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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3)06-0184-06
20世纪60年代发轫于法国的经典叙事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受到历史主义的反对，到了80年代，“后结构主义者又不停地对其科学化的走向和权威性发起进攻。于是，人们开始宣布叙事学已经寿终正寝”[1](P3)。很多人因此改弦易辙，纷纷将目光转向各种新潮的叙事理论，鲜有人冷静下来对经典叙事学作深入反思，质疑经典叙事学对索绪尔理论的接受是否正确。
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以下简称《教程》)曾为经典叙事学提供了方法论基础，这几乎成为叙事学研究的常识。然而，黑格尔曾言：“所谓健全的常识并不是哲学——常常是很不健全的……其中包含着这个时代的一切偏见。”[2](P33)通过对《教程》的重新考察，我们发现，经典叙事学对索绪尔的认识与接受从一开始就存在片面性，这种误读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导致了经典叙事学今天所面临的指责和困境。本文将围绕“语言和言语”这个核心问题，结合索绪尔版本学的成果，在《教程》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对索绪尔理论再解读，以期更加深入地了解经典叙事学的症结所在。
一、索绪尔版本学概说
一直以来，人们对索绪尔和他开创的现代语言学的了解，主要是通过《教程》这本书。但《教程》并非出自索绪尔本人之手，而是在他去世后，由其弟子巴利、薛施蔼以及阿尔贝尔·里德林格根据听课学生的课堂笔记，并参考索绪尔遗留下来的一些手稿编辑整理而成。该书于1916年在巴黎出版，此时距索绪尔去世已有三年。也就是说，《教程》并未得到索绪尔的审定。所以，《教程》不可避免地要面临质疑。第一，《教程》所依据的学生课堂笔记是否搜集齐全？是否遗漏了重要的学生课堂笔记？第二，正如编者自己所言，《教程》的编辑整理工作“无异于是一种重新创作，越是要做到完全客观，越是困难”[3](P13)。这些话虽带谦虚之意，但确实发人思考：《教程》哪些话出自索绪尔本人，哪些话又出自编者？第三，《教程》编者对索绪尔思想的理解是否忠实于索绪尔？等等。特别是巴利和薛施蔼在整理《教程》时未曾搜集到索绪尔第三度普通语言学课程中记录“最翔实的”[4](Pviii)孔斯唐丹笔记，这势必使《教程》在反映索绪尔思想的完整性和忠实性上打折扣。随着对索绪尔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质疑《教程》的可信度。遗憾的是，《教程》编者始终不同意将搜集到的索绪尔手稿及其学生笔记公之于众。[3](P13)
由此看来，仅仅基于《教程》解读索绪尔思想显然不够。“我们今天已经有必要把《教程》学生笔记跟索绪尔的手稿进行比较，以突显这位伟大学者的思想的深远意义。”[5](P2)于是，索绪尔版本学应运而生。“所谓索绪尔版本学，即指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稿的研究。”[6](P1)其目的就在于通过全面搜集索绪尔手稿、信件及其学生的笔记，厘清它们与《教程》之间的关系，借此恢复索绪尔思想的本来面貌。
索绪尔版本学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早期的研究由日内瓦学派的领军人物戈德尔主持，后来他的学生恩格勒也成为该领域的权威。意大利的毛罗、俄罗斯的斯留萨列娃、日本的小松英辅和英国的罗伊·哈里斯等人也相继做了大量的考证工作。正是有这些学者的研究，索绪尔版本学才取得了丰硕成果。这其中就包括戈德尔1957年出版的《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稿本溯源》。在书中，他将搜集到的大量原始材料与《教程》进行严格对勘，有了很多新发现。这些新发现对于重新认识索绪尔意义重大。
索绪尔版本学迄今为止最重要的贡献，当属“橘园手稿”的发现与出版。所谓“橘园手稿”，是指1996年日内瓦索绪尔家族宅邸翻修时所发现的索绪尔本人的大量手稿。那么，“橘园手稿”的价值何以如此之高呢？
根据巴利和薛施蔼在《教程·第一版序》中的交代，他们在整理师母赠送的遗稿过程中，并未发现索绪尔为三度讲授普通语言学课程而写的有价值的手稿，而所发现的手稿又与学生的笔记对不上号，于是他们推断，索绪尔“每天赶写讲授提纲的草稿，已经随写随毁掉了”[3](P11)。那么，索绪尔是不是真的没有留下关于普通语言学的有价值的手稿呢？这是索绪尔版本学最关心的问题。如果有，找到这些手稿，对于全面认识索绪尔思想无疑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据恩格勒等学者考证，索绪尔确实在很久之前就开始计划写一部关于普通语言学的书。1891年11月，在日内瓦大学的第一次讲座上，索绪尔曾提到，“将来有一本特别且很有意思的书要写”。“对这本计划要写的书，他在1894年给梅耶，这位巴黎的朋友与同事的信中也提到，他每天都意识到‘要做大量的工作，以便告诉语言学家他们究竟在做什么’。”[5](P6)1911年5月6日，在与戈蒂耶的私人谈话中，索绪尔再次表达了写一部关于普通语言学著作的想法，当戈蒂耶问他是否记下了这些想法时，索绪尔说，“是的，我记了，有笔记，但丢在一堆杂物里，很可能找不到了”[5](P5-6)。
经过考证，学者们认定“橘园手稿”就是索绪尔为普通语言学所撰写的初稿。[5](P6)“橘园手稿”的发现，燃起了索绪尔版本学研究的新希望。短短6年里，西蒙·布凯和恩格勒就将这些手稿整理了出来，以《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手稿》为名于2002年出版法文版。有学者就说，“此文集的内容是索绪尔理论的精髓所在，具有重大的价值”[7](P63)，“导致第三波索绪尔研究的高潮”[8](p88)。目前，该书已有德文版(2003年)、意大利文版(2005年)。[5](P314)而中文版也由于秀英译出，2011年1月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此外，屠友样先生也已译出中文稿，即将出版。[7](P63)
二、经典叙事学对索绪尔的接受
过去我们曾指出，索绪尔“对叙事学有开启之功”[9](P4)，为经典叙事学提供了方法论基础。其中，索绪尔关于“语言和言语”的理论对于经典叙事学的影响最大。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特定的研究对象决定了该学科可能采用的研究方法、研究手段等。从这个角度讲，“语言和言语”的“这一区分是索绪尔构建的语言学理论一系列原则与关系中最为根本的”[10](P144-145)，因为它首次明确了以语言的共时结构为研究对象，扭转了历史比较语言学对言语活动的历史变化和个人因素进行溯源的原子式研究。正是在“语言和言语”的“第一条分叉路”之后，才会有“共时和历时”的“第二条分叉路”以及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之分。英国语言学家加德纳爵士评价说：“注意区分‘言语’和‘语言’是费迪南·德·索绪尔的功绩。这一区分具有深远的影响。依我之见，它迟早会成为所有科学的语法研究必不可少的基础。”[11](P110)二是语言和言语的区分“不仅是现代语言学的最重要的方法论原则之一”，而且“这一方法论原则已经在其他人文科学中被广泛运用”[12](P15)，经典叙事学就是一个典范。而经典叙事学如詹姆逊所言，“说到底都源于索绪尔提出的语言和言语这一根本区分(当然也源于这一区分背后的关于共时和历时的区分)”[13](P91)。所以，接下来我们将围绕着“语言和言语”问题，深入探讨经典叙事学对索绪尔的接受。
索绪尔将言语活动区分为两个互相对应的方面——语言和言语，并强调它们“是两种绝对不同的东西”。一方面，语言是一个“约定俗成的符号系统”，它“本身就是一个整体”，是“言语活动的社会部分，个人以外的东西；个人独自不能创造语言，也不能改变语言，它只凭社会的成员间通过的一种契约而存在”；另一方面，言语是语言的具体运用，“是人们所说的话的总和，其中包括：(a)以说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个人的组合，(b)实现这些组合所必需的同样是与意志有关的发音行为。所以在言语中没有任何东西是集体的；它的表现是个人的和暂时的”，属于“个人的意志和智能的行为”[3](P30-42)。
索绪尔认为，语言和言语在言语活动研究中的地位不同。在他看来，对于科学的语言学而言，语言比言语更重要，语言学应该研究语言而非言语；或者说，从言语中发现普遍的语言结构才是最重要的，言语作为“个人行为只是言语活动的胚胎”因此并不重要；甚至可以说，语言是语言学的“唯一对象”，“又完整又具体的对象”，“语言科学不仅可以没有言语活动的其他要素(指言语，笔者注)，而且正要没有这些要素掺杂在里面，才能够建立起来”[3](P28-42))。“语言学的唯一的、真正的对象是就语言和为语言而研究的语言”[3](P323)。
经典叙事学正是按照这种方式来解读索绪尔的“语言和言语”理论，并以此作为自己的理论出发点。在《符号学美学》开篇第一章，罗兰·巴特专门分析了索绪尔的“语言和言语”理论。在《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中，罗兰·巴特也是受到了索绪尔“语言和言语”理论的直接启发。他在该书的第一部分指出，叙事学研究者们“几乎身临与索绪尔同样的情景”，因为他们的研究对象——叙事作品，如同言语一样，是“数以百万计的”，而人们能够讨论叙事作品的观点又是众多的，包括“历史的、心理学的、社会学的、人种学的以及美学的等等”。所以，“纯粹的归纳性的方法”——“首先研究某种体裁、某一时期、某一社会的所有叙事作品，然后才逐步拟订一个总的模式”——只能“是一种空想”。“叙述的分析注定要采用演绎的方法”，即“首先假设一个描写模式”，“然后从这一模式出发，逐渐潜降到与之既有联系又有差距的各种类型”，最后通过比较这些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不同类型，“发现叙事作品的多样性及其历史、地理和文化的不同性”[14](P3-4)。简言之，经典叙事学就是从大量的叙事作品中抽象出一种共同的叙事语法，再用这种叙事语法去阐释千千万万的叙事作品。这就意味着，作为“言语”的具体的叙事作品，只有被视为某种叙事结构的具体表现时，才会受到经典叙事学的关注，而叙事作品本身所具有的丰富内涵却被有选择地忽略了。
三、经典叙事学对索绪尔的误读
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发现，以《教程》为主要文本所接受的索绪尔思想存在着很大的片面性。正是这种片面性，为经典叙事学日后陷入其理论困境埋下了“祸根”。罗兰·巴特这位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后来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在《S/Z》这部转向后结构主义的经典之作中做了精辟的阐述。“据说，某些佛教徒依靠苦修，最终乃在芥子内见须弥。这恰是初期叙事分析家的意图所在：在单一的结构中，见出世间的全部故事(曾有的量，一如恒河沙数)：他们盘算着，我们应从每个故事中，抽离出它特有的模型，然后经由这些模型，导引出一个包纳万有的宏大叙事结构，(为了检验)再反转来，把这个大结构施用于任何故事。这真是个令人殚精竭虑的任务……而且最终会叫人生厌，因为作品(texte)会因此显不出任何差别。”[15](P55)到头来文学批评是在证明所有的文学作品在说同一件事，这一结果是令人沮丧的。导致这一问题的根源正在于经典叙事学的方法论，而之所以出现方法论的问题，又是因为它从一开始就误读了索绪尔的“语言和言语”理论。为什么这么讲？
第一，《教程》最后一个警句——“语言学的唯一的、真正的对象是就语言和为语言而研究的语言”[3](P323)，戈德尔通过考证，“在索绪尔本人的札记和学生的笔记中都没有找到，因此断定是编者所加”，而非出自索绪尔本人。这句话“确实也表现了索绪尔的部分思想，但不能说是索绪尔语言哲学的完整概括”[5](P9)。如果据此便认为索绪尔只重视语言研究而反对言语研究，或者不重视言语研究，就背离了索绪尔思想的整体语境。
第二，索绪尔在强调语言时并没有排斥言语。一方面，他强调语言和言语“紧密相连而且互为前提”[3](P41)，两者对立统一于言语活动中。“语言现象总有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是互相对应的，而且其中的一个要有另外一个才能有它的价值”，“言语活动有个人的一面，又有社会的一面；没有这一面就无从设想另一面”。“在任何时候，言语活动既包括一个已定的系统，又包含一种演变；在任何时候，它都是现行的制度和过去的产物。乍一看来，把这个系统和它的历史，把它的现状和过去的状态区别开来似乎很简单；实际上两者的关系非常密切，很难把它们截然分开。”[3](P28-29)另一方面，索绪尔也充分认识到了言语对于语言的重要性。首先，语言源于言语。语言“是言语机能的社会产物”[3](P30)，“要使语言能够建立，也必须有言语。从历史上看，言语的事实总是在前的”[3](P41)。其次，语言的变化源于言语。“促使语言演变的是言语：听别人说话所获得的印象改变着我们的语言习惯。”[3](P41)换言之，言语是语言变化的根本动力。“事件是状态之因”，“状态中的一切都已提前包含在事件中”[5](P194)。
第三，索绪尔认为语言的研究和言语的研究都应该存在，只是在实际操作中须分别进行。在他看来，这是由研究对象的性质决定的。任何科学都应该“仔细地标明它的研究对象所处的轴线”是“同时轴线”还是“连续轴线”[3](P118)(即共时轴和历时轴，笔者注)。就语言和言语而言，“一个是就其自身所取的价值系统(或在一个时刻的)，一个是依据时间确定的价值系统”[5](P288)，两者完全是异质性的。就是说，语言处于共时轴，言语处于历时轴。语言是一定时期社会成员之间约定俗成并共同遵守的符号系统，这个系统中的符号相互对立或关联，语言中所有要素的价值都由这个系统决定。“语言是一个纯粹的价值系统，除它的各项要素的暂时状态以外并不决定于任何东西。”[3](P118)所以，研究语言就是研究语言在一个特定时期的内部状态，而不用考虑这种语言状态是如何演变来的。语言的研究构成了共时语言学，又称静态语言学或者内部语言学。言语是个人为了交际而使用语言的结果。人与人之间，同一个人在不同语境下，其心理、情感、意志和智能都各不相同，因此，言语千变万化，无限丰富，具有极强的创造性，能推动语言不断演变。所以，只有研究了言语，才能更清楚语言在一段时期内所发生的变化，而这就构成了历时语言学，又称演化语言学。探究言语和语言的变化与社会历史语境的关系，就构成了外部语言学。总之，语言和言语，共时和历时，深刻体现了言语活动的“二元性”，也决定了“语言科学的二元性”[5](P288)所以，语言的研究和言语的研究应该分别展开。“两条路不能同时走，我们必须有所选择；它们应该分开走。”[3](P42)
两条路要分开走，但不是只走一条而废弃另一条。在语言学的“第一条分叉路”中，索绪尔虽然优先选择了语言的语言学，但并没有否认言语的语言学。也就是说，单独研究语言的语言学是不够的，必须要与言语的语言学研究相结合。“语言学中这样划定的两部分，将依次成为我们的研究对象。”[3](P143)由此表明，言语的语言学不仅不能排除，而且还是语言的语言学必要的参照与补充。到这里，我们便可清楚地认识到，罗兰·巴特所说的只有语言才能“作为科学的对象”，“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有一种言语的语言学(至少根据索绪尔语言学理论是这样)”[16](P10]，明显是对索绪尔的误读。
据索绪尔版本学的有关材料显示，晚年的索绪尔非常重视言语的语言学。大约是在1912年，索绪尔向日内瓦大学提交了一份《关于建立修辞学教研室的报告》，倡导建立修辞学教研室以开展修辞学研究。他认为，“语言学研究的领域是十分宽广的，其研究领域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接近语言，是消极的储备；另一部分则接近言语，是积极的能量。言语是随后逐渐渗透到言语活动另一部分(指语言——校者)中去的那些现象的真正源泉。(一个系里有)两个教研室(指语言学和修辞学教研室——校者)完全不是多余的”。索绪尔这段话的着眼点在于强调言语对于语言的重要性，既如此，语言研究之外就少不了言语的研究，这是就理论层面而言。从实际情况看，“十九世纪的语言学家只重视古代书面文献语言的研究，轻视口语”，有鉴于此，必须加强口语的研究，修辞学正好符合这一要求。“修辞学，虽然也对书面语感兴趣，然而它首先把观察口语现象，把活生生的言语形式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所以，索绪尔在这份报告的最后呼吁，等语言的语言学深入开展之后，必须进行修辞学——言语的语言学研究。“我可以大胆地说，语言学中对那些基本范畴的研究，以及其他方面的研究……已经够充分的了。因此，应该欢迎研究语言中的多种表达方法，这些方法的运用取决于这种或那种心理状态。”[17](P3)然而遗憾的是，索绪尔发出倡议的次年(1913年)便离世了，还没来得及开展言语的语言学研究。《教程》的编者在序言中对此做了交代：“缺少‘言语的语言学’这一部分是比较容易感觉到的。他曾向第三度讲课的听者许过愿。这方面的研究在以后的讲课中无疑会占有一个光荣的地位；但诺言没有能够实现，原因是大家都很清楚的。”[3](P14)
综上所述，在“语言和言语”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经典叙事学对索绪尔的误读，而这种误读的产生又与《教程》未能完全忠实于索绪尔的思想相关。《教程》在“语言和言语”、“共时与历时”、“内部与外部”等一些根本性问题上，既展示了索绪尔辩证法的魅力，同时也夹杂着多义性、歧义性甚至矛盾性的表述，这在一定程度上直接造成了后人对索绪尔思想理解上的偏差。
四、回到索绪尔
就“语言和言语”这个问题而言，我们需要将索绪尔放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全面完整地把握索绪尔的理论。索绪尔作为现代语言学之父，最早是一名杰出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家。正因为深谙历史比较语言学，所以他对当时这门显学的局限性有着清醒的认识。“在所有包含着发展、历史的连续、时间上的一连串的事件中，我们更注意的是事件，对状态则不感兴趣。这在某些学者那里，甚至发展到对什么是状态都一无所知的地步，或者在状态之外，并不赋予因事件而成的状态之特殊的角色。”[5](P194)尤其是“当‘青年语法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保罗骄傲宣称：‘语言唯一科学的研究是历史方法’的时候，索绪尔已经看到，语言研究不能一味停留在历史的溯源上，而应该首先分析语言的内部结构”[18](P221)。所以，尽管索绪尔很清楚，不论是“语言”还是“言语”，都是言语活动现象中无法分割的两部分，“两条腿”缺一不可，但是，鉴于当时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极端化倾向，为了拨乱反正，他还是作了优先选择，认为要先开展语言的语言学，着眼于语言内部结构，进行共时性研究。但是，索绪尔自己很可能已经意识到这种策略会误导后人，从而将语言学研究带入另一个极端。所以，晚年时他又强调，等“语言学中对那些基本范畴的研究，以及其他方面的研究”“已经够充分”[17](P3)的时候，就要适时地大力发展言语的语言学。
历史的发展应验了索绪尔的隐忧，也证明了索绪尔的伟大。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结构主义思潮盛极一时，大力标举“语言”内部的共时结构。然而物极必反，走到了极端的结构主义面临着深刻的危机。近年来语言学领域的新趋势就证明了这一点，在语言的语言学继续发展的同时，言语的语言学也越来越受重视，涌现出很多新的研究方向，比如言语行为理论、篇章语法、语用学、言语交际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文化语言学，等等。[18](P223)
叙事学领域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也出现了相应的转向。后经典叙事学便诞生于这种语境。如果说经典叙事学重点关注的是语言，即存在于叙事作品深层的普遍的共时结构，那么，后经典叙事学则着重关注言语，关注言语产生的具体语境。后经典叙事学的这种转向突出地表现为：“从共时叙事结构转向了历时叙事结构，关注社会历史语境如何影响或导致叙事结构的发展”，“从关注形式结构转为关注形式结构与意识形态的关联”[19](P93)，或者“以阐释具体作品的意义为主要目的……承认叙事结构的稳定性和叙事规约的有效性，采用经典叙事学的模式和概念来分析作品(有时结合分析加以修正和补充)，同时注重读者和社会历史语境，注重跨学科研究，有意识地从其他派别吸取有益的理论概念、批评视角和分析模式，以求扩展研究范畴，克服自身的局限性。”[19](P94)总之，这种转向表明，经典叙事学只研究语言而忽视言语的做法已告终结。研究对象的转变，必然会带来研究方法的革新。当后经典叙事学的研究重心转向解读某部叙事作品的意义时，结合社会历史语境来考察具体的作品，自然就成为研究者的选择。[19](P96)于是，历史、文化、政治、民族、种族等维度，又重新回归到叙事学的视阈中来。
根据索绪尔对于“语言和言语”问题的辩证看法，我们认为，后经典叙事学的兴起有其逻辑的必然性。经典叙事学的发展已经相对充分，历史到了需要大力发展后经典叙事学，让两种研究融会贯通，相互借鉴，相辅相成的新阶段。所以，在我们看来，后经典叙事学“虽然对经典叙事学有所批判和否定，但它是在经典叙事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可视为对经典叙事学的反思和突破”[20](P74)。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赞同一些学者的观点，即认为后经典叙事学向社会历史语境的同归，不是对经典叙事学的简单否定，而是对它的“延伸和扩展”。“后经典叙事学包括作为其关键性阶段或组成部分之一的经典叙事学，它反思并重新语境化经典叙事学，暴露其局限性，但探索其可能性，保留其基础，重新评估其范围，构建新版经典叙事学。”[21](P29-30)
综上所述，我们既看到经典叙事学对索绪尔接受的片面性，同时也仍然相信，索绪尔思想在当今还有着深刻的影响力，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无愧于“哥白尼式的革命”这一称号，后经典叙事学也同样沐浴着它的光辉。回到索绪尔，完整地理解索绪尔的理论，对于我们今天反思经典叙事学，并深入认识和发展后经典叙事学，都是大有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