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对西方政治制度的研究综述_政治论文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对西方政治制度的研究综述_政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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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对西方政治制度的研究大体从两大方面着手:一方面是对西方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另一方面是对当代西方政治制度的研究。

一、对西方政治制度史的研究

总体上研究西方政治制度史的专著和论文较少。

赵霞、韩金峰著《外国政治制度史》,其中包含了西方国家如英、美、法、德等国政治制度发展的历史。2000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马啸原《西方政治制度史》一书,在书中作者批判了两个误区:一是认为西方当代的政治制度是资产阶级革命后建立起来的;二是认为西方的政治制度都是一种模式。书中指出,西方的政治制度都源于古代希腊、罗马的传统,但是各国在他们自身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又都形成了本国特点。该书不单纯着眼于一般的政治制度知识的概述,而且还着眼于对西方政治文化背景的阐明以及对当代西方政治制度的利弊得失的分析。

另外,在制度史上,有学者从制度的角度去看待古代的民主共和。施治生、郭方主编的《古代民主与共和制度》考察了古希腊、罗马产生和发展民主与共和的特殊历史条件及赖以生存的制度基础,并阐明了古代东西方国家发展最终都走向专制主义,因而证明了人类社会发展既有共同的历史规律,又有多样的表现形式。作者从当时西欧社会、经济和政治多元化结构中探索民主和共和制度及其因素的成长、发展和演变过程,提供了对于中世纪西欧封建制度特别是政治制度研究的新思路。

在国别史上,学者在西方大国的英国、美国方面的专著较多。

在英国政治制度史上,程汉大的《英国政治制度史》可以说是一部奠基之作,作者对于英国政治制度的历史做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在此基础之上,阎照样1999年写成《英国政治制度史》一书,继续不懈探求,深入挖掘英国政治制度的方方面面,使其内容更加丰富、翔实。程书主要论述的是二战以前的英国政治制度,二战以后的政治制度很少论及。而阎书则填补了这一空缺,从英国文明的起源一直论述到20世纪90年代,并对21世纪可能面临的一些情况作了展望,真正做到了“通古今之变”。程书对全国性政治制度的论述的非常详尽,但对地方制度的阐述却相当简略。而阎书则详其所略,对地方政府机构的沿革、职能的变迁做了更细致的考察。程书对议会制度论述的淋漓尽致,可对中世纪的中央政府机构研究相对薄弱,而阎书敏锐的捕捉到了这一点,辟专章论述了中世纪的咨议会,并清晰详细地勾勒出其来龙去脉。总之,程书和阎书详略互补,为我们研究英国政治制度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虽然美国的建国历史不长,但是学者们对美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较为深入。

自改革开放以来,公开出版的专著有曹绍濂的《美国政治制度史》和《论美国民主》,蒋劲松的《美国国会史》等。在上述著作中,蒋著是一部专门探讨美国国会制度的创设、演变和体制模式的专著;曹著《美国政治制度史》虽是第一部比较系统的研究美国政治制度史的著作,但该书出版于80年代初,学术观点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1998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张定河《美国政治制度的起源与演变》,可以说是集我国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系统的阐述美国政治制度的起源与演变的一部著作。此书的最大特点,是揭示了美国政治制度发展的一般规律。即:美国现行政治制度的确立,是通过美利坚本民族文明与欧洲外来文明结合的方式完成的;美国政治制度形成之后,并没有抱残守缺、墨守成规,而是根据时代的变化和客观环境的需要,不断进行调整和变革;美国政治制度突出了制约和监督机制。

二、对当代西方政治制度的研究

学者对当代西方政治制度的研究又可分为两大方面:一是对当代西方政治制度总体上的研究;二是对政治制度各个具体层面的研究。

(一)对当代西方政治制度的总体研究

在改革开放早期,国内学者对当代西方政治制度的关注更多的是从阶级本质出发,揭露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虚伪性,意识形态色彩较浓。如:张哗著《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及其比较》一书,作者从国体与政体的关系出发,深刻指出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是服务于资产阶级的。又如:华棉著《美国民主制漫谈》则代表了左派学者对改革开放初期国内一些学者对西方的民主制度持较为开放态度的回应。作者指出,有些人盲目鼓吹西方民主、自由,甚至宣扬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照搬某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这是危险和错误的;作者着重指出美国民主制度的资产阶级本质,揭露其虚伪性,同时又肯定其形式完备和对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作用。

进入90年代以来,学者对西方政治制度的总体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学者们以科学的态度、借鉴的目的来研究当代西方政治制度,无论在体系结构,还是在制度分析上,较80年代,都有了很大的进步。

田为民、张桂琳著《外国政治制度理论与实践》一书,书中科学地界定了政治制度这一基本概念,不仅从静态上对它进行分析,而且从动态上对之进行研究。书中提出西方政治制度的基本原理是人民主权、权力的分立与制衡、代表制,在此基础上,系统分析了英、法、俄、德等国的政治制度。唐晓等主编的《当代西方国家政治制度》则不是按国别,而是按西方国家的议会制度、政党制度、选举制度等分专题进行介绍,提供了一个比较政治制度的视角。在杨祖功、顾俊礼所著的《西方政治制度比较》一书中则把这两种分析框架结合起来,全书分上、中、下三篇:上篇为综合比较分析;中篇为典型国别比较;下篇为主权国家联合体。尤为可贵的是,作者把政治制度研究学者关注不多的主权国家联合体纳入研究视野,主要分析了欧共体的形成与发展、权力结构、法律效力等等。

俞可平主编《当代各国政治体制》丛书,此丛书共18本,包括美、德、英、法、俄等西方国家。作者完整、准确、全面的介绍了这些国家的选举制度、议会制度、政党制度、行政制度、文官制度、廉政制度、决策制度、司法制度、监督制度和其他重要的政治制度,为国内学者进一步研究西方政治制度提供了最新基本素材。

在对当代各国政治制度研究上,学者较为关注英、法、美三国。

胡康大的《英国政治制度》可以说是系统研究当代英国政治制度的奠基之作,书中不仅介绍了英国的政党制度、选举制度、议会制度、司法制度等基本制度,还提到了英国的文官制度和查弊制度,并分析了英国的压力集团与新闻控制。

在法国当代政治制度方面,吴国庆著《当代法国政治制度研究》一书。书中指出,当代法国政治制度即1958年建立起来并随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完善的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政治制度。作者指出,法国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是主权在民、三权分立与制衡、法治、自由与平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在此基础上,他系统分析了法国自成一体的政府行政体制、“合理化”的议会制度、精巧的司法制度、两极分化的政党制度,并谈到了法国社会中蓬勃发展的利益集团和第四种权力。

李道揆的《美国政府与美国政治》,是“多年来中国学者研究美国政府制度的意向最重要的科研成果”(赵宝煦语)。本书从美国宪法出发,阐述了美国政治制度的原则,在此基础上对美国各项政治制度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分析,资料翔实、剖析全面。

在各国比较政治制度研究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是曹沛霖、徐宗士主编的《比较政府体制》一书。书中对各国的政府体制分别介绍,并按照同一逻辑线索和逻辑结构,对英国、法国、意大利、瑞典、德国等五国的政府体制进行了比较研究。学者张星炜撰《英美政治制度同异比较》一文,作者依据翔实的资料、运用比较政治分析的方法,对英美政治制度的主要方面进行了同异比较以及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的比较。这种比较,对于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具有典型意义。

有的学者立足中国,对中西政治制度进行比较研究。由徐育苗主编的《中外政治制度比较》丛书较有代表性,包括《中外政党制度比较》、《中外代议制度比较》、《中外选举制度比较》、《中外行政制度比较》、《中外监督制度比较》等十本书。作者力图把规范研究与经验研究、制度研究与比较研究结合起来,对当代中国和外国(主要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进行比较分析,探寻中外政治制度形成的历史和文化背景、结构内容和基本特点,为中国政治发展服务。

(二)对当代西方政治制度的具体层面的研究

政治制度的具体层面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国体与政体;二是国家结构形式;三是具体的各项政治制度包括立法制度、行政制度、司法制度、政党制度、选举制度等等。

1.对国体与政体的研究

国体政体问题既是政治制度,也是实际政治中的重大问题。在西方政治制度的专著或教材中,都或多或少地有所涉及。

樊体宁在《西方国体政体初探》一文中历史地考察了西方的政体学说,指出自希腊以来,西方有关政体的分类比较研究历久不衰。但西方思想家的一个共同缺陷是,他们都偏重于从形式上去考察政体,而不是从本质上去把握国家,他们都有自己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国家有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内容是国体,形式是政体。并进一步指出,当代西方国家的政体主要是君主立宪制和共和制,但不论采取何种政体,都是由资本主义国体所决定的,是西方资产阶级维护本阶级根本利益的不同统治形式。

有的学者还力图探求西方分权政治和集权政治形成的原因。施雪华在《论西方国家资本形式与政治形式的关系》一文中指出,近代以来,资本政治取代土地政治的根本原因是资本比土地更有推进社会价值增值的能力;同时,资本与政治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变换着自己的形式,并在互动、互适中互择与自己相应的存在形态:自由资本选择了议会分权民主政治,而垄断资本偏爱行政集权民主政治。

在政权组织形式上,学者较为关注对三权分立与制衡制度的研究。李青、索若撰《“三权分立”政治分析》一文,从横向纵向和综合三个向度,从国家形式、政治形式和权力运行机制三个层次分析了“三权分立”政治的实质和根本特征。作者认为“三权分立”不过是西方资产阶级一权政治中的各资本家集团之间政治妥协、权力制衡、分工合作的权利运行机制,并不是适用一切类型国家的完美的政治形式。这一点应是我们从世界历史范围来探讨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参照原则。郭大方在《美国政府“三权分立”体制透析》一文中指出,随着社会的发展,行政权扩大,美国的三权之间的制衡张力有可能被打破。曹绍濂在《美国政治制度史》一书中指出,三权分立学说在制度上已名存实亡,只是美国人民不愿接受罢了。原因有三:一是美国行政权的扩大是一个逐渐演进的过程,人们不易觉察;二是三权分立在形式上予以保留;三是主流不排斥支流的存在,议会有时还会起作用。

2.对国家结构形式的研究

国家结构形式是指国家整体与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形式,主要是指中央政权机关与地方政权机关之间的关系。如何妥善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重要课题。

杨小云、邢翠微在《西方国家协调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集中模式及启示》中指出,西方国家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联系十分广泛和密切的基础上,同时又以垄断资本和福利国家经济为其深刻的经济基础。西方国家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有以现代美国、德国为代表的联邦分权模式,以法国为代表的单一集权模式和以现代英国、战后日本为代表的单一分权模式,并对他们各自的特点逐一作了总结。展望未来,文章指出,集权与分权并存是西方国家中央与地方关系发展的基本趋势,扩大中央与地方合作、平衡矛盾将会是贯穿西方国家中央和地方关系的主流。

学者林尚立著《国内政府间关系》一书,在书中探讨了集权主义、地方分权主义、均权主义、联邦主义的原则和特点,在此基础上系统分析了英、美、法三国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并对它们各自的发展趋势做出展望。

有的学者对西方各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进行比较研究。胡康大在《欧盟主要国家中央与地方关系》一书中,攫取英、德、法三国为比较研究的对象。通过比较,作者认为德法两国在处理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方面显得更有章法、更为宽松,因此也更为有效;而英国则失之与过严的中央集权思想,以及政党政治的严重影响,造成章法混乱,以致有时造成无序状态,这种情况在保守党撒切尔政府改革地方税收方面及中央对地方拨款制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另外,在2002年的《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上,国内学者翻译了一批西方学者关于联邦制的文章,表现了国内对联邦制的关注。

3.对具体政治制度的研究

在这方面,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选举制度、议会制度、政党制度和文官制度上。

(1)选举制度。现代西方选举制度可溯源至古代希腊、罗马,但真正形成却始于近代的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随着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成长和发展,选举制度作为一种工具与手段,自身也日趋完善。西方选举制度是由一系列与选举原则、选举程序、选举方法相关的京法律规范形成的各种具体制度构成的整体和总称。

国内学者对西方选举制度的研究鲜有专著,对其研究主要集中在一些政治制度的专著的一些章节中和一些论文中。

很多学者对美国的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予以关注,刘建飞在其《美国选举制度评析》一文中对美国的总统选举作了全面的介绍,指出了美国总统选举的特征:受联邦制和分权制的影响;政党的作用相对较弱。同时也指出了美国总统选举的弊端:第一,时间太长,令人厌倦;第二,费用高昂,富人的游戏;第三,驴象之争,两党垄断政坛。

总统的选举方式,不但反映总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权利与地位,而且也反映一国采用何种政体。法国在1946年宪法下,总统由国会选举产生其政体系议会内阁制;而在1958年宪法下,特别是在修改总统选举方式之后,法国总统由全国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这种选举方式不但提高了总统的权力和地位,而且也意味着法国政体向总统制的转变。杨士林、穆春玲撰写的《法国的总统选举制度》就详细地描述了这一转变的过程,对当前的法国总统选举制度作了系统的介绍,并对法国的总统选举制度与美国做出比较。

德国不是中央集权制的国家,也不是总统制的国家,而是一个实行联邦议会民主制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要掌握政府权力,必须争取议会权力。刘建萍的《德国的选举制度》一文,就对德国的选举制度作了简明扼要的介绍。马敏的《德国选举制度对政党政治的影响分析》一文则从历史的角度,在阐述选区代表制的一般含义和类型的基础上,分析了魏玛时期和战后德国不同的选举制度对其政党制度和议会政治所产生的不同影响。

总体上说,国内学者对选举制度的研究还停留在较低的层次上——介绍较多、分析较少,对这方面的研究稍嫌薄弱,有待加强和深入。

(2)议会制度。当今世界,议会被绝大多数国家看作是实现民主的基本形式。各国议会在结构和功能上有很多共同特征,但他们之间的不同,尤其是功能上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

学者蒋劲松在《西方国家议会的地位》一文中,对美英法德瑞以六国中的议会地位作了深入的比较和分析。作者划分了三种模式:以英、以、瑞为代表的奉行五条件议会上的原则;以德国为代表的有条件的承认议会至上的原则;以美、法为代表的否定议会至上的原则。当然,具体到每个国家,议会在国家政体中的地位又各有不同。作者指出,从以上六国议会在各自政体中的地位看,在当代政体下,何谓“最高权力”或“最高国家权力”,有待我们进一步研究予以说明。无论如何,立法权等于最高权力的说法,日益显露出矛盾,很难继续为人们广泛接受。在现代,人民主权并非必然等于议会至上,当然也不排斥议会至上。

关于议会的功能,蒋劲松在其另一文《议会的两种职能:为选民办事与担当国家论坛——论美英法德瑞以六国议会制度》中,把议会的职能归为两方面:即为选民办事和担当国家论坛。为选民办事是各国议会的基本职能之一,其作用是反映民意,发挥议会对社会矛盾的整合职能和政治凝聚力。充当国家论坛是议会的另一职能,即由代议机关扮演对时事国计的制度性辩论场,其作用是增加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促使政府及时感知社会动静并做出灵敏反应。

虽然议会有许多功能,但它却不是万能的,也不是完美的。由王晓民主编兼总策划的《国外议会》丛书共18本,涉及英、德、俄、法、美、瑞士、意大利等西方国家。王晓民在导论中指出,议会制度从产生那天起就面临着许多责难。卢梭可能是最早批判代议制的著名思想家,从那时起,代议制无时不受到那些崇尚直接民主的人们的诘难。行政权力的膨胀曾经是现在也是议会面对的主要威胁。但它所引起的应该是有关议会功能发挥程度的忧虑,而不是议会是否发挥作用的问题。议会制度自身存在的一些弊端只有在议会制度的发展中得到解决,各国议会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借鉴也将继续下去。

另外,2002年1月华夏出版社出版由王晓民主编的网上论坛论文集《议会制度及立法理论与实践纵横》,其中涉及美国、英国等西方大国的议会制度。这是我国的议会制度研究更加开放、成熟的一个标志。西方议会不再被学者看成是“清谈馆”,加强对西方议会制度的研究对于完善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3)政党制度。冷战结束以后,国际形势急剧变化,政党制度在各国政局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政党制度的研究成为制度研究学者所关注的热点。当今世界是一个多彩的世界,政党制度的多样性反映了各国不同的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背景,体现了世界政治的多样性。

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来,学者对政党制度的关注已不仅仅局限于对西方各国政党制度的介绍,而是深入分析政党制度的起源、政党的本质和功能、政党制度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并根据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方法来预测政党的命运和政党制度的未来。

学者郇庆治在《西方政党体制:一种比较观点》一文中指出,西方学者把政党概括为,政党是一个由具有相近观点的个体联合起来,通过选举控制在政府的人事与政策的团体;政党具有利益聚合、政治一体化、政治社会化、政府管理等功能。他认为欧洲国家的政党与美国相比有着更强的政治影响力和组织稳定性,而且政党格局有着更强的自我适应性和调整能力。虽然以政党为基础的西方政治民主制在七十年代以后确实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化压力,但是这种危机所带来的将是政党自身比如在美国和整个政党体制比如在西欧的不断变化,但这并不影响政党作为现代民主制度的一个重要角色和某种相对稳定政党格局的存在与延续。

蜀君译美国学者K·劳森的《美国政党的变化》一文,详细的阐明了西方政党衰弱的原因:美国的立宪制度;美国社会和社会制度的变化;美国各州通过的反党法律等,作者对美国的政党和政党制度表示深深忧虑。

在这方面的专著,具有代表性的是周淑真的《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研究》和王长江的《政党的危机——国外政党运行机制比较研究》。周淑真在书中指出,21世纪世界政党格局和政党体制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世界政党数量增加,各主要政党力量此消彼长,传统政党格局打破;二是政党模式多样化,欧洲传统政党意识形态色彩有所淡化,左右翼政党逐渐向中间靠拢;三是政党的传统社会基础面临挑战,发达国家政党开始出现“全民化”的现象,政党活动领域拓宽,尤其是政党国际联盟作用突出。在对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的比较中,表现出了作者对前两者的肯定和对后者的否定。

与周淑真对待政党制度总体上较为乐观的态度相比,学者王长江则表示了对政党制度的忧患意识。面对新技术革命的挑战,政党作为利益表达和利益总和的工具,经济的多元化是不是必然带来多党制?他的回答是否定的。政党体制的关键,不在断言一党制和多党制孰优孰劣,而在于这个体制中的政党有没有协调各种力量和利益之间关系的张力。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一种新兴的政党日益成为西方政治舞台上的活跃力量,不少学者对此予以关注。绿党的出现的确对传统的政党制度构成了冲击,但大多数国内学者对绿党能否成为主宰政局的大党不持乐观态度。刘建飞在《英国政党制度和主要政党研究》一书中谈到,绿党因为是小党,对有才干的政治家缺乏吸引力,同时也缺乏吸引全国选民的纲领和政策,而导致缺乏一个支持它的稳定而壮大的选民队伍。而传统的两大党由于资金和组织上的优势,再加上选举制度的有利,在选举过程中他们完全可以把绿党的一些政策和纲领吸收进来。王长江指出,绿党在理论上的超阶级、超意识形态的定位,在实践中往往是难以实现的;所谓建立生物区以取代国家的设想,听上去是吸引人的,但它和实践之间的巨大鸿沟,也会令许多人望而却步。但是,不论怎样,绿党表达了一种人类的愿望,尽管有不切实际的成分,应该说,它所显示的方向是进步的,它所做的探索也是有价值的。

最后,在政党制度方面,还有一个方法论的创新。王邦佐、李惠康主编《西方政党制度社会生态分析》一书,提出要以社会生态的方法去研究政党制度。他们指出,政党制度是特定民族国家的社会生态环境的产物,并在与社会生态环境的动态平衡中得到发展。资本主义政党制度和政治制度是资本主义议会民主制的产物,并进而成为它的一部分。政党制度是社会政治系统中的一个核心子系统,它和其他子系统相互作用,构成了社会政治系统的动态平衡,与此同时,特定的政治系统的总体要求以及其他子系统的形态结构,也在与政党制度的相互作用中赋予了它特殊的形态和功能。

(4)文官制度。文官制度是西方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国内学者对此予以较大关注。徐振寰、王晓初主编《世界各国公务员制度比较》一书,作者有重点、有选择的对世界上(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类型的公务员制度或公务员制度中的某些专项制度进行分析和比较,试图从发展的角度,对公务员制度的形成过程、基本体系、运行机制及发展趋势进行横向研究,探索其中的某些规律,并为我国的公务员制度服务。

“政治中立”原则作为西方文官制度的重要特征,很多学者对此项原则的含义、特征、弊端、发展趋势做出论述。符晓薇在《西方文官制度“政治中立”原则浅析》一文中指出,所谓“政治中立”原则,是指业务类公务员在执行公务活动中,必须对政党政治采取公正、超然的态度,对任何政治问题都保持沉默。作者通过分析,进一步指出,“政治中立”原则产生与西方三权分立和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的政治制度之下,它的目的就是要求公务员忠实的执行政府的政策,为政府服务,同时保证文官队伍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但是也应看到,由于行政管理机构都必须服从政权机构,为政权机构服务,所以,行政管理机构试图保持或自我标榜“独立”、“中立”、“不介入政治”,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几乎是不可能的。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现代文官制度的国家。自1870年英国确立现代文官制度以后,英国文官制度便一直处于平静的“制度化”进程之中。但是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富尔顿报告》的出台,英国文官“制度化”的平静被打破,到了80年代,撒切尔夫的上台及改革,更将文官制度带向动荡。在新世纪悄然来临的今天,英国的文官制度,乃至世界的文官制度将走向何方,它吸引和困惑着关注它的人们。

学者李治国在《传承与变革之间——当代英国文官制度发展路径前瞻》一文中,通过对英国文管制度历史沿革的分析,认为传承与变革是当前英国文官制度的典型特征:“政治中立”原则面临挑战,专业文官的呼声逐渐获得合法性,文官改串政治角色现象时有发生。在体现英国文官制度稳定的机构建立以前,英国文官制度将处于一段动荡骚乱时期。

有的学者对美国的文官制度进行了历史的回顾。石庆环撰写的《20世纪美国文官制度的历史回顾》一文。本文从美国文官制度管理体系的发展与完善、美国政治结构的倾斜与文官政治角色的变换、美国文官势力的膨胀与官僚主义的泛滥等三个方面对20世纪的美国文官问题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文官势力的崛起,使20世纪的美国社会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文官既是政治运行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因素,又在一定程度上威胁现行的政治体制。因此,美国文官制度改革的根本任务应该是:在保留优点、发挥作用的前提下,建立健全控制机制。

在当代世界,行政改革的浪潮席卷全球,其中一个最共同的方面是对文官制度的改革。改革已成为西方文官制度建立后必然的、共同的道路。但无论文官制度的改革将走向何方,效率和廉洁将是文官制度改革中最高的价值取向。

三、对当前政治制度研究的一点认识

总体上看,我国学者对西方政治制度的研究自80年代以来20多年的发展中,取得了较大的成绩。

第一,完成了研究态度的转变。学者们不在以简单的贴标签的方式去研究西方政治制度,意识形态色彩淡化,开始以科学的态度,比较、借鉴的目的去客观分析西方政治制度。

第二,基本构建了研究西方政治制度的体系框架。在西方政治制度史和当代西方政治制度方面,在国别史研究与专题研究方面,宏观与微观的制度研究框架已基本确立。

第三,实现了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国内学者利用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等多种方法去研究西方政治制度,提供了分析西方政治制度的不同视角。

第四,视野更加开阔,分析更加深入。进入90年代以来,学者们对西方政治制度的研究是在整个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的,从而使研究的视野更加开阔;同时,学者们已不再满足于对西方政治制度的介绍与说明,而是力图分析政治制度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政治制度的内在运行机制及其弊端,对各国政治制度进行比较研究,并试图科学预测各种具体政治制度的未来。

第五,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学者群。在这二十年的发展中,对西方政治制度的研究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学者群体,有些学者已经成为某个方面、某个领域的专家。

在这20多年的研究中,也存在着诸多的缺陷与不足。

首先,对西方政治制度史的研究缺乏“政治”的视角。当今研究西方政治制度史的学者多是历史学家,他们往往从历史的角度,而不是从政治制度的内在特点和运行方式上来研究西方政治制度史,这就不利于西方政治制度研究的发展。

其次,对西方某些具体政治制度的研究不够深入和全面。在具体制度上,学者们往往对中央一级的政治体制予以较多关注,却忽视了对政治制度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地方政治制度的构成、运作及职能演变的研究;对于司法制度和行政制度的研究似乎关注不够(研究司法制度的往往是一些法学界人士,不能够把司法制度放在整个国家机制的背景下去研究;研究行政制度的往往是一些行政学家,着眼于行政改革与行政效率);随着国际交往的频繁,一些国际组织和主权国家联合体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国内学者应对此予以关注。

最后,一些学者对政治制度的理解似乎不够全面(当然,学者对政治制度的定义还存在着争议),对一些非制度化的因素如利益集团、新闻控制等较少涉及。董晓阳著《俄罗斯利益集团》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一个开创。随着社会发展,不仅利益集团的种类和数量越来越多,而且利益集团对政治制度和实际政治影响越来越大,在西方政治制度的研究上,对这方面的研究应予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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