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所出粟特语古信札与两晋之际敦煌姑臧的粟特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敦煌论文,信札论文,两晋论文,特人论文,出粟特语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粟特语古信札年代学研究的新进展
1907年斯坦因(A.Stein)在我国敦煌西北的汉代长城烽火台遗址中发掘出八封粟特文信札。作为粟特语古老丰富的历史见证，以及丝绸之路早期历史里未认识阶段的主要历史资料来源，这些古信札的发现无疑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因而，有关这些信札的年代考证也成了本世纪以来伊朗学与敦煌学研究者们一直争议的问题①。
最近，荣新江先生在《西域粟特移民考》②中再次论证了古信札的年代。荣先生指出：近年辛斯威廉(N.S.Williams)又检出若干粟特语文书并认为它们所用粟特字母与著名的“粟特语古信札”的年代应在四世纪初年。今在荣先生的启发下续作一些说明。
关于“粟特语古信札”年代应在四世纪的详细论证见于瑞和纳特(F.Grenent)与辛斯威廉(N.S.Willams)合著的《粟特古代书信的历史上下文》③（以下简称《上下文》），文中尤有新意的是对纸质的分析，以及用语源学和钱币学作为考证古信札年代的依据。
首先，关于古信札所用纸张的年代问题，是近年来争论的焦点。《上下文》一文对此问题分析如下：在斯坦因发现这些古信札不久，纸质鉴定的权威人士威斯尼(J.von Wiesner)就对纸样做出分析，并得出“古信札所用之纸揭示了纸浆改革的早期阶段的”结论。威斯尼认为这些纸的年代在公元二世纪左右。因此斯坦因和匈牙利学者哈尔玛达(J.Harmatta)在推断古信札年代时都以此说做为依据之一。但是威斯尼的结论主要是根据斯坦因提供的考古情况得出的，因而这个循环论证的可信程度自然让人怀疑。
而日本学者藤枝晃氏又提出另一种关于纸质年代的说法④。他把从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大量有纪年的汉文书所用之纸按年代顺序排列成表，并以此作为鉴定的标准。由此，他认为古信札所用之纸的年代在六世纪前半期，而且这种纸的造法与中国真正的造纸法有所不同。
关于纸张年代的第三种观点，是法国学者Jean-Piere Diege在对古信札所用纸做出技术鉴定之后提出的。研究表明，这些纸主要是由含有大麻纤维的混合物制成。纸的开本接近于五世纪的文书用纸；纸上的网纹间距为20，这与在楼兰发现的三世纪至四世纪初的文书用纸比较相似，如保存在伦敦的四世纪初的马伯乐261号文书纸的网纹间距也是20；同六世纪初敦煌手写本纸的厚度相比，古信札所用纸显然比较厚，其厚度在0.15-0.28mm之间，而六世纪纸几乎不超过0.10mm。
通过这些鉴定，虽然不能肯定古书信所用纸的确切年代，但却对六世纪说法提出疑问。自然也不能证明二世纪说，因为那时纸张似乎不能被如此广泛地使用。因而，通过对纸质的鉴定显然不能推翻亨宁(W.B.Henning)认为古信札的年代为312/313年的观点。
其次，《上下文》一文又进行了语源学的考证。我们已经读过王冀青先生根据哈尔玛达的英文释文翻译的粟特文二号信札的译文，在这封信中多次出现XWt'y（我的主人）这一语气词，与正确的粟特文写法xut'w（我的主人）相比较，这一用法显然是来自西伊朗语的借用语。在吐鲁番出土的中古波斯文和安息文的文书上，还有xwdiy（我的主人）这样的写法。从音韵学角度可以毫不怀疑地指出xwtiy（我的主人）的写法来源于波斯语。
我们知道，公元224年萨珊波斯王朝建立以后，索格底亚那地区在以后的一百多年期间一直都在萨珊皇室诸总督的统治之下。生活在索格底那那地区的粟特人在各个方面都必然受到波斯文化的影响。这显然又为亨宁的观点提供了依据。因为在这一时期，粟特人在萨珊王国东部毗邻而居已经有几十年，那么在语言上也自然会受到波斯语的影响。如果认为古信札写于196年（如哈尔玛达的观点⑤，那么在萨珊王朝以前粟特人就从中波斯语中借用词汇实在是有些不可思议。
再次，关于粟特语古信札年代讨论的最新进展，还体现在有关古信札中提到的货币问题的讨论。《上下文》中以五世纪的粟特钱币改革为讨论依据，发现古信札中所用的货币单位stater和copper⑥仍然是五世纪改革以前的货币，由此决定了古信札的书写年代不可能在五世纪以后。
我们认为，货币问题不仅是考证古信札书写年代的有力依据，亦是探究粟特人在丝路上贸易活动的重要问题。
总上所见，亨宁推断出的粟特古信札年代为312/313年是经得起推敲的。陈国灿先生在《敦煌所出粟特文信札的书写地点和时间问题》⑦一文中，以大量汉文史料，论述了第二封信中所包含的历史事件，并以此来论证第二封信的书写时间和地点，读后亦觉深受启发。然而，古信札中所包含的内容仍然需要我国学者做出进一步的研究，尤其是信中涉及到这一时期的丝路贸易情况，更是与粟特人的商队密不可分，值得我们研究。以下试根据古信札中提供的情况，讨论四世纪前后粟特商人在敦煌一带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情况。
二、四世纪前后敦煌姑臧的粟特人聚落
作为丝绸之路上的商业民族，粟特人的出现是由其所处的地理环境和其自身的民族性格决定的。粟特（主要指锡尔河流域以撒马儿罕为中心的地区）地处中亚中部，其地北邻游牧部落，南通印度，西通波斯、罗马，东连中国，自古便是东西方交通要道所在。在长年干旱少雨的沙漠地区，锡尔河为粟特地区提供了宝贵的绿洲生活，但这并不能保证粟特人长久地过上丰衣足食的农耕生活，随着绿洲上人口的增加，水量、耕地愈发有限，绿洲最初所提供的保护开始变成一种障碍，只有“当地居民依靠与其它绿洲或其它生产地区的交往才能突破这个难关。因此，我们应该说克服了沙漠的艰难险阻的商队的发展是极其自然的⑧。粟特人借助于其所处的得天独厚的交通枢纽的位置，由绿洲生活走向商业贸易的活动，实际上是一种生存的需要，在这种需要下，他们足迹遍东西，乘驼马、渡流沙，成为“亚洲内陆的腓尼基人”。
从另一方面来讲，这种行商贸易的出现，亦是由其社会性质决定的。我们知道，自古以来粟特地区便是小国林立，各自为政，是一个以宗主国康国为中心的城邦式的联合体。《新唐书·康国传》载：“其枝庶分王，曰安、曰曹、曰石、曰米，曰何、曰火导、曰成地、曰史，世渭九姓。”各小国以首都为中心有其自己的国王和政府，并享有行政、外交和贸易的自主权。这种分散局面导致了粟特地区一直臣服于其周边强国大国，在中亚的发展史上，先后成为阿契美尼王朝、亚历山大帝国、塞琉古王国、康居、贵霜、
哒、突厥等国的属国或公国。
但是商业意识极强的粟特人在这些强国面前并不是失去自由，沦为奴隶，而是借助于他们强大的政治军事力量，积极开拓国际市场，从事更广泛的贸易活动。《汉书·西域传》卷六十六载成帝时康居遣子侍汉，并贡献，都护郭舜因上言：“其欲贾市为好，辞之诈也。”这种遣子入侍、诈辞为好的做法与其属国粟特人的主意分不开。哒统治期间的贸易活动也通常由粟特人去进行。他们往往充任哒的使者出使贸易。《梁职贡国》滑国使臣图题记载，普通元年（520年）哒“王妻口口亦遗使康符真，同贡物”，这里的康符真显然为粟特人⑨。由此可见，粟特人以其善商贾的性格与其外族统治者和平相处，他们一面借助于外族国家的名义，以朝贡为名，来华进行贸易；另一方面，他们自己也组织商团往来于丝绸之路，进行大规模的贸易活动。“粟特语古信札”就反映了粟特队商在华的贸易情况。
从古信札中可以看出，当时在华从事贸易的粟特人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组织，或者说，已经出现了粟特人的聚落。近年哈尔玛达对第二封信重新释读，帮助我们对此问题有更深入的理解。如信中所言（括号内数字为原简行数）⑩：
(23)我们自敦煌(Srw'n)去金城(kmzym)，销售大麻织品、毛毡（毯）。又如：
(27)在金城至敦煌的商业信用，
(28)尽可能地长久维持。再如：
(57)我复派范拉兹玛(Vanrazmay)去敦煌(Swr'n)
(58)取32袋麝香
现试依据古信札内容分析敦煌与姑臧等地的情况。
①敦煌
粟特古信札出现于四世纪初的敦煌，决不是偶然的。公元301年（晋惠帝永宁元年）张轨为凉州刺史，张氏世据凉州，崇尚佛教，敦煌地接西域，多有塔寺。303年，索靖卒，索靖生前曾于莫高窟壁题仙岩寺。从莫高窟已经建寺说明此地之丝路贸易已有相当的繁荣，因此才可能提供建寺及修塔的财力(11)。根据古信札可知，四世纪前后，粟特人在姑臧、敦煌、金城等地已设有办事处，向内地派往人员进行贸易活动。我们知道，粟特人从事的贸易并不是临时性、短距离的贩卖，而是跨越东西、贯穿整个丝绸之路的远程贸易。由于路途遥远，自然环境极为恶劣，加之沿途强盗或游牧部落经常性的掠夺袭击，以及当地居民的欺骗，如《三国志·仓慈传》记载：“又常日西域杂胡欲来贡献，而诸豪族多逆断绝；既之贸迁，欺诈侮易，多不得分明。”这就使得来华贸易的粟特人不仅要结队而来，而且要在沿途重要地区设置据点，建立自卫组织，以保证生命财产的安全。
西晋末，即古信札书写时间312年至313年间，粟特人在河西走廊已经有了相当深厚的基础，甚至在八年前就已派沙拉(Suyray)和法尔纳扎布(Farnazaa)去中国内地（第32行），这显然与三国时曹魏再通西域，仓慈善待贾胡的政策有关，其时“欲指洛者，为封过所，欲从郡还者，官为平取，辄以府见物与共交市，使吏民护送道路……”(12)。因而，在敦煌和姑臧等控扼东西交通的要塞之地，很早就有粟特人居住了。
目前我们还不能确定粟特人在敦煌聚落的最早时间（亨宁认为早在纸张发明以前粟特人就已在敦煌居住了(13）。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仓慈善待胡贾之前，敦煌就有西域胡人过往和居住了，而这其中最主要的便是粟特商贾。
古信札中说：“有100名来自撒马儿罕的粟特贵族现居黎阳（Sryiny，林梅村释作“泥阳”，日本学者译成“敦煌”），在囗城有42人……”英国学者亨宁据此推断，当时在敦煌附近居住的粟特贵族加之他们的家眷、奴仆可达千人左右(14）。这一人数足以使粟特人在敦煌形成自己的聚落。在当时中国内战不断，商贸混乱的情况下，他们仍从“敦煌前往金城去销售大麻、纺织品、毛毡……（第23行），并希望“金城至敦煌间的商业信誉尽可能长久保持（第27、28行）”，以及“派人去敦煌取麝香（第58行）”，从这些情况中，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四世纪时敦煌已经成为粟特商人在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的货物转运站。这里既有他们欲销往内地的商品，也有从内地收购到的欲送回撒马儿罕的商品。这种转运站的性质亦要求一定数量的粟特人在此工作，才能保证货物迅速转运。从这一点上来说，当时在敦煌的粟特人也应该是为数不少的，而且并没有因为战乱而离开。
②姑臧
根据陈国灿先生的分析，姑臧（即凉州）有可能是粟特队商的大本营，这封信就是姑臧寄往撒马儿罕的，信中还多次提到了由姑臧向内地派遣分商队的情况。
姑臧位于河西走廊东端，作为武威郡的治所，自古即为西北进入关中和中原地区的门户所在，也是河西地区一处重要的商业贸易枢纽，汉代以来便是西域胡人在华的重要聚居地。洛阳出土的《唐康续墓志》在追述其先世时写道：“东晋失国，康国跨全凉之地，控弦飞镝，屯乃骑于金城，月尘汉惊，辟千营于沙塞”(15），这里的“康国跨全凉之地”尽管有些夸美之意，不过亦多少反映了当时粟特人在凉州拥有相当深厚的势力和根基。
前凉时期，许多胡骑在军中服役，那么其中的月氏胡、康居胡也自然为粟特商人在华进行贸易活动提供了保证(16)。因而至五世纪时凉州的粟特人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商团护卫组织，据地称雄，至使北魏攻占凉州时“悉见虏，高宗初粟特王遣使请赎之……”(17)。足见其努力渊源深厚了。
陈连庆先生在《汉唐之际的西域贾胡》(18)一文中业已指出：“自前凉以来即以姑臧为政治中心，高昌为西方前哨，敦煌为中继要地。所以敦煌和姑臧等地都是胡人聚居的地方。”作为商业民族的粟特人，其居住地亦是其商贸据点，他们以其天生的高度商业意识把这些聚落穿连成线，贯穿丝路始终。
这一时期，如荣新江先生的研究表明，粟特人在塔里木盆地周边地区的活动，主要是根据在新疆和田、库车、吐鲁番、敦煌藏经洞等处出土及发现的安息语、中古波斯语、于阗语粟特语、以及少量的巴克特里亚语等古写本上所提供的资料而做出的考证。根据荣先生的分析，使我们得知从公元三世纪开始，在丝绸之路西端的于阗（和田）、楼兰、疏勒（喀什）、龟兹（库车）、焉耆等地就陆续出现粟特人的聚落了。楼兰出土的一件汉文木简上，记有“建兴十八年三月十七日粟特胡楼兰地区粟特人的帐目。足见当时楼兰地区已经有粟特人居住了。而且从一万石的数量来看，人数应当不少(19)。这份木简亦证明了粟特古信札的年代312／313是符合史实的，证明四世纪前后粟特人已走遍丝绸之路沿线主要绿洲。
荣先生的上述研究说明了敦煌、姑臧以西的粟特移民的存在，这种情况是敦煌及姑臧等地在四世纪前后存在粟特人移民聚居地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前提。
三、古信札中所见的商品与货币
在古信札中一共提到了四种商品，其中大麻纺织品和毛毡（毯）是粟特人销往内地的商品，丝绸和香料（麝香）则显然是粟特人在华购买欲送回撒马儿罕的商品。这四种商品实际上也是丝绸之路上往来商旅贩运的最主要商品。
①毛织品
根据史料的记载，粟特人所携带的商品大部分出自异邦，比如出自波斯的鍮石和越诺布，出自拜占廷的拂林大氍毹和拂林狗，以及有可能引自印度的郁金香和生石蜜，而出自粟特本土的商品除了一些土特产如狮、马、金桃、银桃、青黛和葡萄酒外，最重要的便是毛麻织品。中亚地区的毛织品自古以来便享有盛名，尤以君土坦丁堡的宫廷纺织品最为有名。《三国志》卷三十引《魏略》大秦纪事云：“织成，氍毹、毾
，罽帐之属皆好，其色又鲜于海东诸国所作也。”因而古信札中提到的毛毡的来处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产自粟特本地，另一种则是从周边地区尤其是从大秦收购交换所得。从史料来看，当时中亚地区包括河西地带毛织品的生产和消费量是很大的。在我国境内出土的秦汉魏晋时期的佉卢文书(20)就有许多处关于毛毡毛毯的记载，如：
第382件：叶波怙交税毡衣两件，以抵偿酥油和毡衣一件。……
第387件：……只须送两件毡衣。
第714件：兹将阿夷耶摩县税收统计如下：酥油、绵羊、毛毯、地毯、毛毡……
第728件：甘枝格耶交九掌长地毯一条……
另外，在新疆出土的五世纪吐鲁番文书中亦有关于毛毡毛毯的记载(21）。如《阿斯塔那一号墓文书》（西凉建初十四年[418年]随葬衣物疏）中第七条：
这些史料记载记明了毛织品在当时是占主导地位的生活用品，因而自然会成为粟特商人的贩卖商品，远销至汉地中原。甚至在唐代九姓胡的贡品中，毛毡品仍然占有很大的地位。蔡鸿生先生在《唐代九姓胡贡品分析》(22)一文中对此作过专门的论述。
②棉织品及丝织品
关于粟特本土纺织的生产情况，姜伯勤先生在《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23)一书中已有考证，使我们了解到作为商业民族的粟特人亦有自己生产的商品。而且根据薛爱华(E.H.Shafer)的考证(24)，棉花是在中亚地区首先培植和生产加工的，直至九世纪时才被中国人所熟悉。那么粟特地区的棉纺织品情况在四世纪时期已初具规模，而到六世纪时“番锦”与“胡锦”已颇为流行。劳费尔(B.Larfer)在其著《中国伊朗编》(25)中关于《波斯的纺织品》一章中亦多次提到了以粟特为中心的纺织品的情况。
③丝绸和香料
至于从中国收购到的“成捆的丝绸”和“麝香”这两种商品，可以说是粟特人来华贸易的最主要目的。前文已经论述过粟特人从事的是一种远程贸易，实际上亦可以说成是一种贵重商品的贸易。如此长途跋涉的贩运，只有获利最大的商品才值得一运，而当时最有吸引力的商品便是中国的丝绸和香料。这就为善于营利的粟特人提供了赚钱的机会。在满足王公贵族对丝绸香料等奢求的同时，亦满足了粟特人天生好利的本性——尽管粟特人为此付出了极大的努力。
值得我们探究的一个问题是，粟特商队在跨越东西的长途贩运中，使用什么货币做为交换的手段呢？
我们知道粟特地区是以撒马儿罕为中心，由数个小国组成的联合体，并且一直受其周边大国的统治，处于属国或公国的地位。这就决定了粟特地区的流通货币也会受到外邦的影响，使得这一地区如同一个国际货币流通市场：古波斯古希腊的stater、drachma、塞琉西王朝的tetradrachma以及萨珊波斯王朝的各代钱币都曾在撒马儿罕和布哈拉地区流通使用。与此同时，粟特公国还要根据统领国的要求制造货币以供地方使用，随着统领国的不断更换所带来的货币混乱局面可想而知。
在古信札中出现stater一词，在亨宁的论述中对此没有作出解释，哈尔玛达又似乎把这一词同时做为货币单位和重量单位来解释。如(26)：
(42)Druvasp Banday has received the parfumery goods--their weight is 84 stater
德鲁菲斯蒲班达收到了香料，重84stater又如：
(56)…… Further if foodstuffs are need ,then you should take away from the money.
(57)1000 or 2000 stater .
如果需要粮食，您可以从钱产中拿出1000或2000stater.
在《上下文》中，作者对stater一词专门加以论述，使我们对古信札年代及粟特人的贸易实况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五世纪上半期萨珊波斯王朝统治粟特地区后，布哈拉的地方统治者下令取消所有流通货币，而是按照萨珊王朝的标准，仍照巴赫兰五世的钱币铸造一种新钱币“布哈拉·胡达特钱”作为粟特地区的流通货币使用（古信札中的stater是货币改革之前的流通单位）。这些史实说明了粟特地区的货币情况是以适应其经营商业的需要而决定取舍的。他们往往仿制与之贸易关系最密切国的货币，唐代时粟特地区大量铸造中国的圆形方孔钱式样的粟特钱，可以说是最好的证明。
而在中国丝路沿途的贸易中，粟特人也采用实物交换的形式。尽管他们是古代丝路贸易中最大的转运商，但是由于缺乏货币信用，他们仍没有办法把自己的钱币文化渗透到丝路之中。相比之下，中国钱币的影响却远远越出了丝绸之路的国界，这也是由中国在丝绸之路上的经济地位所决定的。
1994年8月，在敦煌研究院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报导了在莫高窟北区洞窟中发现波斯银币(27)。现在，我们从粟特语古信札中得知四世纪时粟特人之货币单位为stater，我们期待着敦煌地区未来的考古发掘，能帮助我们进一步明了四世纪粟特等胡商贸易中的货币情况。
四、后论
以上的论述，只是根据古信札中提供的线索以及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四世纪前后的粟特商在中国丝路上的贸易情况作一简略的回顾。透过粟特古信札，我们认识到四世纪前后在敦煌等地经商的粟特人，具有以下特点：
①在公元三至四世纪，粟特地区已经出现了发达的城邦生活，商人和农民及手工业者组成粟特地区的基本大众。尽管经济发达，生活安逸，但其所处绿洲周边的沙漠环境亦给他们带来一种局限。于是，粟特商人以其“利之所在，无所不至”的天性，借助于其所处的交通枢纽的位置，走出绿洲，走向国际市场，成为丝绸之路上最主要的转运商。
②古信札也帮助我们了解了四世纪粟特人队商的社会特征与组织结构。信中证明当时存在着由粟特王室贵族出资，由专业商人组成的几百人规模的大商队。这封古信札就是粟特著名的纳尼司巴尔王子家的私人商队的首领纳尼答尔寄往撒马儿罕王子处的。
③远程商路与连接不断的聚落点，粟特商人在撒马儿罕本土与中国河西乃至中原的丝路沿线重镇都设有商品转运站，并以此为中心形成自己的聚落。粟特商团通过这些聚落了解市场行情，建立商业信誉，推销或转运来自东西方不同的商品，并以此为商业据点派遣分商队。
④商品性质与珍稀品贸易：在汉地，粟特商贾出售毛麻织品、马匹、宝石、琉璃等西域物产，然后向汉人购置成匹成捆的丝绸、香料、纸等贵重商品，经过长途跋涉之后，转手卖给波斯人、罗马人、印度人以及草原上的游牧民族。
⑤家庭专业与商业民族：正如著名伊朗学家阿里·玛札海里在《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28)一书中的导论中所言：“在丝绸之路从来不会有临时的商人，经商可以说是一种家庭专业。它要求具有在语言、民族和经济方面的特殊知识……”。因而，见多识广、通晓多种语言的粟特商贾在贩卖商品的同时，亦成为传播东西方文化与文明的文化使者。
（后记：谨以本文纪念英才早逝的黄约瑟博士。本文是作者作为中山大学历史系敦煌学研究室访问学者工作期间的成果。对国家教委所予访问学者研究经费资助、中山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关照及作者家人所给予的赞助，谨致谢忱！）
注释：
① 关于“粟特古信札”年代考证的文章，主要有：A.Stein,Serindia.Ⅱ.Oxford 1921 ,P673.676.752.W.B.Henning,"The Date of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s/,BSOAS,VOLX Ⅱ,1948,PP601--605.J.Harmatta,"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for the Date of the Sogdian《Ancient Letters》",Studies in the Sources on the History of Pre--Islamic Central Asia,Budapest,1979,PP75--91.J.Harmatta,"Sogdian Sources for the History of Pre--Islamic Central Asia",Prolegomena to the Sources on the History of Pre--Islamic Central Asia ,Budapest,1977,PP153--165F.Grenet and N.s.williams,"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s",Transition Periods in Iranian History(Studia Iranica,cahier 5),Leuven,1987.PP101--119、笔者在本文中将此篇文章标题译成《粟特古代书信的历史上下文》，context一词为“来龙去脉”、“文本的上下文”、“历史背景”、“范围”、“全方位研究”等意义。森安孝夫：《关于伊斯兰时期以前的中亚史研究之现状》，《中国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4期，第2页。
黄振华：《粟特文及其文献》，《中国民族古文字》，北京，1982年。
林梅村：《敦煌出土粟特文古书信的断代问题》，1985年敦煌吐鲁番学术讨论会论文。
陈国灿：《敦煌所出粟特文信札的书写地点和时间问题》，《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7期，武汉大学，1985年，第10-18页。
② 荣新江《西域粟特移民考》，《西域考察与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1页。
③ 详见关于“粟特古信札”年代考证的文章，主要有：A.Stein,Serindia.Ⅱ.Oxford 1921 ,P673.676.752.W.B.Henning,"The Date of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s/,BSOAS,VOLX Ⅱ,1948,PP601--605.J.Harmatta,"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for the Date of the Sogdian《Ancient Letters》",Studies in the Sources on the History of Pre--Islamic Central Asia,Budapest,1979,PP75--91.J.Harmatta,"Sogdian Sources for the History of Pre--Islamic Central Asia",Prolegomena to the Sources on the History of Pre--Islamic Central Asia ,Budapest,1977,PP153--165F.Grenet and N.s.williams,"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s",Transition Periods in Iranian History(Studia Iranica,cahier 5),Leuven,1987.PP101--119、笔者在本文中将此篇文章标题译成《粟特古代书信的历史上下文》，context一词为“来龙去脉”、“文本的上下文”、“历史背景”、“范围”、“全方位研究”等意义。森安孝夫：《关于伊斯兰时期以前的中亚史研究之现状》，《中国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4期，第2页。
④关于“粟特古信札”年代考证的文章，主要有：A.Stein,Serindia.Ⅱ.Oxford 1921 ,P673.676.752.W.B.Henning,"The Date of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s/,BSOAS,VOLX Ⅱ,1948,PP601--605.J.Harmatta,"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for the Date of the Sogdian《Ancient Letters》",Studies in the Sources on the History of Pre--Islamic Central Asia,Budapest,1979,PP75--91.J.Harmatta,"Sogdian Sources for the History of Pre--Islamic Central Asia",Prolegomena to the Sources on the History of Pre--Islamic Central Asia ,Budapest,1977,PP153--165F.Grenet and N.s.williams,"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s",Transition Periods in Iranian History(Studia Iranica,cahier 5),Leuven,1987.PP101--119、笔者在本文中将此篇文章标题译成《粟特古代书信的历史上下文》，context一词为“来龙去脉”、“文本的上下文”、“历史背景”、“范围”、“全方位研究”等意义。森安孝夫：《关于伊斯兰时期以前的中亚史研究之现状》，《中国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4期，第2页。中森安孝夫的文章。
⑤ 哈尔玛达这一观点是在"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For the Date of the Sogdian《Ancient Letters》"一文中提出的。
⑥ copper 这一货币单位出现在根据斯坦因编号的第四封信札里。
⑦ 见关于“粟特古信札”年代考证的文章，主要有：A.Stein,Serindia.Ⅱ.Oxford 1921 ,P673.676.752.W.B.Henning,"The Date of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s/,BSOAS,VOLX Ⅱ,1948,PP601--605.J.Harmatta,"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for the Date of the Sogdian《Ancient Letters》",Studies in the Sources on the History of Pre--Islamic Central Asia,Budapest,1979,PP75--91.J.Harmatta,"Sogdian Sources for the History of Pre--Islamic Central Asia",Prolegomena to the Sources on the History of Pre--Islamic Central Asia ,Budapest,1977,PP153--165F.Grenet and N.s.williams,"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s",Transition Periods in Iranian History(Studia Iranica,cahier 5),Leuven,1987.PP101--119、笔者在本文中将此篇文章标题译成《粟特古代书信的历史上下文》，context一词为“来龙去脉”、“文本的上下文”、“历史背景”、“范围”、“全方位研究”等意义。森安孝夫：《关于伊斯兰时期以前的中亚史研究之现状》，《中国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4期，第2页。
⑧ 松田寿男著，陈俊谋译《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年，第3-5页。
⑨ 转引佘太山《哒史研究》，齐鲁书社，1986年，第107-108页。
⑩
以下译文根据 J.Harmatta"Sogdian Sources for the History of Pre--Islamic central Asia" 一文中的英文释文。
(11)
参见姜亮夫《莫高窟年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6-29页。
(12) 《三国志》卷十六《仓慈传》。
(13) W.B.Henning ,"The Date of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s",出处见注前页(1)，p602。
(14) 这一推断是 Henning在" The Date of the Sogdian AncientLetters"一文中，释读第十九行粟特文时做出的。在注解中写道："If therewere one hundred freemen alone in Tun--Huang--to whose number one has to add that of their families and slaves--the total Sogdian population of that town can have been scarcely below one thousands souls ."详见该文第606页注释9。
(15) 转引自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87年，第31页注(34)。
(16) 关于这一论述详见陈国灿《魏晋至隋唐河西人的聚居与火袄教》，《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第1期，第202页。
(17) 《魏书》卷一O二《粟特国传》。
(18) 陈连庆《汉唐之际的西域贾胡》，《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文史·遗书编上，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90页。
(19) 参见荣新江《古代塔里木盆地周边的粟特移民》，《西域研究》，1993年第2期，第11页。
(20) 林梅村《沙海古卷——中国所出佉卢文书》，文物出版社，1988年。
(21)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一册，文物出版社，1981年。
(22) 蔡鸿生：《唐代九姓胡贡品分析》，《文书》第31辑，第109页。
(23) 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五章第三节。
(24) E.H.Shafer,The Golder Peaches of Samarkand ,Berkeley and Los Angels,1963,PP204--207。
(25) 劳费尔著，林筠因译《中国伊朗编》，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316——331页。
(26) 前揭 J.Harmatta《Sogdian Sources for the History of pre--Islamic central Asia 》一文。
(27) 彭金章：《莫高窟北区洞窟清理发掘的主要收获》，《1994年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提要》，敦煌研究院，1994年8月。
(28) 阿里·玛札海里著，耿译，《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1993年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