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与中苏关系正常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交政策论文,中国论文,中苏论文,关系正常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32；D822.3；D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09)-02-0025-11
中苏关系正常化是20世纪80年代发生的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外交事件。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中国外交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对外关系格局实现了从“一条线”向全方位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中苏关系正常化是极其重要的一环，它关乎全局，贯穿始终。冷战结束后，各国学者即开始研究这一课题，但当时史料有限，研究难以深入。近年来，随着重要史料的披露和一些当事人回忆录的出版，开展进一步研究的条件基本具备。本文将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过程置于中国改革开放和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背景下，分三个阶段对这一过程进行梳理和分析，探讨的重点是中共中央在各个阶段处理中苏关系时的战略考虑，特别是中美关系对中苏关系的影响。
一、改革开放初期的对苏政策调整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中，中苏关系充满巨大变化，并对中国内政、外交的发展具有深刻影响。新中国成立后，中苏两国结为同盟，双方的友好合作迅速达到高潮。但20世纪50年代末两国关系转趋恶化，从60年代初期的“大论战”一直发展到60年代末双方在边境地区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进入70年代，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启动，中国实行了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战略。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同时也对外交政策进行了调整。这种调整对中苏关系的影响是复杂的，两国走向缓和的过程微妙而曲折。
(一)从加强“一条线”战略到考虑调整同苏联的紧张关系
以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当时，在外交方面，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为实现党的政治路线顺利转变、为即将展开的改革开放提供有利的国际环境。尽管当时苏联多次提出改善两国关系的要求，但出于现代化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的需要，邓小平决心首先实现中美建交，并进一步加强了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战略。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国在对外政策上考虑的重点是对美关系，这是中国没有改变对苏政策的重要原因。邓小平认为，实现与美国关系正常化，有利于中国刚刚开始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①。在邓小平倡导下，党内逐渐达成一种共识：中国实现现代化，必须搞改革开放，必须大胆地向西方学习和引进先进技术、先进管理经验。对外开放和引进的重点是美国，因此，能否顺利地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保证对外开放顺利实现的关键。②1978年11月，邓小平在与有关人员研究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时强调：“最重要的是不要错过机会”③。
事实上，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苏联多次提出要与中国改善关系，并建议与中国缔结相互关系的文件；“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苏联通过各种渠道，寻找改善中苏关系的可能性④。对于苏联所有的建议，中国的答复基本相同，主旨是：苏联的建议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希望苏联做点实事，要改善中苏关系，应先解决边界争端问题⑤。
虽然这时中国的对苏政策没有变化，但在一定范围内已经出现了对中苏关系、苏联社会性质和社会制度的讨论。胡耀邦在一次内部谈话中就指出：“说苏联搞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变了，现在回过头来看，理由不充分，应该把(苏联的)政策和社会制度分开。”⑥同时，对苏联威胁的紧迫性和威胁程度也进行了重新评估。尽管邓小平在1979年初访美时强调，“世界很不安宁，存在着战争的危险，主要危险来自苏联”，“苏联终究是要发动战争的”，⑦但从中很难寻觅战争“迫在眉睫”的意味。而且如果考虑到当时的背景，即中美两国在对付苏联扩张问题上有着重大的共同利益，这是促使中美从对抗走向和解直至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重要因素，那么就更要仔细斟酌邓小平对苏联及战争的真实看法。况且，在内部讲话中，他强调的重点已有所不同。当年3月19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央军委科技委员会关于调整规划的汇报时指出：“世界大战十年内打不起来，不必那么急”，并要求军队缩小规模⑧。这说明，从“文化大革命”时期延续下来的战争“迫在眉睫”的看法已初步改变。
实际上，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加强“一条线”战略并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不仅中苏关系持续紧张，中美关系的发展也不顺利。一方面，苏联加紧对中国周边施压；另一方面，美国在两国建交后不久即通过《与台湾关系法》，对刚刚建交的中美关系造成冲击。在这种情况下，中央认为，在改善中美关系的同时有必要调整“大三角”中的中苏关系，以保证我国现代化建设能在一种更为有利的国际环境中进行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开始考虑调整对苏政策。
(二)明确改善中苏关系的前提条件，举行国家关系的谈判
1950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将于1980年到期⑩，虽然它早已名存实亡，但如何处理这一问题却有十分现实的意义，即它能够影响中苏关系未来的走向。这一条约的废续为两国调整关系提供了契机。
1979年初，中苏两国开始就处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问题表明态度。苏方为争取外交上的主动，表示反对废约。1979年1月，勃列日涅夫在接见美国《时代》周刊记者时说：苏联方面“任何时候都不会撕毁体现苏中两国人民友谊的文件”(11)。中方主张废约，但希望通过谈判改善中苏关系。中国外交部考虑了驻苏使馆的意见，向中央提交了《关于不延长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问题的请求》报告，得到中央批准。(12)1979年4月3日，中国外交部长黄华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向其通告，全国人大决定条约期满后不延长，同时建议双方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就解决两国间悬而未决的问题和改善两国关系举行谈判(13)。
中方的决定和建议出乎苏方的预料，以致其一度忽视了中方建议所包含的积极内容。在对中方进行一番指责后，苏方决定先接受中方关于谈判的建议，以摸清中方的真实意图。4月17日，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向中国驻苏大使递交照会，希望中国方面“提出自己对谈判内容和目的的意见”，并制定一个关于苏中相互关系原则的文件。后经反复磋商，双方确定就国家关系举行副外长级谈判。(14)这样，两国间紧闭的大门被打开了一道缝。
中央非常重视中苏国家关系谈判，8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门会议讨论对苏谈判问题。根据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及其这一时期的有关表态可以看出，邓小平同意双方举行谈判，但并不把确定关系准则和签订文件作为重点，其基本考虑是：第一，谈判应以推迟和延缓战争爆发为基本出发点。邓小平指出，中国的外交政策应从推迟和延缓战争爆发的角度出发，这是中国处理国际事务的依据(15)。第二，谈判的目的是要解决实际问题，即解除苏联对中国的威胁。邓小平指出：中方要的不是签订文件或搞几条关系准则，而是要把解除苏方对我的实际威胁作为首要目标。要消除中苏关系的障碍，这是谈判的前提。障碍是苏联的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16)第三，谈判将是长期的，不能急于求成。谈判前夕，邓小平说：中苏谈判要谈起来看，也许就是“马拉松”式的谈判。他强调：要防止急于求成，谈不成没关系，马拉松没有坏处；目前苏联不会改变霸权主义，中苏关系也不会改变。(17)第四，中苏谈判不能影响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发展。邓小平指出，苏联能给我们什么？他是不会给我们东西的。如不抓紧重大原则问题，不仅从苏方得不到实际东西，反而会对已形成的对我有利的世界格局产生破坏作用，从而输得精光。他反复强调，中美关系是全球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其他问题不能代替。(18)
中苏国家关系谈判于1979年10月17日在莫斯科正式开始。苏方利用东道主地位，首先提出苏中相互关系原则宣言(草案)，其特点是只讲抽象原则，回避两国关系的现实。而中方提出，苏方应把部署在中苏边界上的驻军减少到1964年的水平，撤走驻扎在蒙古的武装力量和拆除军事基地，停止支持越南对中国的武装挑衅和对柬埔寨的侵略。苏方以“不得涉及第三国”为借口，拒绝解决两国关系中的这些重大问题，由于双方分歧过大，至12月初，第一轮谈判无果而终。
当年年底，苏联出兵阿富汗。1980年1月20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发言人宣布，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并为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制造了新的障碍。在当前情况下，进行中苏谈判是不适宜的(19)。这样，原定于1980年初进行的第二轮谈判延期举行。
中苏国家关系第一轮谈判虽然没有取得成果，但仍具有重要意义：第一，在经历了长期的紧张对峙之后，双方首次坐到一起就改善两国关系问题进行高级别的正式对话，这本身就是两国关系的一个重要变化，它标志着两国紧张对峙的局面有所缓解。第二，从中国对苏政策的角度来看，中方已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并明确提出了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前提。正如邓小平所说，“同意谈判就是灵活性”(20)。由于暂时还不具备大幅改善中苏关系的条件，对于此后如何处理中苏关系，邓小平指出：对苏联贸易可以维持一定数额，边界问题也可以有些接触，但涉及恢复两国关系的谈判就要慎重。没有出现新的大的情况(比如苏联从阿富汗撤军)，两国关系的谈判就不能恢复。这是一个大的姿态，否则就会损害我们的外交格局。(21)
(三)调整外交战略布局，启动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政策就处于持续的调整之中，这一调整的主要目的是为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在政策调整的过程中，1982年是极为重要的一年。在这一年，与改革开放相配合的外交政策基本成型，中国对外关系格局将朝全方位方向发展也日趋明确，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改善对苏关系已不是从推迟战争这一有限的目的出发，而是从调整中国对外关系格局的大战略考虑出发了。
1982年前后，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重要内容是开始改变“一条线”战略。这一改变是由几方面因素促成的：第一，对战争问题的看法有了进一步变化。1980年4月，邓小平已经提出“争取20年的和平环境是可能的”(22)。1981年3月3日，在听取军队同志汇报时他明确指出：“我看大仗几年打不起来。美苏两霸在战争问题上，谁也不敢先发动。我们不要自己吓唬自己，造成人为的紧张。”(23)第二，此时中美关系正处在建交后的困难阶段。里根当选总统后，坚持发展美台关系，并根据《与台湾关系法》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虽经中方多次交涉，美方坚持不肯让步。当时中央决心不惜降低外交关系的规格与美斗争。第三，中美建交后，苏联的战略态势日益不利，苏联陷入阿富汗战争后，在国际上空前孤立，力量遭到削弱。同时，其国内经济连续几年不景气。1981年1月11日，邓小平即作出判断，如果中美关系倒退，苏联“也只能凶到那么个程度嘛”(24)。第四，中央还考虑到实行“一条线”战略所产生的一些不良影响：一是同发达国家建立紧密关系时，容易产生同发展中国家疏远的印象，引起第三世界一些国家的误解；二是容易造成“以苏划线”的倾向，不易妥善处理同一些支持苏联的国家之间的关系。(25)
基于上述原因，中央开始对中国外交政策进行适度调整，重点是把突出反对苏联的霸权行动，转为采取谁搞霸权就反对谁的方针，在两霸之间适度保持平衡，在对外宣传上，只批评苏联的霸权主义行为，对其内政不予讨论(26)。
事实上，改变“一条线”战略就是要调整中国对外关系格局，这种调整不仅涉及总的外交政策，也涉及对美、对苏政策。成功实现这一转变有两个重要环节：一是与美国拉开距离的同时保持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发展，另一个就是启动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而平稳实现这一转变需要极其娴熟的外交技巧。1982年春季至秋季，中国的外交活动一环扣一环，这一段历史可以作为中国外交政策成功调整的经典范例。
1982年3月24日，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讲话。他在指责中国政府的同时，表示愿意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在讲话中，他明确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中国对台湾的主权，还强调，苏联对中国没有领土要求，愿意在任何时候继续就边界问题同中国谈判，并不附带先决条件地就全面改善双边关系与中国达成协议。
对于苏联领导人的讲话，邓小平指示要立即作出反应。3月26日，外交部举行了建部30多年来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钱其琛以外交部发言人身份发表了一份有关中苏关系的简短声明：“我们注意到了3月24日苏联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27)这一声明预示中苏关系在对抗了20多年后可能发生重要变化。
声明中所说的“实际行动”究竟指的是什么？邓小平在4月16日会见访华的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时作了具体解释。他说：“我们重视实际行动，实际行动就包括阿富汗、柬埔寨问题，包括在我们的边界屯兵在内”(即“三大障碍”)，“不排除在他(勃列日涅夫)有某种表示的时候恢复谈判”。邓小平请齐奥塞斯库给勃列日涅夫带话：“叫他先做一两件事看看，从柬埔寨、阿富汗的事情上做起也可以，从中苏边界或蒙古撤出他的军队也可以”。(28)
此时，邓小平虽然高度重视中苏关系的改善，但并不急于调整对苏关系。他认为，先就售台武器问题同美国达成协议，再调整与苏联的关系对中国更有利(29)。1982年夏，中美之间关于售台武器的谈判取得进展，“八一七”公报即将发表。前一时期摇摆不定的中美关系趋于稳定，采取行动改善中苏关系的时机臻于成熟。七八月间，邓小平邀几位中央和外交部的领导到他家开会，提出要采取一个大的行动，向苏联传递信息，争取中苏关系有一个大的改善。他说，这样做是有原则的，条件是苏联必须做点事情，主动解决“三大障碍”问题。(30)
1982年8月10日，外交部苏欧司司长于洪亮以视察使馆工作名义前往莫斯科，向苏外交部副部长伊利切夫传递了中方建议双方共同努力改善中苏关系的信息。20日，苏联作出正式答复，表示愿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级别上与中方讨论苏中双边关系问题，以便消除关系正常化的障碍。随后，邓小平在北京听取钱其琛、于洪亮汇报，决定重开中苏谈判。在9月1日中共十二大开幕前，中苏双方已内部商定，由两国副部长级的政府特使就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举行政治磋商。(31)
8月21日，中美“八一七”公报发表后的第四天，邓小平会见了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他在谈话时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一贯的，第一是反对霸权主义，第二是维护世界和平，第三是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或者叫联合和合作(32)。实际上，这是把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公开宣布出来。中共十二大召开前夕，中央明确指示外交部，要同美国拉开距离，对苏联松动关系(33)。9月1日，胡耀邦在十二大报告中强调，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发展同各国的关系，并特别说明“如果苏联当局确有诚意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并采取实际步骤解除对我国安全的威胁，中苏两国关系就有走向正常化的可能”(34)。
对于即将开始的磋商，中方做了长期较量的准备，制定了明确的方针。邓小平认为：苏联推行南下的政策不会变，中苏谈判将是长期的。为此，他指示谈判人员：改善中苏关系，现在苏联比我们急；同苏联打交道弯转得不要太急，不要急于求成，太急了会为苏所用。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和十二大报告所阐明的对苏原则立场和政策，中方拟定的谈判方针是：“立足战略全局，坚持原则立场，着重提出要求苏联认真做些事，停止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同时，在策略上，举改善两国关系和维护中苏两国人民友谊的旗帜，以保持磋商的渠道。”(35)至此，可以说中苏关系走向正常化的进程已经启动。
二、中苏关系走向正常化的磋商过程
从1982年10月至1988年6月，为实现关系正常化，中苏两国通过十二轮副外长级磋商等多种方式进行了沟通和接触。这一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八轮磋商为第一阶段，双方在关键的“三大障碍”问题上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谈判处于僵局，但两国关系有所改善；后四轮磋商为第二阶段，随着两国外交政策的调整，谈判不断取得突破，从而为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铺平了道路。
(一)第一阶段磋商中的僵局与双方关系的缓慢改善
1982年10月5日，中国副外长钱其琛和苏联副外长伊利切夫，就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在北京举行第一轮政治磋商。它标志着两国关系由长期以来的紧张与对峙转为缓和与对话。
第一轮磋商是双方互提条件，彼此摸底。从一开始，中方就明确提出消除“三大障碍”的问题，要求苏方扎扎实实做些事情。中方认为，解决“三大障碍”，应首先从解决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做起。因为苏联支持越南出兵占领柬埔寨，不仅给柬埔寨人民带来沉重灾难，而且加重了中国的不安全感，使本来恶化了的中苏关系变得更加紧张、尖锐和复杂。尽快解决这一问题，是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性步骤。苏方则否认存在“三大障碍”以及苏联对中国安全的威胁，认为中方提出的问题涉及第三国，而苏联只能谈涉及中苏两国的问题。苏方感兴趣的是制定两国相互关系的原则并签订关于信任措施的备忘录。对此，中方认为，如果不能解除“三大障碍”对中国安全造成的威胁，此类文件并无意义。(36)此后，磋商每年两次、分别在莫斯科和北京举行。虽然直到第八轮磋商结束时，双方仍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但磋商得以继续，使两国之间有了一个固定的沟通渠道，关系也得到了改善。
除此之外，两国还通过其他方式进行了沟通，并加强了科技、文化和经贸等各方面的交流。首先，三次“葬礼外交”作用突出，成为一条特殊的接触渠道。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去世，全国人大常委会致电吊唁，黄华国务委员兼外长率团前往参加葬礼。在与葛罗米柯外长会面时黄华表示，两国间那些关键性问题(指“三大障碍”)如能先解决其中一两个，就能使关系向前迈进一步。这是我方在三大障碍问题上首次表现的松动。(37)1984年安德罗波夫逝世和1985年契尔年科逝世时，中国又两次提高吊唁规格，分别由万里副总理和李鹏副总理率团参加葬礼。中苏两国的接触因三次葬礼而提高了级别，这种谈判桌外的行动虽不能直接促使双方达成协议，但基本消除了两国间的敌对气氛。其次，两国之间的一些重要往来也逐步恢复。1984年9月，中国外长吴学谦和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借出席第39届联合国大会之机，在纽约举行了两次会晤，打破了多年来中苏高级官员在第三地不接触的局面。此后，这种会晤成为惯例继续下去。当年年底，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访华，这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两国关系恶化以来苏联派出的最高级别的访华代表团，访问期间双方签署的一系列协定恢复了两国中断多年的经济和科技合作。
当时中苏关系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中苏两国都有一定原因。从苏联来看，其虽有改善对华关系的意愿，却没有采取重大步骤的决心。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80年代上半期，苏联三易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国内政局复杂，在这种情况下，难以对国内外政策作长远的战略考虑；第二，当时苏联领导人对中国的改革开放缺乏理解，甚至认为中国偏离了正统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实行的内外政策带有亲资本主义的性质或倾向(38)。而在中国方面，苏联未能在解决“三大障碍”，特别是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上有所作为，是中国难以大幅度改善对苏关系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这时凸显的美国对华技术转让问题也对中方的决策产生了一定影响，中方无意在改善对苏关系上走得太快。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急需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先进技术，但美国迟迟不愿把先进技术转让给中国。在中苏露出改善关系的迹象后，美国在向中国转让技术的问题上更加犹豫。为此，中方在各种场合多次向美方强调，中国“未把美苏相提并论”；中苏党和国家关系均未正常化，这与中美关系不同。(39)同时，邓小平在改善对苏关系时也更注意控制节奏。邓小平强调，在与苏联的外交往来中要把握好分寸，不要过于主动，中方对“中苏谈判的立场应该不冷不热”。这些情况表明，一方面，邓小平希望中苏关系改善，但其中不乏借此向美国施加压力的想法。1983年秋，美国在对华技术转让问题上终于有所放松，邓小平认为，这“同我们在这个时期开始改善同苏联关系有关”(40)。另一方面，他不想让还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的中苏关系影响到尚缺乏“相互信任”的中美关系。正如一位俄国学者所指出的，在当时美苏关系紧张、中国加强对美关系的情况下，中苏关系的迅速改善难以实现。(41)
(二)中苏外交政策的调整与第二阶段磋商取得突破性进展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苏两国对各自的外交方针和政策作出了重大调整，在这一背景下，中苏副外长级政治磋商的最后四轮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首先，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外交政策调整至80年代中期基本完成。1985年6月，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变化，对外政策也有变化，这是两个重要的转变。第一个转变是，通过几年的观察，改变了以往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看法；新的判断是，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第二个转变是，改变了以往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战略；根据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我们改善同美国的关系，也改善同苏联的关系。(42)邓小平所说的这两个转变都与对苏政策直接相关，并为构建新的中苏关系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苏联的对外政策也开始发生变化。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成为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在他任内，苏联对外政策由前一时期的对外扩张逐步转向收缩与寻求和解，并开始纠正苏联以往的大党主义作风，强调国家关系的非意识形态化和社会主义的多样性(43)。
从这时起，为推动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双方都不断释放出善意。1985年3月14日，戈尔巴乔夫正式接见了前来参加契尔年科葬礼的李鹏副总理，这是20多年来苏联最高领导人第一次会见中国代表团。会谈中戈除提出两国应提高对话级别的问题外，还对中国把苏美等量齐观表示不满。这说明戈仍坚持过去的战略思想。对此，李鹏作了两点解释：第一，中国的改革是为了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而不是搞资本主义；第二，中国实行的是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中苏不可能成为盟友，但可以成为好邻居、好朋友(44)。
邓小平也在不同场合敦促苏联尽快采取行动消除“三大障碍”。4月17日，他在答比利时记者问时说：“如果说，同时消除这三个障碍在苏联方面有困难，我们认为可以逐步来消除，可以先从解决其中的一个问题做起。”(45)10月9日，邓小平在会见访华的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时表示：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做了许多积极的表示，但是消除三大障碍问题始终没有松口。如果我给戈尔巴乔夫当参谋，我就建议他接受这一点。他请齐奥塞斯库带口信给戈尔巴乔夫：如果苏联同我们达成谅解，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而且能够办到，他愿同戈尔巴乔夫会见。10月22日，齐奥塞斯库在保加利亚开会期间向戈尔巴乔夫转达了邓小平的口信，他当即表示要予以认真考虑。(46)11月初，苏共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了邓小平的传话。紧接着，在苏联举办的庆祝十月革命招待会上，戈尔巴乔夫向李则望大使确认，已收到邓小平的口信。12月23日，戈尔巴乔夫主动会见了刚刚结束对东欧访问、回国途经莫斯科的李鹏副总理。作为对邓小平口信的答复，他强调了“加速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新方针，表示可以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中苏关系。在具体建议中，他把重点放在实现两国最高级会晤上，甚至提出在他不久去远东视察之际，“在中方或苏方领土上、或在海上”举行这种会晤，会面时“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包括越柬问题在内”。他还提出邀请中共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七大，作为恢复两党关系的开端。但此时，他仍未放弃过去的战略思想，强调中苏应站在一条战线上反对帝国主义、一致行动。对此，李鹏再次向他解释了中国的外交政策。(47)
此后，中苏双方通过外交途径交涉了两个来回。中方认为尚缺乏举行高级会晤的政治基础，而苏方不同意先定议程和设先决条件。(48)在最高级会见一时不可能实现的情况下，苏联转而力图促成两国外长互访。苏联副外长贾丕才对外界宣布，中国外长将于今年五六月访苏，苏外长于年底回访，联大期间中苏外长还将会晤；为改善中苏政治关系，苏向中国建议签订《互不侵犯条约》(49)。对此，邓小平明确批示：外长互访“暂不确定，至少推迟”(50)。1986年1月15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指出：“中苏外长互访日期并没有确定。至于所谓互不侵犯条约，这是苏方多年来提出但已遭到中方明确拒绝的建议”(51)。同时，邓小平在吴学谦赴联大会晤苏外长前又强调：“要把分寸掌握好”，“外长互访就意味着正常化，美国、西方就要考虑同中国的关系问题”，他警示道：“现在是真正体现三角关系，走得太远不利，现在吊着对我有利。”(52)对于1986年初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在会见钱其琛特使时提出的提高政治对话级别和两国领导人进行会晤的问题，4月16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对记者说：在障碍没有消除的情况下，举行两国领导人会晤是不现实的。(53)
真正的转机出现在1986年下半年，也就是在第八轮磋商结束后。随着戈尔巴乔夫执政地位的稳定，面对日益加剧的内外困境，他开始突破前几任领导人对外政策的藩篱，提出外交“新思维”，即：摈弃力不从心的全球攻势战略，逐步实行战略收缩。在对华关系上，开始采取灵活务实的态度，逐渐松动在“三大障碍”问题上的僵硬立场。事实表明，邓小平关于苏联比中国更急于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判断是准确的。
1986年7月28日，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远东城市海参崴发表长篇讲话，表示苏联愿在任何时间、任何级别上与中国十分认真地讨论建立睦邻关系的“进一步措施”。同时，他还接受了中国在中苏边界谈判中坚持的一贯立场，同意按主航道中心线划分阿穆尔河(黑龙江)边界线走向。(54)同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的历次讲话相比，这次讲话显示苏方的立场有了重要变化。在“三大障碍”问题上，这次苏方没有重弹“不设先决条件”、“不损害第三国利益”等老调，不再回避从阿富汗、蒙古和边境地区撤军问题。在越柬问题上，语气也比较平和，认为现在是解决问题的有利时机。显然，戈尔巴乔夫已准备向前迈出一步。
这一讲话引起了中方的重视。邓小平后来对戈尔巴乔夫说：中国对他的海参崴讲话很满意，看到其中含有苏联对外政策的新内容，使我们可以着手筹备中苏两国主要领导人之间的对话(55)。戈尔巴乔夫讲话之后，中共中央立即决定抓住这一时机。8月13日，吴学谦外长约见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费多托夫，一方面对其讲话表示了审慎欢迎的态度，另一方面对讲话回避越南从柬撤军问题表达了中方的不满。同时，提议恢复中苏边界谈判。(56)
稍后，邓小平作出公开回应。1986年9月2日，邓小平在接受美国记者电视采访时，重申了其1985年10月的倡议：如果苏联在促进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的问题上走出扎扎实实的步子，消除了这个障碍，他愿意破例到苏联任何地方同戈尔巴乔夫见面(57)。邓小平的讲话，既表明了对中苏关系正常化所抱的热忱和积极态度，又坚持了中国一贯恪守的原则，对苏联下决心加速解决中苏关系问题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
此后，中苏走向正常化的步伐明显加快，两国恢复了边界谈判，最后四轮的政治磋商也取得突破。苏方在关键问题上表现出越来越大的灵活性，谈判不断取得突破。在第十轮磋商中，苏方不再回避讨论柬埔寨问题，后来又承认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是个重要因素，苏方虽不承诺将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但表示将作出力所能及的努力促进柬埔寨问题的解决。在第十二轮磋商中，苏方提出愿就柬埔寨问题同中方进行专门讨论并达成谅解。(58)据此，1988年两国副外长在北京专门就柬埔寨问题举行工作会晤，并达成内部谅解，即：柬埔寨问题“应该通过政治手段予以公正、合理的解决”，双方将尽力促使这个目标的实现(59)。当时，苏方在促使越南撤军问题上立场有所松动不是偶然的，出于内政外交的需要，苏方确实希望早日解决柬埔寨问题。此后，出席第43届联大的两国外长在纽约举行了会晤，双方商定，中国外长钱其琛将于年内正式访问苏联。(60)
从1982年10月到1988年下半年，中苏两国为实现关系正常化通过几条不同的渠道做了大量努力，两国关系出现突破性进展。到了1988年年底，两国关系距离正常化只一步之遥。
三、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实现
1988年底至1989年初，中苏两国外长进行了互访，中方关注的“三大障碍”问题基本得到解决。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成功访华，两国关系终于实现正常化。
(一)两国外长互访以及“三大障碍”的解决
1988年12月1日至3日，中国外长钱其琛应邀对苏联进行正式访问。这是1957年以来中国外长第一次正式访问苏联，主要任务是为中苏首脑会晤作准备。
关于中苏高级会晤，邓小平曾多次表示，如能解决“三大障碍”问题，他愿到莫斯科去见戈尔巴乔夫(61)。1988年底，举行高级会晤的条件基本成熟。10月17日，邓小平在同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谈话时说：“三年前托你带的口信看来有成果，中苏明年能够实现高层会晤。”(62)
关于高级会晤的主要对话者和地点双方达成一致。11月7日，邓小平同即将访苏的钱其琛谈话，在谈到戈尔巴乔夫拟在1989年访华时说：“我可以同他谈一次，作为高级会晤。”(63)据此，钱其琛在访苏时与苏方达成共识：中苏高级会见是指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见(64)。12月2日，戈尔巴乔夫会见钱其琛时，双方正式讨论了高级会晤的问题。戈主动表示，考虑到各种情况，他准备到北京去与中国领导人举行中苏高级会晤，并坦言，苏联对过去发生的事情也有过错。钱其琛顺势向他转达了中国领导人欢迎他于1989年访华的邀请，并表示，对于两国关系，中方主张着眼于未来，不纠缠历史的旧账，向前看，探讨建立新的关系。(65)
在访问期间，钱其琛与谢瓦尔德纳泽举行了三次会谈，主要议题是柬埔寨问题。经反复磋商，双方就柬埔寨问题以《共同记录》方式达成内部谅解，其核心内容是：中苏双方主张尽早公开合理地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双方希望越南军队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例如在1989年下半年，至迟在1989年底之前，从柬埔寨全部撤出。这样，中苏两国在“三大障碍”中最难解决的越柬问题上终于取得了重大突破。钱其琛与谢瓦尔德纳泽分别在随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中苏高级会晤有可能在明年上半年举行。(66)
1989年2月1日至4日，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对中国进行了回访。钱其琛外长与谢瓦尔德纳泽进行了两次会谈，主要讨论了柬埔寨问题。中方接受苏方的建议，同意在已经达成的《共同记录》的基础上继续讨论，并就柬埔寨问题公开发表声明，概述中苏在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上的一致主张。这个声明及举行高级会晤的时间将作为一揽子协议共同发表。2月4日上午，邓小平接见了谢瓦尔德纳泽，会见时邓小平再次强调了早日解决柬埔寨问题的重要性。
尽管访问期间苏方态度曾发生倒退，不同意发表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共同声明，只同意宣布戈尔巴乔夫的访华日期。但经过中方反复交涉，终于达成协议。2月6日，双方同时发表了有关柬埔寨问题的声明和戈尔巴乔夫的访华日期。这样，“三大障碍”中最重要的一个障碍基本得到解决。
至于“三大障碍”中的其他两个障碍，此时已基本解决。关于减少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驻军问题。1987年1月，苏联宣布，在未来的4至6个月，苏联将从蒙古撤出一个摩托化步兵师和其他部分部队。1988年12月，戈尔巴乔夫在联大发言中宣布苏联将在两年内从蒙古撤回75％的驻军。1989年5月15日，这一撤军过程开始。关于从阿富汗撤军问题。1986年7月，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讲话中宣布苏联将从阿富汗撤军后，在联合国主持下，苏联与巴基斯坦、阿富汗喀布尔政权及美国举行谈判。1988年4月14日，四方在日内瓦签署了关于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协议。协议规定：苏联从1988年5月15日开始从阿富汗撤军，9个月内完成。最终，苏军于1989年2月15日前全部撤离阿富汗。
至此，通向中苏高级会晤的道路终于扫清了。
(二)戈尔巴乔夫正式访华
1989年5月15日至18日，应国家主席杨尚昆的邀请，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在此次访问过程中，戈尔巴乔夫分别与国家主席杨尚昆、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和国务院总理李鹏等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举行了会晤，但毫无疑问，最关键的会晤是5月16日上午邓小平同戈尔巴乔夫之间进行的最高级会晤。
关于会晤的主题，邓小平在此前会见谢瓦尔德纳泽时即已明确指出：“结束过去，开辟未来”(67)。关于如何谈，邓小平是经过长期深思熟虑的，正如他在最高会晤正式开始前一刻对工作人员所说的，请人给戈尔巴乔夫带口信以来，在这三年多时间里，“就想着今天怎么样跟他谈”(68)。这个主题的重点在后半部分，也就是如何确立中苏两国未来关系的问题。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同苏联建立新的关系，即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新关系”，“简单的历史回顾恐怕也难避免，这要当做结束过去、开辟未来来讲。重点是一切向前看，建立新型的中苏政治、经济关系。不纠缠过去，一切着眼于未来，在这些原则的指导下来解决中苏关系问题。”(69)这一点也可以从邓小平如何安排接待戈尔巴乔夫来访的礼仪问题上看出来。邓小平特别交代：与苏联人见面时，只握手，不拥抱。这不仅仅是简单的礼仪问题，而是准确地概括了当时中苏关系的性质，形象地勾勒出两国未来关系的定位：睦邻友好合作，而不是20世纪50年代的那种结盟“抱团”。(70)
1989年5月16日上午，会见开始后不久，邓小平就开门见山地说：“我建议利用这个机会宣布中苏关系从此实现正常化”。他强调这次会见的目的就是“结束过去，开辟未来”。接着，邓小平回顾了外国列强对旧中国的侵略和压迫，中苏两国、两党关系以往走过的曲折历程。戈尔巴乔夫表示，苏中关系的有些方面，苏联是有一定的过错和责任的，并赞同过去的问题就讲到此为止。关于“开辟未来”，邓小平总结了国际共运的历史教训，强调无论是结盟还是对抗，都是不成功的，中苏关系还是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并建议：“多做实事，少说空话”。(71)这次高级会晤，标志着中苏两大邻国终于结束了几十年的不正常状态，重新建立起正常的国家关系，同时中苏两党关系也实现了正常化。
5月18日，作为访问的成果，中苏两国在北京公开发表了一项联合公报，概括了中苏此次高级会晤所达成的一致。公报正式确认了两国最高领导人一致确定的两国国家关系准则，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之上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睦邻友好的正常国家关系。同时，公报还对“三大障碍”和中苏边界等问题作了具体说明。
通过中苏双方整整十年的共同努力，两国关系掀开了新的一页。
(三)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意义
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中国外交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对外关系格局实现了从“一条线”向全方位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中苏关系正常化是极其重要的一环，它关乎全局，贯穿始终。作为20世纪后期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中苏关系正常化具有多方面意义。
第一，从中国外交政策调整和对外关系格局转换的角度来看，中苏关系正常化，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同时，它也标志着中国对外关系格局的转变基本完成，与改革开放相适应的全方位、多层次外交的框架已经建立起来。
第二，从双边关系的角度来看，在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确立了两国关系应遵循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使两国关系建立在扎实的基础上。这就保证了不久以后，中苏关系能够顺利地过渡到中俄关系。苏联剧变后，邓小平指出：“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72)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中俄关系发展顺利，双方成为建设性战略合作伙伴。
第三，从国际形势发展的全局来看，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在冷战结束前夕，中苏建立了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不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的新型大国关系，突破和超越了冷战思维，为冷战后大国关系的调整和发展提供了榜样。
注释：
①柴泽民：《中美建交亲历记》，《中共党史资料》2004年第1期。
②李捷：《“柳暗花明又一村”——邓小平与中美建交》，《百年潮》2005年第3期。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441页。
④参见王泰平主编《新中国外交50年》(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940～943页；鲍里索夫等《苏中关系(1945-1980)》(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第513～514页；Песков Ю.C.СССР-КНР：от конфронтации к партнерству,М.，2002,с.22。
⑤《新中国外交50年》，第940～943页。
⑥马叙生：《结盟对抗均不可取——忆八十年代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的过程》，《东欧中亚研究》2001年第2期。
⑦《邓小平会见美国总统卡特的谈话》(1979年1月29日)，转引自宫力《1979年中越边境冲突中的美中苏三角关系》，《国际观察》2004年第3期。
⑧《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494页。
⑨李凤林：《中苏边界谈判亲历记》，《中共党史资料》2003年第4期；汤士稼：《中苏谈判杂忆》，《外交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
⑩《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于1950年2月14日签订，4月11日生效，有效期30年。条约规定，如果在期满前一年缔约的任何一方不提出终止该条约，则条约将延期5年。因此，双方在1979年4月前必须作出决定。
(11)Правда，16.01.1979。
(12)马叙生：《我亲历的中苏关系正常化过程》，《百年潮》1999年第4期；《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497～498页。
(13)《人民日报》1979年4月4日；黄华：《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第355～356页。
(14)周文琪、褚良如编《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07～608页。
(15)《人民日报》1978年11月11日。
(16)马叙生：《结盟和对抗都不好——80年代的中苏关系》，《世界知识》2000年第12期；《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557页。
(17)《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560页；云水：《出使七国纪实——将军大使王幼平》，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251页；马叙生：《结盟对抗均不可取——忆八十年代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的过程》，《东欧中亚研究》2001年第2期。
(18)马叙生：《我亲历的中苏关系正常化过程》，《百年潮》1999年第4期；《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667页。
(19)《人民日报》1980年1月21日。
(20)马叙生：《结盟对抗均不可取——忆八十年代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的过程》，《东欧中亚研究》2001年第2期。
(21)《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711页。
(22)《新中国外交50年》，第1380页。
(23)《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86页。
(24)《新中国外交50年》，第1381页。
(25)晓晨：《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研究》，《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3期；《新中国外交50年》，第1388～1389页；Кулик Б.T.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причины и последствия.М.,2000,с.593。
(26)《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第358页。
(27)《人民日报》1982年3月27日。
(28)《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815页；沈学明：《中苏关系正常化始末》，《党的文献》1996年第3期。
(29)《新中国外交50年》，第1388页。
(30)《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835页。
(31)钱其琛：《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回忆邓小平同志关于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战略决策》，《新中国外交风云》第5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3～4页。
(3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15～417页。
(33)谢益显主编《中国外交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79-1994年)》，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页。
(34)《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9、40、42页。
(35)《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851页；钱其琛：《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11页。
(36)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349～350页；Песков Ю.С.СССРКНР:от конфронтации к партнерству,с.66。
(37)马叙生：《结盟对抗均不可取——忆八十年代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的过程》，《东欧中亚研究》2001年第2期。
(38)Кyлик Б.Т.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причины и последствия.М.，2000，с.597～598。
(39)《新中国外交50年》，第1391页；《人民日报》1984年1月4日；中央领导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谈话记录(1985年9月)。
(40)《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893、936页。
(41)О.Б.Рахманин К истории отношений России-СССР с Китаем в 20 веке.М.，2002，с.46。
(4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26～128页；《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334页。
(43)左凤荣：《戈尔巴乔夫对外战略的调整与中苏关系正常化》，《探索与争鸣》2005年第10期。
(44)《和平 发展 合作——李鹏外事日记》，新华出版社，2008年，第10页。
(45)《人民日报》1985年4月18日。
(46)沈学明：《中苏关系正常化始末》，《党的文献》1996年第3期；《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085～1086页。
(47)蒋本良：《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一个转折点》，《中共党史资料》第70辑，第59～60页；蒋本良：《“我今天打了一张大牌”——从邓小平的一个口信看其“大三角”战略的运用》，《世界知识》2001年第6期，关于会见的时间，原文是11月23日，但作者查阅了《人民日报》等相关资料，应为12月23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编译处编《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译文集》第2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第432页；Капица М.C.На Разных параллелях:Записки дипломата,М.，1995，с.114；《和平 发展 合作——李鹏外事日记》，第15页。
(48)马叙生：《结盟对抗均不可取——忆八十年代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的过程》，《东欧中亚研究》2001年第2期。
(49)《人民日报》1986年1月16日。
(50)蒋本良：《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一个转折点》，《中共党史资料》第70辑，第61页；蒋本良：《“我今天打了一张大牌”——从邓小平的一个口信看其“大三角”战略的运用》，《世界知识》2001年第6期。
(51)《人民日报》1986年1月16日。
(52)蒋本良：《“我今天打了一张大牌”——从邓小平的一个口信看其“大三角”战略的运用》，《世界知识》2001年第6期。
(53)《人民日报》1986年4月17日。
(54)Правда，29.07.1986。
(55)《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译文集》第2集，第436页；Капица М.С.На Разных параллелях:Записки Дипломата,М.,1995,с.116; Γорбачёв М.C.Жизнь и реформы,М.，1995，с.433。
(56)《人民日报》1986年8月14日。
(57)《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67～175页。
(58)《外交十记》，第27～28页。
(59)《人民日报》1988年9月2日。
(60)田曾佩主编《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第296页。
(61)《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171、1217～1220页。
(62)《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254页。
(63)《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257页。
(64)李景贤：《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会见追忆》，《百年潮》2008年第3期。
(65)两国外长互访的主要内容参见《外交十记》，第30～35页。
(66)《人民日报》1988年12月5日；Правда，04.12.1988。
(67)《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264页。
(68)李景贤：《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会见追忆》，《百年潮》2008年第3期。
(69)《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253页。
(70)李景贤：《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会见追忆》，《百年潮》2008年第3期。
(7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295页。
(7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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