与规范化管理
现有的系统分析方法，大半是由对物理化学系统或者技术系统的研究中建立起来的。在这些系统中，几乎只有处于理想状态或至少是处于相对稳定状态的系统才有实际利用价值，因而才成为充分研究的对象。由对这类系统的研究，人们发现，只要系统的结构（成分和组织）确定了，系统的功能也就确定了，而且结构对功能的决定是一一对应的。这就是目前流行的系统分析方法中最基本的方法“结构——功能分析”的由来。
但在实际的技术——经济社会系统中，人们逐渐认识到，系统结构通常不能唯一地决定系统的功能。例如：生产同类产品的两家企业，尽管人员、设备水平和规模相当，但经济效益可能相差很大；同一社会组织，在不同的政策导向下所发挥的作用可能相去甚远；如此等等。于是我们发现，具有一定结构的系统可以有多种运行状态，是依托于一定结构之上的系统运行状态才最终决定了系统的实际功能。这样，在社会系统的研究中，应当用结构——运行——功能分析代替以往的结构——功能分析。
将系统运行从系统结构概念中分离出来，对我们考虑社会现实问题至关重要。
例如，针对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在现实经济生活中遇到的困难，某些西方学者就鼓吹全盘否定公有制，否定国家对经济的宏观管理，说是只要推行私有化和完全的市场调节，经济形势就可以根本改观。前苏联领导人接受了这种思想，冒然推行“休克疗法”，造成了经济的大衰退和前苏联的解体。
我国的改革，学术界早期也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体制改革上。近几年，人们从实践中逐步认识到，一种新体制并不会必然产生预期的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目前，决策层在抓体制改革的同时已开始重视抓运行机制的改善。但实践活动中，二者还没有真正结合在一起安排。可以设想，在今后的改革中，有关部门不仅能拿出结构性的体制改革方案，而且能对新旧体制的交替和新体制的运行也都做出一个哪怕是很粗略的设计，而不是像今天这样，主要依靠执行过程中的“自然磨合”来解决实施和运行中的矛盾，我们的改革就会更顺利一些，社会经济发展就会更快一些。
我国学者李习彬认为社会系统的运行有三种元运行方式，集中控制行为、规范行为和子系统自主行为。系统运行理论和规范化管理的研究，为我国的体制改革、法制建设和经济管理实践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工具。
3.决策适度性分析
主动性决策研究表明，一个决策（方案、解或最优解）总对应着一组适用条件，包括系统结构、运行条件，目标（目的）导向和资源、环境约束条件。在这些条件变动的一个适当范围内它是正确的，超出这个范围就不再正确，而应当由其它决策取代。决策条件的变动，有时颇为迅速或微妙。因此，及时推断和判定这些变化并构造与实施相应决策，就极为重要。这就是决策适度性分析所要解决的任务。
由于理性决策基本上是以理想系统为研究对象的，所以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约束条件确定的情况下，根据一定的目标（目的）导向去寻找问题的解、最优解，或者构造可行方案。对决策条件的变动一般不做更多研究，考虑的变动幅度比较小，变动速度比较缓慢，变动特征易于察知。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变动，通常予以回避，或干脆当做干扰成分予以排除。
主动性决策则是面对社会系统复杂多变的现实，它所关注的问题，其决策效果对决策条件的依赖程度通常很强。所以，对已确定的决策方案（解、最优解），在给定的目标（目的）导向下需要确定它的适用范围，预测和判定决策条件的变化，以及当条件变化超出这个范围时修改或重新构造决策方案，并及时实施这些方案。决策适度性分析考虑决策条件变动的范围一般是相当大的，有时要考虑到全空间。
决策适度性分析要求决策方案尽可能具有下述两特点之一，或者更具针对性从而可获取更好的直接效益，或者在时间空间上有更大的适用范围。
对前面这一要求，可以用孙膑赛马的案例来说明。冯·诺意曼的对策论（它是理性决策理论）集中讨论平衡局势，可以给出平均意义下的解，这种解保持齐王获胜的概率为5/6，田忌获胜概率为1/6的格局不变。对一次具体的赛马活动，很难说有什么指导价值。孙膑则指出了田忌在总体势态不利的条件下获胜局势的存在和结构特点，并设法加以利用。这是主动性的决策活动。
后面这一要求，是针对例如社会系统的发展要求保持一定程度的稳定性，相应的决策（例如政策）也需要保持一定程度的连续性这种情形的。
主动性决策理论把研究对象扩展到了非平衡与非优决策的领域。
4.伴随关系分析
我们研究一个企业的内部经营管理问题时，不能仅限于考察财务成本、经营环节等狭义的企业经营管理系统（对象系统），还要考察企业的生产系统、新产品新技术开发系统、职工教育系统，以及党团工会和企业文化系统。后面这些系统称为对象系统的伴随系统。
人体的神经系统、血液循环系统、呼吸系统、消化排泄系统、躯干四肢系统等，也都互为伴随系统。中医理论的整体辩证施治观点，就是要同时考察这些系统，不是单纯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各个物质生产系统、商业服务系统、交通邮电系统、城乡建设环境系统、社会文化教育系统、行政管理和治安系统等，也都互为伴随系统。它们彼此依存，哪一个也不能孤立地存在和发展。
可见，伴随关系是个普遍的概念。一个对象系统的伴随系统，是从该系统的环境中分离出来的特殊的一部分。它们通常具有下面这些性质：
（1）对象系统和它的伴随系统之间有高强度的物质、能量、信息交换。这种交换可以在两两之间进行，也可以在某种网络环路上进行，但总是双向的，你能影响我，我也能影响你。只有单向的流通，不是伴随关系。
（2）对象系统和它的伴随系统相互依存，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既有彼此促进的一面（相生），又有相互矛盾的一面（相克）。相生相克依彼此的关系和其它条件（其它伴随系统、环境的作用）可以相互转化。
（3）对象系统和它的伴随系统不仅可以拥有同类型的某些物质、能量、信息，而且还往往具有某些类似的组织或组织单元（形元），某些形元可以在它们之间流动。
由上面性质可以看出，朋友和结盟都是伴随关系，竞争对手或敌人之间也互为伴随关系。
伴随关系具有自返性，但不必具有传递性。甲和乙是朋友，乙和丙是朋友，甲和丙未必是朋友。
把伴随系统从对象系统的环境中分离出来，是为了深入研究它们和对象系统的关系。但是，对伴随系统的研究通常远不需要像对对象系统的研究那样充分，只要研究它和对象系统有关的部分，研究到能满足对对象系统的研究所需的程度就可以了。所以，不需要把原对象系统的范围扩大，从而把伴随系统也包括进去。另外，从研究的目标来看，我们对对象系统是全面负责的，而对伴随系统只负有限的责任，通常只考虑决策在伴随系统引起的反应，伴随系统的承受能力。
人们常说的联想、顿悟等思维方式都和对系统伴随关系的思考有关。一个人看问题是否全面、长远，组织能力和决策水平，都和他对系统的伴随关系的理解和处置能力有很大关系。
考虑伴随关系的思想方法，在主动性决策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传世的很多决策范例大多和巧妙利用伴随关系有关。
考虑伴随关系的决策思路，大体有这样几条：
（1）主体主动性原则，趋利避害。主体可以是决策者，也可以是研究的对象系统。
（2）相生相克原则。尽量在对象系统和它的伴随系统之间形成和发展相互依存、循环推动的相生关系。尽可能少树敌，尽可能把相克的对抗性关系转化为非对抗性关系。
（3）困难转移原则。在对象系统中的举措，要考虑在伴随系统中可能产生的影响。对象系统中的困难，有时可以通过调整某些关系，转移到它的伴随系统去解决。要通盘考虑在哪里解决更有利。
5.亚系统概念
几个互为伴随关系的系统，若这些系统间的关联较强且相对稳定，根据研究的需要，可以把它们合并起来当作一个系统看待，称为亚系统。亚系统的结构是相对稳定，并能适当协调组成它的各系统的运行，从而表现出具有相对稳定的“整体”功能。
某些由一定方式组装起来的系统，是这类亚系统的典型例子。如包括乘务员和乘客在内的一列客运火车，或一个拥有若干成员的社团，都是亚系统。
还可以经常遇到另一种类型的亚系统。这就是，相对于观察者来说，处于急剧演化中的系统。这类亚系统是普通系统的过渡形态。
易变性是亚系统的一个显著特点。某些亚系统，从形成到解体，可能就仅生存在人们惯常采用的同一个观测周期内。因此，有些亚系统很难弄清它们的结构（内部关联关系和边界），对它们的运行功能状态也很难充分地了解和把握。
亚系统明显地不同于我们已经熟悉的那些结构、运行和功能都已明确的系统，例如技术系统。因此，曾成功地用于研究一般系统的那些概念和工具，在转用于对亚系统的研究时就不够了，需要继续引入一些新的概念、新的工具。
人们通常毫不怀疑地当作一般系统谈论的各种社会系统，其实大半是亚系统，其复杂程度比之一般系统要高得多，所以，深入研究亚系统是十分必要的。
亚系统属于后面要提到的非理想系统，但结构和运行不良的非理想系统不一定就是亚系统。
三
为了深入研究主动性决策的理论基础，需要在系统科学中引入系统组织化的不完备性的概念。
可以认为系统是定义在形元上的集合，形元定义为系统的基本功能单元，它具有稳定的组成和功能，可以度量，但在我们考察的层次上不能继续分解。形元比组织单元的蕴含要宽，平常说的人财物、能量、信息，都是形元的典型例子。通常意义下，能量、信息不是系统的组织成分。定义系统的基本单元为形元，是为了强调它的客观实在性，在主动性决策理论中，形元构成系统的功能组织，它是和系统效能的发挥状况和势态概念相对应的。
形元经组织化整合为功能组织，进而形成子系统、系统。所以，组织化类似于数学上的集合映射，但组织化这种映射不具完备性。
一方面，组织化过程中只保留了形元、低级组织、子系统的部分组织和功能到系统中去，在此基础上又演化出系统整体特有的某些组织和功能。一般系统论的创立者贝塔朗菲在1947——1948年的一系列讲演和1948年出版的《生命问题》一书中指出，各元素通过相互联系组成的整体具有不能还原为各个元素的那些整体性质。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整体大于部分之总和”的系统化原理。这一思想，据说最早出自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
组织化的另一方面，是抑制了形元、低级组织和子系统的其它一部分的组织和功能。这部分组织和功能，只有在进入系统整体之前才存在，或从整体系统分离出去之后才能实现。这一现象不妨称为“部分大于整体的分解”。
例如，壁虎尾巴断后可以再生，墨鱼内脏吐出后也能再生，断为两段的蚯蚓和裂为碎块的海星都能由部分肢体生成新的个体，人的耳廓和足底都有对应全身脏器的穴位，以及细胞分裂、胚胎发育等等。这些生命的全息现象，都是“部分大于整体的分解”的例子。
激光的全息图像，数学上的分形结构，也都是“部分大于整体的分解”的例子。
“部分大于整体的分解”的现象，在社会系统中也是屡见不鲜的。例如：一家大企业分离出若干小企业，小企业都建立了自己的管理机构和生产经营系统；一个大国分裂为几个小国，各国都成立了自己的政府和法制系统，制定了各自的对内对外政策；信息可以无限复制和传播等等。
1931年哥德尔证明了，任何一个公理系统，（在不添加系统外假设的条件下）都存在不能证明或证伪的真命题。这就是著名的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
系统组织化造成的“整体大于部分之总和”与“部分大于整体的分解”同时并存这一事实表明，既不能由关于形元、低级组织、子系统的知识完全说明整体系统的组织形态和运行规律，也不能由关于整体系统的知识完全说明构成它的子系统、低级组织和形元的所有可能的组织形态和运行规律。这是和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叙述的极为类似的现象，可以称之为系统组织化的不完备性原理。
组织化不完备性原理，反映了系统和它的子系统、低级组织、形元之间，既有相统一的一面，又有相矛盾的一面。统一性是组织化实现的条件，矛盾性又使经组织化整合形成的系统在组织结构和运行上都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缺憾（非理想化）。这就是我们无法拉制出尺寸任意大的单晶体，无法制订出适合各种情况的政策法规的根本原因。
缺憾的存在并不总是坏事。缺憾是对系统的异化，有些缺憾恰好指明了系统演化的方向。
组织化不完备性原理，不仅规定了我们对客观世界的真理性认识（理性）只能是相对，不可能是绝对的（这种认识的有限性就是西蒙的有限理性说的核心内容），而且表明客观世界本身就不是完美无瑕、和谐统一的。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西方理性观中绝对完美、协调一致的机械论世界观。
系统组织化的不完备性，在有人参与的经济社会系统表现得尤为明显，整体、局部和个人之间在利益导向上总是既有统一又有矛盾的。这就表明，社会的发展方向总是依赖于当时的科学和生产力水平允许的各方力量的对比。对于任何一种认识水平上确定的理性标准而言，只能有近似合于理性的发展模式，不可能有完全合于理性的发展模式。各方的利益需求只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而不是全部满足。各方的发展潜力只能得到一定程度的发挥，而不是充分发挥。实际上，对理性的认同也是这种情况，只有相对的世俗化了的理性，而不存在绝对的完美无瑕的理性。
进而，我们认识到，像经济社会这种复杂的巨系统的可能组织形态和运行规律，不可能是单一的完全理想化的，而是应当有多种可能的组织形态和多条相对稳定的可能轨道。从某一时空断面上看，系统可能有多个收敛态，系统只是以一定的概率处于各个可能的状态。一个有效的决策只是改变了这种概率分布，而不能消除系统存在和发展的非理想化、多元化格局。这种认识，是和理性决策理论有本质差别的。
组织化不完备性原理，说明系统结构的不同层次和系统发展的不同阶段都有其独具的特性。所以，在微观的物理化学过程中发现的规律及其相应理论，在宏观层次的经济社会系统中未必成立。例如，物理化学中的物质与能量守恒定律，在经济管理活动中就不再适用。原因是，现实的社会生产与流通过程中物质与能量的利用程度千差万别，既不能杜绝其损失，甚至也无法精确计量。近年兴起的系统科学的几个新领域，如耗散结构理论、混沌理论、突变理论、协同论等，在向经济社会系统移用时也会发生类似问题，值得我们注意。同样，系统在若干发展阶段表现出的某些规律性，在其它的发展阶段也未必完全重复出现。这些方面的问题，是分析方法解决不了的。
系统组织化的不完备性，是主动性决策理论在系统科学中的理论基础，主动性决策理论是关于系统的存在和发展是多元的而一般也是非理想化的决策理论。我们以前讨论过的一些概念，都是针对系统组织化的不完备性，系统是非理想多元存在与发展着的现实，为弥补理性决策理论的不足而提出的。
简而言之，理性决策体系是关于理想系统的决策理论，主动性决策体系是关于非理想系统的决策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