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实行股份制的功效、存在问题及对策——部分股份公司的情况调查与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股份制论文,存在问题论文,功效论文,股份公司论文,对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诞生于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股份制，在我国经过波澜起伏的几番论争与十多年的试行，日渐受到理论界、企业界和决策层的广泛肯定和重视，且被看作国有企业体制改革的主要途径和最佳选择。
就在各行各业人心思“股”的时候，环顾业已改制的股份制公司，我们看到的却是一派千差万别的景象：有的企业改制后充满活力、快速发展；有的企业改制的变化不大，绩效平平；有的企业改制后效益虽有明显改观，但在财务管理等方面却出现重大漏洞；还有的企业改制后居然效益下滑，亏损增大。面对此种实情，不禁令人心生疑窦：股份制究竟能对企业带来多少好处？股份制企业为什么存在如此悬殊的差异？有的企业改制效果不佳甚至不进反退的原因何在？是企业情况与股份制不相适宜，还是企业的股份制运作不够规范？……。值此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股份制改造方兴未艾之际，很有必要把这些问题弄清楚。为此，我们对省内外一些股份公司，主要是上市公司作了调查，并在调查的基础上，试图作出自己的思考。
一、企业股份制改造的卓著效应
通过调查，我们看到，股份制较之于我国传统的企业制度，有着十分显著的优越性。
1.从根本上改变了企业的融资机制，为企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金融条件。这一点，是股份制带给企业最直接、也最明显的好处。我们知道，非股份制企业的筹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自我积累，二是银行借贷。前者由于受企业自身盈利能力的制约，不仅速度缓慢，而且数量有限，很不利于企业的快速扩张。而后者又因为受到国家货币政策等影响，在时间和额度上都很难满足企业的需要，并且，大量借贷还会给企业造成沉重的债务负担。股份制给与了企业向社会法人和自然人募集资金的权力，上市公司还可以通过公开发行股票向全社会广泛募资，且不需付息还本，这不但大大提高了企业的融资能力，也降低了企业的融资成本和负债率。陕西省1996年以前改制的43家股份公司，同年末资产总额为156.3亿元，比改制前增长161%，资产负债率比改制前降低了10.8%。西飞国际股份公司上市前总资产1.2亿元，上市后达2.53亿元，增值1倍以上；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从原先的85%降到40%。上市公司除初始发行股票时可募得大量资金外，如果运营正常、效益稳定，净资产收益率在10%以上，每年还可以配售30%的新股，这使企业有了源源不断的后续资金，为企业奠定了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资金短缺这个长期困扰企业的老大难得到缓解之后，不少股份公司在扩大规模和技术创新等方面进展迅速。如西安民生集团股改并上市以来，仅在西安市内的营业面积就扩大了4倍多，且在别的地、市还建起了分店；再如金花集团， 在公司股改后的短短三年时间里，其主要产品“金花转移因子”的生产规模就扩大了10倍，其生产基地已成为国内最大的转移因子生产基地。在技术创新方面，山东青岛的两家知名企业——海尔和海信颇具典型性。1984年的海尔，还是一个销售额仅348万，亏损就有147万的单一生产冰箱的街道小厂，而今不仅冰箱品种多达3000多个，且产品涉及白色家电、黑色家电和信息家电等领域，成为中国最大的家电企业集团之一。企业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大和产品、技术不断创新，大大增强了企业市场竞争力和发展后劲。
2.改变了企业对于政府的从属关系，增强了企业的自主性和自身活力。原先的国营企业，人、财、物和产、供销全部由政府包办。企业既无自主权，又不负盈亏，纯粹是个附庸，自然没有什么积极性和责任心可言。这正是造成国企亏损面和亏损额不断增大的重要原因之一。改革以后，政府对国企的刚性管理逐渐弱化，但上下级关系依旧未变。股份制从法律意义上解除了这种关系，明确了企业“自负盈亏、自主经营、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角色定位，从而使企业的市场主体性明显增强。在股份公司里，政府基本从经营活动中完全退出，资金和资产也基本由企业自主支配和管理，在用人方面，除国有股控股公司的主要经营者的任用及其待遇仍由原主管部门包办以外（当然这也不符合《公司法》），其他管理人员和职工的聘用及报酬，全部由企业自行决定，与此同时，企业还自享经营利润，自担经营风险。这不仅使企业有了励精图治的内在动力和压力，也有了在生产经营和资本运作中自我发挥的广阔空间，因而企业改制后的经营状况大都有所改善，有的还获得快速增长。陕西率先改制的43家股份制企业，1996年末主营收入完成109.1亿元， 比改制前增长204%；实现利润4.75亿元，比改制前增长115%。除6 家企业发生亏损外，其余37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有的增长幅度惊人。如宝鸡商场集团公司和咸阳偏转股份公司， 近五年的主营收入年均增长40%左右，净利润年均增长高达75%。这与未改制国企的效益状况形成鲜明的对比。
3.促使企业建立了法人治理结构，为企业科学决策、加强管理提供了组织保证。如果说没有自主权的企业像一潭死水的话，有了自主权而没有健全治理结构的企业则可能是一口陷井。股份制企业同时改变了这两种情况。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已改制的股份公司都建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有关企业投资、经营、分配等重大事项的决策，由董事会提出方案并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能实施；作为企业法定代表和日常权力机构的董事会，其成员的任免由股东大会决定，并接受股东大会与监事会的双重监督；作为企业日常事务处理和经营决策执行者的经理由董事会聘任，并接受董事会和监事会的双重监督。这种三权分立、互相约束、三位一体的法人治理结构的规范运作，能有效地避免个别主要经营者独断专行所造成的决策失误和管理漏洞，并减少了由此而造成的经济损失。拿陕西十几家上市公司来说，“三会”作用发挥较为正常的长安信息集团、百隆集团、陕长岭、陕解放等企业的业绩一直比较稳定，而“三会”职责比较到位的金花集团的规模、效益还获得成倍增长。就全国的上市公司而言，约90%的企业绩效稳定或增长，每年亏损面仅在10%左右，这远远低于一般国企明亏50～60%，潜亏70～80%的比例。随着股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不断完善，其业绩也会进一步提高。
4.股份公司的资产可流动性为企业经营结构调整和资产购并重组创造了有利条件。传统体制下的企业，分别由中央政府各部门和各级地方政府主管，实际上是条块分割的“诸侯经济”，企业之间很难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因而极不利于生产力的合理配置和产业结构的优化。而在股份制条件下，企业的资产可以用货币形式来体现，产权清晰且流动性强，它不仅可以通过股票市场或产权市场进行流动，还能以股权置换、互相参股等形式重新组合，这就为企业实现经营结构调整和资产购并，提供了很大便利，而这种资本运作活动，可以使企业有效地规避行业性经营风险，并快速实现低成本扩张。如陕西百隆集团股改后，通过资本运作，已由原先的单一百货批发变为百货副食、五金交电等批零兼营，加服装加工、广告装饰、矿产开发、房地产等多个项目，成为一个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集生产、经营和服务为一体的综合型集团公司；再如宝商集团，股改以来逐渐加大了在基础建设行业的参股比例。在近两年商业较为疲软的情况下，这两家企业前者业绩稳定，后者还有所增长，经营结构调整在其中起到不可抹煞的作用。又如咸阳偏转集团，股改后不仅在国内跨地区兼并了十几家企业，而且在日本、美国、韩国和香港建立了十几个合资企业，其中一个还成功地在美国上市。在全国的上市公司中，资产重组的浪潮风起云涌，一批绩差公司因此获得新生，一批绩优企业也因此增强了实力。
二、股份制企业的现存问题
在调查中，我们也看到，由于我国的股份制改革是在理论准备不足、市场发育程度低、法制不够健全、制度创新条件不充分的背景下进行的，再加上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种种旧观念、旧程式的影响，因而使我国现有的股份制企业中还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
1.企业自主权不充分。按照《公司法》等法规，股份制企业应当是具有自主经营管理权的独立法人。政府作为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者，其主要职责是保证社会、政治稳定，培育和调控各类市场。虽然政府同时也是国有资产所有者，但代表政府行使国有资产管理权的应是专职国资管理部门，而不应是政府自身。即使是国资管理部门，也只能通过派遣股权代表参与企业董事会工作来行使国有资产的管理权。无论是政府各部门或国资管理局，都不能直接插手股份公司的经营管理。但现在的实际情况远非如此。据调查，本省由国企改造的股份公司（包括上市公司）仍归属于原来的政府局、委、办等门下，有的股份公司还同时有几个主管部门，企业的主要经营者仍由主管部门或组织部门任命，并享受相应的党政干部级别待遇。这就大大削弱了企业在人事管理上的自主权。除此以外，政府直接干预股份公司经营决策的现象也屡有发生。如本省一家原生产彩电的上市公司，九十年代前期转产冰箱。为了扩大市场占有率，该公司与广东科龙公司议定合作生产冰箱，并签署了合同。但上级政府机关得知后，认为这样联合不利于本地区家电业的发展，于是要求该公司中止与科龙的合同，回转头来与本省一家生产冰箱的股份公司合作。而当时后者由于知名度不高，产品销售不旺，企业效益亦不理想。这样“弱弱联合”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两公司不但都未受益，相反地却一损俱损，后者的利润逐年下滑，前者的亏损愈来愈大，其亏损额在联合后三年多时间里从原先的2亿多元猛增至4亿多元，其每股净资产从原先的4元多骤降至4角多，成为股市上的“垃圾股”。事实证明，这种企业自主权的不充分现象，非常不利于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实现。
2.国有股监管不得力。国有企业改制之后，企业效益的普遍提高使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能力显著增强，如陕西省较早改制的股份公司中的国有资产权益，改制时只有21.17亿元，96年底达55.4亿元，增长161%。但是，细致考查起来，国有股的监管工作还很不如人意。主要表现是：①监管制度不完善。直到现在，还没有一套成形并可行的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国资管理部门的股权代表的职责、权利模糊不清，奖惩方式也不明确，这如何能保证他们尽心竭力地管好那些本来就不属于他们个人的国有资产呢？②多主管又无主管。由于政府机构改革与职能转变严重滞后，企业原先的主管部门依然存在，他们还要以出资者的身份来行使国有股管理权，这就造成股份公司中的国有股权由行业主管部门、财政部门、审计部门和国资管理部门多家监管的混乱局面。结果是谁也管不好，谁也管不了；效益好时谁都想管，出了问题谁都不管。③“内部人控制”问题严重。一些股份公司的国有股权代表兼主要经营者为了小集团或个人的利益，置国有股权益于不顾，想方设法侵吞企业利润，有的甚至与企业内部人合伙作弊，明明企业效益下降，而管理者与职工的工资、资金却在增长，使国有股的权益受到严重损害。④国有股本难以与其他股东同步扩张。目前国有资产经营预算制度尚未建立，况且资金缺乏，因而上市公司中的国家股股东在配股时处于欲配不能、转配受损的两难境地，部分国家股配股权由于资金不能及时足额到位，不得不转让，致使国有股在上市公司总股本中的比例逐年下降，有的公司（如长安信息集团公司）中的国有股股东已因此失去控股权。当然，这种被动缩小国有股本的现象对于一般竞争性行业企业未尝不好，但在命脉性行业企业中就值得重视了。
3.“三会”职责不到位。现在的股份公司，虽然都建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的法人治理结构，这“三会”在企业经营管理中也发挥了一定作用，但职责还很不到位，同《公司法》的规定还有很大差距。比如股东大会，目前我国股份制企业中的70%股份为极少数国有股或法人股股东所持有，只占总股本30%的社会公众股还高度分散在个人手中，因而，公众股股东由于所占比重太小，加之参与成本高而同自己收益关联度低，很少去参加股东大会，股东大会实际上由少数大股东所控制，大部分中小股东对公司重大决策的监督作用难以发挥。再如董事会，多数股份公司的董事长由控股股东代表担任，具有一票否决权，董事会这种特殊身份与地位使其余董事不便也不愿多言，公司的重大决策差不多还是一个人说了算，董事会的集体作用发挥很不充分。况且，在国有股控股的股份公司中，国有股股东代表身兼董事长兼总经理数职即使在非国有控股公司中，也往往由第一大股东兼任董事长与总经理，也就是说，决策者与执行者是两位一体的，所以，董事会对总经理的监督也就成了一句空话。至于监事会，由于监事基本都是本公司职工兼任的，这些人一方面在人事关系上受制于董事会与经理，一方面与管理者有利益上的一致性，再加上精力与能力不足等因素，以致监事会大都徒有虚名。“三会”职责的不到位使股份公司中法人治理结构的功效大打折扣，不仅影响了决策的科学性，也影响了监督的有效性。如陕西五环集团的董事长兼总经理，仅凭谣传和迷信就决定大举投资，结果造成企业巨额亏损。
4.企业行为不规范。由于股份制的相应法规不够健全和实施不力，上市股份公司中行为不规范的现象相当普遍。主要表现为：①过度“包装”。有的公司为了达到上市目的和获得较高发行价格，不惜弄虚作假，把不良资产“包装”成优质资产，把较差业绩“包装”成优良业绩，鱼目混珠，影响了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②造假报表，报假消息。有的上市公司为了取得配股权或较高的配股价格，夸大收入，虚报利润，蓄意制造虚假的财务报表；还有的公司为了收到市场轰动效应，甚而为配合炒股机构的需要，有意披露虚假的产权并购等消息或散布传言，欺骗中小投资者跟风上当。③随意分配。有的公司效益本来不佳，却迎合市场心理大比例送配、转增，结果利润增长跟不上股本扩长，对市场信心造成打击；有的公司绩效出众，却既不送红股又不派红利，且不加解释，使投资者积极性受到挫伤。④乱用募股资金。有的上市公司把从股市募集来的资金，不是用于扩大主营业务、技术创新等正当项目上，而是拿到二级市场上投机炒股，甚至炒自己的股票；有的上市公司还随便更改已宣布的投资方向。这些做法，都在投资者中造成很不好的影响。
股份制企业现存的种种问题，已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这些企业自身的发展，如不努力加以解决，必将大大降低股份制的长远效果，使以股份制为主要形式的国有大中型企业体制改革无法达到预期目标。
三、规范和发展股份制的对策
1.打消“圈钱”思想，注重机制转变。如前所述，现在的不少股份公司，包括上市公司，虽然牌子换了，名称变了，但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机制并未发生质的变化，法人治理结构名实不副。所以出现这类现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初进行股份制改造的目的不够明确，企业界、领导层里有一种“圈钱”思想，他们中一些人以为，只要企业有了钱，扭亏增盈就不难了。所以，钱一到手，机制照旧，换汤不换药，新瓶装陈酒。不少企业改制后成效不大，还有的改制不久又陷入困境，根子就在这里。其实，对于一个企业来说，经营管理比融资更为重要，因为经营管理得当，钱可以从无到有，由少而多；而经营管理不善，钱可能由多变少，从有变无。利用改革募集资金，只能满足企业一时的用钱需要，只有把改制当作契机，老老实实地转变经营管理机制，企业才会真正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转变机制的重点是决策机制、激励与约束机制。转变决策机制主要应把握好“三性”：①决策的自主性。消除政府在企业决策中的行政干预，让企业真正自主决策。②决策的群体性。充分发挥全体董事会成员和广大股东的群体作用，杜绝由主要经营者“拍脑袋决定”的现象。③决策程序的规范性。按照股份制企业的规范化做法，先由公司情况部门提供信息资料，再由设计人员设计出决策方案，然后将决策的意图及方案通报给全体董事会成员，由董事们在调查研究后作出表决。在表决中，还必须作好记录并由董事签名，以备日后承担相应责任。属于重大决策，还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后方可实行。只有真正自主、民主、程序规范的决策，才可能是比较正确、科学并符合企业大多数人利益和长远利益的。转变激励约束机制尤其要重视对经理人员的激励和约束，因为他是企业决策和管理的主要实施者，与企业的绩效关系尤为密切。在这个问题上可以从以下几点入手：一是取消企业经理人员由政府任命亦享受行政干部待遇的制度，让企业董事会直接聘任经理并决定其报酬；二是将经理的报酬与企业实际直接挂钩：其薪金可根据企业规模、经营目标等事先约定，即实行年薪制，奖励可根据实际绩效以奖金、股票期权、实物等多种形式给付；三是要经理人员适当交纳一些风险抵押金；四是加强董事会、监事会对经理人员的监督。真能做到以上几点，经理人员的尽职尽责应是可以期盼的。
2.加速政府职能转变，强化国有股监管。股份制实行十几年来，政府似乎还没有找准自己的定位，总是情不自禁地要干预企业的经营管理，却放松和拖延了自己该办的事情，如培育、规范和调控市场、健全法制和社会保障等，这是影响改制企业的机制转变和规范运作的一个重要因素。要深化和广泛推行股份制改革，必须加速政府职能转变：①把企业的经营管理权全部归还企业；②把国有股监管权交给国资管理部门行使；③把宏观调控经济的职责切实履行起来。
由于新旧体制衔接不好，随着进行股份制改造的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增加，国有股的监管问题将日益突出。如不加以足够重视和妥善解决，对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及股份公司的正常发展都颇为不利。解决好这个问题，必须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①加强对国有股权代表的监管。要确定国有股权代表的资格和身份，规定其委派方式，明确其权利与义务，建立相应的激励约束制度，使之既有动力又有压力，忠实履行自己的职责。②改变条块分割的管理格局，统一行使国有股监管权。要通过撤消或合并原先的企业主管部门，改变政出多门、职能交叉，“五龙治水”的管理形式，把国有股监管权收归国资管理部门统一行使。③缩短国有资本投资战线，集中力量搞好国有股监管。要在市场条件许可的条件下，逐步降低非命脉产业与非基础建设行业类股份公司中的国有股比例，有计划、有步骤地把国有资产从一些纯竞争性行业企业中撤出来，缩短战线，以便国资管理部门集中精力做好监管工作。
3.完善市场体系，为推行股份制创造必要的经济环境。股份制不是一种孤立的制度现象，而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制度，它的确立和运行是以市场为前提的。为了国有大中型企业股改的顺利进行，应当大力完善市场体系。
管好证券市场。证券市场不仅是股份公司筹资、接受市场评价的场所，也是股份公司实现资产重组、经营结构调整的重要途径。我国证券市场已建立近十年，且初具规模和日渐成熟，但仍有不少缺陷，需加以完善。①加强监管。对于上市公司中目前普遍存在的过度包装、造假报假、随意分配、乱用募股资金等不规范行为，对于证券中介或经营机构与投机炒家联手兴风作浪的及挪用客户保证金等违法行为，各级证监部门应依法加大监管力度，维护市场的正常秩序。②科学调控。中国股市诞生以来，几经暴涨暴跌，把一个不成熟和投机市场的特点体现得淋漓尽致，其中固然有多重原因，但管理层调控失当亦难以否认。如《证券法》出台太迟，有关政策的随机性和随意性强而透明度和连贯性差，扩容节奏不够合理，机构投资者培育缓慢，供求关系不平衡，调控时机和力度不恰当等，这都妨碍了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应当逐步加以改进。
发展产权交易市场。我国股市目前容量还较小，许多股份公司的股票和已上市公司的国有股、法人股还不能上市，所以股份公司的经营结构调整和资产重组还须借助产权交易市场来进行。尤其是国有资本投资战线长，比例重的问题已对股份公司的投资主体多元化与机制转变，对国有股权监管效果产生不良影响，亟需通过产权市场加以解决。发展产权交易市场应当注意：在各地都建立相应市场，使之普遍化；提供稳定、经常的交易场所和服务，使之经常化；制定相应的交易制度，使之规范化；还可以利用计算机网络进行产权交易等等。
培育经理市场。经理是直接影响企业绩效的重要人员，也是一种对人的综合素质需求很高的专门职业。不同行业、规模和经营状况的企业需要不同类型的经理人才；不同知识结构、性格特点和经理人才也需要不同的企业舞台，也就是说，股份制需要一个可供企业与经理人才双向选择的市场——经理市场。要培育经理市场，首先要废止政府部门任命企业经理的作法，尽快实行企业家公开竞聘制度；其次，要建立经理人才资料库，把其学历、资历及以往的工作绩效都记载在案，以备企业选聘；此外，还要建立经理市场管理机构、企业家协会等，为企业家提供业务培训、知识更新和经验交流的条件。经理市场繁荣之日，就是中国经济昌盛之时。
4.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和相关法律制度。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和股份制改造企业的增多，劳动者的失业人数势必增加，要满足这些人的基本生活要求以维持社会稳定，必须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要扩大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面，用广泛的社会保障代替过去的劳动保险，把原来只为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工设立的养老、医疗保障制度扩大到全社会，还要根据需要开设失业保险等新的险种。改革保险基金的缴纳办法，由国家、集体与个人共担。
为了股份制的健康发展，还必须加快相关法律制度的建设。要尽快修订、补充与企业关系密切的商法、民法等基本法律，尽快建立健全调整政府与企业关系及调整全社会各种关系的法律制度。加大执法力度，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使股份制企业在法制的轨道上顺利运行。
王翠英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