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现代文学的伟大传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文学论文,中国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现代文学”迄今仍然是一个不无争议的学科名称，在一些学术著作中有时被叫 作“中国新文学”，在正式的国标目录中往往被尴尬地称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个 连“名”都“正”不了的学科当然很难说有多少学术规范性。而中国现代文学之所以至 今尚未理直气壮地发展成为一门具有严格学术规范性的学科，除了它历史沉淀的相对短 促外，有关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研究及其自觉的缺乏是一大重要原因。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长期以来显现的多是文学评论的基本气象，而较少文学史研究的学术风采。救正这种学 术失范的路子自然很多，建立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框架应是其中行之有 效的一条路数。
“传统学”与“文学史学”交汇中的中国现代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演进的历史虽然比较短暂，但它确已形成了以五四新文学为核心的传统 力量。几十年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虽然较普遍地忽略了“传统”的命题，却一直在承 认或确认着这股力量的价值规定性和历史形态；殊不知当我们承认或确认这股力量的现 实存在时，只要不把“传统”一词的严重性理解得过于偏执，我们其实就在承认或确认 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从这一意义上说，时间的相对短暂并不是很大的问题。有学者认为 ：“持续三代人”(且“无论长短”，就文化运作而言，15—20年大可以算作一个世代) 的“思想范型”便可称为“传统。”①王瑶即主张捍卫五四新文学传统，指责40年代有 人“以所谓‘民间形式中心源泉’论来否定‘五四’文化学传统”。②还有人认为，五 四新文学确实建立了某种“思想范型”，他说：“我国的新文学运动，自从民国六年， 近二十年，……对于未来中国文化史上的使命，正像欧洲的文艺复兴一样，是一切新的 开始。”③编集《中国新文学大系》正是要确认这种“思想范型”，并确认它为中国新 文学发展的价值模态，这实际上便是确认它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伟大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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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爱德华·希尔斯：《论传统》，(台湾)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第18—25 页。
②王瑶：《在东西古今的碰撞中·序》，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89年。
③赵家璧：《中国新文学大系·前言》，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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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否认迄今为止的中国文学承续着“五四”以来新文学的传统，尽管人们在不同 的历史条件下基于不同的价值立场对现代文学传统的基本“范型”会有不同的认识，而 且往往会在确认某种“范型”的同时否定或排斥另外的传统“范型”。这种认识上的参 差及其相互覆盖、相互否定和相互排斥的情形影响了对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作学术追寻的 热情与信心，久而久之甚至泯却了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研究的意识。研究界在中国文学现 代化品质及过程的确认上总是不得要领，在中国近、现、当代文学的关系及分期问题上 总是莫衷一是，恐怕都与怠慢了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研究有关。真正的文学史研究应该是 文学传统的研究，富有个性的文学史专著应该是对于一定的文学传统进行别具一格的学 术把握的结果。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著作种类繁多而品类单一，盖因为修史者很少从中 国现代文学传统形成、发展和演变的角度去把握，更少从独特的文学传统视角去分析、 建构。在这方面我们应从英国的文学史家那里获得有益的启示，即非常注重对文学传统 的研究。这不只是指鲁宾斯坦及其所著的《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在这前面，至少还 有弗·雷·利维斯的《伟大的传统》。作为众多响应的一种，凯瑟琳·贝尔塞发表了《 重解伟大的传统》之类的文章。这些富有影响的成果以它们半个多世纪的承接昭示着“ 文学传统学”成立的可能。
“文学传统”该是一门超越于文学史学的学问，是文学史学与传统学研究的结合体。 同文学史学相联系，它研究文学传统的形成、发展及被继承、革新的历史过程，同传统 学相联系，它在纷繁复杂的文学史现象中析示出那些应该被称作传统的东西，并且给予 它们一种类似于“实质性传统”和“理性传统”的学术分类。③中国现代文学传统正是 在否定和对抗中国古典文学的“实质性传统”的基础上形成的“理性传统”，代表着现 代中国人理性的文学选择。中国现代文学传统形成的过程往往也就是不断变异和发展的 过程：五四时代提倡的价值观念往往为左联时期新的价值观念所颠覆，30—40年代的自 由主义倾向到了50—60年代则成了必须加以克服的对象，延安时期的文学对于五四新文 学和左翼文学都是一种有极大限制性的发展，解放后的文学对于延安文学又是在同一方 向上产生了几度变异。这种复杂的变异和发展给企图简明扼要地总结出中国现代文学传 统的基本范型的研究者带来了麻烦，以至不少人皆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其实没有多少传统 可言。
“传统”虽然是“变化”着的，但无论怎样千变万化总离不开其基本“轴心”，即从 一开始就以鲜明的姿态宣示着与旧传统相区别的那种基本资质。中国现代文学自五四时 代起就分别从思想观念、思维取向、艺术形式及创作方法等方面建构起了这样的基本范 型，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基本“轴心”，同时也因此决定了五四时代作为中国现 代文学正式起点的性质，——只有从新传统是否确立的角度才能准确地确定中国现代文 学的起点，除此之外对中国现代文学起点做一般时间性的推测与框定都缺乏根本的依据 。中国现代文学历史发展的基本分期也应遵循着新文学传统发展、演变的基本节奏加以 确认。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关于如何界定“中国现代文学”，以及如何廓清中国现代 文学与中国近代文学和(在一部分人看来很有必要的)中国当代文学的边沿问题，讨论颇 为热烈，这样的讨论因为没有及时注入新文学传统的考量而显得杂乱无章。确认、框定 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格局的基本依据，应是寻证贯穿其整个历史的新文学传统的确立、发 展和完成、被超越的线索与过程。中国现代文学起于何时?至少有五四时代，20世纪初 年，戊戌时代，诗界革命时代乃至鸦片战争时代等多种说法，哪一种说法更为合理?则 须看哪一种界定更多地考虑到了新文学传统之形成的因素，而不是仅着眼于某种现代文 学现象的出现与否。令人欣慰的是，即使那些倾向于将中国现代文学起点尽可能往前挪 移的研究者也不得不承认，只有到了五四时代现代文学和文化传统才真正成了气候。把 住了新文学传统的主脉，就把准了中国现代文学基本格局和时间框架的要领。先于五四 新文学传统而出现的诸多可纳入中国现代文学范畴的现象，其实际的历史意义并不是来 标明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而只是中国现代文学传统形成之前所必要的准备，是一种可 以被称为新的传统确立之前的“文明的碎屑”。20世纪开初的十几年，甚至是诗界革命 、戊戌变法以后至五四新文化发动的这些年，可以被理解成新文学的这些“文明的碎屑 ”逐渐增多的过程，这种增多意味着能量的积蓄，至五四时代才彻底地借助于思想文化 变革的力量汇聚而成中国现代文学的传统。此后，围绕着五四时代所确立的新文学传统 ，中国现代文学因应着时代的变化走出了其特定的演化、发展和超越、革新的路数，这 一路数的基本轨迹则清晰地呈现出了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的各个阶段性。这种从特定文学 传统的形成与演变的角度对中国现代文学起点的认定及对现代文学历史阶段性的划分才 是可靠的，才会真正符合中国现代文学内在的历史逻辑。历史的内在逻辑其实便直接体 现着一种或数种传统其所以确立和发展的理由。
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虽然相对短暂，但本着历史的内在逻辑所形成的传统却相当复杂 ；或许是，正因为历史相对短暂，文学传统的运作来不及作充分的凝炼和过滤，文学传 统的研究也相对粗糙，文学传统的内容才会显得更其复合庞杂。端起于“五四”的中国 现代文学其传统便是这样一个复合庞杂的存在，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立场概 括它，得出的结论可以是“人的文学”的传统，立意反抗的传统，白话文学的传统，现 实主义的传统，如此等等。这些远未穷尽的概括确实反映了“五四”所确立、且在“五 四”以后的文学实践中得以正常延展与承续的“思想范型”，因而都应作现代文学传统 解。为了充分理解中国现代文学传统，应当鼓励从各个角度和立场尽可能多地揭示其他 可以被称作“思想范型”的东西，概括出更多的传统因素。这些当然只是中国现代文学 传统研究的基础，其更高一级的发展当是对诸多复合庞杂的传统因素加以整合，以图建 构出对中国现代文学传统复杂因素的有效的认知系统。作为尝试，我从中国古老的传统 学研究中常常出现的“道统”、“法统”、“体统”、“系统”等概念中获得启发，并 借这些词语分别指称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几个方面，进而从“道法体系”上把握和表述 中国现代文学传统。
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道法体系”
中国现代文学传统自身的复杂性以及解读的复杂性都在于，它坚决而偏激地拒绝了中 国文学的本土传统，在思想观念之“道统”、运作形态之“法统”、语言策略之“体统 ”和文学倾向之“系统”上都接受了外国文学的强势影响，并沿着外国文学传统的路数 在中国艰难地实践着本土化的努力。虽然无论是经验还是理论都不断在告诉人们，决定 一个民族几个时代文学面貌的传统与它固有的传统之间没有任何联系的情形是不可想象 的，可是无论民族主义的情感立场如何坚定，至少在新文学新传统的确立意义上，谁也 无法绕开这样一种事实：中国现代文学的“道法体系”最初接续的基本上是先进的外国 文化和文学传统。
五四文学革命中否定的“文以载道”，其要害显然是在一个“道”字。传统文人(特别 是宋儒以降)强调文学须阐释圣经贤传，维护封建道统，遂有“文以载道”的定则。新 文学家们正是针对这种“道”的内涵，向“文以载道”的传统文学观念频频发难。其实 摈除了“道”的陈腐内容之后，他们并不否认文学作为思想观念“载”体的功能和价值 。新文化运动的护法者蔡元培便一直认为：“文学是传导思想的工具。”①新文化运动 的参与者如周无等即指出，陈腐的传统文学的要害乃是在于“无思想”。胡适在《文学 改良刍议》中申斥旧文学走向末路的种种行状，第一条便是“言之无物”，明确主张文 学改良的第一义就是要能够表现“思想”和“情感”。文学革命家一面反对旧文学的“ 文以载道”，一面强调新文学的思想和情感表现功能，明白无误地披露了他们在这方面 的观念指向，即要害不是在“载道”，而是在“载”旧道还是新道。新文学所“载”的 新道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新道”传统，借用古人现成的说法，这便是中国现代文学 的“道统”。
中国现代文学的“道统”，其实便是指在传统形成过程中，新文学一贯强调表现的以 区别于旧文学价值内涵的思想、情感内容。对于这种内容的概括后人已没有多少置喙的 余地，因为文学革命的倡导者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中国现代文学“道统”的建立者们对此 已经作过清晰的表述，只不过他们并没有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意义上加以论证而已。 倡导文学要表现“思想”、“情感”的胡适承认，周作人“人的文学”概念乃是新文学 新的思想内容(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道统”)的最好概括：“这是一篇最平实伟大的宣言 。周先生把我们那个时代所要提倡的种种文学内容，都包括在一个中心观念里，这个观 念他叫做‘人的文学’。”②傅斯年更加明确地指出，“人的文学”正是新文学所应表 现的新的思想的内涵：“我们现在为文学革命的缘故，最要注意的是思想的改变。至于 这文学革命里头应当有的思想是什么思想，《人的文学》中早已说得正确而又透彻…… ”③
如果说“人的文学”的“宣言”还并不能在当时引起很普遍的认同，那么，周作人在 阐述“人的文学”精神内涵时对文学中“人”的因素的强调，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思想 观念传统以及对于旧文学的根本性区别，则为大多数文学革命家和新文学创缔者所承认 并加以不无自豪的称赏。鲁迅这一句话几十年来被论者反复征引，已经在一定范围内成 了耳熟能详的定论：“最初，文学革命者的要求是人性的解放。”④它以简洁明了的概 括性和相当的力度点示了新文学最初建立的思想观念道统。五四新文学建设的主要设计 者之一的沈雁冰与鲁迅的观点完全一致，不过他点出了“个人主义”的命题：“人的发 现，即发展个性，即个人主义，成为‘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的主要目标。”⑤虽然他 本人积极倡导并参与其事的文学研究会的创作并不普遍带有强烈的“个人主义”的意味 ，但其“为人生的文学”的标榜与“人的文学”不仅在概念上有很大程度的重合，而且 ，考虑到提出“为人生的文学”口号的文学研究会成立宣言与提出“人的文学”概念的 那篇文章都出自同一人之手，就不难确认这两者之间不言而喻的内在的精神联系。难得 的是，新文学阵营恰好正是在“人的文学”和“人的发现”这样的命意上取得了基本一 致，对“为人生的文学”颇有保留的创造社作家郁达夫后来也坦荡地承认：“五四运动 的最大的成功，第一个要算‘个人’的发见。”⑥几股新文学力量的一致，无可异议地 说明了，中国现代文学表现的“原道”便是“人”或者“个人”，是饱含着个性主义内 涵的人文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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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蔡元培：《总序》，《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 年。
②胡适：《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 。
③傅斯年：《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 友图书公司，1935年。
④《且介亭杂文<草鞋脚>小引》。
⑤茅盾：《关于“创作”》，《北斗》1931年9月创刊号。
⑥郁达夫：《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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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周作人还是胡适，都没有偏执地强调个人或个性主义，都充分顾及到个人因素 或个性价值的社会体现，这便是胡适所谓的“健全的个人主义。”陈独秀、鲁迅等没有 直接沿用“健全的个人主义”这一概念，但作为中国现代文学观念基础的他们的新文化 观和新文学观都注重个人主义或个性主义的倡扬，同时更注重在社会改良意义上审视个 人主义或个性主义，这两个方面的兼顾及其间相对侧重点的凸显恰好构成了“健全的个 人主义”概念表述的全部内容，它代表着“人的发现”，个性的倡导的基本价值形态， 是五四新文学的基本之“道”，也即中国现代文学“道统”的价值显示。这样的“健全 的个人主义”作为新文学的“道统”在五四时代得到了较为普遍的文学呈现。确实，人 格独立和个性发展问题才是“健全的个人主义”的关键命题，也是五四“人的文学”道 统的内核。中国现代文学“道统”体现于方法论和风格论意义上的“法统”乃是普遍的 反抗。
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文学，在风格论意义上承传的“法统”体现着“温柔敦厚”的诗 教传统，而在社会革命和文化改良的急遽浪潮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则以 崭新的反叛姿态开启了文学运作的新法统。早在新文学产生之前，鲁迅就呼唤着“立意 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摩罗”文学精神，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等文章针对旧文 学传统种种弊端提出否定性的“八不主义”，陈独秀大书《文学革命论》，在所谓“三 大主义”的旗帜下提出将陈陈相因的传统文学秩序悉数“推倒”，都为此一新法统的确 立奠定了基础。作为文学“革命”的成果，整个新文学的“立意”理所当然地落实在普 遍反抗上。文学革命运作的目标当然是对旧文学的反抗，文学革命时期的重要干将傅斯 年指出，“文学革新”的首要意旨便是“对于过去文学之信仰心，加以破坏”。②新文 学理论建设充满着对于旧文学传统的破坏欲望，新文学创作也渗透着反抗的情绪。联系 到从《狂人日记》始有表现的个人与“群众”对垒的结构模态，便不难发现，中国现代 文学传统的确立与普遍反抗的新“法统”之形成其关系是如何的紧密。
当然不是说所有的现代文学作品都表现着反抗的意绪，现代文学的反抗“法统”并非 无往而不在地存在于新文学的每一个角落。任何时代的文坛上都会有平和宁静之作湿润 着人们干枯的心田，甚至即使在充满动荡的现代中国也能唤起人们久远而亲切的记忆， 不过这样的作品至少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从来没有占据主流位置，主流的文学总是饱含 着反抗的情绪，并以此传承着新文学的“法统”。这样的“法统”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甚 至坚固到无可颠覆的境地。革命文学倡导时期创造社、太阳社竞相实施对五四新文化和 新文学的“全部的批判”，可他们的思维方式甚至表述语式都能看出与“五四”时代“ 重新估价一切”的反抗、怀疑精神的法统联系，因而30年代人们在否定“五四”的同时 提出“再造一个五四运动”③，正是承认和肯定了他们与“五四”“法统”的这种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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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②陈独秀：《文学革新申议》，《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公 司，1935年。
③胡秋原：《五四文学运动之历史的意义》，《文学》第1卷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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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学界“普遍反抗”的最初也是最表象和最深刻的结果，便是白话文传统的形成和 发展，这在形式论意义上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体格，也可以说是现代文学所成的 “体统”。胡适说到五四新文学的体格与传统时，最先想到的便有“文字体裁的大解放 ”和“语言文字文体等方面的大解放”，并从新传统的意义上总结道：“新文学的语言 是白话的，新文学的文体是自由的，是不拘格律的。”①这可以说是揭示了中国现代文 学最基本的传统，也是一向受人忽视的外在的、表象的传统，然而从中国现代文学近一 个世纪的发展状况来说，这其实是新文学最深刻也最卓有成效的一脉传统，故而可用“ 体统”一语加以概括。
中国现代文学近百年发展的最重要的成就，便是成功地建构了在现代汉语规范化建设 意义上的语言体统。只要注意比较五四时代与当下中国文学的基本情形，应不难明白， 其间差异性最大同时进步最为明显的是现代语言表述的稔熟度。即使在最自负不凡的先 锋文学那里，个性主义的表现除了更其生硬更其做作(比方说煞有介事地用“你不可改 变我”之类的话作标题)而外，根本看不出较之五四文学有什么明显的进步，但这种时 代距离感从文学语言方面看却是确凿无疑的。当胡适等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倡导白话文 ，提倡以白话为文学语言之正宗的时候，人们几乎都不会怎么顺溜地说白话及写作白话 ，包括新文化的倡导者和白话文的鼓吹者在内。新文学家一开始的白话表述都还生硬地 带有文言文气息，或者为了适应于现代表述的严整性和规范性，刻意追求语体的完整方 正，于是写起来执执拗拗，抖抖嗦嗦，这就构成了十分著名的“新文艺腔”。五四时代 及其后相当一段时期内，这种“新文艺腔”成为文学表达的普遍语言样式。从左翼文学 时期开始，新文学家反思白话文的“新文艺腔”，倡导“大众语”，后来不断升级的政 治话语强权又逐步弱化了大众语因素，成为统制人们言语表述乃至左右人们文学思维的 核心力量。到了90年代，文学语言才开始摆脱了大众语的善意的纠缠，摆脱了政治话语 的独断性束缚，但它始终没有离开五四白话文的体统。现在，中国文学家可以相对自由 地表达自己，语言的自由表达成为过去一个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最富实质性的成就，都 应归功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白话文体统的确立和不断加强。
五四时代的白话文运动不同于前此历次白话文倡导，它本质上是一场“国语文学”的 运动，是旨在建立正宗的语体系统、建立规范的白话文体的新传统运作。站在建立现代 文学语言规范、建构“文学的国语”和“国语的文学”的思想高度，傅斯年不仅对文言 文作出了有力的抨击和声讨，而且对白话文也作了标准化(国语化)甚至完美化的要求： “现在我们使用白话做文，第一件感觉苦痛的事情，就是我们的国语，异常质直，异常 干枯。……到了现在，我们使用的白话，仍然是浑身赤条条的，没有美术的培养。”② 处在白话文倡导的时期能够对白话文的表述功能提出如此不满足的意见，并十分明确地 提出通过“美术的培养”优化白话文的设想，体现了新文学家可贵的理论自觉以及开创 现代文学语言新传统的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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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胡适：《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1935年。
②傅斯年：《怎样做白话文》，《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公 司，19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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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一贯论述表明，他对于将白话文建设成一种新的国语文学传统的观点一直非常 坚定。他勉力提倡“要用一种新的文学史观来打倒古文学的正统而建立白话文学为中国 文学的正宗”，为此，他十分重视“讲求文法”，和钱玄同、刘半农等将白话文语法用 词统一之类的问题都纳入了深入讨论的范围，从实实在在的方面确立了建立国语文学和 文学国语传统的规范意识。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的导言中，胡适明确将 白话文的倡导纳入了中国现代文学新的传统建构的重要范畴之中：“从文学史的趋势上 承认白话文学为‘正宗’，这就是正式否认骈文古文律诗古诗是‘正宗’。这是推翻向 来的正统，重新建立中国文学史上的正统。”此后，白话文运动遭受过种种责难，白话 文本身也面临过种种修正，但都没有离开过白话文学的体统，而且都不过是对白话文体 统的一种有效的加固与强化。
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另一主脉是以现实主义为中心的文学流派“系统”。文学流派(哪 怕就是老实巴交的“创作方法”意义上的)系统通常是人们总结文学传统时最为关注的 一个方面，例如在论述古典文学时人们总忘不了阐述“诗骚传统”，或如唐代殷璠《河岳英灵集·集论》中所说的“风骚两挟”的传统，而谈及英国小说的传统时， 利维斯在《伟大的传统》一书中关心最多的便是“经典现实主义”及其表现方式。①研 究中国现代文学，一般也离不开现实主义等流派的追索，只是尚缺乏置于文学传统意义 上加以考察的自觉意识。
将现实主义理解为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主脉流派，自然不会有什么问题，因为在新文 学传统确立时期现实主义就得到了充分的强调，而在现代文学发展的每一个阶段，现实 主义都在大部分作家和评论家那里得到了首肯和认同，甚至经常得到刻意的打扮，使之 在与其他“主义”的比较中显得更加辉煌夺目。新文学倡导者一开始便是将现实主义当 作新文学传统的根基加以确认的。文学流派意义上的传统不应是单一的，而应是一个整 合的“系统”。在这“系统”中现实主义的核心地位始终非常稳固，但一向被视为其基 本“搭档”的浪漫主义则处于较为微妙的位置。有人将五四时代概括为“浪漫的一代” ，可那种在时代精神上认定的“浪漫”与文学流派意义上的“浪漫主义”有着原则的差 异。文学流派意义上的浪漫主义从一开始就没有被接纳到中国现代文学传统建构的总体 思维之中。陈独秀、沈雁冰等从文学进化的序列中已对浪漫主义作了“帕斯”，认为写 实派应“从思想的立脚点”和“艺术的立脚点”上反对并取代浪漫派文学。②人们倾向 于承认创造社是新文学中浪漫主义一脉的代表，可我们应能看到，当创造社作家从文学 进化的角度论述浪漫主义时，也会毫不犹豫地将它列为“从前的”文学，“不能使我们 兴起热烈的同情”。③因而创造社从来没有旗帜鲜明地倡导过浪漫主义，如果说他们的 创作在激情化的表达上对浪漫主义有着更为明显的接近甚至效仿，则他们并没有明确将 这种创作方法织入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中去的意识。鲁迅也是这样，他早期倡导过浪漫主 义，但那是在前述“立意在反抗”的“法统”意义上对“摩罗”精神的赞许与推崇，一 旦进入文学实践，则立即疏离了浪漫主义。在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价值构成中，倒是较 广泛意义上的现代主义确立了与现实主义相生相克的稳固地位。陈独秀、沈雁冰在用进 化观念描述现代文学发展大势时，都将现代主义列为未来的甚至是理想的艺术形态，尽 管他们所用的概念是“自然主义”或“新浪漫主义”之类的异名，正如鲁迅用“象征印 象主义”作为他所认知的现代主义的异名一样。新浪漫主义在新文学初期成了许多文学 家的努力目标，田汉信誓旦旦地宣称自己要做一个新浪漫主义的戏剧家，郭沫若也明确 声言要用新浪漫主义作为创造社的文学方针。包括鲁迅在内的许多新文学家都在自己的 文学实践中尝试运用现代主义思维方法和艺术技巧。于是，与浪漫主义在中国现代文学 传统建构中的尴尬遭遇完全相反，现代主义在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形成过程中至少赢得 了较为普遍的观念认同，因而它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系统构架中不可忽略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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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凯·贝尔塞：《重解伟大的传统》，《重解伟大的传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 999年。
②沈雁冰：《文学上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学生杂志》第7卷第9号 。
③成仿吾：《写实主义与庸俗主义》，《创造周报》第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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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社会联系和历史联系总是十分广泛，而其间的每一缕联系都体现着传统的一脉 ，有关文学传统的表述一般都应体现出杂多的复合。中国现代文学的社会联系和历史联 系更其复杂，既有空前激烈的时代因素的强势参与，又有世界文学固有秩序和现时背景 的笼罩影响，因而中国现代文学传统构成的复合成分更多更杂。上述“道、法、体、系 ”不过是新文学传统在其确立时期较为突出也较为关键的基本内涵。
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运作与流变
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确立了上述“道法体系”的核心，但在具体的运作过程中却并不也 不应该如此条分缕析。文学传统本是文学历史诸多因素的浑成一片，它既反映着文学史 发展的许多显性特征，又体现着沉潜在各个历史时期文学运作过程中的一以贯之的精神 范型，而且后者往往是其最为深刻的价值呈现。传统学的知识告诉我们，一种传统在其 代代相传的过程中会既发生种种变异，又保持某些共同的主题，共同的渊源，相近的表 现方式和出发点，使得各种变体之间仍然有一条共同的链锁相联结。①这就是说，作为 非“实质性”传统的运作有两条基本线索，一条是敏锐地反映时代的脉息在显性意义上 发展变异，另一条是深入地沉潜于既定的精神范型作隐性的自律化运作，巩固和强化传 统的力量。中国现代文学传统运作的这两条线索更加清晰分明。由于政治纷争和社会动 荡和频繁切割，文学发展的显性特征更多地为时代性所决定，中国新文学传统的力道似 乎时遇梗阻，从而处于经常的变异状态；然而新文学所确立的传统始终没有被消解和取 代，它至多是在特定的时代条件下受到某种外在力量或大或小的冲击，但作为中国现代 文学价值基线的历史地位并未受到影响，在显性特征上更多受时代决定的中国现代文学 现象，总是在一定深度的隐性运作中不断受新文学传统这一价值基线的吸引，其波动幅 度再大也不能最终摆脱这种吸引力，正像经济学中商品的价格始终围绕着价值的基线而 上下波动一样。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价值呈现出这一倾向，即更深刻 地存在于有一定深度的潜隐化的文学运作之中，而不真正是存在于文学的时代性主题化 的显性运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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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傅铿：《译序：传统、克里斯玛和理性化》，《论传统》，(台湾)桂冠图书股份有 限公司，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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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历史的关键词当然是政治，政治化运作构成了整个时代的波峰浪谷。当中国 现代文学传统处于时代性主题化的显性操作状态中时，它必然面临政治化的要求，必然 遭受政治性的改扮，结果必然造成与传统价值基线的疏离。因为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各 个方面，特别是上文集中论述的“道法体系”，都是在社会、文化和文学意义上确立并 形成的，与当时的政治便拉开了一定的距离，其传统价值基线也便是在社会、文化和文 学意义上展开，以后时代化的政治要求必然与之发生偏离。在这样的认识上，我们应该 最大限度地降低对所谓时代精神表现的传统价值评估，并质疑那种将文学与政治的紧密 联系视为五四新文学优良传统的流行观念。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价值基线潜隐在五四时 代确立的社会、文化和文学的思想范型之中，此后时代的政治化主题性要求都常常在显 性层面偏离甚至冲击了这样的传统价值基线。正是由于政治化时代主题的要求和作用，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道统的“健全的个人主义”在显性意义上遭到了时代浪潮一波接着一 波的质疑与否定，立意反抗的法统在显性意义上则被不断地置换政治化的内涵，白话体 统在政治要求和时代涂抹下不断变换色彩，现代主义常常遭到政治打压，连现实主义系 统思潮也因不断充填着鲜活的政治要素而常常变质变味。如果我们只注意观察中国现代 文学时代性主题化的显性运作，对其传统的道法体系自然会产生疑虑。但对于文学传统 的梳理必须沉潜到一定深度的价值结构之中，从中发现传统化的运作本质上是一种自然 承传甚至是无意识渗透的过程，而主要不是显性倡导的结果。
敏锐的研究者已经发现，中国现代文学创作者对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奠基者已经发生 了某种“偏离”，即在我们所说的中国现代文学道统表现的意义上，“‘个性之发展’ 与‘利群’之间的矛盾”就尖锐地摆在了前者的面前，使得他们无法再像传统奠基者那 样义无反顾地强调个人主义。①不仅以“为人生”作号召的作家和转向“第四阶级”的 作家会更多地考虑“利群”问题，便是声称“绝端地”表现自我的作家也常因意识到对 社会对国家的无所贡献无所作为而产生深自忏悔的“零余”感。这是“五四”以后现代 作家的社会使命感和政治意识不断上升的结果。当“健全的个人主义”作为中国现代文 学道统进入政治主题化的时代性运作过程中时，不可避免地要面临“政治因素”的制导 ，其结果便必然是，再健全的个人主义也得黯然退场。曾几何时，鲁迅从文化的角度提 出“个人”的“自觉至，个性张”，方能建成现代“人国”，陈独秀从文化视角认为“ 个人之人格高”这国家的人格才会高②，可孙中山在《民权主义第二讲》中站在政治立 场上则宣称：“个人不可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到完全自由，到了国家能行动自由，中国 便是强盛的国家。要这样做去，便要大家牺牲自由。”政治的要求与文化的阐述差异不 仅很大，在个人主义与国家关系的理解上甚至结论截然相反。从政治方面要求个人主义 退场乃是一种普遍现象，即连以自由作政治标榜和号召的美国，在“紧急事件”来临之 际也“要求公民将集体利益摆在个人利益之前，做出巨大牺牲”③。中国现代历史上发 生的“紧急事件”更多更繁密，从政治角度对个人主义提出限制要求几乎成了每个时代 的先决权力。当这种政治权力演化成各个时代的文学主题时，现代作家的使命似乎就是 克服个人主义。于是他们簇拥着流行的音色由“小我”走向“大我”，纷纷作个人主义 的“自我批判”，并竞赛似地尽情敞开喉咙汇入“集团的吼叫”。时代浪潮裹挟着一个 又一个国家的、民族的政治性“紧急事件”一波又一波地掠过现代作家忙乱的心域，他 们便一次又一次地更换着文学的主题：阶级的、革命的、抗战的、翻身的、跃进的…… 所有这些时代性的主题都必须在克服了个人主义乃至个性主义的“集团”意义上展开， 如此显性的文学运作乃最大限度地忽略了“人”本身，从而一再偏离了现代文学的道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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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刘纳：《“五四”新文学创作者对于发难者的偏离与超越》，《在东西古今的碰撞 中》，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89年。
②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陈独秀：《一九一六年》，《青年杂 志》第1卷第4期。
③威廉·斯特劳斯等：《第四次转折》，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1998年，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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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现代历史政治色彩过重，现代文学传统只有在潜隐化的操作中才能得到纯正 的保存和正常的发展，历史的显性运作和时代的主题要求常常会对它构成现实而迫切的 改铸力量。这种改铸不仅是指在道统内涵上对新文学传统价值基线的偏离，而且还体现 在，政治因自身的需要以时代的名义任意抽取并频繁置换文学传统中的某些因素，新文 学传统在这显性的运作中被架空为一种文学表达的“语法结构”，一种期待着被随时填 充的文学框架，一种反映中国现代文学基本构思图式的“法统”。
与中国现代文学“道统”内涵相联系，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法统”的基本内涵乃是普 遍的反抗，对于压抑个性压抑自由压抑创造的现实和传统的反抗。由鲁迅率先开辟的现 代文学的反抗“法统”立意于个性的自由与个我的发展，本己或个我之外的一切都可能 列入反抗的范围，故从逻辑上说这是一种最为自由，一无依傍的反抗。新文化运动初期 直至30年代无政府主义在中国一直相当流行，恐怕与这种普遍反抗的思潮的激发有关。 但这样的反抗在现代文学锦屏上留下的投影总相当灰暗，因为它缺乏阶级反抗的血色， 缺乏民族反抗的雄丽，缺乏“主义”火炬的映照，总而言之，缺乏政治的鲜明色彩。处 在激烈的变革和抗争时代，政治常常意味着旗帜鲜明色彩浓丽的反抗，这是中国现代文 学的反抗“法统”能够得以保持与延续的先决条件。任一时期主流文学的表达都体现着 反抗的思维“语法”，但反抗的宾词却因时代主题的变异而不断置换：从帝国主义、地 主阶级、反动政府、黑暗势力，到资产阶级甚至小资产阶级。显然，这种政治化的反抗 对象虽然明确，因而程度也更为热烈，但都以个性主义的忽略和个人主义的克服为前提 ，并且都以某种政治理念甚至政治实体作为依凭，不仅在内容上偏离了现代文学普遍反 抗的传统，而且是在一种较为狭窄的思维定式中削弱了现代文学普遍反抗的“法统”。 特别是在后来的文学表现中，所有的政治反抗几乎都以一种无条件的政治服从为前提， 正是在显性意义上颠覆了注重反抗对象普遍性的法统观念，虽然在明确的表述中，现代 文学的反抗“法统”甚至在专制语境下都得到了重视和继承。
反抗“法统”的文学继承主要体现在，中国现代文学一直习惯于在两股力量的对垒和 斗争中构筑人物关系，设置故事情节，并提炼作品主题，这两股力量大多情形下是阶级 的分别，在诸如抗战题材的作品中则是民族的分野，有时是进步与落后、改革与保守的 差异，但无论是怎样的“派对”，一般作品展示的主线总是正面力量对反面力量的反抗 ，并最后取得胜利。作为现代文学反抗“法统”逐渐走偏的一个例证，处在反抗主动方 面的不仅是集团的力量，而且总是由大多数构成的，这与现代文学“法统”确立时期对 “独战多数”的普遍反抗精神的倡扬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普遍反抗的基础必然立定在个 人、本己和自我的意义上，因而在传统确立时期普遍反抗的“法统”与个人主义和个性 主义“道统”紧密相关。但普遍的反抗在实际运作中很容易走向偏激和病态，于是包括 鲁迅在内的现代文学家纷纷将反抗的基础定位于集团、民众和阶级，思想价值层面的反 抗于是让位于体制和政治的反抗，连郁达夫等原先坚持自我立场的作家也纷纷“出奔” 到集团之中了。这样，原先确立的反抗“法统”其基本运作过程恰好解构了现代文学“ 道统”，而作为文学对时代和政治表述的相对稳定的“语法”体式，以反抗为核心的现 代文学“法统”依然得到了不同方式的承接。
特别是在那些并不高标反抗的文学中，当诸如张爱玲、钱钟书等作家将关注人的生存 状态和普遍的人生困境作为作品主旨时，那潜隐的反抗反而具有了相当的普遍性，成为 相对完整地继承现代文学“法统”的一股不容小视的力量。在这样的意义上，路翎等七 月派作家的创作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他们虽然并不宣称疏离时代主题，却直接继承了 鲁迅开辟的传统，在个人的主观战斗精神同群众的精神奴役的创伤之间构成具有相当思 想质地的反抗，从而在隐性结构上与现代文学的反抗“法统”建立了更加紧密的联系。
中国现代文学的白话“体统”基本上是在反抗“法统”的操作下确立起来的，因而它 的发展和流变也遵循着这样的法则：在时代性主题化的显性意义上便更多地面临着变异 ，而在潜隐化的历史运作中则显现出贯通性。由于时代主题化的要求，现代文学的语言 体统至少经历了最初拿腔拿调的“新文艺腔”、旷日持久的大众语运动和急风暴雨式的 政治话语流行等几个阶段，这构成了现代文学语言体统发展流变的“变体链”：一方面 在显性意义上不断变异，同时又在隐性层面始终保持着与新的语言传统的一贯性联系， 虽然是常常出现“变体”，可总是构成了“链式”联系。尽管白话文体统屡遭责难，甚 至白话文运动也常被否定，但是连这种责难和否定本身也离不开白话文传统，没有了白 话文，现代文学及其理论批评真的会落入“成何体统”的尴尬境地。到了今天，人们蓦 然回首，便会愕然发现，从生动的文学表述到缜密的理论表述，甚至到实用的日常生活 表述，中国已经成功地沿着五四白话文的体统建成了现代语言规范，五四时代确立的白 话文体统已经走向成熟，并取得了世纪性的胜利。
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中的流派系统就无缘取得这样的胜利，因为它在历史的运作过程中 正常地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变体样态，而作为其间连接的“链”则每每处于断裂状态。传 统化运作中的各种“变体”来自于时代主题化的倡导，不幸的是，现代文学流派系统更 多地带有文学思潮性质，往往离不开这样的倡导，于是，这一系统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便 是相互断裂的变体。以其中的核心部分现实主义为例，涌入那个世纪平台的至少有为人 生的写实主义，主观写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普罗列塔利亚现实主义，抗战的现实主 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的现实主义，新写实主义，现实主义冲击波，等等，这些 现实主义之间有些构成相邻否定关系，但很少构成相继承续关系。这是因为现实主义在 现代中国是一个从一开始就逐渐被时代化乃至政治化了的概念，各种现实主义的倡导皆 出于时代主题化的要求，有时它们之间的可能联系甚至会小于与其他流派系统的联系。
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现代主义，所呈现出的这种断裂“变体”状态都减弱了人们对这 一现代文学系统进行传统化认知的信心。而这种影响现代文学传统确认的普遍的断裂“ 变体”状态又与时代化的显性运作密切相关。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作为一种理性传统，它 是相当普遍的现代文学家倾向于认同的观念前提，是有关文学家在文学操作中不言而喻 去自觉坚守的思想和精神范型，而不是因应时代的变化勉力倡导的对象，因为一旦进入 时代性的倡导，必然改变那种已经积淀为大家普遍认同的因素，从而在相当程度上修正 、偏离甚至颠覆了传统。然而，正如前文所述，中国现代文学流派和文学思潮通常又不 可避免地带有时代化的显性特征，这对于文学传统化的历史运作构成了一各必然的干扰 ，因此从流派系统的意义上看，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便越发显得零落支离，而且经过近百 年的发展仍是久未定型。
中国现代文学传统在“道、法、体、系”各个方面的发展和流变相当不平衡，但所揭 示的传统化运作规律却是相通的，那便是：真正的传统化运作应该深入到历史的无意识 之中，至少须体现出历史的潜隐化运作的特征，浮动在时代层面的显性运作往往会偏离 文学传统的价值基线，导致文学传统内涵的削弱。真正的文学传统不需要也经不起时代 性和主题化的倡导，中国现代文学传统是历史理性在一定文学深度上自觉推进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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