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常态：大国经济赶超型增长的新经验与新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论文,常态论文,大国论文,理论论文,新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5)09-0005-10 中国经济增长从2010年开始连续放缓。在国内外学术界围绕中国经济增速趋缓展开热烈讨论的时候，中国政府提出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其核心要义就是指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进入中高级阶段、经济结构调整进入关键时期、经济增长动力亟待进入新的创新驱动新阶段、经济风险预判和监控进入新的时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从需求变化、投资变化等九个方面深刻阐述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若干内涵和特征。笔者以为，面对中国经济增速放缓问题，目前显然尚未形成真正统一的认识和研判，其中的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就是需要从经济增长理论分析框架出发，结合中国大国经济发展的经验、问题，对中国经济增长新常态进行理论分析和阐述，探索新常态下大国经济增长新趋势、新内涵和新路径，也许会对赶超型经济增长理论深化和实践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会对丰富和创新传统发展经济学分析框架具有理论价值。 一、问题的提出：如何理解中国经济新常态？ 毫无疑问，中国自2010年以来宏观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投资、消费和出口所谓“三驾马车”拉动力下降。与增长速度下滑相伴而生的另一个微观事实是，各类要素供给出现紧张，劳动力成本快速增加，土地价格持续攀升，各类预期收益和回报出现下降。无论是宏观经济运行指标，还是微观要素市场格局变化，都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和前景出现预期性放慢。由此，当下以及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增速应如何判断，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甚至媒体各方争议和讨论的热点问题。就目前的讨论来看，尽管多数人比较接受所谓的“中国经济新常态”，但是仍然有如下几个深层次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一是中国经济作为人均GDP还很低的发展中国家，原有的赶超型经济增长阶段是否结束？是否出现赶超型增长的拐点？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是继续赶超，还是偏离赶超轨道走向所谓的收敛型轨道？二是维持中国经济多年来高增长的后发优势，如增长的学习效应、模仿创新等是否会在未来继续存在？新常态下如何实现创新驱动新发展的动力转换？三是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增长是否会必然从传统的投资驱动的数量型增长走向依靠技术进步和资源配置效率改进相结合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质量型经济增长新阶段？实现这一成功转化的动力条件和内在机制是什么？全面深化改革和开放创新如何为经济成功转型升级创造有利条件？四是现有的各类经济增长理论和分析框架是否完全科学地解释发展中大国经济增长的实践进程及其面对的新问题？相比较成功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发达型经济体的增长经验及其理论概括，中国高速增长的赶超型经济增长实践和经验如何创新和发展现有的经济增长理论？能否立足中国经济增长经验，提炼赶超型经济增长理论的内在规律，从而从理论上进一步阐释中国经济新常态这个提法？等等，这些问题显然是非常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的重大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二、围绕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减速形成的若干基本观点 从目前学术界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若干讨论来看，围绕经济增速下降以及未来的增长前景，笔者认为，至少已经形成了如下若干方面的重要思考和理论启示：一是所谓的“外部冲击假说”，即认为目前的经济减速仍然是受到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和冲击，外部需求收缩所致，因此中国经济保持潜在高增长的格局不会改变，高增长的势头至少可以维持二十多年①，其内在的依据就是中国目前(2008年)人均GDP只有美国同期的21%，此比例相当于日本1951年的水平，相当于中国台湾1975年水平和韩国1977年水平。而在此阶段，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都维持了几十年的高速增长，因此从后发优势来看，中国仍然可以维持长时期的较高增长的态势。至于目前的增速下滑主要还是与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有关，因此是周期性的下降，不是趋势性的下降。与此观点较为接近的另一个解释是所谓的“增长轨迹论”，即强调经济增长有不同的阶段性特点，在同一阶段，经济增长将表现出相同的轨迹。该阶段特征与人均收入水平无关，而与经济起飞后持续时间有关②。中国经济从历史增长轨迹来看，应当与其他国家相符，因此目前的起飞阶段仍然将维持一段时间，总体态势仍然将维持赶超阶段的增长格局。第三种解释是所谓的“比较优势衰退说”，即认为所谓支撑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高增长的诸多比较优势，如，“劳动力资源比较优势和人口红利”“低成本与吸引外资优势”“技术吸收能力和赶超优势”“地方政府GDP锦标赛机制改革与政府推动增长优势”等诸多红利和优势，随着要素市场供求格局变化、经济发展阶段新特征的出现等开始递减和衰退，经济增长的传统动力出现衰减，需要有新的增长动力切换③。第四种解释和观点即所谓“中国经济次高增长阶段转换论”④，该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增长进入阶段性转换期，即从平均10%的高速增长下降到7%的中低增长速度，主要依据就是所有成功追赶型国家都是在人均GDP达到11000国际元(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1990年不变价国际元)普遍都经历了从高增长到中低速度的增长下降的过程，中国也毫不例外；此外根据国际经验估计中国各省经济增长情况和趋势，结果也显示增速会明显下台阶，因此中国经济增长进入次高增长的阶段转换时期。第五种观点认为所谓的“中等收入阶段说”，即根据国际经济发展经验和教训，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进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阶段以后，由于缺乏创新驱动的增长动力转型，就会普遍出现“经济增速放慢、结构转换困难、收入差距扩大、社会矛盾冲突增加”等“中等收入陷阱”现象；目前只有日本、韩国等这样赶超型经济体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水平的国家，其他多数发展中经济体仍然面临如何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和战略选择。中国作为刚刚进入中高收入水平的国家，同样在经济发展中也面临如何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⑤。第六种观点即“收入分配差距与有效需求不足”，认为目前中国经济减速的主要原因是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导致城乡居民消费需求下降，因此增长由于缺乏内生的动力所致。多数研究收入分配问题的专家基本都持此类观点⑥。第七种观点即所谓的“经济增速收敛说”，该观点从经典的索罗—斯旺经济增长理论出发，认为经济增长本身是一个收敛的过程，几乎所有国家经济增长都将收敛到某一个均衡增长点；许多后发展中国家由于自身的发展空间，在未能够达到均衡和收敛以前都会出现一个较高速度的增长，而在接近收敛型增长速度时增长速度会出现下降。按照这个理论假设，中国经济显然尚未走向收敛型速度，仍然处在高速度增长的过程中，因此未来会继续保持高速度直到收敛到均衡增长状态⑦。第八种观点是最近学术界在讨论中提出的所谓的“均值说”，美国学者普里切特和萨默斯在2013年的最新文献中指出，传统理论在评估未来增长的前景中存在两个重要错误。首先，预测中主要依赖于外推和假设，而未能纳入变革的因素。因此设定快速增长的国家将继续快速增长，而一直停滞不前的国家将继续停滞不前。事实上，就经济增长而言，普里切特和萨默斯表明，过去信息的重要性比通常认为的要小得多。其次，传统理论把原因归于“中等收入陷阱”，即认为当一国收入达到某中间阈值时，增长将变得更加困难。同样，任何类型的趋势最终都会弱化，而“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是经济增长率恢复至其均值水平。据此分析，他们坚持认为，经济飞速增长后出现“均值回归”是不争的事实——20世纪不少国家的经济在“经历了短暂的飞速发展阶段后，马上跌回了世界平均发展水平”。目前印度的经济增速已经有所放缓，而中国的经济增速依然强劲，但两国都可能面临着经济增长突然停止的可能。根据他们的分析，全球经济增长的平均水平为2%，并且到一定时候，那些历来增长名列前茅的经济体会出现增长滑坡，向全球平均水平靠拢，中国最终也不会幸免⑧。最后一种是所谓的“政策收缩论”，即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潜在GDP增长仍然有很高空间，当前之所以出现减速，主要是因为宏观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收缩，主动降低经济增长的结果，只要放松货币政策，经济增长就会上升到其应有的增长空间和速度。 以上应该说是近些年来学术界围绕中国经济增速下降开展的一系列讨论，这些讨论其实从不同层面来说，都有很重要的理论依据，它们先后反映了宏观经济分析中的许多理论框架，如外部冲击理论、比较优势理论、生产函数理论、有效需求理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以及货币政策理论等等，对于分析和思考中国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现实和启发意义。 但是，所有这些分析在研究范式上有两个特点：(1)基本上都是运用一般的甚至主要是基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经验基础上的经济增长理论框架试图分析和回答中国经济增长现实问题，以发达型经济体及其增长理论作为参照系，对照分析中国经济增长，忽略了不同国家经济增长的异质性特征，更忽略了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经济增长自身所具有的规律和趋势；(2)基本上都是综合运用单一的新古典主义分析思路和方法，把经济增长看成是唯一的线性成长过程，忽略了制度、体制、结构等因素对经济增长影响，因此也就很难真正有效分析或者回答好中国经济增长问题，即使这些理论本身可以较好分析和解释发达型经济增长经验。这一点需要我们在研究中国经济增长时特别予以注意。 三、中国经济增长：从大国赶超增长经验到赶超型增长理论 (一)赶超型经济增长经验与发达型经济增长理论的逻辑冲突 经济增长问题一直以来是令经济学家十分着迷的问题。近半个世纪以来，经济增长理论研究先后经历了四次发展和高潮：第一次发展高潮是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式，主要强调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作用，即投资决定经济长期增长；短期内假定资本—产出不变，因此经济增长唯一地取决于储蓄率即资本积累率。这一分析框架背后的理论逻辑显然是凯恩斯短期均衡增长思想。从实践发展来看，投资决定增长、强调资本积累的决定作用，这也与当时工业化快速增长的历史实践在逻辑上是一致的。经济增长理论发展的第二次高潮是索罗—斯旺增长模型，该增长理论充分强调市场机制和要素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和作用，认为不管经济初始条件如何，经济增长最后总会收敛于一条平衡增长的路径，这一增长理论除了强调劳动、资本等要素投入，也取决于外生的技术变化和技术进步。第三次经济增长理论的高潮则是新剑桥学派的经济增长模型，该模式把劳动—资本的收入分配引入经济增长理论，强调工资与利润的合理分配对决定经济长期均衡增长具有重要作用。第四次经济增长理论研究高潮是新增长理论的诞生。这个理论诞生的背景就是20世纪70年代末罗马俱乐部从工业化、城市化、生态危机、粮食危机等诸多挑战出发，认为经济增长由于环境、资源、人口等因素制约，总会出现零增长和停滞状态，即所谓的“世界末日模型”。因此，以罗默等人为代表的学者强调“内生性技术变化决定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增长理论，该理论尤其强调增长的根本原因不是来自增长之外，而是来自经济体系内部技术内生、知识外溢、人力资本投资、研究开发、收益递增、劳动分工和专业化、边干边学、开放经济等因素的决定作用，这一理论也叫收益递增转型经济增长，或者叫知识型经济增长。在这之前，其实也有许多经济学家，如，丹尼森从增长因素分解出发提出了“增长余值说”，强调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舒尔茨也提出人力资本理论强调人力资本开放与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应该说，这些理论重新打开了经济增长理论尤其是现代科技时代知识型经济增长的趋势和内在规律。显然，经济增长理论的这些演变，本身也体现经济实践过程和历史脉络的变化，即从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时代，再到强调创新推动的服务经济时代，正是经济增长的形态、结构和规律的变化，极大地推动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创新和发展。 但是问题在于，从经济增长在不同国家的表现来看，世界范围内各国经济增长的规律和轨迹其实都不一样。从发展经济学分析来看，如果我们把经济体分为两类，一类是发达型经济体，如英国、美国以及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国家；另一类一般分为发展中经济体，如中国、印度、巴西等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这一类国家从经济增长来说面临赶超(Catching-up)，也叫赶超型经济体。我们发现，第一类发达型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经验大致从上述经济增长理论演变逻辑中得到证明和论证；换句话说，今天比较成熟的经济增长理论分析框架由于其本身就是在发达型经济体经济增长经验基础上形成的分析范式，基本上可以较好地解释和分析发达型经济体经济增长的规律和趋势。但是第二类发展中经济或者叫赶超型经济体的情况则十分复杂。这里面除了赶超型经济体的国家大小不一样，有的是大国赶超，有的是效果赶超；也有许多赶超型经济体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差异更大，资源禀赋和赶超的初始条件不一样，赶超型增长的历史进程也不一样。因此，立足于发达型经济体增长经验基础上而成立的发达型经济增长理论能否解释发展中国家和赶超型经济增长的实践？也许更值得回答的一个问题是：是否能够找到一个统一的经济增长理论范式来分析和解决所有国家经济增长的经验问题？ 其实，对于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多少年来经济发展的任务就是不断实现赶超，基本上都属于赶超型经济增长类型。但是，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麦克·斯宾塞所领导的世界银行增长委员会的研究，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到现在，共有13个经济体取得了“维持15年或者更长时间年均7%或者或更高增长率”⑨的成绩。这13个案例告诉人们，快速的赶超和持续的经济增长是有可能的，但是同时也表明，毕竟也只有13个经济体做到了这一点。人们把这些增长成功的案例称之为“经济奇迹”。但问题在于能否用前述的发达型经济增长理论解释这些奇迹背后的机制和故事呢？正如增长理论的代表人物、增长委员会工作小组成员保罗·罗默(Paul Romer)提醒我们的：当年日本经济以这种速度增长(赶超)时，评论家也曾认为这只不过是战后复苏所催生的一个特殊案例；当东亚四小龙赶超上来时，怀疑者们将其成功的原因归结为“船小好掉头”；而当中国超越它们的时候，人们又把这解释为“船大好扬帆”⑩。由此看来，很难运用上述发达型经济增长理论来分析和解释那些已经实现赶超或正在进行赶超的经济增长的国家是如何发生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的故事，尤其是要分析发达型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的相互依赖性、技术内生化和全球化、赶超型经济的资源禀赋、国家规模和市场竞争以及赶超型经济体的内部结构性改革和制度创新等对赶超经济增长产生的深刻影响，而这些恰恰是以新古典分析框架为基础的发达型经济增长理论所忽略的问题。 (二)中国大国赶超型经济增长成功经验与赶超型经济增长理论新内涵 相比较而言，经济学家似乎更对中国三十多年持续赶超型高增长感兴趣。因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能够在如此长时间内实现持续赶超和高增长，的确是上述13个经济体长时期高增长奇迹中的奇迹。毫无疑问，中国赶超型经济高增长为分析赶超型增长理论提供极佳的经验和范本。笔者以为，从中国赶超型经济增长的经验来看，至少应当有如下几方面的理论内涵： 一是中国具有发展中经济体的明确的赶超目标。中国是一个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国家，与发达型经济体的人均收入差距便成为经济赶超和增长的动力，中国经济增长以提高人均收入水平为其第一要务，具有明确的追赶目标；赶超的压力和动力成就中国经济非均衡的持续高增长，因此不可能在一个很短时期走向所谓的“收敛型增长”或者“回归均值”。 二是中国具有发展中经济的独特大国资源禀赋优势。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这是其最大的需求和市场优势，也是其自身最大的劳动力资源禀赋。这个优势造就了中国制造业发展的速度和规模奇迹，而这恰恰是发展中经济体发展进程中无法逾越的强国战略，正是巨大的劳动力资源优势与市场优势加速了中国制造业的快速崛起和赶超，这应当视为中国经济实现赶超的重要部门因素和产业贡献。 三是中国具有大国发展中的结构性差异特征和不均衡特点。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巨大的城乡二元结构和空间不均衡特点，一方面造成了要素从劳动生产率低的部门向劳动生产率高的部门流动，这个巨大的流动过程引发了全球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城市化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实现赶超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另一方面，大国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性、不平衡性也造就了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多元化，先后在第一个十年发展中珠三角地区崛起、第二个十年发展中长三角崛起以及第三个十年发展中环渤海地区经济崛起，三个不同时期，分别形成三个不同的区域经济增长极，对于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发挥了带动和示范作用。同时，也使得中国大国经济赶超过程中形成巨大的“发展韧性”以及“区域多样化”的赶超型增长模式。 四是中国具有大国赶超过程中独特的规模经济优势和集聚经济特点。中国作为全人类最大的国家和全球最大的新兴市场，大国优势决定了经济赶超本身具有规模经济的巨大效应，甚至在赶超过程中所具有的规模报酬递增优势以及资源要素集聚经济的核心优势，这也与一般小型赶超型经济增长不同。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巨大的规模也具有范围经济的特点，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成就中国经济的规模性赶超增长。 五是中国具有大国发展中经济体独特的双向开放和互利合作的特点。中国充分利用新一轮全球化带来的发展机会，主动实施对外开放战略，实施积极引进来战略的同时，中国自身发展所具有的巨大规模和市场优势也为其他国家发展带来新的机会，因此，作为一个新型经济赶超型大国，中国不仅依赖全球FDI发展自身，也为别国经济发展创造有利机会，真正实现全球化发展中的合作、共赢的目标。这一点也与一般小型开放经济体不一样。“中国每年增量相当于贡献了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经济规模。未来5年，我们将进口超过10万亿美元商品，对外投资超过5000亿美元。这些将为世界经济提供更多需求，创造更多市场机遇、投资机遇、增长机遇。”(11) 六是中国具有发展中经济体特有的强烈的学习欲望、吸收和消化能力。中国赶超型增长最大的动力之一就是对外引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现代化理念。中国经济增长通过技术引进、技术学习、技术吸收和消化、技术模仿创新，实现了快速的技术赶超，大大缩短了赶超过程中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时间。这其中与中国人特有的勤劳勇敢、积极学习、不畏艰难的民族优秀品质有密切关系。正是这样的技术学习、模仿创新，努力以技术赶超带动经济赶超型增长，使得中国在国内外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提供的产品技术必然代表了或者接近世界先进技术水平，这一点在制造领域得到了充分体现。 七是中国具有大国发展中动态的制度优化功能与资源配置改善优势。中国经济赶超的另一个最大的机遇就是中国坚定走市场经济改革道路，尤其是清醒地认识到传统计划经济的劣势以后，迅速推动经济体制从计划转向市场配置资源，这样的改革进程极大调动了微观经济的活力和效率，为实现经济赶超找到了最佳的资源配置方式，资源配置效率的改进和提升与技术进步相结合，共同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TFP)，为经济赶超型增长注入了内生的动力。经济体制的动态优化和资源配置效率改善为实现经济赶超型增长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八是中国大国发展中具有的强势政府并为经济赶超提供了稳定的宏观经济优势和条件。中国经济发展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各级政府在推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巨大作为。这既与中国大国发展传统的计划经济具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也与财政分权体制机制导致的地方政府的“GDP锦标赛竞争机制”有密切关系。地方政府围绕GDP开展锦标赛竞争，借助地方政府融资公司，依靠片面发展房地产和土地溢价收益，“拼命”招商引资，确实为推动中国经济超高速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中央通过实施强有力的宏观经济政策，为经济赶超型增长创造了稳定的政治和经济环境条件。当然，今日中国经济亟待转型，转型进程中面临的巨大困难和问题，如环境污染、地方债务风险、产能过剩、影子银行等等，也与地方政府片面追求经济赶超和GDP超高增长密不可分。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大国赶超型经济增长的若干经验和特征，实际上表明了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经济增长要实现赶超，从一开始其赶超增长的轨迹可能不会像发达型经济体那样自然走向收敛型增长，也不会很快出现所谓的“增长均值”阶段。解释和回答中国经济增长需要运用赶超型增长框架来分析，这个框架至少应当包括经济赶超目标和任务(即迅速提高人均收入水平)、赶超经济的资源禀赋条件、结构性差异及其增长转换、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优势、互利合作的双向开放模式、技术引进和技术赶超战略、制度变革与资源配置方式转换、发展主义导向的精明政府与环境稳定等等，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实现持续的赶超型增长，正是这些具有赶超特点的增长因素、增长条件、运行机制及其轨迹决定了其赶超性增长道路。 实际上，从中国经济目前的转型来看，核心任务就是其自身独特的赶超方式亟待转型。因为，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最新研究来看，纯粹依靠对于资源依赖和生产要素的高投入来维系赶超型高增长是不可能持续的，换句话说，建立在高投入、高耗能和环境污染等代价基础的增长无论多高，说到底是没有可持续性和高质量可言的。一个追求长期、稳定并且极具活力和效益的经济体，最终是要依靠创新来提升竞争优势，依靠教育和人力资本以及技术进步，从而实现收益递增型的赶超经济增长，这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要求和真正意义，也才是中国赶超型经济增长的真正崛起和真正奇迹。 中国经济要实现赶超转型，核心问题是转换赶超增长的内在动力。从成功实现赶超型经济体的增长经验来看，实现经济持续赶超并持续增长的真正源泉来自全生产要素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为此，有四个基本的因素和条件是决定能否实现持续赶超和持续增长的关键。一是创新，包括技术创新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这是成功实现经济赶超的内在动力。二是相互依存和依赖性，强调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及其国际贸易、对外开放等对实现经济赶超的重要作用。三是制度变革和制度设计，突出强调稳定选择适宜的制度要素并保持稳定的政治环境、产权制度、法律制度等对促进经济赶超增长的积极作用。四是消除不平等，强调正确处理好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内在关系，实现公平正义。哈佛大学教授赫尔普曼(Helpman)非常精辟地将决定现代经济增长的上述因素归纳为四个“I”，即Innovation(创新，即推动技术创新和进步)、Independence(相互依赖性，主要是讲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贸易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Institution(制度，即稳定的政治环境和制度架构对于经济增长也至关重要)、Inequality(不平等，主要是说要处理好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四个“I”实际上分别指出了技术创新、贸易和全球化、制度变革、消除不平等和经济增长对于实现高质量的持续的赶超型经济增长的重要内涵，其中主要包括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扩大市场分工和份额、选择最优制度、实现经济社会协调等方面。 从这一点说，笔者更倾向于认为，实现四个“I”是推动持续赶超型经济增长的基本条件。中国当下正在推动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其核心内容就是转变传统的赶超型增长模式，不断通过创造四个“I”，即“全面深化改革、促进技术创新、实施对外开放、改善收入分配”，构建形成有利于经济增长可持续赶超和发展所必须依赖的国际化法制化营商环境，更加重视经济赶超型增长的质量、效益及其国际竞争力，最终不断加快经济赶超型增长，早日提高人均收入水平，更好更快迈向发达型经济体和高收入国家行列。 四、经济增长新常态：赶超型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及其路径选择 从中国经济赶超型增长方式转型趋势来看，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性任务就是如何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确保中国经济平稳增长。笔者认为，理解中国经济新常态，离不开中国大国经济的赶超型增长及其模式转型，离不开中国经济继续长期处在赶超型增长新阶段的基本判断。 (一)中国经济新常态：赶超型经济增长的新阶段及其赶超方式的创新转型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减速已成事实，问题在于如何解释连续几年来的“经济减速”问题。在这个讨论过程中，先后出现如前所述的“危机影响说”“政策调控说”“结构困境说”“全要素生产率(TFP)下降说”“经济增长收敛说”等等。笔者认为，理解中国经济增长既离不开经济增长理论和一般规律，也离不开中国经济赶超型增长的特点和长期趋势。 第一，从长期看，中国经济增长要遵循经济增长的所谓“收敛性假说”和规律，特别是由于生产要素将遵循报酬趋于递减的增长机制和作用，经济增长都会出现增长速度的收敛，长期增长出现趋缓，达到所谓增长的“均值”状态。这一点不仅是因为新古典经济学增长理论有科学逻辑和分析结果，而且发达国家的增长经验、亚洲四小龙的经验均是如此，只是每个经济体增长收敛的时间不一样。中国目前人均收入水平仍然很低，总体经济发展阶段仍旧处在赶超发达经济和高收入水平的阶段，经济增长速度远未进入收敛阶段，也远未达到所谓的“增长均值”阶段，从这一点说，中国经济目前仍然处在经济赶超式增长的阶段。因此，即使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赶超型增长的性质和态势并未发生改变，潜在GDP增长应当有很大的空间。 第二，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实质是赶超型增长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并非是经济进入减速轨道或者像发达国家那样长期低速增长的阶段。从理论上来说，作为一个长期赶超型的经济增长体，其自身的赶超也离不开经济周期和增长波动的一般规律和作用，但是赶超型经济增长也不是像发达经济体那样遵循线性的“永久高速度赶超”，它应当有赶超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点，特别是随着赶超型增长的投入要素、结构以及体制机制决定的资源配置方式的改变，其自身会出现从高速度赶超走向中高速的赶超，因此不会一直沿着超高速度的轨迹赶超。这一点对中国经济来说非常重要，中国经济过去超常态、非常态的高速增长和赶超已经创造了人类经济增长史上的奇迹，但是目前能够继续维持高速度赶超型经济增长的市场供求条件、结构条件、体制条件以及国内外环境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赶超型经济的自身发展也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从三十多年来保持超高速的赶超开始进入新的中高速赶超阶段，这个阶段最大的本质和特征就是中国经济本质上仍然处在向高收入水平经济体赶超的增长阶段，但不会是过去那种超常态的超高速赶超阶段，也并非是像发达经济体那样进入增长收敛或者所谓增长均值阶段。这是理解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增长速度的关键。 (二)赶超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现实路径选择 中国经济尚未完成赶超增长的任务和目标。但是进入新常态下的经济赶超模式亟待转型。具体而言，要实现高质量的可持续的赶超型经济增长，需要从如下几方面加快赶超型增长模式转型。 第一，创新驱动新增长与赶超型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经济增长的过程是一个在生产函数条件下的一系列生产要素投入和产出的过程，因此经济增长动力首先由投入的生产要素数量和质量以及结构决定。从增长的动力来看，理解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经济赶超模式转型，一个重要的含义就是，短期内中国经济增长基本的生产函数和基本条件并未发生改变，只是在原有的生产函数下要素投入的结构和源泉发生了变化。这主要是说，尽管目前的经济增长仍然维持原有生产函数条件和框架，但是，支持赶超和高增长的劳动力投入结构、资本投入结构以及资源、能源条件发生了变化，突出表现在，支持原来高增长的人口红利、FDI红利、土地红利、资源依赖等传统比较优势开始衰减，由此出现劳动力成本上升等要素成本约束、资源环境约束、资本报酬递减等约束，导致原有的高投资驱动高增长的效率递减，因此传统增长的动力机制亟待转换，需要从要素驱动增长转向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的新增长动力和源泉，通过转换增长动力，逆转递减型增长趋势。因此，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核心并非是不要高增长，而是因为过去的数量型增长遭遇前所未有的高成本重创和环境约束，因此不得不寻找新的增长动力，通过实施创新驱动新增长，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加快技术创新和进步，进而确保中国经济实现有效率和高质量的增长，通过质量和效益提升弥补增速减缓的空间，实现有质量有效益的赶超型增长。 第二，结构调整和升级与赶超型经济增长的结构转换。总量意义上的经济稳定增长需要依赖合理的经济结构。持续的赶超型增长同样需要合理的经济结构的支撑。从理论上说，具备平衡与协调的经济结构体系，是凯恩斯主义逆向调节的宏观经济政策范式得以有效的基础。新常态下的赶超型经济增长需要新结构的支撑，因此需要加快结构调整和转型。但这种调结构并非是说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并非说中国经济要“去工业化”，甚至“去城市化”，显然，中国经济新常态并未改变中国需要继续快速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这个基本趋势，未来经济发展仍然处在一个亟待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关键阶段。问题在于传统工业化模式和城市化模式难以为继，老的发展模式亟待转型升级，尤其是在全球产业链重构、全球价值链重构不断加快的背景下，中国制造业需要提升价值链的地位和附加值，需要加快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提升在中国全球产业链的分工地位和附加值；从城镇化模式转型升级来说，需要改变传统的“要地不要人”的“虚假城市化”或者“半城市化”，坚持走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提高城市化的质量。为此，中国经济新常态呼吁加快制造业升级、加快淘汰过剩产能、加快城市化模式转型、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改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分配结构以及投资消费结构，通过优化结构，奠定中高速赶超型增长的结构基础和条件。 第三，全面深化改革与赶超型经济增长的体制机制新要求。新常态下赶超型经济增长需要适宜的制度和体制机制的支撑。新常态的赶超型增长所需要的改革创新，并非意味着市场化改革的基本方向发生了改变，更不是说市场经济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其他体制机制都已经非常完善和发达，而是认为目前市场化改革仍然不到位，仍然需要坚持市场化改革的基本方向，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与以往不同的是，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中高速赶超增长，除了需要继续强调坚持以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之外，仍然需要依赖全面深化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体制等各方面的体制机制改革创新，需要全面深化改革和创新支撑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继续保持中高速的赶超型增长。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经济到了赶超的新阶段以后，持续的赶超和增长所依赖的全方位的制度创新进入一个更为复杂、艰难的新阶段，具体表现为：改革创新面临深层次的利益调整，改革的压力、风险加大，改革牵涉的各种利益关系错综复杂，到了所谓“闯险滩”的新阶段；改革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全面协同推进，争取改革的最大共识和利益；改革的目标并非为改革而改革，而是通过改革尤其是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重塑改革的激励和动力，需要通过完善的激励机制推动改革自身发展。因此，新常态下的改革意味着改革自身面临新风险、新目标和新动力的选择。 第四，开放型经济新体系与赶超型经济增长的开放模式升级转型。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实现赶超并不是不要开放，当然也不是要有意去改变世界经济体系和规则。新常态下的赶超型增长需要新的开放理念和新的开放观，亟待构建新型开放经济新体系。这就要求必须加快从注重数量型粗放式的对外开放战略转向注重质量型集约式的对外开放新战略，从单一的“引进来”为主的开放思路转向积极适应“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的新型对外开放的新常态；同时，新常态下的新开放，核心就是推动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走出去，但这并非是刻意要去改变世界经济和政治新规则甚至国际体系，而是首先要遵守并尽快适应世界经济新规则；根据国际经济和投资贸易新规则，倒逼自我改革和创新，倒逼旧体制和老机制的创新发展，在遵守和适应世界经济新规则过程中，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更好地发挥中国对世界经济的积极影响和引领作用。 第五，政府职能新转型与赶超型经济增长的新调控。新常态下赶超型经济增长和运行并非不要政府调控，而是强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同时，新常态下对政府而言也不是完全不要经济增长，因为经济增长毕竟是就业、税收、居民收入的来源和基础；问题是政府必须改变过去在超常规增长过程中直接干预经济，改革“政府主导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方式，改革“唯GDP论英雄”的政绩考核观。因此，新常态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需要重新定位政府的职能和作用，改革传统宏观调控体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减少政府直接对生产要素市场的干预，创新行政审批制度，进一步下放权力，摆脱发展主义和价值导向，最终建设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透明政府和责任政府。同时，为适应新常态下的中高速赶超型增长，宏观调控应当避免通过强刺激方式推动增长，尽可能去刺激化、去杠杆化，改变单纯为推动经济高增长而采取的盲目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手段和方式，探索适应新常态下经济内生性增长的科学调控体系和政策手段。 第六，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创新与赶超型经济增长的公平正义新福祉。经济增长既要处理好效率问题，也要处理好公平问题，真正实现公平型高增长，这才是真正的经济奇迹，也是我们在新常态下进行不断赶超型增长的真正目的。中国经济三十多年来，在经济高速度增长的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地区和行业之间收入差距以及不平等问题等日益扩大，已经成为制约未来经济可持续增长甚至危及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瓶颈问题之一。正因如此，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赶超和发展目标，并不是不要经济效率，也不是不要经济增长，而是需要能够充分体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高效率的经济增长，实现人民福祉。因此，新常态下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努力实现机会公平、权利公平和规则公平的新目标，要通过加快收入分配改革，创造公平竞争的发展机会，减少不平等，推动经济社会更加可持续的和谐发展。这就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目标和新内涵。 总之，中国三十多年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历史就是实现经济赶超的过程。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其经济赶超的实践经验有别于发达型经济增长理论和一般分析框架。中国特有的赶超型经济增长的经验，有助于形成具有重要理论创新价值的赶超型经济增长理论。赶超型经济增长理论丰富了传统经济增长理论和分析范式，对其他正在进行赶超型增长的国家具有较好的启示和实践意义。进入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增长轨迹，本质上是赶超型经济增长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赶超型增长方式在新的形势下面临创新转型。因此，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其赶超型增长的基本态势和趋势并未改变，改变的是赶超型经济的阶段性特点、赶超方式和条件。围绕经济新常态下实现高质量的可持续的赶超型经济增长新目标，中国未来赶超型增长亟待新动力、新结构、新体制、新开放、新调控的创新发展。这将贯穿未来中国经济持续赶超和增长的全过程，也必将贯穿未来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和创新发展的全过程。 ①林毅夫：《中国经济发展奇迹将延续》，《求是》2012年第8期；另见《中国8%经济增长率还可以持续20年》，凤凰网，2012年9月11日。此类观点还可见郑新立“增长资源论”与增长潜力继续释放等观点，凤凰网，2012年5月24日。 ②钱颖一：《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仍然相当大》，新浪网，2012年11月20日。 ③权衡：《比较优势衰减与经济增长动力转换》，2012年12月，上海市社联学术年会经济学专场主题发言。此外，蔡昉等学者也从人口红利角度分析了中国经济未来增长趋势和潜力问题，参见《人口红利与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甘肃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 ④刘世锦：《陷阱还是高墙：中国经济面临的真实挑战和战略选择》，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年。此观点还可以见王一鸣等：《走向2020：中国中长期发展的挑战和对策》，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11年。 ⑤刘伟等：《2011中国经济增长报告》，北京大学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2011年5月。 ⑥李实：《中国收入差距变动分析：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研究4》，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杨宜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扩大内需关键》，《人民日报》2013年4月3日；权衡：《收入分配与收入流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 ⑦张军：《未来5年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在8.4%左右》，2014年10月25日在汇丰晋信“全球大变革下的投资机遇”高峰论坛上的演讲。 ⑧切特和萨默斯：《中国和印度应该警惕经济增速急剧下滑》，《华尔街见闻》2013年11月13日。 ⑨⑩世界银行增长委员会：《增长报告：可持续增长和包容性发展的战略》，孙芙蓉等译，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年。13个经济体中既有博茨瓦纳等这样的小国，也有中国、印度、巴西等大国。 (11)参见习近平2014年11月15日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九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题为《推动创新发展实现联动增长》的发言，见新华网，2014年11月5日。标签：经济增长理论论文; 经济新常态论文; 经济转型论文; 经济研究论文; 经济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中等收入陷阱论文; 中国动力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创新理论论文; 优势分析论文; 经济学论文; 经济体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