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组合关系的迷思
邓久根， 黄 亮
(江西师范大学 财政金融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2)
摘要： 立足演化经济学的视角，总结出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关系的多种组合，批判“精神分裂症”与“选择性使用”两种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组合。尤其是发达国家的选择性使用一方面体现在理论上的党同伐异，推广世界主义经济学，然而在经济政策却执行内外有别的措施。并以英美赶超过程中的对外贸易政策经验教训为例，揭示当今发达国家在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组合上的“选择性使用”，给出中国在经济理论与政策组合上的建议。
关键词： 经济理论；经济政策；精神分裂症；选择性使用
一般来说，经济理论为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理论指导，而经济政策则是对经济理论的运用与实践，但是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也具有各自的独立性。由于经济发展的特定性，使得不同国家(甚至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由于所处发展阶段不同，需要采取不同的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的组合，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济学与经济政策及其组合。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两种错误的理论与政策组合，即“精神分裂症”与“选择性使用”。其中“精神分裂症”意指经济理论或经济政策抑或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的组合不符合本国发展阶段的情形；“选择性使用”意指国内所运用的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组合是正确的，但是对外却以欺骗等手段误导他国的情形。发展中国家既要避免“精神分裂症”又要避免跌入发达国家“选择性使用”的陷阱。
一、两种经济学教规与两种经济政策
著名的演化经济学家赖纳特认为“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或伪科学)是独一无二的，因为相互竞争的教规可以长期并存”。这种认识有些偏差，因为相互竞争的教规在其他学科同样可以长期并存。这个问题涉及托马斯·库恩范式、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或拉里·劳丹的研究传统。拉卡托斯认为，任何科学研究纲领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着的理论体系，主要是由“硬核”和保护带组成。硬核是构成科学研究纲领的基础理论部分或核心部分，即信仰或世界观。“硬核”的不同导致科学研究纲领之间的千差万别甚至对立。“保护带”指“硬核”的保护带，保护硬核是其任务和功能——尽可能地不让硬核遭受攻击。由此可见，硬核才是划分范式的标准。据此进行理论综合，经济学只有两种不同的硬核或研究传统：启蒙运动传统经济学和文艺复兴传统经济学(替代教规)，前者包括从重农主义、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和杰文斯-瓦尔拉斯的边际革命到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再到现代主流经济学；后者包括从重商主义、美国学派、德国历史学派、马克思经济学和熊彼特经济学等一直到现代演化经济学。他们之间存在着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对立，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静态的、原子论的和机械的宇宙观与替代教规的动态的、系统的和有机的世界观对立。两种传统的经济学从十七世纪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存在五次经济学方法论大论战，两者谁为主流谁为非主流就像是“地下暗河”与“地上明流”一样进行着交替，现代主流经济学成为主流也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境况。这样看来经济学就不存在“独一无二”了，正如同阴阳相生相克，亦如哲学领域的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长期的“相对立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作者研究认为，经济学的这种长期的论争主要是因为经济学具有情境脉络特定性即具有阶段性，也即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需要适用不同的经济理论，其中发达阶段适用启蒙运动传统经济学，而发展中国家适用文艺复兴传统经济学。只要国家之间存在发展阶段的差异，不同国家为了自身的根本利益，这种论争将还会存在下去。
马克·布劳格指出：“经济学家一直和与政府政策有关的问题打交道。因此，他们的主要经济学说，不仅是拉卡托斯意义上的科学研究纲领(SRP)，而且也是政治行动纲领(PAP)”[1]。在经济发展史上一直也存在两种政策——重商主义政策与重农主义政策的对立。重商主义政策产生是“当时的目的是为民族国家构建财政基础，从而使国家得以生存下去，并繁荣富强起来”，这是民族国家发展的阶段性决定的。其中心思想有三个：“强调经济发展中国家的作用”“对内自由主义，对外保护主义”“进口原材料，出口制成品是好的贸易”，其基本的逻辑思路是：因“重商”而“重工”；因“重工”而“重技”；因“重技”而“重知”(邓久根，2011)。重农主义政策传统由“自然秩序”导引出对内反对政府干预，对外自由主义政策，主张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
二、两种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组合：“精神分裂症”与选择性使用
经济发展阶段不同要采用不同的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是人所共知的。于是，上述两种经济学教规与两种经济政策传统的关系的组合就可以用图1的“2x2”矩阵来描述。
图 1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组合
一般而言，李斯特的阶段论是比较公认的。李斯特从历史教导出发，认为国家应当按照发展程度改进贸易制度：第一阶段为脱离未开化状态，国家宜实行自由贸易；第二阶段需要用商业限制政策，促进工业、渔业、海运事业和国外贸易的发展；最后一个阶段是，当财富和力量已经达到了最高度以后，再行恢复到自由贸易原则，在国内外市场进行无所限制的竞争，使从事于农工商业的人们在精神上不致松懈，并且可以鼓励他们不断努力于保持既得的优势地位[2]。
累急了，我就拿伟翔撒气，我说：“李伟翔，你可不能没良心，我在家里伺候完小的伺候大的，你若是在外面整出点什么事来，我就跟你拼了。”每逢这时，伟翔总是搓着手不知说什么好。
为此，文艺复兴传统经济学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启蒙运动传统经济学适用于发达国家；重商主义政策适用于发展中国家、重农主义政策适用于发达国家。为此，图1中的两种经济理论与两种经济政策进行两两组合共计可以得到四种组合。一般认为，发达国家适用Ⅰ组合，发展中国家适用Ⅲ组合。如果发达国家采用Ⅰ组合，却告知发展中国家也要运用Ⅰ组合或欺骗发展中国家说它在赶超时也是采用了组合Ⅰ，那就是选择性使用；组合Ⅱ、组合Ⅳ可以归结为赖纳特所指的“精神分裂症”。
检视以往的经济学家有的是选择性使用，有的患了“精神分裂症”。作者认为患精神分裂症是在理论探索中，摇摆于两种传统之间的经济学家，因而可能导致矛盾的政策建议。选择性使用是指理论与政策建议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但是通常有能力进行选择性使用的是发达国家，组合Ⅰ是它们的当然之选。发达国家通常会劝说发展中国家选择Ⅰ组合，因为发展中国家选择了组合Ⅰ最符合发达国家的利益，英国发达后，萨伊等就到当时不发达的美国进行过类似的游说。发达国家大肆宣扬一个经济学，即启蒙运动传统经济学，目的是踢掉自己爬上来的“梯子”，蒙蔽发展中国家，让发展中国家卷入发达国家所宣扬的理论和政策体系中。看来，马歇尔和熊彼特患上的是精神分裂症，而亚当·斯密是选择性使用。
英国的自由贸易历来有两套系统：一是游说系统；另外一套是注重帝国的实际利益的政府决策系统。游说系统通过互惠宣传并诱之以“特洛伊木马”，让对方为一件便宜的衬衫而失去了四肢(让对方因为交换价值而失去主导产业的市场与生产能力)。在经济政策的运用中，英国则主要是通过一系列条约，摧毁对方主导产业的优势，占领对方主导产业的市场。
回顾经济思想史和经济政策史，发达国家在崛起过程中，人们公认在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结合上存在英美和德日两条不同的路线。即德国、日本在赶超时期是受历史学派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非古典主义影响，而英美在赶超时期是受启蒙运动经济学传统的影响而崛起的，两国在发达以后走向了相同的自由主义道路。笔者认为，恰恰相反，英美在赶超时期没有受启蒙运动经济学传统的影响，所运用的是组合III，在发达以后的英国和美国走了不同的路线，英国是组合I，美国则是组合IV。塞缪尔·约翰逊说“再没有比商业更需要有哲理来阐明的”，于是我们仅以英美两国的对外贸易为例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再看美国。在十九世纪美国赶超中，美国国内在经济学说理论化过程中斗争异常激烈。如：南北战争前就形成了四大经济思想片区：东北部坚守英国自由放任正统的神学派；受杰斐逊启发而后又沦为Cooper学派的南部派；以Carey为首的中大西洋地区保护主义派；以及后两个学派混合的波斯顿保护主义派。这些学派在方法论、内容以及对经济演化前景的乐观或者悲观态度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分歧。最终是“常青藤大学”所讲授的理论(启蒙运动传统经济学)获得胜利，因而被认为大学在美国经济思想的独特形成过程中扮演着反动的角色(即反动的大学)。可见到19世纪90年代建成产业帝国甚至到20世纪70年代为止，经济理论占据主流是美国学派而不是启蒙运动传统经济学。
李小树走后几天，我和一帮朋友聚会过几次，每次他们都向我打听李小树的情况，好像这已经成了每次聚会的一个重要内容。当然了，他们既然喜欢，我便不厌其烦地一次又一次地告诉他们说，就在某日，一大早——天还没亮的时候，李小树就背着他的行囊，去寻找许春花，走了就再没有音讯。他们张大眼睛又问我：许春花是谁？我对他们说，许春花只不过是我画稿上的一个女人。他们先是一愣，后就哈哈大笑，笑得前仰后合，笑得喘不过气来。我也跟着他们一起笑，笑过之后，我和往常一样，每天早晨驱车穿过东大街到画廊，在那里待上大半天后，再绕着道去宠物用品店买些标有lite或light的猫食去参加聚会，然后再回家。
美国在赶超时选择的是美国学派和孤立主义政策的组合Ⅲ，发达以后选择的却是自由主义经济与保护主义的组合Ⅳ。可见美国从赶超到发达再到霸主，都一直把握住了重商主义的精髓：对内自由竞争(甚至造成了过度竞争)，对外保护政策，其目的是提高自身的动态的竞争力，事实上也确实达到了，这反证了重商主义的力量；同时美国在发达以后(尤其是近30年来)却以自由主义旗手示人，这不能不说是美国的战略家更技高一筹，其实质就是让发展中国家患上“精神分裂症”，几十年的努力，在全球造就了几十个新自由主义的重灾区，可惜的是有些发展中国家依然趋之若鹜。
反观指导民族国家崛起的重商主义及其政策，由于其作家大都是小册子作者或者官员，所以其著作基本上是经济政策导向的，或行动的指南，它们没有系统性，没法高度凝练为理论。这就难怪“它成功的秘密根本不是什么秘密”[5]，同时为了迎合统治者对贵金属的爱好和运用了一些通俗的、形象的说法，加上被人套上了“重商”的马甲，确实会让人产生误解或给人以口实。但是本质上说，重商主义的实质不是“金银”，而是在于动态不完全竞争，在于控制价值链的高端或高附加值产业，即在当时具有报酬递增的产品或行业，这是一个动态的比较概念。这样“好的政策”早期体现为“出口制成品，进口原材料”，在另一时期体现为“出口高技术产品，进口制成品”再一个时期可能是“出口品牌、标准甚至是主权货币，进口产品”。
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国进入金融帝国统治世界(即美国以债务人角色管理世界)时期。这一时期应该是美国真正需要自由贸易来获得逆差时期，便于其运用美元霸权使国内问题国际化(进而全球化)，把阶级矛盾转化为国家矛盾，减轻国内分配矛盾。表面上，大肆宣扬自由主义，暗地里却对保护主义反复翻新、花样百出，如超级301条款、特别301条款、最惠国待遇的年度审议、特别保障限制、保护就业、保护人权、保护环境、“自愿出口限制”并执意把服务业、知识产权、投资等等自己的优势领域列为贸易自由化谈判等等。在2008年以来的危机中又重演了拯救“1929-1933年大萧条”的经济之策——充当“以邻为壑”的急先锋。美国也有过马失前蹄的小插曲。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也曾经单方面对日本出售当时属于核心技术的半导体技术，并对日本单方面开放市场，这使得日本在上世纪70-80年代占尽了半导体产业的先机，一时间“日本第一”“购买美国”和“美国衰退”的声音络绎不绝。美国利用日美军事同盟关系，利用广场协定、“自愿出口限制”等等调整对日贸易政策，才使美国在上世纪90年代重新走上经济重霸世界的坦途。
[42] Andrew Browne, “China’s World: Beijing Tightens the Belt on Its Silk Road Trade Pla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ay 10, 2017.
三、英美在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结合的异同
1)果实发育期。在一定的栽培条件下，从落花到果实成熟需要一定的天数，即果实发育期。各地可根据多年的经验得出当地苹果品种的平均发育天数来确定果实采收时间。
回归结果中，人口规模与三大城市群居民用电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从岭回归系数看，人口规模平均每增加1%，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城镇居民用电量分别增加 0.230%、0.303%、0.323%。由于三大城市群位于中国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就业机会较多，基础设施相对完善，因此自各地区的劳动力人口大量转移至这些地区。由于能源产品属于生活必需品，人口规模的快速增长使得城市群的各项生活消费规模扩大，致使城镇居民电力消费总量不断增长。
老牌帝国葡萄牙、西班牙掠夺金银但是制造业却不发达，当两国觉醒后，企图发展当时的主导产业——纺织业。英国则通过表象上的自由贸易条约——1703年英葡《麦修恩条约》和1713年英西《乌得勒支条约》将葡萄牙和西班牙“尚在摇篮中蹒跚起步的纺织工业”进行扼杀，自此葡萄牙和西班牙开始成为英国的殖民地。可以说，英国人对葡萄牙、西班牙的羞辱远远超过了两国对它们殖民地的羞辱。对待当时的霸主荷兰，英国在1622-1662年的40年间，连续12道禁令，不准向荷兰出口羊毛等等。结果是，发达的毛纺织业由于缺乏来自英国的原材料和市场而将毛纺织制造业“让位于”英国。当然战争是难免的。对待宿敌法国，英国长期以来都是采取抽空其技术人员、高关税和禁运等措施。同时也不乏一些骗术，如1786年的英法《艾登条约》，被蒙骗的法国人竟然认为如果给予英国工业品进口税率减为20%的优惠，就可以换取法国的白兰地酒和葡萄酒畅销英国，法国就能够迅速恢复繁荣。这样，法国就跌入了“出口低端进口高端”的圈套中。在此后英国人订立的各种商约中，有一种相同的倾向：表面上的世界主义、博爱主义者，实际上的利益垄断者。英国“要在有关条约关系的一切国家扩展他们工业品的销路，给予对方的表面利益则在农产品或原材料方面”[7]。并欺骗对方说是这都是赠给你们国家的礼物。对待殖民地，一方面把殖民地当做原材料供应地与制成品市场，另一方面积极打压殖民地的制造业。如抢夺印度棉纺织业，禁止美洲发展制造业(连马蹄铁也不让生产)。而仅仅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对待中国，英国干脆赤裸裸地进行鸦片贸易，摧毁的不仅仅是中国的产业，更是摧毁了中国人的劳动力。而当遇到中国禁止鸦片贸易的阻力时，英国就用坚船利跑轰开中国的大门，然后进行“自由”贸易。可以说，英国在赶超过程中彻头彻尾地执行了文艺复兴的经济学和英国重商主义政策，即组合III。
总之，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必须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迎接大数据时代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加快高校学生管理信息化建设的步伐，才能在充分发挥大数据价值的基础上，促进高校学生管理信息化数据分析能力的不断提升，为培养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综合型应用人才奠定坚实的基础。
但是，1840年以后，英国成就了“日不落帝国”。为了帝国利益，英国走上了单方面自由贸易的道路[8]。之后，英国人谎言重复多了，自己相信了，也中了自由贸易的流毒，以至于无法自拔，任凭竞争力日强的对手(如美国、德国)冲击市场。于1890年左右出现败退之势。之后，虽有张伯伦关税改革和凯恩斯的政府干预，但英国不再风光依旧。总体上说英国发达后患上了精神分裂症(组合IV)。试想，如果“选择性使用”的亚当·斯密在世的活，绝对不会同意英国走上这条道路。
马歇尔一方面看准了“经济学的麦加在于经济生物学，而不是经济力学”[3]，另一方面由于边际革命发展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使他深深地沉浸在“对物理学的羡慕”之中，因而成为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创始人。马歇尔对经济学“麦加”只有只言片语的阐述而无大作，我们无法知道马歇尔是出于时间和精力原因，还是出于对自身名誉的考虑，因为阐述与经济力学有根本矛盾的经济生物学会使其被清理出主流经济学的队伍，更加无法成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创始人”。所以马歇尔的精神分裂症不管是后期的强迫纠正还是无意为之，总之“两个”马歇尔之间的冲突还不严重。而熊彼特的思想发端于文艺复兴经济学传统的重要学派之一的德国历史学派，熊彼特总想在静态的循环流转中把创新动态化。“他终身从事着一种毫无希望的工作：使文艺复兴经济学的创造本质——企业家、新奇和创造性毁灭——通过形式化的方法被纳入到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硬核的死一般的均衡框架之中”[4]。
美国在赶超过程中，经济政策方面的斗争更加激烈。美国在立国之初就进行了两条路线的斗争，即汉密尔顿“工业立国”与杰斐逊“农业立国”之争；1815-1865年的自由贸易还是保护主义的两条道路激烈斗争。但总体来说，还是师从了自己的老师英国，即“要按英国人做的去做，不要按英国人说的去做”。[9]1807年杰斐逊禁运以后，尤其是第一个关税法案以后美国基本奉行的是“孤立主义”政策，工业在“铜墙铁壁”的保护下进行，平均税率一度达到48.3%。可见，美国的赶超是在主张保护主义的、被抹杀掉的“美国学派”的指导下进行的，不存在欺骗性的“选择性使用”。在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组合上与英国相同都选择了组合III。
1894年以后，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的经济大国。按照李斯特的阶段性理论，这一时期美国应该走英国19世纪40年代的自由贸易路线。偏偏美国选择了“选择性使用”的组合I。即一方面在经济学理论上“蹬掉梯子”，告诉发展中国家要运用自由主义经济学和自由贸易政策，另一方面，美国在政策上走向了超保护。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关税保护的重点向农业倾斜。1921年的紧急关税法对小麦、肉类、羊毛等农产品课以高税，随后强化了保护。1929年大萧条来临之后，美国也是率先实行以邻为壑的超保护的关税政策，出台了历史上税率最高的霍莱-斯穆特关税法：将农作物原料的平均税率由38.1%提高到48.92%，其他商品的税率由31.02%提高到34.3%，而在实际操作中，1932年的进口应税商品的平均税率高达53.2%。
其实，重农主义也让人误解。重农主义经济学为什么经过匆匆30年就消失了？其实它经过了大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改造：褪去“重农”这一封建主义的马甲，羽化为自由主义经济学。之后经过马歇尔、萨缪尔森等人的努力成为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综合学派以至于新制度经济学，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登上了今天的主流经济学，这是启蒙运动传统经济学的大致源流。登上主流地位以后的启蒙运动传统的经济学就进行党同伐异，导致“替代性教规的经济学家们在经济系实际上的消灭”[6]。同时在主流经济学中造就所谓的经济学“多种范式”，如放松“制度一定假设”条件的新制度经济学，放松“完全信息”假设的信息经济学，放松“技术一定”条件的技术经济学等等……这只不过是主流经济学“硬核”下炮制出来的多种保护带，故意把流派(保护带)当范式(硬核)，意在混淆视听，也是对“繁荣”的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自我炫耀，使主流经济学受经验事实的反驳。这一系列行为之后，西方主流经济学涵盖了所有西方经济学，经济思想史成为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家谱学，经济史也是被主流经济学改造过的经济史。所以如果现在有人还要认为自己是重商主义传统的经济学的话，那就是“另类”或“死灰复燃”，那就是对古典主义清理门户的劳动不尊重，自然要群起而攻之，在这一点上，各种观点相互矛盾的流派体现出了空前的团结性。
从英国出口其自由贸易政策挤垮各式国家，到自身以身试法而导致败退，再到美国在发达后依然采取保护主义。可见，发达国家的对外贸易政策依然需要智慧地“选择性使用”。在这点上，美国比英国就更加高明。英国在成为“日不落帝国”以后，意欲进行“选择性使用”，萨伊等人就曾经诱骗美国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业。但是骗子的谎言重复次数多了，自己也就患上了“精神分裂症”——选择了启蒙运动经济学与重农主义政策(组合Ⅰ)，因而短暂的霸主地位就在1840年以后发生了转折。
一进教室，我就板起面孔，大声问道：“谁在校门口打五年级学生了？”教室里一片寂静，同学们面面相觑，也有的稍迟疑后小声嘀咕，偷偷地看向班上的几个男生。我又严厉地问了一遍，这才有两三个男生稀稀拉拉地站起来，一副“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模样！我继续追问：“你们知道‘白虎队’吗？我们班上哪些同学是‘白虎队’的？”话音刚落，一下子又齐刷刷地站起几个男生，数一数，竟有8个。
人们因为《国富论》的体系庞杂，而认为自由贸易之父亚当·斯密也是精神分裂症，那是误解。亚当·斯密在受到法国重农学派和大卫·休谟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后，确实进行了理论范式的转换。《国富论》在亚当·斯密生前没有大红大紫，是因为当时的英国还处于赶超之中，斯密自由主义理论与政策有点超前，不符合当时的英国利益；在斯密身故后，《国富论》名声大噪，这是因为发达后的英国认为将英国工业革命的商品(甚至是以往禁止出口的技术)向全世界推销符合英国的利益，因为在自由贸易中既可以化解其产能同时也无人能敌。让人产生误解的是亚当·斯密提供的政策主张，有时与其理论一致，有时与其理论相左。如在对具有严苛保护主义倾向的《航海条例》(the Navigation Act)进行讨论时，亚当·斯密清楚地赞成这一保护主义政策，并声称《航海条例》是“英格兰所有商业管制中最聪明的举措”(赖纳特，2007)。所以，亚当·斯密不是精神分裂症而是有意为之的“选择性使用”。
可见，英美在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组合上，共同点在赶超时期都运用组合Ⅲ，目的是发展自身的产业竞争力与保护民族市场；不同之处在于，英国在强大以后利用了组合Ⅰ，尤其是它在开放时，德国和美国并没有开放市场，它们急起直追并发展了自身的民族市场和技术。而美国在发达以后依然采取了组合Ⅳ，造成了国内的自由市场经济与对外的先进技术的有效保护，因而长盛不衰。顺便提及的是，最早揭露英国踢掉自己爬上来的“梯子”的李斯特的阶段论，对第三阶段的认识是有偏颇的。从英美正反比较来说，李斯特在第三阶段上也是患上了“精神分裂症”。究其原因是因为在李斯特去世时，英国还没有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发达后的矛盾还没有完全暴露，所有李斯特对第三阶段的经济政策与理论充其量只是一个预言而已。
四、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开始了新自由主义浪潮。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大肆宣扬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对他们自身成功赶超的共同主线(即对自由贸易的不信任)有意地进行“集体性失忆”，进而要达到“世界性失忆”。同时“禁止发展中国家使用在发展过程的相应阶段上发达国家曾经采用过的政策”。这就是典型的选择性使用。由于新自由主义思潮泛滥，很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理论上和政策实践上都受了蒙骗，以至于“华盛顿共识”造就了五十多个新自由主义重灾区，其根本原因是，这些国家患上了“精神分裂症”，即在赶超的起步阶段就采用了全面“市场化、自由化、金融化、全球化”的经济理论与政策。它们的教训对于中国不可谓不深刻。
我国的改革初期适逢新自由主义浪潮兴起之时。40年的改革，由计划经济成功地转型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两个市场力量的释放是改革开放功绩的主要来源。大约以1997年为分界点，前一阶段是国内市场力量的释放，之后(尤其是加入WTO以后)则主要是国外市场力量的释放。第一阶段由于我国尚处李斯特所指的“蒙昧阶段”，采用市场取向的经济学以及适度开放政策符合这个阶段的国情，尤其是国内竞争态势的形成。1997年以后我国经济已经跨入李斯特所指的第二阶段，理应采用组合III。但当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大有泛滥之势，同时由于WTO的影响，经济政策上不得不采取趋于自由的对外经济政策，这一组合被称为“国际经济大循环”战略，这是典型的启蒙运动传统经济学与重农主义经济政策的组合(即组合Ⅰ)，这种组合导致中国经济问题不少，如产业竞争力低下；区域结构不合理；贫富差距扩大；竞争性政府导致了事实上的对内相互保护，由于追求本地GDP，尤其在对待引进外资上竞相进行“打向低端”的竞争(竞次)，造成了外资的自由进入和事实上的对内壁垒。近期中国经济学领域和政策的转向使我们看到曙光，尤其是“一带一路”、供给侧结构改革等等重大政策很可能助推中国的伟大复兴。笔者归纳几个方面是我们应当注意的。
(一)提高理论研判能力，创建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经济学
伟大的实践需要伟大的理论。纵观世界史，两套经济学就是两种意识形态，启蒙运动传统经济学是发达国家的意识形态，而文艺复兴传统经济学才是发展中国家的首选。同时由于经济学具有情境脉络特定决定，成功赶超的国家都在经济理论上根据本国当时的国情发展了经济理论，如英国的重商主义、美国学派、德国历史学派和日本实践经济学等等。我国的改革开放肇始于特殊年代，理论准备不是很充足，主要是借鉴主流西方经济学。在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的今天，需要理论界进行经验和教训的总结。首先对国情的综合认识，尤其是我国经过漫长的40多年的改革开放后，对目前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的判断尤为重要，照搬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及其政策建议显然是不合时宜了；照搬具有时空特定的英法重商主义、美国学派、德国历史学派或日本实践经济学也是行不通的。必须结合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建立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的经济学，即中国经济学。主要思路是遵循发达国家在赶超时期所使用的文艺复兴经济学传统，而不是对不符合我国民族根本利益的理论亦步亦趋。
(二)立足当前的发展阶段，调整发展战略
发展具有阶段性这是人所共知的，没有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济学，不同阶段适用不同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也是共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战略就是利用比较优势理论而制定了“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充分利用我国廉价而丰富的劳动力优势，大力发展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劳动密集型产业，形成“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经济结构和区域结构。“以市场换技术”就是该战略的通俗说法或具体表现。这一战略在特殊的年代确实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我国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经济确实取得了长期增长，从GDP数据显示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雷默将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称为“北京共识”，即“中国模式”。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这一战略效用逐渐减退，从发展的可持续性与国家、产业和企业的创新力来看，问题不少。事实上，我国在1997年前后就开始步入了李斯特所指的“第二阶段”，经济战略大调整是历史的必然。因此，我国面临的是发展战略转型的问题，为此贾根良教授提出“国内经济大循环发展战略”，即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转向适合当今中国国情与发展阶段的文艺复兴经济学传统与重商主义经济政策(即Ⅲ组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一带一路”的战略部署就是这一组合在当今中国的最优选择。反之，如果继续运用西方国家推行的启蒙运动经济学与重农主义经济政策(即Ⅰ组合)，就会落入西方国家“选择性使用”的陷阱。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后，外贸形势严峻，更加彰显其迫切性。
(三)经济政策围绕统一的、高质量的国内市场建设而展开
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关系讨论的核心是市场问题。市场不仅是交换的场所，市场还是交换关系的总和。只要国家没有联盟就存在市场主导权竞争的问题。“天然的平等派”的市场只会存在于对称市场，反之在“不对称贸易”中谈论“公平交易”那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那种自由贸易只是跨国公司和金融帝国的意识形态。作者认为在国际贸易中，“交易什么”比“交易多少”重要得多。我们长期以来利用比较优势原则，把高端市场让位于发达国家却去占领国外的低端市场，形成的区域经济结构是：沿海地区为国外加工低端产品，内陆地区则为沿海地区输送廉价的劳动力与资源，造成总体国家产业结构低端化，技术创新、西部开发难以展开等等，其结果只能是国内需求不足，又反过来进一步依赖对外贸易。发达国家则坐享我国廉价的、附加值低的商品，同时运用货币结算霸权和逆差政策制约中国发展。同时随着跨国公司大量进入发展中国家的各个经济领域，发展中国家的生产与流通组织权都有让位于跨国公司的危险。
我们需要充分吸取拉美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重灾区”的历史教训，充分认识国内市场的重要性，百般呵护和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辅之以相应的发展政策，提高本国生产能力，做到产业协调、区域协调、城乡协调发展和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可行的方案是，大力进行产业升级和区域调整的“内部改善”，产业方面转向资本品产业和新兴产业，即高质量生产活动的生产与出口；区域结构方面则要借鉴美国19世纪的均质化的市场建设，大力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农民的消费升级而逐渐扩大农村市场，以国有企业为龙头把战略性产业内移，而不是把低端的、污染的企业转移到内地。通过高新技术产业的迂回生产和中西部城市化创造更多本地化的就业机会。对外需要加大对国际价值链的控制力度，抛弃为出口而出口的倾向，收购国外资源性企业或回购外资企业，限制外国直接投资的力度；保护民族产业和国内市场。
MSDS是传递化学品危害信息的重要文件，它简要说明了一种化学品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性，并提供如何安全搬运、储存和使用该化学品的信息。MSDS让使用者了解化学品的有关危害，并根据使用的情形制订安全操作规程，选用合适的防护器具，培训作业人员，使用时能主动进行防护，起到减少职业危害和预防化学事故的作用。因此，MSDS的编写质量已成为衡量化学品研发力量和生产实力、形象以及管理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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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yth of the combination of economic theory and economic policy
DENG Jiugen， HUANG Liang
(School of Finance，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Nanchang，Jiangxi 330022，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various combinations of economic theory and economic policy，and criticizes the combination of economic theory and economic policy of “schizophrenia” and “selective use”.In particular，the selective use of developed countries is reflected in the theoretical exclusion of dissidents and the promotion of cosmopolitan economics.However，in economic policy，there are other measures inside and outside.By taking th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of foreign trade policy in the process of catching up with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s an example，this paper reveals the “selective use” of economic theory and economic policy combination in today’s developed countries，and gives China’s recommendations on economic theory and policy combination.
Key words ：Economic theory；Economic policy；Schizophrenia；Selective use
收稿日期： 2019-04-12
基金项目： 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军事工业促进主导产业形成的研究”(JJ17116)；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加快构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研究”
作者简介： 邓久根(1968-)，男，江西新干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创新与演化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 ：F1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0098(2019)05-0054-07
(责任编辑：罗序斌)
标签：经济理论论文; 经济政策论文; 精神分裂症论文; 选择性使用论文; 江西师范大学财政金融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