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冯家昇先生的边疆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边疆论文,史研究论文,简论冯家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9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205（2010）03-0072-05
冯家昇（1904—1970年）先生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所涉领域包括语言学、民族史、历史地理、科技史等多个方面，著作主要有《辽史源流考与辽史初校》①、《辽代社会史》（与美国学者魏特夫［Karl A WitfogeI］合著，英文版）、《维吾尔族史料简编》（与程溯洛、穆广文合著）②、《火药的发明和西传》③、《冯家昇论著辑粹》④ 等，“他对我国历史学、语言学的专业研究，特别是对辽史、金史、科技史的研究作出了较大贡献”⑤。但是，就笔者所见，目前对冯家昇及其学术思想的研究鲜有专文，这与其学术成就和贡献显然是极不相称的。《冯家昇论著辑粹》是冯先生生前亲自编订的，在很大程度上直观地反映了他对自己研究重心和学术取向的认识。《辑粹》共收文21篇，其中关于边疆民族和文献的研究就达15篇之多，足见边疆史在其学术研究中的地位。为此，笔者不惴浅陋，试对其边疆史研究略作论述，以为引玉之砖。
一 冯家昇的东北史研究
冯家昇的学术生涯开始于对辽史的研究，他早在燕京大学从洪业、顾颉刚治学期间即已开始对辽史的研究，写出《契丹名号考释》⑥、《契丹祀天之俗与其宗教神话风俗之关系》⑦ 等重要论文，出版了被誉为“旧史的样板”⑧ 的《辽史源流考与辽史初校》一书。但此后，出于一个不能对日本侵略的紧逼之势熟视无睹的爱国学者的良知，以禹贡学会的建立为契机，冯家昇开始将自己的研究进一步由辽史扩大到了整个东北史。
1934年2月，顾颉刚先生以“强邻肆虐，侵略不已”，“谋以沿革地理之研究，裨补民族复兴之工作，裨尽书生报国之志”⑨，乃与谭其骧发起成立禹贡学会，编辑出版“禹贡”半月刊。冯家昇作为禹贡学会的骨干会员，在此期间，他目睹日本军国主义对我国侵略日甚一日，而“我国学者对于自己的边疆素少研究”，譬如东北“明明是中国的领土，而日本人为了伸展领土的野心”，炮制出“‘满蒙非支那论’”在国际间宣传，“可怜我国学者没有一个能起来加以有力的反驳的”；而日本人为了实现其进一步侵略的野心，“就雇用了大批学人专门致力于‘满鲜学’或‘满蒙学’，研究的成绩很能独树一帜”⑩，他深感研究东北史地之迫切，决心把自己的研究范围扩大到东北史地，制定详细的计划(11)，打算以十年之力写出一部高质量的《东北史地》。为此，他首先撰写了《东北史中诸名称之解释》(12) 一文以明确自己东北史研究的对象，他说：“历史上，关于东北之名称，曰东夷，曰东胡，曰鞑靼，满洲；皆表示东北民族之符号，而其范畴则古今各异。”他在对东夷、东胡、鞑靼、满洲各名称从来源、在历史上的变化转迁等方面做了细致的考察，认为“东夷，经传所载乃居于山东、江苏、安徽等地之夷貊；《三国志》、《后汉书》以后，则指居于东三省，朝鲜，日本之民族。东胡，原始不过居于热河之一种民族；而西洋人以为通古斯之对译，用于东北一般民族之公名。鞑靼，初为兴安岭一种民族之名，至明则统指元代后裔；至今而西洋人更用于古代漠北之一般民族。满洲，初不过居于吉林之小部族，清人入关，为八旗之公名；至今则以东三省一大区域，概谓之曰‘满洲’”。
然而，以上名称为不同时期活动于我国东北地区少数民族之称呼，溯其源流盖不外肃慎、东胡、夫余三大系统，为此他又专门对肃慎、东胡两大系统做了深入研究，先后发表《述肃慎系之民族》(13)、《述东胡系之民族》(14) 两篇文章，认为：“肃慎系民族为三大通古斯之一，其名称虽代有变更，而其种属则为一系”，先秦时的肃慎、汉魏时的挹娄、南北朝时的勿吉、隋唐时代的靺鞨、渤海、宋元明时的女真，以及以后的满族即属此系；而后世所谓乌桓、鲜卑之属概由先秦时代的东胡发展而来。
与此同时，为了对东北史研究的现状有一个系统得了解，他又发表了《东北史地研究之已有成绩》(15)、《日人在东北的考古》(16)、《日人对于我国东北的研究近状》(17) 着重论述了日、俄对中国东北的研究状况。冯家昇认为，学术虽无国界，但边疆史地的研究却该有国界(18)，为此，他在叙述有关东北研究的现状时，特别强调日、俄研究中国东北的政治背景和侵略企图，而以日本的紧逼之势尤甚，故其对日人的研究着墨更多。他以“日人对于我国东北的研究，不论古今，不论那一科，无不有突飞猛进的成绩”，反观我国则是事事落后，日本人“（在）中日战前有‘朝鲜学’，朝鲜以灭；日俄战前有‘满鲜学’，辽省以陷；‘九一八’以前有‘满蒙学’，四省以亡”，“今之日人又高唱所谓‘东亚学’了”，所谓“剑及履及，事至迫矣”，而发出“请看明日之东亚将为谁家之天下？愿我国人醒一醒吧！”这样的强声呼喊，冯家昇以其强烈的爱国心，强调研究东北史地之迫切心情可谓溢于言表。在做了以上两方面工作的基础上，他具体对原始时代(19)、周秦时代(20)、汉魏时代(21) 的东北，以及慕容氏建国始末(22)、豆莫娄国(23) 等问题作了深入研究，为这一时期东北史的研究做出了不小贡献。在禹贡学会期间，冯家昇于《禹贡》半月刊上共发表文章18篇，其中关于东北史地的研究就达10余篇之多。据徐兆奎的统计，《禹贡》半月刊共发表有关东北史地的文章36篇(24)，冯家昇的研究几占1／3，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能有如此成绩，用力之勤由此可见一斑。
除了以上具体的研究外，他还负责编辑了《禹贡》半月刊“东北研究”专号(25)。专号发文19篇，极大地丰富了这一时期东北史地的研究，不少文章至今仍是我们研究东北史相关问题的基础。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冯家昇远渡重洋到美国工作，使他编写一部高质量的《东北史地》的计划被搁置了起来。但他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的兴趣不减，只是重心已从东北史转移到了西北史，尤其是古代维族史(26)。
二 冯家昇的西北史研究
在禹贡学会时期，冯家昇发表了《西辽建国始末及其纪年》(27)、《大月氏民族及其研究之结论》(28)，以及受命编辑了《禹贡》半月刊的“西北研究”专号(29)，加上《介绍“到西北去”的两部书》和《再介绍“到西北去”的一部书》(30)，冯家昇关于西北史的文章占到《禹贡》半月刊有关西北史研究的24篇(31) 的1／6。有论者认为冯家昇《大月氏民族及其研究之结论》的发表，标志着他的治学兴趣由东北史渐次扩大到了西北史(32)，其实这种转变正如冯家昇在《我的研究东北史地的计划》所说“我就想把这（辽、金、元）三史作个研究的基础：由辽金史上探到鲜卑、乌桓，由元史下迄现在的旗，蒙，旁及西北史地”来看，他的东北史、西北史是由辽金元史相联系的一个统一的整体更为恰切，只是由于工作环境变化的缘故，在1937年以后，对西北史地的研究投入了更多的精力。
1939年至1947年，冯家昇在美国工作期间，利用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藏有丰富图书的有利条件，除对火药的发明及其传播作了研究外，为了开展对古代维族史的研究工作而开始学习古维文。回国后，他在考释古维文——回鹘文的写本、刻本和文书以及突厥文的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开启了我国学者对回鹘和突厥文献研究的先河。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他陆续发表了《回鹘文写本〈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研究报告》(33)、《回鹘文与回鹘文〈玄奘传〉》(34)、《元代畏兀儿文契约二种》(35)、《刻本回鹘文〈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研究——兼论回鹘人对于〈大藏经〉的贡献》(36)、《回鹘文斌通〈善斌〉卖身契三种》(37)、《回鹘文契约二种》(38)、《1959年哈密新发现的回鹘文佛经》(39) 以及《1960年吐鲁番发现的古突厥文》(40) 等一系列专题论文，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和好评。
除此之外，冯家昇的西北史研究还主要体现在主编《维吾尔族史料简编》和主持《中国历史地图集》新疆部分编绘、《辞海》西北民族历史辞目等方面。
《维吾尔族史料简编》虽然“所收材料十之八、九是汉文的，间或有外文而临时译成汉文的；至于维族古今的材料和外文材料，收集的很不够，近代中外学者研究的专题报道，收集的也不多”(41)，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其对材料的收集不可谓不系统和丰富。其特点在于采用纲目体裁，对有关维吾尔的居住地、名称；维吾尔族的发展强大、迁徙；维吾尔族主体西迁后在新疆及中亚的活动等内容作了较为详细的梳理，运用大量的史料阐述了从公元前3世纪到20世纪初维吾尔族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以及与中原历代封建王朝的密切关系，至今仍为研究维吾尔族史及西域史的主要参考书。
由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是一部中国历史地图史上的空前巨著，不仅集中反映了我国沿革地理学和考古学的研究成果，而且也为历史地理学各分支学科研究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可靠的基础，是新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42)。冯家昇与翁独健等负责新疆、中亚地区的编稿工作。1973年《中国历史地图集》完成编稿，冯家昇虽因病于1970年去世，但他对这部巨著的贡献却是不能忘记的(43)。
三 冯家昇边疆史研究的特点
冯家昇的边疆史研究除东北和西北外，他还对中国北方其他边疆民族史也有所关注，如其《匈奴民族及其文化》(44) 一文就对匈奴族的名称变迁及其先世、种属、兴衰和文化作了深入研究。纵观冯家昇的边疆史研究，笔者以为大致可以概括为关怀现实的学术品格、重联系的研究理路和自觉运用新材料三个主要特点。
冯家昇认为“学术虽无国界，但对这一项——边疆史地——却该有国界”。在谈到日本人对于我国东北的研究近况时，他特别提出“第一要注意他们的现代地志及地图”，这是“因为这两项特别对于军事政治是有深切贡献的”；“第二是要注意他们的各种调查报告”，而此项工作是以满铁株式会社为中心的，他说“满铁株式会社之在我东北，如英之印度公司在印度，它不但含有经济的性质，并且具有政治的意味”；“第三是要注意他们对于东北近代外交史的研究：因为这是日人拥护他们‘生命线’的言论，不得不略论之”。他所关注的以上这几个重点无不与日本侵略我国的紧迫形势紧密相关。他的《原始时代之东北》、《周秦时代中国经营东北之考略》、《汉魏时代东北之文化》即在于通过严谨的学术研究说明东北地区本是中国固有领土，以揭示日本所谓“满蒙非支那论”的军国主义侵略本质。他在禹贡学会期间的短短三年里，三次发表文章从不同方面对日本的中国东北史研究给予特别关注，体现了一位爱国学者对现实的极大关怀。
在历史研究中，人们往往为便于研究，以某一时段或某一地区作为研究对象，这本是无可厚非的。但并不能因此而对其研究对象作孤立的研究，因为这种人为的划分本身并非历史的本来面貌，这就要求研究者在以特定区域和时段为研究对象的同时必须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做到纵向和横向的联系。此番道理固然简单易懂，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未必人人都能轻松易得，而冯家昇却能在这方面做到自觉。前已述及，冯家昇在阐明他的东北史的研究计划时就设想以辽金元三史作为研究的基础，向上则由辽金史而至鲜卑、乌桓，向下则由元史而迄“现在的”旗、盟，同时由辽金元史为线索而由东北史地渐旁及西北史地，鲜明地体现出联系的学术研究理路。
传统史家研究中国历史主要凭借文献记载，重在对史料的考据、版本的校勘等，冯家昇的《辽史源流考》即是采用这样的方法研究旧史的样板。近代以来，随甲骨文、金文的发现，王国维在1925年提出在古史研究中应将“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相结合、彼此印证的“二重证据法”。冯家昇在他的边疆史的研究中，即已体现出对这一方法的运用。他在其东北研究计划之“搜集并整理材料的计划”中提出“正史之《东夷列传》，前人多不仔细读……我想拿善本来校勘一次”，“杂史笔记……应当按照前法整理一下”，体现出他对传统材料和方法的重视；同时他也指出“古器古物应设法摹拓……如一二年来日人对于新罗旧城之发掘，渤海旧京之发掘，当然可以拾取他们的报告”，这又说明他对近代考古资料之重视。冯家昇指出，“人类已往之活动既极悠久，而文字所载又极简略，故历史家于研究纪录之余，必有资于地下之发掘与夫山野之采集也”。也正是运用了当时可资利用的几乎全部考古资料，他才写出了《原始时代之东北》一文。不惟此文，他还在其它一些研究中体现了将文献记载与考古资料结合的倾向，如《汉魏时代东北之文化》、《蠕蠕国号考》(45) 等。由此可以看出，他以具体而深入的学术实践活动有力地推动了提倡将传统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有机结合的新史学在史地学界的发展。
结语
需要说明的是，20世纪30年代，由于日本军国主义对我国东北的侵略，我国史学界开始重视对东北史地的研究；自东北沦陷，国人视线复又开始关注西北，“到西北去”开发西北成为一时之号召。冯家昇30年代的边疆史研究即与此背景不无关系，其边疆史研究的特点也是对20世纪新史学发展的反映。
由葛剑雄、华林甫主编的《历史地理研究》(46)，作为以选取精华研究成果反映20世纪中国学术发展的“20世纪中国学术文存”的历史地理分册，共收录22位学者的30篇代表作品，冯家昇《〈辽史〉与〈金史〉〈新旧五代史〉互证举例》为其一。作为20世纪中国人文学科学术研究史丛书之一的《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47) 在论述《禹贡》半月刊专号问题时，认为通过编辑专号，促使编者走上了终身研究专号所属专题史的道路，并举例说“冯家昇治东北史与西北史”，“成为该领域的著名学者”(48)。这都说明冯家昇的边疆史研究得到了学术界尤其是历史地理学界的充分肯定。
总之，冯家昇在中国东北、西北以及北方边疆史的研究上可谓是卓有成就，足以说明他在中国边疆、民族史研究上的地位。近些年来，边疆史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绩，有论者认为建立专门的边疆学的时机已经成熟(49)，而在这门学科欣欣向荣发展之际，认真总结前人研究积累是构筑中国边疆学的重要学术基础(50)，对诸如冯家昇等先贤的相关研究做进一步的梳理和总结也就显得很有必要了。
［收稿日期］2008－12－11
注释：
① 冯家昇：《辽史源流考与辽史初校》，（北京）哈佛燕京学社，1933年，后经修订以《辽史正误三种》为名由中华书局于1959年再版。
② 冯家昇、程溯洛、穆广文：《维吾尔族史料简编》，（北京）民族出版社，上册于1958年出版，1981年上、下两册同出。
③ 冯家昇：《火药的发明和西传》，（上海）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
④ 冯家昇：《冯家昇论著辑粹》，（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⑤ 张秀龄：《冯家昇传略》，《冯家昇论著辑粹》，（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05－510页。
⑥ 冯家昇：《契丹名号考释》，《燕京学报》，1932年第13期。
⑦ 冯家昇：《契丹祀天之俗与其宗教神话风俗之关系》，《史学年报》，1932年第4期．
⑧ 张秀龄：《冯家昇传略》，《冯家昇论著辑粹》，（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05－510页。
⑨ 《本会三年来工作述略》，《禹贡》半月刊第7卷1、2、3合期。
⑩ 冯家昇：《我的研究东北史地的计划》，《禹贡》半月刊第1卷第10期。
(11) 冯家昇：《我的研究东北史地的计划》，《禹贡》半月刊第1卷第10期。
(12) 冯家昇：《东北史中诸名称之解释》，《禹贡》半月刊第2卷第7期。
(13) 冯家昇：《述肃慎系之民族》，《禹贡》半月刊第3卷第7期。
(14) 冯家昇：《述东胡系之民族》，《禹贡》半月刊第3卷第8期。
(15) 冯家昇：《东北史地研究之已有成绩》，《禹贡》半月刊第2卷第10期。
(16) 冯家昇：《日人在东北的考古》，《燕京学报》，1935年第19期。
(17) 冯家昇：《日人对于我国东北的研究近状》，《禹贡》半月刊第5卷第6期。
(18) 冯家昇：《我的研究东北史地的计划》，《禹贡》半月刊第1卷第10期。
(19) 冯家昇：《原始时代之东北》，《禹贡》半月刊第6卷第3、4合期。
(20) 冯家昇：《汉魏时代东北之文化》，《禹贡》半月刊第3卷第3期。
(21) 《禹贡》半月刊第3卷第11期。
(22) 冯家昇：《周秦时代中国经营东北考略》，《禹贡》半月刊第2卷第11期。
(23) 《禹贡》半月刊第7卷第1、2、3期。
(24) 徐兆奎：《“禹贡学会”的历史地理研究工作》，《历史地理》创刊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11－219页。
(25) 《禹贡》半月刊第6卷第3、4合期。
(26) 夏鼐：《冯家昇论著辑粹·跋》，《冯家昇论著辑粹》，（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11－515页。
(27) 冯家昇：《西辽建国始末及其纪年》，《禹贡》半月刊第5卷第7期。
(28) 冯家昇：《大月氏民族及其研究之结论》，《禹贡》半月刊第5卷第8、9合期。
(29) 《禹贡》半月刊第5卷第8、9合期。
(30) 冯家昇：《介绍“到西北去”的两部书》和《再介绍“到西北去”的一部书》，分载于《禹贡》半月刊第1卷第9期和第12期。
(31) 此据徐兆奎《“禹贡学会”的历史地理研究工作》的统计，《历史地理》创刊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11－219页。
(32) 夏鼐：《冯家昇论著辑粹·跋》，《冯家昇论著辑粹》，（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11－515页。
(33) 冯家昇：《回鹘文写本〈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研究报告》，《考古学专刊》丙种一号，1951年5月。
(34) 冯家昇：《回鹘文与回鹘文〈玄奘传〉》，《大公报》，1952年3月4日。
(35) 冯家昇：《元代畏兀儿文契约二种》，《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
(36) 冯家昇：《刻本回鹘文〈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研究——兼论回鹘人对于〈大藏经〉的贡献》，《考古学报》第9册，1955年9月。
(37) 冯家昇：《回鹘文斌通〈善斌〉卖身契三种》，《考古学报》，1958年第1期。
(38) 冯家昇：《回鹘文契约二种》，《文物》，1960年第6期。
(39) 冯家昇：《1959年哈密斯发现的回鹘文佛经》，《文物》，1962年第8期。
(40) 冯家昇：《1960吐鲁番发现的古突厥文》，《文史》第3辑，（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
(41) 《维吾尔族史料简编》中有关该书的“几点说明”，（北京）民族出版社，1981年。
(42) 邹逸麟主编：《中国历史人文地理·前言》，（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
(43)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前言》，《中国历史地图集》第1册，（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7年。
(44) 冯家昇：《匈奴民族及其文化》，《禹贡》半月刊第7卷第5期。
(45) 冯家昇：《蠕蠕国号考》，《禹贡》半月刊第7卷第8、9合期。
(46) 葛剑雄、华林甫主编：《历史地理研究》，（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47) 林頫编著：《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
(48) 林頫编著：《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70页。
(49) 方铁：《论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的若干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2期。
(50) 马大正：《关于构筑中国边疆学的断想》，《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