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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安全概念研究
尽管世界上很多人都对粮食安全概念进行了探讨，但迄今为止被世界各国广泛引用的还是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当初所下的定义，即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为了生存与健康所需要的足够食品。（注：这一定义的英文表述是“access by all beople at all times to sufficient food for an active，healthy life”。其基本精神见诸于联合国1974年11月在罗马世界粮食大会上通过的《消灭饥饿和营养不良世界宣言》与《世界粮食安全约定》，强调世界粮食的生产、援助与谷物储备。）且这些概念都不能反映现代市场经济情况下“讲本图利”的基本思想，从而不利于指导具体的工作实际，有必要对其进行扬弃与创新。笔者认为，反映粮食安全本质要求并比较实用的粮食安全概念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为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与其生存与健康相适应的足够食品，而对粮食生产、流通与消费进行动态、有效平衡的政治经济活动。粮食安全的含义很丰富，但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把握：
1.粮食安全的主体可以是一个家庭、一个省市或国家、地区，还可以是包括这些国家在内的区域性组织，乃至整个联合国。但通常讲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除非特指，如江苏粮食安全。
2.必须具有与人们的生存与健康相适应的足够食品。食品可以是自己生产的，也可以是进口的，但必须是充足的、富有营养与安全的。近几年多起“毒米”事件，再次提醒人们：粮食安全不仅仅是从数量上保证供应的问题，还有一个随环境污染与消费水平提高而日益重要的品质安全问题。
3.必须保证所有人都得到相应的食品。食品足够丰富是必要的，但不是完全充分的。必须从最基本的生存权角度来确保低收入、乃至无收入阶层的购买需要、援助需要。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市场上有粮食，但部分人买不走，对这部分低收入的贫困人口来说仍然是不安全的。尽管我国当前粮食市场供应充足，但在城镇还有一小部分收入比较困难的居民（包括下岗职工），在农村还有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人口。困此怎样保障低收入贫困人口的食品安全是我国粮食安全中必须考虑的重要内容。
4.必须保证在任何时候与任何情况下都得到足够的食品。现阶段食品足够是必须的，但仅仅这样是不够的，还必须保证以后任何时候都充足。虽然我国目前粮食结余的量很大，今年或明年我们不要求粮食产量增加多少，却绝不能让粮食的生产能力遭到破坏或减少，因为在我国粮食产需缺口在2030年前人口达到高峰之前会越来越大。这也是党和国家在近阶段粮食过剩情况下仍然强调粮食安全的重要理由。
5.粮食安全的基本工作是在粮食生产、流通与消费之间进行有效平衡。粮食安全首先是一个从人体需要、国家发展、环境保护等来考虑的粮食消费。它不仅强调粮食消费需要的可满足性，而且还强调粮食消费的合理性，以防止粮食消费过程中的人为浪费及其对“人地关系紧张”的进一步加剧；它不仅强调从生产方面来考虑粮食消费，还要从国内外两个市场来考虑粮食安全的供需平衡；它不仅要从人权与政治上考虑粮食安全的必要保证，还要从全国一盘棋以及粮食消费的可持续、可节约角度来考虑粮食安全的合理性。6.现代粮食安全是以合理成本谋求粮食供给保障政治经济科学、艺术。粮食安全作为国民经济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既有从保障人们的基本生存权利的特殊性角度来考虑的政治特性，更有从比之更大范围的国家经济安全、国民经济系统等一般角度来考虑的经济特性。尤其是在一个国家有能力解决粮食安全，且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粮食过剩的情况下，更应从经济节约的角度来考虑粮食安全的合理性。但在各国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与政治贸易环境中发生突变或逆转的情况下，粮食安全绝非仅仅是一个经济学意义上的难题。至于政治在其中扮演怎样的一个角色，需要决策当局从国内外环境的变化进行理性的分析、判断与调整。
中国粮食安全状况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布朗博士对中国未来粮食供给表示深深的忧虑以来，我国很多学者都对中国粮食安全状况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评估。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
1.朱泽的《中国粮食安全研究》（注：朱泽：《中国粮食安全问题：实证研究与政策选择》，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版。）。他通过比较中国与世界重要粮食生产与消费国在粮食总产量波动系数、粮食自给率、粮食库存水平、人均粮食占有量与低收入人口粮食供应水平等指标方面的差异性，以及粮食安全系数（注：他认为粮食安全系数是对一个国家的各项粮食安全指标进行加权平均处理后得到的综合评分值，反映了一个国家粮食安全的总体水平。）的计算与比较，得出了中国粮食安全整体水平仅次于加拿大、法国、美国与澳大利亚等四国，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结论。
2.吕耀等《中国食物保障可持续性及其评份》（注：吕耀等：《中国食物保障可持续性及其评价》，《中国农村经济》1999年第8期。）。作者在该文中，突破了许多人仅仅或主要从粮食产量与人口这两个因素来考虑粮食供应保障的情况，而着力于农业生产及其资源生产效率、经济效益、资源利用率以及资源与环境质量等方面来构建中国食物保障可持续性评价指标体系，并依据中国自然资源区划的九大农业区内102个县（市）的有关资料进行了具体评价，并得出了中国区际食物保障可持续水平有较大差异、样本间的食物保障可持续指数差异很大与各区域影响食物保障可持续性的主要限制因子不同等重要结论。
3.粮食波动及原因分析。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许多专家学者都对影响粮食安全的市场波动特征、原因与对策进行了探析。比较有代表意义的是：李岳云等认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粮食生产波动频率明显加快，除1982、1983、1984年连续三年增产外，粮食综合收购价格作为政策变量，其波动水平在1991年以前和市场价格的波动水平大体相同，但在个别年度如1984～1986年间，两种价格的变动趋势则相反。这说明政府的价格决策行为带有一定程度的盲目性。（注：李岳云等：《中国粮食波动论》，中国农业出版社2001年版，第121～122页。）一般来讲，粮食市场波动由宏观政策、粮食生产、市场发育程度、粮食贸易与储备等决定。在中国，农户的粮食储备以及与市场发育相关的地区壁垒也是影响价格波动的重要因素。（注：钟甫宁：《稳定的政策和统一的市场对我国粮食政策的影响》，《中国农村经济》1995年第7期。）Fafchamps，M.提出了与此相仿的观点，他认为在农村粮市场发展不完善的条件下，食品价格具有波动性，且与农产品的产量高度相关。（注：Fafchamps，M.Cash Crop Production，Food Price Volatility，and Rural Market Integration in the Third World.A.J.A.E.1992.（74）90～99.）另外，与粮食储备状况紧密相关的粮食贸易及其政策电可能对粮食价格波动产生不同的影响。随着中国粮食进出口贸易依存度的增加，中国粮食的进出口在年际间表现出了较大的波动性。1977～1995年小麦进口的变异系数是世界的2.7倍，玉米出口变异系数是世界的12.7倍。（注：马晓河等：《中国粮食贸易的不稳定性及其影响》，《管理世界》1998年第1期。）粮食贸易的不稳定性与国内粮食生产波动与粮食贸易决策，也与脆弱的粮食储备调节体系，如逆向调节有关。（注：中国农业专家论坛：《正确判断粮情，稳定推进粮改》，《中国农村经济》1998年第1期。）4.粮食过剩与危机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粮食紧缺的程度随粮食产量的不断提高而逐步缓解，大部分年份粮食基本在粮食安全区域内运行，有的年份甚至出现了暂时性过剩。中国粮食产量占世界粮食产量的比重由1949年的17％，上升到1998年的25％，而且还在全国人口增长1倍的情况下，实现了人均粮食占有量提高近1倍的惊人成绩，（注：国家计委粮食调控办公室：《中国粮食供求状况发生历史性变化：总产量居世界首位&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或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从而使粮食谷物占有量与增长量都处于世界前列。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粮食过剩”、“布朗预言不攻自破”、“中国能够解决自己的粮食问题，而且还能解决得越来越好”、“讲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就是压缩粮食生产”等成了社会上占主导性观点与做法。
但2000年近10％的粮食减产，再次敲响了粮食安全的警钟。在2000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上，“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史无前例地写进了全会公报。“要高度重视保护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建设稳定的商品粮基地，建立符合我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安全体系，确保粮食供求基本平衡”也作为“十五”计划建议中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的重要内容。朱镕基总理在关于制定“十五”计划建议的说明中也再次强调：“对于我们这个有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来说，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粮食问题始终是头等大事，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在目前粮食总量阶段性供过于求的形势下，尤其不能放松农业。2000年粮食较大幅度减产的情况再次提醒我们，我国农业的基础还很脆弱，抗灾能力不强。要高度重视保护与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建设稳定的商品粮食基地，确保粮食安全。”为此应客观冷静地分析未来粮食安全态势及其影响因素，并及早采取防患于未然的对策。
除此之外，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国外主要生产和消费国的研究机构也对中国粮食安全现状进行了研究分析。其中对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是美国世界观察所所长莱斯特·布朗挑起的“谁来养活中国”之争或“布朗风波”。
1994年8月28日，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Lester Brown）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中国能使世界挨饿吗？——它的崛起正在消费掉全球粮食供给”。他在1995年又进一步认为，到2030年中国由于耕地面积的减少等粮食将减少20％，如果不考虑膳食结构的改善，中国将进口相当于现在世界粮贸易总额的粮食，达2.0～3.69亿吨。（注：Brown，lester R.Who Will Feed China？Wake-up call for a Small Planet，New York：W.W.Norton& Company，1995）
在这以后世界上许多组织或个人都对此进行了有针对性的研究评价。美国农业部费里德克·科鲁克认为，布朗博士在长期预测中没有把市场经济的自我矫正机制因素考虑进去，中国政府、生产者和消费者不会对经济环境的变化无动于衷；日本农林水产省白石和良认为，布朗的预测依据不十分明确，过分强调特定条件，因而产生了不符合实际的结论。布朗没有考虑中国正在进行的“吨粮田”建设和农田基本建设，中国农民对自己的口粮生产不可能忽视，城乡消费水平到同一水平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人口增长过快的势头能有效得到抑制等等。（注：袁华山：《粮食流通市场化改革研究》，《硕士论文》，2001。）中国是能够做到粮食基本自给的。对中国在21世纪前几十年的粮食年进口需求量的估算从2000～5000万吨不等。（注：Fan，Shenggen，Data Survey and preliminary Assesment in china.Report in the United Nations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1995.January 30，Rome.）随此，中国粮食安全成了国内外政界、新闻界与学术界特别关注的问题。世界银行专门进行了关于中国长期粮食安全的课题研究，（注：World Bank.China：Long-term Food Security Report 16419-CHA.East Asia and Pacific Regional Office，China and Mongolia Department，Rur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perations Division，Washington，D.C，1997.）认为中国在2020年的粮食需求量约为6.97亿吨贸易原粮《相当于6.08亿吨加工粮食》，其中90％可以通过增加基础设施、农业科研、土地和水利发展的投资而在国内生产解决，另外的10％则靠进口，进口量约为6000万吨。主要粮食出口国完全可以在不大幅度提价的情况下供应这些粮食。
布朗有关“谁来养活中国”的论文发表以后，中国国内一批专家、学者纷纷从布朗沿用数据的失实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成绩等方面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批驳。普遍认为布朗虽然提出了一个对中国以至世界未来发展过程中不容回避的问题。但他的许多论点论据有误。首先，布朗对粮食概念的界定与我国不同，没有包括大豆和薯类。其次，以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为例来分析我国的粮食生产能力是不科学的，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相似的只是我国的沿海地区而不是全国。另外，还有对科技的发展潜力预测不够等等。“中国粮食白皮书”就是在这一背景下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1996年10月发布的力作之一。
1998年，布朗又撰文认为，在今后的几十年中，由于经济的高速发展和迅速城市化，工业用水和生活用水将急剧增加，从而挤占农业用水，最终影响中国的粮食生产，其结果仍然是中国巨大粮食缺口及其由于经济发展而产生的强大购买力将中国买断世界所有粮食出口，而其它贫穷而缺粮的第三世界国家的生存将受到威胁，从而动摇世界安全。（注：[美]莱斯特布朗、布莱恩霍韦尔：《中国缺水将动摇世界粮食安全》，《战略与管现》1998年第6期。）对此，李佩成提出了与布朗先生商榷的文章——中国能够解决自己的水资源与粮食问题。（注：李佩成：《中国能够解决自己的水资源与粮食问题》，《中国农村》1999年第1期。）认为布文的推论和命题立足于不确切的需求预测；布文的推理表现出形而上学的简单化，布文的推论缺乏对中国国策民情的必要了解；布朗先生的学术推论使用了双重政治标准。
对于国内外对中国粮食安全现状的研究，笔者有三点认识：（1）很多年来，国内外有关组织与个人非常重视中国粮食安全的保障研究，但忽略了粮食安全保障的成本研究。粮食安全保障是必要的，但又不是充分的，尤其是在国内外粮食形势宽松的情况下，应致力于探讨以合理成本谋求粮食安全的保障之道。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国粮食安全与成本优化研究”对此进行了富有创新性的探讨。有关单位与个人可以在此基础上，对WTO环境下中国粮食安全成本、构成及其变化与对策进行深入细致研究。（2）对国内外研究中国粮食安全过程中的有关观点，应抱之以学术探讨方面的理解，尤其不能简单地与某种政治思潮掺合在一起，更不能从是否有损于我们国人的面子的角度来对有关观点进行情绪化的判断，以及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而进行不够理性的决策。（3）在注重对中国粮食安全整体状况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应更加注重粮食安全的深化研究、专题研究，如粮食安全的生态经济评价与可持续保障研究、粮食安全调控与微观基础强化研究、粮食安全效率与流通体制改革研究等。
WTO环境下中国粮食安全的创新研究
乌拉圭回合农业谈判，尤其是中美签署《农业协议》以来，我国很多专家与学者都纷纷撰文分析WTO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影响。一般认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会对我国的粮食安全带来危机。其基本理由是：（1）从短期来看，与粮食安全关系最密切的协议是粮食进口配额上限上调。2004年为2100多万吨。这个数字大体相当于1995年进口的历史最高水平，当时并未危机我国的粮食安全。另外，这个数字大体相当于我国现阶段年消费量的4～5％，它虽然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和经济含义，但显然不会对粮食安全造成实质性的危害。（2）从长期来看，虽然我国粮食和其他某些大宗农产品价格显著高于国际价格，因而已经实际形成某种保护格局。但由于农业或者食物并不简单地等同于粮食，我们在一些大宗的劳动密集型的食物产品上具有竞争的优势，有可能通过扩大出口产生一个正面的收入效应；由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粮食进口量的增加会对国际粮价上升产生显著影响，而粮食价格上升反过来又会刺激国内粮食生产，并进而抑制进口量的上升。在这种互动机制的作用下，即使在自由化贸易的环境下，我国长期粮食自给率也很难下降到70～80％以下。这个数字仍然高于粮食安全的警戒线。另外，根据国内外情况的纵横向分析，出现粮食禁运的可能性极小，也使我们对WTO环境下的粮食安全表现出了应有的信心。
面对加入WTO可能对中国粮食安全所造成的影响以及中国粮食过剩产生的农民增产不增收，国际粮食竞争力下降、国家财政补贴居高不下、粮食市场制度改革进展缓慢等情况又逐渐引发了政界与学术界对近5年乃至近50年中国粮食安全政策的反思。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
第一种：现行中国粮食过剩是阶段性的低水平剩余。基于粮食比较收益不高、农业基础设施薄弱、粮食需求压力增大等考虑，中国应透过现行粮食剩余的表象，看到粮食生产与安全保障不得懈怠的本质。中国粮食安全必须建立在粮食供给的自给自足基础上，粮食进口只是总量平衡下的品种调剂，而不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基本手段（国际贸易对国内价格起“逆向”调节作用）。虽然这样做的代价不小，但相对于“万一遭粮食禁运而造成的粮食危机”来讲还是合算的。这是前些年的主导观点，就目前来讲，仍很有市场，但大有被第二种观点替代之势。
第二种：在WTO框架下，中国应充分考虑粮食安全与国内外两个市场的有效利用问题，为此应通过粮食支持，保证95％的粮食自给率，2030年粮食自给给率可下降到90％的下限。与此同时严格控制耕地面积的非农占用，一旦出现诸如粮食禁运之类事件，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恢复粮食生产。笔者认为第二种观点较第一种观点有了很大程度上的提高，但所涉及的95％与90％比例缺乏论证；它虽考虑了粮食安全的成本问题，但由于它从本质上来讲源于第一种方案或迫于加入WTO的影响，进而对中国粮食安全与成本相统一的特性体现得不够充分。
第三种：不成文的零星观点，如影响国家与社会安全稳定的主要不是饲料粮而是口粮，为此中国应从粮食安全向口粮安全的发展战略转移。（黄季焜等，1999）（注：黄季焜等：《贸易自由化与小国农业：是挑战还是机遇》，《农业经济问题》1999年第8期。）这种观点，就目前来讲还显得很微弱，但笔者认为应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因为它摆脱了粮食自给的经验比率95％～90％，从粮食安全与成本的本质特性来考虑粮食安全的思路。但与此同时也存在着难以让人赞同的说服力等不足。笔者认为创新中国粮食安全的基本思路应是：大粮食小口粮。即依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与未来粮食供求平衡要求，中国应遵循“以合理成本保障粮食安全”的基本指导思想，以及使粮食供给保障与成本合理得到有机统一的“大粮食与小口粮”战略。所谓大粮食战略，就是指通过大粮食概念的确定及其在消费、流通与种植、养殖、加工等方面的体现，使粮食安全与广大群众消费水平提高、农民收入增加与生态环境保护进行和谐统一。其核心是在人们继续利用传统农业的同时，积极寻找、开发、利用新的资源，以期在食物需要的不断满足、生态环境的积极保护与粮食安全成本的有效降低间进行动态平衡。所谓小口粮战略，就是依据粮食口粮特殊与有效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配置资源的要求而进行的以“口粮特殊与一国生产”、“非口粮非特殊与二路竞给”为其基本内容的发展战略。至于由此产生的风险，则从储备调控、供求调控与产能调控等三方面进行系统防范与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