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产品保护价格的需求效应及其政策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产品论文,效应论文,需求论文,政策论文,价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历史的经验
改革开放20年的实践表明，政府宏观调控政策最值得关注或需要总结的经验是投资政策与农产品收购价格政策的使用。
就投资政策来说，中国经济之所以能保持持续的高速增长，最主要的决定变量是投资，1978—1997年我国GDP 增长率及其相应的投资增长率如表1所示。即经济增长率随着投资增长率的变动而变动， 当投资增长率提高时，GDP增长率也随之提高，当投资增长率下降时，GDP增长率也随之下降，且GDP增长率在10%以上水平时，投资增长率均在20 %以上水平（1995年除外）。另外，从表1还能看出， 我国投资增长率变动方向转换的突发性，当1981年GDP增长率下滑至5.2%的水平时，投资增长率突然被拨高，从1981年的5.5%上升到1982年的28.0%，增幅达22.5个百分点。此后，GDP增长率基本保持在10%以上的水平，投资增长率也出现了一段时期的相对稳定。1989年，投资增长率又一改常态，从1988年的25.4%突然降至-7.2%，降幅达32.6个百分点，与此对应的GDP增长率降至4.1%的水平，1990年继续下降到3.8%，1991年投资增长率又突然启动，从1990年的2.4%上升到1991年的33.9%，上涨幅度达31.5个百分点，1993年达到20年的最高水平61.8%，结果1994 年再度突然下降，降至30.4%，其幅度高达31.4个百分点。投资增长率的这种突变性明显反映了政府投资政策变动的痕迹。
从定量的角度说就是，投资增长率是GDP 增长率的最重要的决定变量，有关这一点，利用表1的数据作回归分析就能看得更清楚。若用g代表GDP增长率，i代表投资增长率，则可得回归方程
g[,t]＝6.561+0.159i[,t]
（8.92） （5.73） （1）
R[2]＝0.646DW＝1.452
方程（1）说明，当投资增长率增加1个百分点，则GDP 增长率就可增加0.159个百分点；此外，由于方程（1）中的i与g在时间上是一致的，说明投资增长率变化的当前效果。众所周知，投资的GDP 增长效应除了表现在当期以外，它还有滞后的作用，在此如果我们在方程（1 ）中再引入滞后变量i[,t-1]，则可得到回归方程
表1 1978—1997年GDP与投资增长率情况（%）
年份
GDP 投资 投资增长率 年份
GDP
投资 投资增长率
增长率 增长率 变动幅度
增长率 增长率 变动幅度
1978
11.722.0 1988 11.3
25.4 +3.9
19797.6 4.6-17.41989
4.1
-7.2-32.6
19807.8 6.7 +2.11990
3.82.4 +9.6
19815.2 5.5 -1.21991
9.2
33.9+31.5
19829.128.0+22.51992 14.2
44.4+10.5
1983
10.916.2-11.81993 13.5
61.8+17.4
1984
15.228.2+12.01994 12.6
30.4-31.4
1985
13.538.8+16.61995 10.5
17.5-12.9
19868.822.7-10.11996
9.6
14.8 -2.7
1987
11.621.5 -1.21997
8.88.8 -6.0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8）.第57、186页。
g[,t]＝5.947+0.139i[,t]+0.044i[,t-1]
（7.24） （4.52） （1.40） （2）
R[2]＝0.692DW＝1.590
比较方程（1）与（2）不难看出，当增加变量i[,t-1]后，i[,t-1]估计参数也基本具有显著性，且R[2]值也有了明显的改善，即R[2]值从0.646上升到0.692，这就完全表明i[,t-1]也是g[,t]的重要的解释变量，只是与i[,t]相比，i[,t-1]对GDP增长率的作用明显减弱，即i[,t]与i[,t-1]的估计参数从0.139下降至0.044，表明在投资增长率增加1个百分点后，它不仅带动当期的GDP增加0.139个百分点，而且还能支撑下一期GDP增加0.044个百分点。这也是近20年来，我们一旦发现GDP 增长率低于目标增长率时，及时采取积极的投资政策，就能加快经济增长，一旦发现经济运行过热，立即采取紧缩的投资政策，就可以很快见效，实现过热的经济降温的宝贵经验。从表1也能看出近20 年来投资政策使用上的教训，这一教训不在于投资政策方向有什么错误，而在于扩张或紧缩性投资政策的力度的把握，也就是说，当我们面对经济增长率偏低的现实时，扩张性投资政策的结果就是很快引起经济过热；当我们面对过热的经济状况时，紧缩性政策可能立即导致经济的衰退，这种频繁的方向转换使经济运行呈现出不稳定的状态。
中国经济能够保持持续的高速增长，除了得益于高速增长的投资和政府投资政策的成功调控外，另一条成功的经验则是政府对农业的高度重视和实施的一系列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相关政策，其中尤其以农产品收购价格政策效果最为直接。改革开放后不到20年的时间内， 我们曾3次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即1979年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22.1%，1988年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23.0%，1994年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39.9%。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不仅直接大幅度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133.6元增加到1997年的2090.1元， 即使按可比价格计算，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也增长了3.37倍，年均增长率高达8.08%；而且因农产品收购价格的大幅提高刺激了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农业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1397.00亿元增加到1997年的24587.68 亿元，年均增长率高达6.57%，尤其是进入90年代后，农业生产的发展进一步加快，1990—1997年农业生产总值增长了77.23%， 年均增长率更是高达7.42%，是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 农业的繁荣无疑极大地支持了GDP的持续高速增长。
结合改革开放后不同时期的经济背景分析，不难发现，1979年农产品收购价格的大幅提高，不仅使农产品的供给从定额供应到市场化成为可能，也为我们彻底改变农产品短缺的状况，形成农产品乃至其他产品的买方市场奠定了基础，此次农产品收购价格的调整直接导致了80年代初期的经济繁荣。1988年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应该看成是一种政策的被动行为，因为它是高通货膨胀的结果，此次农产品收购价格的名义上涨幅度虽然比前一次大，但实际增幅却要小得多，1979年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仅为102.0， 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与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之差相差20.1个百分点，而1988年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与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之差只有4.5个百分点，这也就是为什么当1989 年政府实施紧缩宏观经济政策后，经济运行很快就反映出矫枉过正的重要原因。1994年农产品收购价格的大幅提高虽也是经济过热的结果，但它却不同于1988年，其主要区别是农产品收购价格的实际升幅也是相当大的，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与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之差达到18.2个百分点，仅次于1979年的水平，正是在这种经济过热过程中农产品实际收购价格大幅上升，从而支撑了农业生产的持续繁荣，1994、1995、1996年农业总产值分别增长了8.6%、10.9%和9.4%， 虽然当时政府面对过热的经济状况也实施了紧缩的宏观调控政策，但结果却明显不同于前一次，宏观经济运行顺利地实现了“软着陆”。虽说“软着陆”的成功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紧缩政策力度的把握，但农业的持续繁荣不能不说是形成“软着陆”的最大支撑力量。
二、当前的经济形势与宏观调控政策效应
由于当时政府担心“热启动”（注：我们将以往投资突发性的大幅上升称为热启动。）可能很快导致经济过热的出现，在宏观调控政策上，政府政策调控力度的把握发生了转变，采取了一种谨慎性方略，直到1998年下半年一直坚持着适度从紧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加上1997年10月份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使得1997年全年投资增长率继续下滑，投资增长率从1996年的14.8%下降到1997年的8.8%，GDP增长率也因此继续滑落，从1996年的9.6%下降至8.8%。如果说，1997年的投资与GDP 状况是一种惯性的话。那么，进入1998年后，经济的启动就应是理所当然的。然而，1998年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进一步加深，加上遭上百年罕见的特大洪灾，即使1998年下半年宏观调控政策开始松动，1998年全年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达到19.6%，明显高于1997年9.0 %的水平，扭转了投资增幅下降的局面，但GDP 增长率却仍保持着继续下滑的格局，1998年经济增长率仅达到7.8%，比1997年的8.8%仍低1 个百分点。1998年，投资增长率变动方向与经济增长率变动方向错位，新一轮经济周期并未因投资的扩张而启动。
进入1999年后，中央政府于1998年下半年增发1000亿元国债所形成的基础设施投资继续发挥需求拉动效应，第1季度，经济增长保持了8%以上水平的稳定运行态势，这也是中国经济整体有可能于1999年盘出谷底的基本立论依据。但是，方程（2）清楚地说明， 投资的时滞效应远不如它的即期效应，时滞效应仅相当于即期效应31.65%的水平。 因此，中央政府的投资扩张能否带动经济的全面复苏仍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有关这一点，从当前物价水平的基本走势就能看得很清楚，据最新公布的统计资料显示，截止1999年5月，物价水平仍逐月走低， 且没有明显转变的迹象，这一现象唯一的经济学解释就是市场需求不足。虽然1999年中央政府已明确依靠扩大内需来启动经济，但是，由于下岗人员的不断增多，城镇居民持久收入变得更加不确定，农民收入出现下降，致使消费需求扩大受阻；物价水平持续走低，导致企业利润率水平降低，企业亏损面（尤其是非国有中小企业）愈来愈大，投资需求的扩张缺乏动力诱导，内需的扩大仅表现出“一头热”（注：我们将中央政府扩大内需的冲动与其它经济主体不能作出相应积极的反映的状况称为“一头热”。），总需求的扩大变得越来越困难。
面对严峻的客观经济环境和已经变化了的经济体制，宏观调控中依靠中央政府的投资扩张政策启动经济的历史经验已经不灵，或至少可以说，它不是新形势下宏观调控政策选择的最佳方案，其主要原因表现在：（1）投资的扩张规模及速度很有限；（2）投资扩张的需求效应不会很明显。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是经济活动中唯一的投资主体，短缺经济加政绩考核的增长速度化致使地方政府具备无限的投资扩张冲动，投资资金来源的零成本更加剧了地方政府的这种投资冲动，只要中央政府有投资扩张的意向，地方政府就能很快将其变为现实，实现投资拉动的经济繁荣。改革开放后，虽然实施了“拨改贷”的投资体制改革，经济活动中的投资主体也发生了由单一主体向多元化主体的转变，但政府仍然是最重要的投资主体，卖方市场与政绩考核的速度化依然构成地方政府投资冲动的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且由于银行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没有理顺，银行往往受制于地方政府，这就使得地方政府的投资扩张冲动也很容易变为现实，也就是为什么1996年以前的每次“热启动”都成为现实的最重要原因。1996年经济实现“软着陆”之后，情况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买方市场的出现使得地方政府投资项目的选择更加困难，且地方政府过去的政绩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今天的经济负担，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因此明显减弱；银行管理体制的全面改革，使得银行脱离了地方政府而取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国有银行的商业化特征逐渐明显，切断了地方政府盲目上项目的资金来源，使得地方政府即使具备强烈的投资冲动，它也会因资金筹措的限制而不能变成现实，地方政府的投资扩张受阻。另外，多元化投资主体的形成，弱化了政府在投资中的作用，非国有企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投资主体，其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份额中所占的比例呈明显的上升趋势，1995年首次突破40%，1996年达到47.6%，1997年也保持在47.5%的水平。然而，非国有经济的投资行为是一种完全的市场化行为，其投资规模及其增长速度完全取决于经济利益的驱使，只有当企业预期投资能带来更多的利润时，它的扩张才会成为可能。事实上，我国当前有效需求不足和企业经营愈来愈困难的现实不可能在短期内使企业形成良好的经济预期，这就表明：非国有经济的投资扩张至少在当前不具备现实性。地方政府投资冲动的弱化及非国有经济投资动力的缺乏，最多也就能形成“一头热”的投资格局，然而，中央政府的投资能力又是极为有限的，这就极大地限制了投资规模及其增长速度的扩张。
投资作为社会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增加必然引起社会总需求的相应增加，扩张性的投资政策对于缓解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面对我国当前的实际经济状况，试图利用扩张性的投资政策来克服或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实现经济的整体繁荣却又是令人怀疑的。其中的理由有两点：一是“一头热”的投资扩张格局可能重复过去那种生产部门内部的封闭式循环。然而，今天的情况却完全不同，整体经济状况不是短缺，而是过剩，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的繁荣虽也能暂时提高GDP增长率， 增加居民（主要是城镇居民）的收入，但由于城镇居民的经济预期在当前的经济背景下难以发生重大改变，其结果就难以使消费需求大幅提高，最后可能还会加剧现存的供需矛盾。二是当前有效需求不足的结构性矛盾主要是消费需求不足，而非投资需求不足，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需求来源于投资主体对经济利益的预期，当消费需求不能预先扩张的时候，投资主体对经济利益的预期就不会太好，其结果也会抑制投资需求的扩张。
三、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是实现需求扩张的有效途径
从内需的角度看，总需求由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两部分组成，前面的分析表明，已经变化的国内经济环境可能会导致投资的扩张受阻，且它对于克服有效需求不足的效果也是相当有限的，这就表明，刺激消费需求的扩张也就成为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政策着眼点。此外，消费需求作为最终需求，它是形成投资需求及总需求扩张的源泉与根本动力，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只有消费需求的扩张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并同时达到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的目标。
在弗里德曼看来，收入与消费分别由两部分构成，即：
Y＝Yp+Ye（3）
C＝Cp+Ce（4）
其中：Y为收入；Yp持久收入；Ye为暂时收入；C为消费；Cp为持久消费；Ce为暂时消费
由于Ye和Ce是期望值为零的随机变量，因此，消费函数的核心问题就是持久收入，而持久收入则取决于当前收入和对未来收入的预期，由适应性预期可得，
Yp＝θY[,t]+（1－θ）Y[,t-1] 0＜θ＜1（5）
其中Y[,t]为当前收入，Y[,t-1]为前一期收入，θ为调整系数，这样就得到持久消费函数。
Cp＝KθY[,t]+K（1－θ）Y[,t-1]（6）
K为长期平均消费倾向，Kθ为边际消费倾向。
由持久收入消费函数理论可知，扩张消费的唯一有效途径是提高当前收入和形成更高的MPC，即提高Yt和Kθ，而由适应性预期理论知， Kθ的提高主要取决于Yt的持续上升。因此，提高收入水平就成为扩张消费需求的唯一办法。
结合我国当前经济体制的现实分析，由于社会保障体系的暂时缺位，国企改革中下岗分流所造成的收入不确定性因素加大，教育体制改革带来未来子女教育支出巨幅增加的预期，使得单纯依靠提高Kθ（MPC）来刺激消费需求变得不现实。换句话说就是，MPC 的下降趋势至少在短期内是一种无法逆转的现实，尤其对城镇居民来说这一点显得更为明显，1995—1997年，城镇居民的MPC从1990—1995年的0.8164降至0.7387，并且可以肯定的是1998—1999年城镇居民的MPC 仍在进一步下降（暂时还没有具体的统计数据）。这表明，即使是增加城镇居民的当前收入，收入增加对消费的推动作用也有可能被MPC的降低而抵消。
当城镇居民的消费需求难以启动，并且刺激消费扩张的效果不会太明显时，一个自然而然的想法就是将克服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的政策着眼点从城镇转向农村。我认为，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是克服当前有效需求不足的最佳的政策选择，其理由有：
1.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直接增加农民的实际收入，而农村居民实际收入的增加，必然引起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相应提高。并且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容易使农村居民形成持久收入增加的预期，由持久收入消费函数理论可知，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必然出现稳定增长。
2.与城镇居民相比，由于农民在历史上既无良好的社会保障，也不存在下岗分流等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的前提下），教育体制改革虽然会使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有所降低，但与城镇居民相比，在收入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下降的幅度会比城镇居民小得多。如果通过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来大幅增加农民的收入，则教育体制改革对消费需求的负面影响会被收入增加的正面影响所抵消。这就表明，启动农村消费市场将更为有效。或者说，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刺激消费需求的扩张比城镇居民更为有效。
3.由于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明显低于城镇居民，1997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2090.1元，只有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5160.3元的40.50%，这就是说，大量的低收入人口集中在农村。 而经济理论又告诉我们，收入愈低，其平均消费倾向则愈高。这又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提高农民的实际收入水平所带来的消费需求的增加会比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增加所带来的效果大。正是由于不同收入水平平均消费倾向上的这种差异。因此，我们主张，在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的同时，相应提高城镇居民的最低生活水平保障线。
4.一旦农村消费市场被启动，集中于城镇的各类企业的经营状况就会明显改善，从而增加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最终带动城镇居民消费需求的增加。因为，由农村消费品市场的繁荣带动的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是市场经济运行的结果，是企业经营状况改善的结果，它不是直接得益于政府政策，这就比较容易形成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稳定的预期，从而克服城镇居民收入不确定性的障碍，使城镇居民的消费需求也得到稳定增长。
5.只有消费需求的繁荣才能拉动投资需求的扩张，只要消费需求被启动，必然引发投资需求的扩张，从而才能完全克服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