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产业化的实质、客观要求和历史任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业产业化论文,实质论文,客观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农业产业化”是90年代出现的一个新概念，是近几年探讨农业、农村经济的一个热门话题。1993年～1995年的三年时间里笔者搜集到15种报刊的22篇专论和相关文章〔1〕。 它们从不同角度分别回答了什么是农业产业化、为什么要搞农业产业化、如何搞农业产业化等问题。这些论点相当一部分内容相同甚至表述也大体相同，基本上具有相辅性，总体上并无相斥性。这些论点或反映现实状况，或揭示事物本质，或兼而有之，其中不乏独到精辟之论。特别要强调的是，在这些文章中都有一个“公因素”，其中，暗含一个没有言明的内核，这就是本文试图进一步探讨的农业产业化的实质、客观要求和历史任务。
一、“农业产业化”的实质是农业产前产中产后三领域整体化
农业产业化这个概念和举措是在农业的产前产后生产逐渐同产中分离的过程中，在社会经济实行商品经济体制的条件下产生的。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农业产业化已经普及并形成常规制度。我国是在传统的作为“事业”的农村服务，变为“产业”的农村服务的情况下提出这个概念来的，特别是家庭联产承包迫切需要社会化的配套服务。但是在探讨这一问题时，大家都是就农业产业化的实质而言的。1994年4月25 日《人民日报》发表《论农业产业化》署名文章，肯定农业产业化是一种“新的生产经营方式”，并概述了它的“基本内容和发展形式”。这一论点及其表述得到广泛认同，成为以后有关文章解释农业产业化的范式。同年10月姜春云在一次谈话中指出：“1990～1992年……部分县市的某些产业率先形成了贸工农、农工商、产加销一体化经营的经济实体，农业和农村经济产业化初露矛头”〔2〕， 直接讲明农业产业化就是农工商一体化。其它论点还有讲农业产业化就是“农业产业系列化”、“农业产业化实质就是经营一体化”等等。这里把近年来公开发表的有关文章关于什么是农业产业化的论点概括如下：
“农业产业化”作为一种新的生产经营方式，其基本内容和发展形式为：以国内外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围绕区域性支柱产业，实行多层次、多形式、多元化，优化组合各种生产要素；以农业增产、农民增收、财政增收为目标，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规模化建设、系列化加工、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服务、企业化管理。通过市场牵龙头，龙头带基地，基地连农户的形式，逐步形成种养加、产供销、贸工农、农工商、农科教一体化生产经营体系，或各具特色的“龙”型产业实体，使农业和农村经济走上自我发展、自我积累、自我约束、自我调节的良性发展轨道。以农业产业化，促进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的发展，推动农业（和农村）现代化进程。
从以上汇总的引文可以看出，农业产业化的中心和实质就是“一体化生产经营体系”或者叫做“龙”型产业实体。这就是近年来关于产业化众多言论中的公因素。所谓“一体化生产经营体系”或“龙型产业实体”就是农业产前产中产后三领域整体经营的实体体系。这就是在众多言论公因素中没有言明的内核。这个实体体系的外部特征是“三跨”。首先是跨部门。农业产业化中的“农”包括产中的农户、基地、农产品；“工”包括产前生产资料制造和产后的农产品加工；“商”包括产前生产资料供应和产后的农产品及其制成品的销售（含外贸）。所以说，农业产业化的实质就是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的三领域整体化。
二、“农业产业化”是突破农工商部门对立体制的客观要求
在已发表的关于产业化的文章中对于为什么要搞农业产业化提出了一系列原因和根据，大体上可以概括为相互紧密关联的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从变革农业和农村体制的需要着眼，说农业产业化“是我国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在农村“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是打破城乡壁垒条块分割局限”的需要等。这中间又有两种不同视角，一种是从整个农业和农村经济体制出发，另一种只是从变革农业和农村服务体制出发，也就是变事业型服务为产业型服务。第二个方面是从农业和农村面临的现实矛盾和问题着眼，说农业产业化是解决当前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有效途径，如：“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农业的基础地位与弱质产业的矛盾”、“小规模生产与现代化的矛盾”、“分散经营与集约化的矛盾”、“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矛盾”，乃至轮番交替出现的农产品“买难卖难”及无尽期“交学费”，数不清的农产品霉烂损失和相关的打不死的“拦路虎”等等问题。第三个方面是从提高农业自身素质和效益着眼，说农业产业化“是实现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的必由之路”，它“有利于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有利于农业技术的进步”、“有利于精深加工提高效益”、“有利于壮大集体经济实力”，“有利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等等。总之，情况和问题众家大同小异、多寡不一，只是着眼点不尽相同。
以上情况表明，提出并实行农业产业化根本原因是体制问题。因为现实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包括农业自身素质和效益的问题都直接间接来自不适合甚至阻碍当前经济发展的相关体制。这些体制既涉及经济基础，又涉及上层建筑。正因为如此，人们在现实中不论从哪个角度都能看到它折射出来的影子。有一篇从农村服务体制的视角出发的文章深刻地反映了阻碍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相关体制的本质特征，叫做“条块分割、垄断割据，服务市场支离破碎。各级行政部门自成服务体系，中央部门纵向下伸，地方部门横向扩展。结果，前者形成‘条条垄断’，后者则构成‘块块割据’。于是‘纵垄断’与‘横割据’严重肢解了农村经济的完整肌体，农村市场，包括农村服务市场也陷入支离破碎的情况”。上面提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无一不与这种“垄断割据”体制直接相关。比如，农业基础地位难落实，弱质产业状况难改变，买难卖难交替出现……等等，就是传统的农工商部门对立体制（“纵垄断、横割据”体制）的一种必然后果。因此，该文主张突破“部门的条条束缚”和“地方的块块封锁”，用“产业型农村服务体制”取代传统的“事业型农村服务体制”。
不过，应当看到，这种垄断割据体制不仅涉及农村服务体制，而且涉及全部农村社会经济体制，甚至涉及包括城市在内的整个社会经济体制。因为所谓“部门的条条束缚”和“地方的块块封锁”的具体内容最紧要的就是农、工、商部门的分割对立。这种农工商部门对立体制，从上层建筑到经济基础既统辖着农村，也统辖着城市。由此就提出农业产业化的实施应从社会经济全局出发并注意城乡配合协调发展（城乡一体化）的问题。这就是说，人们从农业、农村体制改革入手实际上进行的是全面的社会经济体制改革。
三、“农业产业化”的历史任务是用“三领域整体制”取代“农工商部门对立制”
对于如何搞农业产业化问题，人们提出抓三项工作：一抓形成农业产业化的要素；二抓农业产业化实体的内部经营机制；三抓相关的外部环境条件。
农业产业化的要素，一说“四要素”，包括主导产业、龙头企业、商品基地、销售市场。二说“三要素”，因为农业产业化是以市场为导向的，故市场应为前提不算要素。再进一步还可以形成“二要素”说，因为农业主导产业的内容具体化要落实在基地上，否则抓主导产业就是一句空话。这样一来，农业产业化就只剩下龙头企业和商品基地两个基本要素了。因此，抓住商品基地和龙头企业这两个基本要素就抓住了农业产业化的实质——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三领域整体化——也就是建成了农业产业化的经济实体。
抓农业产业化内部经营机制，包括充分发挥“三跨”优势，处理好相互关系，中心是处理好利益（分配）关系，也就是三领域各环节及其主体之间的利润分配关系。在贯彻“共创共享”原则的同时，应优先考虑原料生产者的利益，工商企业要利用各种方式返还一部分利润给原料生产者。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农业产业化的健康发展。
农业产业化的相关外部环境条件，包括为农业产业化创造宽松适宜的政治经济环境，要排除人为干扰，把农业产业化的工作纳入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在这方面，国内已经有一些比较成功的经验和先进典型。例如，山东省昌邑市农口部门按产业调整设置，把市直机关的20多个行政和事业局改为实体公司，组织发展产业化生产。四川省邛崃县1983年在农工商一体化第一个高潮的推动下，撤销原有的农业局、工业局、商业局等各行政局，以各主要农牧产品为中心组建专业一条龙公司，统管产前产中产后一切相关事务。这就为农业产业化从行政管理体制、领导体制和方法上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条件，从而终于冲破了来自上下左右的惯性阻力，促进该县经济的长足发展。
我们说上述这些适应农业产业化需要的配套改革是符合规律的，不仅是因为它符合农业产业化三领域整体实质的需要，而且一条龙公司本身就是县一级的农业产业化经济实体。与此同时，还产生了政企分开，相关上层建筑（行政管理机构）向经济基础（生产组织）转化的具体途径和良好效应。更重要的是，应当看到，这件事所具有的超时空的深远意义：撤销农业局、工业局、商业局等原有行政局是在县一级废除农工商部门对立制；组建专业一条龙公司是新建三领域整体制。总的就是（在县一级）以三领域整体制取代农工商部门对立制。这是一个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举措，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农业产业化的整体效应。
农工商部门对立制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种“错轨”，它启动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非正常自组织功能，制造了一系列不彻底根除这种体制就无法解决的矛盾。古今中外都存在的“三农问题”就是突出一例。它是造成农村闭塞，农业落后，农民贫困，影响范围最广，延续时间最长，损失最大，受害者最多的一种社会矛盾。人类自己铸成的错轨，应当也只能由人类自己来纠正，完成“复轨”，这是历史赋予人类的使命。尽管这种复轨与错轨的斗争历史上从未停止过，但只有进入本世纪中叶以来，才达到堪称复轨潮流的声势和规模。至今，人们往往还是处在不自觉或不完全自觉的状态之中。在理论落后于实践，上层建筑落后于经济基础的情况下，当务之急是从理论和上层建筑上突破，提高人们的自觉程度，加快复轨进程。
有关文章中有一种“产业链”理论，为这个错轨与复轨论点提供了新的论据。其中有一篇文章说：“产业化包括生产专业化、布局区域化、经营一体化、服务社会化、管理企业化。这些‘化’有着内在联系和共同载体，这就是‘产业链’。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应包含产加销各环节，农工商各领域，龙头、基地、农户，各个经营主体”〔3〕。 这就是说，完整的产业链包含产前产中产后三个领域的全部内容。由这个产业链理论，我们产生了两个启迪和联想：①有生产就有产业链，古今中外概不例外；②正如生物链涵盖全部生物，产业链也涵盖全部产业，故不仅农业生产有产业链，非农物质生产和非物质生产也有产业链。总之，有生产就有产业链，凡产业链都是由产前产中产后三个领域构成。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具体结论：
——农业产业化是农业三领域整体化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的一种代称。当前，凡是体现农业三领域整体化实质的概念都是它的代称，如农工商一体化，龙型经济……等等。除了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农业三领域整体化外，还有非商品经济条件下的三领域整体化及其实体和相应代称。不仅社会主义社会有农业三领域整体化，资本主义社会也有。
——除了农业生产的三领域整体化外，还有非农物质生产*9头俏镏*
生产的三领域整体化。即是说，物质、精神两类，农业、非农物质和非物质三种生产都有三领域整体化，合称“两类（三种）生产三领域整体化”。
——“原始非商品经济的两类（三种）生产三领域整体化——商品经济的两类（三种）生产三领域整体化——高级非商品经济的两类（三种）生产三领域整体化”〔4〕， 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涵盖任何时间空间的“总（体）规律”。
——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凡符合这个总（体）规律的是“正轨”，违反这个总（体）规律的是“错轨”，在错轨条件下自觉不自觉地按总（体）规律行事就是“复轨”。
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自原始的两类（三种）生产三领域整体制逐步被农工商部门对立制取代，步入错轨以来，复轨与反复轨的斗争时起时伏。以本世纪以来的事实为例，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J·H·戴维斯（J·H·Davis）提出“农工综合体”（Agribusiness）这个概念， 而且明确指出它包含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三个领域的全部生产环节和内容。后来，人们异口同声都说：“农工商一体化是农业现代化的产物”，其实概念的出现和实体的存在是两回事。这种在三领域分离状态下从组织上和物质上重新结合起来形成整体的经济实体早在20年代的美国已大量存在。50年代后期戴维斯同他的助手R·A·哥德堡（R ·A ·Goldberg ）合著的《农工综合体的概念》（ A
ConceptofAgribusiness）一书在全世界流行开来，这时及其后一段时间，尽管人们对农工综合体还有“宽派、中派、窄派”的不同观点，但总体上，这个概念不包含农业产中（动植物生产）同它的产前产后相关工商产业对立的含义。这是在现代化农业的条件下恢复三领域整体（复轨）的理论和实践。可惜为时不久，还是在美国，出现了另一种完全相反的理论观点。以肯尼思·D·达夫特（Kenneth D·Duft）为代表的另一部分经济学家给农工综合体定下了完全不同的定义。他们认为农工综合体是“从农民那里买产品并向他们出售产品”（Buy from and
sell
to farmers）的工商企业，〔5〕不包括产中的动植物生产在内，直接同戴维斯（Davis）的三领域整体观点相对立， 从而把农业重新拉回到农工商部门对立的轨道。这是最新一轮复轨反复轨斗争在理论战线上的体现。至于这轮斗争在实践中的体现，集中反映在农业行政管理体制变革中理论落后于实践，上层建筑落后于经济基础上。具体情况是人们的经济活动已经进入三领域整体轨道，而人们（特别是有关部门的领导者）的思想和其它相关上层建筑（包括政权管理机构和相关法律法令）还停留在农工商部门对立的状态下。因此，三领域整体化行为与农工商部门对立观点的矛盾，三领域整体的经济基础与农工商部门对立的上层建筑的矛盾，构成本世纪中叶以来复轨与反复轨斗争的主要特征。
在世界复轨潮流中，从上层建筑主要是政权管理机构进行改革，用三领域整体制取代农工商部门对立制，并不是从我国开始的，国外早有实例。总的有两种不同质的类型。第一种是在私有制条件下进行的，这种类型可以举出如下三种情况。其中多数是行政管理部门的管辖职能逐步扩大为三领域统管而机构名称不变，仍然叫农业部。另一种情况是政府机构之外， 另组民间协调机构来处理三领域整体相关问题。 如法国1991年由各地方实业界代表建立了基层“农业、工商业和手工业组织之间联系的协调委员会”，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全国农业、工业、商业和手工业组织联系委员会”。这个组织的职能是在全国范围内协调农业三领域活动。与这个组织相类似的还有“促进工业同农业接近协会”等。再一种情况是在局部地区由国家的特设机构代行地方农工综合体的职能。如意大利的“卡拉布里亚农业开发公司”，就是政府设在南部贫困山区的特设机构。它用三领域整体经营的方法，70年代使这个被称为“基督不到的地区”摘掉了贫困帽子。
第二种类型是在公有制条件下进行的。这种类型主要表现为直接变革农业管理机构本身。早在40年代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先后把农业部改为农业食品工业部（我国的近邻越南至今还有“农业食品工业部”）。1976年保加利亚成立实体型全国农工综合体，统管产前产中产后从农业教育培训、农业工程设计、农机制造……到农产品及其制成品的国内外贸易等全部业务。保加利亚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史上在农业战线第一个在全国范围用三领域整体制取代农工商部门对立制的国家。前苏联是另一种情况。他们1982年在全苏和加盟共和国两级建立了对农工综合体有关各部门进行统一领导的机构“农工综合体问题委员会”，在州和区两级建立“农工联合公司”，把地区管理和部门管理结合起来。
我国改革以来的复轨行动属后一种类型。部分地区（县）合并农牧局与食品公司为“农牧食品局”，撤销农业局、工业局、商业局等另建专业一条龙公司，与东欧和前苏联的做法大同小异。在不同范围不同层次上出现不谋而合，从又一个侧面体现三领域整体制的必然性，同时也反映出公有制同三领域整体制具有一种特有的亲和性。目前，我国农业的复轨行动正以农业产业化、农工商一体化、龙型经济、公司+农户等多种代称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澄清错轨与复轨问题既是当前和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澄清过去失误根源的规矩和准绳。当然，鉴古只为正今。历史上一切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快慢盛衰，尽管原因极为复杂，但从根子上讲，无不与正轨、错轨、复轨问题紧密相关。为什么中华帝国曾经在历史上一马当先？为什么“资产阶级争得自己的阶级统治地位不到一百年，它所造成的生产力却比过去世世代代总共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6〕，把在世界领先的中华帝国远远抛在了后面？ 为什么新兴资本主义（美国）超过老牌资本主义（英国）？为什么资本主义无例外地都受到物质虽丰而精神空虚的困扰？为什么社会主义（国际共运进入掌权阶段）前期有精神优势缺物质优势，后期（发展商品经济以来）物质上升而精神下降？人类社会能不能实现精神与物质同步发展？
从正轨—错轨—复轨的观点出发可以对上述问题作如下简答：中华大地上存在的“农业和手工业结合在一起的”〔7 〕“亚细亚生产方式”这种古代的农业（含两类（三种）生产）三领域整体经营符合总（体）规律，是正轨，故领先。随着非动植物生产同动植物生产分离，形成农工商部门对立制，步入错轨，故落后；资本主义在自由的口号下“自由择业”，最早解开农民手足，在两类（三种）生产一齐发展的同时实现动植物生产同分离出去的相关的非动植物生产再次有机地结合起来，在一定程度上暗合总（体）规律。英国农民办乡村企业，加上“外包工制度”（Putting Out System）的流行，在打破农业农村农民只能搞动植物生产上，比我国早500～800年。历史真实是早复轨使资本主义遥遥领先。美国在建国之初就是两类（三种）生产一起搞，突破外界存在的农工商部门对立，一开始就步入正轨，后来人们把它叫做“美国生产方式”〔8〕，即三领域整体生产和经营。 本世纪以来在非动植物生产同动植物生产彻底分离的条件下，又进一步创设从组织上和物质上把三个领域有机结合起来的各种农工综合体，创造了高度专业化条件下复轨的新形式。与此同时，非农物质生产和非物质生产的三领域整体化链条更长，规模更大。起步领先步步领先，决定它不仅超过老牌资本主义而且在整个世界也领先。那种“资本主义靠私有制调动积极性取得成功”的神话应当还它本来面貌。实际情况是资本主义因暗合总（体）规律取得经济物质优势，由于私有制割裂和阻碍总（体）规律正常运行，成为经济危机和精神空虚的祸根。社会主义靠消天私有制唤醒人们的良知，激发人们崇高情操和献身理想的奋发精神，同时由于它与三领域整体制的天然亲和性为全面体现总（体）规律创造了前提条件，本应精神物质全面跃进，可惜由于对待商品经济上的失误，在传统的束缚农民手足的道路上更深地陷入农工商部门对立的错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物质上升是因为给农民解开手足，为总（体）规律正常运行开了绿灯；至于精神下降，消极丑恶现象死灰复燃、变本加厉，与社会主义全然无关，与商品（市场）经济也没有必然联系。目前国内有许多这样的典型事例，在那里商品经济蓬勃发展，既广泛进入国内市场又直接连接国外市场，却“没有腐败、没有犯罪、没有精神堕落、没有两极分化、贫富对立”的现象。这种情况在资本主义世界的个别地区或单位也存在，例如以色列的集体农场基布兹（kibbutz）。它在1909年诞生， 是一个由共同贫困走向共同富裕，进而共同向豪华型生活过渡的老典型。这个典型在40年代已经介绍到中国〔9〕。它在公与私的反复较量中走过坎坷的80年多年。 它在俄国革命成功、苏联成立以前诞生，到苏联解体以后至今健在。这个在资本主义制度统治下，在私有制包围中的集体农场，吸引着全世界众多有识之士的关注，研究它的专著就有几十种之多。按“华盛顿邮报”记者梅耶（L.Meyer）的考察， 这里不存在“如何调动人们积极性”的问题，而是“如何不让社员过度工作”的问题〔10〕。国内外事实已经证明，精神与物质同步发展是可能的。国内外这些典型具有如下共同特点：①地处农村，主业为农业，创业者全是农民；②坚持公有制；③既有农业生产又有非农物质生产和非物质生产（兼有两类（三种）生产）；④农业生产是产前产中产后三个领域整体经营的，其它两种生产也是程度不同地三领域整体经营；⑤发展商品经济。
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全局看，公有制是前提，复轨是手段，精神与物质同步发展是目的。农业产业化在实现目的中发挥着尖兵的作用，因为首先是因为农业战线用三领域整体制取代农工商部门对立制的。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错轨和复轨都是从遵循或纠正“农业错觉”开始的。所谓“农业错觉”，是说有史以来人们认为“农业就是动植物生产”的看法是脱离实际的，是错误的。正确的农业定义应是，“以动植物生产为中心，产前产中产后三个领域全部内容的总和”。马克思对此早有过理论概括。在他讲过的三个农业概念中，“真正的农业”（狭义农业）说的是“农业就是粮食”（或大田生产）的传统观念；〔11〕“纯粹农业”（广义农业）说的是“农业就是动植物生产”的现实状况；〔12〕“最广义农业”讲的就是农业由三个领域构成的客观规律〔13〕。而且马克思是以原始农业的实况来论证的，所以，那种认为农业现代化才出现三个领域的观点是不正确的。至于非农物质生产和非物质生产与农业生产共生，并皆由三个领域构成的问题，也已经由人类学和考古学的资料所证明。所以，本世纪中叶以来出现的农工商一体化潮流是整个社会经济复轨潮流的先导和主流。这期间出现的农业产业化实体体系及一切三领域整体经营的经济实体（包括多形式多层次的农工综合体）是主流中的尖兵。
还人们以良知，还社会以大同，还经济以本来面貌。当务之急是从理论、从上层建筑领域跟上经济基础的复轨潮流，跟上人们的合符规律的实践，尽快由不完全自觉进入完全自觉的境界。这个认识论的起点就是“重新认识农业”。
注释：
〔1〕本文引文凡未注明出处者均摘自22篇文章， 特收目录附后以方便查找原著者之需，同时也避免频繁加注。
〔2 〕见李占祥《积极稳妥地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产业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山东省委书记姜春云访谈录》，《农民日报》1994年10月1日。
〔3 〕任海深《抓好产业链， 推进产业化》， 《中国农村经济》1995年第10期。
〔4〕《高级农工一体化对原始农工一体化的“否定的否定”》， 《农业经济研究》，1983年第5期第73—74页。
〔5〕见肯尼思（Kenneth ）的《农工综合体的管理原理》（ Principles of Management in Agribusiness）一书。此书在美国系高校农经教材。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471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84页。
〔8〕丹尼尔·布尔斯廷：《美国人建国历程》，第22～28页， 三联书店1993年版
〔9〕张德粹：《农业合作》，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
〔10〕张慎：《以色列的集体农场：基布茲》， 《中国农垦经济》，1991年第10期。
〔11〕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694页。
〔12〕、〔13〕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713～7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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