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在毛泽东政治话语中的修饰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话语论文,意义论文,政治论文,科学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14)04－0093－09 “科学发展”被确立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建设的主题之后，“科学”在中共当代执政话语中已成核心修饰语。“科学”本指人类认识事物本质及其运行规律的一种实践活动，按此理解，用“科学”定义“发展”，应旨在说明社会发展要符合客观规律，这也符合无产阶级政党秉承的唯物史观。但是，现有中共颁布的各种纲领性文本对“科学发展”的阐释远超出了前述定义域。那么，作为修饰语的“科学”究竟意指哪些性态呢？这一问题关系到公众对中共社会发展策略的正确理解。“科学”在政治文本中的定语化并非当代中共领导人的首创，毛泽东作为中共第一代领导核心，他对中共的政治话语风格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其留世的政治文本中“科学”就已经具有了丰富的修饰意义。毛泽东政治话语中的“科学”为理解当代中共政治话语中的“科学”提供了历史根据，本文将在分析毛泽东政治话语中修饰性“科学”概念的基础上，通过语境分析还原“科学”的各种修饰意义，并进而探讨“科学”概念修饰化的历史动因及其影响。 一、“科学”在毛泽东早期革命话语中的修饰意义 毛泽东在青年时期的话语文本中，并未将“科学”作为修饰语使用过，当时毛泽东只是讨论“科学”的知识特征，或者强调“科学知识”本身的进步意义，诸如在1915年《致萧子升信》中、1917年发表于《新青年》的《体育之研究》中、1919年发表于《湘江评论》的《不信科学便死》中、1919年起草的《问题研究会章程》中提及的“科学”皆属于此范畴①。毛泽东1919年发表于《湘江评论》的《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中，有这样一句话：“于学卫〈术〉上有废除科举，兴办学校，采取科学的行动”②。此处“采取科学的行动”是指设置“科学课程”的行动，与其下文“学生为科学吸去”中的“科学”是同义。从毛泽东1919年发表于《湘江评论》的《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中可以看出，毛泽东认同陈独秀倡导的“科学”与“民主”，但他在此没有就“科学”超出知识功能的社会价值展开讨论③。 根据现今可查史料，作为修饰语的“科学”最早见诸于毛泽东1929年6月14日《给林彪的信》。毛泽东在信中针对当时红四军内“两个思想系统的斗争”列出了14种表象，第十种为“科学化、规律化问题”④，此处的“科学”显然不指代“规律”，否则就是“同义语反复”，在后续信文中毛泽东解释道：“共产主义的思想和行动总要稍微科学一点才好，而一部分同志则恰恰与科学正相反对，一篇演说，一个行动已可以找出很多的矛盾出来。说话完全不顾及这话将要发生的影响，不管对不对，乱说一顿便了。‘你乱说就是，横直他们只晓得那多’，这是何种非科学的态度！”⑤可见，毛泽东表述的“非科学”现象是指部分同志说话缺乏条理性，那么，前述“科学化”应指“条理化”。1929年12月毛泽东为继续肃清旧式军队影响所写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第一部分即《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他提出纠正“主观主义”的方法主要是“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为达到这个目的”，毛泽东接下来提出三点建议，第一点是“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第二点是“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使同志们知道”调查实际情况的重要性；第三点强调“说话要有证据”⑥。“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应“政治化”；调查研究实际情况，“说话要有证据”则对应“科学化”。此处的“科学化”在毛泽东的语境中应指言行要“依据事实”。1930年1月5日毛泽东为纠正林彪对待革命前景的悲观态度给他写了一封信，这就是著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此文中，毛泽东指出“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呈现出的敌强我弱态势是“现象”而非“实质”，小小的革命力量“在中国的环境里……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我们看事物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⑦。此处的“科学”可归结为“透过现象认识本质”，这其实是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方式，在毛泽东看来，马列主义就是一种“革命的科学”，学习这种“革命的科学”不仅要了解经典作家们“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⑧。所以，毛泽东1938年5月在《论持久战》中将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论的“主观的”、“片面的”⑨看问题的方法都归结为“非科学的”⑩。可见，“科学的”在毛泽东早期革命年代的话语中有时同义于“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后续的革命话语中也不断强调马列主义的“科学性”，如1942年2月1日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我们学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是因为它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11)；又如1943年《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我党一切领导同志必须随时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12)；再如1947年12月25日《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13)，以及“只要我们能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14)；还如1949年9月16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中：“……中国人民学会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文化，即科学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15)等等。 毛泽东不仅始终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他也在践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实证方法，1930年5月的《寻乌调查》、1933年11月的《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都是毛泽东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进行实证研究的代表作。毛泽东的这些工作积累为其日后《实践论》(1937年7月)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实践论》中毛泽东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的特征是“科学的社会实践”，与其相对立的特征是“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16)，那么，此处的“科学”应指“主观与客观相统一”、“认识与实践相统一”。但这种释义并不适用于此篇文稿中的其它两处“科学”修饰语。其一，“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科学和艺术的活动”(17)，此句中的“科学”显然是指创造科学知识。其二，“由于实践，由于长期斗争的经验，经过马克思、恩格斯用科学的方法把种种经验总结起来，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18)，(自然)科学理论形成的一般方法流程是，选题→获取科学事实→进行思维加工→验证→建立理论体系，将此流程对照前句描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产生过程，可发现“科学的方法”应指“进行思维加工”的环节。 二、延安时期“科学”在毛泽东革命话语中的修饰意义 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开始将作为修饰语的“科学”与中国传统话语风格接轨，他说：“科学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接着毛泽东强调“惟有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能够引导我们民族到解放之路。”然后引申出：“真理只有一个，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19)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详细解释了“实事求是”：“‘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20)“实事求是”至今仍是中国共产党的核心指导思想，它言简意赅地表述了严格按照客观事实思考和行事之义。毛泽东对“实事求是”的新释义既符合科学知识的形成原则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论。所以，毛泽东随后于1942年在《整顿党的作风》中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是老实人，科学家是老实人。什么人是不老实的人？……一切狡猾的人，不照科学态度办事的人……都是没有好结果的。”(21)毛泽东1941年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已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主观主义态度”是“反科学”“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与其相对的是“科学态度”、“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态度”(22)。在毛泽东的语境中，三种“态度”意义相通但层次不同，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通过“实事求是”引出关于中国革命的“科学的结论”(23)。在这里，“科学的结论”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革命理论成果。 在《新民主主义论》的第三节中，毛泽东评价马克思关于“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之论断“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第一次正确地解决意识和存在关系问题的科学的规定”(24)。对应同稿前文毛泽东关于“科学的态度”之定义，将此处的“科学”理解为“实事求是”是最贴切的。毛泽东随后于1942年在《整顿党的作风》中的论述也支持了此义。他在该文中批判中国缺乏“科学形态的”、“真正科学的”理论时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根据实际创造出来的理论，从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中抽出来的总结论。”(25)“实”是“实事求是”的起点，因此，毛泽东注重从“求实”的角度阐释“实事求是”。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中讲解“实事求是问题”时强调：“我们要以科学的精神、革命的现实主义，切切实实、一点一滴、一个一个地夺取敌人的阵地，这样才是比较巩固的”，此句承接前句“斯大林告诉我们，要学习美国人的实际精神，还有俄国人的革命气概，把两者结合起来”(26)，可见，此处的“科学”主要指“讲求实际”。所以，“科学”作为修饰语之于毛泽东的不同语境既可注解“实事求是”又可对应于“实事求是”。1948年6月3日针对“各地领导机关(包括中央局、区党委两级)对于报纸、通讯社等极端重要的宣传机关放弃领导责任……听任许多错误观点广泛流行”的情况，毛泽东指出“必须以严肃的科学的态度对待宣传工作”(27)。此处“科学的态度”即是与“听任许多错误观点广泛流行”相对立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在《新民主主义论》的第十五节中，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这种“科学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与实践一致的。”(28)后面4个连续的定语都包含在“科学”的修饰意义之内。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和中国还有进步性的资产阶级的唯物论者和自然科学家”建立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统一战线(29)。毛泽东所说的“中国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应指“马克思主义思想”。因为，后来即1945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中曾有这样的阐述：“资产阶级在自然科学方面有很多好的预见，但在社会科学方面还是盲目的。只有产生了马克思主义，才对社会发展有了预见”(30)。而且，毛泽东于1949年6月30日《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谈及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时，专门指出这种文化包括“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可见，毛泽东并不承认这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社会学说”是“社会科学”。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认为，“中国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代表着当时“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的文化诉求，所以，毛泽东将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归结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31)。新民主主义是一种解放社会的主张，中华民族要挣脱外来压迫获得解放，“工农劳苦民众”要挣脱阶级压迫获得解放，“科学”则“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此语出自1940年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在该文中毛泽东指出：“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32)，毛泽东将“科学”的价值引申为“自由”，“自由”的使动化替代就是“解放”。那么，“科学”在“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语境中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就有了共通的价值内涵。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中多次强调“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并藉此反对“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文化、“国民党的党化教育”，主张“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这些主张其实与“科学社会学之父”默顿所揭示的科学精神特质之“公有性”、“无私利性”(33)都有契合之处。 默顿揭示的科学精神共有4种特质，另外两种是“普遍性(主义)”和“有条理(组织)的怀疑性(精神)”(34)，这两种特质在本文前面讨论的毛泽东的“科学”内涵中也有体现。但默顿所说的“科学”是指“自然科学”，而毛泽东政治话语中的“科学”不仅指“自然科学”，还几乎泛化到了“上层建筑”的所有领域。自然科学成果呈现为“价值无涉”的客观逻辑，这种客观性使自然科学成果独立于其创造者(科学家)的阶级、信仰、品质、种族、国籍，等等，由此奠定了科学家们的“普遍主义”精神特质(35)。自然科学范式是人文领域所有“冠名科学”的基本参照，尽管人文学科在“科学化”的进程中努力遵从客观性原则，但其研究对象和终极归宿又或多或少地带有某种价值立场，这种状况在毛泽东的政治文本中也有所反映。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也应该容许各种各色艺术品的自由竞争；但要按照艺术科学的标准给以正确的批判”，进而使艺术水平向“高级”方向提升；使艺术“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36)。此处的“科学”有“规律”之义。接下来，毛泽东又强调艺术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宇宙观也并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法”，但毛泽东所言“艺术科学的标准”绝对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具有“普遍性”，按照毛泽东的艺术观，“我们的要求则是……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37)。然而，政治主张借助“科学”的名义加以申明的过程，容易带来“科学”的意义僭越，1942年2月8日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赞同“五四”科学、民主精神的马克思主义改造，反对“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和“向‘左’的发展”，针对“党八股”的“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毛泽东强调：“科学的东西，不管什么时候都是不怕人家批评的，因为科学是真理，决不怕人家驳。”(38)“科学是真理”的命题是难以完全对应(自然)科学发展史的，任何科学定理的成立都有边界条件，比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证明牛顿定律只适用于物体运动远低于光速的范围内；量子力学证明牛顿经典力学方法不适用于微观粒子运动状态的描述。科学家们崇尚“有条理的怀疑精神”，这是科学发展的重要文化动力。如果按照毛泽东的“社会科学”观，将此处的“科学”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这种符合当时中国革命境遇的“科学”确实是“真理”，但人们日常观念中的“科学”毕竟还是“自然科学”，“科学是真理”的命题社会化容易造成空洞而盲目的科学崇拜。 三、建国后“科学”在毛泽东执政话语中的修饰意义 纵观新中国建立之前“科学”在毛泽东革命话语中的修饰意义，它指代科学知识创造或具体科学方法的情况并不多，而它所指代的“条理化”、“依据事实”、“主观与客观相统一”、“认识与实践相统一”、“实事求是”、“反对迷信”、“规律”也基本都符合(自然)科学的“逻辑实证”特征。毛泽东革命话语中的“科学”修饰语又有价值引申意义，诸如“自由”，这与(自然)科学精神也有契合之处。毛泽东革命话语中的“科学”修饰语也时常与“马克思主义”同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在的方法体系确实与(自然)科学方法论有共通之处，从毛泽东的系列文本中可以看出，他有意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出现才使社会研究科学化。在“科学”意识已广受推崇的情况下，毛泽东作为一位努力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改造中国社会的革命家，采取这种话语方式也是可以理解的，但相对于民众直观印象中的“科学”即“自然科学”，同义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还是陌生的。 新中国建立之后，“科学”在毛泽东执政话语中的修饰意义基本沿承了其在革命话语中的意义。1952年7月10日毛泽东《对军事学院第一期毕业学员的训词》中指出：“为了组织这种复杂的、高度机械化的、近代的战役和战斗，没有健全的、具有头脑作用的、富于科学的组织和分工的司令机关不行”(39)。此句中的“科学”是军事意义上的“科学”，其目标是发掘新式“战役和战斗”的规律，所以，此处“科学的”应指代“符合战争规律的”。1955年3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的《开幕词》中所使用的“科学”修饰语也指“规律”，只是这里的“规律”属于更广阔的范畴。他在《开幕词》的结尾说：“这种乐观主义是有科学根据的。只要我们更多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一句话，更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少犯主观主义错误，我们的革命工作和建设，是一定能够达到目的的。”(40)显然，“科学根据”中的“科学”是指符合“客观世界的规律”。“科学”在毛泽东的执政话语中还指代独立于政治立场、意识形态的“规律”。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们应“坚决抵制和批判”“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但我们可以“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这些“方面”表现为“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41)。这些“方面”有利于任何性质的企业，它们是把握客观经济规律的结果，所以，此处“合乎科学的”应指“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 注重“客观规律”，必然“反对迷信”。1954年6月14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发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以下简称《草案》)的讲话中指出，“宪法草案中删掉个别条文”不是“由于某些人特别谦虚”，“而是因为那样写不合适、不合理、不科学”，“科学没有什么谦虚不谦虚的问题”，“搞宪法是搞科学”，“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42)。可见，“不科学”即“迷信”。毛泽东接着强调，“破除迷信”，相信“正确的”，“批评”错误的，“才是科学的态度”(43)。毛泽东早前将“科学的态度”定义为“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正是指一种“反对迷信”的行为倾向，符合此处语境。1958年5月20日毛泽东针对“有些干部”的“官僚主义”“习气”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发表《干部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的讲话，他指出，“如果你的官很大，可是真理不在你手里，也不能服从你”，干部应“以科学的态度，以谦虚的态度，是正确的谦虚态度而不是虚伪的谦虚态度待人，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44)。此处“科学的态度”指“实事求是”把握“真理”的态度，“科学”在这里与“正确的谦虚”并联，强调真理与价值的统一，《草案》中所说“科学没有什么谦虚不谦虚的问题”强调的是事实判断先于价值判断，两种“强调”并不矛盾。1963年12月16日毛泽东在听取聂荣臻汇报十年科学技术规划时指出，“要有革命精神和严格的科学态度”(45)，此处“革命精神”与“科学态度”并联，则强调的是政治热情与“实事求是”的统一，因为此前即1963年5月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时，曾于第十个问题处写道：“……的同志，并不懂得或者不甚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革命的认识论，他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还是资产阶级的，或者还有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46)，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兼具科学性和阶级革命性，所以，与“科学”并联的“革命”多表达政治立场。从此处也可以看出，毛泽东秉承着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式是一种科学蓝本的观念。 毛泽东也秉承着“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真理”的观念，这种真理“是不怕批评的”，此语出自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下简称《问题》)(47)。这个判断句不能抽离语境，毛泽东此话旨在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得起考验，各种文化形态的繁荣“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48)。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思想界的“领导化”，伴随着毛泽东“社会科学”观的转变，毛泽东开始承认“资本主义国家”“企业管理方法中”有“合乎科学的方面”，也主张学习外国“社会科学的一般道理”(49)，但正如《问题》中所说，要“科学的分析”“什么是真的毒草，什么是真的香花”(50)。“科学的分析”指非“教条主义”的“谨慎”“辨别”(51)，其实就是经过实际调查的分析。这种分析既要参照具体学科标准，也要参照宏观的“六条政治标准”，其中第五条是“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52)。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及其学术方法指导“社会科学”是中共巩固其思想文化领导的必然选择。1963年毛泽东在与聂荣臻商谈十年科学技术规划时强调，“社会科学也要有一个十年规划”，但“社会科学的研究不能完全采用实验的方法”，“例如研究政治经济学不能用实验方法，要用抽象法，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说的”(53)。此前(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组织读书小组期间)，毛泽东曾批评苏联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有许多观点是离开马克思主义的”，与“唯物史观”脱节，“很少涉及上层建筑，即：阶级的国家、阶级的哲学、阶级的科学”(54)。但是，“阶级的科学”如果包括“自然科学”，则似乎有悖于马克思经典文本中的论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写道：“在固定资本中，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表现为资本固有的属性；它既包括科学的力量，又包括生产过程中社会力量的结合，最后还包括从直接劳动转移到机器即死的生产力上的技巧”(55)。而且，毛泽东本人也指出：“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56)。“科学”到底属于“上层建筑”还是属于“生产力”呢？其实，(自然)科学的功能是多维的，它在文化上可以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世界观；它应用于生产则会提高工作效率。前者属于思想上层建筑，后者属于生产力范畴。但阶级意识、科学的文化功能、科学的生产力功能之间并不存在线性的联动共进关系。1960年3月毛泽东指示要把“技术革命群众运动”“引导到正确的、科学的、全民的轨道上去”(57)，这种运动的目的是促进生产，此处“科学的”应指“符合(自然)科学本身属性的”，然而，史实已证明群众运动式的革命热情往往与科学理性背道而驰，“全民”参与“技术革命”的热潮最终演化成了阶级情感的宣泄。实质性技术创新的集体涌现需要科学知识的真正普及。 四、“科学”进入毛泽东政治话语的历史背景及其社会影响 “科学”作为修饰语进入中国现代(58)政治话语的渊源可追溯到新文化运动，“科学”与“民主”是新文化运动的主题，两者并提使“科学”具有了提携“民主”的政治意义。尽管“五四”运动时期出现了保守主义(59)、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三足鼎立的思想格局，但对“科学”持批判态度的保守主义者们试图重树的古典伦理无法匹配现代社会秩序要求的合法性价值，所以，在“五四”以后的“科学”与“玄学(理学)”之争中，张扬“科学”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占据了上风，“科学”的声誉获得进一步提升。当时，已转向共产主义的陈独秀以唯物史观为“科学”辩护，这与毛泽东的立场一致。毛泽东在其1937年撰写的经典作品《矛盾论》中将中国传统“玄学”等同于“形而上学”(60)，为反对形而上学“孤立、静止、片面”的宇宙本体论，并澄清世界在普遍的矛盾中不断变化，毛泽东引用恩格斯和列宁在自然科学中发现的辩证法进行佐证(61)。 毛泽东的论证方式也是一种马列主义科学观的中国化形态。这种中国化形态发端于陈独秀的信仰转向。作为《新青年》的创办者和主要撰稿人之一，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当之无愧的旗手，1919年初陈独秀还认为中国当时所面临的所有社会问题都可以通过“科学”与“民主”解决，但同年4月底出炉的《凡尔赛和约》给予中国这个战胜国的耻辱，极大刺激了包括陈独秀在内的一批知识分子，他们认识到世界大战的结局并非“公理战胜强权”。随着对西方摹本的幻灭，“五四”之后，几乎所有与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相对立的思想在中国都获得了同情，其中脱胎于俄罗斯民粹主义思潮的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互助主义、工读互助主义最具影响力。然而，依托俄罗斯古典村社体制的民粹主义虽具有反西方主流政治模式的“社会主义”外形，却不像马列主义那样具有改造社会的现实可行性，因此，在中国知识分子出现理想真空时俄国民粹主义满足了他们一时的乌托邦情绪之后即被疏离，许多激进的中国知识分子进而转向了苏式马列主义，加之苏俄政府在巴黎和会后不久即宣布废除前沙俄政府与中国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知识分子愈益移情苏俄。毛泽东认为，“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62)。 1919年夏天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凸显了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分途，此后，陈独秀逐渐转向马克思主义，并开始筹建共产党组织。改宗共产主义之后的陈独秀并未改变其拥戴“科学”的基本立场，这一点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致，因为，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现代化主张，科学则是现代化的文化动力。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科学是无可替代的主流文化形态，马克思、恩格斯这些经典作家曾努力将自然科学成果有机地融入其理论体系，恩格斯创作的《自然辩证法》就是通过全面反思自然科学来明证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的标志性成果。马克思和恩格斯用“科学”定义他们的事业追求、学术活动、研究成果，他们的核心思想成果被命名为“科学社会主义”。在恩格斯看来，马克思不但是一位思想家、革命家，也是一位发现“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关注并参与自然科学研究的“科学家”(63)。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语境中，“科学”并未超出“解释世界客观逻辑”的范畴，这种逻辑需要实证，即“逻辑实证”。1937年的毛泽东认为“对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64)，这种“科学”的形成“主要是他们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65)。毛泽东当时的论述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实证”性，这符合前述经典作家的语用范畴。但在陈独秀式的马克思主义中，“科学”却是所有正面价值的化身，陈独秀的政治实践路线虽然在1927年以后被新的党中央全面纠拨，然而，他作为中共创始人，其并不具有路线特征的科学观却会以语用惯习的潜在形式附丽于中共话语体系，这对毛泽东不无影响，正如毛泽东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中所言：“他(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我们那个时候学习作白话文，听他说什么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又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66)可见，陈独秀作为中国新式文本体例的重要开创者之一，必然影响毛泽东的话语表达转型。 陈独秀从“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范式转变过程中，其崇拜“科学”的热情始终如一，但这种带有强烈政治使命的崇拜，导致“科学”的价值功能和意识形态功能遮盖了“科学”的知识功能。陈独秀的科学观代表了当时中国思想界的主流科学观，这种科学观社会化的后果是科学知识的普及远落后于“科学”在民众思想中的价值赋义和意识形态化。除了保守主义思想阵营与“科学”保持距离外，中国当时所有的思想派别都拥戴“科学”，但是，“科学”严肃的知识本体特征模糊化之后，它就很容易沦为任一思想派别修饰自身主张合理性、合法性、正义性的概念标签，这就很容易造成“科学”名义下的非科学性活动。俄式民粹主义虽缺乏实践性魅力，但它调动起来的民粹主义情绪，混杂着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和依托小农经济的“平均主义”情结，也渗入了“五四”前后的“科学”崇拜浪潮中。“科学”在“五四”前后被以价值功能优先、意识形态功能优先的形式推广，本身就会激发民粹主义科学观。掌握科学知识的水平会因个体的智力差异和努力程度呈现出高低不同，但“科学”崇拜的情绪却很容易在群体中均势化蔓延，这就为“科学崇拜”与“人民崇拜”的联袂铺垫了文化基础。尽管毛泽东早年坚决反对红军中出现的“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67)等民粹主义现象，但在他主政共和国时期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还是出现了强调科研主体均等化的群众性社会运动，在“科学工农化”、“工农科学化”的假象中，知识分子被视为改造对象(68)，这是民粹主义科学观嫁接政治现实的历史形变。当民粹主义科学运动颠覆正常的科学建制、科学家共同体时，科学精神也随之无所附依，“科学”也就成为一个空心化的价值定义。“科学”从无所不包的正面价值赋义到价值空心化，这是中国政治化科学观历史演化的一体两面，无论哪一面都会带来“科学”在价值语用上过多的理解想象。虽然这种“想象”并不会导致毛泽东的政治话语被误解，但会滞缓受众的心理回应，进而影响政治导向的明确。所以，在当今中共的政治话语发展史中，“科学”被泛化的修饰意义应向“科学”的本体意义回归。 注释：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2、63、353、366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第334页。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82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5页。 ⑤《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70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2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9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 ⑨不同历史阶段的自然科学成果都具有一定的“片面性”，比如，恩格斯就曾经在《自然辩证法》的《导言》中批判过依托牛顿经典力学的机械自然观。从自然科学史的角度看，新科学革命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纠拨前有科学成果的片面性。毛泽东在1937年撰写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中曾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批判过“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的“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及“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认识论。 ⑩《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1页。 (1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0页。 (12)《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02页。 (13)《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5页。 (14)《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60页。 (15)《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515页。 (16)《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5页。 (17)《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3页。 (18)《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8页。 (19)《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2～663页。 (20)《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1页。 (21)《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2页。 (22)《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0～801页。 (23)《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1页。 (24)《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4页。 (25)《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4页。 (26)《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19页。 (27)参见毛泽东为转发中共中央华东局1948年5月31日关于一年来办报情况给中宣部的报告写的批语《必须以严肃科学态度对待宣传工作》，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页。 (28)《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7页。 (29)《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7页。 (30)《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94页。 (31)《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8页。 (32)《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9页。 (33)［美］R.K.默顿：《科学社会学：理论与经验研究(上册)》，鲁旭东、林聚任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69～375页。 (34)［美］R.K.默顿：《科学社会学：理论与经验研究(上册)》，第365～369、375～376页。 (35)［美］R.K.默顿：《科学社会学：理论与经验研究(上册)》，第366页。 (36)《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9页。 (37)《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9～870页。 (38)《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34～835页。 (39)《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4页。 (40)《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93页。 (41)《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页。 (42)《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30页。 (43)《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30页。 (44)《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78～379页。 (45)《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1页。 (46)《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23页。 (47)《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31页。 (48)《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32页。 (49)《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78页。 (50)《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33页。 (51)《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33页。 (52)《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34页。 (53)《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51～352页。 (54)《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38页。 (5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92页。 (56)《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51页。 (57)《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52～154页。 (58)此处的“现代”不是历史分期概念，而是指“现代化”过程。 (59)“保守主义”是指当时宣扬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优越性的思想主张。“五四”时期，随着中国民族主义热情的高涨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引发的西方文明危机，以孔、老、墨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被一批中国学者重新确认，这批学者通过护存中国传统文化价值来重建终极关怀，当时其代表人物有杜亚泉、梁启超、吴宓、梅光迪、柳诒徵、梁漱溟等。 (60)《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0页。 (61)《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6页。 (62)《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0页。 (6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02～1004页。 (64)《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3～284页。 (65)《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7页。 (66)《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94页。 (67)《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81～84页。 (68)段文治：《当代中国的科技文化变革》，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0页。标签：科学论文; 马克思列宁主义论文; 毛泽东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新民主主义论论文; 整顿党的作风论文; 湘江评论论文; 自然科学论文;