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唐诗名篇零札(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名篇论文,唐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2435(2013)04-0414-08
引用格式：刘学锴.读唐诗名篇零札(续)[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4)：414-421.
柳宗元《渔翁》
“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自从苏轼首发“尾两句，虽不必亦可”之论以来，评家或赞同或反对，成为一桩悬案。其实，离开了诗的主意，单纯从艺术上着眼，主张或删或留，评论其优其劣，就失去了根本的标准，变成毫无意义的争论。诗的前四句，写渔翁夜宿西岩、晓汲清湘、日出烟销、棹歌于青山绿水之间的潇洒出尘生活。五六两句，续写渔翁行舟直下中流时回望天际，但见西岩之上，白云悠悠飘荡，互相追逐的情景，云之悠然飘荡相逐，纯属自然之物态，特用“无心”来形容，正是诗人的感情意念投射的结果。“无心”二字，是全诗的结穴与灵魂。诗中所写的一切，都是为了突出渲染陶然忘机于美好自然之中的“无心”境界。可见五六两句不但是全诗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而且是画龙点睛之笔。删去五六句，前四句也能成为一首意境完美的仄韵七绝，但似乎只能表现渔翁潇洒悠闲、享受湘中清丽山水之美的生活和恬然自适的精神风貌。但与“无心”的主旨终隔一层，因为还缺少了“云相逐”于岩上这一表现“无心”境界的主要景象。而有了“岩上无心云相逐”这一句，前四句所描写的景象也统统带上了“无心”的意味。正如刘熙载《艺概》所说：“眼乃神光所聚，故有通体之眼，有数句之眼，前前后后无不待眼光照映。”“无心”二字，正是照映全诗的通体之眼。
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诗作于宝历二年(826)秋，时刘禹锡罢和州刺史，游金陵，与罢苏州刺史任的白居易相遇于扬子津，同游扬州半月。此诗是秋末冬初在扬州宴席上和白居易《醉赠刘二十八使君》而作。首联说：“巴水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刘禹锡自永贞元年(805)十一月贬朗州司马，历连州、夔州、和州刺史，至宝历二年罢和州，首尾为二十二年，而此云“二十三年弃置身”，白赠诗亦云“二十三年折太多”。注家因两人都错算了一年而有种种不同的解释，以设法替刘、白圆其非误。其实，二人之所以不用数字正确的“二十二年”，而偏用数字不正确的“二十三年”，原因非常简单，即为了使诗句合乎律诗对平仄的要求。因为如果写成“二十二年弃置身”和“二十二年折太多”，则这两句诗均犯孤平(除句末押韵字外只有一个平声字)。七律固可“一三五不论”，但在“仄仄平平仄仄平”这个格式中，第三字不能不论。犯孤平是律诗的大忌，故刘、白都不得不改“二”为“三”以就诗律。
刘禹锡《望洞庭》
“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或有谓末句“青螺”指妇女画眉用的青黛墨者。借指君山。按：青黛虽可用来形容山色，却难以用来形容山形，且在白银盘里放置了一支青黛墨(请注意，这盘里是盛满了水的)，也显得有些不伦不类，匪夷所思。或以为“青螺”指妇女梳的螺形发髻。此说最为流行，因为似乎可以找到不少旁证。特别是稍晚于刘禹锡的诗人雍陶有《咏君山》云：“疑是水仙梳洗处，一螺青黛镜中心。”这“一螺青黛”定指黑色的螺形发髻。《舆地纪胜》引《郡志》云：“君山状如十二螺髻。”用“螺髻”来形容君山的山色山形，堪称妙喻，别具一种柔媚缥缈的美感。但移至于解刘诗，就会明显感到“白银盘里”有一“青螺发髻”同样不符生活情理，与雍诗由水仙梳洗时照镜，镜中映现螺形发髻之自然贴切完全不同。其实这里的“青螺”就是青色的大田螺。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虫鱼》：“青螺，状如田螺。其大两拳。”青螺本来就生活在水中，因此，说盛满了水的白银盘里矗立着一只青色的田螺就完全符合事理。三四两句写的是秋月映照下洞庭湖山水的全貌。白天遥望时，水翠山碧，上下一色，而在月光映照下，整个湖面为轻烟薄雾所笼盖，像是一个硕大的白银盘，而洞庭湖中的君山，则隐约显示青黛之色，矗立湖中，就像盘中立着一只青田螺。洞庭湖和君山，以这样的面貌出现在诗中，不但新颖独特，而且生动贴切。它的妙处，正在化大为小，将浩瀚茫的洞庭山水壮观化为具体而微的盆景式景观，虽不以气势壮阔见长，却显得清丽秀美，别饶奇趣，带有童话色彩。而在化大为小的同时，诗人那种纳须弥于芥子，缩万里于咫尺的阔大胸襟也自然透露出来了。
刘禹锡《板桥路》
“清江一曲柳千条，二十年前旧板桥。曾与美人桥上别，恨无消息到今朝。”此诗刘禹锡集不载，唐范摅《云溪友议》卷中《温裴黜》载歌妓刘采春女周德华所唱而题为刘禹锡所作者。学者多认为此诗系删改白居易《板桥路》“梁苑城西二十里，一渠春水柳千条。若为此地重经过，十五年前旧板桥。曾共玉颜桥上别，不知消息到今朝”而成，诚然。但认为《云溪友议》所载此诗系删改白诗后误记为刘禹锡，则虽不排除这种可能，却未有确证。《云溪友议·温裴黜》提及的唐人诗、词有温庭筠、裴諴、滕迈、贺知章、杨巨源、刘禹锡、韩琮等人作品共十三首，除刘氏此首外，作者名、篇名、文字均无讹误，独谓此首主名有误，恐难成立。盖刘、白晚年诗歌酬唱既多，偶将对方诗作稍加改易加工，使其艺术价值更高，以显示己之诗才，亦属诗友间彼此切磋诗艺之常事。后世评家如谢榛每喜改前人诗而不免点金成铁，而刘禹锡之改作虽内容与白诗相同，词语诗句亦多吸收采用原诗，但一经妙手点化，而精采百倍，完全可以视为一首借同时人之诗料而创作的新诗。此校勘考证之学与文学批评之学有时立场、角度不同，自可有不同的结论。如果将此诗从刘集乃至唐诗中删去，不免遗珠之憾。据白诗改作的刘诗，虽然只少了两句，但显然比白诗更具浓郁的抒情气氛，通篇也更流畅自然，一气呵成。而它所独具的绵邈风神和深长情韵，更是白氏原作所难以企及的。如果一定要尊重白氏的原创权和刘氏的改作权，不妨仿《水浒传》的署名方式“罗贯中的本，施耐庵编次”，署为“白居易原作，刘禹锡改作”。
李贺《雁门太守行》
本篇主旨，或谓“城将陷敌，士怀敢死之志”(曾益)；或谓“宪宗元和四年，成德军节度使王承宗自立，吐突承璀为招讨使讨之，逾年无功，故诗刺诸将不力战，无报国死绥之志也”(陈沆)；或谓诗写敌兵压境，危城将破，日间鏖战，战血夜凝，撤退时军旗半卷，鼓声不扬，结尾表明寸土必争，奋死抗敌，以尽忠报国(叶葱奇)；或谓指王承宗自立反叛中央，派兵骚犹邻近的义武军节度使张茂昭的驻地定州，诗写叛军围城，守军固守待援(吴企明)。种种误解，均缘于二端：一则将首句以象征笔意泛写总体时代氛围坐实为具体的敌兵压境，危城将破，未注意到此解与“半卷红旗临易水”写出征军队急行军至易水前线相抵牾。二则将诗人虚构的出征赴敌之事实解为当时发生过的战争。实际上，自李贺出生至身死的二十七年(790-816)中，唐廷始终未曾对易水边上的河北藩镇用过兵。陈沆所引的吐突承璀讨王承宗事，系元和四年十月至五年七月间之战争，且王承宗系成德节度使，非易水边之义武军节度使(辖易、定二州)，二者不可替代。更重要的是，此诗在唐人张固的《幽闲鼓吹》中有如下记载：“李贺以歌诗谒(韩愈)吏部，吏部时为国子博士分司，送客归极困，门人呈卷，解带旋读之。首篇《雁门太守行》曰：‘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却援带命邀之。”事在元和三年，而王承宗、张茂昭事均发生在其后，作于此前的《雁门太守行》何能预写此后战事?且元和四年六月十日韩愈已改行尚书都官员外郎分司东都，不复为国子博士分司矣。约而言之，此诗实系诗人为抒报国无门之苦闷而虚构之一场想象中的对河北藩镇的出征行军场景，时间是从傍晚到次日黎明。起二句写藩镇猖獗，形势严重，出征部队在城下集结待发。三四写行军途中角声满天，塞土凝紫，暗示即将进行的战斗之惨烈。五六写夜间急行军到达易水前线，霜重鼓寒，已近黎明，渲染环境之艰苦与气氛之沉重。末二句写临战前慷慨赴死，以报君恩的决心。现实中思为国“收取关山五十州”而不能，故虚构其事以宣泄报国无门的苦闷。
李贺《南园十三首》之一
“花树草蔓眼中开，小白长红越女腮。可怜日暮嫣香落，嫁与春风不用媒。”思致造语，均新奇不落熟套。用小、长这种表体积、长度的形容词来形容“白”与“红”的程度，已属新创。但如果不和“越女腮”联系起来，则易生歧义误解，且传达不出“小白长红”的花特有的风韵。“越女天下白”，但这“白”乃是一种通体红润的白，一种白里透红的白。用越女白里透红的脸颊来形容花枝草蔓上盛开的花朵，不仅将其色彩之美描绘得真切传神，而且透出了浓郁的青春气息和风采，真正把花写活了。尤妙在三四两句构想的新颖奇妙。日暮风起花落，本易触动青春易逝、芳华迟暮的感伤，诗人却别具灵心慧感、奇思妙想，将落花随风飘扬想象成“嫁与春风不用媒”，连媒人也不用，就有了一个好的归宿。然则这“可怜”既绝非“可惜”“可叹”，也非一般的“可爱”“可喜”，简直就是“可羡”了。而在欣羡落花无媒嫁春风的幸运的背后，似乎又透出了诗人自己无媒难售的惆怅苦闷。
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并序》
此诗主旨，旧有讽君主求仙、抒宗臣去国之思等说，实则其序所叙铜人辞汉而潸然泣下的传说，就明显透露出一种易代之悲。李贺现存的二百多首诗中，有序的不过八首，多数为交代作诗的缘由。而杜牧在《李长吉歌诗叙》中独提此诗及《还自会稽歌》，谓：“贺复能探寻前事，所以深叹恨古今未尝道者，如《金铜仙人辞汉歌》《补梁庾肩吾宫体谣》，求取情状，远去笔墨畦径间，亦殊不能知之。”《补梁庾肩吾宫体谣》，即《还自会稽歌》，其序云：“庾肩吾于梁时，尝作《宫体谣引》，以应和皇子。及国事沦败，肩吾先潜难会稽，后始还家。仆意其必有遗文，今无得焉，故作《还自会稽歌》以补其悲。”将二诗之序并读，再联系《金铜仙人辞汉歌》中“三十六宫土花碧”“汉月”“忆君清泪”“天若有情天亦老”等语，其为借铜人辞故都、故宫、故君、汉月而潸然下泪，抒国势沦亡的易代沧桑之感显然。二诗所抒的悲感，亦即杜牧《李长吉歌诗叙》中所谓“荒国殿，梗莽丘垄，不足为其怨恨悲愁也”。《金铜仙人辞汉歌序》中之所以特意标明“唐诸王孙李长吉”的身份，正是为了强调他这位唐王室的后裔与正在走向沦亡的唐王朝之间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联系，诗所抒写的宗臣去国之思并非个人的不遇之悲。
李贺《致酒行》
因此诗次句有“主人奉觞客长寿”之语，故注家每将“吾闻马周昔作新丰客”数语解为旅店主人敬酒时劝慰之词。按：三四两句，因自己的“零落栖迟”联想到古人曾历的类似境遇，说自己就像当年西游长安的主父偃那样，迟迟不归，家人攀柳望归，将门前的柳条都折断了。盖借古人以自伤。“吾闻”四句，转又联想起本朝名人马周先困后达的境遇，说马周昔日宿于新丰旅店，受到店主人的冷遇，真可谓“天荒地老无人识”了。但他却只凭着奏疏上的条陈建议，就得到了皇帝的赏识和任用，盖以此自励。“吾闻”二字，既用以贯连“主父”二句与“马周”四句，又带有转折意味，且使诗的节奏稍作顿挫。不能因此将前二句与后四句分属诗人自伤和店主人劝慰。李贺诗中用“吾闻”或“吾”作句首提顿语者，还有《苦昼短》可以参较。这种用语，近于乐府中的“君不见”“君不闻”，将它们删去，并不影响诗的内容意蕴。
李贺《长歌续短歌》
篇末“不得与之游”，联系开头“秦王不可见，旦夕成内热”，显指秦始皇，借以象喻诗人向往追求的能赏识自己的君主。因为“不得与之游”五字系活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人或传其(指韩非)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本来是君主重才，愿得才人而与之游，这里却用作才士希遇明君而与之游。不管诗人是否自觉，至少反映出在其潜意识中才士与明君之间可以是“与之游”的平等关系，或者说寓含着一种君臣之间精神上彼此契合相通的意念。
李贺《昌谷北园新笋四首》之一
“斫取青光写楚辞，腻香春粉黑离离。无情有恨何人见，露压烟啼千万枝。”王琦《李长吉歌诗汇解》谓：“‘无情有恨’，即谓所写之《楚辞》，其句或出于无心，或出于有意，虽俱题竹上，无人肯寻觅观之，千枝万干，惟有露压烟啼而已，慨世上无人能知之也。”此解以“无情有恨”属之竹上所题之楚辞式诗篇，恐未谛。《昌谷北园新笋四首》均借竹自寓，此首亦然。由于题诗竹上，这诗又是蕴含怀才不遇的怨愤苦闷的楚辞式诗篇，因而这“写楚辞”的竹在不知不觉当中也就成了诗人自己的化身。它看似无情之物，实满怀怨愤苦闷，既无人见，亦无人怜。那千枝万枝为露水所压，为烟雾所笼，正像脉脉含愁，暗自啼泣。从削竹题诗到借诗传恨，再到借竹自寓，亦竹亦人，人竹一体，浑融莫辨，其间诗思的过渡转折，清晰自然。“无情有恨”四字，重点落在“有恨”上，而这“有恨”正承“写楚辞”而来。题诗写恨的竹成了诗人自己的化身，这是全篇诗思转变的关键。
李贺《美人梳头歌》
诗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双鸾开镜秋水光，解鬟临镜立象床。一编香丝云撒地，玉钗落处无声腻。纤手却盘老鸦色，翠滑宝钗簪不得。”王琦曰：“鬟已解矣，安得尚有玉钗在上，以致落地?况此句已用‘玉钗’，下文又用‘宝钗’，何不惮重复至是?恐是‘鎞’字之讹。鎞是栉发器。他选本有作‘玉梳’者，盖亦疑‘钗’字之非矣。‘落处’谓梳发，凡梳发原无声，‘无声’是衬帖字，下着一‘腻’字，方见其发之美。”今人多从其说。按：钗、鎞二字，虽同从金旁，但字形并不相似，如原是鎞字，似不大可能讹为钗字。至于二钗字重见，古体诗从不避忌。且此处之“腻”与下文写宝钗簪不得之“滑”正为对梳洗前后翠发情况之精确描绘。此句盖写卸钗解发时，玉钗偶尔落地，因其上沾有发上之脂膏，故无声而腻也。“腻”字正传神地表现出其落地时悄然无声，发腻而不清脆的听觉感受。及至梳洗之后，翠发上之宿腻既去，丝丝光滑，故插钗时因其滑溜而簪不得。温庭筠《郭处士击瓯歌》写听击瓯时，四座全神贯注，有“侍女低鬟落翠花”之句，写静得连侍女低头时翠钗坠地的轻微声响都可以听见，与此句形容玉钗落地时无声而腻，虽一写有声，一写无声，却都是传神的描写，可谓异曲同工。
无稹《连昌宫词》
此诗从立意寓讽方面看，近于白居易之《新乐府》，首章标其目，卒章显其志尤为对白氏《新乐府》体制、手法之明显摹仿，但白氏《新乐府》强调“其事覈而实”(尽管并非单纯的生活事实)，而元稹此诗在艺术上最显著的特征则是采用传奇笔法。一是通过移植、剪接，将许多在历史上并不同时同地发生的人物事件和场景，集中在特定时空之间加以展现，以突出渲染时代氛围。二是诗中对安史乱后连昌宫荒废景象的描绘，纯出想象虚构，并非作者亲历，连诗中贯穿始终的故事叙述人——连昌宫边的老人也极可能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三是注重细节描写。以上三端，均属传奇笔法，说明处于发展鼎盛期的传奇小说在艺术上通过想象虚构编织故事、塑造人物、描绘场景及细节的手法，渗透、影响到叙事诗创作的情况。
白居易《花非花》
此诗近乎诗谜，却非那种只有诗的形式而毫无诗情诗境的“打一物”的谜语。或有解其谜底为霜而被讥为煞风景者，原因就在这个谜底完全阉割了诗的优美意境，特别是诗的末二句“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所蕴含的诗情诗境，以及它所引发的美好联想与想象。即便单从外在形态而言，那洁白清冷的霜，和温馨美好的春梦以及绚丽红艳的朝云之间，有哪一点相似之处呢，更无论有无诗意了。这样的解释首先就不符合谜底与谜面必须契合无间的标准。“花非花，雾非雾”，表面上说它非花非雾，但实际上强调的是它既像花又像雾的一面。“花”之明艳绚丽色彩与“朝云”之间有明显相似之处，而“雾”之缥缈朦胧则近乎“梦”。“夜半来，天明去”，写所咏对象的来去行踪，带有时间短暂、行踪飘忽的特点，并显示出某种神秘或私密色彩。末二句紧承“来”“去”二字，进一步表现其来时的短暂和消逝之无踪，点眼处正在“春梦”和“朝云”这两个核心意象。“春梦”带有温馨美好、缥缈朦胧、短暂飘忽等一系列特征，“朝云”则具有灿烂明艳、绚丽多彩而又短暂幻灭等特征，如将上述特征加以综合概括并联系前四句，则这首诗所抒发的感受不妨说是对某种美好温馨、缥缈朦胧的情事匆匆消逝的追忆和惆怅。诗人用“朝云”而不用“朝霞”，当因“朝云”暗用《高唐赋序》“旦为朝云”之典，其中包含着一段美好的故事，而且它本身就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梦境。这梦境中的情事，同样像春花朝云那样明艳灿烂、又像迷雾春梦那样缥缈朦胧，而且虽美好而短暂。“大都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简简吟》)“脂肤荑手不牢固，世间尤物难留连。难留连、易销歇。塞北花，江南雪”(《真娘墓》)，联系这些诗中的感慨，可以进一步体会《花非花》一诗的感情体验和丰富内涵。它可以引发对类似的人、事、情景的广泛联想，却不必也很难指实其具体所指。
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
历来评赏此诗，最大的误区是把它看成一首单纯的咏物诗乃至说理诗，而全然忽视诗中包蕴的浓郁诗情和韵致。更有甚者，则谓“诗以喻小人也，消除不尽，得时即生，干犯正路，文饰鄙陋，却最易感人”(《唐诗三百首》评)，堪称史上最煞风景的解说评点。另一误区，是孤立赞赏诗中“野火”一联而忽视全篇。其实此诗前幅四句，一意贯串，意致流走，自然工妙，不可分割。从眼前所见茂密翠绿的“离离原上草”起兴，引发出对它生生不已的生命过程的联想。人人习见的原上草一岁一枯荣的景象，在诗人笔下，不但因“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样平易浅切中寓含自然界生命的轮回奥妙的诗句而得到富于哲理意味的表现，而且渗透了诗人对自然界勃勃生机的热情礼赞和诗性感悟。语言既明白晓畅，又具有启发性。“远芳”一联，承首句“离离”续写远望中的“原上草”，关合送别，展现友人沿古道而远赴荒城的阔远图景。尾联化用《招隐士》故典，赋予春草以人的感情，构思意境类似“惟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归”，这“侵古道”而“接荒城”的萋萋春草也都充满了诗人的别情。赋物与送别，妙合无垠。不能因为其平易流畅且传为少作而轻易读过。
孙革《访羊尊师》
此首最早见于《文苑英华》卷二二八道门四，题即作《访羊尊师》，署孙革作，唯首句“花下问童子”之“花”字显误。而《万首唐人绝句》卷二七五署无本(即贾岛)。《唐音统签》校记：“岛集不载此。”按：明朱之蕃校《长江集》不载此诗。今通行唐诗选本均署贾岛作，题为《寻隐者不遇》。据诗中“童子”“师”及“采药”等语，此诗原题当作《访羊尊师》，所访者为道院之道士，非一般隐者，“童”即道院之道童。道院每有松林围绕，故有“松下问童子”之句，道士每入山采药，故有下数语。从清代徐增开始，多从诗中有几问几答着眼，并由此引出诗的精炼与曲折有致的优长。相对于实际生活情事来说，此诗确有寓问于答、省略紧凑、顿挫曲折之妙，但像徐增那样解说，却无异于将浓缩了的诗化为淡而无味的拙劣散文，完全消解了原作的浓郁诗情诗趣。此诗妙处，正在从访而不遇当中写出了被访者的精神风貌。三四两句，于一转一跌之间，将本来仿佛已经拉近了距离的被访对象忽然又引向了虚无缥缈之境，变得杳不可寻了。这位寻常的入山采药的羊尊师也就飘飘然隐入深山云雾之中，成了与尘世绝缘的具有仙风道骨的另一世界中人了。连那漫不经意地答话的道童也似乎沾了一点仙气。诗人与读者，一齐悠然神往于深山白云的缥缈境界，而忘了此行此访的目的了。诗全用口语白描，却风格闲逸而飘忽，全无半点尘俗气，与贾岛的诗风也明显有别。
刘皂《旅次朔方》
朔方，有泛称北方与专指朔方郡两解。作泛称解，与“旅次”当有具体地方不合。作专称朔方郡解，则汉之朔方郡治在今内蒙长锦旗北，唐夏州朔方郡治在今陕西靖边县北之白城子，均距诗人所言桑干水甚远。据三、四二句，此“朔方”当指朔州(今属山西)，地正当桑干河之北，南距并州(今山西太原)460里，距咸阳1700余里。此诗最早见于元和九年至十三年间令狐楚编选之《御览诗》，署刘皂作，首句作“客舍并州数十霜”。宋王安石《唐百家诗选》卷十五、《万首唐人绝句》卷二十一、《唐诗纪事》卷四十均作贾岛诗，题为《渡桑干》。按：贾岛系范阳人，并无客居并州十载乃至数十载之生活经历，故此诗当从《御览诗》，定为刘皂所作。兹更补一证。令狐楚之父为太原府功曹，家居太原。贞元七年(791)楚中进士前大部分时间均在太原。贞元十一年至元和四年(809)，李说、严绶、郑儋相继为河东节度使，均辟楚为掌书记。除贞元八年至九年短期为桂林从事外，未离开过太原。对照刘皂“客舍并州数十霜”的经历，令狐楚当与刘皂在并州结识，并熟知其诗，故编选《御览诗》时选了刘皂四首诗。总之，从令狐楚与刘皂同住并州的长期生活经历可以证明，此诗为刘皂作确凿无疑。
许浑《金陵怀古》
此诗第五句“石燕拂云晴亦雨”，旧注引《水经注·湘水》：“湘水东南流，迳石燕山东，其山有石，绀而状燕，因以名山。其石或大或小，若母子焉。及其雷风相薄，则石燕群飞颉颃，如真燕矣。”又《初学记》卷二引《湘州记》：“零陵山上有石燕，遇风雨即飞，止还为石。”近人、今人注多从之。按：题曰《金陵怀古》，所咏皆金陵史事山川景物，与湘中石燕无涉。清初贺裳谓“金陵有燕子矶俯临江岸，此专咏其景，何暇远及零陵?”所言良是，与下句“江豚”相对，正写金陵山川景物虽犹昔日而人事盛衰无常，起下“英雄一去豪华尽，唯有青山似洛中”二句，怀古之意，盛衰之慨，一意贯串。惜贺裳之说长期不被人注意，致今人新注犹袭旧注而与题《金陵怀古》不符。燕子矶在南京东北观音山，三面环水，突入江中，其形状如燕展翅欲飞，故名。燕子矶之名不知起于何时，但此诗之“石燕”所指即燕子矶殆无疑问。
许浑《咸阳西门城楼晚眺》
《全唐诗》题作《咸阳城东楼》，《才调集》卷七、蜀刻本并同，非。据诗意及第三句“溪云初起日沉阁”自注：“南近磻溪，西对慈福寺阁。”诗人所登览者，当为咸阳西门城楼而非“城东楼”。《乌丝栏诗》真迹作《咸阳西门城楼晚眺》，是。又，此登览诗，思乡、览景、怀古之意兼而有之，非单纯怀古诗。思乡之意，首联于写景中即已透露。所谓“一上高楼万里愁”，此“万里愁”即乡愁。许浑家居润州，距咸阳路程遥远，故望眼前蒹葭丛生、杨柳遍地的景象酷似润州故乡汀洲之景，自然引发思乡之愁。许浑润州诗中，如“吴门烟月昔同游，枫叶芦花并客舟”(《京口闲居寄西都亲友》)，“潮生水国蒹柳响，雨过山村橘柚流”(《赠萧兵曹先辈》)，“十里蒹葭入薜萝”(《春日郊园戏赠杨假评事》)，“日照蒹葭明楚塞，烟分杨柳见隋堤”(《送上元王明府之任》)，皆可证“蒹葭杨柳似汀洲”者实即风景依稀似故乡之意。如将此诗理解为单纯的怀古诗，则首联、颔联与怀古主题游离。
温庭筠《春江花月夜词》
“四方倾动烟尘起；犹在浓香梦魂里。”倾动，《全唐诗》作“澒动”。按：倾动，倾覆动荡。魏曹冏《六代论》：“天下所以不能倾动，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诸侯强大，盘石膠固。”四方倾动，谓四方变乱迭起，国家局势倾覆动荡。烟，《全唐诗》校：“一作风。”“倾动”字不误，因疑其为“澒动”之误，而连带改“烟尘”为“风尘”，以实其用杜诗“风尘澒洞昏王室”之说，更属臆改。
温庭筠《苏武庙》
或有疑此苏武庙在边塞者。按：“云边雁断胡天月，陇上羊归塞草烟”之景象，并非诗人眼前实景，不能作为祠庙在边塞之证。苏武系杜陵(今西安市西南)人，其地或有纪念苏武之祠庙。温庭筠长期寓居鄠杜郊居，苏武庙或即在其附近，故往访谒而有此作。诗题为《苏武庙》，而全篇正面写庙者仅“古祠高树两茫然”七字，其他七句均系描叙苏武奉命出使、幽系匈奴的生活及与汉使相见、归汉、谒陵等情事，直似一篇压缩之苏武传。初读似感脱题，细味方悟诗中所写苏武情事，均为谒庙时所见反映苏武出使始末之壁画，如此方与题内“庙”字符合。庙内之壁画，当按时间先后描绘其奉命出使、异域思归、持节牧羊、初见汉使、完节归汉、谒武帝陵等情事，为加强艺术效果，特错易次序，先将“魂销汉使前”这一最具感情冲击力之场景置于篇首，以凸显苏武之爱国感情与民族气节，以下则两两对写思归与牧羊、奉使与归来、谒陵与哭吊，可见其构思之精。庭筠远祖温彦博为唐初开国功臣，《新唐书》本传载：“突厥入寇，彦博以并州道行军长史战太谷，王师败绩，被执。突厥知近臣，数问唐兵多少及国虚实，彦博不肯对，囚阴山苦寒地。太宗立，突厥归款，得还。”其事与苏武有相似处。此诗笔端富于感情，可能与其对远祖彦博的景仰有关。
杜牧《江南春绝句》
此诗所写之“江南春”，系经过艺术概括、浓缩了千里江南春日丽景的山水画卷。杨慎泥解诗意，认为系一时一地之实景，故有改“千里”为“十里”之谬说。诗不但有广远的千里空间，且有阴晴不同气候条件下的景色。前二句所写为晴日照映下绿树红花、水村山郭、酒旗迎风招展的景象。后二句所写则为烟雨楼台景象。在杜牧对江南春日丽景的审美体验中，佛寺作为一种自然景观和历史人文景观的结合体，乃是千里江南大地上最显眼、最华美的建筑。它们多建于山水佳胜之地，又往往历史悠久，多为南朝遗迹，极富历史文化气息和宗教气息。诸多因素的集合，遂使佛寺成为江南佳胜的典型代表。而江南佛寺最美的时节，又在春天迷蒙细雨笼罩之下，华美的楼台在周围山水树林的掩映之中，若隐若现，缥缈朦胧，恍若仙境。正因为这是杜牧心目中“江南春”景象最具美感的，故三四两句用咏叹的笔调重笔描绘渲染。
杜牧《赤壁》
小杜咏史诗喜作翻案文章，《赤壁》亦然。但并非故意标新立异，而是借此抒发人生感慨。“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在杜牧看来，周瑜之破曹，纯粹是由于天赐东吴以有利的机缘(得“东风”之便)而已。在貌似戏说历史的深层意蕴中，深藏感慨：历史的某些偶然机缘或条件，使一些才能未必很高的人侥幸获得成功与不朽的声名，而另一些真正有才能的人却因为缺乏这些偶然的机缘条件而沉埋不显。单纯以成败论英雄，实际上是对怀才不遇者的又一种不公。联系杜牧其他诗作(如《杜秋娘诗》之“女子固不定，士林亦难期”)，更可看出诗人对历史、对人生际遇时感偶然茫然，无法掌握自身命运的心态。这是衰颓时世士人一种典型的心态。对照李白的“天生我材必有用”的高度自信，可以明显感到这种机缘偶然的心态的时代根源。
司空图《华下》
“故国春归未有涯，小栏高槛别人家。五更惆怅回孤枕，犹自残灯照落花。”诗作于昭宗乾宁四年(897)春。三年七月，军阀李茂贞攻入长安，昭宗出奔华州。此为诗人避乱居华州时作。首句“故国”，或谓指其故乡，殆非。司空图系泗州临淮人。河中虞乡(今山西永济)中条山王官谷有先人所置别业，故栖隐其间。作者《漫题三首》之一有“乱后他乡节，烧残故国春”句，此“烧残”之“故国”定指长安。《华下》之“故国”亦然。首句盖谓春天又回到了人间，遥想故都，此时应是烂漫春色，无边无际的景象了，于想象中隐含因避乱而欲归未得的怅恨。
罗邺《雁二首》之一
“暮天新雁起汀洲，红蓼花开水国愁。想得故园今夜月，几人相忆在江楼。”或谓此诗系触景生情，托物起兴，以抒故园之思者。起二句写眼前景，因雁之一年一度去而复返而己长在异乡而想念故园。但联系同题之二：“早背胡霜过戍楼，又随寒日下汀洲。江南江北多离别，忍报年年两地愁。”诗人当是身在江北，思念江南故乡。诗中亦有“汀洲”字，“愁”字“楼”字，与第一首押同韵，可证二首均罗邺之作(第一首一作杜荀鹤诗)，且写作时地亦同。不过第二首通篇托物(雁)寓怀，而第一首之“新雁”只是引起乡思离愁的触发物。首句写自己身在江北，看到南飞的北雁起于汀洲之上，触发对江南故乡的思念。故第二句即转而想象，此时水国江南的故乡应是红蓼花盛开的景象了。“想得”二字，绾合前后幅，将全诗贯通为一个整体。
罗隐《绵谷回寄蔡氏昆仲》
诗题《全唐诗》作《魏城逢故人》。魏城，唐剑南道绵州(治所在今四川绵阳市)县名。诗云：“一年两度锦城游，前值东风后值秋。芳草有情皆碍马，好云无处不遮楼。山将别恨和心断，水带离声入梦流。今日不堪回首望，淡烟乔木隔绵州。”按：详味全篇，诗无“逢故人”意。诗题当从《才调集》作《绵谷回寄蔡氏昆仲》。据诗意，诗人当于同一年之春秋两季，游于成都，与蔡氏兄弟同游，或驱马芳郊，或欣赏云雾楼台之景。于后一次游成都后归途中经绵谷县(今四川广元市)时，怀念同游之蔡氏兄弟，作此诗回寄。腹联“别恨”“离声”均就与蔡氏昆仲之离别而言，如题曰“逢故人”，则了不相关。绵谷县与成都之闻，隔着绵州，故尾联云今日回首遥望成都，但见淡烟高木，阻挡视线，中间又隔着绵州城，虽思念朋友，却无法相见，故云“不堪回首望”，第七句《全唐诗》作“今日因君回首望”，或是因题内“逢故人”而改。
罗隐《蜂》
此诗寓意，解者多歧。或云叹世人之劳心利禄者，或云讥横行乡里，聚敛无厌而终不能自保者。蜜蜂采花粉酿蜜，而蜜绝大部分属他人，是自然界的客观现象。不同的读者从这同一客观现象可能会引发对社会上类似现象的联想，但任何合理的联想都不能违背蜜蜂辛勤的劳动果实为他人所据有这一基本内容。或引张碧《农父》诗“运锄耕斸侵星起，垅亩丰盈满家喜。到头禾黍属他人，不知何处抛妻子”以印证诗的后两句，是比较符合诗的实际寓意的。如果说“不论平地与山尖，无限风光尽被占”让我们联想起李绅《悯农》的“四海无闲田”，那么“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就让我们联想起“春种一粒粟，秋成万颗子”而“农夫犹饿死”了。联系唐末乱世赋敛之苛，诗之悯农意旨显然。
韩偓《春尽》
这首诗的写作时地，前人和今人均有谓晚年入闽居南安时作者。但据诗中“地胜难招自古魂”之句，恐当作于唐亡前流寓湖南时。所谓“自古魂”，当首先包括放逐沅湘的屈原忠魂。王逸《楚辞章句》谓《招魂》系宋玉“怜哀屈原忠而斥弃……魂魄放佚”而作。“自古魂”即指自古以来如屈原一类忠而遭逐的忠魂，其中也包括了诗人自身的类似境遇。天复元年(901)冬，韩偓从昭宗避乱凤翔，拜兵部侍郎、翰林学士承旨。三年春，以不附朱温贬濮州司马，弃官南下，闲居湖南长沙岳麓山西。后又移居醴陵，时在天复四年。湖南系屈原放逐之地，自己的境遇亦似当年的屈原，故有“地胜难招自古魂”之句。其时当在春暮，故以《春尽》为题，亦借以抒发唐朝即将沦亡的“芳时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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