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为起点的文物叙事方式转变之期待-对湖北省博物馆文物筛选与展陈的考察论文

以人为起点的文物叙事方式转变之期待
——对湖北省博物馆文物筛选与展陈的考察

刘春阳

摘要: 博物馆特别是地方性历史博物馆,在公共文化生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但其叙事方式尚未能与时俱进。突出的表现就在于,讲故事的方式同质化现象严重,都以一种线性的方式描述从旧石器时代直至当下的历史。按照经验性的理解,尽管能在历史演进中寻绎出各种因果关系,历史毕竟还是充满了各种偶然性,如果忽略了偶然性,将历史中的因果关系简单抽象成一种以时间为轴的线性演进过程,历史的丰富性就会大打折扣。鉴于此,有必要反思当下地方性历史博物馆的叙事方式,看看支撑它的依据到底是什么。通过对湖北省博物馆的考察,可以发现,博物馆通过对文物的筛选和布置,以叙事的方式,重新组织起了过去的历史,强化了观众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即使是地方性历史博物馆,其地方性叙事也被整合进民族国家的叙事之中,其根本原因在于,在中国语境下,这种叙事方式符合国家政治权力合法性的表述,因为无论是地方历史,还是民族历史,最终都是国家的历史。改进的方式在于,在布展时,将人作为逻辑的起点,让处于沉默状态的普通人发出自己的声音。

关键词: 地方性历史博物馆 同质化 民族国家叙事 地方叙事

近年来,随着公共博物馆免费向公众开放,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利用闲暇时间走进博物馆参观各种陈列及展览。据国家文化部门权威统计,(1)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2018年文化发展统计公报》,2019年5月30日,http://zwgk.mct.gov.cn/auto255/201905/t20190530_844003.html?keywords=.,2019年7月20日。 截至2018年底,全国共有博物馆(2) 这里的博物馆指的是为了研究、教育、欣赏的目的,收藏、保护、展示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的见证物,向公众开放,非营利性、永久性社会服务机构,包括以博物馆(院)、纪念馆(舍)、科技馆、陈列馆等专有名称开展活动的单位。 4918个,博物馆文物藏品3754.25万件(套),2018年全国各类文物机构共举办陈列展览27 919个。博物馆接待观众104 436万人次,占文物机构接待观众总数的85.3%。这一数据充分显示了博物馆在公共文化生活中的地位和覆盖面。博物馆之所以能有这种影响力,是与其特殊的存在性相关的,它是通过陈列、展示其所收藏的各种文物来传播智识、构建自己的话语系统的,而且是以一种形象化的思维方式,这是任何其它机构不能比拟的。所以,博物馆通常又被看成是“文明教化仪式”(3) 此一说法为卡罗尔·邓肯的说法,具体可见Carol Duncan,Civilizing Rituals :Inside Public Art Museums ,London:Rutledge,1995.的殿堂。

但是,在公共文化生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地位的同时,博物馆特别是地方性历史博物馆(4) 按照G.Ellis Burcaw的解释,博物馆所有收藏之物皆与过去的事件和情景相关,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所有博物馆都是历史博物馆。但是在这里,专门指的是发现、保存以及诠释关于过去人类行为的重要知识的博物馆。参见G.Ellis Burcaw:《新博物馆学手册》,张云等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1页。 的叙事方式尚未能与时俱进。突出表现就在于,讲故事的方式千篇一律,同质化现象严重,都以一种线性的方式描述从旧石器时代直至当下的历史。这种线性进化的历史观念,使得地方性历史博物馆的叙事方式与观众期待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按照经验性的理解,尽管我们能在历史演进中寻绎出各种因果关系,历史毕竟还是充满了各种偶然性,如果忽略了偶然性,将历史中的因果关系简单抽象成一种以时间为轴的线性演进过程,历史的丰富性就会大打折扣。因此,我们有必要反思当下历史博物馆的叙事方式,看看支撑它的依据到底是什么,有没有改进的可能性。

本病的治疗,包括基础治疗(排便习惯的训练、合理饮食、足量饮水、增加活动量、心理行为治疗),药物治疗(如泻剂、肠动力剂、微生态调节剂、中药),以及生物反馈治疗。药物治疗可分为两个步骤:首先解除粪块嵌塞,避免患儿再次进入粪便潴留和排便恐惧的恶性循环;然后立即启动维持治疗,使粪便松软、保证每次排便无痛苦,便于患儿做出自主排便的选择[4]。

湖北省博物馆作为国家一级博物馆、中央和地方共建的八家国家级重点博物馆之一,国家旅游局命名的“AAAAA”级旅游景区,现有藏品二十四万余件,国家一级文物近千件,并举办有“郧县人”“曾侯乙墓”“荆楚百年英杰”等十个基本陈列,其展陈方式充分代表了当前历史博物馆的叙事模式,能够作为一个很好的分析样本。因此,本文拟以湖北省博物馆为例,试图来呈现当前历史博物馆叙事方式所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

良好的旅游体验和旅游观光效果需要有更加合理完善的旅游线路,使游客能够在旅游景区既能够享受到景区的美景,又不至于一次下来身心疲惫。各景区应该开展广泛的调查研究,对游客的观光体验进行访问调查,借助科学的计算模型,针对不同的景点进行优化改善,使景区线路更加合理,更加有利于顾客的观光。其次,在设置景区产品卖点时,更应该注重卖点的设置是否是游客们经常大量聚集的地方,结合游客们的习惯来设置产品卖点,根据游客们的喜好来优化产品,打造独具特色的景区文化产品,增加客流量。

2016年9月11日,兵团六建各项目工地进入施工最紧张的时段,古尔邦节也临近了,为营造“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氛围,让维吾尔族同志过上一个欢乐祥和的节日,同时让他们感受到企业的温暖,吴辉生在安排好工作,确保工程进度正常进行的情况下,和项目部人员前往新和县依其艾日克乡托克切克村,走访慰问项目部维吾尔族劳务工克然木·阿地等四户贫困家庭。为他们送去了价值2000元的大米、面粉、清油等节日慰问品。

一、历史博物馆的智识基础

尽管博物馆的萌芽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西方的亚历山大博物馆、中国的孔庙等),但近代意义上的博物馆则是与国家财富的积累、高等教育的发展同步的,更是自然科学发展、人类学等学科建立,即学科性知识分化的结果。在福柯看来,人类的知识发展是按照认识论排列的。古典时期,“整个知识领域极其同质一致:所有认识,无论什么样的,都通过确立起差异来进行整理并通过确立起秩序来限定那些差异”(5) 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第350、452页。 。进入19世纪之后,认识论领域被分成了几块,但是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即“设法从数学出发去整理所有的现代认识,就是使知识的实证性、其存在方式和其在那些可能性条件中的根源等问题服从有关认识客观性的单一观点”。(6) 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第350、452页。 也就是说,19世纪以降,认识领域总是在确认知识的客观性、确定性。

尽管不同类型的博物馆有不同的知识学定位,但博物馆作为一个“知识生产场域”肯定不会引起争议。但生产什么样的知识?按照徐贲的理解,博物馆“都提供同一种性质的知识,那就是关于人们生活世界秩序的知识。……博物馆无一不在展示一个由物品构成的生活世界,这个生活世界可大可小,但却必然有一个中心,因而形成一种秩序,小世界是小秩序,大世界是大秩序。博物馆的‘小世界’是以民族国家为疆域的‘社会’或‘文化’,它的‘大世界’则是由许多这样的社会或文化构成的‘全球’。民族国家生活世界秩序的中心是国家权力,而全球生活世界秩序的中心则是民族国家。这样大小相套的现代生活世界秩序是在历史中逐渐形成的。今天,博物馆提供的知识在展示这两种生活世界秩序的时候,凸显的主要是民族国家的特殊性和重要性。这是当今世界博物馆展示知识的主要模式”(18) 徐贲:《全球化、博物馆和民族国家》,《文艺研究》2005年第5期。 。在宽泛的意义上,徐贲的观点很有说服力,然而,对于地方性历史博物馆来说,固然可以将其纳入到整个民族国家的历史叙事中去,但毕竟有其特殊性,要通过一定的展陈策略来实现这一目的。杜赞奇有关“线性历史”(linear history)与“复线历史”(bifurcated history)的区分,可以为我们阐释历史叙事中存在的张力结构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如果将杜赞奇的这对概念稍微加以改造,可以认为,“线性历史”就是民族国家的历史叙事,而“复线历史”就是地方叙事。这两种叙事方式在湖北省博物馆中都有明显体现。(19) 华中师范大学梁来成的硕士论文曾从政治话语整合的角度讨论过湖北省博物馆的陈列叙事,分析了民族国家叙事和地方叙事在湖北省博物馆中的整合问题,这里借鉴其相关观点,但问题指向不同。具体可参见梁来成:《历史博物馆陈列叙事中的政治话语整合分析—以湖北省博物馆为例》,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15年。

普惠金融的概念最早是2005年联合国在宣传小额信贷年时提出的,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努力下,普惠金融也渐渐成为了一种发展战略与理念,它不仅关乎金融结构的调整,而且还与金融体制变革息息相关。但是自从普惠金融体系建立以来,其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取得了很大的突破与成功,比如中东、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由于普惠金融能够切实地推进国家经济的发展,使得它发展为一种金融组织模式。所以,世界上的很多国家对此进行学习,并应用到自己的国家中。

博物馆之所以能够作为人们对秩序和理性追求的标志,除了自然科学中的观察法和分类法深入人心而外,奠基于19世纪中期以降人们“基于物品的认识论”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即认为物品是和文字一样,是知识和价值的源泉,它能够向“未经专业训练的参观者”讲述故事。也就是说,物品不仅仅让人接触或者认识某物,而且能够向我们展示某种事实,传达某种观点。这种“认识论”应用于博物馆时,就产生了这样的效果:博物馆里的任何一个展品都能够在人们看到它的第一眼就展现出关于自己的故事。从展示事实的角度看,博物馆展出的物品一方面能够通过个体反映整体,比如一个陶罐代表了某一特定历史时期某种类型的陶罐;另一方面它可以代表更大范围内的知识体系的一部分,比如自然历史或人类学。(8) 史蒂芬·库恩:《博物馆与美国的智识生活(1876-1926)》,王宇田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第4页。 因此,历史博物馆就成了通过物品来了解历史的场所。而且,这种了解较之于从历史书籍中了解到的更为准确、客观,因为历史学家们通过文献来试图拼贴关于过去的事实,存在的问题显而易见:以文献为基础的历史实际上将普通人排除在外了,普通人压根就没有留下与其相关的文献,关注的重点自然而然就放在了伟大人物和重要事件之上;历史学家用语言和观点来编撰历史,就不可避免带有主观性和先入之见。这样一来,用先人们制造和使用过的物品作为形式呈现出来的历史,就具有了历史学家们撰述的历史所不具备的优势,即,尽管过去的人们已经没办法直接向我们写出或者诉说他们那个时代的故事,但留下的物品却可以告诉我们这些人的生存状态、生活方式,比如他们是谁,做了什么事情,生存的环境怎样,等等,而这是较为可靠的反映历史的形式。

要保证历史的系统化、有序化,显然不是将博物馆的藏品随意陈列就能达到的。尽管每个展品都有自己的故事,也有着与身俱来的意义和价值,但故事、意义和价值本身并不能向观众直接呈现,只有通过展示方式才能显现出来,因此,如何分类以及如何安排和展出物品就变成了关键所在。在博物馆中展出的物品,比如陶罐,不再具有使用功能、流通功能,所以其意义就完全是由博物馆的经营者、策展人来赋予,物品放在什么位置,配以何种解说词,都是根据博物馆的意图来决定,当它们被有系统地摆放时,其价值也就被创造了出来。(9) 在不少学者看来,这种分类方式本身实际上与权力、意识形态等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比如托尼·本尼特就将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和福柯的话语理论结合起来,将博物馆看成是反对资产阶级霸权的一部分;保罗·迪·马吉奥则认为博物馆是以组织形式表现出来的意识形态分类。参见托尼·本尼特:《文化、治理与社会——托尼托尼·本尼特自选集》,王杰等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第277-365页;Paul DiMaggio,“Cultural Entrepreneurship in Nineteenth-Century Boston,Part II:The Classification and Framing of American Art,” in Museum Studies :An Anthology of Contexts ,Oxford:Blackwell,2004.因此,陈列物品的博物馆展厅实际上也是承载严格体系的观念的场所,通过物品所呈现的脉络、所讲述的故事,创造了一种貌似客观的历史。

要想在这种秩序之下,所叙述出来的历史符合其自身的逻辑,并能够引起观众的认同,按照本尼特的理论,是奠基于两种重要方法:其一,类型学方法的应用,其二是建立区隔。类型学方法的运用,可以带来展示物品身份的变化,因为物品不再具有唯一性,而是可以替代的,即它能够代表历史发展序列中表征某个阶段的同一类型的其它物品,比如,出土的商代的某一个青铜器可以用同时期相同类型的器物所替代。这样一来,在某种程度上,博物馆的物品既可移动又可重复,而且它能够扮演新的角色而成为整个博物馆网络的一部分,在其中,别的物品也能履行表征发展的相同阶段的功能。而且,不管物品在哪里出土,只要是在进化序列的时段内,不同的藏馆之间可以互借或互换来弥补其展陈的进化序列中的缺口,用类型学方法来讲,物品是可以替代的。用类型学的方法安排物品,运用了一套不同的物品与空间之间的关系来填充空间,在这个层面上,它们连接起进化线路中的各个连接点。(16) 托尼·本尼特:《文化、治理与社会——托尼·本尼特自选集》,王杰等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第356-357、360页。

为验证瘦肉精快速检测卡在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的应用效果,2017年选择使用瘦肉精快速检测卡,分2次对辖区范围内300家养殖场(户)饲养的600批样本进行检测,并对各个养殖场的饲料情况进行监察追溯。根据表1的检测结果可以得出,本次选择的瘦肉精快速检测卡具有快速、便捷、准确、高效的优点,适合继续在基层地区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工作中推广应用。同时,在进行检测中,还存在无效的现象,无效率较高,为此就需要进一步做好技术培训工作,要求基层的检测人员能严格按照操作标准进行检测,以提高检测质量。

1905年,张骞创办的南通博物苑,被认为是中国人独立创办的第一个公共博物馆,它根据不同学科的知识将藏品分为天然、历史和美术这三大类,并被寄予了教化民众、开启民智的希望。张骞之后,无论所建博物馆的目的何在,但其智识基础与西方近代意义的博物馆是一脉相承的。

③通过响应面试验设计统计分析得到可靠性较高的二次响应面回归模型,并预测最佳工艺参数:对于固态发酵551H,发酵时间27 h,固态培养基组成/固液比值2.125,发酵温度25℃,接种量10%;对于固态发酵552H,发酵时间48 h,固态培养基组成/固液比值1.5,发酵温度30℃,接种量3%,验证试验证明该参数可行。

二、历史博物馆的叙事逻辑

托尼·本尼特认为,就像福柯在追溯现代科学的兴起时所描述的,事物不再被安排为分类表格的组成部分,而是逐渐嵌入在时间的流动中,根据进化系列中授予它们的位置而区分开来,这种转变能够有效说明公共博物馆的话语空间。因为“博物馆的诞生与一系列新知识的出现相一致,并给后者的出现提供了重要的机构条件,这些系列知识(地理学、生物学、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和艺术史)的每一种在博物馆学的运用中,都把物品安排为进化序列(地球史、生命史、人类史和文明史)的组成部分,这些物品通过相互作用形成了一个彻底历史化的物与人的总体秩序”(11) 托尼·本尼特:《文化、治理与社会——托尼·本尼特自选集》,2016年,第289页。 。在本尼特笔下,实证主义的、线性的、进步的历史观念确立了近代历史博物馆的基调。那么,其叙事逻辑如何展开,其中是否存在问题,也是必须要反思和追问的。

至于制造空间的区隔,是指所展览的这些物品的空间必须在外观上呈现为透明的,但又是完全密闭的,一方面容易被公众所接近,另一方面,只能被博物馆馆长、策展人所接近。而这是通过两种方式实现的:一种是通过建筑本身的空间隔离,划出某些空间专供博物馆工作者使用,而公众不能接近,比如某一片区域隔成了一个个房间,门口提示参观者不能前往,等等;另一种方式是对展品本身的隔离,博物馆通过一系列技术防止观众对物品的僭越,比如玻璃展柜的运用。(17) 托尼·本尼特:《文化、治理与社会——托尼·本尼特自选集》,王杰等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第356-357、360页。

图 1湖北省博物馆第三层展厅设计

而这种历史演进是通过物品的展示来实现的,物品从原有的时间和空间中抽离出来,在博物馆场域中被重新编制、安排,其使用价值退居到幕后,物品本身被升华为具有意义深度的创造物。通过对物品的筛选和安排,历史被重新组织起来。这是历史博物馆独特的叙事方式,对物品筛选、布展的过程,必然要遵循一定的组合叙事要素的策略和规律,即叙事逻辑。在历史博物馆的叙事方式中,其叙事逻辑则表现为秩序的确立。福柯对秩序是这样界定的:“秩序既是作为物的内在的规律、作为物在某种程度上据以相互凝视的隐蔽网络而在物中被给定的,又只是通过注视、检验和语言的网络而存在;仅仅是在这一网络中的那些空格中,秩序才深深地宣明自己,似乎它早已在那里了,默默等待着自己被陈述的那一刻。”(13) 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修订译本),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6页。 在历史博物馆中,秩序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其一是物在空间的摆置中所呈现的时间上的进化秩序或风格上的演变秩序。也就是说,“秩序组织起了整个历史叙事,使空间时间化以顺应这种叙事的发展;同时,时间也空间化了,即时间的变化通过空间或地点的分隔得以外化自身。这种秩序隐而不见,它的不可见却给予了物的可见性以支撑”(14) 杨秋:《博物馆物的文本阐释》,《中国文物报》,2018年1月3日,第6版。 。其二,物与观众间的秩序。通过将观众的视线导向展陈空间中并置的物,清晰地呈现了秩序关系:谁在看,谁在被看,又是谁让被看者以被看到时的方式呈现?因此,秩序不仅规定了物的展示,也规定了人群观看物的方式。“在与物的相遇中,观众的感知内化了展示的秩序,他们不仅需要辨别物是什么,还要在物的并置中去发现它们的意义。”(15) 杨秋:《博物馆物的文本阐释》,《中国文物报》,2018年1月3日,第6版。

这种客观性的历史如何呈现出来的?雅各布森的语言结构理论提供了一定的参照。(10) 史蒂芬·库恩从雅各布森的语言结构理论出发,提供了比较有说服力的解释模型,本部分主要转述其观点。参见史蒂芬·库恩:《博物馆与美国的智识生活(1876-1926)》,王宇田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4-5页。 雅各布森认为,语言结构是通过类似坐标式的模型组成的,纵轴(隐喻)和横轴(转喻)描述了“选择和合成”的双重过程。他认为,信息的构造过程既包含“横向”动作,将各种语词连接在一起,又包含了“纵向”动作,从现有的语料库或者语言的内部仓库中挑选特定的语词,而这两个动作是建构语言意义的重要要素。这个过程也可以用来描述人们参观博物馆的过程,漫步于(横向)博物馆的展厅,人们看到的是具有自身内在含义的一个个物品,而经过一个又一个陈列室及展厅,不同的物品连接成了一个连贯的视觉上的“句子”。只有当博物馆经营者从出土文物中精心挑选出展品,并将它们以适当的顺序陈列在展厅时,这样的连贯才能够达成。至此,物品便产生了视觉上的意义,正如语词产生了言语上的意义,从而成为博物馆语言中的基本建筑素材。参观博物馆通常沿着由简单到复杂,由野蛮到文明,由古到今的轨道,这种陈列形式几乎使所有的参观者都无法逃脱这样的轨道。博物馆就这样以实物的方式宣扬了一种实证主义的、进步的历史观,并赋予了这种历史观以科学的合理性。

贝拉·迪克斯在其著名的《被展示的文化》一书中写到:“现代公共博物馆不只渉及储存藏品,而是关于知识、身份和文化的等级秩序及发展历程等重要现代概念的展示台。”(12) 贝拉·迪克斯:《被展示的文化:当代“可参观性”的生产》,冯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54页。 在贝拉看来,博物馆里所进行的是一种“文化拼图”活动,它通过采集、收藏、陈列和展示特定的器物,建立起物象的表述系统,这套系统可以称为“博物馆叙事”。可展示性是博物馆叙事很重要的标识,因为在这里,器物取代了语言文字,成为文化的载体,以展示的方式描写和呈现族群的分布、历史、社会经济形态、政治结构、语言文字、宗教信仰、道德规范以及生活习俗。以湖北省博物馆为例,在常规陈列展中,在二层设“曾侯乙”展厅、三层设“郧县人”“屈家岭”“盘龙城”“梁庄王墓”“土与火的艺术”等5个展厅、四层设“凤舞九天楚文化精品展”以及“荆楚百年英杰”(3个展厅)等4个展厅,共计10个展厅,这些展厅交错布展,形成了一部极具代表性的历史叙事。其中,郧县人、屈家岭代表的是史前文化,盘龙城、曾侯乙是青铜文化的代表,梁庄王墓则代表着明代的精品文物等。历史跨度从史前直至当代,虽然秦汉、唐宋的历史并未以专题形式进行陈列,但在一些展览陈设中,比如瓷器专题展以及楚文化精品展中,都包含了这些历史阶段的文物。展览空间被设计为U型或S型参观路线,清晰地呈现连续的、进化的历史观念,比如第三层的5个常规展览,“郧县人”“屈家岭”“盘龙城”连在一起,由“郧县人”展厅进,“盘龙城”展厅出,而出口处就是“梁庄王墓”展厅,这种设计显然包含历史演进的脉络(见图1)。

事实上,对地方历史的认知和建构,关系着这个地方的人群如何解决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根本性的问题。文化地理学家迈克·克朗曾指出:“人们并不单纯地给自己划一个地方范围,人们总是通过一种地区的意识来定义自己,这是问题的关键……地方不仅仅是地球上的一些地点,每一个地方代表的是一整套的文化。它不仅表明你住在哪儿,你来自何方,而且说明你是谁……地方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系物桩,拴住的是这个地区的人与时间连续体之间的共有的经历。随着时间的堆积,空间成了地区,它们有着过去和将来,把人们捆在它的周围。”(24) 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95-96 页。 湖北省博物馆在地方叙事上也有其自己的特色。湖北省博物馆所讲述的是楚地的历史。而楚又叫“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荆楚”不仅是一个地域概念,包括今天湖北、湖南以及河南东南部等华中地区的大部分;还是个文化概念,指荆楚地域板块上民众生活方式的总和,在与其它地域文化行为模式的互动中,逐渐形成了荆楚文化。博物馆的展陈就是在“复线历史”意义上的荆楚地方历史叙事。

当然,这样的布展方式在湖北省博物馆的策展中不是特例,而是普遍性的。正是通过这种历史叙事的实践,公众被置于他应该在的位置来学习一系列被建构起来的历史。

三、历史叙事中的张力结构

与知识的客观性诉求相一致,经验观察和分类学的方法成为科学家努力奋斗的两股动力,为人们了解自然世界提供了指引。根据托尼·本尼特的看法,因为受到自然科学中分类学原则的支配,所以人们更多考虑的是物品之间可观察到的区别,而不是其隐藏起来的相似;被赋予表征功能的普通或平常的物品,而不是富有奇情异调和不同寻常的物品;是物品被安排为系列的组成部分而不是独特的项目。(7) 托尼·本尼特:《文化、治理与社会——托尼·本尼特自选集》,王杰等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第288页。 这一点恰恰适用于陈列物品的博物馆,它是自然科学方法的具体运用,能够将科学家对自然世界的理解以展览的方式呈现在公众面前。

每个物理知识点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具有一定的关联性.我们要找到它们之间的联系,进行知识的概括总结,构建完善的物理知识框架,形成良好的物理知识学习习惯,整体性的提升自己物理综合能力.

杜赞奇认为,我们所接触到的历史通常是一种线性的、进化的、进步论的历史,而且这种线性历史又是与民族国家紧密关联在一起:“现代社会的历史意识无可争辩地为民族国家所支配。”(20) 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等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8年,第1页。 而这种“线性历史”显然是一种现代性的时间叙事,而且是一个关于生活世界的时间性元叙事,它“给改变旧世界、创造新世界、走向现代生活方式提供了一种信念和动力,它使得人类理直气壮地把一切既定的陈规陋习悬置起来,努力将‘应当’注入‘如此’之中,从而构建一个更加人性化的世界”(21) 冯黎明:《辉格历史观与时间正义——对一组公益广告的解读》,《文化研究》2016年第3期。 。这种“线性历史”的叙事方式在湖北省博物馆的历史叙事中清晰可见。

这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曾侯乙”和“凤舞九天——楚文物精品展”。曾侯乙展厅主要以曾侯乙墓(今随州市郊)出土的随葬品为基础,从所出土的15000余件文物中选择了最有代表性的360件文物进行展陈,共分为分祭厅、青铜器、兵器、车马器、竹简、漆木器、金玉器和乐器八大展区。展厅所设计的参观路线从入口顺时针依次为“棺木—墓区模型—青铜器—编钟(乐器)—漆器—衣箱—金玉器—车马兵器”,按出土时的面貌进行布展,尽可能仔细还原曾侯乙的生活场景。然而,曾国在历史记载中却难以觅其踪迹,“不见经传的曾国,一直是个谜”。(展览第一单元介绍)但其国君的生活场景却被湖北省博物馆完整还原。所陈列的文物中,编钟是迄今为止发现最完整也是最大的青铜编钟,还有代表战国时期青铜冶铸业极高水平的失蜡法所铸造的尊盘,编磬、鼓、瑟、笙、排箫等大量乐器的展示,无不体现了先秦时期楚地人在技术、艺术、天文等方面的极高成就。这就用事实告诉观众,古代荆楚之地并不是像此前历史描述中所讲的那样是一个茹毛饮血的蛮荒之地,而是严格遵守礼乐制度,敬畏天地、神明和祖先的拥有高度文明的地方。楚文化精品展厅也是用开疆拓土、尊礼崇乐、精彩绝艳这三大板块,讲述了楚人的源流、礼制、国力以及极具地方色彩(多以龙凤、巫觋、云气为母题)的浪漫灵动、炫人耳目的艺术。荆楚历史中那些独特的因子,以鲜活的细节展示出来,经由博物馆的展陈得以拓展,真正实现了“现实与历史的互动关系”。这较之“线性历史”,具有其不可比拟的优势,一方面能够呈现地方的独特性,另一方面又能够充分满足观众的好奇心。

然而,在杜赞奇看来,这种“线性历史”的弊端也显而易见:“首先,为西方国家入侵其他地区、为西方中心历史观念的形成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其次,线性历史造成了历史的压抑与遗忘……由于它建构了民族这一单一的主体,那么在线性历史观里除了民族之外,其他的都将被边缘化甚至压抑与遗忘化。”(22) 韦磊:《杜赞奇中国民族主义研究中复线历史范式的内涵》,《贵州民族研究》2006年第6期。 如果将杜赞奇的观点应用至博物馆的历史叙事中,就会看到“线性历史”的历史叙事会遮蔽历史的丰富性,呈现出单一性的弊端。特别是对于湖北省博物馆这样的地方性历史博物馆来说,如果只是国家历史博物馆的微缩版的话,肯定不能令观众满意。所以讲述地方历史文化的独特性,讲述生活在湖北这个特定空间区域内的历史、文化、自然、社会环境等,即地方叙事是必不可少的。这类似于杜赞奇所说的用“复线历史”来拯救历史,他说:“在‘复线历史’中,过去并非仅仅沿着一条直线向前延伸,而是扩散于时间与空间之中,历史叙述与历史话语在表述过去的过程中,根据现在的需要来收集摄取业已扩散的历史,从历史中寻找有利于己的东西,也正因为如此,新的历史叙述与历史话语一旦形成,又会对现实形成制约,从而揭示出现实与历史的互动关系。”(23) 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等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8年,第2页。 也就是说,地方叙事是要对历史参与到人群的现实进行思考。

湖北省博物馆的历史叙事能够很好印证这种历史叙事逻辑。比如在专题展“土与火的艺术——古代瓷器专题展”中,展览前言写道:“湖北地区早在商周时期已出现原始瓷器,六朝至隋唐,青瓷一统天下。宋代主要为青白瓷,元明清彩瓷逐渐兴盛。本瓷器展览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以出土瓷器为重点,介绍湖北宋代以前的单色釉瓷器;第二部分展示元代以后湖北瓷器的面貌。以馆藏传世瓷器为重点。” 因此,整个布展一方面以出土瓷器成品的时间先后为轴线,叙述中国瓷器的历史演进过程,另一方面则展示湖北省内瓷器发展的辉煌历程。作为展品的瓷器,按照瓷器由“青瓷—白瓷—青白瓷—彩瓷”的演进秩序摆放,但所摆放出来的瓷器,未必都是湖北省博物馆自己的藏品,也有从其它博物馆交换来的物品。而且展品都被摆放在玻璃展柜之中,使得观众在参观时好像既能够接近展品,又与其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从而完成瓷器历史的叙事。

在湖北省博物馆顶层的4个展厅中,有3个展厅是“荆楚百年英杰展”,陈展的是荆楚大地上一百多年来为民族解放、国家建立作出重大贡献的各类仁人志士的事迹,用这么巨大的空间来展示一百多年的历史,在整个博物馆的空间布局上,可以说是别出心裁的。展览前言写道:“湖北自古以来人才荟莘,享有‘唯楚有材’的美誉。近代以来,荆山楚水更是英杰辈出,其中,有指点江山的国家元首,有救国救民的革命先烈,有领兵杀敌的军旅名将,还有建功立业的科技精英、学术大师、艺术泰斗……他们从不同方面为国家和民族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是民族的骄傲,更是湖北人民的光荣。”展览以二百余件典型的文物、史料和图片,展示了恽代英、陈潭秋、董必武等一百多位人物的遗物、纪念物,呈现了众多仁人志士,为建立新中国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根据特定的目的,这些遗物和纪念物被博物馆策展人筛选、分类、展陈。展览共分为三个大的部分:国家元首(主要展出董必武、李先念的相关文物)、辛亥仁人(主要讲述辛亥革命中18位湖北革命党人为推翻帝制、缔造共和所建立的功勋)以及黎元洪专栏展。观众在观展过程中能够深切感受辛亥革命以降的百年中国历史,正是由于这些革命先烈、军旅名将的抛头颅、洒热血,才实现了民族的解放、国家的统一,并逐步走向富强。然而,细究起来,这个百年历史又是被纳入到更长时段的历史中的,它从属于从郧县人直至当代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用3个展厅的空间讲述近代中国的百年历史,目的在于为观众提供整体性的、关涉民族国家建构合法性的历史认知视角,以便让观众理解民族国家建构中的艰难和不易,从而产生认同。

然而,这两种历史叙事之间的张力关系显然是存在的。“线性历史”的民族国家历史叙事是一种宏大叙事,试图给民族国家的历史以一以贯之的解释。比如《荆楚百年英杰展》就是由“鸦片战争—洋务运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进而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对接,描述从农民起义到工农运动、从落后挨打到民族觉醒,最终收结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叙事体系。也就是通过对物的展陈将历史抬升至国家、民族的层面,书写阶级斗争、民族觉醒、抗击侵略、步入现代,在线性的历史中不断消除落后,走向进步的历史。而“复线历史”的地方历史叙事则通过对地方文物的展陈,讲述荆楚之地的独特的历史,从而强化观众的荆楚文化认同。所以它强调的是楚地这一“小型地域”的历史,讲述这个地方特有的风土人情,特别是在这方水土养育之下群体生活所形成的特有的文化、艺术、宗教等。

充分利用广西的“一带一路”、中国-东盟衔接桥梁等发展机会,学院应提供有吸引力的薪酬、科教条件等吸引学科带头人、高层次人才。注重培养中青年教师,为潜力大的青年骨干教师提供国内外交流、深造的机会,充分利用学院与泰国、英国等高校的合作关系,加大双方教师的相互交流学习,培养教师的国际化视野以提高教学科研能力。

四、张力结构消解的可能性

对于地方性历史博物馆来说,这种张力结构很可能会带来致命的问题:如果“线性历史”的民族国家历史叙事过于丰富,那么地方性历史博物馆就与国家历史博物馆没有太大区别,失去自身的独特性;反之,“复线历史”的地方历史叙事过于凸显,则又会导致陷入对地方个性及自我完整性的强调,消解民族国家整体性。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消解民族国家叙事和地方叙事之间的张力?从湖北省博物馆的布展实践来看,解除张力的办法就是将地方历史叙事纳入到民族国家叙事之中。

以湖北省博物馆四大镇馆之宝之一的“越王勾践剑”为例,(25) 参见梁来成:《历史博物馆陈列叙事中的政治话语整合分析—以湖北省博物馆为例》,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学位论文,2015年。 该剑1965年出土于湖北江陵望山楚墓群中,剑全长55.6厘米,宽4.6厘米,柄长8.4厘米,宽格上铸阳文鸟篆书“钺王鸠浅自乍用剑”,正是通过对这八个铭文的解读,专家证明此剑为越王勾践剑。至于一柄越王的剑怎么会出现在楚地的问题,目前尚无定论,(26) 主要存在着两种说法:其一为陪嫁说,即越王勾践为了与楚国结盟,将女儿嫁给了楚昭王为姬,这柄宝剑作为陪嫁品到了楚国,后来楚王将它赐给了某个贵族,于是成了这个楚国贵族的随葬品;另一种是战利品说,即公元前309年-前306年间,楚国出兵越国时楚军缴获了此剑,带回了楚国,最终成了随葬品。 但可以肯定,这是勾践的剑。湖北省博物馆在对这把剑无法根据考古信息进行完整解读时,自然加入了符合其策展目标的叙事。比如,勾践剑的解说词是这样表述的:春秋末年,吴越争霸,会稽之战越王勾践战败,被迫投降,成为吴王夫差的阶下囚,几年后,勾践被夫差释放,回国后的勾践励精图治,最终雪耻灭吴。而在勾践最艰难的时候,恰恰是欧冶子所铸造的这把宝剑陪伴他左右,见证了其卧薪尝、奋起复仇的过程(见图2)。

图 2湖北省博物馆“越王勾践剑”

这种叙事显然是一种注重细节、充满了丰富性的地方叙事,但是如果仔细分析,这种对于勾践剑的叙事,又具有民族国家叙事的显著特征,因为勾践忍辱负重、韬光养晦、卧薪尝胆、励精图治的奋发精神,正是近代中国之所以能从被动挨打到民族独立,以及逐步崛起的关键所在。所以,在对勾践剑的历史叙事中,实际上赋予了很强的政治意图,即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埋头苦干,忍辱负重,不断夯实自己的国家实力。正是通过将地方叙事整合进民族国家的叙事之中,消解了两种叙事之间的张力。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展品所呈现出来的历史,类似的叙事方式在湖北省博物馆比比皆是,不再列举。

事实上,不仅仅是湖北省博物馆采用了这种方式来消解地方叙事与民族国家叙事之间的张力,所有的地方性历史博物馆,几乎都是如此,即将地方历史叙事整合进民族国家的历史叙事之中。因而也就呈现出了同质化的倾向。

对于这种同质化的叙事方式,博物馆未必没有意识到,因而也做出了相应的改变,但效果并不明显,其原因在于博物馆中的展示之物,实际上呈现于地方叙事和民族国家叙事交织的框架之中,并最终被民族国家历史叙事所主宰。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历史博物馆也是一个政治话语空间,是社会治理技术的一种手段和方式,“代表的是一种由国家权力所认可的主流文化或主流秩序观。博物馆收藏品所体现的也是一种由国家权力所认可(或至少不反对)的集体记忆”(27) 徐贲:《全球化、博物馆和民族国家》,《文艺研究》2005年第5期。 。因此,通过展陈所组织起来的历史叙事方式,不管表现出怎样的状态,无论是讲述民族国家的历史,还是地方的历史,精英的历史还是民众的历史,归根结底还是国家的历史,是从国家框架出发来解释人的生活。

综合起来看,尽管近些年来,地方性历史博物馆展陈的内容与主题有了一些变化(比如湖北省博物馆撤销了常设的“九连墩纪事”“书写历史——战国秦汉简续”“秦汉漆器艺术”等展览,不断增加临时展览的种类,比如古埃及文明展、古代玛雅艺术展等),建筑了新的场馆扩大展览规模、运用先进的技术设备等,但它作为国家治理技术的本质没有变,这就使得其布展方式不可能有根本性的变化。然而,在这个本质性的制约之外,是否还有一种可能性,即更新支撑历史博物馆策展的历史观,从人的行为及其交往关系出发去建立历史叙事的逻辑,通过对物的展陈,呈现“人们在他们的现实生活中如何经营自己的生活,他们如何和其他人发生关系,因此如何形成了社会,在这个形成了社会的过程当中,过去的普通人,他们如何把国家机能作为生活的需要而引入到自己的生活当中来”(28) 刘志伟、孙歌:《在历史中寻找中国——关于区域史研究认识论的对话》,香港:大家良友书局有限公司,2014年,第15页。 。也就是说,要让处于沉默状态的普通人发出自己的声音,在人的行为之上考量国家权力的存在以及地方文化传统的形成等。这也是G.Ellis Burcaw所说的:“历史博物馆不仅仅要关注富人、权贵和名人,还应该关注普通人的生活,应该将贫穷的工人穿过的衣服以及地方长官在就职舞会上穿过的白色领结和燕尾服、大量生产的用于装饰只有两间房的窝棚的平板印刷品以及富贵人家进口的油画、印第安小孩的玩具以及名将祭奠之剑一并收藏。”(29) G.E.Burcaw,《新博物馆学手册》,张云等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5页。

Expectation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People -Oriented Narrative Mode of Cultural Relics ——Investigation on the Screening and Displaying of Cultural Relics in Hubei Provincial Museum

LIU Chunyang

Abstract :Museums,especially local museums of history,occupy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position in public cultural life,but their narrative modes have not yet kept pace with the times.The main performance is that,the way of telling stories in museums is seriously homogenized,and the history from the Paleolithic to the present is described in a linear way.However,according to the empirical understanding,although we can find various causal relationships in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history is full of all kinds of contingency.If we ignore the contingency and simply abstract the causal relationships in history into a linear evolution process with the time-based axis,the richness of history will be greatly reduced.In view of this,it is necessary to reflect on the narrative modes of current local history museums and find out what is the basis for supporting it.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in Hubei Provincial Museum,it can be found that,through the screening and displaying of cultural relics,the museum has reorganized the past history in a narrative manner and strengthened audience′s identity of the nation-state.Even in a local history museum,its local narrative has been integrated into the narrative of the nation-state.The fundamental reason is that,in the Chinese context,this narrative falls in line with the legality of the state′s political power.No matter it is local history or national history,it is ultimately the history of the country.The way to improve is to use people as the starting point of logic in the exhibition,and let ordinary people who are in silence make their own voices.

Key Words :local history museums;homogenization;the narrative of nation-state;local narrative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艺术学理论研究的知识依据问题”(17YJA760032)。

作者简介: 刘春阳,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武汉 430072)。

责任编辑:毕 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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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起点的文物叙事方式转变之期待-对湖北省博物馆文物筛选与展陈的考察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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