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执政能力与先进性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学的重构及其内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党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重构论文,先进性建设论文,内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937(2006)04—0001—05
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理论的提出，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学的重构。是在长期执政和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方位上的时代课题，是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全面总结。马克思主义政党学的重构意义重大，体现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深刻把握，同时，也是政党政治和政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指向。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就是执政条件下的工人阶级新型政党建设和社会主义新型民主建设。所以，我们在把握这一理论的时候，不仅要感觉到这一理论所蕴涵的深深的忧患意识，而且必须体会到这一理论命题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思考，直接指导着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掌好权、执好政，并推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
一、执政能力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学的基本问题
通常我们很少用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这一概念，而是用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这两个概念看起来是相近的，但是，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主要是关于如何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在很多场合就直接称为党的建设理论或思想。因为，马克思、恩格斯不是专注于对政党的外部特征的分析，而是重在揭示政党的本质属性和根本目的；并且，他们把民主的实现与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理想有机地结合起来，把真正民主制的实现寄希望于无产阶级，党的学说是为了实现工人阶级由自在阶级到自为阶级的转变，从而使工人阶级真正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力量的斗争中，只有把自身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不同的、相对立的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为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革命的最高目标——消灭阶级，无产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1] 恩格斯说：“要使无产阶级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必须（马克思和我从1847年以来就坚持这种立场）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2] 马克思、恩格斯的党的学说，集中体现在1848年他们所写的《共产党宣言》中，揭示了政党的性质，论述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性、世界观、目的任务以及斗争策略。《共产党宣言》是世界上第一个“详细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共产党宣言》明确了共产党坚持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它在理论上通晓社会发展的规律，在实践上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运动的最前列。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是用革命暴力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它是千百万工人公认的共同纲领。列宁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基础上，根据沙俄专制的国情和形势，主张建立秘密的“革命家组织”，提出了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部队、是无产阶级有组织的部队、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党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党必须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党必须巩固自己的团结和正确开展党内斗争等系统的学说。毛泽东根据中国国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其中包括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党的建设是与党的政治路线密切相连、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党的优良作风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党内斗争实质上是一种思想斗争、整风是全党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的有效形式等思想。
现在我们所接触的政党学研究，主要是随着西方资产阶级政党政治的发展而形成的，它着眼于政党在民主政治运行中的作用的研究，因此更着重于对政党的组织及其功能的外部特征的分析。1902年奥斯特罗果尔斯基（1854—1919）发表了《民主政治与政党组织》，开始了政党学的研究。1911年米歇尔斯（1876—1936）出版了《政党论：现代民主制寡头趋势的社会学分析》一书，集中比较了德、法、意三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成为政党研究的经典著作。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战后政党政治的快速发展，政党学研究出现了一个高潮。法国学者迪维尔热的《政党概论：现代民主国家中的政党及其活动》，被誉为政党学研究的里程碑之作。他以政党的组织结构和政党制度作为中心，全面论述了政党的历史来源、组织结构、党员与领袖等主题，深入讨论了政党制度的分类、政党竞争的相互关系以及政党制度与一般政治制度之间的关联性等问题。他还特别强调，政党是任何现代民主政体所不可缺少的，政党政治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运行方式。此后，有关政党学的研究著作大批涌现。显然，政党学研究的核心是政党政治问题，与民主政治联系紧密，它本身被作为民主宪政和议会民主的重要标志。有学者说：“政党的兴起无疑是现代政府的主要区别性标志之一。政党创造了民主，没有政党现代民主制是不可想象的。”[3]
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命题的提出，实际上指出了构建马克思主义政党学的要求。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处于一个新的历史方位，面临着两大历史性的转变：从一个领导人民夺取政权的党向一个长期执政的党的转变，从一个长期在封闭条件下执政的党向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全面开放条件下的执政党的转变。提出这两大转变其实是执政意识的新的自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想到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将有一个与资本主义长期共存条件下的长期执政过程。在这样一个长期执政的条件下，党的建设的主要任务已不是把无产阶级从自在的阶级转变为自为的阶级，以展开阶级斗争；而必须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联系起来，从而获得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资源，并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党提出了要研究共产党执政的规律的任务。在执政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必然要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相联系，这就要重构马克思主义政党学。
马克思主义政党学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基础之上，但是，它不仅仅要研究政党的阶级属性、工具、性质、宗旨等内在的本质，还要研究政党活动的组织结构、制度和功能的外部特征；不仅仅着眼于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基础、组织原则、作风等方面的本身建设，还要着眼于政党与政党、政党与政权、政党与社会等方面所形成的相互关系，着眼于党怎样通过有效执政推动国家与社会的发展。构建马克思主义政党学，就要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党的学说基本理论的指导下，以执政能力建设为重点，探索共产党的执政规律，研究党的执政理念、执政方略、执政方式、执政体制、执政资源、执政环境、执政基础等问题，这就要避免封闭的党建研究，要重视国际政党的比较，还要善于借鉴西方政党学的有益成果。
二、党的先进性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学的根本问题
关于党的先进性建设问题，胡锦涛同志指出，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特征，所以，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学的一个根本问题。这里需要就党的先进性问题进行探讨。与党的先进性相近的还有一个政党现代化的概念。什么是政党的现代化？一般而言，政党根据时代要求对自身观念、纲领、组织形式、活动方式等方面进行全面的调整，可以用“政党现代化”来概括[4]。这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政党现代化方面需要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政党的现代化对党的先进性是有着重要意义的，因为它关系到政党的活动与民众沟通的效果，从而增强民众对党的认同。但是，它和先进性不是一个相同的概念，它不表明理论纲领的合规律性、队伍成员的先进性和党员的模范作用。它主要表明的是政党在现代化条件下、例如在信息社会条件下的组织结构和活动方式，所以，这并不表明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先进性方面落后于西方资产阶级政党。
党的先进性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学的真正民主价值追求。所谓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特征，自然，它与资产阶级政党相比是先进的。一般政党学者总是说，政党是公共权力与民众的中介，西方资产阶级政党是典型的现代政党。从政党发生学上说，初期的资产阶级政党只是少数政客集团，广大的民众并没有普选权，政党也不是公共权力与民众的中介。马克思主义政党从一开始就是政治文明的推动力量。工人阶级政党的产生，由于它紧密地联系着最广大的群众，并领导群众进行了争取权利的斗争，从而极大地推动了政治文明的发展，也使政党形态发生了革命，政党与最广大的民众的联系成为了可能。这样的政党与原有的少数人的贵族性的政党相区别，所以被称之为群众性的政党。由于群众性的政党在政党政治中具有优势，遂为多数资产阶级政党在党的建设中借鉴，从而成为政党政治中的典型形态。资产阶级政党及其政党政治，具有现代性，是政治文明发展的结果，但是，它仍然不可能具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因为它从根本上代表着少数人的利益，对社会发展的规律缺少自觉的意识，不可能形成先进的理论；政党分肥，是其谋求执政地位的基本动力，虽然在政党利益博弈中能代表相当部分民众的利益诉求，但政党的选票战略都有着极强的功利性，并反映着社会最有势力阶层的操纵，从而离不开金元政治的影子。马克思主义政党与西方政党政治的根本不同，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而资产阶级政党代表的是社会中最有势力的阶级和阶层；资产阶级政党通过竞选中的利益博弈来取得执政的合法性，马克思主义政党要求党员和组织通过与群众的密切联系获得政治合法性。邓小平在党的八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指出：“同资产阶级的政党相反，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5](P218) 马克思主义政党对人民群众利益代表的普遍性和主动性而区别于资产阶级政党，对资产阶级政党政治具有超越性。所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的根本所在，是我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党的先进性建设，首先着眼于党执政的政治合法性问题。这主要是从党执政所面临的挑战和存在问题的现实忧患出发考虑的。而且，执政的政治合法性问题，也是全部政党学要关注的根本性问题，或者说，政党学要解决政党政治与民主政治的紧张关系。今天我们把政党政治看做是民主政治的基本体现，但是，在政党政治出现初期，一些政治家和学者怀有一种戒备的心理，甚至视政党为民主政治的恶魔。韦伯认为，政党组织有被官僚制化的趋势，米歇尔斯则在其著作中提出了“寡头统治铁律”的著名命题。米歇尔斯认为，政党应该是组织和主义的结合体，组织是政党的“肉体”，主义是政党的“灵魂”。然而，在政党的“肉体”和“灵魂”之间却存在着紧张和冲突，并且灵肉之争往往以“灵魂”的让步而告终。由于组织的本质将导向官僚化，政党由手段变成目的之后，政党之所以能称之为政党的主义就消失了，政党政治必然从民主的理想走向寡头制的后果。他说：“政党是为特定的目的而建立起来的，它是一种达到特定目的的手段。然而，一旦政党本身变成了目的，有了自己的目标和利益，那么从目的论的视角看，它将脱离自己所代表的阶级。” [6] 米歇尔斯的寡头统治铁律过于绝对，但是他的分析和思考是富有启示意义的，至今仍然是政党学研究中的争论问题。总结国际政坛一些长期执政的老党的垮台、特别是苏联共产党的垮台，却似乎印证了寡头统治铁律。原苏共中央书记、现为俄罗斯共产党中央书记的久加诺夫，曾坦陈苏共垮台的真实原因是它的三垄断制度：即共产党以为自己说的都是对的——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制度、以为自己的权力是神圣至上的——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以为自己没有不可做到的特权——垄断利益的封建特权制度[7]。一些长期执政的老党大党、特别是苏联和东欧原有执政的共产党的垮台，似乎给人一种宿命：我们无法跨越资产阶级多党竞争的政党政治阶段。当然不是！但是，这却深刻地启示着我们，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要获得人民群众对党执政的合法性的认同，必须要有效地遏制组织本身形成特殊利益的官僚化倾向，把党的建设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紧密地结合起来。党的先进性建设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关键。党的执政能力实际上包括治党的能力、党整合社会的能力以及党驾驭国家的能力。提高治党的能力是首要问题，党的执政能力的若干不适应不符合现象的存在，问题是内在的，要从人民是否认同党的先进性这一根本上思考，要使党的建设直接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我们必须把握马克思主义政党在理论、体制和与人民群众关系上的优势和超越性，既要汲取当代政治文明的成果，又要真正摆脱挑战一应对的困扰，从根本上提高执政能力，取得执政能力建设的主动。
三、党内民主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学的关键问题
克服“寡头统治铁律”，对于长期执政的大党而言，特别需要处理好党政关系，因为“以党治国”、“以党代政”是形成政党领袖寡头统治的集中表现。为此，在上世纪80年代，党政分开曾形成一个主流设想，试图以此克服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下高度集权的弊端，解决好党要管党的问题。但是，强调党政分开，容易将执政党作为“分开”的对象，把执政党从国家政权机关中剥离出来。实践表明，淡化党的组织在国家政权机关中的作用，会削弱党对执政的领导。在执政党的宪政意义上，共产党的领导就是执政，它应当在国家政体内运行而不是在体制外实施，应当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而不是超越于宪法之外、凌驾于法律之上。处理好党政关系，重要的是要完善党的执政方式，并且解决好党要管党的问题，这就必须在人民主权的原则上，把人民、执政党和国家融合在一起，努力建设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党的领导，要体现为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党的领导从形式和途径上看，包括思想领导、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质上看，党的十六大表述了这样的意思：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掌握管理国家的权力，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现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早在1939年，陈云论党对当时基层政权的领导时就说，“支部的重要任务，就在领导民众来管理政权，领导群众参加选举，选出群众自己所信赖的领袖到乡政府的领导机关，领导群众去帮助和监督乡政府实施上级政府的指示及群众的决议，包括实行上级政府所颁布的改善民生的一切法令”[8]。这也说明了政党与民主的关系问题是处理党政关系的实质性问题。
政党与民主的关系，又包括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是政党与民主的外部关系，一是政党与民主的内部关系。西方政党学者主要是从政党与民主的外部关系来研究的，多党竞争机制似乎成了西方民主的代名词。在这种模式之中，政党本身是否民主，或者政党本身的民主程度对于国家民主来说并不重要，政党提名的候选人可以是全体党员预选产生的，也可以是党的领导人的秘密会议决定的，关键是要有多个政党相互竞争。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媒体信息技术的发展，政党的政治生态发生了变化，出现了群众对政党政治淡漠的现象，在西方国家，加强和扩大执政党党内民主的呼声也不断高涨。政党组织负责人的产生更加民主，党内民主参与得到扩大，党的代表机构的民主得到加强。
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而言，它不是通过政党竞争来反映广大民众的利益诉求，以获得民众的政治合法性认同，而是要通过党的理论、组织，党员和民众的直接和血肉联系，来获得民众的认同，政党与民主的内部关系则更为重要。“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这是党的十六大总结党内民主发展的历史经验得出的科学结论。
党内民主是做好党要管党的根本。可以说，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是双重合法性：人民对共产党执政的认同这是一方面，如果腐败滋生，结成了特殊利益集团，党在民众中的政治合法性丧失；另一方面，还存在着党员对党的领导人权力来源的认同问题，党员权利没有保障，党内政治参与渠道不畅，党员主体性地位虚置，党将无法遏制腐败，在政治风波中党员将有可能抛弃这个党。只有发展党内民主，才能凝聚党员，才能真正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才能有效地遏制腐败现象，才能保证党的纲领和政治路线的正确。党内民主是由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和奋斗目标所决定的，党内民主是共产党的本质属性，是决定共产党走在时代的前列，保持党的先进性的重要因素。
党内民主发展决定党整合社会的能力。党对社会的整合，一方面靠政治上党与群众的关系。只有在政治上形成了密切的党群关系，党有效整合社会才有基本的政治前提。另一方面靠组织上党的基层组织对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广泛参与。这种参与体现需要政治资源，而政治资源的获得，必须建立在党内民主发展的基础上，党员和党的基层组织才能有效地反映民众的利益诉求，才能有效地组织和引导社会活动，才能在日益发展的社会民主治理中取得主动地位。通过党内民主，将党组织和党员、群众密切地联结起来。
党内民主的发展决定着整个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系吸纳和接受人民政治参与的空间和能力。党内民主是人民民主的示范，党内民主又从人民民主中获得动力，人民民主又通过党内民主进行政治资源的整合。党内民主是人民民主赖以发展的前提，也是民主政治发展的逻辑起点和关键。要通过党内民主，推动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
党员的主体地位和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是发展党内民主的基础。可以说基层党组织实体的存在，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议会式政党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党要管党、民主监督，要充分地发挥党的基层组织的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以来，由于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党的基层组织建设面临了较大的挑战。实际上正表明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重要的战略地位，它的功能从以往日常性的党内事务，转向直接面向社会，同时，党员的主体性意识也更高。它要求党的基层组织强化功能、拓展领域，并要求进行组织结构和体制机制的创新。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组织者、宣传者和实践者。党的基层组织直接反映民众的利益诉求，积聚着党内外发展民主的动力；党的基层组织的活力，有赖于党内民主的制度供给。
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一个体现党建的内在之本，一个体现党建的外在之功；从而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紧密联系起来。党的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都要贯穿到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的全过程，重点在于制度创新；两个建设以及制度创新的焦点，在于探索有效推进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互动共进路径。党的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构成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相辅相成的基本战略布局，并重构了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学。
收稿日期：2006—06—05
标签：政治论文; 马克思主义政党论文; 党的组织建设论文; 无产阶级政党论文; 执政能力论文;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论文; 人民民主论文; 领导理论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政治社会学论文; 政治文明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