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资本”辩证研究的三原则论文

马克思“资本”辩证研究的三原则论文

【哲学】

马克思“资本”辩证研究的三原则

冯 磊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研究生院, 北京 100091)

[摘 要]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贯彻了反神秘主义、矛盾进展和价值关怀三个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则。在研究“资本”概念过程中,马克思破除世人对资本力量的迷信,确立了劳动者的主体地位和劳动的道德本体地位,并进一步揭示了人类获得自由和解放的必然性,指出社会发展应实现物的尺度与人的尺度的有机统一。借助对这些原则的理解和运用,不仅有助于我们展开对“资本”抽象统治的批判,更有益于我们拥有一种构建真正的伦理共同体和推动当代中国社会道德进步的积极力量。

[关 键 词] 唯物辩证法;资本;伦理共同体;道德进步

马克思在1858年1月14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曾提到:“我又把黑格尔的《逻辑学》浏览了一遍,这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帮了我很大的忙。如果以后再有功夫做这类工作的话,我很愿意用两三个印张把黑格尔所发现、但同时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东西阐述一番,使一般人都能够理解。”[1]250在《资本论》1873年第二版“跋”中,马克思又说:“为了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必须把它倒过来。”[2]22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科学方法,唯物辩证法在《资本论》中得到了精湛表现和系统运用,使之成为了一个完美的艺术整体。今天,总结和坚持马克思“资本”辩证研究中的一些基本原则和立场,不仅有利于我们对“资本”支配逻辑展开切实有效的批判,就促进当代中国社会道德进步而言也有显著的范导意义。

一、反神秘主义原则

辩证法源自古希腊,其原意是“对话”,旨在以这种方式将“真理”从对立的意见中揭示出来。从辩证法的历史看,一些学者将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即古典辩难推理式的辩证法、近代理性启蒙式辩证法和现代生存论辩证法。[3]45但就这些辩证法各自联系着的世界观而言,无论哪一阶段的辩证法都体现了人的自由本性,都致力于为人的历史活动寻找确定的目标。例如,古希腊哲学崇尚形式因的辩证法(也即自然目的论)与基督教的历史观相融合构成了历史目的论。这种历史目的论被后人庸俗化地解释为万事万物都是上帝为实现某种目的而创造的。于是,无论是自然世界中的对象,抑或是人的意义世界中的价值,都应统一于人们信仰的对象——上帝的仁德和力量之中。这无疑反映了一种一元论的世界观。然而,随着近代科学探索活动的兴起,基督教神学一元论世界观最终为笛卡尔的二元论世界观所取代。遗憾的是这种二元论的世界观遇到了无法解释具有广延性物质如何产生无广延的感觉和灵魂等难题。此后,休谟进一步质疑了“实然命题”向“应然命题”的可过渡性;在此基础上,康德则得出必然性(机械因果)与自由(目的因果)二律背反的结论。为克服上述难题和矛盾,黑格尔借助辩证法的否定运动原则力图恢复传统哲学史上的一元论世界观。在黑格尔看来,自由和必然的对立最终应统一于“绝对精神”,即“绝对精神”在借助概念的自我发展过程中可以克服自由和必然的二律背反,而这两者的统一又被描述为一项上帝必然使之实现的“隐蔽计划”。这样一来,概念辩证法在理性的维度上最大程度地复活了历史上的神学目的论,而且这种辩证法的精髓归根到底在于重现发现人类历史中所隐藏着的神圣目的——上帝意志、善目的、世界精神。[4]396于是,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被彻底神秘化了。

[14]Le Hong Hiep,Living next to the Gia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Vietnam’s Relations with China under Doi Moi, Singapore: ISEAS Publishing, 2017, 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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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每一步,一方面表现为克服已有矛盾寻找新的手段,另一方面则制造更大的矛盾。资本主义私有制所能包容的生产力毕竟有限,这就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开辟了道路。然而,在资本逻辑巨大魔力统治下,马克思辩证法面临的重要使命是:“通过瓦解资本的逻辑来颠覆传统形而上学,实现人在思想和现实中的双重自由和解放”[11]8。所以,这里蕴含了深沉的价值关怀,其意蕴集中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二、矛盾进展原则

在确立去神秘化的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则后,马克思不仅打破了世人的宗教迷信和意识形态幻象,更致力于进一步破除人们对资本力量的膜拜。为此,马克思用经济学式的方式辩证地回答了一个哲学命题——“资本”的秘密,这一方面消除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上存在的各种形式的保守力量和形而上学的危害,另一方面也最终为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找到了可靠的科学方法,并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以唯物主义的态度看待资本主义命运。如前所述,黑格尔辩证法的关注点不在事物的客观联系上,而在纯思维的范畴和概念之间的逻辑联系上。蒲鲁东则把这种辩证法拙劣地运用到经济学中,把资产主义社会的产品当成自我生成的“永恒物”,认为经济范畴是睡在“无人身的人类理性怀抱里”,最终陷入神秘主义。[6]608此外,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的神秘主义也是马克思要重点批驳的对象。因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往往乞灵于 “自然状态”,甚至编出一套 “人的天然本性”的叙事,来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合理性,而在马克思看来这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神秘主义。究其原因,这些哲学家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都不了解人的本质从其现实性上讲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随着社会生产和交往关系的发达,人的本质也不断改变。如果我们把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看作是永恒的、一成不变的东西,那就是走上了十足的神学历史目的论和历史终结论。事实上,资本主义本身也是一个发展着的历史现象,而马克思借助《资本论》对资本主义时代经济生活的批判无非要表明:整个资产阶级社会是在一定的“历史前提”上生成并繁茂起来的,也将在一定的“历史限度”上为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所取代。宣告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破产,反对任何形式的对资本主义的神秘化解释,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原则和鲜明立场。

其四,去粗取精,考察“资本”的现实运动。科学研究的主要任务在于通过范畴把握对象内在的必然联系,并以之来统摄其表面偶然联系。马克思认为,概念、范畴由“抽象”到“具体”的演进,在思维中,大致反映了事物由简单向复杂、由低级向高级的历史发展进程。比如,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把价值放在生产价格之前来叙述,这不仅遵循了从抽象上升为具体的科学方法,更符合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因为,商品按照价值交换在商品生产和流通的低级发展阶段就能发生,而按生产价格进行交换则需要进入到资本主义商品生产阶段。这里必须注意的是,任何事物的历史发展都是纷繁复杂的。这时,研究者若以“抽象上升为具体”的方法来反向揭示事物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内在联系和必然规律时,就应该把研究重心放在去粗取精和由表及里的工作上,即当研究对象发展的历史顺序一旦以观念和理论的形式表达出来时,只有经过适当的思维加工和调整才能呈现出对象运动的现实逻辑。不管怎样,理论叙述的基础仍要立足于历史和由历史发展而来的现实之上。只有做到以上要求,一项研究才能透过研究对象发展的历史表象去深刻把握该事物现有阶段的内在本质,并可以更好地阐明特定历史阶段和社会形态下各经济范畴之间的必然联系和相互作用规律。具体而言,反映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各范畴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同其所反映的客观经济关系的“自然次序或者符合历史发展的次序恰好相反”[10]35。例如,用唯物辩证法由表及里的方法继续分析资本的运作逻辑,我们会发现,从历史的表面上看,资本的历史起点是商品,即资本是在发达的商品流通基础上运动着,贸易构成其历史前提,且《资本论》第三卷显性的历史叙事也是从商品到货币再到信用的,但实质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背后的支配力量——预付资本(通常表现为信用货币),才支配着商品生产和交换的无休止运动,形成了“大量商品的堆积”[7]192。这时,“资本”范畴必然成为“商品”范畴的逻辑起点,成为《资本论》整个理论叙述的真正出发点。理论反映现实。

2.6 市场营销手段落后 韭菜产品的市场环境、市场发育程度、流通秩序和信息服务等还不够完善,缺乏系统的供求信息引导,主要靠市场自发反馈为主,难以预测韭菜产销趋势;韭菜贮运、加工、物流体系建设滞后,错峰销售乏力。多数家庭农场、韭菜种植户主要销售渠道仍以传统的田间地头批发和自行零散出售为主。一家一户的小农种植模式和传统被动分散的销售模式,根本无力面对市场变化,卖菜难的现象一直存在。

其三,在科学方法中呈现“资本”“具体总体”。揭示商品的内在矛盾后,马克思进一步发现,当货币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资本后又促成了“资本是产品和货币的统一”[9]95。如此一来,“资本”概念就成为《资本论》第一卷的叙述起点。不过,“资本”这个概念还仅仅是靠“抽象力”得来的,作为一种抽象的普遍性还不足以展现整个资本运动的全部复杂性,而唯物辩证法又历来重视呈现研究对象内部的丰富联系。因此,马克思继续对资本生产和流通各环节及其相互联系进行了辩证考察。这项考察工作包括两个过程:从具体到抽象的分析过程看,在《资本论》第一卷《商品和货币》章里,马克思从商品这个简单的、具体的经济事实中抽象出价值,并把货币看成唯一的价值形态,这是归纳的知性抽象的结果;反之,从抽象到具体的综合过程看,作为抽象的价值的“资本”只有辅之以感性的现象形态(生产和流通环节)方能完整地展现出其自身的内在逻辑,才能上升为具有多样性统一(产业资本、商业资本、货币资本)的“资本”的“具体总体”,这是逻辑的方法,以演绎为主,揭示的是商品、货币、资本之间的必然联系。就联系而言,没有从具体到抽象的前一个阶段,客观事物对于认识者来说只是一个混沌的表象;没有从抽象到具体的后一阶段,我们不能获得一个有机联系的“资本”的丰富总体。就区别而言,由上述两大环节构成的马克思新辩证法,在逻辑上是间断的,因为我们不能从事物的表面的外部联系自然引申出其内在联系,这里存在一个认识论上的“飞跃”。但不管怎么说,这两个阶段完全符合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人类思维规律,任何一种科学方法都应对之保持高度自觉。

其二,全面揭示“资本”运动的内在矛盾。在传统辩证法集大成者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是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统一。作为本体论,辩证法首先意味着 “绝对理念”的自我运动。不过,在马克思看来,“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的物质的东西而已”[2]22。《资本论》中这个“实在主体”不再是“绝对理念”,而是客观的经济存在,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认识论的辩证法,在黑格尔《逻辑学》体系中,存在论相当于感性认识,本质相当于知性认识,概念论相当于理性认识;三论之间的推移和进展也表征了哲学认识活动对“绝对”不断深入的把握。不过,马克思则认为唯物辩证法所界说的对象首先应是感性具体的事物,目的是揭示客观事物发展的内在矛盾。所以,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强调“困难不在于了解货币是商品,而在于了解商品怎样、为什么、通过什么成为货币”[7]110,即: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内在矛盾必然产生货币,也必然使之进一步转化为追求增值的“资本”。资本与货币的无障碍转化使得“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8]49。通读《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商品和货币》章,我们也会发现,马克思对“资本”的考察严格遵循了从特殊到普遍、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规律,完成了从物到商品到货币再到资本的研究,最终得出“商品”的内在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总矛盾的结论。

三、价值关怀原则

马克思创立的唯物辩证法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推动原则和否定原则的“合理内核”。但作为一种发展了的辩证法,“我们不把世俗问题化为神学问题。我们要把神学问题化为世俗问题。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人们一直用迷信来说明历史,而我们现在是用历史来说明迷信”[5]425。如果说黑格尔的辩证法蕴含的最一般和简要的原理是以发展的观点看问题,那么在对待资本主义的命运时,扬弃黑格尔辩证法神秘性的马克思面对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论证“资本”这个“实在主体”绝非“绝对理念”或世人商品拜物教中的神秘力量,它其实代表的是具体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集中体现为资本支配劳动、资本家无偿占有劳动者剩余价值的价值增值活动。换言之,“资本”这个概念只是对实实在在的作为物质力量的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一种思维抽象,而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正好提供了破除一切形式的迷信和神学目的论的有力武器。“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的”[2]22,其无疑是批判的、革命的。总之,“资本”概念创立的思想史意义在于树立牢固的唯物主义的一元论世界观,并进一步引申出人是人本身的目的这一唯物辩证法根本价值的立场。于是,在人们未来的生产实践中必须实现对“神本论”和“物本论”的双重超越。就其社会意义而言,“资本”概念的创立和演绎不仅仅为的是在理论上真实地重现现实生活中资本增值和统治的程序逻辑,更在于深刻揭批资本主义市民社会中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这两大阶级之间不平等的事实,从而彻底批判现存世界的不合理性,最终实现人的真正自由和解放,将社会发展过程中物的尺度与人的尺度有机地统一起来。

其一,确立劳动的道德本体地位和无产阶级的主体性。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媒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12]834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主体(资本家和工人)都列为资本增值的工具。就资本家而言,资本家的个人目的并不受其自身支配,而是受资本增值逻辑的支配,只是执行资本职能的人格化载体;资本家个人身上时刻都有一种不顾一切追求利润的紧张感和压迫感;对工人而言,劳动的细致化带来了劳动分工,生产的抽象化又使得机器在劳动中占居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工人的劳动是资本价值增值的最终实现者,其劳动是异化的劳动。如何结束资本逻辑的统治?马克思《资本论》关于私人占有与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化矛盾不可调和、平均利润持续下降规律、股份公司只是单纯过度点等等的论述,实际上都回答了这个问题。然而,马克思的辩证法之所以是实践的辩证法,就在于它主动实现了“资本”“逆转”。具体而言,在生产劳动中,马克思写到,废除现代劳动体系的“合作工厂”可以实现“工人作为联合体是他们自己的资本家”理想。另外,“自由时间”对劳动者重新获得主体地位和恢复劳动本体地位也具有重要的伦理价值。[13]而无产阶级的“职务”在于瓦解阻碍生产力进步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及与之相伴生的使工人越来越依附于资本家的社会分工。此外,《资本论》所预示的“资本”“逆转”更要靠革命实践来完成,葛兰西在评论俄国十月革命时也认为,较之将《资本论》看作一种经济决定论的“资产阶级化”思路,俄国十月革命无疑是一场“反”《资本论》的革命,正是在这样的革命中,无产阶级的主体作用得到了充分展现。[14]315

其二,促进人们构建关系人类命运的真正伦理共同体。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解剖学是马克思运用辩证法产生的又一新的理论成果。这一成果也反映在《资本论》及其相关的经济学手稿中。众所周知,将“市民社会”确立为研究对象并取得系统成果的哲学家非黑格尔莫属。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集中于《法哲学原理》一书。黑格尔认为,资产阶级“市民社会是一个混合体”,其规定性就在于包容了具体的人的各种需要,以及其中的自然必然性和任性。所以,市民社会究其实质是一个需求体系,应受理性节制。[15]225不过,《法哲学原理》书中提到的“自然必然性”和“理性”包含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所强调的“看不见的手”的市场利益调节机制。与此不同的是,黑格尔把对“理性”研究的重点放在了保护私有产权的司法活动,以及关怀特殊利益的同业公会和警察权力上。其研究表明,近代资产阶级建立的市民社会极易堕落成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战场,所以只有在代表最高理性的伦理实体(国家)中才能保障每个人发展的普遍利益。[15]239-241不过,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国家这个伦理共同体和设置早已成为执行资产阶级意志的委员会和虚假的共同体,绝非“地上的神物”。以上论断也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得到了系统论证,马克思的深入研究表明,剩余价值是同时由所使用的资本的一切部分产生的。也就是说,只要系统地分析市场价值和生产价格的形成,就可以看到各个资本之间是密切联系的,剥削工人的不是个别的资本家而是全部社会资本、整个资产方组成的共济会团体。总之,劳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资产阶级国家必须加以扬弃,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一真正的人类命运伦理共同体。

其三,展望发展前景,积累社会道德进步的有益因素。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现代社会并不是“坚实的结晶体”。欧洲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但经历了从手工工场到大机器工业的一个比较长的生产力发展过程,也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资本积累历史过程。然而,马克思视角下的政治经济学不仅仅是历史科学,更是道德的科学、人的科学。无产阶级道德价值观的确立,来源于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考察后的主动选择,体现了必然和自由的辩证统一。换言之,《资本论》的出版与传播更加清晰地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提供了一个能够支持这一新的道德希望的科学论证,提供了一个促进人类道德进步的伦理前景,即取代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市民社会,走出“物的依赖关系”的“人的生产与生活的关系处于自己控制之外”的异己状态,结束交换价值的抽象统治,不断为共产主义开辟道路,最终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大致而言:首先,从生产关系层面促进社会道德进步。马克思认为,未来社会的生产行为或劳动一定要转变为“共同劳动”,即个人劳动在交换之前就会被设定为一般劳动、社会劳动。[8]122这就是说,未来社会的劳动生产空间的扩展应朝着这样一个方向积累——“每一个人都像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个人劳动不再以旧有分工和取得更多的交换价值为前提,而应以协作和劳动增值为出发点和归宿。在这样的共同体中,“劳动会成为吸引人的劳动,成为个人的自我实现”。其次,从制度正义方面促进社会道德进步。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下,正义受到阶级因素的决定,在未来社会中,消灭资产阶级个人私有制及基础上的社会分工,适应新的“共同劳动”的生产关系,正义的制度安排就在于否定“现今财富的基础是盗窃他人的劳动时间”[16]220。坚持以劳动贡献为依据的分配总原则,结合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追求阶层正义恰恰是探索当代中国制度正义的有效途径。靳凤林先生研究表明,当今中国社会人们最需警惕的不平等是由各种特权造成的不平等;要避免权力阶层和资本阶层在既得利益上结成同盟和互化,由此造成的对劳动阶层利益的损害;在实现分配正义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坚持在社会各阶层之间树立马克思主义的公平正义观念,并在制度安排中避免权力和资本的力量对社会正义原则的扭曲和误用,以此保证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权责一致、公平流动以及国家、市场、社会的动态平衡。[17]

综上,马克思将辩证法运用到“资本”研究和《资本论》的写作时,成功地解决了物的尺度和人的尺度相统一的问题。通过他的努力,唯物辩证法不仅仅是理论理性,更是道德实践理性,其根本目的在于引导人走向“善”生活。今天,研究《资本论》中体现的辩证法基本原则,不仅有助于我们展开对当代社会经济存在规律及人的存在方式的哲学反思,更有益于使之成为我们所拥有的一种真正内在于现实生活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中国社会道德进步的积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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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靳凤林.追求阶层正义:中国道路的终极价值取向[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6):1-7.

Three Principles of Materialistic Dialectics in Marx ’s Study of “Capital ”

FENG Lei

(Graduate School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National Academy of Governance >,Beijing 100091,China )

Abstract : The three basic principles of anti-mysticism, contradictory development and value concern run through the writing of Das Kapital . After establishing the concept of capital, Marx breaks the people’s superstition about the power of capital and reveals the inevitability of people’s real freedom and liberation. Today, the understanding and application of these principles will not only help us to criticize the abstract rules of capital and establish the principal status of laborers and the moral ontological status of labor, but also make it a positive force to construct a real ethical community and promote the moral progres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ety.

Key words : materialistic dialectic; capital; ethical community; moral progress

[文章编号] 1672-2035(2019)02-0001-05

[中图分类号] B0-0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 2019-02-21

[作者简介] 冯 磊(1982—),男,山西长子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生院哲学教研部在读博士。

【责任编辑 张进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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