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文化还是排斥：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农牧民贫困的机制_显著性论文

结构、文化抑或排斥：西部民族地区特困农牧民的致贫机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牧民论文,机理论文,民族地区论文,西部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2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29X(2016)05-0070-13

       doi:10.16405/j.cnki.1004-129X.2016.05.008

       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社会保障的传统议题，反贫问题一直以来就是各国政府普遍关心的核心问题，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尤为如此。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政府着力推动大规模的反贫政策，贫困人口数量已经出现了迅速的降低：按照人均收入1美元的国际标准来计算，1978年到1993年我国农村地区的绝对贫困人口数量从2.5亿从降低到了8000万人，2007年绝对贫困人口数量又进一步下降到了2000万左右，[1]大约占同期农村人口比例的2％；而以人均纯收入2300元的国家扶贫线标准来计算，1990年到2012年间中国贫困人口也从1.657亿减少到9899万，该时间段内我国贫困人口的减少量大约占据全球同期贫困人口减少量的76.090％。可见，中国的反贫政策在为国内广大民众带来生活水平迅猛提高的同时也为国际范围内的减贫目标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然而在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我国仍然面临着数千万人口的反贫任务，其反贫的艰巨程度仍然异常沉重。在这些贫困人口中，绝大多数民众分布在中西部少数民族聚居的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中，并尤其以六盘山地区、秦巴地区、乌蒙山区、滇桂黔石漠化区、滇西边境山区、西藏自治区、四省藏区、新疆南疆地区等西部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最为突出。以本次调研地区为例，2010年该县人均生产总值为14130元，约占全国平均水平的47.499％，约为甘肃省平均水平的86.130％；农牧民的人均纯收入为3339元，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56.412％，约为甘肃省平均水平的97.501％。从本质上讲，西部民族地区的反贫问题不但关系到少数民族群众能否同步共享改革开放的基本成果，而且关系到少数民族地区的长治久安和繁荣稳定，因此在实践领域具有重大的探索意义。同时这种较大范围的贫困现象也昭示我国民族地区的反贫机制在理论上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学术界也仍然有必要深入反思民族地区农牧民的致贫诱因，仍然有必要通过细致的实证性研究来推动我国民族地区反贫工作的持续优化。

       二、文献回顾

       对于西部民族地区反贫问题进行研究，首先有赖于了解其贫困的形成机理，并通过理论范式的解读来明确当前反贫工作的重点。而就现有的贫困理论来看，结构性、文化性与排斥性理论被普遍认为是最为重要的研究范式。其中，结构性视角的贫困问题研究是最早的理论研究视角，并主要分为功能论、冲突论和后结构主义等三种基本观点。作为功能论的启蒙者，斯宾塞(Spencer)认为人类社会存在着“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基本规律，因而贫困的产生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2]帕森斯(Parsons)也认为社会有其运行的基本结构，这种结构性的运行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现象，贫困就是这种运行的必然结果。[3]马克思(Max)则从冲突论的角度对功能论的观点进行了批驳，他认为贫困的形成来源于生产资料的不平等占有，贫困问题的形成不是天然的而是带有明显的剥削与被剥削痕迹的。[4]达伦多夫(Darendorf)也指出贫困的产生主要由于贫困者在资源争夺的过程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并认为贫困是资源差异造成的。[5]当然随着后结构主义理论的提出，有关劳动市场理论的研究也构成了现代结构主义贫困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德林杰(Deringer)等人的研究认为贫困者由于自身能力和现实条件问题只能够进入次要劳动力市场，这会大大限制其脱贫致富的能力。[6]戈登(Gordon)则主张劳动市场的交易必须在某种特定时空背景下进行，因而社会成员的居住环境是其贫困的主要成因。[7]

       与结构视角下的贫困问题具有截然不同的解释，文化视角下的贫困理论着重对文化因素与贫困现象的内在关联进行了系统的挖掘。其中，泰勒(Tylor)较早采取文化的分析视域对贫困问题进行了探讨，在他看来知识、信仰、艺术、道德、习俗等都会对个体的行为产生直接的制约，因而贫困现象是基于文化差异而形成的。[8]这一观点在20世纪40年代被刘易斯(Lewis)所继承，他采取田野调查方式对美国小镇的研究发现贫困者拥有特定的“亚文化”，他们共享着一种区别于主流文化的生活方式，并表现出了对于主流文化的抗争。[9]班菲尔德(Banfield)继承了刘易斯的基本观点，并通过意大利乡村的研究发现贫困者所具有的思维习惯往往表现出一种排他性的集体行为。[10]哈瑞顿(Harrington)的“亚文化”理论进一步揭示出贫困现象的代际遗传规律，他的研究表明个体会遵从传统上的文化规律，尽管这种规律并不一定符合现代社会价值。[11]甘斯(Gans)的观点则指出不同阶层往往具有差异性的阶层文化，这种阶层文化符合了本阶层利益并成为本阶层民众内化的心理状态。[12]而布迪厄(Bourdieu)则把文化资本作为贫困分析的主轴，他表示贫困者较为有限的文化资本弱化了其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造成其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局面。[13]

       有关社会排斥的理论解释最早产生于结构主义中的分层学说，但是其在逐步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相对独立的贫困解释视角。1991年，托瑞纳(Touraine)的研究将社会排斥由一个“层次概念”发展为“水平概念”，他认为贫困者并不是位于底层的群体，而是位于社会边缘的群体，从而为社会排斥理论与分层学说找到了一条理论界限。[14]米德(Mead)的研究则进一步发现贫困的产生原因已经越发远离个体的能力，而与其机会的缺乏具有重要的联系。[15]罗宾斯(Robbins)的观点认为社会排斥同比社会不平等具有更为复杂的形成机制，其在收入差距之外呈现出了社会连接断裂、社会层级危机的局面，对于社会整合具有极为负面的影响。[16]斯维尔(Silver)在他的基础上对于社会排斥做出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并且提出了基于群体团结的团结范式、基于专业分工的专业化范式和基于社会封闭的垄断范式，这就为社会排斥从理论转向范式提供了基础。[17]相比之下，理查德森(Richardson)等人更加强调社会排斥的相对性和被排斥人的主体作用，在他的研究中公民只有在被动的被阻止参加某种正常活动时才被称为社会排斥。[18]而布查德特(Burcatdt)则主要关注于社会排斥的几个向度，并把社会排斥按照向度分为五个层面，他认为生活水平的低下、日常保障的缺乏、社会活动的匮乏、决策权力的缺失和社会支持的不足都属于典型的社会排斥。[19]

       可惜的是，国际学术界三种完善的贫困分析维度并未在我国农牧民贫困议题上加以运用，而有关该议题的讨论大致呈现出以下三种类型：一是有关农牧民生计状况的讨论。这类研究着重采取探索性或描述性的方法对农牧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状况进行讨论，并发现农牧民的生计状况令人担忧。[20-21]二是有关农牧民脱贫能力的分析。这种研究着重采取访谈法或者观察法等质性方式对农牧民的脱贫意识和脱贫手段做出探索，并发现农牧民具有较为有限的自主反贫能力。[22-23]三是有关农牧区反贫策略的探讨。这类研究侧重于对农牧区反贫政策进行理论研究，并试图揭示农牧区相关政策的未来走向。[24-25]通过观察不难发现，既有研究在整体上存在着一些较为显著的缺陷：从研究问题来看，当前农牧民贫困问题的研究多采取描述性或探索性研究方式来观察其贫困概貌，而未能够利用因果关系为基础的解释性研究去探讨其贫困的形成机理，这显然不利于准确地把握农牧民致贫的内在原因；从研究视角来看，当前农牧民贫困问题的分析与西方成熟的理论范式并未结合，这不但不利于对中国特困群体的致贫原理进行深入的反思，而且不利于在反思中国特点区域反贫独特性的基础上推动制度进步；从研究方法来看，既有的研究基本上采取质性研究方式开展实证调查，而未能够采取量化的分析手段开展探讨，因而使得研究结论的代表性和精准度存在较大质疑。

       三、研究设计

       1.指标框架与指标处理

       从研究指标来看，有关特困农牧民致贫机理的研究着重通过因变量和自变量的二维设计来进行指标构建。在模型选择过程中，由于同比OLS模型0.146的调整R[2]具有102.740％的解释度提升，且同比其他类型模型的稳健度提升也在30％以上，因而研究主要采取Logistic回归模型展开分析。在因变量的设计中，研究主要围绕着贫困的界定标准来展开，并根据传统视角、资产建设视角和民族习惯将被调查农牧民的年度收入(收入)、现金财产(存款)与物资财产(物资)作为因变量子指标。这种因变量的设计认为贫困的考核指标不能够仅仅限定于传统概念中的收入，而是要将收入与财产同时纳入其贫困状况的测度中；同时，考虑农牧民家庭与传统农业家庭在财产积累方面具有显著的不同，其财产并非仅仅是单一的现金存款，也包含生活物资与生产物质等物资财产，因此在本次测量中也将现金财产和物资财产分类进行测量，并由此形成了收入(

)、存款(

)和物资(

)相结合的三元分析框架，其贫困程度的测量公式可以表述为

。

      

       在自变量的设计过程中，本研究主要结合文献回顾中的贫困分析范式，将自变量设计为结构变量、文化变量和排斥变量，并辅之以控制变量(见表1)，其公式可以表示为

。其中，结构变量(

)主要结合帕森斯(Parsons)、马克思(Max)和戈登(Gordon)的基本理论，将劳动能力、劳动资料和劳动市场作为主要的评测指标，其核心是测量贫困的发生是否来源于天赋的不足、资源的争夺或者区域市场的缺陷；文化变量(

)更注重于观察贫困是否来源于文化性诱因，主要结合刘易斯(Lewis)、哈瑞顿(Harrington)和布迪厄(Bourdieu)的相关理论将其界定为文化观念、文化融入和文化资本三个因素；而排斥因素(

)的关注重点在于探讨贫困问题的产生是否来源于社会排斥，研究结合斯维尔(Silver)、罗宾斯(Robbins)、米德(Mead)的观点将指标设计为社会资本、社会融入和社会支持等指标；控制变量(

)着重考察形成贫困的潜在人口学因素，用以观察地区、民族、人口、性别等指标对于贫困现象的形成是否具有直接的作用力。各个指标的理论预测方向也如表1所示，显示出本研究对各项指标与因变量预期关系的潜在假设。

       2.样本分布与数据处理

       本研究的调查地点位于青藏高原东部的边陲地带，隶属于甘肃省南部的相关县域。从地理位置来看，该地区平均海拔高度为3500米，草场面积占据总体土地面积的76.555％，属于典型的半农半牧地带。该县下辖七个乡镇，辖区面积为5298平方公里，少数民族人口接近总人口的90％，属于典型的少数民众聚居区。截止到2010年，该县的总户数为9213，总人口为34321人，平均每户人口为3.725人，农牧民的人口比例分别为57.658％和80.712％。本次调查的样本数量为877人，调查对象全部为接受国家财政援助的特困农牧民，研究设计和调查时间为2012年7月到2015年3月。调查按照政府提供的特困农牧民名单，通过政府调查员辅助调查的方式进行资料回收，并在信息保密的基础上开展学理分析。从样本分布来看，三个中心乡镇的被访人数占总体人数的31.927％，四个偏远乡镇的被调查者则占据总数目的68.073％；民族分布方面，少数民族人口占据总调查人口98％以上，汉族人口享受补助的比例低于少数民族家庭；家庭人口规模方面，被访者家庭的平均人口规模为5.164人，远高于本区域域的平均家庭规模，其中具有3人或3人以下人口数量的比例仅为17.446％；从文化程度来看，34.322％的被调查者为文盲，上过小学的比例为63.170％，而仅有0.228％的被调查民众具有高中以上学历。

      

       四、实证讨论与深度分析

       1.特困农牧民的现实状况

       根据描述性统计结果，研究发现本次走访中被调查者的年人均纯收入为1898.220元，同比国家2300元的扶贫标准线具有21.166％的差距。从家庭人均收入来看，1700元以下的家庭大致占总体家庭的14.139％，1701元到2000元的家庭大致占总数的78.107％，2001元到2300元的家庭占7.184％，显示出了较为严峻的贫困问题。而从人均存款状况来看，被调查家庭的人均存款数目仅为2330.682元，其中2000元以下的家庭占据总数的30.673％，4000元以下的家庭占据总数目的97.606％；各个乡镇的人均存款也基本稳定在2031.553元到2639.120元的水平上，中心乡镇在人均存款方面并没有呈现出明显的优势。

       进一步观察特困农牧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可以发现被调查者同样生活在贫困的状态内。从房屋状况来看，目前被调查者的人均住房面积为15.870平方米，约有24.287％的被访者具有10平方米以下的人均面积，20平方米以下的比例达到了58.609％，30平方米以上的比例则仅为6.043％；同时，被调查者住房平均的入住时间为15.281年，入住10年以内的仅占总数目的26.454％，入住11年到20年的占据总数的45.838％，入住21年到30年的占据总数的15.621％，入住已经超过30年的住房占据总数的12.087％。从基础设施来看，研究发现被调查者的基础设施健全程度大致达到了34.572％，其中用电能力在基础设施方面处于最好的状态，约有88.940％的被调查家庭已经实现用电，但是能够使用自来水和现代燃料的被调查者比例则分别仅为35.804％和10.034％。从各个乡镇被调查者的家庭设备也可以看出其生活设施的条件较为简陋。其中，电视机的普及率是最高的，约有54.048％的被调查者家中拥有电视机，但拥有冰箱和洗衣机的特困农牧民家庭比例非常有限，仅分别有7.982％和5.359％的被调查家庭拥有上述物资。而在交通工具方面，摩托车是当前农牧区的主要代步工具，约有58.153％被调查家庭具有该设备，而四轮车的拥有率则降低到了10.604％。

       2.特困农牧民的致贫机理

       从Logistic模型可以看出(见表2)，被调查农牧民群体的致贫原因主要集中在文化性因素，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作用其次，而排斥性因素对于被调查者贫困的影响效果则最为有限。在R方为0.296的整体模型和三个分类模型测量中，研究发现了三个基本规律：(1)被调查者的致贫原因依据影响强度大小分别为文化性因素、结构性因素和排斥性因素。研究发现，文化性因素对于该群体的贫困具有最为重要的制约作用，文化观念、文化融合和文化资本三个子指标均呈现出了0.000的回归显著性，影响系数分别为1.036、0.092和0.679，影响作用分别为8.426％、7.018％和11.102％，从而表现出文化因素的广泛制约力。这显示出，特困农牧民群体很可能已经形成了潜在的贫困文化，这种包含落后观念、融合不畅与有限资本的“亚文化”对于其脱贫致富非常不利。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作用也较为明确，尽管自身劳动能力与贫困现象之间仅存在0.471的回归显著性和1.113％的群体差异度，但是生产资料与劳动市场等因素的解释能力却很强，两个指标的回归显著性分别为0.000和0.000，实际影响幅度分别为28.120％和14.663％，从而显示出资源因素和劳动市场因素同比个体天赋在反贫过程中的实际效应要更为明显。而排斥性因素在农牧民贫困中的影响作用非常有限，在三项指标的测量中均不显著，其中社会资本、社会融入和社会支持指标的影响效果分别仅为0.219、0.710和0.168，影响幅度也仅为0.955％、2.140％和3.480％，从而显示出排斥性因素对于被调查者的致贫后果较为有限。(2)致贫诱因在影响强度与影响广度上具有高度重合，文化性因素、结构性因素、排斥性因素对于农牧民贫困的影响能力存在递减关系。研究发现，文化性因素在贫困的三个主体指标测量中显示出了广泛的显著性，其有七个指标具有低于0.1的显著性，可见该因素的影响度不但较为明确而且较为普遍；结构性因素的影响范围居中，该因素的五个指标在实际的测量过程中呈现出了较为有力的制约力，也表现出了较大范围的制约作用；而排斥性因素指标则主要对收入产生了较大幅度的影响，在整体指标的测量中仅有两个呈现出明确的显著性，在三项因素中最为有限。(3)家庭人口对于特困农牧民具有显著性影响作用，该因素在整体上对于反贫政策具有干扰效果。研究发现，家庭人口与贫困程度呈现出了0.030的显著性，结合其-0.061的回归系数和19.107％的影响度，可以发现家庭人口的增长对于被调查者摆脱贫困的束缚具有整体上的负面作用；三个子指标的分析结果也显示，家庭人口的增长对于收入、存款和物资都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三者的回归显著性水平分别为0.074、0.000和0.000，回归系数分别达到了-0.085、-0.546和-0.142，人口最少的家庭同比人口最多的家庭具有16.833％的收入优势与186.701％的财产优势，显示出家庭人口增长所带来的负面效果。研究认为，家庭人口增长所起到的负面效应一方面源于生产力水平低下条件下单位人口生产能力的不足，另一方面也源于非劳动人口抚养比过高容易给特困农牧民家庭带来沉重的照顾负担。

      

       表3进一步反映出不同乡镇特困农牧民的致贫诱因，并从收入、存款和物资三个方面显示出了中心乡镇与偏远乡镇在特困农牧民反贫机理方面面临的共识与差异。研究得出了区域比较间的三个结论：(1)偏远乡镇被调查者的致贫原因与中心乡镇虽然略有不同，但是两者都主要受到文化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的深刻影响。研究发现，劳动资料、劳动市场、文化观念、文化融合、文化资本、社会支持等因素会对偏远地区被调查者的贫困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其回归显著性均在0.1的范围内，影响效果分别为22.414％、5.715％、9.979％、12.722％、8.834％和10.335％；相比之下，中心乡镇被调查者的致贫原因则同样集中在文化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两个方面，劳动资料、劳动市场、文化观念、文化资本等因素分别呈现出了0.001、0.008、0.000和0.033，实际影响效果则分别为29.331％、10.023％、5.269％和20.021％，而其他指标的影响效果则非常有限。研究认为，这种现象说明中心乡镇与落后乡镇虽然在指标影响力度上具有小幅度的差异，但是其整体的致贫机理却是相通的。(2)人口因素对于不同类型乡镇被调查者所起到的作用具有很大差异，中心乡镇具有增收效应的劳动力在偏远乡镇往往会成为严重的经济负担。研究发现，家庭人口规模在中心乡镇往往具有正向的作用，其特困农牧民家庭每增加1名家庭成员其贫困程度会缓解4.990％，四个偏远乡镇的被调查者每增加1名家庭成员其贫困程度大致会增强8.428％，可见前者由于经营手段较多，劳动力的产出状况会远大于其支出水平，而后者则体现出在资源有限地区家庭人口的增长多被视为是一种经济负担。这也说明未来的反贫政策需要与人口政策进行紧密结合，对于偏远地区的人口规模和人口质量要进行合理引导。(3)收入与物资在中心乡镇和偏远乡镇都是被调查者出现最大分化的项目，而存款方面的差异则比较有限，这也显示出特困农牧民的资产积累方式具有较强的特殊性。与整体研究结论相类似，收入和物资在被调查者中呈现出了较大程度的群体分化，在中心乡镇和偏远乡镇的统计中分别有8个和10个指标呈现出了显著的人群差异，而存款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效果则非常有限，仅有4个因素的影响显著度低于0.05，这再次显示出由于传统习惯与生产方式的不同，特困农牧民更加倾向于关注自身的物质财产，而对现代化的商业存款方式具有较低的认同度，这无论是在中心乡镇还是在偏远乡镇都有非常明确的体现。

       表4从不同从业属性特困农牧民的整体模型、收入模型、存款模型和物资模型四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并发现了两个基本规律：(1)尽管整体的致贫诱因都有文化因素的较强影响，但是两类民众在贫困发生机理上仍然具有内部差异。研究发现，文化观念和文化资本对于半农半牧民众致贫成因的显著性分别达到了0.000和0.000，群体差异分别达到了11.263％和24.682％；同时社会资本对于半农半牧民众的影响也较为清晰，其0.001的显著性和6.497％的群体差异显示出该指标的差异也较为明确；恰恰相反，该群体内部在结构性因素上存在的差异则非常有限，三个指标分别呈现出了0.144、0.640和0.202的显著性差异，可以发现其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作用较小。同时，纯牧民的影响因素则主要集中在文化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上，其中文化观念和文化资本会分别呈现出0.001和0.029的显著，劳动资料与劳动市场对于纯牧民的影响则分别达到了0.000和0.002，这显示出纯牧民对于草场资源等劳动资料的依赖度同比半农半牧民众更为迫切，对于劳动市场的成熟度和基础设施建设也有更大的需求。(2)家庭人口对于半农半牧民众和纯牧民的影响作用也具有较大区别。研究发现，家庭人口对于半农半牧民众的影响作用是比较消极的，结合其0.000的显著性和-0.285的回归关系，可以发现每增加1名人口，半农半牧家庭的人均收入和人均财产分别会降低4.500％和40.760％，这主要由于该群体的土地面积和土地产量一般比较有限，过多的家庭人口容易使得土地产出小于劳动力投入；纯牧民群体的情况则要乐观的多，其显著性水平并未达到0.1以下，回归系数值为0.069，且每增加1名人口，收入与财产会出现0.078％和5.570％的波动，这体现出其较多的草场面积和特定的生产方式能够使得纯牧家庭人口转化为有效的劳动力。

      

      

       五、研究结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反贫事业在政府的积极引领之下蒸蒸日上，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的规模从1978年的2.5亿锐减到了现在的不到2000万，国家扶贫线以下的人口数量也在近25年的时间中减少了6000万以上，这使得广大人民群众分享改革开放有益成果的同时也体现出了政府反贫行动的决心。然而，在我国西部民族地区仍然存在着八个重要的扶贫攻坚战场，这些地区的农牧民群众还广泛地受到贫困的现实威胁，亟须通过反贫制度的推动来帮助他们脱贫致富。非常遗憾的是，目前学术界对于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特困农牧民的致贫机理还缺乏深入讨论，在研究问题、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上均呈现出了一定程度的局限性，这对于准确定位该地区的贫困诱因与反贫策略具有较大的负面影响。

       基于877名特困农牧民的实证调查，本研究发现我国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特点：一是民族地区的贫困议题不是一个“伪问题”。通过实证调查可以发现，尽管特困农牧民的整体贫困状况并不能完全代表本区域内所有农牧民的平均贫困水平，但是研究结果仍然反映出当前西部民族地区反贫工作的艰巨性。研究观察到，被调查者人均收入水平仅为1898.220元，同比国家2300元的扶贫标准线仍然具有较大幅度的差距；人均存款数额仅为2330.682元，2000元以下的比例占据总数的30.673％，4000元以下的比例占据总数目的97.606％；同时，被访者在房屋建设、基础设施、家庭设备、交通设施等方面也均面临着严重的贫困威胁，体现出了其生活条件的匮乏。二是民族地区特困农牧民的致贫诱因主要来自于文化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研究发现，文化观念、文化融合和文化资本无论在整体模型还是在分类模型的测量中均与贫困程度呈现出较为明确的显著性，这体现出特困农牧民中可能业已形成了较为稳定的贫困文化，这种相对落后的文化观念和相对闭塞的文化交流对于未来的反贫政策构成了最为现实的挑战。结构性因素中的劳动资料与劳动市场对于农牧民的贫困也构成了显著的影响，这显示出强化劳动资料的合理分配、加强其区域劳动市场的成熟度对于未来的反贫工作具有重要的价值。而排斥性因素在相关测量中均有较为有限的作用，这显示出民族地区与汉族地区的交流渠道是畅通的，并不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社会排斥。三是家庭人口数量对于民族地区特困农牧民的脱贫致富也具有较强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规模的扩大对西部民族地区被调查者的收入、存款和物资都起到了负面的影响，对于整体贫困程度也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因而需要在反贫政策的推动过程中考虑人口政策的可适性。当然，研究同样发现不同乡镇、不同从业类型家庭的人口数量起到了差异化的调节作用，其中偏远乡镇的半农半牧家庭更容易受到人口因素的强烈干扰，其贫困的增长与人口数量的增长保持了高度的一致，体现出特有生产经营模式下人口增长会成为家庭负担而非收益；而中心乡镇的牧业家庭对于人口数量的增长则显示出了小幅度的正面效应，这显示出特有发展模式能够为人口较多的家庭带来摆脱贫困的有利时机。

       从实证结论回溯到相关理论，研究发现特困农牧民的致贫机理更加契合文化性理论和结构性理论，而与排斥性理论则具有一定差距。其中结构性的致贫机理显示出，西部偏远地区生产资料的占有、区域市场的健全仍然是反贫制度中需要着力考虑的因素，该因素在肯定马克思(Max)和戈登(Gordon)理论的基础上反映出有限资源条件对于特困农牧民反贫能力提升的显著约束，体现出西部民族地区恶劣自然条件下反贫工作的艰巨性。同样，排斥性致贫机理并未成为民族地区较为重要的致贫因素，这种观点否定了米德(Mead)和斯维尔(Silver)等人的假设，并显示出与西方社会较为严重的族群冲突不同，我国汉族群体对于少数民族群体并未具有明显的排外意识，特困农牧民群体与主流社会并未形成大范围的社会融入障碍，其与主流社会的隔阂很可能源于文化自信基础上的自我约束。而文化性致贫机理则反映出西部民族地区特困农牧民群体容易在现代市场观念与传统文化之间进行徘徊，前者能够为该群体提供更多脱贫致富的机会，后者能够为其提供自我满足的安慰感，对两种观念的不同认知不但会深深固化本地区民众的贫富差距，而且容易使得针对特困农牧民的相关政策难以获得被帮扶者的理解，因此该议题才是未来反贫工作的核心要点。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本研究认为应当从三个方面进一步深化未来反贫政策的有效性：首先，强化对西部民族地区反贫工作的重视程度。虽然目前政府层面对于西部民族地区的反贫工作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但是从实际的调查结果可以看出，贫困现象在西部民族地区仍然较为严峻，这不但严重威胁了改革开放成果同步共享的社会发展目标，也可能会为未来的地区稳定造成现实影响，因此未来政策应当进一步清醒地认识到西部民族地区反贫工作的严峻性，仍然需要通过大量的优惠政策来推动反贫工作。其次，突出结构性反贫政策与文化性反贫政策在反贫工作中的重点地位。作为一种回应性的政策体系，反贫政策应当着重围绕对本地区民众最迫切需要解决的致贫诱因来开展工作，因而未来的政策框架应当以文化性因素为核心，以结构性因素为基础，以排斥性因素为辅助来加以设计。在实际工作中，应当着重突出农牧产权改革、基础设施建设、文化观念交流、培育市场意识和发展教育事业等重点政策，形成结构性与文化性为重点的反贫政策体系。最后，重视反贫政策与人口政策的协调机制。在西部民族地区，反贫政策本身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特困农牧民的所有贫困问题，其政策必须与人口政策等其他配套政策相互协调来开展工作。从实际的调研来看，人口因素对于贫困问题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其对不同类型群体的贫困问题也会造成显著影响，因而未来的政策体系应当在强化反贫政策的同时注意其与人口政策等其他配套政策的融入度，从而保障反贫政策能够有效地运转。

       [收稿日期]2016-02-16

标签：显著性论文;  显著性差异论文;  贫困问题论文;  社会因素论文;  家庭结构论文;  群体行为论文;  差异分析论文;  人口问题论文;  农民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