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民族求存的庇护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庇护所论文,民族主义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战结束后，民族主义作为国际关系中最活跃的因素重塑着世界的面貌。从苏联、南斯拉夫解体到非洲的部落仇杀，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方兴未艾到东、西方文明的冲突、论争，从区域主义到国内地方民族主义等种种现象，民族主义犹如岩浆喷发，遍地溢流。对90年代新一轮的民族主义浪潮，国内学者智仁各见，从诸多方面加以剖析，从而加深了对民族主义的认识。但在回答“为什么”这一问题上，国内尚缺专文阐释。本文拟从理论与民族实践两个方面来陈述民族主义的众说纷纭，抛粗砖以引美玉。
一
要想从理论上解释新一轮的民族主义浪潮，首先必须弄明白什么是民族主义。按照国内外较权威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和《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解释，前者认为：“民族主义是地主、资产阶级思想在民族关系上的反映，是他们观察、处理民族问题的指导原则、纲领和政策”；后者认为：民族主义可被定义为一种心智状态，即个人感到自己对民族国家的世俗忠诚。国内学者以阶级分析的观点，显然不能解释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民族主义的客观现实。国外学者以民族学、心理学给民族主义下定义，也同样对非洲民族国家的现象无能为力。并且，中、外学者都把民族主义看作是意识形态，而无视民族主义运动的现实表现，这既不符合历史的真实，也使我们在认识上有缺陷。要想理解民族主义的存在与发展，下列因素是必须考虑的。
首先，民族主义是全民族的意识形态。构成民族主义的最基本的要素是民族意识，它是一种把本民族与他民族相区分的观念，是人们在日常生活条件下，即在一般的生活环境、语言、经济联系等相互影响下产生的。在民族形成过程中，它替代血缘的感召力，超越部落、家族的视野，是在相同或相近的文化、历史、地域、语言共同体内共存的一种思想意识力量。这种思想意识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充实、整合，发展到一定文明阶段后，形成民族独特的性格、气质和精神。但它受着人文环境、地理条件和气候等因素的影响，在诸如文化的劣势、狭小的国土和严酷的气候压力下，民族间的竞争日趋激烈，于是，一切能体现本民族优秀特质的要素都被挖掘出来作为民族的永恒价值。特别是当今，民族间的相互依存性加强，一些民族的传统价值业已消失或正在消失，经济的隐形控制和政治主权遭到侵蚀，使民族生存的危机感骤然加剧。为了抗拒这一威胁，需要有一个维系全民族各阶级、各阶层的意识形态，以契合于竞争日趋激烈的时代。民族主义作为全民族精神意志的集中体现就成为理所当然，各民族国家的统治者充分利用了这一如意手段。因此，民族主义具有典型的工具性意义，它时时出现非理性的喧嚣，在这个意义上说就不足为怪了。
其次，民族主义是一种动态的历史现象，它的演变与人类历史的发展密切相关。在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下，特定地域的人们不可能固定地忠诚于某一统治者，人们忠诚的对象更多的是部落或家族。因此，中世纪欧洲的臣民不断变更效忠对象；统一集权的中国在每一次朝代更替中并未造成当朝人的心理痛苦和复国欲望，并且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也未出现结成文化整合体的趋势。进入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使“朕即国家”这一旧的观念被摧毁了。这种观念不仅宣示王权即是民族利益的当然代表，而且使特定的民族有了共同的、更稳定的忠诚对象。王国内的臣民一旦拥有“这种共同的心理情感，一个民族就诞生了”。 〔1〕法国大革命使这一情感升华，在“祖国”的感召下，法国军队横扫欧洲，揭开了民族主义蓬勃发展的序幕。但同样也带来两种对立的民族主义：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到帝国主义时代演变为殖民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时至今日又发展为霸权主义和要求民族平等。历史表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民族主义并未消失，这是由于国家、阶级依然存在，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仍有自己的利益要求。彻底的国际主义既不切时，也无存在的基础。缘于民族形成的独特道路，同一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民族主义也大不相同。从德国早期的文化民族主义，经历民族沙文主义到今天的排外情结，充分演示了民族主义的动态过程。见诸当前的民族主义形态——大、小民族主义，政治、经济民族主义，民主与保守的民族主义等，都有一个孕育和扩展的过程，无根的民族主义是不存在的。认识民族主义这一动态的历史现象，必须充分考虑到民族是民族主义的载体，只要民族存在，民族主义就不会消失。
第三，现代民族主义是伴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而产生的。法国大革命把民族观念同民主、国家主权思想结合在一起，使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兴衰结为一体。大革命为法兰西民族展示的巨大力量感召了欧洲的其他民族，使他们开始以对国家利益的认同取代对王朝权力的认同。自此，作为民族主义载体的民族也就与国家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两者互为载体，“民族为了保卫文化共同体的边界……需要成为国家，而为了建立统一的基础，国家也需要成为民族”。〔2 〕具有主权地位的国家的建立，是民族主义的最高体现，捍卫国家主权是民族主义的主要目标。近代以来的国际关系主要是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作为民族意志而体现的民族主义必然本能地与维护国家利益相关，忽略国家含义的民族主义概念是不完整的。今天，民族国家的性质和职能虽发生了深刻变化，分散化、区域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代民族的进程，但无法改变民族国家仍是国际关系中的主权实体这一事实。任何对主权原则的侵犯，都会使民族主义应运而生。冷战后的世界并非各民族自由发展的伊甸园，还有强权和干涉，到处都有产生民族主义的沃土。民族与国家关系密切，但民族主义并不等同于爱国主义。后者表示对疆域共同体的忠诚；前者则含有更复杂的价值体系。民族主义也不同于国家主义，因为国家主义的原则是国家利益至上，为了国家利益不惜牺牲民族和个人利益，它往往成为统治阶级扩张的工具，其负面影响多于进步意义。建立国家是民族主义最重要的立论基础。
第四，宗教与民族主义具有某种内在的同质性。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教义与仪式已深深融于民族文化之中，并构成民族价值体系的基础。最早举起民族主义旗帜的英国革命就带有浓厚的清教色彩，“上帝的选民”的观念使这一民族革命从一开始就具有某种神圣的热情。这种热情既有对民族的忧患意识，又有对自由的渴望。带着这一热情移居美洲的清教徒所建立的国家不是基于共同的血统，而是基于共同的信仰。这种信仰既包含有清教的伦理，又有追求幸福的理想。这一新的信仰理念理所当然地成为新兴民族主义的同义语。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也是以宗教为旗帜，以貌似超脱现实的姿态召集群众、攫取政权。它不仅是一种宗教信仰，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民族主义与宗教的关系还体现在它反宗教的一面。近代的欧洲国家就是因反基督教的世界帝国而出现的。当某一宗教宣称自己是上帝唯一的正统子民时，必然要求打倒或征服其他信仰者，这样，就由价值层面的观念差异发展到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拼搏。《文明的冲突》一书较为准确地描绘了上帝军团与安拉军团的这种民族对立和不信任。犹太复国主义、泛突厥主义、泛斯拉夫主义不只是少数统治者的心血来潮或权欲膨胀，共同的宗教信仰使其具有较为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共同的思想基础。
第五，仅仅把民族主义看作意识形态是一种误解。这个来源于西文的 nationalism 包含有两个方面的含义：（1）strong devotion toone's own nation,patriotic feeling,efforts principles （对本民族国家强烈的效忠意识、爱国主义情感、奋斗原则）；（2 ）movementfor political/economic,etc.independence （为争取政治或经济等方面的独立而进行的运动）。这就是说，民族主义不仅是理论与原则，也是运动和实践。一些中、外学者出于故意或疏漏，漠视民族主义是一种政治实践这一事实，带来对民族主义理解上的歧义。民族主义的产生是对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合乎逻辑的反应。无论是对民主、自由的渴望，还是对独立的追求，要实现民族的目标，就必须把民族求存的观念演变为一场普遍性的运动，否则民族主义就是虚无的，无法找到生存的土壤。从历史上看，民族主义主要是一种运动。法国大革命，德、意统一和战后的民族解放运动很难以意识形态来简言释之。当前的民族主义现实显然也不是观念和理论方面的问题，而是属于实践或运动的范畴。苏联、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完全可以被看作是原境内各民族为求得国家的地位和运用制度、经济、政治力量捍卫这一目标的政治实践。只有把民族主义看作一种运动，才容易理解特定民族间的旧恨新仇，因为在民族关系中只有把具体行为加诸到另一民族并带来痛苦，才会激起强烈的仇恨并可能世代延续。法、德的百年世仇，中亚、东欧对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反感都缘于昔日的创伤。如果仅是一种观念，民族主义的非物质性不可能带来巨大的灾难，民族冲突的烈度也会低得多。政治实践是民族主义不可缺少的要素。
据此笔者认为，民族主义是民族在生存和发展中借助于民族意识和宗教等追求民族独立、发展的一种思想体系和运动（实践）。民族主义的种种表现——民族反抗和民族压迫（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文化抗拒和文化吸收（文化民族主义）；国家统一和民族分裂（聚合与离散型民族主义）；全民动员和文明冲突（法西斯主义和原教旨主义）；区域联合与发展（西欧民族主义和地区民族主义），都可以从这里找到立足点。把民族主义看作意识形态，就能解释为何会出现某种民族狂热并为统治者所利用；把它看作政治实践，也就解释了民族利益的现实争斗之因。对于霍梅尼式的革命既是理念的复旧，又是世俗革命的实践，就更容易理解了。
二
民族冲突、民族战争、民族屠杀既塑造着冷战后的国际关系，又带来国际社会的不稳定。是何原因导致新一轮民族主义的产生呢？
1.制衡民族矛盾的冷战机制瓦解，打开了民族主义肆虐的“潘多拉盒子”。冷战时期，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对立居于主导地位，两极对立的格局几乎使所有民族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被裹挟进大多数民族本不愿介入的集团对抗。但民族利益无法脱离冷战的总轨道，任何与集团异己的观念或行为都会被苏、美当头一棒，在东、西方集团内外均是如此。匈牙利事件、苏军入侵捷克就是对这种反叛的惩罚。在这一制衡机制下，种族仇恨、地区霸权主义和民族积怨等退居次要地位。但是随着环境的变迁或出现新的刺激因素，当民族不需要在两种制度间作出世界性的抉择时，民族主义自然会重新调整它在国际关系中的位置。苏联的解体为民族主义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以前潜在的民族矛盾与冲突由此而表面化。分立主义使欧洲的政治地图又一次错位。地区性大国开始追逐地区霸权，挑起民族冲突和民族战争。冷战结束也为原教旨主义提供了渗透和传播的国际性舞台，它利用冷战后的多党制和民主浪潮积极问鼎政权，并介入某些国家的民族冲突。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内战，原教旨主义是其主要根源。冷战的结束还造成国际政治、经济的不平等，使贫富分化更加严重。由于部分民族丧失了在两极体制下可资利用的国际环境，他们与富国的差距日趋扩大，这迫使他们转向自救，转向建构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地区合作组织。从非洲对西方化的失望转而强调民族道路，到拉美地区经济集团的崛起，更多的民族要求对传统的世界秩序说“不”，并要求享有对国际社会的平等参与权。冷战机制的瓦解带来的另一后果是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而不再有苏联的抗衡，这便使美国妄想成为世界领袖。它到处挥舞人权、制裁的大棒，直接刺激了民族主义的产生。如它对古巴、伊拉克的态度，只能对这两国的民族主义起诱导和激励作用。
2.全球一体化使民族主义日趋活跃。全球一体化把世界各民族拖进这样一个过程：一方面，不管各民族自己的历史环境、社会形态如何，都毫无例外地被纳入到相互依存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秩序之中，去扮演历史赋予的角色，承认自己的命运；另一方面，一些按自身逻辑难与现代文明发展同步的民族又保持着与一体化的距离。一体化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历史进程，它对传统的国际关系、国家主权概念提出了挑战。因此，各民族的反应不尽相同。对发达国家而言，一体化秩序是西方的观念、体制和规则的扩大与延伸，它们自然对一体化采取较为积极的态度，但是不可避免地带有霸权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色彩。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一体化是一种压力，是对民族特性的冲击。由于西方文明的强大优势，一体化很容易被发展中国家看作再一次的不流血征服。可是这些民族既无法摆脱民族赖以生息、繁衍的大地，也无法抗拒一体化可能带来的机遇和好处。作为一种反弹，民族主义兴起便成为必然。一体化还使许多非国家性质的组织与机构出现并扩大权力。这些组织不同程度地对国家的权威和民族的价值观念造成损害，民族国家出于维护民族利益的需要，会本能地以民族主义来抵抗。特别是中、小国家由于受本身实力所限，不能借助某种国际机制来抗拒这种压力，民族主义便成为唯一的有力武器。随着民族间相互依存的加强和通讯网络的全球化，以前只有大一统政府才能完成的目标，现在小民族的政府也能达到，这为较小的民族国家提供了生存条件。南斯拉夫一分为五，捷克一分为二，巴斯克人、科西嘉人、佛兰德人的分立要求，无不与这一条件有关。一体化还使民族主义呈现新的形态，以共同体的集体力量有效行使国家的主权。欧共体、东盟内部机制的深化都包含有这方面的内容。一体化与民族主义携手同进并非悖论。
3.历史的惯性使然。世界上除少数国家是单一民族国家外，大多数国家是多民族国家。民族的地域疆界和文化边界不一定能完全重合，在非洲更是如此。非洲国家的现有边界是昔日殖民者在地图上划定的，根本没有考虑民族的自然疆界和部落的分布状况，从而导致非洲部落之间、民族国家之间冲突不断，并延续至今。他们或以求得民族的自然疆界，或以实现国家地位为目标。卢旺达、布隆迪两国“图西族家园”的构想就是非洲部落主义重新整合这一观念的继续。中东问题也并未因冷战结束而有所缓和，它仍是国际关系中的热点问题。由于原教旨主义的介入，使阿、以民族矛盾更难有妥善的解决方案。可以预料，中东在很长时间内仍将是民族主义的温床。当前的民族主义表现，诸多是由历史积怨引起的。日、韩的极度仇视，印、巴的互为仇敌，喀麦隆与尼日利亚的领土争端，都是缘于历史。这种为西方所谴责的民族主义，正是殖民统治留下的消极后果，至今仍损害着有关民族的肌体。作为冷战结束的动因，西方利用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问题实现其“和平演变”的目标。也正是这种为西方所高歌的行为复活了内部的民族主义，西欧内部的分离、分治要求在冷战后变得突出，这绝不是巧合，而是合乎某种历史逻辑。
4.错误的政策是导致民族主义突起的主观原因。国家间地理环境、经济实力、政治条件以及人文素质的差异导致不同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不同，在处理民族关系的方式上也迥然相异。大国总想利用自身的实力谋利，甚至以强迫、威胁的手段达到目的。他们以“国际解决”、“经济制裁”为名，而行霸权主义或新殖民主义之实。分析冷战后的民族主义状况，很多是人为因素造成的。南斯拉夫问题的久拖不决，“中国威胁论”的恶言，就含有大国的政策背景。许多地方的不稳定和民族战争也是西方支持一方、打压另一方的“渔翁”之意所致。在国内民族关系上，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层面的政策错误是导致统一民族解体或分离的主要原因。这一错误政策在政治上表现为民族虚无主义，不承认某一少数民族的存在。土耳其不承认有库尔德人；希腊不承认有马其顿人；苏联无视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在斯大林时代就宣称苏联的民族问题已经解决，这种脱离实际的民族虚无政策必然带来民族主义的消极后果。政治权力的不平等是导致民族主义产生的另一原因。主体民族居于领导地位，完全控制着国家的政权，从而加剧了各加盟共和国或联邦的离心倾向。在苏联党、政、军的高级干部中近70%是俄罗斯人，17%是乌克兰人，这种状况使联盟内其他民族离心离德，最终导致分裂。对少数民族的经济剥夺也会激发民族主义的产生。中央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缺少足够的经济扶持或开发；边远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差距拉大，生活水平相对落后，都会引起有关民族的不满。中央政府的原料掠夺更会加深这一矛盾。苏联中亚地区、中东库尔德人、斯里兰卡泰米尔人的民族主义都与经济因素有关。另一方面，当发达地区的民族感到付出太多、成了贡献乳汁的奶牛时，同样会产生怨气和离心倾向。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与南斯拉夫的斯洛文尼亚要单独建国，就是不愿充当这种奶牛。在精神文化方面，用同化政策让少数民族放弃传统、语言和习俗，这不仅不可能成功，而且会带来反感和抗拒。中、苏民族政策的差异表明，同化只能促使民族更加追求差异性和民族性；民族和睦却能促进民族的共同信念。但任何对民族集团的过分要求的妥协，只会加剧民族冲突，并可能导致国家解体。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民族政策一驰一张，结果却相同，很值得我们思考。当今国际局势复杂多变，民族政策更应审慎。苏联、南斯拉夫的民族政策给我们的经验和教训是：最合理的民族政策应该是民族集团既享有充分的自由，又忠诚于所在的国家共同体。
引起民族主义的原因还很多。现代化的历史潮流、自然资源的争夺、民主和宗教意识，都可能带来民族主义的阵阵狂澜。今天已经不应讨论民族主义是否存在及其形态如何，而是应该弄清它存在的原因，从而为民族政策的制订提供理论依据。对国际社会的民族主义进行研究，我们更应着重于它的方法论，而不应罗列一些具体的现象。使人迷惑的不是事实本身，而是对事实的看法。剥开种种民族主义的外壳不难发现，民族主义并非不可理喻，而始终是民族求存的庇护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想在这一外壳下拓展辉煌，实现民族的历史使命。
注释：
〔1〕欧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康奈尔大学， 1988年，第112页。
〔2〕《马克斯·韦伯》，四川人民出版社，第1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